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14 , Vol. 33 >Issue 10: 1908 - 191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0011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

  • 朱媛媛 1, 2 ,
  • 曾菊新 , 1, 2 ,
  • 韩勇 1, 2 ,
  • 郑文升 1, 2
展开
  • 1.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 2.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 武汉 430079
通讯作者：曾菊新（1950–）,男,湖北石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作者简介：朱媛媛（1985–）,女,河南兰考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3-12-24

  要求修回日期: 2014-05-07

  网络出版日期: 2014-10-10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JCZH284,05JJDZH2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83）

收起

Study on the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 ZHU Yuanyuan 1, 2 ,
  • ZENG Juxin , 1, 2 ,
  • HAN Yong 1, 2 ,
  • ZHENG Wenseng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Hubei provi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2. 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Hube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3-12-2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4-05-07

  Online published: 2014-10-1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城镇化实践中的城乡文化建设失衡已引起世人关注,城乡文化整合已成为文化地理学关注的新领域。在简析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时空格局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概念,并通过解析城乡文化整合时间维、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城乡文化信息流以及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构建了城乡文化整合时空测度模型。综合运用熵权法、因子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从县（市）域尺度上,探究了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1980-2010年）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和时空发展模式。研究表明：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发展模式,即萌芽阶段的斑块式发展、形成阶段的波状式发展、聚散阶段的廊道式发展以及兴盛阶段的网络化发展,基本符合“点—轴”式区域社会经济扩展规律;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路网空间关联作用越强,城乡文化要素交流强度越大,城乡文化整合空间结构就更趋于完善的基本规律;城乡文化的空间结构发育程度还符合“核心区>受容区”的圈层分异规律。

关键词： 城乡文化整合; 时空结构模型; 时空发展模式; 武汉城市圈

本文引用格式

朱媛媛 , 曾菊新 , 韩勇 , 郑文升 .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J]. 地理研究, 2014 , 33(10) : 1908 -1918 . DOI: 10.11821/dlyj201410011

Abstract

The notion of urban-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URCI) has become a new focus in cultural geography, given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raised great concer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ractice.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URCI, however, are unable to effectively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nd also do not meet the internal demand for human geograph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aking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icit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degree of urban-rural culture based on a brief analysis of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for urban-rural culture. Then, the spatial-temporal measure model of URCI was creatively construct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ime dimension of URCI, the population who is sensitive to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shortest path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 On county/city scale,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URCI in the case area from 1980 to 2010 were explored, with the method of entropy, factor analysis and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1) spatial-tempor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URCI, namely, the plaque-type development in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wave-like development in the formative stage, the corridor-type development in the stage of diffusion and agglomeration and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in the prosperous stage, generally complied with the "point-axis" theory of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expansion; (2) they followed the basic law that the more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developed, the stronger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the road networ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a was and the more cultural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a flowed reciprocally, the more perfec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CI became; (3)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culture wa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circle differentiation that the "core area" is greater than "reception ward".

Key words： urban-rural cultural integration (URCI);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 model; spatial-temporal development pattern;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1 引言

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与UNESCO共同举办了“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主题辩论会,呼吁各国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实现城乡文化优势互补,满足广大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国内提出了统筹城乡文化建设以及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导向。近年来,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建设失衡已引起世人关注。考察包括武汉城市圈在内的城市群地区城乡文化建设后,发现尚存在城乡文化堕距日益加大、城乡文化冲突渐趋严峻以及城乡特色文化日益消失等一系列新问题。文化堕距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滞后的现象。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变化发生在非物质文化的适应性变化之前,而非物质文化一旦形成,又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面对快速化、规模化的城镇化,似乎缺乏城乡文化整合的理论思维。在加快城乡文化整合发展方面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模式选择?基于乡村传统文化日渐衰微、城市文化缺乏个性以及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文化冲突的客观背景,这些都将迫切需要加强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研究,以寻找适宜城市圈地区发展的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模式。
由于不同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国外学术界少有“城乡文化整合”的相关研究。20世纪中后期,“城乡融合理论”、“城乡连续体”[1]和“城乡动力学”[2]等理论的提出对城乡文化整合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3]为经济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和新领域。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两种文化的碰撞[4,5],城乡文化发展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6,7],以及如何缩小城乡文化差异[8,9]等方面。新世纪前后,国内学术界已开始研究城乡文化整合发展[10]、城乡文化发展差异[11]和文化扩散的定量解读[12]问题。综观国内相关研究发现,综合研究区域文化与城乡文化的文献极少,从地理学视角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城乡文化整合的文献更少,分析某一种文化扩散的现象较多[13-15],城乡文化整合进程的定量测评理论和时空结构模式的实证研究较少。
扫描现有的城乡文化整合研究成果,实际上既无法有效地满足中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应用需求,也不适应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城乡文化整合,意指城乡两种平行文化系统中的各种要素相互交融而形成有机、和谐的文化体系过程,也是城乡互相吸收先进和健康的文化、摒弃落后和病态文化的一种双向演进过程。城乡文化整合是城乡文化融合的最终阶段,旨在通过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发挥城乡之间各自的文化潜能,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改变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状态,构建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总体框架,形成共同的文化取向和核心价值以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城乡文化的多样性是城乡文化整合的基础,城乡文化整合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入侵或取代乡村文化,也不是城乡文化的简单堆砌,更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符号表白,而是城乡文化的共振与互补,以谋求文化的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完美契合,并使城乡文化共存于同一文化链上,彰显城乡文化的丰富性和城乡文化整合的凝聚力、竞争力[16]。
以城乡文化底蕴深厚的武汉城市圈为例,以近30年快速城镇化发展为研究背景,力图构建城乡文化整合时间维、城乡文化易感知者、城乡文化信息流量以及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四位一体”的城乡文化整合时空测度模型。不仅如此,还综合运用Matlab、SPSS数理统计与GIS网络分析,探究1980-2010年武汉城市圈县域层面上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折射的社会问题,并深度探析城乡文化整合的地理规律,为促进新文化地理学发展提供研究案例,为建立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时空发展模式提供理论菜单,也为中国城市群地区形成城乡文化优势互补、整合发展新格局提供方略选择。

2 城乡文化的时空格局

文化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城乡文化的时空格局考察,不难发现武汉城市圈内的文化同源同脉,历史上深深地积淀了楚文化的底蕴,近代社会转型中又加入了具有“汉派”特色的都市文化形态,现代武汉城市圈正在着力构建新型的城乡文化空间。

2.1 具有水文化特质的楚文化底蕴

所谓楚文化,多数学者界定为商周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或为长江中游的地区古文化。楚文化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国文化之一脉,地域文化之一系。楚文化植根于长江中游地区尤其在江汉平原及其周围地区,其中水文化是楚文化的灵魂。在自然经济和农业文化社会,“围湖造田”的人地关系模式主导了楚文化发展历程。江汉平原的围湖造田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明清时期,荆楚大地的人口和垸田面积不断增加,故后人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20世纪50-70年代是江汉平原历史上最壮观、最大规模的围湖垦殖时期[17]。长期以来,武汉城市圈地域范围的农业经济、交通运输和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大多是与水相联系的。

2.2 具有“汉派”特色的现代都市文化

学界认为“汉派”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商周时期,但以清末民初近代工业化时期为大盛。“汉派”文化根植于江汉平原,与地域文化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乡土生活情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派”文化具有鲜明的江汉平原地域文化特色。这也是近年来武汉城市圈倾力打造的现代都市文化,旨在以特大城市武汉为凤头,以周边100 km内的八座中小城市为辅翼,重塑以“江汉汇通、楚风汉韵、兼容并包”为主要特征的“汉派”文化。这一特征也是“汉派”文化的精髓,则反映了武汉城市圈大都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彰显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体现了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特色[18]。概言之,汉派文化是一种特异的平民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融合性以及更新性极强的大众文化。汉派文化又是一种特异型的都市特色文化。

2.3 具有文化产业特点的新型城乡文化空间

近年来,武汉城市圈注重“1+8”城市地区的城乡文化空间布局,旨在通过配置重大文化产业项目,规划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空间。重点建设的文化产业基地有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楚天传媒与文化创意产业园、传奇文化产业园、知音动漫创意基地等重大项目以及武汉华侨城、东湖欢乐谷等文化园区。由于城市圈各个城市区域的文化资源与环境的差异性,因此,城乡文化空间的建设重点也有别。其中,武汉市是楚文化久负盛名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空间的最大集散中心,在城乡文化时空整合的进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今后若干年内,武汉市将以建设“文化五城”为战略任务,通过创建“武汉·中国文谷”的十大文化产业集群,以此作为服务和推动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和战略举措。

3 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测度

时间和空间是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从时空视角探究文化在时空系统的延续,才能解析文化各种层面的形态及其结构特征,方能解读文化由简到繁、由不稳定到稳定的积累、集聚以至发展成为不同文化类型、文化模式的历史进程。城乡文化整合是一个时空过程[19]。以下将通过界定城乡文化整合的时间维,解析城乡文化传播的时间顺序特性和和时间间隔特性,并以其与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城乡文化信息流等人文现象的整合关系,构建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测度模型[20]。

3.1 城乡文化整合时间模型

文化有时间刻度[21,22]。作为一种文化坐标式的观察,发现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嬗变过程。这个文化过程可用时间来记录和标志,这就是文化的时间构成。城乡文化整合的时间维度表现在城乡文化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持续时间或时间间隔上,即文化的纵向传播过程。时间维度的界定包括城乡文化传播的时间顺序特性和时间间隔特性两方面。
3.1.1 城乡文化整合时间维度限定 文化的扩散,在一个固定距离的点,往往开始接受的人不多,但随着时间变化接受人群的数量从慢速增加到快速增长,再到趋于饱和、缓慢增加的过程,类似逻辑斯蒂曲线。因此,城乡文化空间相互作用随着时间变化的函数用逻辑斯蒂方程表示:
式中：t是时间：c是饱和值;a和b是常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迅速提高到2010年的47.5%,城市发展“纳瑟姆曲线”规律显示2001年中国已经进入加速城镇化阶段。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交通方式变革、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城乡间人口流动频繁给文化整合方式、文化传播渠道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为了反映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整合具有显著变化的典型年份,选取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代表改革开放初期、全面改革、改革开放突破进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时期,以记录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空间整合的时间顺序特性。
3.1.2 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界定 现代交通设施给文化整合方式、文化传播渠道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文化从内容到传播形式再度更新。交通方式的变革对城乡文化传播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交通网络产生的相对时空距离,即城乡间最快捷路径的最短通行时间,可简称为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武汉城市圈城乡对外交通方式的铁路和公路客运量占总量的97.6%。因此,选取铁路、公路运输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运用ArcGIS网络分析功能获取城乡节点间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采用文化传播时间距离,在设定不同级别道路行车速度的基础上考虑最短时空距离,即实际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的换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以及具体行车过程中的差异设定文化传播路径的标准时速折减系数（表1）。
Tab. 1 The setting of time and velocity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path

表1 文化传播路径时速设定

传播路径 标准时速（km/h） 折减系数 实际时速（km/h）
高速铁路 300 0.9 270
铁路 120 0.8 96
高速公路 120 0.9 108
国道 80 0.8 64
省道 60 0.7 42

3.2 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模型

人和信息是文化的两个重要载体[23,24]。在文化研究的空间化视野中,可以将人口流和信息流作为文化空间整合的两个核心要素[25,26]。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中的人口自然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因此,人口流无疑是构建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模型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不论是当代城市文化对农村的渗透,还是农村文化对城市的“文化反哺”,现代文化信息流亦是重要的渠道。文化信息流使城乡文化保持连续不断的传播和流动变化的态势,是文化空间整合过程中的动态影像。
3.2.1 城乡文化易感知人口测算 城乡文化系统是由居住在城市、乡村两个群体的人承载的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城乡间人口流动带动了城乡文化的扩散、交流、冲突、融合。城乡文化在扩散过程中,一些“免疫力”较低的人群首先接受新文化事象,称其为城乡文化易感者。城乡文化易感者包括离开居住地在本区域内流动的人口、离开居住地跨区域流动的人口、某时间段内人口跨区域流动后不返回本区域的人口、某时间段内人口跨区域流动后返回本区域的人口和区际访问式人口流动的数量（为弥补数据上的缺失,以客运量作为补充指标）。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Fi为区域人口流动指数;ki为采用熵权法测算得出的Fi的权重;Pi为城乡文化易感知人口数,即通过加权运算得到的综合指数。
式中：Gi为城乡文化信息流量;wj是主成份Yj的权重;Yij是城乡文化中心i的主成份得分。
3.2.3 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模型构建 城乡文化整合度是用来衡量城乡文化交流融合程度的指标,亦是城乡文化相互作用的空间量化反映,并能反映城乡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辐射能力和互相接受程度。城乡文化整合过程是城乡间文化吸引力带动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流量和城乡文化信息流量的一种反映[27,28]。综合考虑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城乡文化易感知人口和城乡文化信息流量,构建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模型如下：
式中：Rij为地区i和地区j间的城乡文化整合度;Pi、Pj为地区i和地区j城乡文化易感者的数量（万人）;Ii、Ij为地区i和地区j的文化信息流量;Dij为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分钟）;k为常数项,介于0~1之间。

3.3 城乡文化整合时空模型构建

在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压缩”体验[29,30]以及“流动空间”[31]的环境中,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作用以及其引起的快速变化和“时间—空间”的二律背反[32,33]。城乡文化通过扩散和传播影响周围其他区域的,文化空间扩散的结果,将逐步导致文化空间结构均衡化。将时间函数与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模型结合起来,得到城乡文化整合的三维空间扩散过程,即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模型：
式中：Itr表示t时刻r地点的城乡文化整合度。

4 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动态演变

城乡文化整合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其空间结构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动态分异。利用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模型,从县域层面上探究1980-2010年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结构,并按照城乡文化整合度从高到低依次将其划分为协调型、磨合型、发轫型和拮抗型等四种空间整合类型。

4.1 1980年：斑状式空间结构

以武汉城市圈地区包含的37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呈现“斑状”空间结构。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测度结果显示（图1）：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主要是当初武汉市及其所辖的几个郊县,例如武昌县的整合度为5851.76、东西湖区为5850.88、汉南区为5651.46。城乡文化整合磨合型主要是江汉平原的几个县市,例如孝感市的整合度为3331.74、天门县为425.08、咸宁县为392.98。城乡文化整合发轫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北部低山丘陵地区,其中安陆县的整合度为342.72、麻城县为292.69、大悟县为289.85。城乡文化整合度较低的拮抗型主要是鄂东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的少数几个县,其中蕲春县的整合度为204.67、浠水县为161.70、英山县为151.95等。
Fig. 1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culture in 1980

图1 1980年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结构

改革开放初,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呈现“中部偏高且西高东低”的斑状式空间格局。其中,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首先呈现“斑块”状分布在区域中心武汉市,城乡文化整合“斑块”具有“源”的特点,该斑块上城乡文化整合度较高,城乡文化流向外扩散,同时“斑块”的边缘具有廊道特征和通道作用。在城乡文化整合进程中,城乡文化协调型一般选择文化设施完善、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较多、交通系统完备的地区据点分布,然后通过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斑块”地区通过极化作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4.2 1990年：波状式空间结构

以武汉城市圈地区包含的45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呈现“波状式”空间结构,从里向外依次是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磨合型、发轫型和拮抗型。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测度结果显示（图2）：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的武昌区为28723.57、黄陂县为8183.53、武昌县为8149.00等,这些县（区）均位居圈层的核心。环抱整合协调型的是城乡文化整合磨合型,其中孝感市为4900.37、咸宁市为1614.34、仙桃市为1598.91等。依次是城乡文化整合发轫型,其中潜江市为800.58、黄石港区为530.35等。最外围是城乡文化整合拮抗型,其中浠水县为411.61、英山县为143.82、武穴市为139.54等。相对于1980年城乡文化整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整合协调型和整合磨合型的地域扩大,整合发轫型减少,整合拮抗型相对不变。
Fig. 2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culture in 1990

图2 1990年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结构

全面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格局呈现以武汉市为中心,沿主要交通路线向外波状式发散。这一阶段,城乡之间、城际之间人口流动迅速加快、规模迅速扩大,封闭式的城乡关系开始松动。城乡文化整合发展处于形成阶段,文化节点按照“优势扩散原则”,通过大众媒介、人口流动向周围波状式渗透。

4.3 2000年：廊道式空间结构

以48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结构呈现“廊道式”格局。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测度结果显示（图3）：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的江岸区为1085642.59、江汉区为177829.69、仙桃市为3471.86,7个市（区）均沿江分布。城乡文化整合磨合型的鄂城区为3140.45、咸安区为1690.68、麻城市为1644.86,这种类型的市（区）与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一起,呈现“H”型文化廊道以支撑整个区域。整合发轫型的天门市为835.77、赤壁县为678.02、孝昌县为538.97,这几个县市紧紧围绕协调型和磨合分布。城乡文化整合拮抗型的英山县为243.95、下陆区为75.63、铁山区为28.97等。
Fig. 3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culture in 2000

图3 2000年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结构

改革开放突破进展时期,城乡文化流沿着长江“黄金水道”、汉江“经济走廊”和京广、汉丹铁路大动脉等交通线扩散,迅速的形成了城乡文化整合进程中的发展廊道。城乡文化整合“廊道”具有聚散功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文化要素集聚作用和扩散作用,致使沿“廊道”形成城乡文化聚集带。因此,在城乡文化整合进程中,优先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城乡文化整合“廊道”,有利于充分发挥城乡“主流文化”的作用,实现文化基础设施与线状基础设施之间最佳的空间结合;有利于实现城乡之间的专业化与协作,初步形成有机的城乡文化整合系统。

4.4 2010年：网络式空间结构

以48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城乡文化空间整合呈现“圈层扩散+轴向推进”网络式空间结构。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测度结果显示（图4）：城乡文化整合协调型的武昌区为1683293.67、江夏区为281562.63。城乡文化整合磨合型的麻城市为15027.84、大汉阳区为9157.16。从整体上看,上述两种类型沿“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呈“巾”字形空间格局。城乡文化整合发轫型的阳新县为6499.09、江岸区为5847.44。城乡文化整合拮抗型的红安县为444.23、安陆市为436.17、罗田县为301.03。上述发轫型和拮抗型相间分布在“巾”字空白区域。
Fig. 4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culture in 2010

图4 2010年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结构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架构,总体上呈现出以武汉市为中心,并向城乡文化整合磨合型和发轫型方向圈层扩散,其中沿“京广”铁路、“长江经济带”、武广高铁,福银高速和杭瑞高速,以及318国道、106国道、107国道和316国道等交通路线轴向推进,整个区域开始初现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空间网络模型。城市圈内的乡村发展已经和城市牢牢地绑在了一起。随着城市圈城乡网络系统的不断完善,城乡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将日趋增强,城乡文化的空间整合将进入网络化发展的兴盛时期。

5 城乡文化整合时空结构的分异机制

城市圈是现代区域中最适宜城乡文化整合的平台模式。随着城镇化推进,在政府和市场的影响下,城市圈有可能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功能整合的城乡空间有机体。为了更好说明城乡文化整合时空结构的过程,引进“社会”这个变量,根据县域空间尺度上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演变特征,深度解析城乡文化整合时空结构分异机制。

5.1 政策因素掣肘城乡文化整合水平

改革开放以前,受限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附带的城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等,城乡间人口流动、转移甚少,城乡关系僵化,城乡文化“二元”分割格局明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省积极出台了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战略,使得城乡之间、城际之间人口流动迅速加快、规模迅速扩大,城乡关系松动,城乡文化整合发展处于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湖北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汉江“经济走廊”优势和京广、汉丹铁路等大动脉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和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城乡之间互动关系不断增强,城乡文化整合处于加速发展时期。21世纪以来,湖北省出台了“两圈一带”战略。武汉城市圈于2004年上升为省级区域发展战略,200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推进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平台。近年来,湖北省政府要求建立支持城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配套政策,加大对城乡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制定有关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园区用地政策,并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城乡文化投入机制。这种政策导向有利于推动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5.2 城乡文化易感知者数量与城乡文化整合度高度耦合

上述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城乡文化易感知者的数量。纵观城乡流动人口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与人口流动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全面控制人口流动,除土地制度约束外,还受制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附带的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很少。改革开放后,中国土地制度变革打破了城乡分割壁垒。随后,“暂住人口”、“蓝印户口”等相关政策出台,使乡城间、城际间人口流动加快,规模扩大。长期的城乡分离制度下,武汉城市圈中的广大农村地区,其地域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少,农村地区呈现稳定、安稳、守旧的封闭式文化环境,其潜在文化易感知者数量较少。近10年来,国家明确提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用“社会救助”制度取代“收容遣送”法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导向日益明朗。总之,随着现代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圈中以武汉为“极核”的大都市呈现出自由、包容性、开放式文化环境,其潜在的文化易感知者数量较多。

5.3 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文化整合度呈现正依存关系

对1980-2010年武汉城市圈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文化整合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系数高达0.96,Sig值为0.05,呈现高度相关。这说明城镇化与城乡文化整合是密切协调以及互动共生的关系,城镇化带动城乡文化整合,城乡文化整合大大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合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了要素的空间聚集,而且还包含了要素的空间关联,它是空间聚集和空间关联这两种运动形式的耦合。城镇化过程是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结果表现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接触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整合的社会架构,同时含有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成分。城镇化是城乡关联互动的过程,城乡关联是城镇化的必然方式和基本途径。在城乡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不断推进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共同继承、创造、平等分享人类共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城乡文化整合是城镇化的实质、主旨和要义所在。

5.4 交通可达性和城乡文化整合水平高度耦合

交通条件决定着文化圈的空间影响规模,也制约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现代都市圈的建设,可以通过改善交通条件扩大其文化影响力,为实现城乡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奠定基础。完善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既促进了城乡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交流,同时也带动了传统乡村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的交汇融合。完善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乡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交流,也带动了传统乡村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的交汇融合。一定程度上,交通条件决定着城乡文化圈的形成与空间规模,也影响着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上述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空间格局的演变与其交通可达性呈现空间共轭性分布。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城市圈地区交通网密度低、可达性较小,城乡文化整合水平较低。近10多年来,伴随武汉城市圈交通系统的不断完善与可达性的日益加强,城乡文化整合的水平也日益提高。

6 结论

（1）构建评价城乡文化整合时空测度模型科学有效。城乡文化的交流、传播、整合过程,本质上是区域内人口流动与文化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过程。城市与乡村的这种中心与边缘位置以及城乡交通可达性则影响到城乡文化的相互作用程度。
（2）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演化映射不同形态的社会问题。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80年代的斑状式空间结构、90年代波状式空间结构、21世纪初的廊道式空间结构和现代的“圈层扩散+轴向推进”网络式空间结构,映射城乡文化整合与城镇化进程、社会经济政策、人口流动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交通系统完善程度的高度耦合。
（3）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演化模式符合“点—轴渐进扩散”规律。“萌芽阶段的斑块式发展”、“形成阶段的波状式发展”、“聚散阶段的廊道式发展”、“兴盛阶段的网络化发展”四种城乡文化整合发展模式,一般遵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路网空间关联作用越强,城乡文化要素交流强度越大,城乡文化整合空间结构趋向完美”的基本规律;城乡文化空间结构的发育程度遵循“核心区>受容区”的渐进式圈层分异规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Tacoli C.Beyond the rural-urban divid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8, 10(1): 3-4.

[2]
Lynch K.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8.

[3]
Crang P.Cultural Turns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Lee R., Wills J..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mold, 1997: 3-15.

[4]
Michael E R, Nicholas J W.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afety cultures.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2009, 41(5): 931.

[5]
Petković J.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ization challenges in forming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Series Philosophy,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History, 2007, 6(1): 54-69.

[6]
张军华.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 社会, 2010, 41(2): 26-29.

[Zhang Jun hua. A meta-analysi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41(2): 26-29.]

[7]
Castle N E, Wu Junjie, Weber A B. Place orientation and rural: Urban interdependence.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2011, 33(2): 18-23.

[8]
Partridge M, Ali K, Olfer M.Rural-to-urban commuting: Three degrees of integration. Growth and Change. 2010, 41(2): 303-335.

[9]
Rakauskas M E, Ward N J, Gerberich S G.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afety cultures.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2009, 41(5): 931-934.

[10]
曾菊新, 祝影. 论城乡关联发展与文化整合. 人文地理, 2002, 17(4): 6-11.

[Zeng Juxin, Zhu Ying.Urban-rural correlated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Human Geography, 2002, 17(4): 6-11.]

[11]
兰勇, 陈忠祥. 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文化整合. 人文地理, 2006, 21(6): 45-48.

[Lan Yong, Chen Zhongxiang.On cultural conformity of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06, 21(6): 45-48.]

[12]
周尚意, 左一鸥, 吴倩. KFC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模型. 地理学报, 2008, 63(12): 1311-1317.

[Zhou Shangyi, Zuo Yiou, Wu Qian.A modeling of KFC's spatial diffusion in Beijing c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12): 1311-1317.]

[13]
.薛熙明, 朱竑, 陈晓亮. 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在广东的空间扩散模式. 地理研究, 2010, 29(2): 303-312.

[Xue Xi ming, Zhu Hong, Chen Xiaoliang. Spatial diffusion patterns of Protestants in Guangdong since 19th centu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2): 303-312.]

[14]
杜芳娟, 朱竑. 散居族群婚姻圈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 贵州坡帽仡佬族案例. 地理研究, 2013, 32(5): 881-890.

[Du Fangjuan, Zhu Hong.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marriage circle of ethnic groups in scattered places: A case study of Gelao minority in Pomao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5): 881-890.]

[15]
方嘉雯.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秦腔文化起源与扩散. 人文地理, 2013, 28(3): 64-69.

[Fang Jiawen.The form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Qin Opera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3, 28(3): 64-69.]

[16]
王泓.重庆市城乡文化的整合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应对. 前沿, 2011, (10): 149-151.

[Wang Hong.Urban-rural culture's integration and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hongqing. Forward Position, 2011, (10): 149-151.]

[17]
黄进良.近500年江汉平原湖区土地开发的历史反思.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1, 35(4): 158-162.

[Huang Jinliang.Historical thought on land exploitation in recent 500 years in Jianghan plain.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01, 35(4): 158-162.]

[18]
吴永平.试论“汉派”文化. 湖北社会科学, 2005, 11(11): 156-158.

[Wu Yongping.On the "Chinese school" culture.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5, 11(11): 156-158.]

[19]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 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Zhang Xiaohong.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Regions: Geography Shaanxi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20]
王恩涌, 赵荣, 张小林, 等.人文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Wang Enyong, Zhao Rong, Zhang Xiaolin, et al. Human Geography.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0.]

[21]
Anderson K, Domosh M, Plie S, et al.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22]
May J, Thrift N.Timespace: Geographies of Temporality. London: Routeledge, 2001.

[23]
Muller P O, Mayers G A.Book reviews: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3, 93(4), 935-936.

[24]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Crowns M.Cultural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Yang Shuhuan, Song Huim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
Wills J, Lee R.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Hodder Arnold.1997.

[26]
Goodwin M.Structure-agency. In: Cloke P J, Crang P, Goodwin M.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35-42.

[27]
吴康.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 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 地理研究, 2009, 28(5): 1427-1438.

[Wu Kang.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opera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of cultural region: Taking Huai Opera, the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as a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5): 1427-1438.]

[28]
许大明, 修春亮, 王新越. 信息化对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及对策.经济地理, 2004, 24(2): 221-225.

[Xu Daming, Xiu Chunliang, Wang Xinyue.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rresponaing countermeasures.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24(2): 221-225.]

[29]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51-406.

[Harvey David.Postmodern Cultural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on the Origin of Inquiry. Translated by Yan Ji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30]
齐格蒙特·鲍曼. 全球化: 人类的后果. 郭国良, 徐建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Bauman Z.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Translated by Guo Guoliang, Xu Jian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31]
曼纽尔·卡斯特尔. 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 王志弘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Castres M.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ranslated by Xia Zhujiu, Wang Zhiho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1.]

[32]
詹姆逊. 文化转向:后现代论文选. 胡亚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Jameson F.Cultural Turn: Selected Papers of Postmodern. Translated by Hu Ya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33]
May J, Thrift N.Timespace: Geographies of Temporality. London: Routeledge, 2001.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