地理研究  2019 , 38 (6): 1283-1289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425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孙九霞12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510275
2. 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510275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based on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SUN Jiuxia1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yt Guangzhou 510275, China

收稿日期: 2019-04-23

修回日期:  2019-06-5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6-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0)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孙九霞(1969-),女,山东潍坊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社区旅游、旅游与族群关系。E-mail: sunjx@mail.sysu.edu.cn

展开

摘要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文化自信 ; 空间治理 ; 文化传承 ; 地方性知识 ; 新时代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a series of problems have emerged. Whether the goal of global integration can be achieved has faced continuous enquiring, thus the idea that "every form of beauty has its uniqueness, and all forms of beauty should be blessed with harmony and unity" has been appreciated.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build up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ploring key issues such as how to inherit the local culture of China, and how to study local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globalization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Thus, by inheriting,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culture, we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the blend of local culture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geography should place more emphasis on local community and local culture. This issue aims to discuss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space govern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historic, local, rural) on space governance, including multi-scale and multi-field topics such as religious space of local culture, urban space, rural community space, rurality, local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local elites and the practice of body. These articles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of space governance, namely, historical geography, rurality and the local practice. This issue also discusses the future of the research on spatial governance based o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studies on local culture of spatial governance should gain more importance.

Key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 spatial governance ; cultural inheritance ; local knowledge ; new era

0

PDF (524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孙九霞.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283-1289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425

SUN Jiuxia.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 based on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 1283-1289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425

1 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从地理学的新近发展来看,伴随社会文化地理、历史地理、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地理学分支学科对于文化研究和空间治理的持续研究,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实现不同尺度空间的有效治理,成为新时代地理学的重要使命。从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及其他尊重文化差异性的观点来看,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各种文化都应有其自身地位,有相对平等的对话空间,即实现“美美与共”的状态。但是,在过去的全球化实践中,出现了西方文化主导、全球化几乎等于西方化的现象,西方文化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值得效仿的对象。在西方文化扩张的过程当中,其他文化因处于劣势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不自信,这种现象本质上体现了西方文化在空间上的扩张造成了其他文化在空间上的“压缩”。在“美美与共”的状态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文化自信?我们应该从宏观到微观重新思考文化自信和空间治理的问题。宏观来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确实推动了很多地方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最开始被认为是地方文化较为落后带来的,不同地方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响应,或抵抗全球化,或调适自己适应全球化,形成全球文化本土化和外来文化的“再地化”[1],但是基本没有质疑过全球化本身,很少出现批判西方主导全球化的声音。2017年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德国难民潮等事件后,质疑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否能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声音得以放大。在此情况下,学术界开始讨论西方文化是否能带领全球实现更好的治理体系,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呼声。这为尊重多元文化,建立不一样的全球化提供了契机,学者开始把视野转向诸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由此,可以从中国的角度来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治理体系进行反思: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空间治理中,中国文化应该如何传承,如何发展?如何通过地方的空间治理完成对世界体系的融合?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信如何建立?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需要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本土性和地方性文化之上。

空间治理是人文与经济地理的重要研究主题。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也面临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公共)空间不足与冲突、乡村(文化)空间失落与衰退等多方面难题。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为系统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与方向。空间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指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国土空间的有效、公平与可持续利用以及区域间相对均衡的发展[2],这是推进和实施区域协调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因此,空间治理对于解决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至关重要。系统回顾国内现有空间治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与理念介绍[3,4];第二、国家与区域层面的空间治理,主要是从宏观与大尺度角度介绍国家的空间治理策略与区域空间规划[2,5-7];第三、将尺度下降到城市与社区(社会)层面,主要是对典型城市社会空间以及社区空间的治理进行探讨与经验总结[8,9];第四、关注乡村地区的空间治理与文化治理[10,11]。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强调不同尺度空间治理中的国家(政府)力量与权力要素,而相对忽略文化与地方性的因素和影响。在过去的增长主义期间,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的空间治理模式毫无疑问地推动了中国城乡的快速发展,而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城乡空间正从“增长”向“稳定”甚至“收缩”转变,城乡空间治理方式也在转型[12],这其中文化的作用逐渐凸显,并成为城市空间意义制造(making)与空间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和因素[13]

基于以上原因,受《地理研究》编辑部委托,就“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题进行组稿,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本专栏共包括7篇论文,涉及传统城市空间、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领域的治理问题,并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以下将对本专栏中的理论内涵及内容体系进行解读,以期加深对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的地理学认知和理解。

2 历史地理视角下的空间治理

中国在空间治理时是否能形成有自信的文化?这需要思考中国在几千年空间治理当中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地理视角下的空间治理,不仅关注横向维度上不同空间的管治,也关注纵向维度不同时间阶段的空间演化与治理,强调从历史(过去与时间)角度分析城市(文化)空间治理的特点、结构与规律。这一视角包括《北京传统城市空间治理:遗产与挑战》和《明清江南观音香汛的地域系统》两篇文章。

《北京传统城市空间治理:遗产与挑战》主要从皇权空间、礼仪空间、睦邻空间、公共空间四大类空间考察北京传统城市空间的治理特点,并分析强权、礼制、伦理在不同空间治理中的作用与表现。文章指出,由胡同与院落构成的传统睦邻空间显得平等和自治,在其中不是强权、礼制而是家族与邻里道德发挥作用,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过渡到单位大院以及当下普遍的高楼封闭社区等新型的社区空间,其空间属性也从原来的平等自治逐渐走向某种区隔与封闭,此背景下北京居住社区空间如何发展?能否在发展过程中传承或适当保留传统的睦邻空间特色将面临巨大挑战?与皇权空间、礼仪空间、睦邻空间的相对严整和有序性不同,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最为活跃的场所,显得更为混乱。在历史王朝时代,北京城的公共空间(街道胡同等)往往被认为是“外面”的“剩余”和“无主”空间,因而在环境道德、行为道德上是缺乏规则的,造成公共空间的“无序”。时至今日,在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依然普遍缺乏这种公德意识与公共意识,由此经常上演各种空间争夺与冲突事件。该文尽管是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过去”的北京城市空间治理特色,但对于当下的北京城市发展及其他城市的空间治理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从地理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会发现在不同区域中形成了多样的地域文化系统,如政治文化地域系统、社会组织文化地域系统等。《明清江南观音香汛的地域系统》讨论的是信仰文化的地域系统。以往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单个进香地点,缺乏从地域系统视角探讨多个进香点的空间联系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该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江南观音香汛的时间特征、天竺进香的空间范围、普陀进香的空间特征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不同尺度的香汛空间形成了立体的空间层级结构,其中普陀、天竺是层级最高的朝香圣地;其次是一些区域性影响的名山,再而就是各地小范围的观音道场。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单个神圣信仰空间的分析认知,为从宏观与整体上把握文化信仰空间的治理提供思路。同时,该文还指出进香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包涵着多重社会意义,如为当时的妇女们提供交往互动空间,延展其生活空间,有助于深化对民间进香活动与神圣空间的理解。从江南观音香汛的个案上升到一般的民间信仰。不难发现,尽管不同尺度的文化信仰空间都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但从不缺乏来自民间的能动性与积极性,民间文化与信仰空间具有社会性互动力量,空间治理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应得到更多关注。

3 乡村性视角下的治理实践与指标评价

乡村性是一个乡村最为本质的内涵与属性,也是一个乡村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村落的核心所在。探讨乡村社区空间的治理,离不开乡村性文化特质的界定。乡村性视角下的治理实践包括《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和《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楠溪江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两篇论文,二者皆以传统村落作为案例,探讨其中的乡村性评价与社区治理实践。

以苏州传统村落为案例的论文尝试从社区外部、相对客观的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旅游发展型、传统技艺型、综合开发型与生活服务型四类传统村落的乡村性进行量化评价与特征总结。乡村性指标体系的构建相比以往由土地、人口、产业三要素构成要更加完善,囊括土地利用、人口聚落、经济职业、城乡联系、物质环境、社会活动参与六大指标体系,有利于从整体上更全面认识乡村性的内涵。但“后乡村”语境下,乡村性并非固定、结构化的,而是呈现混杂性(hybridity),牵涉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流动关系,并嵌入于文化实践中[14],因此,后续对乡村性的探讨应注重背后的网络关系与文化、话语实践及其流变。文章同时指出,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存在差异(其中传统技艺型村落乡村性高、均衡性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均衡性弱,产生乡村性极化效应,综合开发型村落乡村性得以维持,而生活服务型村落乡村性在城乡频繁互动中面临衰退),这可为不同类型乡村的空间治理提供参考。另外,正如该文也提到,文化转向背景下的乡村性研究,不能仅仅注重其中的“实体”与经济社会维度,还应进一步凸显乡村性中的文化特色与地方性内涵,这对于乡村地区的空间治理与文化传承的探讨将会更有价值。

以楠溪江芙蓉村为案例的论文则从外部政策衔接社区内部视角切入,在尊重乡村的乡村性和地方特性基础上,剖析乡村空间治理中的正当性建构。该文可视作对前文乡村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并指出乡村空间治理的关键与难点在于构建各利益方达成协商共识的正当性。为此,文章首先分析了社区在空间治理中的系列实践,然后从“政策意义”和“政策措施”两个维度探讨了芙蓉村空间治理中的正当性建构,认为宏观的空间治理与具体的乡村地方实践不匹配可能引发行政和政策的正当性危机,而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构中各种政策措施(对抗性、调和性和共赢性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都有失效的风险。这些探讨不仅为村落保护背景下的空间治理提供来自乡村和地方的经验,也进一步丰富了空间治理中的正当性研究,并为自上而下的空间治理与自下而上的乡村性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对话协商提供了可能与思路,推进了乡村空间正义的研究。

4 地方性视角下的空间治理与文化实践

城市的空间治理需要考虑历史性(文化)因素的保留与传承,乡村的空间治理离不开乡村性因素的结合与反馈。因此,具体的空间治理与文化传承实践应该结合地方性与地方经验,离开地方性的空间治理是空洞、抽象和难以落地实施的。本栏中另外3篇论文《地方性知识与空间治理:以苏州东山内圩治理为例》《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非表征理论与南京马拉松》主要围绕地方实践中的空间治理与文化传承展开,以期系统总结空间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地方经验和知识。

空间治理需要来自顶层的普适性科学知识的指导,但同样也需要结合地方性知识,以使空间治理能够具有地方嵌入性。《地方性知识与空间治理:以苏州东山内圩治理为例》一文致力于讨论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是怎样相互作用、怎样相互融合的,并如何在融合中实现空间治理。文章认为局外人与局内人这两者若能找到经验在语义上的“链接码”,才能充分理解地方性知识,这也是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话与连接点。文章通过分析对比苏州东山内圩治理中水产养殖专家(局外人)与养殖户(局内人)对养殖池塘“合理空间指标”的理解,找到了两种知识在太湖空间治理中的对接(“长度”的链接码),并认为地方性知识不仅是当地人创造的,也是在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互动中不断更新建构的。长期以来,无论是城市治理还是乡村治理,都更多是(专家)科学知识指引下的空间规划与治理实践,缺乏来自民众的有效参与和地方性知识的协商(或有社会各方参与,但由于知识、经验等方面原因,双方缺乏有效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和途径)。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连接沟通以及地方性知识如何结合应用到空间治理的实践中提供了案例支持与借鉴。事实上,地方性知识不仅可以应用到空间治理与规划中,也被证实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承并有利于缓解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15]。因此,无论是空间治理抑或是文化传承与保护都应该更加重视其中地方性因素与力量。

如果说前文更强调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经验,那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一文则更注重文化传承中的地方实践与主体性建构。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一方面受到上层的全球化与国家文化治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更需要来自个体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实践。该文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文章指出,个体获得合法化的“文化身份”是维持其主体性的重要方面,并表现出多样化的行为路径(融入政府、日常坚守和市场拓展等)。文章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日常生活和主体性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主体性地位的获得的确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对地方文化传承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其可强化主体的文化认同。然而,除了来自地方精英主体性的内部视角解读外,以往也有相关研究对地方文化传承的外部因素(文化商品化等)和影响进行分析,如旅游商品化可为地方文化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存续的动力[16],增强社区的文化认同感、催生当地人对文化保护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地方文化传承[17]。因而,综合内部的主体性视角和外部的商品化等视角,能够更加全面和立体地认识地方文化传承与实践活动,并为文化的空间治理与空间的文化治理提供更多地方(性)经验与指引。地方性知识在空间治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个体的自我是如何认知地方的?某种意义上,身体及其实践是个体(自我)与地方之间的中间联结媒介,也是自我与地方认知形成的重要途径。《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非表征理论与南京马拉松》一文透过城市马拉松这一身体实践运动,从非表征理论出发分析身体实践如何与个体生命经历共同作用于地方认知。文章指出,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是通过身体与所在时空相互作用而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意义生产,实践过程中的地方发现与认知也是对自我认知的过程,二者相互构成并相互影响,同时,情感作为地方认知中的重要因素,是推进地方认知过程的内在动力。该文深化了对个体与地方、身体与空间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为微观的具身实践与宏观的地方认知的嫁接提供分析框架与思路。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身体与具身化研究热潮,并出现了所谓的“身体转向”,但相关研究依然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或局限于身体本身,而该文从非表征理论和具身性的微观层面,跳出身体实践本身,回应了更为一般化的地方认知与地方理解,有助于为文化传承和空间治理提供新的理解角度。

5 结语与展望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空间治理看作是国家与城市的专属,是一种行政手段,而把文化传承看作是民间与乡村的义务,是一种文化目标,二者似乎相互分离,在现实中并行发展。从治理的主体来说,空间治理更多是上层政府主导的行为,缺乏代表不同文化的主体的有效参与;从治理途径来说,空间治理更多依靠空间规划、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进行,缺少文化的软治理方式;从治理的目标来看,空间治理更多是为了区域协调与城乡平衡,缺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愿景。在此背景下,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置于同一个框架体系内进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并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本次专栏讨论,分别从历史地理视角、乡村性视角以及地方实践视角对不同领域的空间治理与文化传承进行了广泛探讨,虽然目前讨论主题略显分散,但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存有共识,如城市(乡村)空间治理中应该充分考虑历史性、乡村性以及地方性的因素,空间治理与文化传承应尝试协同耦合和相互促进等。关于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性知识的研究,现有研究尺度已经开始慢慢下移。治理被分为文化治理、空间治理,文化治理中有地理问题,空间治理中有文化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关注文化研究的人文地理学者逐步将研究视域拓展至“日常生活世界”,开辟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18]。因此,社会文化地理近年来关注人的日常实践活动对于地方文化的塑造有积极意义[19]。本次专栏尝试就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进行一次集中探讨,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并需要进一步研究,希望有更多读者和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共同为我们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实践出谋划策,推动从“文化传承”中树立“文化自信”,从“空间治理”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王宁.

全球化、全球本土化以及中国的文化学术策略

. 江海学刊, 2017, (3): 182-193.

[本文引用: 1]     

[Wang Ning.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cultural academic strategies

.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17, (3): 182-193.]

[本文引用: 1]     

[2] 刘卫东.

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

.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09-1116.

[本文引用: 2]     

[Liu Weidong.

Economic geography for spatial governance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109-1116.]

[本文引用: 2]     

[3] 黄军林, 陈锦富.

空间治理之“道”: 源自老子哲学的启示

. 城市规划, 2017, 41(4): 22-26, 48.

[本文引用: 1]     

[Huang Junlin, Chen Jinfu.

The 'Tao' of spatial governance: Enlightenment of urban planning by Lao Zi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 41(4): 22-26, 48.]

[本文引用: 1]     

[4] 陈月.

博弈的设计: 面向土地发展权共享的空间治理

. 城市规划, 2015, 39(11): 78-84, 91.

URL      [本文引用: 1]     

[Chen Yue.

Designing the Game: A new pattern of spatial governance toward the sharing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11): 78-84, 91.]

URL      [本文引用: 1]     

[5] 张兵, 林永新, 刘宛, .

“城市开发边界”政策与国家的空间治理

. 城市规划学刊, 2014, (3): 20-27.

URL      [本文引用: 1]     

[Zhang Bing, Lin Yongxin, Liu Wan, et al.

Debate on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China

.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 (3): 20-27.]

URL      [本文引用: 1]     

[6] 张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

. 城市规划学刊, 2016, (4): 15-21.

URL     

[Zhang B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 strategic trade-off in state spatial governance

.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 (4): 15-21.]

URL     

[7] 樊杰.

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十九大”后的新态势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4): 396-404.

[本文引用: 1]     

[Fan Jie.

Perspective of China's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after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32(4): 396-404.]

[本文引用: 1]     

[8] 黄晓军, 李诚固, 黄馨.

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治理

.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1): 67-73.

URL      [本文引用: 1]     

[Huang Xiaojun, Li Chenggu, Huang Xin.

Governance of metropolis social space of China in transitional period

.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8(1): 67-73.]

URL      [本文引用: 1]     

[9] 杨辰.

政策、社会、空间: 法国大型居住社区的建设与治理(1850—2010年)

.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4): 111-117.

URL      [本文引用: 1]     

[Yang Chen.

Policy, society, spac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French large-scale community: 1850-2010

.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7, 32(4): 111-117.]

URL      [本文引用: 1]     

[10] 程朋飞, 刘云刚.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 基于领域性视角

. 人文地理, 2017, 32(1): 29-36.

URL      [本文引用: 1]     

[Cheng Pengfei, Liu Yungang.

The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Human Geography, 2017, 32(1): 29-36.]

URL      [本文引用: 1]     

[11] 李志农, 乔文红.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 学术探索, 2011, (4): 61-65.

URL      [本文引用: 1]     

[Li Zhinong, Qiao Wenhong.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1, (4): 61-65.]

URL      [本文引用: 1]     

[12] 陈易.

后增长主义时期社区社企合作空间治理模式的思考

. 规划师, 2018, 34(6): 12-18.

[本文引用: 1]     

[Chen Yi.

Community public private cooperation in post growth supremacism

. Planners, 2018, 34(6): 12-18.]

[本文引用: 1]     

[13] 李丹舟.

“文化转向”: 都市空间治理的斡旋逻辑与民间路径: 基于台北市宝藏岩历史聚落的对岸视角

. 上海城市管理, 2015, (3): 67-72.

URL      [本文引用: 1]     

[Li Danzhou.

Cultural turn: Mediatory logic and the folk way of city spa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settlement in Treasure Rock

, Taipei.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5, (3): 67-72.]

URL      [本文引用: 1]     

[14] 吕祖宜, 林耿.

混杂性:关于乡村性的再认识

.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73-1885.

URL      [本文引用: 1]     

[Lv Zuyi, Lin Geng.

Hybridity: Rethinking rurality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1873-1885.]

URL      [本文引用: 1]     

[15] 孙九霞, 刘相军.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传承与自然环境保护研究: 以雨崩藏族旅游村寨为例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4(6): 71-77.

URL      [本文引用: 1]     

[Sun Jiuxia, Liu Xiangju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Case of Yu-Beng Tibetan tourist villages.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34(6): 71-77.]

URL      [本文引用: 1]     

[16] 孙九霞, 吴美玲.

商品化视角下族群内部主体的文化认同研究: 以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纸为例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3): 67-73.

URL      [本文引用: 1]     

[Sun Jiuxia, Wu Meiling.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subjects within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ercialization: Take Dongba paper of Naxi nationality in Lijiang,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37(3): 67-73.]

URL      [本文引用: 1]     

[17] 孙九霞, 吴韬.

民族旅游地文化商品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以小黄侗族大歌为例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2): 73-82, 1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是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以贵州小黄村侗族大歌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侗歌的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发现小黄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包含了文化资源的品牌化和商品化两个阶段。商品化过程中含有异地文化商品化和本地文化商品化两种形式,二者都推进了侗族大歌的传承:本地文化商品化主要体现为表演队、侗歌表演的出现,他们从多方面推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以侗歌产品在异地的展演以及打(文艺)工等方式为主的侗歌文化的异地商品化则提升了小黄侗族大歌的知名度,增加了外界对小黄侗歌的关注,增强了村民自豪感,促进了侗歌的社区传承意愿。

[Sun Jiuxia, Wu Ta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mmercialization on culture inheritance in ethnic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aohuang Kam Grand Chorus

.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2): 73-82, 19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是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以贵州小黄村侗族大歌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侗歌的商品化对侗歌传承的影响,发现小黄侗族大歌的商品化过程包含了文化资源的品牌化和商品化两个阶段。商品化过程中含有异地文化商品化和本地文化商品化两种形式,二者都推进了侗族大歌的传承:本地文化商品化主要体现为表演队、侗歌表演的出现,他们从多方面推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以侗歌产品在异地的展演以及打(文艺)工等方式为主的侗歌文化的异地商品化则提升了小黄侗族大歌的知名度,增加了外界对小黄侗歌的关注,增强了村民自豪感,促进了侗歌的社区传承意愿。
[18] 安宁, 朱竑.

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地缘政治话语研究

. 地理科学, 2018, 38(6): 838-848.

URL      [本文引用: 1]     

[An Ning, Zhu Hong.

Examining Chinese geopolitical discourse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sthumanism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6): 838-848.]

URL      [本文引用: 1]     

[19] 薛德升, 黄耿志.

管制之外的“管制”: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和生存状态: 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 地理研究, 2008, 27(6): 1390-1397.

URL      [本文引用: 1]     

[Xue Desheng, Huang Gengzhi.

Regulation beyond formal regulation: Spatial gathering and surviving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n the urban village: Case study of Xiadu, Guangzhou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6): 1390-1397.]

URL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