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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7 >Issue 2: 353 - 36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9

研究论文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

  • 陈肖飞 , 1 ,
  • 苗长虹 1 ,
  • 潘少奇 2 ,
  • 艾少伟 , 1
展开
  • 1.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开封475001
  • 2. 河南大学商学院, 开封 475001
通讯作者：艾少伟（1978- ）,男,河南禹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规划,社会文化地理研究。E-mail:

作者简介：陈肖飞（1986- ）,男,河南三门峡人,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7-08-23

  要求修回日期: 2017-11-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2-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30637,41401133,416711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7M622332）,河南省博士后基金2017年项目

收起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networks in "Hub-and-Spoke" clust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ery cluster in 2014, China

  • CHEN Xiaofei , 1 ,
  • MIAO Changhong 1 ,
  • PAN Shaoqi 2 ,
  • AI Shaowei , 1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of Henan Provi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 2. Business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8-2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7-11-24

  Online published: 2018-02-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轮轴式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扇“区位机会窗口”。基于对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代表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实地调研,通过企业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了2014年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网络、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深度刻画了企业网络结构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企业网络中心性较为突出,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说明以QR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在集群内部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利”“技术权利”和“网络权利”,对企业网络形成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② 企业网络整体发育层次较低,差异较大。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水平相对较高,创新合作网络最低,说明企业间交往仍以产品垂直供货和水平分工协作为基础,虽然在核心企业主导下外围节点间存在社会交流现象但程度相对较弱,同时汽车生产系统技术差异及“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也导致企业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发育迟缓。③ 企业网络建构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地理空间接近和面对面交流为网络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企业关系资产和行动者网络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介质条件,企业技术关联和路径创造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保障条件。

关键词： 轮轴式产业集群; 企业网络; 核心—边缘结构;; 奇瑞汽车集群

本文引用格式

陈肖飞 , 苗长虹 , 潘少奇 , 艾少伟 .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J]. 地理研究, 2018 , 37(2) : 353 -365 . DOI: 10.11821/dlyj201802009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adjustment of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rules, "the fourth wav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world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window of "Hub-and-Spoke" cluster in China. Within the "Hub-and-Spoke" cluster,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relations gradually form complex enterprise networks. Taking Chery automobile cluster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Hub-and-Spoke" cluster,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a long period time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networks.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Enterprise networks centrality is very prominent and network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re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QR have the absolute "market rights", "technical rights" and "network rights" in the cluster, which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erprise networks; (2)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enterprise networks is relatively low, but the differences are large. Industrial network is relatively high, however, the innovation network is still the lowest. Vertical supply and horizontal division of products are still the main forms of 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e degree is relatively weak. At the same time, the technic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system and the "small club" also lead to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network. (3)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network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geographic proximity, the relationship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gnitive interaction. Geographic spatial proximity and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provide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network formation.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assets and actor networks offer the medium conditions for network formation. Enterprise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nd path creation furnish the guarantee conditions for network formation.

Key words： Hub-and-Spoke cluster; enterprise networks;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Chery automobile cluster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产业集群”的争论,形成了侧重点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以Park和Markusen为代表的第二级城市学派在遵循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基础上,更加关注经济、就业、人口快速增长的新兴区域和类型多样化的“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其中尤以轮轴式产业集群最为典型[1,2]。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区位机会窗口”（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3,4,5],轮轴式产业集群大量涌现,已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集群类型和促进本土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GPNs）与全球价值链（GVC）实现“战略耦合”的重要载体[6,7,8,9]。产业集群的本质在于专业化集聚基础上的地方化结网,基于此,可以从专业化（specialization）、地方化（localization）、集聚（agglomeration）与结网（network）四个维度对产业集群进行透视[10]。值得关注的是,在轮轴式产业集群中,外围企业依附“惯性”导致的“路径锁定”、外围节点地方嵌入不足导致的“飞地经济”和“候鸟经济”、边缘企业对核心节点“技术权力”依附而导致“低端陷阱”和“贫困增长”等问题,已经成为轮轴式产业集群能否维系的关键问题[11,12,13]。
企业网络结构类型研究从初期关注内部权力划分过渡到关注内部要素划分[12,14-16],创新网络、合作网络、学习网络、社会网络等类型,成为研究企业网络的新视角;企业网络规模越大,集群关系资源越丰富,已成为普遍共识,规模较大的集群可以通过密集而无重叠的网络增加集群竞争力和创新绩效,但同时也面临较高的风险[17,18];网络中心成员的关键位置和联结作用,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寻租能力和增加企业价值,但是过高的中心性往往会导致路径锁定,使得边缘企业陷于“技术陷阱”和“权力陷阱”,不利于持续发展[19,20]。企业关系网络关注的焦点是对网络内部社会资源关系质量及强度的考察,即企业与供应商、社会团体等机构具有多维结构特征的关系质量将深刻影响并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但是网络成员对关系资本的过度强调则容易导致封闭性,增加企业集群出现关系锁定、结构锁定的风险[21,22];关系强度可以通过不同维度来理解网络成员在关系纽带上的差别,既可以节点交流的关系频率、情感程度、熟识水平和互利模式等维度进行定义[23],也可以强调单一维度对网络关系强度的有效衡量[24],还可以从接触频率、投入要素、协作范畴、利益相关等维度来测量[25]。总的来说,企业网络结构维和关系维的理解,可以深化对集群信息流动和企业行为的认识,为分析集群结构特征及形成机理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研究选择安徽芜湖奇瑞汽车产业集群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奇瑞（Chery）是中国通过自主创新成长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品牌汽车之一。依托奇瑞公司,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承接了大量的国内外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如德国大陆集团、法国法雷奥集团、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美国江森集团、加拿大马格纳集团、韩国浦项制铁集团、中国香港信义集团、中国台湾万向集团等,实现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嵌入”,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型特征,被业界称为“奇瑞模式”,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二是可以跟国际同行开展的东亚汽车产业、欧洲汽车产业[26,27,28]等汽车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进行国际案例的比较分析。根据调研可知,截止2015年,奇瑞公司在国内拥有10个生产基地,在海外拥有17个生产基地,其中往南美洲、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汽车出口总量占年总出口量的90%以上,但由于各生产基地的企业间关系数据较难获取,因此不能科学准确地分析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此,研究将重点关注芜湖经济开发区内以奇瑞公司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网络,集群本身包含了汽车四大生产系统企业——汽车动力及装备系统企业、汽车车身/安全系统企业、汽车底盘系统企业和汽车电子电器系统企业。基于对各生产系统典型企业的跟踪研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是2014年奇瑞集群内部企业网络结构特征是什么?二是企业网络建构机理包括哪些,如何进行有效地理论阐释?研究旨在通过“地方典型经验”为提升中国轮轴式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

2 理论视角分析与框架建构

近年来,经济地理学界对企业网络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视角转向直接推动了网络研究从结构特征向建构机制的转变[8]。研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开启了传统经济地理学在“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的研究思潮,而关系、演化等为产业集群关系网络建构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10,29,30]。首先,传统经济地理学重点关注“区域空间尺度”问题,学者提出“地理尺度是一种关系建构”的理论视角,认为通过对相异地理尺度及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性研究可以揭示全球化及地方化的互动发展过程和驱动机制[31,32]。在轮轴式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地理临近性）是一种“显性”空间尺度,在核心企业主导作用下,多元行动主体基于地理临近性建构关系网络实现专业化集聚和地方化嵌入,进而搭建“全球—地方”联系通道。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重点关注地方与区域发展中的“关系资产”问题,学者提出了“社会关系是一种尺度建构”等理论视角来解释企业网络杂合性和空间行动的多重轨迹,导致了经济地理学重新对企业行为的重新“再发现”和行动者主体对社会嵌入模式的重新“再认识”[33]。在轮轴式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关系归根结底是企业负责人与负责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伴随着企业异质行动者的干扰与身份转变直接导致了网络建构的不确定性,而核心企业负责人的社会关系资产演变（关系异质性）则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再次,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转向”依托演化生物学、复杂系统理论等,重点关注企业/组织层面、空间系统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地理创新要素来解释和分析经济景观演化[34,35,36,37]。在轮轴式产业集群内部,外围企业往往会由于对核心企业依附而陷入“贫困增长”状态,从而导致“锁定关系（lock-in）”,但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集群知识存量增量与溢出（认知交互性）实现集群关系网络的重新构建。总之,虽然地理临近性为企业间展开“面对面”交流提供了基本条件,但由于产业链、价值链在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了地理界线,因而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轮轴式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从单个“点”的区位嵌入逐步发展为“线”的空间结构形态,最后演化为“网”的空间组织形态,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三个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临近性是基础条件,关系异质性是关键介质,认知交互性是保障条件（图1）。
Fig. 1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network formation

图1 企业网络形成的理论视角及框架建构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来源

在安徽省芜湖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规划局、经信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奇瑞公司、奇瑞科技股份公司等部门的配合和协调下,对芜湖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奇瑞公司及汽车零部件的代表性转移企业进行四次调研。调研企业涉及汽车整车总厂及四大生产系统：奇瑞公司（QR）、汽车动力及装备系统企业（6个）、汽车车身/安全系统企业（13个）、汽车底盘系统企业（14家）和汽车电子电器系统企业（9个）,其中获取有效问卷36份;此后对36 家企业负责人（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人事经理、研发经理等）分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每位企业负责人访谈时间约为1 h（表1）。产业联系网络主要考察企业之间生产垂直联系和水平协作情况,包括产品上下游供货商,产品水平协作联系商,产品外包等,如果企业之间存在生产垂直联系和水平协作,赋值为1,否则为0;创新合作网络主要考察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联系频率与程度,包括被调查企业群向哪些企业提供生产技术服务,被调查企业与开发区内哪些技术研发机构、行业协会存在技术技术交流情况等,如果企业之间存在创新合作和技术交流情况,赋值为1,否则为0;社会交流网络主要解释企业间社会交往频率和程度,包括被调查企业是否举行社会活动等,被调查企业同开发区内哪些中介机构、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存在社会交流,以及政府主导下企业之间社会交流情况等,如果企业之间存在社会交流情况,赋值为1,否则为0。
Tab.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is study

表1 调研企业基本情况①

- 企业名称 主要来源地 主要产品
- 国内转移企业 境外转移企业 - -
动力及装备
系统		 YD、YQ、
JF、ZS		 RH、PX 浙江、江苏、安徽、台湾、韩国 金属模具、塑料燃油箱、发动机零部件、汽车主模具、汽车合金材料
车身/安全
系统		 SW、XK、YX、SD、HX、YSDY、LY MSTK、FZ、AK、DMS、JSZY、MKR 上海、河北、辽宁、吉林、浙江、台湾、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汽车窗户、雨刮、汽车地毯、方向盘、手柄、限位器、汽车座椅、保险杠、仪表盘、门护板、汽车转向器
底盘系统 TY、JA、JN、WXHX、TL、STR TH、KB、TA、BTL、PT、HL、NSTLY 浙江、江苏、四川、香港、美国、加拿大 制动硬管、制动软管、机械转向器、动力转向器、底盘模块、盘式制动器、真空助力器、汽车密封件、胶管
电子电器
系统		 RC、BLR DL、BNE、ATK
MRL、FLA、BSHJ		 广西、广东、台湾、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 空调、发动机冷却、电子系统、汽车灯具、车载娱乐系统、电器元件

① 由于访谈企业和受访者要求,根据相关保密协议,研究将以字母表示相关企业。

3.2 研究方法

（1）网络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38]
网络中心性是测评关系网络中最主要中心节点的重要指数之一,即谁拥有最强的网络组织权力。一般来讲,拥有高程度中心性的节点,在团体中往往具有更重要的经济权利、技术权利和社会交往权利。测度公式如下：
C D = ∑ i 1 x ji = ∑ j 1 x ij （1）
C ' D = C D n - 1 （2）
式中： C ' D 是CD中最大网络中心性,是它与其他CD相减所得的差额的相加总和;Xij和Xji是0或1,代表行动者j或i是否承认与行动者i或j有关系;n是节点数。
（2）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38]
网络密度是网络实际拥有节点联系数量与理论存在最多联系数量的比值。测度公式如下：
D = 2 L n ( n - 1 ) （3）
式中：D表示网络密度,取值阈间是[0,1];n表示节点数;L表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连线数量。
（3）聚类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38]
聚类系数是测定与某节点联系的其余节点是否存在联通状态的重要指标,具体是指与节点i存在有效连接的节点j、节点k彼此也有效连接的概率。测度公式如下：
C i = 2 E i K i K i - 1 （4）
式中：Ci为节点i的聚类系数;Ki为节点i和其他节点理论有效关联数;Ei为Ki个节点间实际有效关联数。

4 奇瑞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网络结构的特征分析

奇瑞汽车集群网络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技术引进阶段的“松散型网络”、成本优化阶段的“紧凑型网络”和多元考量阶段的“开放型网络”,但由于历史阶段的企业关系数据不能有效收集,导致网络结构特征不能准确分析,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2014年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特征。由于本研究侧重关注企业网络的经济属性、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等三个关键性问题,因此将分别从产业联系网络、创新合作网络、社会交流网络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图2）。
Fig. 2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networks

图2 奇瑞集群内部企业网络结构图②

② 这里仅表达了网络内部结构,没有反映同外部的连接关系。蓝色表示国内转企业,橙色表示境外转移企业,红色表示本土核心企业。

4.1 网络中心性突出,但联系性较弱

网络中心性系数是评价团体中节点作用的重要指标之一。产业联系网络中心性系数为85.54%,节点度值差距十分明显,最高值QR为41,最低值HX则为0,标准差为5.807,说明QR扮演了绝对核心地位,与其他外围企业均存在紧密的产业联系。除此,TA、BTL、YD、YSDY、HL、TY、TH等企业的节点值也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企业节点值高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很强的“网络权力”,事实上在网络中真正拥有话语权的还是QR,表现出“强核心—弱联系”特征;创新合作网络中心性系数为49.54%,节点度值差距同样显著,最高值QR为23,最低值MSTK、ATK、HX、JSZY则为0,标准差为3.396,同时企业节点值分层现象明显。另外,TH、TY、YD、RH、JA、STR、TA、DL、BTL、LY等少数节点度值也较高,但基本上都是生产子系统的核心企业,表现出“次核心—弱联系”特征,但随着境外转移企业在承接地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将会带动更多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合作,势必形成“多中心”结构;社会交流网络中心性系数仅为36.41%,最高值为19,最低值则为0,标准差为4.432,网络节点值小于或等于平均值的比例达到60.46%,说明企业社会合作网络联系普遍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中心性并不明显,表现出“弱核心—弱联系”特征。企业社会交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分别是奇瑞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企业自主交流型,本研究重点分析了奇瑞主导型和企业自主交流型,相对弱化了政府主导型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交流方式多以定期召开相关企业家座谈会为主,更多的是反映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诉求,而对企业之间的社会交往影响不是很大（表2）。轮轴式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以“信任”和“契约”为基础的网络组织,上述分析验证了轮轴式集群内部核心企业节点值大和中心性显著的典型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集群内部核心企业的最终产品主要由外围节点供应基本零部件,而外围节点由于追求最低成本而采用生产分工协作等模式,直接导致了产业联系网络中心性更加显著和联系性更为明显。相较来说,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中的中心性和联系程度都稍显薄弱。
Tab. 2 The degree node of enterprises in networks

表2 企业节点在集群网络中节点值

企业
名称		 节点值 企业
名称		 节点值 企业
名称		 节点值
产业联系 创新合作 社会交流 产业联系 创新合作 社会交流 产业联系 创新合作 社会交流
QR 41 23 19 HX 7 3 2 MRL 5 3 0
TA 11 4 9 MSTK 7 0 11 PX 4 1 0
BTL 10 4 11 NSTLY 7 3 3 JF 4 3 7
YD 10 5 9 SD 6 2 2 HJ 4 4 0
YSDY 10 6 5 JN 6 3 2 YX 4 2 3
STR 9 4 15 XK 6 4 2 WX 3 2 2
LY 9 4 2 RC 6 2 3 PT 3 3 3
HL 9 3 3 RH 5 5 10 ZS 3 2 0
MKR 8 3 9 AK 5 1 0 YQ 3 2 8
FZ 8 2 5 SW 5 1 7 JSZY 3 0 0
TY 8 6 8 BNE 5 1 9 BS 3 2 1
TH 8 6 7 ATK 5 0 4 BLR 3 3 0
DMS 8 2 3 TL 5 2 1 HX 0 0 0
JA 7 4 1 DL 5 4 1
KB 7 3 3 FLA 5 2 1

4.2 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但差异较大

通过对企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进行模拟（图3）,发现产业联系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分别是QR、YD、FZ、STR、TA、TH等13个企业,而边缘区的企业达到30个,核心区密度为0.340,边缘区密度为0.064,“核心—边缘”结构显著。核心企业中除了QR是整车组装、YD是动力/装备系统核心企业、TY与MKR是车身/安全系统企业之外,其他如DMS、FZ、STR、TA、TH、TY、HL、BTL等企业虽不是核心企业,但其主导产品包括了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元件,其在企业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由于进入承接地的时间较短和本身规模较小,现阶段与集群内部其他企业并无太多的生产联系;创新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分别是QR、TH、YSDY、YD、TY等9个企业,边缘区企业有34个,核心区密度为0.278,边缘区密度为0.013,“核心—边缘”结构也相对显著。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如QR、YSDY、TH等由于自身研发实力较强,已建立了研发中心,同时与其他企业存在技术交流情况,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大多数属于境外转移企业,并不愿意与网络内其他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和共享成果,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个人俱乐部”现象;社会交流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分别是QR、YD、YQ、SW、RH等15个企业,边缘区企业有28个,核心区密度为0.353,边缘区密度为0.012,说明社会交流网络中核心企业较多,“核心—边缘”结构并不显著。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如MSTK、BTL、STR、YD、YQ基本属于奇瑞控股或参股企业,进驻芜湖时间较早,与其他企业已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大多数是奇瑞不控股或不参股企业。轮轴式产业集群领导企业和生产子系统的核心企业共同形成了企业网络的核心部分,而次核心企业及外围企业共同构成了企业网络的边缘部分,但随着时间发展,企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是将发生变化的,且核心区密度和边缘区密度也处于演变过程之中。
Fig. 3 Core-periphery characteristic of enterprise networks

图3 企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

4.3 网络节点联系疏散,发育程度较低

评估网络发育程度需要重点考察网络密度和节点聚类系数,网络密度可以从整体上辨识企业网络发育程度,而节点聚类系数可以深入分析网络节点联系状况（表3）。通过分析可知,产业联系网络密度最大,为0.168,社会交流网络密度次之,为0.1103,而创新合作网络密度最小,仅为0.079,不足全连通网络的十分之一,说明奇瑞产业集群虽然经历了技术引进、成本优化、多元考量等阶段,但网络建构仍不完善,网络成员特别是不同生产系统之间的企业联系疏散,连通能力亟待加强。产业联系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为0.502,但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仅为0.254和0.284,意味着众多边缘节点与核心节点联系都较为陌生。基于对2014年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产业联系、创新合作、社会交流网络中排名前22位企业节点的聚类系数分析可知,在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企业聚类系数相对来说都较小,甚至部分节点的聚类系数是0。产业联系网络中的节点聚类系数程度相对较高,说明与核心企业相联系的外围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并不陌生,如果从汽车四大生产系统来看,电子电器系统和车身安全系统企业联系较为紧密,而动力装备系统企业联系最弱;创新合作网络中节点聚类系数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境内外转移企业与国内转移企业客观存在的技术“势差”,境外转移企业更易形成“个人俱乐部”现象,导致部分国内转移企业不能完全进行技术积累过程和实现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学习过程;社会交流网络中节点聚类系数程度也相对较低,同时在网络内部中介节点异质性比较特殊,存在少数节点值低而中介作用较强的现象,如HL、DMS、NSTLY等都属于典型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所形成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企业根植性较弱,并未实现有效地方“嵌入”,形成了典型的“飞地经济”和“候鸟经济”,直接导致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网络发育不健全,但随着境外转移企业地方根植性增强,转移企业在承接地通过“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地域嵌入”等通道,势必会促进企业网络整体发育水平,企业节点的聚类系数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Tab. 3 Cluster coefficient of core enterprise nodes

表3 部分企业节点聚类系数值

度值
排序		 网络类型 度值
排序		 网络类型
产业联系
节点/系数		 创新合作
节点/系数		 社会交流
节点/系数		 产业联系
节点/系数		 创新合作
节点/系数		 社会交流
节点/系数
1 QR/0.122 QR/0.140 QR/0.170 12 TH/0.571 BTL/0.270 TH/0.333
2 TA/0.600 TH/0.223 STR/0.181 13 DMS/0.607 HJ/0.220 SW/0.333
3 BTL/0.533 TY/0.233 MSTK/0.227 14 JA/0.619 LY/0.083 JF/0.405
4 YD/0.289 YSDY/0.167 BTL/0.300 15 KB/0.762 NSTLY/0.167 FZ/0.300
5 YSDY/0.489 YD/0.250 RH/0.211 16 HX/0.627 KB/0.167 ATK/0.417
6 STR/0.611 RH/0.200 TA/0.194 17 MSTK/0.414 PT/0.026 DMS/0.500
7 LY/0.556 JA/0.333 MKR/0.250 18 NSTLY/0.367 JN/0.167 RC/0.500
8 HL/0.472 STR/0.250 YD/0.292 19 SD/0.400 MRL/0.133 KB/0.300
9 MKR/0.514 TA/0.250 BNE/0.236 20 JN/0.320 JF/0.500 YX/0.167
10 FZ/0.536 DL/0.250 TY/0.321 21 XK/0.104 HX/0.152 NSTLY/0.500
11 TY/0.536 XK/0.038 YQ/0.393 22 RC/0.533 MKR/0.160 HL/0.500

5 奇瑞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网络形成机理

奇瑞集群内部企业网络建构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既包括了企业地理空间临近性,又包括了社会关系资产异质性和技术关联所导致的认知互动性。基于此,研究从问卷结果和访谈内容出发,重点探讨企业网络的形成机理。

5.1 地理临近性：地理接近与面对面交流

从韦伯强调的内部规模经济到马歇尔强调的外部规模经济,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性均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地理接近与面对面交流是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解释经济主体发展的共同出发点,也是解释奇瑞集群关系网络形成机理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调研可知,奇瑞公司总部、龙山分部和发动机一、二厂,变速箱一、二厂主要集中分布在凤鸣路以西、长江路以东、鞍山路以南和港湾路以北面积约25 km2范围之中;而转移企业秉行“运输距离小、产品成本低”原则,基本上布局于奇瑞总部及分部周边,集中分布于松花江路—凤鸣湖路以西、银湖北路—长江路以东的区域,运输距离大体在1h范围之内。如果从奇瑞汽车的四大生产系统来看,由于车身安全系统和电子电器系统属于“小而多、专而精”行业,企业数量较多且空间区位较为集中,企业间由于联系频繁而导致网络发育较为成熟,而底盘系统企业和动力及装备系统企业不仅数量较少且空间区位较为分散,企业之间联系疏松导致了网络发育不成熟。总之,地理临近性为企业面对面交流和企业网络形成提供了最基本条件,通过若干访谈资料也可得到进一步证实,如BNE企业：“因为距离较近,所以企业相互之间交流情况很明显,像我们公司和YQ、TH、TY、BTL、MSTK、ATK等都时常有交流”。

5.2 关系异质性：关系资产与行动者网络

奇瑞公司成立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无知”（把做汽车的困难想简单了）和利益驱动（汽车当时是高暴利产业）。从最初“八大金刚创奇瑞”奠定的传统社会关系资产到现阶段随着企业交往能力增强而引发的新型关系资产,均在企业网络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问卷结果可知,企业之间除了地缘关系外,还存在着部分企业负责人是同学或同事等关系,“企业拥有社会关系资产的交往意愿”选择“高”和“较高”的企业占到88%,说明了关系资产对企业网络构建的重要作用（图4）。虽然企业及其他行动主体通过行动者网络也从根本上推动了企业网络的发展,然而行动者网络并不是原有行动主体的简单组合,而是每一个行动者在新网络中重新界定。当前奇瑞汽车产业集群内部的行动者网络主要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作为保障,以奇瑞总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平行或自上而下对其他异质行动者（供应商、物流商、劳动中介机构、技术研发机构）进行征召,但这一网络并非固化的,是异质性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一定权力关系与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空间网络[39]。总之,企业网络形成的中介通道就是企业负责人之间的拥有的社会关系资产,企业拥有社会关系资产越多,就愈容易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反之亦然。从图2c中可以看出奇瑞控股或参股企业的联系状况要好于“飞地”企业之间的联系状况,其主要原因就是控股或参股企业比“飞地”企业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资产。因此,为了促进企业网络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企业负责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要进一步拓展企业负责人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的关系。
Fig. 4 Th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of enterprises with relational assets

图4 拥有社会关系资产的企业之间交往意愿与频率

5.3 认知互动性：技术关联与路径创造性

汽车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四大生产系统（汽车动力装备系统、车身安全系统、底盘系统和电子电气系统）虽然拥有相异的行业技术规范,但仍存在明显技术关联性。如汽车动力装备系统主要由机体、冷却系、制动系、润滑系、燃料系和点火系等组成,而制动系与底盘系统相关,点火系则与电子电器系统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生产系统企业之间存在技术交流的可能性与客观性。通过调研可知,集群内部企业总体研发实力较强,其中国家级高新企业和省级高新企业占60%以上,存在能够有效进行学习创新和路径创造的基础和条件,同时集群内部企业倾向于进行创新合作的意愿较强,企业愿意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力图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区域影响力,不愿意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原因是防止内部核心技术泄露和避免同行企业恶性竞争（图5）。在企业网络形成过程中,企业通过内源技术创新、外援技术创新和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集成的创新等各种形式进行学习创新和路径创造,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与其他生产系统核心企业进行信息沟通和战略合作,会显著提升集群间企业的技术合作联系。从图2b中可以看出,境外转移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联系情况要好于境内企业,并且境内外转移企业之间的技术交往较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境内外企业客观存在的“技术势差”,将深刻影响企业技术积累过程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学习过程,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Fig. 5 Technical learning and willingness or not in cluster

图5 企业间技术学习及合作意愿

6 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奇瑞汽车集群的实地调研,深度刻画了2014年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利用问卷结果和相关访谈资料分析了企业网络的形成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企业网络中心性较为突出,网络结构呈现显著“核心—边缘”模式,说明核心企业QR拥有绝对的“网络权利”,是外围企业发展的“推助器”和集群创新的“技术领袖”,在企业网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网络整体发育层次较低,差异性较大,说明集群内部企业间交往仍以产品垂直及水平协作为基点,虽然企业间存在社会交流现象但程度相对较弱,同时汽车生产系统技术差异及“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也导致了企业创新合作网络发育不成熟。
（2）企业网络形成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认知互动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的地理空间临近和面对面交流为企业网络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企业负责人的关系资产和多元经济主体的行动者网络为企业网络形成提供了介质条件,不同生产系统企业间的技术关联性和正向研发平台需求的技术路径创造性为企业网络形成提供了保障条件。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未解决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由于企业调研较为困难,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此调研对象未能包括经济开发区奇瑞汽车集群所有的零部件转移企业,同时构建的无向无权网络也不能反映连接强度差异。二是企业网络是一个动态过程,奇瑞公司自1997年成立以来,已经历了“技术引进—成本优化—多元考量”的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网络结构将发生什么样变化,有何空间表现,这也是后期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三是2015年奇瑞公司初步完成“转型”,模块化平台和正向研发平台的搭建将进一步影响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入探析企业网络未来趋势以及企业角色转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Park S O, Markusen A.Generalizing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A theoretical agenda and an application from a non-Western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5, 27(1): 84-104.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occur in a number of forms, some of which are not subsumable under the flexibly specialized, locally embedded, and endogenously driven model based on the Italian case. In this paper, we critique 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terdistrict mobility of labor, nonlocal externalities, and non-place embeddedness in district formation and character. We introduce the notion of the satellite industrial district, comprised of branch operations of nonlocally based corporations, as an example of a rapidly growing industrial district distinct from Marshallian and Italianate forms, and argue with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that these types of districts may predominate,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I

[2]
Markusen A.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3): 293-313.

DOI

[3]
Boschma R.New industries and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A long-term analysis of Belgium. Erdkunde, 1997, 51(1): 1-19.

[4]
Choi S B, Lee S H, Williams C.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11, 40(3): 441-452.We examin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from an ownership perspective. We focus specifical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rawing on data from 548 Chinese firms we find volume of patent registration to be mos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foreign ownership in the firm along with firm affiliation within a business group. The influence of state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positive but lagged.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insider ownership leads to low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oncentrated ownership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ur study has two princip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we utilize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overcoming weakness in previous studies that have used a more narrow focus on ownership type. Secondly, we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of how fir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build ‘indigenous’ capabilities for innovation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play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trol of agents’ innovation.

DOI

[5]
Filatotchev I, Liu X, Lu J, et al.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human mobility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Evidence from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in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11, 40(3): 453-462.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innovation in high-tech firms in China. Using panel data for 1318 high-tech firms in Beijing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ZSP) we find that returnee entrepreneurs create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that promotes innovation in other local high-tech firms. The extent of this spillover effect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the non-returnee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approximated by the skill level of employe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D activities positively affect the innovation intensity of non-returnee firms only when these local firms possess the sufficient level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ur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DOI

[6]
袁丰, 魏也华, 陈雯, 等.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地理科学, 2012, 32(4): 401-408.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Yuan Feng, Wei Yehua, Chen Wen, et al.Manufacturing firms location adjust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unan Model in Wuxi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4): 401-408.]

[7]
Blazek J.Towards a typology of repositioning strategies of GVC/GPN suppliers: The case of functional upgrading and downgrading.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4): 849-869.

DOI

[8]
Coe N, Yeung H W C.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
Yeung H W C. Strategic Coupling: 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Cornel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
苗长虹, 魏也华, 吕拉昌. 新经济地理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Miao Changhong, Wei Yehua, Lv Lachang. New Economic Geography.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11]
韩玉刚, 焦华富, 李俊峰. 中国省际边缘区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和形成机理: 以安徽省宁国市耐磨件产业集群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5): 814-826.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网络研究,是认识集群形成规律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边界效应理论,通过建立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对皖浙省际边缘区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特征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衍生网络表现出单中心低密度的结构特征,说明集群企业"同宗"现象明显,种子企业衍生功能强;合作网络表现出多中心中密度的结构特征,说明企业联系网络处于成长期,企业间的合作层次较低;创新网络表现出单中心特征,说明种子企业是集群的"技术领袖",企业间技术创新联系弱。(2)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是边界效应从屏蔽向中介作用转化过程中,集群外部产业环境优化、关键行动者群体行为强化、集群内部知识存量增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DOI

[Han Yugang, Jiao Huafu, Li Junfeng.Mechanism an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 provincial border regions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wear-resisting casting industrial cluster in Ningguo of Anhu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5): 814-826.]

[12]
陈肖飞. 企业关系网络的“全球—地方”联系及演化研究: 以奇瑞汽车为例. 南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2016.

[Chen Xiaofei."Global-local" linkages and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network: Taking Chery as an example. Nan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2016.]

[13]
姚书杰, 蒙丹. 中国后发企业自主构建生产网络组织研究. 科学经济社会, 2014, (2): 131-135.

[Yao Shujie, Meng Dan.A study of the self-constructe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China. Science, Economy & Society, 2014, (2): 131-135.]

[14]
Scott W.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agglomeration and growth: The gem and jewelry industry in Los Angeles and Bangkok. Geoforum, 1998, 29(4): 249-263.A brief overview of organizational and locational tendencies in the gem and jewelry industry is provided. The central gem and jewelry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Los Angeles and Bangkok are then described in detail on the basis of bot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personal interview data.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in both districts are shown to depend strongly o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ensure security and trust. However, security and trust alone do not necessarily guarantee competitive success. Unlike producers in Los Angeles, producers in Bangkok have been extremely effective in securing forceful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their needs and goals, and this helps in part to explain the vastly more dynamic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y in Bangkok.

DOI

[15]
李二玲, 李小建.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 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地理研究, 2009, 28(3): 738-750.

[Li Erling, Li Xiaojian.The evolution of network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clusters of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The case of steel measuring tape cluster in Nanzhuang village, Yuche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3): 738-750.]

[16]
潘少奇. 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发展研究: 以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例. 开封: 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世界是流动的，产业转移作为国际资本流、技术流的重要载体，已经并且正在深刻改变、重塑世界经济版图。前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诸多引人瞩目的产业高地，同时也产生了飞地经济、候鸟经济、低端技术陷阱、贫困增长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自东向西的国内产业转移（又称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此次产业转移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区位机会窗口”。本文以“如何促进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并实现集群化发展”为核心论题，研究切合经济地理学强化微观研究、定量研究的趋势，针对国家推进产业转移健康开展的要求，具有... 展开 世界是流动的，产业转移作为国际资本流、技术流的重要载体，已经并且正在深刻改变、重塑世界经济版图。前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诸多引人瞩目的产业高地，同时也产生了飞地经济、候鸟经济、低端技术陷阱、贫困增长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自东向西的国内产业转移（又称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此次产业转移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区位机会窗口”。本文以“如何促进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并实现集群化发展”为核心论题，研究切合经济地理学强化微观研究、定量研究的趋势，针对国家推进产业转移健康开展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文献梳理及对核心论题的理论透视，本文认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过程中关系是基础，网络是载体，嵌入是关键。因此，融合了产业区理论、生产网络理论、嵌入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理论工具，构建了以“关系-网络-嵌入”为主线，以网络-角色、嵌入-耦合、演化-升级为核心要素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以河南省民权制冷产业集群为典型案例，通过企业层面的调研和深度访谈，提取了集群内部转移企业、本地企业交互形成的经济联系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社会交流网络；以三类网络为研究“支点”，分析了转承企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转移企业网络角色、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双向嵌入、区域企业网络演化机理等。主要结论如下： 　　（1）“网络”是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耦合的载体，也是一个有益的研究视角。产业转移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产业/企业-地域”的相互作用过程。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的经济联系、技术合作、社会交流网络是二者互动耦合的载体，二者的交互耦合可以视为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结、地方资产与全球力量的整合。而且本文的研究实践证明，以网络为视角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过程的外在表象、微观机理、区域效应。 　　（2）双向嵌入是推动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互动耦合的必由之路。本文尝试突破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分水岭，融汇两种理论的相关工具研究全球化浪潮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基于双向嵌入框架，本文分析了案例集群中转移企业与本地企业双向嵌入的特点、过程和障碍机制。认为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主要障碍是技术错位、组织错位、地域错位；承接地企业嵌入价值链并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是技术距离、社会距离以及转移企业的权力压制；承接地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低端嵌入”仅能使其实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而难以获得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3）社会资本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和区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深厚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是部分转移企业进驻承接地的关系纽带，也是他们顺利实现地方嵌入的润滑剂。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缺失也成为了部分转企业地方嵌入的障碍。网络成员对社会资本的过度强调也容易导致地方企业网络出现封闭性和排外性，增加区域产业出现代际锁定、关系锁定、结构锁定的风险。 　　（4）转移企业在转承企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具有显著的异质性。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手段，按照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关系强度及属性特征-网络位置特征-权力关系特征”逐层分析，发现转移企业在转承企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转移企业及同一转移企业在不同类型关系网络中的角色都可能不同。转移企业网络角色形成主要受转移企业属性特征、拓张战略、社会资本情况、企业文化、承接地环境条件等因素影响。案例研究还发现了转移企业规模与角色不对称、网络中存在外来者俱乐部和较多孤立点等需要注意的问题。 　　（5）产业转移作用下的区域企业网络具有复杂的演化机理。该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时空情境性、路径依赖性和权变性，本地企业衍生过程、区域选择环境与社会资本、转移企业代表的外部扰动力量、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报酬递增与区域自增强机制共同决定了区域企业网络演化的进程与结果。 　　本文的创新之处：（1）融合产业区理论、生产网络理论、嵌入理论的核心思想，构建了以“关系-网络-嵌入”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该框架以网络为研究“支点”，集成了多种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过程的外在表象、微观机理、区域效应。（2）基于经济联系、技术合作、社会交流三类转承企业关系网络，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转移企业的地方嵌入过程和网络角色，网络相似性定量测算有助于发现不同类型网络构建的相互影响。（3）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基于“关系强度及属性特征-网络位置特征-权力关系特征”辨识转移企业网络角色，方法可行，结果可信。（4）发现社会资本是部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企业交互耦合的润滑剂，但对社会资本的过度强调也容易导致企业网络出现代际锁定、关系锁定和结构锁定。 收起

[Pan Shaoqi.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ferred enterprise and local enterprise: Take the refriger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of Minquan county as an example. Kaife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Henan University, 2015.]

[17]
Batjargal B.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A longitudinal study. Acoustics Speech & Signal Processing Newsletter IEEE, 2003, 24(4): 535-556.

[18]
Barden J Q, Mitchell W.Disentangling the influences of leader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on inter-organizational ex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6): 1440-1461.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the associated mechanism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commitment, we examine how leaders' prior exchange experiences influence the likelihood of subsequent interorganizational exchange. We begin to develop a microlevel model of organization-level relations that accounts for nodal multiplexity. In data on baseball player trades,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 leaders' ties affected exchanges less than did an organization's other ties. The sharing of exchange experiences by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current leaders increased the influences of those experiences on exchange behavior. Thus, leaders have more influence within their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than in isolation.

DOI

[19]
Talmud I.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Liability: A Conditional Approach to Three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Social Structur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This chapter defines and illuminates three asp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which are created by different asp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structure. The chapter also shows that corporate structure which generates social capital may become later a liability. The chapter brief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corporate structure in creating competitive social capital . Then two other kinds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and cognitive , are illustrated via a case study of an Israeli Armament firm. Finally, the chapt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kinds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for business policy and strategy as well as for future studies on corporate advantage.

DOI

[20]
吴结兵, 潘松挺. 集群创新的多层次网络机制研究: 基于关系强度与网络密度的分析.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Wu Jiebing, Pan Songting.Multi-layer Network Mechanism of Cluster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Network Densit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4.]

[21]
Powell W W, Koput K W, Smith D 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1): 116-145.

DOI

[22]
Naude P, Buttle F.Assess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0, 29(4): 351-361.

DOI

[23]
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6): 1360-1380.

[24]
Lin J L, Fang S C, Fang S R, et al.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in R&D consortia in Taiwan. Technovation, 2009, 29(11): 763-774.

DOI

[25]
潘松挺, 蔡宁. 企业创新网络中关系强度的测量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0, (5): 108-115.关系强度是创新网络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特征变量,但现有关系强度的研究大多简单沿用了社会学的测量方法,没有形成客观反映企业创新网络特征的关系强度测量模型。本文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访谈和预备性研究初步确定了企业创新网络关系强度测量的题项,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接触时间、投入资源、合作交流范围和互惠性4个维度、13个题项的企业创新网络关系强度测量量表。本文的结论为企业创新网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基础,也为企业界了解和管理自身创新网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

DOI

[Pan Songting, Cai Ning.Dimension exploit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ie strength in enterprise network. China Soft Science, 2010, (5): 108-115.]

[26]
Liu W D, Dicken P.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bligated embeddednes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7): 1229-1247.

DOI

[27]
Pavlinek P, Zenka J.Upgrading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0(3): 559-586.

DOI

[28]
Glogar L.Position of Czech Automotive Firm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Presentation at the workshop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ory and Practice'. Brno: South Moravian Innovation Centre, 2013.

[29]
MacKinnon D.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Reassessing the firm-region nexu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12(1): 227-245.

DOI

[30]
Glückler J, Panitz R.Relation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6): 1161-1185.This article takes a geographical interest in the upgrading of countries by adopting a micro-perspective of firms and inter-firm networks.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relational upgrading as complementary to the traditional upgrading of activities such as products, processes or functions. Based on a core eriphery model, we argue that countries may reap additional benefits when moving from peripheral to more central market positions. Drawing on methods of generalized blockmodeling, we demonstrate how formerly peripheral countries in the trade of stock photography have successfully upgraded their market positions over a period of 12 years through increasing integration of their firms in the global value network. The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a rel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upgrading, which suggests combining the upgrading of both, activities and relational positions in global networks to reap additional benefits.

DOI

[31]
Yueng H W C. Towards a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The 9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Los Angeles, USA, 2002.

[32]
Yueng H W C. Rethinking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2005, (30): 37-51.

[33]
Vatne E, Taylor M.The Networked Firm in a Global World. Farnham: Ashgate, 2000.

[34]
Boschma R, Iammarino S.Related variety, trade linkages and regional growth in Italy.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85(3): 289-311.

DOI

[35]
Martin R, Sunley P.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 395-437.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seized on the concept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s key ingredients in constructing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ir subject. However, they have tended in to invoke these notions without a proper examination of the ongoing discussion and debate devoted to them with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lsewhere. Our aim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first,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unresolved issues surround these concepts, and, second, to explore their usefulnes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We argue that in many important aspects,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re place-dependent processes, and as such require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been little discussion of regional path creation: te assumption has been that new technological-economic paths emerge at random or spontaneously across space, an assumption that we find too simplistic. This leads on to the key question as to why some regional economies become locked into development paths that lose dynamism, whilst other regional economies seem able to avoid this danger and in effect are able ‘reinvent’ themselves through successive new paths or phases of development. We conclude that whilst path dependenc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the concept requires further elaboration if it is to function as a core concept in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DOI

[36]
刘志高, 尹贻梅, 孙静. 产业集群形成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评述.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6): 652-657.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些年来,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学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演化路径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形成的传统解释及其不足,然后回顾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应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DOI

[Liu Zhigao, Yin Yimei, Sun Jing.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dustrial cluster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1, 30(6): 652-657.]

[37]
司月芳, 陈思雨, Ingo Liefner, 等.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 基于华为WIPO专利分析.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69-1878.

[Si Yuefang, Chen Siyu, Ingo Liefner, et al.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case study of Huawei.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69-1878.]

[38]
罗家德. 社会网分析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Luo Jiade.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ot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5.]

[39]
陈培培, 张敏.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地理研究, 2015, 34(8): 1435-1446.

[Chen Peipei, Zhang Min.From beautiful village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435-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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