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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

2014 , Vol. 33 >Issue 12: 2418 - 242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2018

平遥古城民居之门的形态变迁及其家的观念表征

  • 陶伟 , 1, 2 ,
  • 蒋伟 3 ,
  • 何新 1, 2
展开
  •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 2.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 3. 重庆市规划研究中心,重庆 400000

作者简介：陶伟(1971- ),女,河南省平顶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E-mail:

收稿日期: 2014-04-12

  要求修回日期: 2014-09-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4-12-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78,40971096)

收起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vernacular dwelling gate and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of home: A case study of Pingyao

  • TAO Wei , 1, 2 ,
  • JIANG Wei 3 ,
  • HE Xin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Chongqing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40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04-1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4-09-21

  Online published: 2014-12-1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新旧文化地理学者对物质空间与文化观念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是引发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力,而“文化超机体”的概念正是其争论的焦点。民居及其空间构成记载着城市历史,传递着城市记忆,是形成中国城镇历史特征的文化空间主体。通过解读平遥古城民居大门的文化属性,探究其文化过程发现：一方面,“家”作为文化超机体概念借由大门这一特定空间符号不同程度地留存于民居当中;另一方面,不同民居大门本身的文化特征,通过空间过程的追溯得以呈现。将文化的空间分析与空间的文化研究融入到微观形态分析的范式中,是对文化地理学超机体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做出的呼应。

关键词： 新旧文化地理学; 文化超机体; 家; 民居大门; 平遥古城

本文引用格式

陶伟 , 蒋伟 , 何新 . 平遥古城民居之门的形态变迁及其家的观念表征[J]. 地理研究, 2014 , 33(12) : 2418 -2426 . DOI: 10.11821/dlyj201412018

Abstract

The old and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space and cultural values, which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cultural turn of human geography. The cultural super-organic concept is exectly the focus of debate. Vernacular dwellings and their space composition record the city's history and pass its memories, which is the principal part of cultural space forming the historic features of Chinese town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Pingyao vernacular dwelling doors'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cultural process, the main conclusions can be obtained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Home" as a cultural super-organic concept retains in the house to varying degrees by the door of the particular space symbols.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oors of vernacular dwellings are presented through tracing spatial process of the houses.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the space analyses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space into the micro-morphology paradigm. This is the response to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super-organic concept in the cultural geography.

Key words： new and old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e super-organic; home; gate; Pingyao

1 引言

新旧文化地理学者对于空间与文化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引发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力,也是引发本文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1]。文化地理学研究,有两种英文表述：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Culture(文化问题的地理考察)和Cultural Approach to Geography(地理问题的文化研究)。两者一旧一新,前者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地理特征,强调文化景观是研究对象,属于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后者强调文化是研究视角,不是单纯对象,属新文化地理学的范畴。在物质空间与文化观念的关系上,新旧文化地理争论的焦点在于,文化地理范畴中,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具有延续性的并且覆盖社会全体的“文化超机体”,对于塑造大地上的文化景观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伯克利学派对美国民居的疑问一样：美国房子(American house)所展现的机器主义与个人主义正是美国社会的文化超机体[2,3]?作为对“文化超机体”的疑问和批判,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具体存在于各色各样的社会行为之中,而并非超然于社会群体之上。研究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文化,如果忘掉地理景观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人文关系,而简单地描绘出一幅单一静态的文化景观,在学术上是歪曲,在政治上是粉饰[4]。关于“文化超机体”的讨论,推动了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是文化地理学理念上的一次全面革新。但在持续的争论中,激进的态度与极端的立场,也往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绝对化的论断,造成了当前文化地理研究对后现代思潮盲目追逐的局面。
正如唐晓峰等[1]在《“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一文中所表明的态度,文化超机体争论的本质在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文化不仅存在于大的历史层面,也存在于微观而具体的时空当中。在历史层面,各空间尺度的文化表现出稳定性与持久性的特点,不管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还是小尺度地块的平面形态,或是微观尺度的院落内部空间格局乃至具体形态要素(如风水、大门、庭院),都是如此。然而,在具体的空间层面,空间本身成为了文化,文化从解释变量和决定变量成为了研究对象。正如Crang所言：文化是普通的[5]。他认为,文化研究应同普通日常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关注文化在微观的、当下的、在地的层面的具体而实在的表现。因此,从具体空间视角出发,希望探索文化所具有的两种不同表现：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空间和变动性的空间文化。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以平遥古城为案例地。从平遥的研究价值上看,平遥古城是按照汉民族传统规划思想和建筑风格建设起来的城市,集中体现了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前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军事防御、宗教信仰、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的人类居住形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文化遗存的保存上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在其2700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保留的文化遗存数量多、密度高、跨度时间长,是山西省内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宝库”的文物大县。从最具特点的空间形态元素看,平遥古城保存了迄今汉民族地区最完整的古代居民群落。现存的传统民居有3797处,其中有400余处保存相当完好。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完整的空间形态,为总结空间形态的文化特点和研究其文化过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1年4月17日至27日和2011年10月7日至27日在平遥古城针对12个院落展开的实地调查(图1)。调研内容包括12个院落的基本格局、院落大门的空间形态以及院落使用者的变化等相关社会经济背景。样本选取有两方面考虑：院落涵盖了古城内主要的院落类型,不同的院落类型(商铺、客栈、民宅、陈列馆等)所经历的形态过程不同,大门这一微观空间的变化方式也有所差异;形态分析依赖于细致的图像文本,因而丰富的测绘资料与图像资料也是样本选择的主要考虑之一。
Fig. 1 Location of the case courtyards in Pingyao

图1 样本院落在平遥古城中的位置

2.3 研究方法

微观空间形态分析,源自英国城市地理学派(伯明翰学派)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该学派采用的理论方法,立足于城市的地块层面,对城市微观空间的发生演变进行描述、分析和阐释[6]。研究将文化的空间分析与空间的文化研究融入到微观形态分析的范式中,既对传统民居中所存在的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文化观念进行阐释,也通过典型样本的分析,对微观空间形态变迁中存在的复杂文化过程进行深入解读。

3 家的观念在平遥民居大门上的投影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家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给人一种社会生存的感觉和永生不灭的愿望[7]。梁漱溟认为[8]：西方认为个人与社会为两对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消纳了这两方对立的形势。卢作孚说得更为明确：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人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9]。相关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有较多的讨论[10-15],而对家这一文化观念与传统空间形态的关联性讨论则更多着眼于较大的院落尺度[16,17]。家的观念如何在微观的传统空间形态中得以表达,空间形态在演化过程中所反映的形态重构与观念变迁如何回应新旧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超机体”的讨论,都是极有意义的话题。
民居大门是家的观念在平遥民居物质形态空间上的集中体现。在传统社会当中,居所之门是家族兴衰的象征,“门望”、“门风”、“门脸”、“门当户对”等传统习语也表明,民居大门作为家族脸面,在百姓心目中是何等重要。平遥传统民居的大门更是如此,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大门场所的交互当中,家的观念成为融入到物质空间形态中持久而稳定的文化内涵。家的观念在平遥民居大门空间形态上的反映,通过两方面评价得以呈现：一是人们对场所的观念性评价,二是场所在生活中的呈现方式(图2)。
Fig. 2 Reflection of the gate on the concept of home in workplace evaluation

图2 场所评价中大门对家的观念的反映

3.1 大门形态要素的观念性评价

场所的观念性评价包括两方面内容：人们对场所对应的主导行为的评价;人们对场所占据者重要性的评价[18]。在平遥民居中,大门所对应的主导行为包括出入、防守以及内外空间的连接与区别。
作为大门的基本功能,单一的出口设置,以及院内各房与这一出口的相对位置表明家族一致对外的统一性与等级秩序的礼制性。防守的功能使院内空间相对独立与完整,而居于其间的家庭及其内部生活则在大门的间隔下,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进而使家庭生活在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中得以展开。
而大门对内外空间的连接与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家族伦理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类别与关系。“伦”的第一义是类别,第二义是关系。类别是事物之间的一种静态,其根据为同异之辨;关系代表着一种动态,表示为互相影响,对于有知觉的物类,特别是人,表现为交相感应。而形成此种类别与关系的机制正是由于家族伦理对不同个体的身份限定和对不同身份之间的行为规范。门内门外的空间差别,在礼制规范下,也相应地具有身份差别的内涵,院门区别了家族内外,在亲疏之间规定一条明确划定的界限;而院门对内外空间的连接,由于其空间位置的过渡性而具有层次感与渐进感,使内外之间的转换并非是一种陡然的转折,与传统的家族伦理秩序在运行中的温和过渡不谋而合。
在观念性评价中,场所重要性还与其占据者相关。大门虽不存在持久的占据者,但对于门内场所的占据者身份地位却是一种强调和说明。门漆的色彩、门槛的高度、门道的间数及石狮的螺髻数量等要素无一不鲜明展现出院落主人在当地社会中的身份地位,这也是传统社会中影响深远的“门第观念”在平遥社会的体现。受礼制影响,传统建筑在大门的油漆颜色、铺首兽面、门环用材、门钉数量等都有详尽规范：如公侯以下的官民房屋,柱用素油,门用黑饰,逾越的要治罪。门前附设物,包括影壁、石敢当、抱鼓石、石狮、上马石、栓马桩等,无一不体现出森严的等级制度。

3.2 大门空间在家庭生活中的呈现方式

场所在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到人们对其价值的判断[19]。结构地位不仅是对该场所所处空间的物理属性描述,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赋予不同位置以特殊含义。在平遥民居中,风水所体现的方位文化极为重要,大门的风水信仰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兴衰成败。门为宅之咽喉,不仅上接天气,下接地气,还关系到聚气和散气,所以门的朝向、位置就尤为重要,《阳宅三要》中提到：大门者,合宅之外大门也,宜开本宅之上吉方[20]。所谓上吉,即生气、延年、天医三方为吉,而平遥民居由于多坐北朝南,北方为坎,按《八宅明镜》的说法,坎宅三吉分别为东面的震位(天医方)、东南的巽位(生气方)和南面的离位(延年方),其中尤以东南和南面为上吉,因而坎宅大门的开门位置应在东南方和正南方为佳[21]。
大门的可入性是家庭领域感的重要标准。对平遥民居的院内场所而言,作为内院的导入设施,宅门的设置是一种领域感的象征,包括门扇的闭合、门楼的式样、倒座的面宽、台阶的步数、门槛的高低以及门道的进深等形态要素会对人们的进入产生禁止、限制或者引导、鼓励等心理暗示,一系列形态要素对家的领域感进行着具象的表达。从宅门开始,院中每一道门所象征的领域感沿中轴线向内伸展,呈逐步增强之势,并于正房所在院落为最高,属于家庭或家族的核心领域。
场所中功能聚集的程度越高,整合状况越好,就越能够提高它在社会生活秩序上的组织能力。宅门在家庭生活中即承担多元化的功能和功能的高度整合。日常出入与防守是门的两项基本功能。保证住宅内外的流通和宅内的安全,由此两项基本功能出发,则衍生出家族空间的营造(礼制秩序)、家族文化的表征(匾额、门联、门签、门前礼俗)等其他功能,而门道旁的倒座在家族对外功能上的会客与守卫、门道内土地祠或门神祠在家族礼仪中的祭祀信仰等,都表明大门作为功能聚集的场所对院内家庭生活的组织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家庭状况对外呈现的窗口,宅门的特异性侧重展示了院主人的身份、意趣与持家之道,在形态上主要包括三方面：规模的大小、营造的繁简与装饰的题材及内容。在平遥民居中,大户人家的院门前,门楼高大,色彩鲜明,装饰繁多,雕刻精美,而寒门之家则没有这般气派,简单而朴实。持家理念与志趣的表达,以门匾、楹联最为典型：平遥门匾的选词多立义于古代经典著作,以言简意赅的文雅之词,表达院主人的志向、乐趣、期盼及为人处事的哲理等,如“修齐”“凝汇”“绳祖武”“居贤德”及“厚德传家”等。楹联也多是院内家族繁荣发展、立身处世的哲理箴言与从业指南,如“修身如执玉,种德胜遗金”“栝柏豫章早有栋梁气;芝兰玉树生于庭阶前”“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祀事不可不诚”等。
场所及其环境设施与行为需求的耦合以门前的家庭礼俗中较为典型。家字由“宀”和“豕”两部分构成,古人礼仪祭祀用豕,故家的观念中有浓厚的礼仪祭祀之意。而宅门在礼仪祭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婚嫁习俗中,亲迎之日,由新娘的父亲或兄长抱新娘上轿,轿至新郎门时,礼房人员用五谷撒向轿口,大门旁放置两把包有青草的红绸,点燃草束以消除不祥之器;而丧葬习俗中,家中父母亡故后三年,门前忌贴红对联,第一年不贴,次年为蓝色,第三年为灰色,而身穿孝服到邻家办事则忌戴孝帽,进门前须摘掉;在岁时习俗中,如春节、清明、重阳等传统节庆中,平遥家庭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插松柏于檐下、茱萸酒洒门户、悬艾叶、菖蒲以辟五毒等旧时的习俗。
综合上述,平遥民居大门是表达家的观念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微观空间形态的各个细节中反映出家作为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文化观念在民居空间塑造上的诸多影响(表1)。
Tab. 1 Means and contents of morphological concept representation

表1 空间形态观念表征的手段及内容

空间形态的观念表征 表征手段 表征内容
大门的观念性评价 大门的主导行为评价 家族一致对外的统一性,等级秩序的礼制性,传统家族伦理的类别与关系
门内占据者的说明 宅内家庭的身份地位、宅院等级、门第观念
大门形态要素的呈现方式 在结构中的位置 宅内家庭的凶吉祸福、成败运势
可入性 家庭领域感的象征
功能聚集度 出入与防守、对外联络、家族文化的表征、空间的营造
特异性 展示家中成员的身份、意趣与持家之道
与行为需求的耦合度 婚丧习俗与岁时习俗

4 大门空间重构与“家”的变迁

如上所述,民居大门作为家的观念的重要表征,在平遥社会中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然而,如怀特海(Whitehead A N)在《过程与实在》中所言：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个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22]。作为有机体的各个院落,其具体文化过程中反映的物质实体形态与文化观念之间的辩证互动也不容忽视。作为空间形态与文化观念的有机统一体,民居大门变迁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地理过程,也反映在微观空间上,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之间复杂的辩证互动关系。

4.1 王沛霖故居

王沛霖故居位于仁义街与雷家院街交汇处的早期城市边缘,是一座年逾数个世纪的古宅。正院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院,东有跨院。大门类型属于屋宇式砖砌门,开在南厅东梢间(坎宅巽门)(图3)。20世纪50年代末,整个院落被划为公房,由房管局代管,与此同时,内外院都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违章搭建,以缓解院内少量房屋与不断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如今,王氏后人把家搬到太原,里院紧锁,而前两进院现总共住有三家人,皆为进城务工人员向房管所租住的房屋。由于租期较短,租客更换较为频繁。
Fig. 3 General plan of Wang's former residence

图3 王沛霖故居总平面

在王沛霖故居宅门的形态变迁中,居住在院落的家庭主体经历了不同时期的重构。由单一家庭占据,并且拥有房产产权的时期,家的观念是平遥民居微观形态要素“门”上的投影。而院落由单一家庭占据的宅院转变为由多个临时租赁而居的家庭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集合体后,大门从内外的过渡空间转变为院内各个私人住房向院外过渡的公共空间。这一转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门的文化属性(作为家的观念表征)日渐模糊。

4.2 侯王宾故居

侯王宾故居位于沙巷街北段路东,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大门属于拱卷式的屋宇门。由于过去主要用于马车出入,因而大门在设计时比一般民居的门高大,面宽2.8 m,进深4.5 m,占据三间倒座的居中一间,两侧为门房(图4)。
Fig. 4 General plan of Hou's former residence

图4 侯王宾故居总平面

在近年旅游经济发展下,院落宅门空间的改造表现出宅门空间作为家的观念表征所发生的变化。院落改造为客栈后,响应游客对传统家庭文化想象的需求,以传统家庭院落的定位,为游客营造出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门联上题写“地角天涯千山客,五湖四海一家亲”,“萍水相逢如亲友,停车暂住似归家”,是把院落作为家园的同义表达;而市招与写有“YIDE”(客栈名称)的灯笼作为内外转换的标志物(图5),被放置在院落西北角的胡同口,将整个胡同纳入到门道空间,在实现门道空间外向拓展的同时,也使游客在进入院落之前,提前产生从外到内的心理转换。
Fig. 5 Alley next to the street

图5 临街胡同

如此一来,家的观念作为一种营销概念,为整个院落的旅游功能服务,也进而带动了民俗客栈大门空间的功能和形态改造。与此同时,这种改造所带来的商业成功,以及对宅门作为家的观念表征的强调,也影响到当地民俗客栈乃至普通宅院对大门空间的改造,如“春夏秋冬年年川流不息、东西南北岁岁宾至如归”、“庭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等门联的陆续出现,都表明：家不论是作为一种“宾至如归”营销概念,还是作为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家居理想”,在新时期,都呈现出内涵与外延上的不同特点。

4.3 浑漆斋

浑漆斋位于葫芦肚巷7号,建于明末清初。宅院是坐北朝南的并联式院落,前后二进院,东西原有侧院,占地2000余m2,为典型的三截两院过道厅的传统建筑(图6)。大门为屋宇式拱卷门,位于巷道内,辟于正南方,即八卦中的“离”字方位(图7)。
Fig. 6 General plan of Hunqizhai

图6 浑漆斋总平面

Fig. 7 Hunqizhai's main entrance and decoration

图7 浑漆斋正门及门前装饰

大门空间的变化,表现了家的观念的表征在经历衰落后的复兴。平遥的工业化时期(1949年至80年代初),大门封闭内向的形态表达的并非是家族的志趣和理想,更多是家的观念的衰落与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90年代,院落被私人收购后,在门道空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宅院被改造为私人陈列馆后,大尺度的宅门空间改造主要体现在外墙的修复、门道空间的清理与一进院的空间重构上,以院落的经济性质(作为收售门票的入口)为基本导向。在细部形态的改造上,门联由房主亲自书写——“青山有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呈现院内家庭的志趣理想。门前空间的改造,充分表达院中家庭在古城中的地位及名望：门前两侧的拴马桩与上马石,门洞上方的“吉”字砖雕、西洋钟石雕以及门楼上的脊兽,皆是对门庭的修饰;加上胡同口的院落介绍牌匾,形成一个宽敞的外向空间,从而造成门道的外向拓展。

5 结论与讨论

综合上述,平遥民居大门与家的观念之间复杂的辩证互动关系,是文化空间与空间文化在微观尺度下的不同表达。
作为家的空间载体,民居大门对其观念的表达体现在具体空间形态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中。通过人们对大门空间的观念性评价及大门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方式,家的观念在平遥民居大门当中得以呈现,反映出家作为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文化观念在民居空间塑造上的诸多影响。
作为大门的文化属性,家的观念在平遥社会的变迁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衰落、复兴以及变异。① 由单一家庭占据的院落历经变迁,被分割为若干短租房,被原本就缺乏血缘和地缘联系的住户短期租住。因为缺少社会经济方面的往来与协作,院落中的公共空间逐渐走向衰败,尤以庭院空间和大门空间最为显著,家作为空间的文化属性表现得日渐模糊。② 院落被整体收购后,门道空间的内向改造与外向拓展,使传统家庭的志趣理想融入到空间改造当中,家的观念表征在经历衰落后又得以复兴。③ 院落在旅游发展时期被改造为民俗客栈,家作为一种营销概念深深影响了院落大门空间的重塑,家的观念与旅游功能为导向的理念相结合从而重塑了大门空间,并使之符号化。
从民居大门这一微观空间出发,对新旧文化地理所争论的焦点问题(即文化的超机体问题)进行了探讨。结论认为,文化空间和空间文化,是文化概念的不同侧面,表现了文化在历史层面的稳定性与具体空间层面的变动性。在民居大门的研究当中,文化既是空间的属性,也是空间改造的动力,同时伴随着空间的重构,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其实,在传统民居当中,不仅是院落的大门空间,庭院空间乃至整体院落的风水格局都能体现出文化概念的不同侧面：作为稳定性的超机体和作为变动性的有机体。
在人文研究中,本有“礼”与“情”的不同层面,对二者的研究,应是相互配合,而非彼此排斥。不论是旧文化地理的研究,还是新文化地理的研究,在关于“文化超机体”的争论中,应该探索出一条互为补充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道路。既应当尊重社会观念的稳定性,也应当注重具有特殊意义的个体,关注这些个体对于文化的选择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否认前者,就是对思想史研究的否定;否定后者,则是对当下可感可知的具体实在的漠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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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ead A N.Process and Reality. Translated by Yang Fubin.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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