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

  • 公丕萍 , 1, 2, 3 ,
  • 刘卫东 , 1, 2 ,
  • 唐志鹏 1, 2 ,
  • 李方一 4
展开
  •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3.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 4.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合肥 230009
刘卫东(1967- ),男,河北隆化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作者简介:公丕萍(1989- ),女,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5-07-12

  要求修回日期: 2015-11-15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1-2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25005)

A study on economic effects and carbon emissions effects of Sino-Japan trade in 2007

  • GONG Peiping , 1, 2, 3 ,
  • LIU Weidong , 1, 2 ,
  • TANG Zhipeng 1, 2 ,
  • LI Fangyi 4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49, China
  • 4. School of Managemen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5-07-1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11-15

  Online published: 2016-01-23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摘要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2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本文引用格式

公丕萍 , 刘卫东 , 唐志鹏 , 李方一 . 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J]. 地理研究, 2016 , 35(1) : 71 -81 . DOI: 10.11821/dlyj201601007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has been more common and trade pattern has obviously changed, which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distinct roles and labor divisions. Under this background, based on Sino-Jap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 for 200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nomic effects and carbon emission effects of Sino-Japan trade on these two countries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ol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in East Asia.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mploys trade in value added index and trade in carbon emissions index to study the trade of value added and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Japan's capability of value-creation is much stronger than China's, especially in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e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of China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apan, since the laborers' remuneration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contribute less to China's value added. Besides, in terms of industries with higher level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alue added coefficients of Japan and China are much lower and the gap between them will be larger. (2) CO2 emissions coefficients of most industries for China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Japan as a result of low level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3) Japan mainly undertakes the production of key components and part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while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downstream processing assembly proces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me resources-intensive products. Hence, Japan has gained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from Sino-Japan trade while China are heavily affected with regard to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principles for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for CO2 emiss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for China in the future.

1 引言

随着交通及通讯技术进步及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生产与消费环节日益分离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再配置,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1,2]。其中,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尤为迅速,地区生产网络日益成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3-5]。在区域生产网络中,国家及地区间的贸易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中间产品贸易及产业内贸易占比大幅提升,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加强[6-8]。而区域间贸易对劳动分工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必然有所差异。结合垂直分工模式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化下区域联系及产业空间组织的理解,并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选取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较为典型的中日两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定量研究当前分工模式下中日贸易对两国的不同影响。
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日本对该网络的构建起到重要引导作用,而中国主要承担了大量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两国的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9-12]。部分学者基于投入产出表对中日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穆智蕊等评估了中日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及就业拉动力,认为中国出口对国内增加值拉动作用较弱,但就业拉动作用较强[13];一些学者则对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发现中国碳排放系数明显高于日本,并对分行业碳排放系数与产品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4-16]。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这些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 对中日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时,或针对增加值,或针对碳排放,缺乏多因素的综合考虑,因此相关研究对各国产业及贸易政策制定的实际指导意义有所弱化;② 研究模型多是基于单一国家投入产出表进行拓展估算,数据可靠性很难保证,研究结论易受到质疑。
基于上述讨论,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分工差异较大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TiVA)及碳排放贸易(trade in carbon emissions,TiCE)核算方法,对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进行综合研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比分析中日两国分行业的增加值系数及CO2排放系数,同时测度了两国各行业的垂直分工水平,并进一步对垂直分工水平与上述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第二部分,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17-21],通过引入 TiVA TiCE指标[22,23],重点对中日间增加值贸易及CO2排放贸易的结构进行定量分析。
(1)TiVATiCE指标
区别于常用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 TiVA 测算方法将最终需求商品出口及中间商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区分开来,更适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贸易联系分析[22]。以日本为例, TiVA 计算公式如下:
TiV A JC = V A J I - A JJ - 1 F d JC + V A J I - A JJ - 1 A JC L CJ F d JC + V A J I - A JJ - 1 A JC L CC F d CC (1)
式中: TiV A JC 是日本对中国的增加值出口; V A J 为日本各行业增加值系数的行矩阵; A JJ 为日本的投入系数矩阵; A JC 为日本产品在中国的投入系数矩阵; F d JC 为日本产出中用于中国最终消费的矩阵; F d CC 为中国产出用于自身最终消费的矩阵;而 L CC 为基于总表得到的列昂惕夫逆矩阵中对应中国国内生产部分的矩阵(① A = A JJ A JC A CJ A CC , A 为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得出的投入系数矩阵; L = I - A - 1 = L JJ L JC L CJ L CC , L 为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列昂惕夫逆矩阵。)。
式(1)将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增加值 TiV A JC 分解为最终需求 V A J I - A JJ - 1 F d JC 、反馈效应 V A J I - A JJ - 1 A JC L CJ F d JC 及溢出效应 V A J I - A JJ - 1 A JC L CC F d CC 三部分,其经济学意义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24,25]。其中, V A J I - A JJ - 1 为日本的产品生产引发的增加值,最终需求部分中的日本产品直接用于中国最终消费;溢出效应中的日本产品出口至中国后,用于中国最终消费商品的中间生产;反馈效应中,日本产品先后经中国、日本进行加工后,最后用于满足中国最终消费。因此,最终需求及反馈效应侧重反映日本在产品生产加工中承担的下游活动,而溢出效应更多体现了中上游经济活动。通过以上区分, TiVA 可更加清楚揭示中日贸易及生产分工的特点。利用式(1)可同样计算出中国对日本的增加值输出。将式(1)中的增加值系数矩阵 VA 替换为CO2直接排放系数矩阵,可计算得到中日CO2贸易 TiCE 及其构成。
(2)增加值系数 V a r
增加值系数 V a r r行业的增加值与总产出之比,可反映某行业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能力。该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V a r = V r X r (2)
式中: V a r r行业的增加值系数; V r r行业的增加值; X r r行业总产出。增加值由劳动者报酬、固定资本折旧、营业盈余及生产税净额四部分构成,各部分增加值系数可同样由公式(2)得出。
(3)CO2直接排放系数 E 及完全排放系数 TE
由于中日两国统计制度存在区别,可获得基础数据不同,采取不同方法对中日两国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进行核算。其中,日本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是行业内主要产品的CO2直接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公式如下[15]
E r = X r i E r i / X r i (3)
式中: X r i 为行业ri产品的产值; E r i i产品的CO2直接排放系数。
中国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为相应行业CO2排放总量与总产值的比值。其中分行业CO2排放总量根据IPCC计算方法得到[26,27],公式如下:
CO E r = E N r k × NC V k × CE F k × CO F k × ( 44 12 ) (4)
式中: CO E r r行业CO2排放量; E N r k r行业对k类能源的消费统计量; NC V k k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CE F k k类能源碳排放系数; CO F k 为碳氧化因子;44/12为CO2与C的分子量之比。
另外,由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可计算得到相应行业的CO2完全排放系数,是指某一行业单位最终产品所直接消耗及间接消耗的各部门产品中隐含的CO2排放总量。相较而言,CO2完全排放系数更能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产出联系及生产体系的总体效率。公式如下:
TE = E × I - A - 1 (5)
式中: TE E 分别为中日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完全排放系数构成的行矩阵。
(4)垂直分工指数VS
垂直分工指数是一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中所投入的进口产品的比重,用于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水平[28]。基于垂直分工的定义,结合本文中增加值贸易计算方法,得到改进的垂直分工指数计算方法。以中国为例,公式如下:
V S C = I - A JJ - 1 E X JC + I - A JJ - 1 A JC L CJ E X JC + I - A JJ - 1 A JC L CC E X CC E X JC + E X CC (6)
式中: V S C 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所投入的日本产品的占比,分子为中国出口产品生产投入的日本产品总量,分母为中国出口产品总量; E X JC E X CC 分别为日本及中国产出中用于中国出口的矩阵。

2.2 数据来源及行业划分

采用国家统计局核算司与日本经产省等有关部门联合编制的2007年77部门的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图1)。日本2007年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计算所需数据来自亚洲经济研究所3EID 数据库(Embodied Energy and Emission Intensity Data for Japan Using Input-Output Tables);中国2007年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计算所需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和《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Fig. 1 The format of Japan-China international IO table for 2007

图1 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简化结构

为便于计算分析,对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与中国能源统计中的行业部门分类进行统一。其中,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划分为77个部门,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列出了41个行业的能源消费量。以最大限度保证数据准确度及信息量为原则,将细分部门向大类行业进行合并,最终归并为27个行业(表1)。
Tab. 1 The sectors classification of this study

表1 行业部门划分

行业名称 编号 行业名称 编号
农林牧渔水利业 1 金属制品业 15
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2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16
金属矿采选业 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7
非金属矿采选业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8
食品饮料业 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9
纺织业、服装及皮革制品业 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0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7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1
纸、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8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2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9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0 建筑业 24
化学纤维 11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迅业 25
其他化学工业 12 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 2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 其他服务业 27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4

3 中日增加值系数及CO2排放数的对比分析

3.1 中日分行业增加值系数及CO2排放系数对比

根据式(2)~式(5),可计算得出中日两国各行业的增加值系数、CO2排放系数(图2)。由图2a可知,中日两国的资源开采及服务业的增加值系数普遍高于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系数尤其低。从具体行业看,日本及中国的废弃资源回收、批发零售及餐饮、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运输仓储邮电等行业增加值系数较高,此外中国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增加值系数也较高;而日本的金属冶炼压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石油加工炼焦及化学工业,以及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化纤及石油加工炼焦行业,增加值系数较低。两国对比而言,中国多数行业的增加值系数低于日本,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更强。2007年,日本和中国的总增加值系数分别为0.51和0.32,日本远远高出中国;且中国仅农林牧渔水利业、非金属矿采选及废弃资源回收三个行业的增加值系数略高于日本,制造业的增加值系数均低于日本。这主要由于多数制造业生产链中,日本控制着行业的关键生产环节并提供核心零部件,而中国主要承担了较为成熟且程序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其创造的增加值在商品总价值中占比较低。
Fig. 2 Comparison of value added coefficients and CO2 emi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图2 中日增加值系数及CO2排放系数对比

进一步从增加值构成来看,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值率较高,而中国的生产税净额及营业盈余增加值率较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机制存在差异。首先,在劳动者报酬增加值率上,中国仅农林牧渔水利业、石油加工炼焦、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及非金属矿采选四个行业高于日本,这些行业均为典型的自然资源开采及初加工行业,而中国上述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仍较低,对劳动力依赖程度要高于日本。其次,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值系数方面,除运输仓储邮电、石油加工炼焦、食品饮料及非金属矿采选业略高出日本,中国其余行业均低于日本。但与上述两方面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多数行业的生产税净额系数及营业余额系数都高于日本,而仅石油加工炼焦、农林牧渔水利业、食品饮料、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建筑业以及废弃资源回收等一些资源开采及初加工行业中,日本的增加值系数高出中国。
图2b可知,中日两国重工业部门的CO2直接排放系数均比较高,且中国的CO2排放系数普遍高于日本。中日两国的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石油加工炼焦、金属冶炼压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化纤工业等的CO2直接排放系数比较高,此外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CO2直接排放系数也较高。中国产业经济的总体CO2直接排放系数为0.60 t/千美元,而日本仅为0.14 t/千美元,远远低于中国。中国多数行业的CO2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尤其是石油加工炼焦、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而日本化学纤维、废弃资源回收及通信设备制造三个行业的CO2直接排放系数高出中国,尤其是化纤工业比中国高出0.23 t/千美元。而从完全排放系数看,中日两国多数行业的CO2排放系数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仅建筑业及化学纤维两个行业略高出中国。这反映出中国大部分经济生产活动的碳排放水平都高出日本,生产体系的总体碳排放水平较高,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

3.2 中日分行业垂直分工水平及其与上述指标关系

根据式(6)可得到中国及日本各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数,以及两国各行业的平均垂直分工水平。由图3可知,中日两国的农林牧渔水利业、服务业及部分资源依赖型行业的垂直分工水平较低,而制造业部门的垂直分工水平相对较高,尤其是一些装备制造行业。具体而言,中国的仪器仪表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及化学纤维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数最高,VS值普遍高于0.1;日本的纺织服装、电气机械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数较高,其中纺织服装行业与中国联系尤为紧密,VS值达到0.12。
Fig. 3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for Japan and China

图3 中日各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标

基于上述数据,为揭示行业垂直分工水平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分别对中日两国分行业的增加值系数、CO2直接排放系数与相应行业的垂直分工指数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并进一步对分行业的日中增加值系数之比、碳排放系数之比与两国垂直分工平均值之间进行相关分析(表2)。
Tab.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 and Er with trade indexe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表2 中日分行业VarEr与垂直分工指数的相关分析

日本 中国 日中比值
增加值 碳排放 增加值 碳排放 增加值 碳排放
垂直分工指标 -0.600*** -0.217 -0.599*** -0.275 0.608*** -0.155
P 0.001 0.278 0.001 0.165 0.001 0.440

注:***表示两者相关性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从增加值方面分析,日本分行业增加值系数与垂直分工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600,中国的相关系数为-0.599,两国分行业增加值系数与垂直分工指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同时,日中增加值系数之比与该指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608。这组数据反映出中日两国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国增加值系数的差距越大。而从碳排放方面而言,中日两国分行业CO2直接排放系数以及日中碳排放系数比值与垂直分工指数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由此可见,与增加值系数相比,贸易模式对中日两国的CO2直接排放系数影响相对不明显,后者更多是与生产技术水平及能源结构有关。

4 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及碳排放效应分析

4.1 中日增加值贸易及碳排放贸易总体分析

根据式(1),可计算得到2007年中日两国的增加值贸易、CO2排放贸易及其构成,结果如表3图4所示。表3显示,中国对日本的增加值贸易表现为逆差,而CO2排放贸易呈现顺差;中日双方增加值及CO2排放贸易中,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占重要地位,而反馈效应的作用较小。2007年,日本和中国对彼此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分别为1060.64亿美元和888.78亿美元,中国贸易逆差达到171.86亿美元;日本和中国对彼此的CO2排放出口量分别为4610.61万t和22585.37万t,中国贸易顺差高达17974.76万t。由此可知,在中日贸易中,日本主要表现为增加值出口国、碳排放进口国,而中国恰好相反,两国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
Tab. 3 Structure of TiVA and TiCE for Japan and China

表3 中日增加值贸易及碳排放贸易构成

增加值贸易(亿美元)
最终需求 溢出效应 反馈效应 合计
日本 245.29 815.12 0.22 1060.64
中国 512.95 375.23 0.60 888.78
平衡额 267.66 -439.89 0.37 -171.86
碳排放贸易(万t)
最终需求 溢出效应 反馈效应 合计
日本 758.54 3851.05 1.02 4610.61
中国 10729.77 11836.60 19.01 22585.37
平衡额 9971.23 7985.55 17.98 17974.76
Fig. 4 Structure of TiVA and TiC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for Japan and China

图4 中日分行业增加值贸易及碳排放贸易结构

增加值贸易方面,日本增加值贸易中溢出效应要大于最终需求的作用,中国恰恰相反。根据表3,中国最终消费引发的日本增加值为245.29亿美元,而用于生产中国最终消费商品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引发的日本增加值为815.12亿美元;而日本最终消费以及用于生产日本最终消费商品的中间产品进口引发的中国增加值分别为512.95亿美元和375.23亿美元。对比可知,日本出口至中国的中间产品增加值较高,在中国经进一步加工组装后直接用于中国最终消费;而中国出口至日本的增加值则主要来自于满足日本最终消费的商品,中间产品增加值较低。由此可知,在中日两国的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提供大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而中国承担了更多的组装加工环节。
CO2排放贸易方面,中日两国CO2贸易中溢出效应的比重均大于最终需求,且中国CO2排放远远高出日本。中国最终需求引发的日本CO2排放为758.54万t,溢出效应引发的日本CO2排放为3851.05万t,与增加值贸易的结构类似;而日本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CO2排放分别为10729.77万t和11836.60万t,两者均较高。对比可知,中国中间产品及最终消费品的出口活动导致的碳排放量都远高于日本,这与其承担的生产环节及生产技术水平有重要关系。

4.2 中日增加值贸易的行业结构分析

根据图4a所示,中日增加值贸易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纺织服装、装备制造以及服务业;中国多数行业的增加值贸易为逆差,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等,而贸易顺差行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初加工行业。具体而言,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文教体育用品、批发零售及餐饮、木材加工、金属冶炼压延、石油加工炼焦、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中,中国的增加值贸易表现为顺差。其中,中国对日本纺织服装行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达140.57亿美元,是中国增加值出口的支柱行业。中国其他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均为逆差,特别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建筑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其中,日本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对中国增加值贸易顺差最高,分别达到123.15亿美元和90.14亿美元。
从增加值贸易构成方面来看,在食品饮料、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石油加工炼焦、金属冶炼压延及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等行业中,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增加值出口均高于日本相应值。而在通信设备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中,最终需求引发的中国增加值远大于最终需求引发的日本增加值,但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增加值则远低于日本。这说明在通信设备制造及纺织服装行业的生产过程中,中国主要承担一些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或一些较低端消费产品的生产,而日本主要负责高附加值零部件的生产,下游活动相对较少。而对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日本增加值均高出中国相应水平,日本增加值出口优势更为明显。综上所述可发现,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越不明显。

4.3 中日CO2排放贸易的行业结构分析

图4b所示,中国对日本的CO2排放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CO2排放贸易出口的主要行业包括纺织服装、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建筑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日本CO2排放贸易出口的主要行业有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及建筑业等。中国CO2排放贸易顺差的行业构成中,纺织服装、电气机械制造及通信设备制造占有重要地位,贸易顺差分别达到3171.51万t、1849.34万t、1772.51万t。
在中日CO2排放贸易构成中,绝大多数行业中最终需求及溢出效应引发的中国CO2排放出口均高于日本。但在纺织服装、金属制品以及木材加工等少数几个行业中,溢出效应引发的日本CO2排放出口要高于其引发的中国CO2排放出口,日本上述三个行业由溢出效应引发的CO2出口顺差分别为93.82万t、67.59万t及11.19万t。上述几个行业中,日本的中间产品出口具有一定规模,且中日两国的CO2直接排放系数相差不明显,因此日本溢出效应要高出中国相应水平。

5 结论与讨论

全球化下区域间垂直分工不断加强,区域间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这对具有不同劳动分工的国家或地区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化下区域联系及产业空间组织的理论认识,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此,以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产业分工显著不同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中日贸易对两国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研究表明: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2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越不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制定碳排放税收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当前全球生产网络及国际贸易模式的特点,综合评析贸易各方的利弊情况,进而确定碳排放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譬如在中日贸易中,日本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大量碳排放,根据权责对等原则,日本应对中国碳排放承担一定责任,而不应将责任全数归于中国。当然,加快对碳排放历史责任的界定也是国际碳税体系制定面临的紧要任务之一。
而从国内来看,未来中国在进行产业政策调整时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着重培育并加强国内企业基于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将发展重心逐步放到鼓励技术研发及创新方面,并延伸现有产业链,加快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单纯鼓励发展一些名义上的“高科技行业”;其次,当前中国经济的生产税净额及营业盈余在增加值构成中占比较高,地区实际可获得的增加值份额有待商榷,同时中国经济的劳动回报率较低,这极不利于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进相关政策调整,并加强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升地区的增加值俘获能力;第三,对于纺织服装等低端制造业,应结合当前国内“一带一路”的建设,推动向其他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并加快促进国内部分的转型升级,全面优化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此外,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节能减排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于中国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本文采用的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为该系列投入产出表中最新可获取的IO表,但数据相对较旧,且缺乏时间维度上的对比分析,这将在下一步工作中改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1]
Dicken P.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2]
刘卫东, 甄峰. 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研究. 地理学报, 2004, 59(S1): 67-76.信息技术的惊人进步正在深刻地 改变着社会和经济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已经引起了来自各学科的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新的信息技术之影响的争论。伴随这些争论,全球化和信息化 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作者主要依据西方学术文献(特别是英语学术刊物),从技术进步的一般影响、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区域空间重 组、城市空间演化、企业空间组织等方面,回顾对信息技术之空间影响研究进展。现有文献表明,新的信息技术在经济空间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只 是一种提供可能或促成发生的介质,并不是决定性的。所造成的空间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趋势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空间层级来观察。总体上,新

DOI

[Liu Weidong, Zhen Feng.Spatial implications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S1): 67-76.]

[3]
林桂军, 汤碧, 沈秋君.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11): 3-18.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日益深化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逆的趋势。本 文梳理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表现和特征,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引起的东亚贸易结构变化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影响,揭示了东亚 区域生产网络存在的缺点和潜在问题,并提出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促进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Lin Guijun, Tang Bi, Shen Qiujun.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and the deepening of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2, (11): 3-18.]

[4]
陈勇. 区域生产网络: 东亚经济体的新分工形式. 世界经济研究, 2006, (2): 82-88.雁行模式"已经不能描述东亚生产分工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区域生产网络.本文从区域生产网络概念切入,进而从贸易角度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东亚各经济体在工业领域的相互依赖性作了分析.

[Chen Yong.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New division forms in East Asian economies. World Economy Study, 2006, (2): 82-88.]

[5]
Yeung H W.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3): 325-351.Desarrollo regional69Redes de producción global69Conexión estratégica69Procesos trans-regionales69Asia69Empresas comerciales69Estados

DOI

[6]
李娇, 陆晓丽. 从国际生产网络视角考察东亚贸易模式转变. 亚太经济, 2008, (3): 3-9.东亚的"雁行"国际分工与组织模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衰落,其带动东亚贸易发展的作用下降.但是一种新的分工与组织方式--国际生产网络--随即出现.本文从国际生产网络这一新的视角,考察了近年来在新的组织和分工方式下东亚贸易模式的转变,并对东亚未来贸易发展模式进行了展望.

[Li Jiao, Lu Xiaoli.Study on the change of East Asian trade patter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si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8, (3): 3-9.]

[7]
冯永琦. 东亚区域的生产分工、产品需求结构与贸易模式转型. 当代亚太, 2011, (3): 41-56.东亚区域生产分工经历了产业 间、产业内和产品内三种分工形式以及雁行和生产网络两种分工模式的演进路径,并且影响着东亚区域内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对外部最终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是东 亚区域产品需求结构的主要特征,东亚区域"外需主导型"的贸易模式亟待转型。中国在东亚贸易模式转型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Feng Yongqi.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the structure of demand and changing models of trad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11, (3): 41-56.]

[8]
钱志权, 杨来科, 林基. 东亚生产网络、产业内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 基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间面板数据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2014, (4): 110-117.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带动了区域内产业的垂直化分工,由此带来的产业及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碳排放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以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盟10国为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1995-2011年东亚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东亚地区不仅存在“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现象,而且由于特殊的生产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大量增加,这种现象有强化的趋势。中国必须采取相关的措施,既保证能够有效地参与东亚地区的分工,又要避免成为国际碳排放的目的地。

[Qian Zhiquan, Yang Laike, Lin Ji.East Asia production networks,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carbon emissi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4, (4): 110-117.]

[9]
Belderbos R, Zou J.Foreign investment, divestment and relocation by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East Asi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6, 20(1): 1-27.Although foreign di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by multinational firms carry important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re has been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magnitude and pattern of foreign divestment and relocation by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nine 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1995-2003. The average annual divestment rate of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affiliates is 3 percent, but divestment patterns diverge strongly across countries. Divestments are much more frequent in higher labor cost countries and in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cases are accompanied by relocations to lower wag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o China. Evidence is found for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t the growing attractiveness of China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a reduction in employment in Japanese affiliates in ASEAN cou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Singapore). Divestments and relocations are related to Japanese firms' strategy to reconfigure their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ompetitivenes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hanges in loc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DOI

[10]
Edgingtion D W, Hayter 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flying geese model: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Asia-Pacific.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2(2): 281-30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lying geese' and 'billiard ball' model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their ability to explai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Japanese electronics multinationals (MNCs)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 from 1985 to 1996. Data on Japanese FDI are analyzed in this region at the aggregate, sectoral, and firm level. The paper commences with a review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 especially that version which interprets Japanese FDI as a catalyst for Asian development, and the billiard ball metaphor which suggests a mechanism for host countries to 'catch up' with Japan. The authors then turn to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FDI in Asia-Pacific together with employment data for fourteen major firms. This allows an evaluation of the two models in terms of recent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growth by electronics MNCs. A special case study of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MEI) helps flesh out the evolving geography of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Asia-Pacific. Although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overall patterns suggested by the two model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metaphors and analogies such as flying geese and billiard balls should not be used casually and as a substitute for analysis.

DOI

[11]
Xu B, Lu J.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cessing trade, 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3): 425-439.China's export structure has shown a rapid shift towards more sophisticated industries. While some believe that this trend is a result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vidence is mixed. This paper examines variations in level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across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an industry's level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hare of 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from OECD countries and the share of processing export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hare of processing exports of indigenous Chinese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the relative export prices of Chinese goods, which measure within-product export sophistication, shows a similar pattern.

DOI

[12]
Gaulier G, Lemoine F, Ünal-Kesenci D.China's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oduction sharing, FDI & high-tech trade.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07, 40(1-2): 27-63.<a name="Abs1"></a>Chin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globalisation process and has become an assembly country for firms in Asia, which have extended their production and trade networks to China. China&#8217;s position in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has fostered its trade in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However the rapi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of China&#8217;s trade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China has led to the re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in Asia and to a triangular trade pattern: firms in advanced Asian economies use China as an export base and instead of exporting finished goods to the US and Europe, now export intermediate goods to their affiliates in China.

DOI

[13]
穆智蕊, 杨翠红. 中日贸易对双方影响的比较分析. 管理评论, 2009, (5): 97-102.本文利用中国2002年反映加工出口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 表计算了200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000美元对中国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直接和完全拉动效应,并根据日本2000年投入产出表及进口矩阵等数据编制了日本 2000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计算了2000年日本对中国出口1000美元对日本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直接和完全拉动效应:然后对中国和日 本的投入产出部门进行统一分类,依此计算了中日各部门的出口效应;最后通过对比中日贸易对双方影响的差别,分析了其可能的原因.

[Mu Zhirui, Yang Cuihong.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Sino-Japanese trade. Management Review, 2009, (5): 97-102.]

[14]
赵忠秀, 王苒. 中日货物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5): 83-93.首先使用中国2002年、 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日本2000年、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日两国主要贸易产品的碳强度进行了测算。然后选取典型产品,采用行业面板数据 对中日两国的货物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中,除钢铁及其制品外,其他产品的碳强度均高于日本;中国出口产 品的竞争力越强,其碳强度越高,而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碳强度无显著关联;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明显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碳强度;机械制造业存在日本向 中国的产业转移现象;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出发,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优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

[Zhao Zhongxiu, Wang Ran.The analysis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exported goo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12, (5): 83-93.]

[15]
Liu X, Ishikawa M, Wang C, et al.Analyses of 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Japan-China trade. Energy Policy, 2010, 38(3): 1510-1518.<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paper examines CO<sub>2</sub> emissions embodied in Japan&ndash;China trade. Besides directly quantifying the flow of CO<sub>2</sub> emis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using a traditional input&ndash;output (IO) model, this study also estimates the effect of bilateral trade to CO<sub>2</sub> emissions by scenario analysis. The time series of quantifications indicate that CO<sub>2</sub>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ed goods from Japan to China increased overall from 1990 to 2000. The exported CO<sub>2</sub> emissions from China to Japan greatly increas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However, by 2000, the amount of emissions had reduced from 1995 levels. Regardless, there was a net export of CO<sub>2</sub> emissions from China to Japan during 1990&ndash;2000. The scenario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bilateral trade has helped the reduction of CO<sub>2</sub> emissions. On average,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confirmed to be much more carbon-intensive than Japa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a significant but not perf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rbon intensities at the sector level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sub>2</sub> emission reduction opportunities, most sectors of Chinese industry could benefit from learning Japanese technologies that produce lower carbon intensities.</p>

DOI

[16]
Dong Y, Ishikawa M, Liu X, et al.An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Japan-China trade. Energy Policy, 2010, 38(11): 6784-6792.By using the latest China&ndash;Japan input&ndash;output data sets and the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DA) approach,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CO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1990&ndash;2000. We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trade volume had a large influence on the increase of COemissions embodiments in bilateral trade. The dramatic decline in carbon intens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a primary cause in offsetting COemission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Japan over 1995&ndash;2000. We argue th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ill assist in seeking more effective climate policies with wi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Kyoto regime.

DOI

[17]
唐志鹏, 刘卫东, 刘红光, 等.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中国部门生产链平均能耗.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6): 919-925.<p>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变化是全球目前的热点问题,而能源消耗排放的CO2成为首要的温室气体。为理解产业结构对我国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本文创建了一个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AECPC模型,提出了平均能耗的概念。该模型从节能效果直接且易于调控的角度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生产环节对部门生产链能耗的影响,它综合了直接能耗和完全能耗两种方法的优点。通过该模型对中国2005年各产业部门的测算,找出了9条不同能源产品平均能耗最大的生产链,这些生产链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高能耗部门,但也包含一些其他部门,如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部门。AECPC模型为产业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指导工具。</p>

DOI

[Tang Zhipeng, Liu Weidong, Liu Hongguang, et al.Research on China's 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of production chain based on input-output techniqu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9, 28(6): 919-925.]

[18]
Fei J, Moses L N.The stability of interregional trading patterns and input-output analysis: Appendix.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5): 827-832.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s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to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rade in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DOI

[19]
Chenery H B.Regional analysis. In: Chenery H, Clark P, Pinna V C.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the Italian Economy. Rome: US Mutual Security Agency, 1953: 97-129.

[20]
Polenske K R.An empirical test of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s: Estimation of 1963 Japanese produ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2): 76-82.

[21]
石敏俊, 金凤君, 李娜, 等. 中国地区间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驱动力分析. 地理学报, 2006, 61(6): 593-603.<p>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最能精确刻画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彼此关联关系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源泉。依据我国宏观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资料,对20世纪末各个地区产业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判别。结果表明,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市场驱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此外,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沿海地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对水平,国际市场的变动将直接冲击这一地区产业的发展,或从中获益。</p>

[Shi Minjun, Jin Fengjun, Li Na, et al.Interregional economic linka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s based on an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6): 593-603.]

[22]
Meng Bo, Fang Yong, Yamano N.Measur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approach.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IDE Discussing Paper, 2012, (362): 1-39.Firms that are expanding their cross-border activities, such as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trade, outsourcing, and fragmentation productions, have brought dramatic changes to the global economy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countries or country groups, many trade-statistics-based indicators have been developed. However, most of these statistics focus on showing the direct trade-specific-relationship among countries,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the roles that intercountry and interindustrial production networks play in a global economy.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s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as measured by the inputâ€"output tables of OECD and IDE-JETRO to provide alternative indicators that show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more than 50 economi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thoughts on how to evaluat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n the basis of value added using an international inputâ€"output model.

[23]
Meng Bo, Xue Jinjun, Feng Kuishuang, et al.China's inter-regional spillover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domestic supply chains. Energy Policy, 2013, 61: 1305-1321.In this study, we apply the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ter-regional spillover of CO2 emissions and domestic supply chains for 2002 and 2007. Based on this model, we propose alternativ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trade in CO2 emissions, CO2 emissions in trade and the regional trade balances of CO2 emissions. Our results do not only reveal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r-regional environmental spillover within China's domestic regions but also demonstrate how CO2 emissions are created and distributed across regions via domestic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sults show that a region's CO2 emissions depend on its intra-reg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energy use efficiency,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in domestic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C) 201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DOI

[24]
潘文卿, 李子奈. 中国沿海与内陆间经济影响的反馈与溢出效应. 经济研究, 2007, (5): 68-77.本文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总结了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问溢出效应与区域间反馈效应的经济含 义,进一步探讨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的一致性问题,以及统一以最终需求为出发点的测度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年第一份中国8 区域投入产出表,对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沿海地区经济发畏,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甚至于还不及内 陆地区对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正是由于这一影响,中国内陆地区的反馈效应不及沿海地区大。

DOI

[Pan Wenqing, Li Zinai.Feedback and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coastal and non-coastal regions of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5): 68-77.]

[25]
唐志鹏, 刘卫东, 公丕萍. 出口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测度: 基于1997-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地理学报, 2014, 69(10):1403-1413.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理论,本文改进了测度出口引致区域碳排放直接、间接、溢出和反馈四种空间效应公式,并将测度经济发展的溢出和反馈理念扩展到出口对区域间碳排放双向影响的研究中.研究结果显示,1997-2007 年全国实际出口引致8 区域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均有所下降,除了北部沿海区域和西北区域,其他6 个区域的间接效应也均有所下降.大部分沿海地区出口引致碳排放的溢出效应较高,北部和东部沿海区域由于与内地地区经济联系密切所受到的反馈效应也较高,但南部沿海区域由于加工贸易比重较高,所受到反馈效应相对少一些,京津区域由于城市职能定位经济辐射有限,所受到的反馈效应最低.内陆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作为沿海地区的能源资源供应地以及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出口引致碳排放的反馈效应普遍较高,其中西北和中部区域较为明显.注重区域间横向联合减排以及适宜性的区域减排政策有助于全国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DOI

[Tang Zhipeng, Liu Weidong, Gong Peiping.Measuring of Chines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spatial effects induced by exports based on Chinese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during 1997-2007.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403-1413.]

[26]
刘爱东, 刘文静, 曾辉祥. 行业碳排放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10个国家对华反倾销涉案为例. 经济地理, 2014, 34(3): 127-135.采用IPCC关于碳排放的测算方法,聚焦十国对华反倾销的涉案产 品及涉案行业,测算了1995-2011年间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8个制造业分行业的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反倾销涉案行业碳排放量和被诉倾销案件数量之 间存在一致的态势走向.接着,通过计量回归模型分析了碳排放量与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系数及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制造 业碳排放的主要促进因素,而产业结构系数和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由此,提出了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以期通过降低碳排放的途径, 为我国出口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更好应对国外反倾销提供普适性对策.

[Liu Aidong, Liu Wenjing, Zeng Huixiang.Carbon emissions meas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anti-dumping industry from ten countri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3): 127-135.]

[27]
邓宣凯, 喻艳华, 刘艳芳. “十二五”各省区CO2排放控制及减排压力评价. 经济地理, 2014, 34(5): 155-161.对中国各省区十二五期间的CO2排放控制量进行测算,分析了各区域减排的压力和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各省区完全执行国家减排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国家 整体减排目标实现92%以上,十二五减排目标还不能完全实现.2015年全国30个省区CO2排放总量达到152亿t,十二五期间增加排放量40亿t.虽 然排放强度目标设置为下降,但是2015年各省区CO2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仍然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增加量在数量上差异较大,分布上东部和北部地区的 增加量高于其他地区.对比了各省区十一五期间的实际增量和十二五控制增量,发现沿海地区和华北地区减排压力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减排压力较小.在基期年 和目标年,文章都具体分析了排放量、排放强度和排放增量的空间分布情况.最后针对计算过程和结果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Deng Xuankai, Yu Yanhua, Liu Yanfang.The 12th five-year provinci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ontrol and assessment of reduction pressure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34(5): 155-161.]

[28]
Hummels D, Ishii J, Yi K.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4(1): 75-96.Dramatic changes are occurring in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duction processes increasingly involve a sequential, vertical trading chain stretching across many countries, with each country specializing in particular stages of a good's production sequence. We document a key aspect of these vertical linkages--the use of imported inputs in producing goods that are exported -- which we call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Using input-output tables from the OECD and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e estimate that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ccounts for up to 30 percent of world exports, and has grown as much as 40 percent in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The key insight about why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has grown so much lies with the fact that trade barriers (tariff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are incurred repeatedly as goods-in-process cross multiple borders. Hence, even small reductions in tariffs and transport costs can lead to extensive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large trade growth, and large gains from trade. We formally illustrate these points by developing an extension of the Dornbusch-Fischer-Samuelson ricardian trade model.

DOI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