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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Vol. 34 >Issue 11: 2179 - 219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16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 周雯婷 ,
  • 刘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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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通讯作者:刘云刚（1973-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E-mail:

作者简介：周雯婷（1986- ）,女,广东茂名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移民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5-06-11

  要求修回日期: 2015-09-05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1-1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65,41130747,4157113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2YJAGJW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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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in the Gubei Japanese enclave of Shanghai city, China

  • ZHOU Wenting ,
  • LIU Yun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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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5-06-1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09-05

  Online published: 20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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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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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关键词： 高端移民; 族裔聚居区; 族裔经济; 日本人; 古北地区; 上海

本文引用格式

周雯婷 , 刘云刚 .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J]. 地理研究, 2015 , 34(11) : 2179 -2194 . DOI: 10.11821/dlyj20151101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in China, the foreign population, particularly in major metropolis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has increased rapidly.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because China has not typically been a country with many immigrants. Shanghai, which has the largest foreign population of Chinese cities, now has 76 established foreign enclaves. One such enclave—the Japanese enclave in the Gubei area—has become well establishe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nd is now famou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clave,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which serves for the daily needs of Japanese people, has de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Gubei area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local society.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ubei area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for the following: the factors of formation, changes in the spatial scale and number of Japanese faciliti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Japanese facilities. Firsthand data was gathered from fieldwork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in the Gubei area has developed into a special ethnic enclave economy due to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Its formation depended greatly on the presence and operation of the Japanese enclave; (2) The Japanese facilities in the area mainly serve Japanese people and very few Chinese; (3) The Japanese facilities are owned and managed by both self-employed Japanese and Chinese people. The formation of this uniqu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pattern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immigration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expatriates, who have sojourner attributes, high social-economic status and national introversion. As an example of an ethnic economy of high-skilled expatriates, the Japanes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provides a hallmark of d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has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thnic landscapes in Chinese cities. It has also introduced idea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immigration management to Shanghai.

Key words： high-skill expatriates; ethnic enclave; ethnic economy; Japanese expatriates; Gubei area; Shanghai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人口的跨国迁移日益频繁,其迁移模式已打破传统的单向模式,呈现出多元化倾向。除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迁移外,如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迁移、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迁移等也日益增多[1]。在中国,入境外国人的规模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其社会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严格的移民限制[2]。作为传统的非移民国家,中国对外国人的居留、就业等管理严格。如规定持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未经政府主管机关允许,不得在中国就业。这些限制延缓了外国人进入中国居留的规模和速度。但截至2010年,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华居留三个月以上的常住外国人数量仍有60万之多,比10年前增长了4倍[3]。这说明,严格限制并未能阻挡外国人入境增长的趋势。为何中国对在华外国人的居留就业限制多多,但其人口规模还是持续扩大?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就业需求有关;另一方面族裔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族裔经济所构建的服务体系使在华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族裔经济到底解决了在华外国人的哪些问题?对中国的移民政策及移民理论构建有何启示?这即是本文的着眼点。
现阶段,在华外国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其中以上海的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2010年上海常住外国人为162481人,占全国常住外国人总数的27%;过半数的常住外国人为外资企业工作人员及家属,占总人口的60%（96750人）,其次为留学人员及家属,占9%（14654人）[4]。按国别来看,日本人以35075人成为上海市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其人口数约占在华日本人的53%,上海常住外国人的22%;其次为美国人和韩国人,分别占上海常住外国人的15%（24358人）和13%（21073人）[4]。上海最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就是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因此以古北地区为例进行案例研究。
鉴于中国目前对移民数据统计的不足,主要通过实地考察和访谈完成数据收集。预调查于2012年3月实施,分别对5名族裔经济设施的经营者（包括在上海居住10年以上的房地产中介商、教育机构的相关负责人等）进行了预访谈,掌握古北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情况,同时通过对当地日文杂志（Whenever上海、Look上海、上海らくらくプレス等）、新闻报纸等对照总结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的大致情况。正式调查于2012年7-8月、2013年2-3月期间实施,2013年3月15日结束。共对21家日本族裔经济设施（表1）的经营者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设施的经营情况、利用者的属性及经营者的创业经历等,访谈时长0.5~3h,对部分经营者在调查期间进行了多次访谈。
Tab. 1 Attributes of the self-employed Japanese in the Gubei area from interviews

表1 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经营者的基本属性

2 族裔经济及聚居区族裔经济

“族裔经济”作为一个舶来语,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日益增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大城市集聚而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现阶段中国对族裔经济的研究多为以某一城市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如刘云刚等通过对在穗日本人的长期追踪调查,指出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点[5,6];李志刚等通过对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分析,指出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密切相关[7-9]。
社会学家Bonacich等最早提出族裔经济的定义,指代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从事的经济活动,强调活动参与者的族裔属性,即经营者和大部分雇员为族裔成员[10]。Reite认为族裔经济应包括族裔成员参与的、使用母语的所有经济活动[11]。较之前的定义,Reite把受雇于非族裔经营者,但使用母语的经济活动也纳入族裔经济的范畴。在Bonacich等提出的定义的基础上,Aldrich等增加了“族裔文化”这一评价标准,即族裔经济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应具有族裔特色[12]。但上述定义并未就是否为本族裔群体服务做出明确规定。
在地理学的研究中,一般从空间的视角出发将族裔经济与族裔聚居区进行联合考虑,这是由于为确保族裔劳动力或接近消费群体,族裔经济往往靠近族裔聚居区或直接以族裔聚居区为空间载体而形成[13]。Li通过对洛杉矶的华裔族裔经济进行研究,认为族裔经济的发展与族裔聚居区的人口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14]。但Waldinger等则认为族裔经济与族裔聚居区的关系是复杂和可变的,且很大程度上受族裔经济的类别、族裔群体的族裔属性、地理环境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15]。
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概念,但并未就其定义形成统一的认识。Li根据族裔经济与族裔聚居区的空间距离,提出族裔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从聚居区族裔经济到中间人少数族裔经济[14]。根据Li的解释,以聚居区内大量居住的族裔成员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其进入门槛更低且更易获得事业成功,所以族裔经济在地理位置上往往发源于族裔聚居区。因此第一阶段的聚居区族裔经济主要满足居住于聚居区内的族裔成员的日常生活需求,以小资本的服务业和零售业为主。随着事业的成功,经营者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当地主流市场,其经营活动更加多元化并逐渐扩散到聚居区外,服务群体也扩大至或甚至主要面向非族裔群体,此时即进入第二阶段的中间人少数族裔经济,如位于洛杉矶黑人社区中的韩裔商业活动[16]。
另一方面,Portes等通过对迈阿密的古巴族裔经济研究,认为聚居区族裔经济包括以下要素：族裔群体内有相当大比例的经营者;以本族裔成员及主流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为族裔成员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族裔公司或企业在聚居区内集聚等[17,18]。但是,Light指出该概念剔除了实际上存在于聚居区族裔经济体系内的个体经营者,同时也无法很好地解释如纽约的韩国人街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越南人街等聚居区族裔经济。在韩国人街的案例中,墨西哥人同时充当着族裔经济的雇员和顾客的双重角色;而在越南人街的案例中,经营者大多为来自越南的华裔,雇员则多为越南人和菲律宾人[19,20]。由此可见,聚居区族裔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族裔经济模式,同样存在着定义暧昧、界定不清的问题。
此外,上述族裔经济的定义存在以下理论假说：即族裔群体大多为处于社会底层、缺乏良好教育与职业技巧、受到当地社会歧视的弱势群体;族裔经济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使族裔成员避免失业以及获得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行途径。传统的族裔经济研究大多以低端移民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定义不能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型移民,特别是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新现象。
因此,本文将族裔经济的定义扩展为：族裔经营者提供的经济活动（不强调服务对象的族裔属性）,以及所有为族裔群体服务、具族裔特色的经济活动（不强调经营者的族裔属性）。当族裔经济活动在族裔聚居区内空间集聚并具相当规模,则形成聚居区族裔经济。关于其发育过程和内涵,本文更倾向于赞同Li的观点。
杉浦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族裔社区（ethnic town）”这一统筹族裔聚居区和族裔经济的概念。杉浦认为,族裔社区是指某一族裔群体集中居住的、拥有大量为族裔群体服务的商业设施和社会组织等的特定区域。在考察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美国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圣何塞的日本人街的基础上,杉浦提出了族裔社区演变模型的四阶段论：① 萌芽期：族裔群体聚居而衍生族裔市场,促使族裔经济的出现;② 族裔聚居与族裔经济共生期：族裔经济发挥集聚效应,促进族裔经济设施和聚居人口规模的增长,族裔经济的劳动力以聚居区内的族裔成员为主,强调居住、商业、社会网络功能的结合;③ 族裔经济主导期：族裔人口居住分散化,族裔经济的服务范围扩散至社区外,族裔经济的劳动力和服务对象扩大至包括非族裔群体,社区功能更多表现为商业功能;④ 衰退期或转换期：既可能随着族裔人口和族裔经济的过度分散而进入衰退期,也可能随着外来游客的增多而转变为主要为非族裔群体服务的旅游观光地[21]。这一“族裔社区”的定义相对较为符合本文的研究案例,因此将其作为基本的分析视角和概念加以运用。
关于族裔经济的形成机制,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主流社会难以满足族裔群体具族裔特色的消费需求（如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特殊偏好的消费需求）,因而促使为族裔群体服务的族裔市场的形成;这一族裔市场受族裔人口规模、族裔成员的特殊品位和消费需求、族裔成员自身的不利条件（如不谙当地语言、社会隔离）、族裔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12]。但是,这仅从族裔群体的视角解释了族裔经济的形成原因,也即内因。在探讨族裔经济的形成机制时,移民接受国的移民政策、社会环境、劳动力市场结构等对族裔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将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对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3 上海日本族裔经济的形成背景

3.1 在沪外资与外国人数量的增长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为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资和技术,上海放宽了外商投资政策,加大外资的引进力度。从图1可知,1989-2012年,在上海吸收的外资中,港资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其次是来自日本、美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从外商投资企业合同数来看,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数从361个（占总合同数的51%,下同）增长至20618个（30%）,日本从95个（13%）增长至9336个（14%）,美国从90个（13%）增长至7219个（11%）;而来自香港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则从3.1亿美元（占总实际利用外资额的26%,下同）增长到436.1亿美元（33%）,日本从2.3亿美元（19%）增长到161.9亿美元（12%）,美国从2.2亿美元（18%）增长到99.4亿美元（7%）[4]。由此可见,日资是上海引进外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Fig. 1 Composition of countries (regions) investing in Shanghai from 1989 to 2012

图1 1989-2012年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合同数及实际利用外资额

在外资不断流入的过程中,也带动了外国人的迁入。据上海统计年鉴显示,上海市常住外国人口从2000年的45377人增长至2012年的174192人,日本人、美国人和韩国人是其三大构成主体[4]。如图2所示,日本人从2000年的12270人（占总常住外国人口的27%,下同）增加至2012年的39091人（22%）,美国人从6354人（14%）增加至26000人（15%）,韩国人从3294人（7%）增加至20456人（12%）。但是,这些数字存在统计偏小的问题。日本外务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2012年在沪日本人为57458人[22]。
Fig. 2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in Shanghai from 2000 to 2012

图2 2000-2012年上海常住外国人口的变化

3.2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上海形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区——“古北新区”。古北新区作为上海第一个涉外商务区（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设施于1986年开始兴建,1993年完成一期建设,总规划用地面积136.6万m2,总建筑面积300万m2。其规划目的是为解决外国专家和港澳台同胞等的居住问题,以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因此,古北新区配置了相应的办公、商业、文化娱乐、教育等设施,是兼具商业和外贸功能的涉外居住区[23]。
2000年以前,上海并没有就外国人按照国籍进行统计,因此无法得知2000年以前古北新区不同国籍外国人的混合居住状况。但是,根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的访谈可知,20世纪90年代,绝大部分在沪外国人都居住在古北新区,并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比重最大,这与2000年的上海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较为吻合。
21世纪以后,为应对快速增长的在沪外国人,上海从2003年起解除了对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此后,之前一直处于混居形态的各国籍外国人,开始呈现出居住分离的倾向,也即出现了以国籍为单位的族裔聚居区,如古北新区成为日本人聚居区,闵行区成为韩国人聚居区。同时,古北新区启动了二期扩建计划。因此,以2003年为分界点,日本人聚居区的空间区位、聚居规模乃至政治经济背景都发生了新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长宁区是日本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区域,约有43%的日本人居住于此,其次依次是浦东新区（17%）、闵行区（10%）和徐汇区（10%）[24]。根据实地调查,居住于长宁区的日本人实际上大多聚居于古北新区及其周围地区。由此可见,尽管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被解除后,古北新区仍是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居住地。这一方面得益于古北新区靠近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机场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居住环境良好、配套设施完善的古北新区较能满足日本人的居住选择偏好,具备较高的付租能力也支持着其择居行为。
Fig. 3 Distribution of the Japanese expatriates in the urban center of Shanghai, 2010

图3 2010年在沪日本人的居住空间分布

3.3 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鉴于日本人居住范围的不断扩大,将古北新区、虹桥地区和仙霞地区定义为“古北地区”（图4）。除古北新区为涉外居住区外,虹桥地区建有日本人学校和不少涉外住宅,吸引大量日本人在此居住。而仙霞地区并不是日本人的居住区,但由于日本领事馆和大量日资企业的办公设施都设立于此,近年来该区域日本族裔经济设施不断增多,可视为日本人聚居区的辐射范围。
Fig. 4 Changes of the Japanese residences in the Gubei area

图4 古北地区的日本人住宅分布变化

注：资料来自以日本人为服务对象的房地产中介的访谈。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移民政策限制了以自主经营的小资本的商业、服务业等为目的的外国人的入境,导致族裔群体对族裔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强烈,但族裔经济发展相对滞缓的特殊现象,日本族裔经济也不例外。通过访谈可知,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的演变与日本人聚居区的发展历程相似,均可分为两个阶段：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2年）和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3.3.1 萌芽阶段 从图5中可以看出,2002年日本族裔经济设施数量已近百,包括6家教育相关设施（1所日本人学校、2所国际学校、1所幼儿园、2所补习班）,6家日本食品零售业相关设施（1家日本食品专卖店、4家日资超市、1家大型超市）,46家餐饮服务业相关设施及22家其他设施（2所医疗设施、9家房地产中介、5家按摩店、6家美容美发店）。从空间分布上看,日本族裔经济设施主要集中分布在古北新区一期,数量约占总设施的4成以上。与其相毗邻的仙霞地区,特别是涉外宾馆（在20世纪90年代,因工作原因而短期居留的外国人大多住在涉外宾馆）及日本领事馆的附近也有分布,但餐饮服务设施较为常见。
Fig. 5 Distribution of the Japanese facilities in the Gubei area, 2002

图5 2002年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的分布

尽管在萌芽阶段居住在古北地区的日本人对日本进口商品、日本式服务等日常生活的族裔需求旺盛,但受制于当时的中国移民政策,日本人无法对该领域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因此,日本族裔经济有以下特征：地理位置以日本人聚居区为空间依托;其日常生活需求主要由他裔人士（中国人）代为提供。但是,根据对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的访谈可知,大多日本人对中国人提供的族裔商品和服务并不满意,特别是在日语和日本式服务方面更为明显。此外,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如衣服和日式调味品等,大多日本人表示会直接从日本携带到上海,而较少在当地购买。由此可推测,日本人对中国人提供的族裔经济活动依赖程度较低。
3.3.2 发展阶段 从图6可知,2012年日本族裔经济设施数量增长至300家以上,包括：22家教育相关设施（1所日本人学校、2所国际学校、7所托儿所/幼儿园、12所补习班）,16家日本食品零售业相关设施（6家日本食品专卖店、9家日资超市、1家大型超市）,200多家餐饮服务业相关设施及53家其他设施（8所医疗设施、6家房地产中介、13家按摩店、21家美容美发店、5家音像店）。从空间分布上看,日本族裔经济设施遍布整个古北地区,并以古北新区一期的分布最为密集。原因主要包括：① 古北新区一期是日本族裔经济出现最早的地方;② 古北新区一期的房租和店铺租金随古北新区二期的竣工有所下降,从而降低了族裔经济的投资门槛。
Fig. 6 Distribution of the Japanese facilities in the Gubei area, 2012

图6 2012年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的分布

同时,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对日本族裔经济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2004年6月起实施的《外资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放宽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限制,外商获准投资批发、零售、特许经营等商业企业。这一法律法规打破了此前日本族裔经济由中国人主导的局面,日本人经营的族裔经济设施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从而极大地满足了日本人的族裔需求。
Fig. 7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Japanes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图7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过程

此外,新的群体——拥有在日本生活经历的中国人也开始积极参与到日本族裔经济的经营群体中。他们对日本社会文化较为熟悉,日语掌握程度较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迎合日本顾客的需求,如提供符合日本人口味的食品、标准的日文菜单等;以榻榻米、纸灯笼等装潢店铺,营造日本式的氛围环境;聘请日本雇员,重视日本式服务的提供等。这与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创业的时期也较为吻合。山下指出,20世纪80-90年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上海市和福建省;来自上海市的留学生在1990年约占中国留学生的17%,2000年占14%[25]。2000年以后,随着上海经济形势发展良好,部分留学生选择归国创业,成为日本族裔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4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的案例分析

4.1 总体特征

根据本文对族裔经济的重新定义,古北地区的日本族裔经济设施主要可分为四类：① 教育相关：日本人学校、国际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补习班等;② 食品零售业相关：日本食品专卖店、日资超市、大型超市等;③ 餐饮服务业相关：日本料理店、酒吧;④ 其他：医疗设施、房地产中介、按摩店、美容美发店、音像店等。访谈的21家日本族裔经济设施中,No.1~16为日本人经营,No.17~21为中国人经营（表2）。
Tab. 2 Interviews of self-employed Japanese in the Gubei area

表2 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经营者的访谈

概括而言,受访的日本族裔经济设施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从开业时间来看,2004年前开业的有7家,之后开业的有14家,并以2008年后开业的设施居多。2004年前开业的日本人经营的设施,主要通过合资或以中国人为营业执照法人的形式取得合法经营权。从地理位置来看,80%的设施（17家）位于古北新区,并以古北新区一期最为集中。从雇员的国籍构成来看,雇佣中国人的族裔经济设施居多,根据店铺的业务规模其人数为2~30人。日本雇员在人数上相对较少,但大多以管理者身份负责店铺的经营和业务管理,同时解决中国雇员和日本顾客间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
其次,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的顾客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和他裔人士为辅。通过访谈可知,15家（71%）设施的日本顾客超过8成,其中No.10的幼儿园、No.13的日本料理店和No.15的房地产中介专门为日本人服务。但也存在以他裔顾客为主的设施,如No.14的女装店,约有9成的顾客为中国人,其原因包括：开业时间短,日本人对该店铺的认知程度还很低;日本人在服装消费方面有从日本携带的倾向;经营者精通中文等。
此外,日本经营者在沪创业的动机则可归结为以下几点：① 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促使部分日本人到海外寻求就业、创业机会;② 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使日本人投资族裔经济领域成为可能;③ 在沪日本人口规模的增长,刺激“族裔市场”扩大进而提供了大量创业机会;④ 大多受访者,如No.2、No.4、No.7、No.10、No.11、No.12、No.13、No.14、No.15的经营者,拥有在中国留学或居住的丰富经历,这成为日后在上海创业的契机。而中国经营者,除上述的拥有在日本生活经历的理由外,也有出于族裔经济的商业利润较高的考虑。在现阶段,在沪日本人口仍保持着明显的增长趋势,其“族裔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稳固现有族裔经济设施经营的前提下,大部分经营者表达了将来扩大规模、开设分店的意愿。

4.2 实证案例分析

4.2.1 No.2,杂货店 No.2的杂货店开业于2002年,创业初始时为一小规模的二手商品店。店铺的经营业务主要是低价收购日本人使用过的商品,包括：日本制造的电器产品、游戏光盘、音像制品和日文书籍等,并进行再出售处理。有别于国内的二手商品店,该店铺出售的商品不仅新旧程度良好,像电器产品类还负责售后服务,是一种在日本较为常见的店铺类型。
经营者的创业动机简述如下：由于大多在沪日本人是从日本派遣过来的公司职员及其家属,在派遣期满（3~5年）后回国前往往面临着日常生活用品的处理问题。经营者于1997-2001年间曾作为公司的派遣职员在上海生活,对该问题有切身体会,并从中发现了商机。此外,二手商品店对创业资金要求相对较低。因此,经营者在退休后返回上海,选择在日本人聚居的古北新区开设了二手商品店。由于日本人的人口规模增长和流动频繁,店铺业务逐步扩大,从二手商品店转变为包括销售全新商品的杂货店,并开设了两家分店。现阶段,该店铺的顾客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主,分别占总顾客的50%与45%,剩余的5%为韩国人。除经营者外,所有雇员均为中国人。
4.2.2 No.4,茶叶店 No.4是2007年开业于古北新区,以销售中国茶叶为主的茶叶店。该店铺主要面向日本人群体,日本顾客占98%以上。经营者2002年时曾在北京学习中文和中国茶艺文化,这一经历是其决心在上海创业的最主要原因。除经营者夫妇外,另聘有3名较为熟练掌握日语的中国雇员。经营者在销售茶叶的同时,还兼营各种中国文化兴趣班,传授中国茶艺文化和中华饮食文化等。经营者本人主要负责中国茶艺文化的兴趣班,其配偶负责中华料理和传统包点的培训班。此外,经营者还定期邀请精通日语的中国老师开设其他各种兴趣班。兴趣班的利用者大多为日本家庭主妇——受中国法律约束无法在当地就业、经济较为富裕的特殊群体。这些兴趣班成为日本人与当地社会交流的重要媒介,不仅丰富了日本家庭主妇的闲暇活动,同时也向当地日本人社区传播中国文化,加深他们对当地社会文化的理解。
4.2.3 No.10,幼儿园 No.10是2008年开业于古北新区,兼具托儿所功能的幼儿园。幼儿园主要采用日托和小时托两种方式。日托的利用者主要为双职工家庭,小时托主要解决小孩在家庭主妇外出购物或与朋友聚会期间,或放学后到家长下班期间无人看管的问题。幼儿园的通用语言仅为日语,主要面向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日本人的小孩,小孩年龄从3个月到8岁不等。在访谈过程中,就碰到同时使用日语、英语或中文的混血儿童。由于该幼儿园为小孩提供与日本相似的成长环境,有利于小孩回国后继续接受日本的教育,因此广受日本家长追捧。幼儿园的师资力量包括经营者、3名日本幼师以及2名熟练掌握日语的中国幼师,此外还雇佣了1名中国清洁人员。幼儿园的经营时间从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需要照顾18名小孩左右。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生源数量有所增加。
经营者于1990-1994年在北京经营一所幼儿园,并由此与该幼儿园的前园长相识。由于前园长婚后搬到苏州居住的缘故,不得不放弃该幼儿园的经营权。为避免对该幼儿园利用者造成困扰,受前园长的委托,经营者接管该幼儿园并经营至今。
4.2.4 No.20,中文教室 No.20的经营者是隶属于古北地区一所民办语言培训机构,并以日本人为对象的中文教师。经营者的教授对象大多为日本家庭主妇。生源高峰期为2006-2007年,每月固定的学生人数为20多人。2008年以后,受在沪日资公司削减派遣人员的影响,学生人数有所减少,到2013年仅剩10人左右。作为应对策略,经营者充分发挥日语能力优势,针对中国高中生开展日语家教课程。
经营者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上海,青年时期受当时到日本留学、打工热潮的影响,远赴日本留学,并在毕业后进入日本公司就职,前后在日本生活了18年,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进入21世纪,相比日本的经济发展缓慢,上海经济形势良好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经营者决心举家返回上海谋求发展,并利用其语言优势开展事业。回国后经营者仍以志愿者身份每年探访日本的神奈川地区,参与当地的活动组织,积极推进中日交流和理解。
4.2.5 No.21,日本料理店 No.21是2009年开业于仙霞地区,以附近的日资公司职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日本料理店。从顾客构成来看,约有85%为日本人,15%为中国人。该店铺共有雇员13名,包括1名日本人和12名中国人。作为针对日本人的料理店,经营者非常注重服务质量。为提供更正宗的日式服务,经营者采用了以下策略：提拔日本雇员为店长,负责管理店面的同时,对中国雇员在接待客人和学习日语方面进行培训和指导;提供免费宿舍让日本雇员与中国雇员共同居住,旨在让中国雇员在日常生活中体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等。此外,经营者还每年参加日本东京和九州地区所举办的饮食研讨会,注意掌握日本饮食方面的最新动态。
经营者20世纪70年代出生在上海,于1988-1995年在日本度过了青年时期。经营者在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的同时,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因此熟知日本社会文化。1995-2007年远赴新西兰,从事日本料理店的相关工作,经历了从底层的洗碗工到店员、厨师、店长的升职过程,从中掌握了大量关于日本料理店经营的知识和技巧。2007年,经营者捉住国内的创业机遇回国发展,开设了这家日本料理店,并计划近年内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开设多家连锁分店。

5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5.1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过程

20世纪90年代,古北地区只有少数日本族裔经济设施。除日本人学校外,大多设施的经营者及雇员均为中国人。由于古北地区在当时被定位为涉外居住区,中国经营者及雇员大多居住在古北地区以外的地方。上述现象并不符合传统的族裔经济模式,即由族裔群体经营、为族裔同胞提供工作岗位、经营者及雇员大多居住在族裔聚居区内。这一中国模式的族裔经济,很大程度上与中国非移民国家的定位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严格控制外国人入境,除跨国公司派遣的外国职员、拥有大量资本的外国投资者外,其他如以小资本创业和当地就业为目的的外国人进入中国的门槛较高。以日本人为例,在沪日本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增长缓慢,到2000年时尚不足万人,且大多持有日资公司派遣职员及其家属的身份属性,是日本族裔经济的需求者和消费者,而族裔经济的提供者在中国移民政策的制约下被拒之门外。因此,传统的族裔经济模式由于族裔经营者及族裔劳动力的缺失而无法在中国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经营者及中国雇员实际上代替族裔群体为日本人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其经营活动可以说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出现的族裔经济行为,因此导致日本族裔经济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日本人聚居区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在沪日本人口快速增长,2001年首次突破万人,2004年以34122人超越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日本人聚集城市,2011年更以56481人超越纽约成为世界第二大日本人海外聚集城市,12年间增长6倍左右[22]。在沪日本人数量的增多,促使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对族裔经济需求的增长。2004年后中国部分商业领域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获准在中国开展族裔经济的相关经营活动。在此背景下,以创业为目的进入上海的日本人开始增多,并成为经营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群体的主力。为降低经营成本,日本经营者倾向于聘请中国雇员;而拥有留日经历的中国经营者为保持设施的“族裔属性”,在聘请中国雇员的同时注意吸纳日本雇员。换言之,古北地区的日本族裔经济是以中国人和日本人经营为主、以中国雇员为主要劳动力的一种特殊的聚居区族裔经济模式,该模式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国家族裔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图7）。此外,日本族裔经济的服务对象更为多元化,从以日本人为主转变为以日本人为主、他裔人士为辅。如在沪日本人广为熟知的No.16,是销售日本进口的调味品、零食及新鲜蔬果、海产品（主要是寿司和刺身）的日资超市。该超市开业于1999年,2013年在古北地区共开设有5家分店。通过对该店店长的访谈可知,超市的日均顾客约300人,约80%为居住在古北地区的日本人,20%左右为港澳台同胞,而来自古北地区外,甚至上海市外（苏州、昆山等）的日本顾客也并不少见。服务对象的多元化倾向也存在于其他的日本族裔经济设施。近年来,受日本文化影响而到古北地区寻找日本美食、日本时尚和日本动漫产品的中国年轻人正逐渐增多。

5.2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特征

5.2.1 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兴起与上海“国际化城市”的定位及积极引进外资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日资作为上海利用外资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日资企业的方式开展跨国经济活动。日资企业的经营策略是将本国职员派遣到投资国,通过公司职员达到增强与总公司联系的目的。这一经营策略为上海输送了大量以日资公司派遣职员为代表的高端人才,间接促进了高端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日资公司派遣职员及其家属对族裔经济的需求最为旺盛,而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确保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消费各种具有日本族裔特色的商品和服务。因此,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兴起,是以日资企业主导下形成的高端移民聚居区为地理空间载体的。
5.2.2 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与日本经营者追求经济利润的动机密切相关。 由于大多日本人在沪短期居留,没有充裕时间适应当地社会的他们倾向于选择日本的生活方式,对日本进口商品和母语、日本式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同时他们也具备满足特殊族裔需求的经济能力。与当地居民利用的日常生活设施相比,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的消费水平更高。如日本人经营的美容美发店的剪发服务人均消费约为200元,比国内高出几倍。日本经营者受经济利润驱使,利用自身的语言与文化优势,再加上在母国获得的先进教育和技术水平,主动移居上海创业。因此,与传统的族裔经济相比,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形成的原因并非是面对主流社会和经济的排斥和歧视而进行的被动选择,而是预期的收益利润更高。
5.2.3 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功能主要是满足族裔群体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但并未形成为族裔成员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功能。 受中国移民政策的影响,在沪外国人并非处于弱势的低端移民群体,因此为其提供避免失业的机会及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功能的传统族裔经济并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性。其次,相比族裔劳动力市场,进入主流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所获得的收入更高,特别是上海大量的日资企业,可以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再者,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以个体经营者居多,个体经营者一方面对族裔劳动力的需求不高,另一方面,更青眯较易获得的和相对廉价的当地劳动力。现阶段,少数作为日本族裔经济设施雇员的日本人,从访谈中可知其职业选择大多是出于积累资金和工作经验的考虑,为日后在沪创业或到跨国公司就职做好充分的职业规划准备。
5.2.4 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服务辐射范围日益广泛。 2003年以后,随着外国人获准在古北地区外的地区居住,日本人的居住空间呈现出大聚居、小分散的特征,即大部分聚居在古北地区,小部分居住在浦东新区、徐汇区、闵行区等。现阶段,上海市内已形成多个日本人聚居区,并以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的规模最大,浦东新区次之。但是,日本族裔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与日本人聚居区的发展保持一致。上海的日本族裔经济设施,极大部分分布在古北地区,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从2012-2013年期间调查问卷的结果可知,即使是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日本人也普遍存在利用古北地区日本族裔经济设施的倾向。换言之,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服务范围已涵盖整个上海市,解决了其他日本人聚居区中族裔经济设施匮乏的问题。

6 结论与讨论

6.1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原因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原因可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进行剖析。
首先,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形成的外因,可认为是中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作为非传统移民国家的中国,日本人的进入和居住是近20多年来的国际化现象之一。但受中国移民政策的限制,在沪日本人大多为跨国公司派遣职员及其家属,居住地在20世纪90年代被局限于涉外居住区,形成被动隔离。同时,日本领事馆从淮海中路迁址至古北地区的万山路,也吸引了部分出于居住安全而主动选择居住在古北地区的日本人。随着涉外居住区内日本居住者人数的增多,日本人聚居区逐渐成型,为此后出现的族裔经济提供了地理空间载体。但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跨国公司派遣职员及其家属的日本人大多为族裔经济的消费者,而族裔经济的提供者,即族裔经营者的大量出现则始于中国移民政策有所放松后的2004年。换言之,族裔经济的地理空间载体的形成及提供者的出现,主要与中国移民政策的松紧程度密切相关。
其次,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形成的内因,则可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得到解释。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人,对日本特有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非常重视,特别是在饮食习惯上倾向于选择和食,日本的调味品、寿司、刺身等更是不可缺少。族裔经济的存在不仅有助于降低族裔群体与当地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加强同胞间的相互扶持,同时对族裔个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也发挥积极的作用[26]。除上述原因外,海外日本人的封闭性也是重要的内因,特别是语言障碍所带来的封闭性在非英语圈国家中更为明显。尽管在日常购物方面,通过身体语言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一问题,但在服务业领域,特别是美容美发、医疗、教育等方面,语言障碍的影响却具有放大效应。换言之,语言不通阻碍了日本人的社会融入,加剧了日本人社区的封闭性。因此,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是在非移民国家的政策制约下及日本人社区的封闭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族裔空间景观。

6.2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未来

从日本人聚居区及族裔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古北地区的日本人社区正处于族裔社区演变模型的第二阶段,即居住与商业功能紧密结合的族裔聚居与族裔经济共生期[21]。目前,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正发挥积极的集聚效应,刺激族裔经济设施和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但是,由于日本人聚居区的构成主体及族裔经济的服务对象大多为日资企业的派遣职员及其家属,导致其维持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当地的日资企业。日资企业今后在上海的发展动向,将会对日本人社区产生深远影响,既可能随着日资企业的投资增加而进一步发展,也可能随日资企业的撤资而陷入衰退状态。因此古北地区的日本人社区带有明显的脆弱性,不仅受日本对沪投资的影响,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也难以脱离日本人聚居区而独立发展。由此可推断,日本人社区将很可能在长期内维持在第二阶段的共生期,此后跳过第三阶段的族裔经济主导期而直接进入第四阶段的衰退期或转换期。
随着时代发展,影响族裔社区演变的因素更为复杂,特别是像拥有非移民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双重属性的中国,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对族裔聚居区及族裔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从而决定了中国案例的族裔聚居区和族裔经济的特殊性,其演变模式尚需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6.3 讨论

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作为上海市参与经济全球化及对全球化影响做出响应的产物,同时是日本人社区得以维持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族裔经济的存在不仅解决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对具有族裔特色商品和服务的特殊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因不谙当地语言而产生的心理恐惧。同时,族裔经济中大量以日语为主要标识的广告、店铺招牌等作为特殊的族裔语言景观,将日本文化带进古北地区的同时,缓解了日本人对海外生活的各种不适应,使其与当地居民在不同文化习俗、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前提下实现和平共处。因此,族裔经济不仅是国际移民社区的重要构成主体,其对国际移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而国际移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以国际移民为载体的跨国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现阶段,除古北地区的日本人社区外,其他以国籍为单元,甚至跨国籍的国际移民社区在上海业已形成。这些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近出现的国际移民社区不仅为城市带来多元文化和注入新活力,也促使国际移民在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与当地社会相联系,特别是其独特的生活习惯、消费模式以及宗教文化对当地社会的服务业态产生较大影响,刺激了族裔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进而形成特殊的族裔空间景观。国际移民社区和族裔经济对增强国际移民的本地根植性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其自身所带有的“排他性”也是社会种族隔离的重要符号,既隔断了国际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和相互了解,也不利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国际移民社区作为城市中的“排他空间”,从中可窥见中国的城市管理体系和国际化发展正面临着如何协调开放社会与国际移民之间冲突、优化城市秩序、促进族群社会融合等新挑战。同时,国际移民社区也给中国大城市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分化和异文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上海,以跨国公司派遣职员及其家属为代表的国际移民阶层,与外来人口、农民工等为代表的国内移民阶层,在劳动力市场、经济收入、住房等方面两极分化明显,城市社会空间正面临着新的重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合理管理和引导国际移民社区,是今后城市规划和移民管理的重大课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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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s A, Jensen L.The enclave and the entrants: Patterns of ethnic enterprise in Miami before and after Mari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6): 929-949.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doption of a conservation practice among Illinois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ortance of agroecological and conservation policy influences. Farmers in one agricultural region adopted the conservation practice of no-till agriculture earlier and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those in another. Evidence shows that policy changes were not accompanied by changes in farmers' motivations for adopting no-till. If anything, farmers adopting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policy changes were less likely to adopt for conservation and erosion control reasons than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policy change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whereas a shift in policy may have resulted in the desired behavioral change, it has not resulted in influencing no-till adoption for conservation reasons. Farmers' future behavior is unlikely to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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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I, Sabagh G, Bozorgmehr M, et al.Beyond 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Social Problems, 1994, 41(1): 65-80.The terms ''ethnic economy'' and ''ethnic enclave economy'' designate an immigrant or minority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sector that coexists with the general economy. Users often treat these terms as synonymous. In fact, they are not. The concept of ethnic enclave economy derives from the labor segmentation literature, whereas the concept of ethnic economy derives from the middleman minorities literature. The derivations have shaped the problems that both concepts address. The strenuous debate about relative wages in the ethnic enclave versus the general economy is a case in point. When 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an ethnic economy, the salience of this debate greatly diminishes. Agreeing that the concept of ethnic enclave economy is useful, we nonetheless claim that it is less general than the older concept of the ethnic economy. Indeed, we show that 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is really a special case of the ethnic economy. Evidence for this conclusion derives, in part, from our survey of Iranian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the results of which fit the older ethnic economy concept but cannot be squeezed into the concept of an ethnic encla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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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I, Bonacich E.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Between 1975 and 1982, Korean immigrants entered the entrepreneurial population of Los Angeles in great numbers. They brought new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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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浦直. エスニック・タウンの生成・発展モデルと米国日本人街における検証. 季刊地理学, 2011, 63(3): 125-146.There have been few articles focusing on the general aspects of ethnic towns or ethnic business enclaves, particularly their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However, Kaplan (1998) discussed the spatial resources to influence the ethnic economy and identified four general ways in which spatial concentration may help ethnic businesses;i.e. incubator, linkages, agglomeration, and focu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can translate his schema into a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an ethnic tow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a model of ethnic tow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in part on Kaplan's discussion. An ethnic town is supposed, in the present author's model, to develop typically through four stages; 1) a germination stage, in which an ethnic residential community operates as an incubator for coethnic small businesses, 2) an agglomerated ethnic town stage, in which an ethnic town grows to an integrated enclave of coethnic businesses and residents, 3) an ethnic business town stage, in which an concentrated ethnic economy continues to serve a more spatially dispersed coethnic residential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nonethnic population of the more extensive host society, and 4) a vestiges stage, in which some ethnic businesses remain in the former ethnic town area after many coethnic residents as well as businesses have been dispersed into urban areas. This model is utilized by the author to illuminate issues in the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of four Japantown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es which the author has researched before:Little Tokyo in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s Japantown, San Jose's Japantown, and Seattle's Japantown. The results are princip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 proposed by the author, namely each stage of the model has its counter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Japantowns, with all four Japantowns discussed here experiencing similar 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However, full development to the ethnic business town stage was only found in the cases of San Francisco's Japantown and Little Tokyo in Los Angeles. Both experienced 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from the late 1960s to the 1970s, introducing big capital as well as an influx of new business people from Japan. In contrast, the redevelopment was very limited in San Jose's Japantown area, where it seems to have stagnated at a comparatively earlier stage. Seattle's Japantown is considered to be now in the vestige stage and seems to have lacked the full ethnic business town stage, or experienced only a very short ethnic business town stage in the past. In this area, the nature of redevelopmen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San Francisco's Japantown or Little Tokyo; for example, the community-based redevelopment process, proceeding from the early 1970's to the early 1990's, was divided into many small projects without an introduction of large amounts of outside capital, underlining the complex Asian character of the so-called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cluding the Japantown area). The differences in each case and the deviation from the model as appeared in the above are considered to be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differences in the size and nature of the original ethnic town an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ethnic towns, not to mention the differences caused by internal forces within an ethnic town and those caused by external forces from outside the ethnic town. Furthermore, the study findings seem to indicate that a full development to ethnic business town stage cannot be realized without additional external stimuli,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apital or an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with stro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s.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linear model would seem to require modification and/or elaboration into a more flexible one.

[Sugiura T.A model of ethnic tow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pplied to four Japantowns, or concentrated Japanese ethnic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Ame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Geography, 2011, 63(3): 1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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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希平. 跨世纪建筑的航母: 古北新区. 国际市场, 1997, (4): 22-23.正 飞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空,从舷窗向东南鸟瞰,占地136.61公顷的上海古北新区,象一艘跨世纪建筑的航空母舰,在上海西部的万顷碧波中航行。 随着上海城区的发展,80年代初,这里被列入疏散

[Zheng Xiping.The Gubei new district: Stand for century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Market, 1997, (4):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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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shita K, Ogi H, Matsumara K, et al.Development of Fangzheng country in Harbin municipality as a hometown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Japan. Geographical Space, 2010, 3(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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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清海. 民族集団のすみわけに関する都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の展望. 人文地理, 1984, 36(4): 312-326.

[Yamashita K.Studies on the ethnic segregation in urban social geography. 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 Geography, 1984, 36(4): 3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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