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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Vol. 36 >Issue 9: 1680 - 169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9007

研究论文

城镇化背景下中部农区县域中小学空间集中趋势与非均衡发展研究——以河南省泌阳县为例

  • 刘凯 ,
  • 刘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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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郑州 450046
通讯作者：刘荣增（1968- ）,男,河南社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E-mail:

作者简介：刘凯（1972- ）,男,河南泌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理学哲学、地理信息科学、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7-03-20

  要求修回日期: 2017-07-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9-15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720003）

收起

Spatial concentration tendency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central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Biyang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 LIU Kai ,
  • LIU Rong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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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3-2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7-07-28

  Online published: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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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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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县域中小学等级规模的合理空间布局对实现义务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集中度分析等方法对中部农区泌阳县2004-2016年间城乡中小学校空间集中趋势和非均衡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学校、学生都具有向县城、城镇集中的趋势,学校规模出现两极分化,全县范围内县城小学、中心小学、乡镇小学在校生、教师集中度显著增加,乡村学校学生、教师明显减少;县城学校对周边乡镇中小学产生辐射作用,使周围15 km范围内乡村中小学校学生、学校急剧减少,而15 km外农村相对影响较小;县域整体基础义务教育呈现由均衡化、一致化向差异化、非均衡化、集聚化发展的趋势,城镇学校出现“大型校”“巨型校”“大班额”,而乡村学校则相反,出现“小型校”“超小校”“小班额”与“麻雀班”;乡村中小学“空巢化”现象严重,全县学校在校生变异系数增大,非均衡发展状况突出。

关键词： 城镇化; 非均衡性; 义务教育; “空巢化”; “巨型校”

本文引用格式

刘凯 , 刘荣增 . 城镇化背景下中部农区县域中小学空间集中趋势与非均衡发展研究——以河南省泌阳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 36(9) : 1680 -1696 . DOI: 10.11821/dlyj201709007

Abstract

The reasonab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y-level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s of import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airnes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variation coefficient and concentrat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patial centralization tendency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from 2004 to 2016 in Biya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1) The tendencies of middle and elementary schools and current students are centralizing to the urban area, the numbers of both schools and current students increase in urban county area, polarization of school scale occurs, schools of appropriate scales decrease substantially; (2) The schools located in the urban area have great radiation function to the surrounding schools located in rural area within a scope of 15 km from the center point of the urban area,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students in the surrounding schools; comparatively, schools in villages located beyond 15 km are influenced little; (3) The concentration ratio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located in urban and town areas, center elementary schools increases distinctively; and a decreasing tendency occurs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village schools; (4)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he county presents the tendency of developing from status of equalization, consistency to differentiation, polarization, unbalanced and centralization; (5) The loss of students in rural school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students make the scales of urban, town and rural schools differentiated and polarized, generating "Large school", "Giant school" and "Giant class" in urban and town areas, while generating "Small school", "Super-small school", "Small class" and "Sparrow class" in rural area; (6) Phenomenon of "Empty-nest" schools in villages is severe,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study area is growing bigger,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atus is promin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disequilibrium; compulsory education; "empty nest"; "giant schools"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经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浪潮。城镇化不仅与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关系密切[1-3],也对各种社会行为与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4-6],造成了各种社会机构与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重构。国内城镇化过程中引起的农村中小学空间布局演化、规模体系调整、就学距离变化与均衡发展等 问题较早引起学术界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义务教育服务半径变化[7]、中小学选址的空间运筹[8]、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原因与对策[9]、学校布局调整原理和方法[10]、学校布局调整后县域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状况[11]、学校空间格局演变和发展水平[12]、城市化进程对义务教育班级、学校规模的影响[13]等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大多数完成了城镇化过程,所以城镇化对义务教育影响方面的研究缺乏现实基础。目前义务教育所涉及空间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不平等[14]、择校模型[15]、学校区位选择[16,17]等方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迅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6年的57.35%,37年间城镇化率提升39.43%,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而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2000-2016年16年间城镇化率提升了21.15%,平均每年提高1.33个百分点。马克思主义人口城市化理论认为[18],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必然出现生产、消费、财产和政治向城镇的集中。这也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城镇学校必然吸引周围乡村学生前去就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使农村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追逐能力得到大幅提高进而使择校（进城镇学校就读）行为大幅增加[19]。尽管政府在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规划和政策调控有所偏颇[20],相对于广大农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来讲远远无法满足,这种供求矛盾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
学校与学生向城镇的集中,对城镇学校教学与管理产生极大压力;而乡村学校出现“空巢化”,逐渐萎缩,导致城乡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出现城乡之间、学校之间非均衡趋势。这与教育均衡理论[21]所追求的理想和制度相背离,也与国家的义务教育初衷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整个教育公平的基石[22]。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区县域中小学校空间合理布局与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将是一个经常性的重要议题,不仅关系到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贯彻实施的效果,在更深的层面上更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正义。本文通过对中部农区河南省泌阳县县域城乡中小学空间集中趋势与非均衡发展的实证分析,为县域城乡基础义务教育学校的规模体系合理布局、空间优化与均衡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泌阳县（32º33′43″N~33º9′41″N、113º4′59.5″E~113º48′14″E）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河南省西南部,行政隶属于驻马店市。地形属于丘陵浅山地区,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43%,丘陵区占41%,平原区占16%,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2012年面积2774 km2,人口96万,下辖6镇18乡（图1a）,401个行政村。2012年来,行政区划经过两次调整,2012年秋地处泌阳县边缘东三个乡镇（沙河店、板桥和老河）划归驿城区,2013年实行城市的管理体制。由于这两次的行政调整距离现在较近,且教育系统由教育局垂直领导与管理,因此并未对农村中小学的空间布局产生一定影响,仅影响统计数据的获取途径。因此分析以2012年12月的行政区划为根据。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由2004年的4452元,增长到2015年的20807元。中部6省城镇化率略高于全国,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而河南省在中国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泌阳县是典型的传统农区县,21世纪来城镇化呈现出增速状态,城镇化率由2004年的15.35%增长到2016年36.4%（不包括东三乡镇）,年均增长1.75%,三大产业实现了从“十一五”末的“二一三”到“十二五”末的“二三一”的结构转型,在中国中部农村地区的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选择县域尺度开展相关研究一是因为县级政府统筹安排基础义务教育,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以县域为核心的,选择尺度过小则无法体现县域城镇化的背景;二是因为一个乡镇不具有代表性,尺度过大数据获得性又是问题,而且在地图上也无法准确表达。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包括：30 m分辨率的DEM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泌阳县人口、GDP、城镇化率、乡镇属性数据,来源于泌阳县统计局;泌阳县行政区划图来源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图1a）,坐标系为WGS-84;2004年来泌阳县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点状目标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拾取系统（图1b）,经过编写程序将数据的坐标转换为WGS-84坐标系,并通过抽样方法抽取赊湾中心小学等11个学校转换后的坐标数据与实测数据进行误差计算,发现误差最大（183 m）的为刘岗小学,最小（19 m）的为羊册二中,平均误差为95 m,精度满足分析需求;泌阳县中小学2004-2016年在校生人数、教师数、班级数等数据来源于泌阳县教育局统计年报以及实际调查。经过数据处理,建立泌阳县基础义务教育中小学数据库。
Fig.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map of sample points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of Biyang county in Henan

图1 河南省泌阳县行政区划与中小学样点

2.3 研究方法

（1）缓冲区分析。利用缓冲区来分析县城学校对周围乡村学校的影响。缓冲区就是某地理目标的影响范围或者服务范围。其基本思想就是给定一个空间对象或者集合,来确定它的邻域,邻域的大小由影响范围的半径R来确定[23]。对象Oi的缓冲区Bi定义为：
B i = x d x , O i < R （1）
式中：d(x,Oi)表示任意一点x到Oi点的距离。
（2）集中度分析。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位于县城、乡镇学校（位于乡镇政府所在地“镇”上的学校）、中心小学（简称乡小）具有资源、质量、管理等优势,必然成为乡村地区学生进行择校的目标校,因此,在校生逐渐增多,学生和教师所占比例增大,呈现出逐渐集中的趋势,用集中度指数来描述。某乡镇i具有n所小学,定义jk为第k所学校的学生数,第z所为乡镇中心小学,其学生数为jz,则该乡镇中心小学的集中度CRz（%）的计算公式为：
C R z = j z ∑ k = 1 n j k × 100 （2）
很多时候,该乡镇位于“镇”上的学校除中心小学z外,还有其他几所学校m,f等,则该乡镇“镇”上学校的集中度CRx（%）的计算公式为：
C R x = j z ∑ k = 1 n j k + j m ∑ k = 1 n j k + j f ∑ k = 1 n j k + ⋯ × 100 z , m , f , ⋯ 为镇上学校 （3）
设该县有e所学校位于县城建城区,其中第i所学校的学生数为jci,f所学校位于县城建成区之外,第l所学校的学生数为jwl,则县城学校学生的集中度CRc（%）为：
C R c = ∑ i = 1 e j c i ∑ l = 1 f j w l + ∑ i = 1 e j c i × 100 （4）
（3）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利用ArcGIS 10.2的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对全县中小学校数据集中所有学校2004年、2008年、2012年与2016年的在校生人数计算Local Moran's I统计值,来识别全县是否出现在校学生数量高值或低值的空间聚类。Local Moran's I的计算公式为[24,25]：
I i = x i - X ̅ S i 2 ∑ j = 1 , j ≠ i n w i , j x j - X ̅ 2（5）
式中：xi要素是要素i的属性值;xj是j要素的属性值; X ̅ 是对应属性的平均值;wi,j是要素i, j之间的空间权重;n为要素的总数目;并且：
S i 2 = ∑ j = 1 , j ≠ i n x j - X ̅ 2 n - 1 - X ̅ （6）
（4）空巢率分析。空巢率是以2004年学生数为基数100%,当时为了完了普九任务和检查,学校的培养能力达到空前高度。学校i的空巢率Ki（%）的计算公式为：
K i = a i - b i a i × 100 （7）
式中：ai、bi为分别为2004年、2016年秋季学生数。学校的空巢率越高说明乡村学校萎缩越严重。
（5）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是一种用于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26,27],其计算公式为：
f h x = 1 mh ∑ i = 1 m k x - x i h （8）
式中：fh(x)为x处的估计值;m为样本数;h为带宽;k(*)表示核函数。利用ArcGIS 10.2的空间分析功能中的核密度估计来对县域中小学校在校生、教师、学校、班级进行核密度估计,被估点的核密度值越大,其周围估计核密度值越大,从而可视化表达各指标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布特征。
（6）变异系数。变异系数Cv用来表示一组数据的离散程度,是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28]。当两组以上数据量纲和平均数不同时,用变异系数来表达一组数据离散程度的大小,变异系数越大表示该组数据的差异性越大,学校之间规模差异越大,变异系数越小表示数据差异性越小,学校之间规模差异性越小。计算公式为：
C v = 1 n ∑ i = 1 n x i - 1 n ∑ i = 1 n x i 2 1 n ∑ i = 1 n x i （9）
式中：xi是该组数据要素i的属性值;n为该组数据的个数。计算2004-2016年间全县中小学在校生的变异系数用来说明学校规模差异的变化;计算全县小学2004年、2016年Voronoi图的变异系数可以用来说明学校空间上分布状态的变化情况。

3 中小学的空间集中趋势分析

3.1 学校规模尺度的空间演变

2004年研究区共有初级中学学生50529人,2016年减少至39670人,12年间学生总数减少10859人,减少21.5%,校均学生规模减少329人,班级数减少14.7%。全县2004年共有小学在校生96471人,2016年减少为91992人,减少4.6%,班级数减少16.6%。小学最大规模由3279人增加到4680人,最小的学校由23人减为仅有1人。学校由2004年的378所减少到2016年的346所,减少32所,减少8.5%。学校、学生数、班级数减少的原因在于出生率降低、人口城镇化造成的异地就学以及学生的择校行为,反映了城镇化过程中研究区中小学变化的整体趋势。
2004年研究区共有初级中学33所,其中农村乡镇中学25所,县城中学8所,农村中学校均学生1391人,县城中学校均学生1967人。2004-2016年,初级中学撤销3所,其中1所为县城私立学校,另2所为距县城15公里内的农村乡镇中学,新建3所均位于县城。2016年中学生相比2004年,人数减少的学校有18所,主要分布在县城周边乡镇,其中9所乡镇中学减少50%以上,人数增加的学校有12所,其中8所位于远离县城的乡镇,另4所人数增加学校位于县城。这是由于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乡镇中学优质教师向县城集中,县城中学相对于乡镇中学在质量和管理上的优势以及县城建成区的扩大造成的。周边乡镇的学生由于信息和成本优势会选择在县城中学就读,而远离县城的乡镇受影响较小。其规模空间变化如图2所示。
根据在校生规模,小学把人数<120人、120~600人、600~1200人、>1200人分为Ⅰ、Ⅱ、Ⅲ、Ⅳ四个等级;中学把人数<500人、500~1000人、1000~2000人、>2000人为Ⅰ、Ⅱ、Ⅲ、Ⅳ四个等级。2004年和2016年不同等级中小学的空间变化分别如图2、图3所示。2004年,在校生>1200人的小学只有5所,2016年是18所,其中出现了在校生人数>3600人的巨型校2所,Ⅲ类小学增加了0.7倍,Ⅳ类小学增加了2.6倍,在校生人数<120人的Ⅰ类小学增加了2.18倍,农村规模较适中的Ⅱ类校减少了61%。2004-2016年,中学在校生人数>2000人的Ⅳ类校由7所减为5所,规模属于小型中学的Ⅰ类由无增加到6所,都是位于县城周围的乡镇,中间规模的Ⅲ类中学减少了45%,Ⅱ类中学增加了83%,如表1所示。2004-2016年全县中小学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县域内中小学校之间的规模差距增大。
Tab.1 Scale grade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表1 2004年和2016年泌阳县小学、中学的规模等级

年份 小学 中学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2004 54 309 10 5 0 6 20 7
2016 191 120 17 18 6 11 11 5
Fig. 2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scal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2 2004年、2016年泌阳县初级中学规模的空间变化

Fig. 3 Spatial variation of scale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3 2004年、2016年泌阳县小学规模的空间变化

研究区2004-2016年间23所中心小学中18所在校生人数增加,除新建中心小学外,占原有中心小学的86%,265所非中心小学出现在校生人数不同程度减少,占非中心小学（非县城）保持小学的91%,在校生增加的非中心小学为9%,乡村学校凋敝现象比较显著,如图4所示。18所在校生人数增长中心小学中12所增加50%以上,3所中心小学人数减少,占原有中心小学的14%,新建中心小学2所。2004年中心小学校均教师29人,2016年增长21%,校均教师35人;非中心小学2004年校均教师12人,2016年校均教师9人,校均减少3人。从校均规模来讲,2004年非中心小学校均222人,2016年校均119人,校均减少46.4%。中心小学2004年校均576.6人,2016年1098人,校均增长90.4%。2016年中心小学规模是非中心小学的9.2倍,出现办学规模与教学资源中心小学与非中心小学两极分化。这说明中心小学由于生源的增加,师资力量得到了加强,而非中心小学则相应削弱。
Fig. 4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of elementary center school and non-center school in Biyang county

图4 泌阳县非中心小学与中心小学在校生人数变化

利用ArcGIS 10.2创建2004、2016年小学样点的Voronoi图多边形,用以划分每个学校样点的服务范围,生成2004年和2016年泌阳县小学的Voronoi图（图5）。分别计算2004和2016年两图的变异系数。Godefrov等指出值的大小表明点群分布模式[24],Cv>64%为集群分布,Cv<33%为均匀分布,33%<Cv<64%为随机分布。04年全县小学Voronoi图的变异系数为75.1%,2016年全县小学Voronoi图变异系数为88.2%,变异系数的增加说明了小学的集群分布趋势进一步加强。而且县城（以泌水镇为核心）周围的点明显比2004年稀疏,一些小学的服务范围增大。
Fig. 5 Voronoi map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5 2004年、2016年泌阳县小学的Voronoi图

3.2 县城城镇化对周边乡镇中小学的辐射

县域城镇化,县城是核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县城建成区的加速发展,人口的集聚效应日益明显,县城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集聚必然会对全县特别是周围乡镇中小学学生产生吸引力,从而加大了城乡基础义务教育的城乡、校际差距。以县城中心为原点,以15 km为半径做缓冲区并进行统计分析（图2、图3）。2004年位于县城周围15 km内的8所乡镇初级中学校均学生1239人,2016年这8所学校中花园二中、明德中学已经撤销,另6所学校校均学生342人,校均学生减少897人,减少了72.4%。县城中学学校数2016年增加3所,达到11所。距县城15 km以外的其他乡镇中学2004年校均学生1464人,2016年校均学生1302人,校均减少162人,校均减少11%,县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对周围的乡镇中学产生显著影响,导致周围乡镇中学在校生人数急剧衰减。
2016年相对2004年,县城15 km内非县城小学人数减少47.8%,学生数量减少11970人（表2）,学校减少23所,占原有学校的18.8%,小于60人的“超小校”增加48所,由2004年的4%增加至2016年的48.5%。而15 km外的在校生数减少7220人,相比2004年减少12.7%,减少学校15所,占2016年该区域原有小学的6.1%,“超小校”增加52所,占2016年该区域小学的21.2%。县城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对周围乡镇产生吸引,周围乡村为了使孩子接受更好的基础教育,主动进城或者被动进城追逐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县城学校对周围农村学生的吸引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
Tab. 2 Comparison of students and schools in and out of buffer of 15 kilometers of the center of built-up area in the county from 2004 to 2016

表2 2004-2016年县城中心15 km内、外小学变化

范围 减少人数(人) 减少人数(%) 撤并学校(所) 撤并学校(%) 超小校增加(所) 超小校占比(%)
15 km内 11970 47.8 23 18.8 48 48.5
15 km外 7220 12.7 15 6.1 52 21.2

3.3 中心小学、乡镇学校、县城学校集中度的变化

计算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县城小学（位于县城建成区）、乡镇小学与中心小学在校生和教师的集中度,可以看出学生和教师具有向县城、乡镇学校与乡中心小学集中趋势,如表3和图6所示。2004年乡小在校生集中度最高的4个乡镇为花园乡、付庄乡、象河乡与高邑乡,分别达到29.6%、24.8%、23.8%、22.6%,全县平均集中度只有13.9%;2016年乡小集中度在30%以上的有15个乡镇,最高的四个乡镇盘古乡、象河乡、付庄乡、高邑乡集中度分别达到了56.7%、56.5%、56.5%和46.7%,全县平均集中度达到30%。乡镇小学在校生集中度2004年平均为19%,集中度最高的为花园乡、马谷田镇、象河乡与付庄乡,分别为58.5%、30.1%、24.8%、23.8%。2016年乡镇在校生平均集中度达到了45.3%,增加一倍多,最高4个乡镇为春水镇、马谷田镇、羊册镇与花园乡,达到80%、78.8%、76%和73.1%,最高的几个乡镇也是县域城镇化中城镇化发展最好的几个乡镇。2004年乡小教师的平均集中度为16.4%,2016年达到25.6%。2004年乡镇教师集中度为19.9%,2016年达到了35.2%,最高的几个乡镇花园乡、春水乡、象河乡分别达到了83.5%、77.6%、61.7%。从图6可以看出全县除双庙乡中心小学外,各乡镇的乡中心小学、乡镇小学的在校生、教师的集中度都是增加的,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县城中学在校生数一直在增加,在校生县城集中度由2004年的31.1%增加到2016年的41.8%;2004年县城中学教师占全县28.3%,2016年占全县42.3%。中学学生和教师都有向县城显著集中的趋势。
Tab. 3 Concentration ratio of elementar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rural center school, schools in county seat and schools in town in 2004 and 2016 (%)

表3 泌阳县2004年、2016年乡中心小学、县城与乡镇小学的学生和教师的集中度（%）

年份 县城学生 乡镇学生 中心小学 县城教师 乡镇教师 乡小教师
2004 15 20.9 12.5 15 19.3 13.2
2016 31.7 39.8 23.7 28 33 18.5
Fig. 6 Concentration ratio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enter elementary schools and town elementary school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6 泌阳县2004年、2016年各乡镇中心小学与乡镇小学的在校生与教师的集中度

从图7可以看出,2004-2016年,村小的在校生和教师的比例都是减少的,乡小、乡镇小学和县城小学的比例都在增加,进一步说明了小学教师和学生向中心小学、乡镇小学和县城小学逐渐集中的趋势。
Fig. 7 The changes of proportion of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Biyang county during 2004-2016

图7 2004-2016年泌阳县小学在校生与教师比例变化

3.4 Kernel分析与集聚过程

利用ArcGIS 10.2的核密度分析功能,设置搜索半径2.0 km,制作研究区内学校、学生、教师和班级的Kernel分布图（图8）。可以看出,研究区内各指标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具有内在一致性。学生、学校、教师与班级的最高核密度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加幅度分别为33.4%,22.7%、68.3%与29.3%。最高值均在县城建成区内,这说明2004-2016年间,县城建成区内的学生、教师、班级、学校的最高密度进一步增加,基础义务教育的各种资源、组织、活动具有向县城建成区内聚集的趋势。各乡镇政府所在地,特别是建制镇如春水镇、板桥镇、马谷田镇、羊册镇的各指标的核密度都有显著增加,这是因为这几个乡镇城镇化发展更好,各指标的集中度都比较高。
Fig. 8 The Kernel density of students, teachers, schools, and classe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8 2004年、2016年泌阳县中小学各指标的Kernel密度图

2016年相比2004年,各指标的演化规律呈现出由较为均衡、一致、连绵完整的空间分布状态逐渐地向离散化、破碎化、集聚化、极核化、复杂化的状态演化。集聚化与极核化的状况在县城建成区与羊册镇、春水镇、马谷田镇最为明显,东三乡镇的情况相对均匀些。整体的密度值变化特征可概括为：低密度值区扩大,中密度区缩减,高密度区聚集,高密度值增加。学生核密度图2004年最有代表性,当时城镇化率较低,城镇与乡村学校发展较为均衡,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较为均匀一致的空间分布状态,2016年就变为非均匀、集聚、离散的分布状态。教师的核密度聚集与极核化最为显著,体现为向中心小学、乡镇与县城建成区集聚的典型状态。由于相对于城镇化势头良好的春水镇、羊册镇、马谷田镇和县城建成区学校的核密度增加显著外,其他乡镇和农村学校减少并不显著,学校的密度变化稍微模糊些。2004-2016年学校密度值变化在县城周围最明显,因为县城周围15 km范围内学校减少比例最大。
利用ArcGIS 10.2的聚类与异常值分析功能,计算研究区样点数据属性为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学生数的Local Moran's I值、Z得分和P值,输出聚类和异常值的字段来判断研究区是否出现集聚现象。计算结果表明：2004年研究区范围内县城建成区出现学生数高—高集聚现象,意味着在县城建成区内有多所大型学校集聚（图9）。2008年在距县城较远城镇化发展较好的乡镇春水镇、马谷田镇和羊册镇出现高—高集聚现象,集聚现象开始在乡镇学校出现,同时在县城建成区的南部与西部边缘地带出现了低—高集聚现象,这是由于县城边缘邻接区域的学生受到县城的辐射,出现了急剧减少造成的。2012年进一步在板桥镇也出现集聚现象,但羊册镇出现了集聚消失,是因为镇上的实验小学出现了人数波动。2016年羊册镇又出现了高—高集聚,高值集聚的乡镇达到了4个,在县城的南部低—高集聚出现扩展。这个过程整体上体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学生与大型学校向乡镇政府所在地“镇”、县城建成区逐渐集聚的一个过程。
Fig. 9 The clustering process of big schools in towns and county seat in Biyang county during 2004-2016

图9 2004-2016年泌阳县乡镇大型学校聚集过程

4 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中小学发展的非均衡性

4.1 乡村的“超小校”与城镇的“巨型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是指政府为每个适学儿童提供质量均等、机会均等、条件均等或大致相当的义务教育,保障每个儿童的受教育机会[11],应该包含三个层次：区域间、城乡间与学校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人口与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学生通过择校和随父母进入城镇就学,造成农村学校生源减少,学校萎缩,出现学生只有几十人、几人的“超小型”学校,而在城镇则出现了“大型校”与“巨型校”。考虑农区情况,根据人数把小学<60人、60~120人定义为“超小校”和“小型校”,把1200~3000人、>3000人定义为“大型校”“巨型校”;把中学60~120人,120~180人定义为“超小校”“小型校”,1800~3600人、>3600定义为“大型校”“巨型校”。
对研究区在2004年、2016年的中小学规模进行分析,2004年共有“大型校”4所,“巨型校”1所,2016年有“大型校”12所,“巨型校”5所,“巨型校”是原来的5倍,“大型校”是原来的3倍;2004年有“小型校”39所,“超小校”13所,2016年有“小型校”78所,翻了一番,“超小校”113所,是原来的7.7倍。2004年“小型校”“超小校”合占全部小学的13.8%,2016年则占55.2%;“大型校”“巨型校”占1.3%,2016年则占5%。在空间分布上,前者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乡村地区,而后者集中分布于城镇,学校规模出现城镇学校与乡村学校的两极分化（图10）。一般认为,根据农区县域情况,每班40人,每个年级1~4个班,小学的规模在“240~960”为宜;中学每班50人,每年级6~8班,在“900~1200”为宜。“大型校”“巨型校”会造成教学管理负担增大,对学生关注度降低,导致学生成绩下降。“小型校”“超小校”则导致师资力量匮乏、课程开设不全,影响学习效率。学校规模过大与过小均对学校管理、教育质量、学生情感与行为、教师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造成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
Fig. 1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per-small school" and "giant school"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10 2004年、2016年泌阳县的“超小校”与“巨型校”的空间分布

4.2 乡村学校的“麻雀”班与城镇学校的“大班额”

已有研究表明,班级规模对教育质量有显著影响,过大易导致对学生的关注度降低、课堂维持成本加大、课堂教学效果降低;小班级规模过小具有一定的正影响,会增加师生互动,但是在乡村地区,规模过小的班级是和“超小校”“小型校”相联系的,导致课程开设不全、师资匮乏、学校教学实施不健全等,从而影响教育质量,并对学生行为和情感造成负面影响。
按照教育部的标准,班级规模以小学40~45人,中学45~50人为适宜规模。分类以中学班级人数>75人、小学>67.5人为大班额的标准,考虑到农区现状比教育部的标准大50%（如果以小学45人,中学50人为标准,则比例更大）;中学15~25人、小学10~20人为“小班额”,中学<15人、小学<10人为“麻雀班”。2004年研究区中学有11个学校出现大班额,2016年13个学校出现大班额,略有增加,均无“麻雀班”与“小班额”。2004年小学2个学校有“麻雀班”,51个学校出现“小班额”,“小班额”“麻雀班”占全部学校的14%,2016年57所学校出现“麻雀班”,111所学校出现“小班额”,占全部学校的48.6%;2004年小学“大班额”有5所,占1.3%,2016年增加到19所,占5.5%,极端过大、过小班级均有大幅增加,占全部学校54.1%以上,两极分化现象显著（图11）。从图11显示“大班额”主要集中在城镇学校,而“麻雀班”“小班额”分布也具有不均衡的特征,县城周围乡镇明显增加,在距县城边远的乡镇铜山、老河、下拜寺、象河、郭集等乡镇相对减少。
Fig. 1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arrow class" and "big class"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11 2004年、2016年泌阳县“麻雀班”与“大班额”的空间分布

4.3 空巢化与城乡学校非平衡发展

计算全县小学在校生变异系数,如表4所示：2004-2016年间小学在校生变异系数逐渐增加,说明小学学校之间的规模差异逐渐增大;中学在2012年达到最高值后2016年又有些微降低,说明2012-2016年间的校际差异有略微减少。从图12可以看出,各乡镇内部学校在校生人数2004-2016年间变异系数都是显著增大的,说明各乡镇内学校之间的差异也在显著增加。研究区各乡镇农村学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乡村小学和部分乡镇中学出现规模大幅缩小现象,把在校生人数减少达60%以上称之为“空巢化”。以2004年在校生基础数据为100%进行度量,计算全县中小学2016年相比2004年在校生的减少率（图12）,发现全县中学有7所学校出现“空巢化”,减少率均在70%以上,均为县城周围的乡镇中学;小学有143所学校发生“空巢化”,占2004-2016年保持学校的44.3%,人数减少一半以上的学校有169所,占保持学校的52.3%,268所学校不同程度在校生减少,占保持学校的83%。
Tab. 4 The changes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iyang county

表4 泌阳县中小学在校生人数的变异系数变化

2004年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小学 109 160 186.2 197.1
中学 46.1 72.7 77.9 74.5
Fig. 1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ant coefficient and "empty nest" school in Biyang county in 2004 and 2016

图12 2004年、2016年泌阳县在校学生人数的变异系数与“空巢化”学校的空间分布

就教育公平而言,不仅要使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均等,还要追求学生受教育过程和受教育结果的均等[29],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区中义务教育学校的非均衡性大大加强。研究区教师和学生向城镇聚集,城镇学校中小学的“大班额”“巨型校”大量增加,造成教学管理的巨大压力,降低教育教学质量;而在乡村地区,80%以上的学校在校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空巢化”“小班额”“麻雀班”“超小校”现象突出,造成校舍的浪费,教学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师资匮乏,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现象极其突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分析泌阳县县域2004-2016年中小学的空间集中趋势与非均衡发展情况,结论如下：
（1）研究区初级中学学校数量较为稳定,在校生减少21.5%,学校和在校生都具有向县城集中的趋势,学校之间规模差异增大,出现两极分化。小学学校减少8.5%,县城小学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出现双重增长,集中趋势明显,学校规模分布出现两极分化,规模巨大的学校和小规模学校急剧增加,中间较适度规模的学校大幅减少。
（2）在城镇化过程中,县城发展对周边乡镇的中小学产生极强辐射作用,造成周围15 km范围内农村中小学生、学校的急剧减少,而15 km外农村相对影响较小。15 km内中学在校生校均减少72.4%,小学在校生减少47.8%,而15 km外的中学校均在校生减少11%,小学在校生减少12.7%。县城城镇化的发展,县城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对周围乡镇产生吸引,造成周围农村适学儿童选择进入县城就学,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
（3）全县范围内县城小学、中心小学、乡镇小学的学生、教师集中度显著增加,意味着学生、教师具有向县城小学、中心小学和城镇小学集中的趋势。乡镇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几个乡镇学生、教师的集中度也高,乡村小学的学生和教师比例在县域义务教育学校中急剧减少,体现出乡村学校的萎缩。
（4）各指标的Kernel密度图在空间上呈现出由较为均衡、一致、连绵完整的空间分布状态逐渐地向离散化、破碎化、集聚化、极核化、复杂化的方向演化。县城建成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各指标的核密度值都有显著增加,表明基础义务教育的各种资源、组织与活动具有向县城集中、乡镇政府所在地集中趋势。集聚化与极核化的状况在县城、羊册镇、马谷田镇、春水镇最为显著。整体密度值变化表现出低密度值地区逐渐扩大,中密度区缩减,高密度区集聚,高密度值增加。显现出整体的基础义务教育呈现由均衡化、一致化向差异化、集聚化、非均衡化发展的趋势。学校集聚和异常值分析进一步显示了县城与各乡镇集聚的过程,县城与几个城镇化发展较好的乡镇学校呈现出典型的高—高集聚状态。
（5）研究区乡村学校学生流失、城镇学生集聚使得城乡学校规模向差异化、两极化发展,造成城镇学校出现“大型校”“巨型校”“大班额”,而在乡村学校则相反,出现“小型校”“超小校”“小班额”与“麻雀班”。学校的大型化、巨型化对城镇学校的教育资源提出极大的要求,也造成管理负担增大,教育质量下降,对师生关系、学校氛围、学生行为、学习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小型校”“超小校”“小班额”与“麻雀班”会造成学校硬件资源的浪费、课程开设缺乏、教师流失、教育质量下降,进一步造成乡村学生流失,乡村学校出现萎缩、凋敝。
（6）研究区中小学“空巢化”“麻雀班”现象突出。乡村地区保持小学80%以上的学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在校生减少,近44.3%学校出现“空巢化”、48.6%的学校出现“小班额”“麻雀班”。全县小学、中学的在校生变异系数增大进一步说明了中小学规模差异性的扩大和非均衡发展状况。学校、班级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而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的集中,一方面造成城乡间义务教育的失衡,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乡村适龄入学儿童接受优质与均等教育的成本,产生了极大的教育不公,有违社会正义。

5.2 原因探讨

城镇化驱动人口向城镇集中,使城乡人口总量、密度与结构发生变化,城镇学校生源增加,导致教师相应增加,出现学生、教师和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趋势;在政策上,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教育部门优先扶持中心小学、完全小学、城镇小学,使得其在师资、设施上具有优势,乡村学校师资差、办学条件差的情况无法改变,从而使小的更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差距逐渐增大;乡村出生率降低、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随迁进入城镇入学,导致乡村学校服务区内生源减少,乡村学校逐渐萎缩,出现城乡学校的非均衡发展;乡村学校无法提供优质的义务教育,经济发展导致乡村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能力增加使农区学生的择校行为大大增加,乡村学生的择校行为使得中心小学、城镇学校人数进一步增加,学校增加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就学需求从而出现“巨型校”和“大班额”,加剧了城乡学校的不均衡发展。概括起来其最终根源在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与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校际分布不均。
县域中小学校空间集中趋势和非均衡发展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学生、教师、优质教育资源向中心小学、城镇小学和县城学校集中的过程中,乡村小学和距县城较近的中小学由于在校生、教师流失,办学条件难以改善,从而使教学质量更低,陷入两极分化日益发展的恶性循环,非均衡发展日益严重。

5.3 讨论与建议

（1）全省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新增人口将达到100万人,相应增加10万多人的城镇义务教育入学适龄学生。而相应地,农村则减少100万人口,适龄入学儿童减少10万人以上,因此,农村中小学生源的减少、城镇中小学生源的增加,将会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教育部门需要结合城镇化进程协调好义务教育的城镇化水平和和县域城镇化水平,城镇规划中应优先考虑义务教育学校的合理规划布局。
（2）农村人口、适龄儿童的逐渐减少,要维持乡村学校的适度学校与班级规模,就需要不断地撤并学校,义务教育学校空间分布就会日益稀疏,服务半径增大,这样就会违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原则,而不撤并学校则会造成超小校与“麻雀班”,造成师资减少,效率降低。这就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探索乡村新的办学模式,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例如配备校车、实行联合学校等。解决城乡基础义务教育不均衡状况的根本措施在于统筹全县教育资源,实现校际、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
（3）义务教育是政府提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求政府为每位适学儿童提供入学机会均等、上学条件均等、所受教育质量均等大致相当的义务教育。学校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最基本单位,因此促进县域城乡间、学校间的均衡发展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而非均衡发展的根源是义务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因此,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均衡配置,对中小学校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调整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举措和途径。
作为中部典型农区县,泌阳县县域中小学空间变化趋势与非均衡发展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在中部农区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准确描述现阶段义务教育发展态势和状况,明确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可行的策略,对未来中部农区县域学校义务教育的合理空间布局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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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旭, 邵景安, 郭跃, 等. 山区乡村学校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发展水平. 地理研究, 2016, 35(3): 455-470.作为农村基础设施的乡村学校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正在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利用趋势面分析、空间热点探测分析、核密度估计、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2004-2014年山区乡村学校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乡村学校的规模总体上大幅减少,尤其是学校的数量减少最为明显,减少接近一半(49.0％).学校的高集聚区分布于沿江平坝区和两山所夹槽谷区,而两山区相对较低.②不同类型区乡村学校的服务范围显著缩小,特别是丘陵区2014年较2004年服务半径缩小62.0％,其次是低山区缩小47.2％.③乡村学校发展表现出空间变化较为强烈的相对不协调情景,由2004年发展的不均匀、不合理变为2014年的正常合理发展.④乡村学校的变化具有显著地正向空间集聚现象,整体呈随机分布状态,现已形成一个以西南部南宾镇为中心的大面积热点区和东南向以新乐、金玲和金竹为代表的低值区.⑤研究区乡村学校的发展可分为:基础差—衰落区、基础好—衰落区、基础差—发展区和基础好—发展[区,这一格局与地形、经济、交通区位等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影响有很大关系.⑥未来研究区乡村学校的发展方略应着重考虑优化乡村学校的布局,适时引导适龄儿童的家庭就近就地迁移,强调中心校、“大校”和“名校”建设.在山区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明确现阶段和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对指导山区乡村学校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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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Chenxu, Shao Jingan, Guo Yue, et al.Spatial pattern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chools and their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3): 45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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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维利, 张淼. 论城市化进程对中国义务教育班级、学校规模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4, 32(1): 1-10.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对一些地区的中小学规模产生了强烈的扩张效应,这给城乡义务教育班级与学校规模的合理调整带来严峻挑战.中国义务教育城市化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一些人口大省的小学城市化水平低于城市总体的城市化水平;二是初中城市化水平不仅明显高于小学而且大大超越城市总体城市化水平.受人口自然增长放缓、农村人口迁移流向不确定、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及隐性城市化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中国的义务教育在学校数量和规模方面呈现总量基本合理、城乡差异化发展、隐性生源压力日增、一些地方大班额问题突出等特征.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是: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两个向度,在数量和规模间寻找不同的平衡点;保持教育城市化水平与区域总体城市化水平的协调一致;善于利用小班额预存的人数弹性空间,以应对流动人口流向的不确定性;对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人口大省和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流向实施科学监测,并建立有效控制班级和学校规模的预警机制;提高义务教育统筹协调层次,保证各级政府在实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责权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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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Weili, Zhang Miao.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on the class size and the scale of school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s, 2014, 32(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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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Hua.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ldren's schooling in Gansu, Western China: Reality and challenges. Canadian Geographer, 2008, 52(3): 331-350.China ha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economic growth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1978, while simultaneously facing dramatic increase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China is becoming a polarized society鈥攁 phenomenon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a multitude of serious problems that are threate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al cohesion within the country. Among the key reasons for this polarization are the quality of and accessibility to basic education for childre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w for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1986, children's education has progressed remarkably in most parts of China. It has, however, remained persistently problematic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particularly in remote regions, rural areas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Even though some studies on child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carried out, very little existing research examines 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ldren's schooling or accounts for the importance of sociocultural and geographic contexts. Using the example of Gansu, one of the poorest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 our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two main aspects that have led to high nonschooling rates for children: an unfavourable sociocultural milieu and inadequ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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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ler S, Tscharaktschiew S, Haase K.Travel-to-school mode choice modelling and patterns of school choice in urban areas.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8, 16(5): 342-357.Because of declining enrollment and school closures in some German regions students have to choose a certain school location from a reduced set of schools. For the analysis of adverse effects of school closures on transport mode choice the patterns of school choice are specified first. It seems that proximity and the profile offered (languages as a core for example) are adequate factors. Second, the travel-to-school mode choice are modelled using a multinomial logit approach, since students might switch from low cost transport modes (cycling for instance) to modes with remarkably higher costs (public transport for instance). Here, the most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distance, car availability and weather. Furthermore, these findings are incorporated into a case study to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a modal-shift (switch from one transport mode to another). For this analysi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was undertaken and a method of data disaggregation and geocoding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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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on R K.Planning for school facilities: School board decision making and local coordination in Michigan.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7, 26(1): 47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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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ce J.Techniques for defining school catchment areas for comparison with census data.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Systems, 2000, 24(4): 283-303.School performance tables have been used in the UK with the intention of giving parents an indication as to how well local schools are performing in order that they may make a more informed decision about which school to send their child to. It is likely that th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are not only a result of the success of the school but also dependent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ldren that attend it. School performance tables do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upon the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the school is set.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school's catchment area. This is technically difficult because firstly school catchment areas are not strictly defined and secondly census units have no link to catchment geography of a school. This paper offers three techniques that may be suita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poi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and the areal census data. Each technique is tested to see how well this link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each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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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 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学习马克思主义人口城市化理论. 江汉论坛, 1993, 16(2): 11-16.城市化指的是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种过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通常用城市人口的比重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人口的集中,出现了生产的集中、消费的集中、财产的集中和政治的集中。如果说城市的特性是集中,那么农村则体现了分散性。城市化是由社会分工所推进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会极大地推进

[Gu Shengzu.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udy of Marxism's theory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Jianghan Tribune, 1993, 16(2):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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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浩, 翁秋怡. 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3): 130-142.为认识中国家庭的微观教育支出行为,本文首先构建了"卧品字"象限图,试图描述家庭权力资本在不同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体系中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继而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地检验"卧品字"假设;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卧品字"猜测,而是表明家庭权力资本与教育支出呈现"卧凸字"模式,即在政府主导教育资源配置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权力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作用明显,但在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校外补习体系中作用不明显。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家庭教育资源配置和完善教育财政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Ding Xiaohao, Weng Qiuyi.Power capital and the pattern of 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2015, 13(3): 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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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万录, 肖建平, 窦艳玲.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学校生源流失问题探析 :以宁夏西吉县的调查点为例. 民族教育研究, 2013, 24(4): 66-74.

[Ding Wanlu, Xiao Jianping, Dou Yanling.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running-off students in rural schools in western ethnic region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Xiji county of Ningxia.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2013, 24(4):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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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博. 教育均衡发展: 理论、指标和测算方法. 教育研究, 2006, 28(3): 494-527.教育均衡实质上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平等待遇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是追求教育平等，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从宏观层面分析是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从中观层面分析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从微观层面分析是学校教育过程包括内部课程教学资源配置的均衡、教育结果的均衡以及教育评价的均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按其实现程度可分为四个阶段。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数，科学地选择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要素，明确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基础教育从整体上看正在趋向均衡。

[Zhai Bo.Educational balancing development: Theory, target and measuring methods.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6, 28(3): 49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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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天山, 邓友超, 杨润勇, 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石. 教育研究, 2007, 29(2): 5-16.

[Zeng Tianshan, Deng Youchao, Yang Runyong, et al.The equilibrious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the base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realiz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29(2):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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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爽, 苏鸿, 叶良松, 等. 一种基于空间对象的缓冲区分析算法.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1, 27(1): 38-41.

[Cui Shuang, Su Hong, Ye Liangsong, et al.A buffer analysis algorithm based on spatial object.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27(1):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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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渝琳, 李扬. 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 I指数分析.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7(1): 1-8.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东、中、西部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特征,已 成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通过引入Moran Ⅰ指数,文章分析了中国FDI的区域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借助邓宁的区位特定优势理论,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FDI区域差异性的动态原因, 并将其归结为数量因子和质量因子的影响.外资流入东部地区的原因是其质量因子的区位优势,并且质量因子在后期超越了数量因子成为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 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区位优势还是其数量因子.因此,中国在外资政策导向上更应注重对"质"的把握,实现从数量型FDI到质量型FDI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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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ulin, Li Yang.Analysis of China's FDI reg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Moran' I index.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17(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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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均, 胡静, 陈君子, 等.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4): 157-162.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在反映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运用空间分析法,对全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性进 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突出,存在滇西北、黔东南、中原以及皖南—浙西等4 个明显的集聚区,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②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省际差异较为明显,云南、贵州2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8％, 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辽宁等10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仅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此外,全国传统村落呈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 三大地带差异明显,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游地区次之.③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 性,而是传统村落分布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两极分化现象明显.④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热点区一次热点区一次冷点区一冷点区由南向北 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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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Dajun, Hu Jing, Chen Junzi, et al.The stud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4): 15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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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铭, 朱阿兴, 杨胜天, 等. 基于核密度估计的动物生境适宜度制图方法. 生态学报, 2013, 33(23): 7590-7600.

[Zhang Guiming, Zhu Axing, Yang Shengtian, et al.Mapping wildlife habitat suitability us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33(23): 759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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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文豪, 艾廷华. 核密度估计法支持下的网络空间POI点可视化与分析. 测绘学报, 2015, 44(1): 82-90.lt;p>城市空间POI点的分布模式、分布密度在基础设施规划、城市空间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 表达该特征的核密度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由于顾及了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区位影响,比其他密度表达方法(如样方密度、基于Voronoi图密度)占优.然而,传统的核密度计算方法往往基于二维延展的欧氏空间,忽略了城市网络空间中设施点的服务功能及相互联系发生于网络路径距离而非欧氏距离的事实.本研究针对该缺陷,给出了网络空间核密度计算模型,分析了核密度方法在置入网络结构中受多种约束条件的扩展模式,讨论了衰减阈值及高度极值对核密度特征表达的影响.通过实际多种POI点分布模式(随机型、稀疏型、区域密集型、线状密集型)下的核密度分析试验,讨论了POI基础设施在城市区域中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服务功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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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Wenhao, Ai Tinghua.The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of POI features under network space supported by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2015, 44(1):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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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剩富, 胡守庚, 叶菁, 等.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 经济地理, 2014, 34(11): 23-29.

[Yang Shengfu, Hu Shougeng, Ye Jing, et al.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o-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i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1):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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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钢, 白亮. “规模效益”抑或“公平正义”: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巨型学校”现象思考. 教育研究, 2010, 32(4): 34-39.

[Wan Minggang, Bai Liang.''Scale benefit" or "justice andequity": Reflection on the Mega-school phenomenon in adjusting the layout of rural schools.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0, 32(4):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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