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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2019 , 38 (6): 1311-132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535

专栏：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王勇1, , 周雪1, 李广斌2

1.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苏州 215011
2. 苏州科技大学地理与资源学系,苏州 215011

The rurality appraisa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Based on surveys of 12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WANG Yong1, , ZHOU Xue1, LI Guangbin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11, Jiangsu,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11, Jiangsu, China

收稿日期: 2018-05-30

修回日期:  2018-10-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6-20

版权声明:  2019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8352,5177838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勇（1974-）,女,河南驻马店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空间发展与治理研究。 E-mail: wyong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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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乡村性指数 ; 评价体系 ; 传统村落 ; 类型特征 ; 苏南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attribute, rurality is the key to the survival of the villages. However, in the face of inten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tructuring and differentiation, their rurality has been damaged, neglected or even buried in different degrees. This paper takes 12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divides them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aths, and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evaluate their own rural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have basically maintained a high level in rurality. But the compositions of rurality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Rurality of skill-based villages is enhanced and balanced, which is driven by industry. Rur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villages is polarized in one-sided activation. Self-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villages maintains balanced rurality. And life service-oriented villages face the danger of rurality decay in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overall balanced improvement of rurality and choose an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index of rurality ; evaluation system ; traditional villages ;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 souther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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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周雪, 李广斌.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11-132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535

WANG Yong, ZHOU Xue, LI Guangbin. The rurality appraisa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Based on surveys of 12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6): 1311-1321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535

1 引言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自2012年国家四部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至今,“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已收录四批共计4153个村落。作为农耕生活的源头与根据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体[2],传统村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悠悠历史。在当今快速融合的城乡关系中,传统村落发生着剧烈的重组与分化[2,3]。一方面,城市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村落的功能退化、人口流失等乡村问题导致其迅速“衰败”[4,5];另一方面,村落各类内生或外生式的开发模式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挑战着其脆弱的传统社会网络[6,7]。在面临大量内外刺激变动中,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乡村性作为理解和界定乡村的重要内涵,包含着不同社会群体赋予其的广泛意义与空间想象[8,9,10],是乡村得以存续的关键[11]。中国乡村社会深深根植于乡村性[8],传统村落作为现存保护最为完整的乡村聚落,农业、土地、村民、社会生活等要素以高度重叠的方式聚合存在[12],乡村特性的保持与延续是其发展的关键[11]。乡村性评价是乡村性研究的定量方法,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测度乡村性指数,能够评估乡村发展现状、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内在差异,科学指导乡村良性发展[8,13]。在西方,因其直观性与可操作性,乡村性评价已成为制定乡村政策、指导乡村科学发展的成熟技术手段。在国内,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视角下的乡村空间分布[14,15,16,17],也有少数以村域为案例的乡村性研究[18,19],而鲜有针对某种特定乡村类型的微观尺度研究。乡村性研究方兴未艾。

传统村落理应具有较高的乡村性,但在如火如荼的保护开发中仍面临可能的威胁与变动。本文基于对发达地区传统村落集聚区的调查,发现由于不同的发展路径,传统村落的人群、景观、功能等已出现明显分化。由表及里,在不同发展路径导致的外部物质性分化的同时,作为村落存在内核的乡村性又产生着何种变化,即不同的发展路径对传统村落乡村性产生着何种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尝试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建构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图1）,评价、分析、对比不同发展类型传统村落的乡村性特征,从而揭示不同发展路径对传统村落的影响,试图为微观视角下的乡村性研究提供一定思路,以期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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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苏州市区国家传统村落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2 研究对象及其发展类型

选取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为研究范围,正是由于其理论上具有较高的乡村性,且乡村性对其存续具有重要意义,在保护发展中可能面临威胁或改变。江苏省国家传统村落有28个（表1）,其中苏南地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占18席,苏州市域内有14个之多（吴中区12个、常熟市1个、昆山市1处）。选取吴中区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① 相对其他地域,苏南经济发达且城镇化水平高,外部环境对村落的刺激更为显著;② 苏州村落保护与发展走在前列,逐步发展分化为不同发展类型村落;③ 所选村落地理分布集中且数量较多,具有较为相似的环境与客观条件（图1）。因此,以这些村落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不仅是苏南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的科学依据与参考,也为其他地区村落保护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本文基于不同发展路径,结合本文所选传统村落不同的发展现状特征,将其分为旅游发展型、传统技艺型、综合开发型与生活服务型四类（表2）。

表1   江苏省28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Tab. 1   A list of 28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地区数量村落名称
苏州14吴中区12个（东山镇陆巷古村、三山村、杨湾村、翁巷村,金庭镇明月湾村、东蔡村、衙甪里村、东村、植里村、后埠村、堂里村,香山街道舟山村）;常熟市1个（古里镇李市村）;昆山市1个（千灯镇歇马桥村）
无锡2惠山区玉祁镇礼社村,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
常州2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杨桥村、郑陆镇焦溪村
镇江4新区姚桥镇华山村、儒里村,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柳茹村
南京2江宁区湖熟街道前杨柳村,高淳区漆桥镇漆桥村
南通2通州区二甲镇余西社区余西居、石港镇广济桥社区
淮安1洪泽县老子山镇龟山村
盐城1大丰市草堰镇草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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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苏州市区12个传统村落分类划分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12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发展类型现状特征所属村落
旅游发展型① 旅游公司进驻;② 集中收取门票;③ 各色商店林立;④ 游客较多,以参观体验为主明月湾村、三山村、
陆巷古村
传统技艺型① 手工艺制作具有历史特色;② 参与手工艺制作人数超总人口半数舟山村、植里村
综合开发型① 个别景点单独收取门票;② 游客较少;③ 大部分村域居住氛围浓杨湾村、东村、衙甪里村、
东蔡村、堂里村
生活服务型① 空间使用以居住为主;② 无开放景点;③ 无手工艺产业翁巷村、后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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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性是具有乡村特质的属性,应涵盖全面的乡村地域系统要素,而土地、人口、产业被广泛认为是构成乡村地域的三大基本要素[20]。国内对于乡村性指标的筛选也多是围绕此三要素,从人口变化、耕地占比、一产就业、粮食产量等进行指标筛选[17,18,21],较好地描绘了中国乡村本土的地域特征。此外,国家对于传统村落的遴选有具体的评价认定体系支撑,主要依据对传统建筑、选址与格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定量与定性评估（表3）,对传统村落价值的认定多聚焦于乡村社会的物质环境与文化遗产留存的情况[22,23,24],而较少关注传统村落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职业、城乡关系等方面。然而,在从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转变中,传统村落与其乡村性的构成要素更趋于流动与多样[25,26]。

表3   国家传统村落评价认定体系

Tab. 3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遴选依据定量评估定性评估
传统建筑久远度、稀缺度、规模、比例、丰富度完整性、工艺美学价值、传统营造工艺传承、
选址与格局久远度、丰富度格局完整性、科学文化价值、协调性
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稀缺度、丰富度、连续性、规模、传承人活态性、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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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乡土社会”为理论支撑,对传统村落乡村性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思考与补充尝试。在肯定村落低开发强度、农业性质、熟人网络和礼俗习惯等乡村性特征仍部分留存的基础上,突出乡村社会的群体流失、城乡关系融合、生活水平发展、空间公共性意识、文化价值转变等变化,乡村性更广泛镶嵌于混杂的过程、话语和实践之中[27]。国外乡村性研究建立在城乡一体的基础上,将住户满意度、就业结构、交通格局等多方面[8]纳入指标选取范围,并在文化转向过程中强调地区特色与地域文化的重要性[9],正是在时代不断发展中考虑了乡村性的动态变化。

基于此,本文指标选取以“后乡土社会”理论为指导,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构成乡村性的基本要素及国家传统村落评价认定体系,也融入更多当今时代对乡村性动态变化的思考：① 土地的使用情况是传统村落区别于城市的基础,必须保持较低的开发强度以保证其风貌格局的原真性;在耕地承包背景下,以每户实际耕地面积表示农业属性的实际留存情况更为准确。② 人口是传统村落的活动主体,其构成需要结合老龄化与原住民流失的现状情况,强调居住主体的特征与活力。③ 经济就业的本地化与农业性也是乡村性的重要方面,但在城市就业辐射下,农副产品生产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乡村,需要考虑城镇就业,且人均收入提升的积极意义需被重视。④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城市与乡村不应被割裂,须作为共同体考虑,传统村落闭塞不便的形象已是过去式。⑤ 作为重要且独特的乡村地域,国家认定标准强调的物质空间的保护与非遗传承是传统村落乡村性的特殊构成。⑥ 传统村落的社会活动的参与性是其作为生活聚落的重要标志,集体活动、文化遗产技艺、农耕活动均是其重要表现。因此,在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后,选取6个指标层（a土地利用、b人口聚落、c经济职业、d城乡联系、e物质环境保护、f社会生活参与）15项因子层,构成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表4）。

表4   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4   Rur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目标层指标层因子层预期计算方法及含义属性
传统村落乡村性a土地利用
（0.152）		土地开发强度a1(0.336)：建设用地面积/村落村域面积,反映村落开发程度-
户均耕地面积a2(0.664)：调查每户实际耕地面积,表示农业属性留存情况+
b人口聚落
（0.163）		人口密度b1(0.213)：户籍人口数/村域面积,显示人口密集程度+
老龄化程度b2(0.213)：65岁以上人口/常住人口,显示村落居住老龄化程度-
原住民常住率b3(0.574)：常住人口/总人口,代表村落居住吸引力+
c经济职业
（0.127）		进城就业率c1(0.261)：城镇就业人口/总人口,表明村民外出就业情况-
第一产就业率c2(0.428)：从事第一产人口/总人口,显示村落农业就业情况+
人均年收入c3(0.311)：村级总收入/总人口,代表村集体经济收入情况+
d城乡联系
（0.162）		交通用地密度d1(0.443)：道路用地面积/村落村域面积,反映乡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与镇区公共交通联系度d2(0.557)：公共交通到达镇区时间,反映城乡联系便捷程度+
e物质环境保护（0.177）传统建筑保护度e1(0.561)：保护较好传统建筑数量/传统建筑总数,代表建筑空间完整性+
景观环境保护度e2(0.439)：运用村民满意度调查反映,代表整体空间的适宜性+
f社会活动参与（0.219）公共活动参与度f1(0.378)：参与村落公共活动的人数/总人数,反映参与活动活力+
传统手工艺传承度f2(0.231)：现存手工艺传承人/手工艺种类,代表手工艺活态传承程度+
农耕活动参与度f3(0.391)：参与农耕活动人数/总人数,反映村民参与农耕活动活力+

注：① 属性中“+”表示因子与乡村性呈正向关系;“-”表示因子与乡村性呈反向关系。② 因子中,第一产业就业率c2指稳定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农耕活动参与度f3除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以外,还包括不定期参与农耕活动的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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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本数据获取

首先探访金庭镇与东山镇镇政府古村办,获得相关统计数据与规划图集与文件。获得村域总面积、建设用地面积、道路用地面积、传统建筑数量与保护情况（差、较差、一般、较好、好）数据与资料,可进行a1、d1、e1的计算。其次对研究对象村委进行走访调研。可从村委会处获取村落户籍人口数、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人均年收入、每年均举办活动种类与村落传统活动的总数、传统手艺人数,进行b1、b2、c3、f2因子计算。此外,因调研交通方式为公共交通,d2因子层由笔者自行计时估算。

剩余所需数据包括常住人口数、城镇就业人数、从事第一产人口数、景观环境保护的村民满意度、参与传统活动人数与农耕活动人数,因此以此为目标设计针对村民的调查问卷。考虑调研量与难度,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包括就业结构、常住人数、中青年参与农耕活动的人数的统计、对村落景观环境保护的满意度（李克特打分法求均值）、是否参与传统活动等方面。可求得b3、c1、c2、e2、f1、f3。调研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42份,有效率85.5%。

3.3 研究数据处理

利用层次分析法,通过一致性检验,获得各因子权重W（表4）;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间量纲的影响;运用线性加权法对上述指标进行计算,以反映各村落乡村性强弱情况。

标准化公式为[21]：

Sij=Xij-XminXmax-Xmin(正指标)Xmax-XijXmax-Xmin(逆指标)（1）

式中：Sij（i=1~12 ; j=1~15）变量表示i村落j因子的标准化值;Xij变量表示i村落j因子的实际数值;Xmax与Xmin变量分别表示为所有村落中j因子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乡村性的加权计算式为[8]：

RI=∑i=115WjSij（2）

式中：RI变量表示各村落乡村性指数（Rurality-Index）,数值越大则表明该村落乡村性越强;Wj变量表示各项乡村性指标因子的权重;Sij变量表示为式（1）所得标准化数据。

4 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结果分析

4.1 评价结果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进行测算得出了土地利用、人口聚落、经济职业、城乡联系、物质环境保护与社会活动参与6项指标的数值特征,也揭示了苏州各传统村落乡村性的整体特征（图2）。由图2可见：12个传统村落的乡村性综合指数分布于0.20~0.70之间,大部分村落乡村性高于0.40,说明苏州市域内传统村落仍保持着较高的乡村性水平;乡村性综合指数最高值0.672,最低值仅0.253,组成指标与乡村性综合指标走向有一定联系且部分指标数值起伏较大,多元指标特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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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数变化趋势

Fig. 2   Trends of rurality factor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1）土地利用指数介于0.124~0.634之间,9个村落土地利用指数低于其乡村性综合指数,说明虽然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土地利用特征则趋向城镇化,土地利用强度较高、村民实际耕种面积较少。这与村落聚居特征与农林地承包有一定联系,但也一定程度反映苏州传统村落土地开发意识普遍较高、农业性质弱化的特征。

（2）人口聚落指数范围在0.413~0.878之间,3个村落显著高于其乡村性综合指数,4个村落低于其综合指数,其余与其综合指数大致相当。反映了苏州传统村落人口聚落复杂性特征,各村落人口密度及对村民的居住吸引力受历史、区位、环境等原因影响不尽相同,但常住人口老龄化趋势普遍较明显,据统计,大部分村落65岁以上常住人口占20%左右,三山村甚至超过30%。

（3）经济职业指数居于0.077~0.740范围内,其走势与土地利用指数大致相当,但整体水平高于土地利用指数。表明在开发强度大、农业性弱的地域,其经济职业特征也趋向于城镇性,主要表现为一产就业低、城镇就业占比大;同时,半数村落村民人均年收入高于2017年苏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益,提高村民物质生活质量与环境的同时,也对乡村价值认同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村民增收对乡村性具有积极意义。

（4）城乡联系指数介于0.309~0.674之间,与各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大致相当,在三山村等偏远村落其城乡联系指数也未出现显著低值,表明苏州传统村落在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下,不仅城乡公共交通日益便捷,其村落内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也较完善,传统远离城镇交通闭塞的乡村形象已是过去式。

（5）物质环境保护指数范围为0.209~0.976,高低值差异显著,说明在苏州,各传统村落的建筑及景观环境保护程度差距较大,这也揭示了保护资金短缺及分配不均的深层次原因。在调查中乡村建筑环境的衰败仍触目惊心,建筑保护的限制要求与村民生活实际需求间的矛盾也是导致其衰颓的主要原因之一。

（6）社会活动参与指数居0.0479~0.517间,总体低于乡村性综合指数。表明诸如集体公共活动、民俗活动、传统工艺活动的参与度的降低减弱了村落的乡村性,且农耕活动参与度伴随着土地利用农业性减弱、人口就业的城镇化转向的降低也进一步减弱了乡村性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4.2 各类型村落特征对比

根据图3可知,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结果的区间分布与其不同的发展类型密切相关,总体呈现中间平稳,两端极化的梯级分化特点。其中,传统技艺型村落舟山村乡村性综合指数最高（RI≥0.60）,生活服务型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最低（0.20<RI<0.30）;传统技艺型村落中植里村与旅游发展型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均较高且大致相当（0.50<RI<0.60）;综合开发型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居中（0.40<RI<0.50）。取用极差值计算各村落六项指标的离散程度反映其均衡性（表5）,可得旅游发展型与生活服务型村落离散程度明显高于另两类村落,说明在不同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各指标间均衡性不同,旅游发展型与生活服务型村落其多元指标不均衡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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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与发展类型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ity index and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表5   不同类型村落乡村性各指标离散程度

Tab. 5   Discrete degree of indicators in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村落类型离散程度
传统技艺型0.4439
旅游发展型0.7671
综合开发型0.3579
生活服务型0.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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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传统技艺型：产业驱动下的乡村性增强 传统技艺型村落乡村性指数离散程度较低,为0.4439,除个别指数,总体水平较高且各指数组合较为均衡。其中,土地利用、社会活动参与及经济职业指数均明显高于他类村落;舟山村人口聚落指数与物质环境保护指数均明显高于植里村。表明传统技艺的侧重发展有利于乡村性的普遍增强,但在人口与物质空间保护上有一定个体差异。

将传统村落与传统技艺相结合,实际扭转了村落作为单纯载体功能存在的局限性与脆弱性,而是将产业与村落实体、文化与村落虚体想象结合,并链接社会网络的有效途径。舟山村与植里村通过核雕与碧螺春产业,保持了其“老-中-青”三代传承网络、非物质文化代代相承、一定程度提高了就地就业率与经济收入水平,是村落内生力量驱动下对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有效激活。同时,两村之间的差异可进一步归结于产业与村落的结合度的强弱。碧螺春制茶的季节性与植里村产业策略的滞后局限了其作为成熟产业的可能性,多是一种传统劳作生产的延续;而舟山村核雕产品附加值较高且规模集聚效应较强,在政府、村集体与社会团体共同推动下,整体发展程度较高,促进空间修复,对人口吸引力较强,舟山与核雕之间已然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4.2.2 旅游发展型：片面激活下的乡村性极化 由表4可知,旅游发展型村落较之其他发展类型村落,其乡村性指数离散程度最高,达到0.7671,高物质环境保护指数与低土地利用、人口聚落、经济职业指数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旅游发展路径对于乡村性有片面激活的作用,总体呈现明显的极化特征。

需求是村落物质环境保护的重要驱动,资本是推动村落空间形象修复提升的关键。游客对旅游地的空间想象与文化消费需求成为旅游发展型村落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政府、旅游公司、社会人士的大量资本注入也为其空间形象修复提升提供了优先条件。以陆巷古村为例,在“市-镇-村-民间资本”多级联合的开发模式主导下,自2006年对古建筑、环境景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复与改善。以旅游服务为主的经营性商业活动改变了村落职业性质与结构,弱化了乡村性的农业生产属性。如三山村、明月湾村内已形成“农家乐+民宿+体验”的特色旅游产业,农家乐均百余家。同时,收入分层、社会不公现象导致村落社会凝聚力降低,外来游客侵占并解构村民居住空间也使熟人社会网络被打破。在村落斥力与城镇优越生活设施的引力的合力中,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村民快速“流出”,弱化了村落作为村民生活聚落地的乡村性属性。

4.2.3 综合开发型：自我探索中的乡村性维持 综合开发型村落乡村性指数离散程度最低,仅0.3579,较之其他发展类型村落,其乡村性整体水平居中且各指数最为平均稳定。其中,经济职业指数整体水平略高于其他村落、人口聚落指数略高于旅游发展型村落、其余指数接近其乡村性综合指数。说明在综合开发型村落中,乡村性整体水平一般但对各组成部分均衡性的维系作用较明显。

综合开发型村落实际是点状的小规模旅游开发与传统生活的保持相结合的形式,可看作是对乡村旅游的先期探索,也是大部分处于发展转型期传统村落的写照。与成熟的旅游发展型村落相比,这类综合型村落是一种在机会与资金相对缺失的情况下的自我探索,对古建筑与环境的保护更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杨湾村利用轩辕宫吸引游客慕名前来,门票收入用于其日常维修及少量典祠修复。此外,低强度的渐进式开发也维持着村落原生态的社会网络,融洽的居住氛围与和谐的邻里关系维系着村民对村落生活的眷恋,兼业农民数量较多,门口挂红棉、年关猛将会等传统风俗活动参与度也较高。但是,看似均衡的乡村性构成并不是其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优势结果,而仍有经济衰落、人口流失、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割裂、村民话语与政府强权的对抗等隐忧。

4.2.4 生活服务型：城乡互动中的乡村性衰落 生活服务型村落乡村性指数处于较低水平,且其各指数间离散程度较大,为0.6262,土地利用、经济职业及社会活动参与指数明显低于其他类型村落,但城乡联系与人口聚落指数较高。表明生活服务型村落与城镇联系度更高,虽对人口有良好的吸引作用,但与其他类型村落相比其乡村性仍处于衰落状态。

翁巷村与后埠村与其镇区相距近,与城镇融合趋势明显,呈现高城镇就业率特点,大部分村民就业完全脱离村落,从事农业劳作人口极少。也正是由于区位优势与就业便利条件使村落成为稳定的居住载体,呈现强生活属性。但几乎九成受访者对本村节日庆祝等活动表示并不知情或不关心,少数对其表示怀念,也有人称已“落伍”,村落中已无集体举办的传统活动,社会活动已是明日黄花。资金缺口与驱动缺失导致物质环境保护面临窘境。翁巷村著名的容春堂（108间）收归国家所有后,撤出住户使其小规模的村民自发修缮停滞,但政府也无动力进行整体修缮,导致建筑残垣破壁、满目疮痍。后埠村建筑环境整体损毁严重,几处古建筑已经坍塌,仅搭着脚手架以保证过路行人安全。据村委介绍,国家传统村落获批资金仅用于后埠村污水管道埋设等现代化更新就已捉襟见肘。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综合传统村落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经济职业、城乡联系、物质环境保护与社会活动参与六方面特征,测度了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也进一步揭示传统村落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其乡村性内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各组成指标具有典型特征与各自差异。刻画了以土地利用与经济职业共趋城镇化、人口聚落复杂化与老龄化、城乡联系增强、物质空间保护差距较大、非物质文化流失严峻为主要特征的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的整体形象。

（2）苏州不同发展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水平梯级分化、多元构成均衡性不一。传统技艺型村落乡村性高、均衡性强,乡村性水平在土地利用、人口就业、文化传承等方面均较高,是产业驱动下对乡村性的整体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均较高但均衡性最弱,物质环境保护显著强于土地、人口、经济的乡村性特征,在片面激活中乡村性产生了极化效应;综合开发型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居中、均衡性强,乡村性整体水平在小规模渐进式的自我探索中得到维持;生活服务型村落乡村性综合指数最低、均衡性弱,除人口聚落、城乡联系指数较高,其余均处低水平,乡村性在城乡频繁互动中面临衰落。

（3）乡村性评价结果反映不同发展路径对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的影响机制与隐性陷阱。传统技艺型村落通过传统工艺现代化、产业化,对抗传统聚居区这一原始功能的局限性与脆弱性,带动社会、文化、经济复苏,激发村落内生活力,是乡村性在现代社会的主动融合,但必须以具备一定自身基础、市场适应性与竞争力为前提条件。旅游发展型村落在需求与资本的双重推力下完成了空间修复与功能转型,但在人群异质化过程中,面临着原生社会网络瓦解、生活空间受挤压等威胁,乡村性逐渐从村民日常生活中抽离,成为吸引游客消费的主要手段,并在景点与博物馆等中被拼贴式展示、回忆与体验。综合开发型村落在缺少外部资本与发展机遇中,通过小规模景点开发获得资金以促进村落空间渐进式修复,同时原真的传统乡土生活图景得以暂时保留,乡村性实际处于被维持状态,在与城市化角逐中面临人口流失、文化消逝等威胁,或遭遇全面旅游冲击而失去活力。生活服务型村落凭借地理优势,就业选择、生活习惯等与城镇高度融合,具备较高的居住吸引力从而成为稳定的城镇居住载体,农业生产、传统风俗逐渐退出村落舞台,乡村性也在此过程中不断衰落。

5.2 讨论

大量乡村面临空心、消失等变化与威胁,而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在重组与分化中面对更严峻的考验,需要也必须在错综复杂的变动威胁中突出重围。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应当循序自身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温和且适宜地以多路径针对发展,才能避免同质化对这一日益稀缺的资源的扰动。苏州传统村落正是顺应了这一原则,保护发展各具特色、乡村性遗存情况也不尽相同。挖掘村落传统技艺、积极主动培育产业;重视乡村性的真实性与原真性、弱化旅游开发中的符号拼贴与过度商业化;积极呼吁并引导社会资本以弥补建筑保护资金缺口;在乡村振兴中重拾文化自信,加强村民身份与文化价值认同,稳固日渐破碎化的乡村社会网络等措施将有利于传统村落内在价值生动延续。

置身于政府、社会、村民与城市乡愁者等的多元博弈,现代与乡土文化的冲击对抗以及乡村田园诗的片面强调中,作为传统村落内核的乡村性需被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需回归理性,不应故步自封,也亦非一哄而上,应以乡村性的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在变动中寻求平衡,这是传统村落持续保持自身活力之关键。

本文以苏州传统村落为研究范围,跳出了以往对乡村性研究的宏观尺度局限;从多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透视苏州传统村落发展现状与不同发展路径中村落乡村性的不同特征及主要问题成因,科学直观地理解其发展状态与驱动机制,为指导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由于传统村落各方面内涵较多,本文发放问卷采用抽样形式,样本容量的代表性可能有一定欠缺,且困于历史数据难以获取,未涉及传统村落乡村性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需要在未来研究中继续跟进与补充。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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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古村落乡村性传承是存续地方本土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乡村性传承是古村落旅游开发的重要问题。考虑古村落旅游影响、乡村性特征随社会发展的必要性等趋势, 构建古村落乡村性传承评价层次分析模型, 评价因素包括乡村建筑、乡村文化、农业经济、乡村社会和乡村环境5 个方面。案例分析以爨底下村为例, 评价其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乡村性传承情况, 评价结果显示爨底下古村落的建筑、环境、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等方面的乡村性传承良好, 但传统乡村经济特征传承较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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