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15 , Vol. 34 >Issue 6: 1088 - 109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6008

村级尺度下土地集约度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东老庄村为例

  • 王鹏飞 ,
  • 徐文萍
展开
  •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作者简介：王鹏飞（1964- ）,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学。

收稿日期: 2014-12-20

  要求修回日期: 2015-04-02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7-12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88）

北京市教委科研基金项目（12530521505）

收起

Study on land use at micro level: A case study of Donglaozhuang village, Shandong province

  • WANG Pengfei ,
  • XU Wenping
Expand
  •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12-2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04-02

  Online published: 2015-07-12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尺度上呈现出不同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在考察这些模式时,由于各个区位因子不同,需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以明确影响这些差异产生的因素。为此,基于对山东诸城市东老庄村种植户、养殖与种植户、大棚蔬菜种植户等案例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微观尺度下由于农户生产决策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差异。调查确认,以农户住宅为中心形成了杜能模式的同心圆构造,在离家近的土地进行集约度较高的经营行为。而随着自行车、电动车、机动三轮车等交通工具的利用,距离因素的影响已经减弱,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高。造成这种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下地时间（时间成本）和运费,而是农产品的收益、劳动技能、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政策、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

关键词： 农业区位论; 土地集约度; 生产决策; 东老庄村

本文引用格式

王鹏飞 , 徐文萍 . 村级尺度下土地集约度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东老庄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 , 34(6) : 1088 -1096 . DOI: 10.11821/dlyj201506008

Abstract

Since the Thünen model was established, it has been validated, revised and expanded by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lthough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there are tremendous variations with different respects. Along with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economy in China, when we investigate the patterns of land use at different levels,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identified when the Thünen theory is applied due to various location factors. Its true meaning is questioned as well, and this has to be explained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survey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actual difference of the Thünen model in micro scale based on field surveys between grain farmers, hog and grain farmers, vegetable greenhouse farmers in Donglaozhuang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differenc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farmers' decision mak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spite the difference in farmers' management behavior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ünen model can be identified from the labor intensive property. The closer the place to home, the more intensive the labor will be.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stance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such as the usage of bike, electric bikes, and motorcycles. It can be illustrated that the Thünen model focuses on the intensive model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intensive model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not be explained if only the time spent on the farmland (cost of time) and cost of transportation are considered. There are many other factors in addition to distance, such as income of farm produce,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 demand of consumers for all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tc. At the micro level, when the farmland quality (fertile degree, slope, micro-climate) is affected by the same natural condition, different productivity in farmland will exert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rops compared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farmland and home.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many farmers in Donglaozhuang Village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type from production of various crops to a few types of crops. An embryonic form of entrepreneur farmers has emerged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ocation theory; land intensive degree; making-decis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onglaozhuang village

1 引言

杜能最早提出有关农业区位的模式[1],认为农民依据距市场距离从事农业生产,并决定其集约度。此后,Briakmann引入了费用函数概念[2],Dunn引入了界限费用概念,发展了农业区位论[3,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发生很大变化,农业区位呈现新的模式。Sinclair提出与杜能相反的空间模式（辛克里尔模式）[5],Bryant提出了杜能模式和辛克里尔模式的折中模式——布赖昂特模式[6,7]。Wolpert提出行动论概念,探讨与分析了农民持有的劳动力、农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集中讨论了作为决策者的农民,明确提出了农民的行为模式和土地利用的关系[8]。
杜能导出的两个模式,一个与生产的集约性有关;一个与市场有关,即何种作物在何地种植。为了解释这些,杜能提出了一个假定的概念,即农业生产空间配置的“孤立国”模式。该假定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一般情况下,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区域,主要种植运输费用占生产总费用比重较高的农产品（如体积大、重量大的作物）,或者容易腐烂,不宜长期保存的农产品;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区域,主要种植运输费用占生产总费用比重较低的农产品,且易于长期保存的农产品。在与城市距离相近的地带,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农业经营模式相近,从而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不同农作物生产区域、不同农业经营模式相间的同心圆构造。有关杜能的农业区位模式,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上已出现许多实证研究[9]。宏观层面研究是指国家或大陆尺度的区位模式和农业生产力研究,中观层面研究是指城市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农业空间组织结构研究（在城市周边,城市土地利用与农村土地利用之间的竞争）,微观层面研究是指对农作物生产与村庄或农户宅邸距离（作物之间的土地利用的竞争）关系的研究。这些实证研究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在现代化农业地区,杜能模式所适用的多样性研究;二是对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单一性、自给农业经济的研究。后者的研究最为流行[10-14],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左右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因素并不多,用杜能模式最容易解释农业区位。从既有的微观尺度研究可以看出,农户住宅到农地的距离,对农户的劳动集约度有较大影响。如Grigg揭示了在欧洲农村地区住宅到农地的距离对土地利用模式以及集约度的影响,即距离就是决定性因素,在距离村落更远的地方,是农业劳动集约度低下的地带[15,16]。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差异巨大,农村结构、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复杂多样,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呈现多样化。为了全面认识农业生产的多样性,有必要通过典型研究验证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特征,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尽管王鹏飞等对北京周边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证实了杜能模式、辛克里尔模式、布赖昂特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的表现[17],但与国外相关研究比较,还缺乏村级层面的微观研究。聚焦农户和村级区域,剖析微观尺度的农业区位特征有助于总结中国农业区位的形成规律和动力机制。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农业区位理论,而且还可以弥补宏观农业区位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对农户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8]。为此,在阐述杜能模式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揭示杜能模式的变形与现实意义。

2 距离（时间成本）与土地利用的模式

Chisholm对杜能模式的验证研究[19]是从微观尺度着眼的距离研究。假设了以下两个条件：① 农民的住宅（包括仓库、作业房屋等）是所有农地经营活动中心。② 农民的住宅也是其农地所有的生产品（农产品）集中的地点。也就是说农民的住宅是其农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农民从住宅到农地耕种,将出售的农产品运到作业房屋、洗净、挑选、包装、装箱等,然后运往市场（上市地点）销售。在此,农户被认为是微小的“孤立国”,其住宅可看作是杜能模式中的城市（农产品的消费地）。Blaikie调查了印度Daiikera村的作物圈[20,21]。从调查中得知,农民不使用农业机械而使用家畜,从住宅徒步走到农地。为了节约从住宅到耕地的时间,农民在村落附近种植集约度高的作物,利用远离村落的耕地种植集约度低的作物。与村落到耕地的距离相对应,形成同心圆状的土地利用模式。Nwafor调查了卢旺达农村的土地利用情况[22]。调查地区的农户,在小山丘的顶部、斜面以及河滩拥有一定比例的土地。当因自然环境形成分散村落与个人土地所有模式时,农户的土地利用结构以住宅为中心呈同心圆分布。日本学者青鹿对东京郊外武藏野地区一户农民的土地利用做了详细调查[23]。农户的经营面积为3.6 hm2,从住宅到最远田块的距离为545 m。结果表明,随着耕地与住宅距离的增大,劳动集约度变低,即随着离住宅地距离的增加,土地利用呈现从花卉、蔬菜等劳动集约性园艺作物,向小麦、陆稻（水田）和杂谷等更加粗放的作物排列（图1）。
Fig. 1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bor intensive and farmers' land use

图1 农户的土地利用与劳动集约度的关系[21]

如上所述,农民从住地走到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即发生距离移动。在远离住宅的农地,由于花费的往返时间（时间成本）长,导致劳动费用的上升,使远离住宅的农地收益性降低。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与住宅到农地的距离相对应,农户改变了耕地的利用方式：① 在较远的地块种植劳动粗放的作物[24]。② 在种植相同作物的情况下,在近处耕地精耕细作,在远处耕地粗放化管理[25]。通过这种种植安排,可以看到以村落或住宅为中心,与杜能模式一致的土地利用模式。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农户农业生产活动的区位差异,选择商品性农业活动较为发达、土地利用以耕地为主,且具有多种类型农业活动的山东省诸城市东老庄村进行案例分析。山东省作为沿海发达省份,其工农业生产总值位于全国前列,而诸城市的农业生产总值在山东省具有一定地位,所以在农村研究中,山东省及诸城市都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东老庄村位于诸城市昌城镇,距离诸城市区15 km（图2）。该村处于潍河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适合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花生、各种蔬菜等。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该村现有村民约2800人,农户约810户。根据村委会的资料,2013年全村耕地面积约280 hm2,人均1.5亩;主要农作物除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外,400多个农户经营着近600个温室蔬菜大棚。全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近600人,从事农村服务业人员约200人,在外务工人员近1500人。2011年全村总产值4.8亿元,人均收入10500元。
Fig. 2 Case village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图2 研究区的位置示意图

农业地带在不断适应各种条件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地带的多样性,其结果反映在地表景观的不断变化。因此,对土地利用与农村生产活动及农民生活方式的观察与分析是解释农业地域变化与特征的有效方法[26]。为了揭示东老庄村农业经营的特征与变化,2012年5月-2013年10月进行了数次实地调查,期间对近200家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实地调研重点关注了东老庄村的农业生产环境、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农户经营模式,农户深度访谈主要围绕农作物种植结构、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及经营农地的分布状况等内容展开。

4 东老庄村农户农业生产特征

基于农作物销售额和农业经营类型,可将调查农户分为单一种植农户、养殖与种植农户、大棚蔬菜种植农户、农外就业农户四种类型。表1展示了不同农户类型的典型农户农业经营现状,图3展示了东老庄村土地利用与典型农户的经营土地分布情况。
Tab. 1 Conditions of case farms in Donglaozhuang village in 2012

表1 2012年东老庄村典型农户的经营状况

农户 经营规模 土地利用 出售的
农产品		 2012年收支(元) 主要农业设备
离家距离 面积(亩) 来源 支出 净收益 设施规模 机械(台)
A 耕地6亩 地块a:450 m 小麦3.3 小麦 粮食
小生意		 5700 7740
5300		 电动车(1)
牛1头 玉米3.3 玉米 机动三轮车(1)
地块b:1.8 km 小麦2.7 牛 总收入 13040
玉米2.7
B 耕地5亩 地块a:0.43 km 小麦2.8 小麦 粮食
生猪
总收入		 4750
104000		 6450
21890
28340		 猪场1800 m2
粪尿池等		 电动车(2)
猪80~100头 玉米2.8 玉米 机动三轮车(1)
地块b:1.68 km 小麦2.2 生猪 小型卡车(1)
玉米2.2 搅拌机(1)
C 耕地7亩 地块a:0.8 km 小麦3.8 小麦 粮食
生猪
养貂
其他
总收入		 6650
89310
68750
 9030
25000
171250
14720
220000		 猪场1800 m2 电动车(2)
猪90头 玉米3.8 玉米 貂笼400对 机动三轮车(1)
貂400只 地块b:2.3 km 小麦3.2 生猪 粪尿池等 面包车(1)
玉米3.2 貂 小卡车(1)
小轿车(1)
搅拌机(1)
研磨机(1)
D 耕地3亩 地块a:1.5 km 小麦3 小麦
玉米
蔬菜
生猪		 粮食
蔬菜
生猪
总收入		 2850
9350
500		 3870
18650
1100
23620		 大棚1500 m2 电动车(2)
园地2.4亩 玉米3 机动三轮车(1)
猪1头 小卡车(1)

注：根据2012年5月-2013年10月实地访谈整理。

Fig. 3 Land use and land distribution of case farmers in Donglaozhuang village

图3 东老庄村土地利用与案例农户的土地分布

2002年以来,东老庄村委会先后划拨500亩优质耕地（邻接居住区以北的耕地）进行生态大棚建设,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土地利用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原为谷物耕作的优良耕地成为生态大棚用地,而早期建成的大棚由于生产效益不高,而被部分农户改建为养猪大棚（如案例农户C）。而随着生态大棚与养猪农户收益的提高,更多的农户选择进行大棚经营,并从外地引进水貂养殖,开始从事劳动密集化和资本密集化的新型农业生产。随着规模逐年扩大,最终形成了东老庄村现在相对稳定的土地利用结构。从图3可以看出,收益性低的谷物种植分布于村庄外侧,而收益性高的蔬菜种植与养殖分布于村庄内侧,即离住宅较近的地方,呈现出典型的土地利用配置的圈层结构。形成这种农业区位差异与距离的关系不大,而是与农作物劳动密集度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地块的肥力程度、劳动力的耕作技能等有关。

5 影响东老庄村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因素

在当前各家各户小农经营的背景下,尽管决定地块总收益和总投入的是农作物种植面积,但农业生产单凭种植粮食很难实现收入上的提高。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影响东老庄村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5.1 劳动强度

由于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生长环境、抗病害能力以及种植技术的成熟程度不同,因而需要投入劳动力和资金差异明显。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到,由于机械化的普及,一个劳动力种植1亩玉米或小麦,整个生长期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约为4~5个工作日（主要是收获期）。而蔬菜作物的种植需要非常大的劳动投入,一个壮年劳动力一年可种植2~3亩蔬菜,由于是大棚种植,基本不受天气变化影响,全年需要栽培管理。据了解,2012年1亩玉米与小麦的纯收入约为1290元,1亩蔬菜的纯收入最低9325元,最高达到14000元,是粮食种植的10倍以上。相比蔬菜种植,养殖收入更多。因此,对身体条件好、想多出力挣钱的农户来说,养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5.2 一定农业技能与前期投入

从东老庄村的调查得知,犁地、播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等粮食种植环节已实现机械化,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投入,每年的农忙时间大约为15~20天。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多,能充分利用自身技能获得更大收益。一部分没有进行特殊种植和养殖的农户外出务工,一部分具有养殖技能的农户开始以生猪养殖增加收入。如农户B早年饲养生猪,具有一定经验。外出打工十几年后回乡,于2008年重新开始饲养生猪,配种、接生、打疫苗等工作全部自己做。农户C除养猪外,还在外地学会养貂技术。尽管养貂的前期投入在4万~5万元,但收益高出养猪许多。

5.3 社会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传承着朴实正直、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在农村地区,“家族主义”、“家庭价值观”、“平均主义”、“乡土观”等理念融入社会文化之中,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行为和农业生产的价值取向之上。随着改革开放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衡量农业生产的指标不仅局限于“产量”,开始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为了追求更高的家庭收入,在农业生产中农户经常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农产品的市场供需关系变化,一个是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新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但是新技术的引进往往伴随着高额的资金投入,这对生产规模较小、资金积累不够充实的农户形成极大障碍。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产品价格受到越来越多的因素影响,小规模的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价格波动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从调查中得知,养猪与养貂及蔬菜种植等农户,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与亲戚或同行商量,很少咨询农业技术服务部门。这说明农村传统的家族、邻里关系依然是维持农村社会的主要因素。

5.4 各种补贴政策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补贴的力度。通过调查得知,种植农户在购买大棚薄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等方面,享受免征印花税,相当于10%的优惠;规模化生猪养殖、蔬菜种植等的用水、用电与农业同价。自2003年,国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及农资综合补贴,东老庄村平均每亩小麦补贴30元,玉米每亩补贴50元。自2007年,实施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但从调查中得知,自2010年生猪价格走高后急剧持续下跌,直到2012年养猪农户仍未领到相应的保险赔付。这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惠农政策落实到基层还有一定难度。自2008年,国家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奖励政策。东老庄村粮食种植农户的纯收入逐渐提高,但与农资价格上涨相比,增幅并不明显。

6 东老庄村土地利用模式与农户的生产决策

如上所述,在村级尺度的案例中,也能完全得出与杜能模式相似的结果,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用下地时间（时间成本）和运费并不能完全对其进行解释,必须考虑距离以外的因素。
通过农户调查了解到,在东老庄村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从传统的粮食单一种植向蔬菜大棚、养殖、粮食等多样化经营转变过程中,虽然农户都有通过选择附加值高的农业经营提高家庭收入的意愿,但是制约因素很多。例如,蔬菜大棚经营需要精细化管理,劳动投入大,因此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农户,蔬菜大棚经营比较困难。养猪和养貂带来的收益更加可观,但是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并且需要特殊的养殖技术,这对大部分农户来说门槛过高。从而形成了一种两级分化的趋势：拥有资金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农业经营的集约化程度越高,农业收益增长明显;资金少、劳动力匮乏的农户,仅能够延续技术成熟、市场风险小的传统农业经营。
从图4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生产投入与农户收益保持正相关关系,基本呈现出圈带构造。粮食种植的生产投入低,收益也低;养殖业的生产投入高,收益也高。这种生产模式与投入相关的圈带构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杜能模式的变形。
Fig. 4 Relationship about capital, goods and case farmer's income in Donglaozhuang village

图4 东老庄村样本农户资财投入与收入的关系

农民是农业活动的主体和决策者,不会去做多余的工作。但是农民也不是完全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农户C的家庭成员6人,2007年开始养貂（200多只）,经过多年发展,2012年已增至400多只。在距离住宅0.5 km处经营1个养殖场,内有饲料仓库、粪尿处理池、机械库等配套设施。由于养貂需要精心照顾,所以户主（49岁）与其妻（49岁）日常住在养殖场,每年大约售出70头猪和600只貂。养貂的年纯收入约17万元,养猪的年纯收入约3万元。在距养殖场0.3 km和2.0 km处拥有两块耕地（共7亩）,日常耕作委托给机械化耕作农户,年纯收入约1万元。
通过对农户C的访谈调查了解到,在仅考虑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利用养殖场全部养猪,能养250头;全部养貂,能养1800只。按照2012年的收支情况,每只貂售价340元,饲养成本100元,净收入240元;每头生猪售价1700元,饲养成本1300元,净收入400元。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农户C应该利用养殖场的有限空间全部养貂。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无论是全部养貂还是全部养猪,市场风险比较大。其次,养貂比养猪更需要精细化管理,而当前家庭能够投入养殖的劳动力仅有两人。按照现有劳动投入估算,如果采取单一品种养殖,最大限度能够饲养540只貂或者320头猪,净收入分别为540只×240元/只=129600元和320头×400元/只=128000元。在养殖场空间限制和劳动力支撑的双重作用下,农户C合理调整养殖品种结构和数量,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7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东老庄村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微观尺度下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是由农户的生产决策所定。农户经营行为尽管不同,但从劳动集约性上也能得出类似杜能模式的圈层结构,即离住宅近的地方劳动集约度高。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通耕距离的影响减少,说明杜能模式集中表现在农业生产集约性方面。如果仅用时间成本和运费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集约性,必须考虑距离以外的因素。例如,农产品的收益、交通工具的改善、劳动技能、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政策、社会文化等。
正像以往杜能模式实证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杜能模式验证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许多课题。特别是考察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模式时,由于区位因子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即使具有相同的区位因子,在不同的尺度下,如果区位的贡献度有差异,就有必要构建不同尺度的杜能模式。除此之外,在杜能模式与农户生产决策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关系。但是,几乎没有对农民的环境理解和印象以及两者的关联性所做的直接实证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积累基于行为论的实证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约翰·冯·杜能.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 吴衡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The Isolated Stat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Nation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Wu Hengk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2]
Brinkmann Th.Die Oekonmik Des Land-wirtschaftlichen Betriebs. Tubinge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VII. B, 1922.

[3]
Dunn E S.The 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54.

[4]
Gasson R.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intensive crops in England and Wales. Geography, 1966, 65(1): 16-28.

[5]
Sinclair R J.Von Thunen and urban spraw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7, 57(1): 72-87.

[6]
Bryant C R.The anticipation of urban expansion. Geographic Polinica, 1973, 28(2): 93-115.

[7]
Bryant C R.Agriculture in an urbanizing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from the Paris region, 1968 to 1975.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981, 21(1): 27-45.

[8]
Wolpert J.The decision process in spatial contex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964, 54(4): 537-558.

[9]
Kellerman A.Agricultural location theory: Relaxation of assumptions and applicat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9, 21(11): 1427-1446.

[10]
Chisholm M.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London: Hutchinson & Coltd, 1962.

[11]
Siddle D J.Location theory and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The spac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970, 31(1): 79-90.

[12]
Jackson R.A vicious circle? The consequences of von Thünen in tropical Africa. Area, 1972, 4(4): 258-261.

[13]
Kellerman A.Economic and spatial aspects of von Thünen's factor intensity theo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3, 15(11): 1521-1530.

[14]
McCall M K. The significance of distance constraints in peasant farming system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b-Saharan Africa. Applied Geography, 1985, 5(4): 325-345.

[15]
Grigg D.The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Chang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16]
Grigg D.An Introduction to Agricultur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7]
王鹏飞, 鲁奇, 付华, 等. 1980-2000北京市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动分析. 地理研究, 2006, 25(4): 719-729.

[Wang Pengfei, Lu qi, Fu Hua, et al.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ductivity in Beijing city from 1980 to 2000.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4): 719-729.]

[18]
李小建, 高更和.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 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地理科学, 2008, 28(5): 616-623.

[Li Xiaojian, Gao Genghe.Agricultural loca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in Central China: A case study for Huangzhuang village in N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5): 616-623.]

[19]
Chisholm M.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London: Hutchinson & Coltd, 1962.

[20]
Blaikie P M.Spatial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ome north Indian villages (Part 1).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71, 52(1): 1-40.

[21]
Blaikie P M.Spatial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ome north Indian villages (Part 2).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72, 53(1): 15-30.

[22]
Nwafor J C.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associated problems in Rwanda. Th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979, 40(1): 58-65.

[23]
青鹿四郎. 農業経済地理. 東京: 叢文閣, 1935.

[Aoshika Shiro. Agri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Tokyo: Kyobungaku Press, 1935.]

[24]
Morrill R L.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Belmont: Wads Worth, 1970.

[25]
DeLisle D G. Effects of distance on cropping patterns internal to the far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982, 72(1): 88-98.

[26]
王鹏飞. 大城市地区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05, 24(3): 453-463.

[Wang Pengfei.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rural reform in metropolitan area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5, 24(3): 453-463.]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