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研究 >

2018 , Vol. 37 >Issue 11: 2127 - 214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1001

观点与争鸣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 何仁伟 , 1, 2
展开
  •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 2. 西昌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西昌 615013

作者简介：何仁伟（1978- ）,男,重庆垫江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贫困、乡村治理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8-07-27

  要求修回日期: 2018-09-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1-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61040）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YJA002）

收起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 HE Renwei , 1, 2
Expand
  • 1. City Situatio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615013, Sichu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7-2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9-21

  Online published: 2018-11-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剖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了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途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②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城乡等值线可以进一步解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③ 从政策制度构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典型发展模式提炼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 城乡等值化; 空间均衡; 实施路径

本文引用格式

何仁伟 .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 地理研究, 2018 , 37(11) : 2127 -2140 . DOI: 10.11821/dlyj201811001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im at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 equivalent life 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its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patter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asic theor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content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ets up the urban-rural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defines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olines, works out the way to implemen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nd addresses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ory of regional syste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ory of spatial structure ar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with optimized spatial layout and innovative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pentag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eople-land-capital-industr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upport each other,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dynamic equilibrium proces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 The key issues of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urban-rural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and the overall per capita benefits in rural areas gradually tend to be the same as that in cities by the re-optimization of urban-rural factors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is further interpreted via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olines. (3)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cientific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urban-rural spatial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pole-axis" spatial progressive diffusion, sub-area classification and typic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spatial equilibrium; implementation path

主旨聚焦：阐明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及相互关系,提出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和城乡等值线,揭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和机理,明确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构建和实施推进提供参考。

1 引言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乡村衰退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农村凋敝与城市繁荣反差明显,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墨西哥、阿根廷等）坠入“现代化陷阱”[1]。乡村的衰落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在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必须重视和推进乡村振兴[2]。在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外发达国家均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乡村振（复）兴和城乡均衡发展：① 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法国通过制定农业现代化、乡村土地、农业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发展[3];英国制定综合性乡村政策和发展计划、加强法规建设、运用市场手段等措施来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4];日本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挥农协综合功能等措施来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5,6];德国始终注重提升农村人口素质,韩国十分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并重视人地关系和谐发展[7]。② 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英、法、美高度重视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构建,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科学规划的制定执行、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建设等措施[8]。其中,英国还特别重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城乡统筹规划和立法[9];德国重视城乡均衡发展,以“城乡等值化”思想推动城乡一体化[10]。③ 乡村产业融合方面——日、韩、法等国支持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技术研究和产学研究结合,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先进信息管理和配套服务,保障农户收入权益,建立农业农村中产生的附加值流向自身内部的机制,加大政策补助和金融支持力度等[11]。④ 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欧美国家重视农村社区科技服务与创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注重农村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统一,重视社区建设政策支持以及多元的资金筹措渠道[12]。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突出体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差距明显、乡村日渐衰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乡村加速发展、协调城乡矛盾、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基本策略。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表现出强大的极化效应,使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由乡村流向城市,而城市对乡村的要素输出和扩散作用却比较微弱,这种近乎单向的流动体制和模式是造成中国乡村落后的主要原因。城市和乡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互相促进、相互支撑,方能实现城乡共荣共生、和谐持久的良性循环。因此,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和基本逻辑。在总结和借鉴国外乡村建设经验、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认知中国城乡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提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科学路径,是时代赋予地理学的重要任务。当前一些研究从科学内涵、政策着力点和实施路径等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分析[13,14],还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视角对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阐述,并提出城乡融合的科学途径和前沿研究领域[15]。但总体而言,乡村振兴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对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规律认知还应进一步深入。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本文深入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及相互关系,提出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并对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过程和机理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及其研究领域,以期为乡村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探讨

2.1 基础理论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过程,是促进城乡地域系统有序发展、优化升级和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和实现动态均衡发展的过程,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为新时期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1.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全局的系统思维。吴传钧院士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认为,人地系统由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子系统组成,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反馈、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复杂、开放巨系统[16]。人地系统理论以促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促进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良性循环为中心研究目标。城市与乡村空间交错、功能互补、环境共生、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规模庞大、结构错综复杂、功能综合多样的城乡地域系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污损化、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乡村人地失调、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日益突出[17]。人地地域系统原理有助于全面认知当前乡村发展和城乡失衡问题,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过程、机理与演变趋势,是制定全面、系统、长远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政策框架的理论依据。乡村是城乡地域系统的短板,可以通过乡村重构来解决乡村地域系统面临问题,提升乡村资源要素的科学配置和管理水平,促进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和功能优化,实现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的结构和功能协调[18],从而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1.2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可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空间实施路径提供清晰逻辑。① 极化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选择或培育特定增长极,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19]。如果增长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就会扩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后的差距,特别城乡差距[20]。核心—边缘论是增长极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其阐明了核心与边缘的相辅相成关系,如通过发展城镇（核心）,带动乡村（边缘）[21]。② 点轴开发理论。该理论由陆大道院士提出,即通过对较大发展能力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地带,特别是对若干个点（城市及城市区域）予以重点发展,带动落后区域的发展[22]。随着点轴渐进扩散,不同级别的中心城市和发展轴线在区域上形成空间网络[23],推动区域空间实现从不平衡发展到较为平衡的发展。从本质上而言,空间结构理论是一种使用非均衡增长路径实现均衡发展的理论,即发挥（城镇）轴线（重要基础设施）的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区域（乡村）发展,实现城乡差距“倒U”形演变,最终实现空间均衡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空间结构变化正从经济一维沿着社会、经济、环境三维空间延伸,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空间结构优化有助于推动城乡发展实现三维动态均衡[24]（图1）。
Fig. 1 Urban-rural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dynamic balance

图1 城乡三维空间动态均衡

2.2 科学内涵与相互作用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成败的重要标准。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科学内涵,两者相互作用、互为支撑,推动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逐步实现城乡空间均衡发展（图2）。
Fig. 2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pace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图2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及空间均衡发展

2.2.1 科学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于十九报告中首次提出,并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进行全面阐述,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及“三步走”时间表。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对“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规律认知的进一步深入,是“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和质变飞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相互协调,“五位一体”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可以用“乡村振兴五边形”来反映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图2）,五边形的中心点表示各类任务推进为零,而各个顶点代表各类任务推进的最大化,乡村振兴的推进状况可以用各种不同形状的五边形来表示。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统筹实施,其中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开拓投融资渠道、提供发展用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激发等乡村振兴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并推动“人—地—钱—业”四者耦合发展。
城乡融合把城市与乡村、一二三产业、城乡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和整体推进,通过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全面融合,实现城乡多维发展均衡、居民生活品质相当。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发展都是中国推动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两者内涵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统筹思想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其出发点是发挥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政策成效,但由于城市的极化作用太强,对乡村资源要素虹吸效应明显,并没有使全国城乡关系真正达到协调发展状态,说明以城市为本位的政策思路无法真正调动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城乡互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语境下,城乡融合发展还隐含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个基本前提。城乡融合通过科学的“点轴”规划、功能区规划和“多规合一”等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手段,以及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供给创新,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激发乡村活力和内生动力,逐步建立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人地系统的优化,推动城乡互促共进、协同发展。
2.2.2 相互作用与城乡空间均衡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互为支撑、互相推动。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可以畅通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渠道,培育和发展不同级别增长中心和发展轴线,逐渐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发挥城市向乡村的涓滴效应,从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通过创新制度供给,可以建立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乡村振兴的人、地、钱、业等关键问题的创新机制和耦合发展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核心发展动能;通过城乡经济、社会、环境融合可以直接拉动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任务。乡村振兴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基本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站在农村发展的视角来思考中国城乡发展问题,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通过优化乡村地域系统、重构乡村经济、社会和空间、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可以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推动乡村经济、经济和环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系统推进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因此,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是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等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随着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城乡总体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有均等化的趋势（图2）。

3 机理阐释

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均衡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通过建立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以及城乡等值线,可以深入阐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过程和机理。

3.1 城乡等值化与城乡空间均衡

城乡等值化概念源于二战后赛德尔基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城乡等值化实验[25,26]。其主要含义是通过土地整理、功能区划分、公共服务改善等方式,缩小城乡生产和生活差距,使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生活质量达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进而减少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27]。中国城乡等值化的实验以“南张楼村模式”最为典型。1988年,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被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依托村庄规划、土地整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使农民生产条件、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虽然,城乡等值化的实现模式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还有等验证[28],但是其“不同类但等值”思想,却能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理论解释提供启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最终是为了实现城乡空间均衡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相当,即城乡等值化。“等值”是城乡等值化的核心要义。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数学等式,来有效解释城乡融合背景下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对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空间功能和结构带来的影响,揭示城乡差距缩小及其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

3.2 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及其阐释

区域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相互作用下的协同发展,其目标不仅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而且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综合效益最优化[29]。因此,区域均衡并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而且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综合统一。基于此,中科院地理所樊杰研究员在构建中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时,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框架,认为在资源要素能够合理流动的前提下,标识任何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30]。该模型对促进区域空间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该研究仅提出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的概念框架,并未对相应的驱动因素和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均衡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展开[31]。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既是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城乡地域系统人口—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过程,即城乡空间均衡发展的过程。因此,可借鉴区域均衡模型思想,建立城乡空间均衡模型,来揭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机理。
首先假设区域的综合发展效益（ ∑ D m ）由不同类型的发展效益Dm组成,即社会发展效益（D1）、经济发展效益（D2）、生态发展效益（D3）三者加总求和;某类型的发展效益Dm分别是资本（Km）、劳动力（Lm）、土地（Am）、技术（Tm）、管理（Mm）等生产要素的函数,则公式如下：
∑ D m = D 1 + D 2 + D 3 ( m = 1,2 , 3 ) （1）
Dm=f（Km,Lm,Am,Tm,Mm）（m=1, 2, 3） （2）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再假设生产要素和人口（包括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乡村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和城市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最终实现城乡生活质量不同类但等值,即城乡等值化。则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为：
P D R = ∑ D R m P R = ∑ D U m P U = P D U ( m = 1,2 , 3 ) （3）
式中： ∑ D Rm 和 ∑ D Um 分别为乡村和城市综合发展效益;PR和PU分别为乡村和城市的总人口;PDR和PDU分别为乡村和城市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式（3）是假定构成城乡社会综合发展效益的产品或服务均为私人产品前提下得出的空间均衡,由于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竞争性和可分割性,所以人均发展效益可以直接用综合发展效益除以总人口得到。事实上,综合发展效益中社会发展效益和环境发展效益产品和服务（如公交、教育、医疗、绿地等）多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纯公共产品产生的总发展效益完全等于个人获得的社会效益,由于构成城乡综合发展效益产品或服务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在计算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时,应在总人口前面加一个修正系数α。则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模型可修正为：
P D R = ∑ D R m α R P R = ∑ D U m α U P U = P D U ( α R t ∈ 1 P R , 1 , α u t ∈ 1 P U , 1 ; m = 1,2 , 3 ) （4）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是中国新时代城乡人地系统及其空间结构优化的抽象表达,是区域均衡发展理念的具体运用和深化拓展,该模型可以较好的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1）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0%,城镇化推进速度将可能放缓,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趋势还将持续。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是乡村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其眷属）和土地资源表现为向城市净流入;二是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城市的现代化要素能够更多配置到农业和农村,从而实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向农村的净流入。通过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分子乡村人口（PR）逐渐减少（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分母乡村综合发展效益（ ∑ D R m ）不断增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的空间分布与人口的空间分布不断优化,最终实现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等值化和城乡空间均衡（图3）,从而实现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Fig. 3 Three-dimensional production factor flow and urban-rural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图3 生产要素流动与城乡空间均衡模型的立体表达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空间实现均衡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升乡村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发展效益,使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逐步缩小,从而推动城乡空间逐步达到均衡,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另外,公共产品占比越大,α值就越小,人均综合发展效应就越大。因此,促进农村人均综合效益迅速提升、推动城乡空间走向均衡的重要手段是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城乡之间的合作博弈是实现城乡空间均衡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核心要义。城乡与乡村是一个有机整体,城乡发展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相互支撑的共同体。应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逐步形成公平、公正、效率的城乡良好互动格局,不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更高的人均综合发展效益上建立空间均衡。
（4）多样性的乡村资源、多元化的乡村发展模式实现“不同类但等值”城乡空间均衡发展目标。多元的发展模式、多样的自然环境、多彩的人文环境,适应、满足不同生活价值取向居民的消费需求,在特色和个性发展中实现空间均衡。实施乡村振兴应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找准优势、做强特色、扬长避短,选择合理的发展路径。
（5）乡村发展类型不同,其综合发展效益的人均水平值的具体构成不同。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等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具有不同的发展定 位[32],在城乡空间均衡状态下及其实现过程中,其经济、社会、生态等分项效益的发展状态及其结构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区域主体功能区建设可能会对乡村的发展定位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乡村社会、经济和生态发展效益构成。

3.3 城乡等值线与空间动态均衡

无差异曲线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能指给消费者带来相同的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的各种不同商品组合点的轨迹,因此也叫等效用线[33]。中国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村和城市在不同生活方式下生活质量大体相等,即实现城乡生活质量无差异化（城乡等值化）。可借鉴无差异曲线的思想,建立城乡等值线。则城乡等值线可定义为：能给居民带来同等生活品质的不同人均社会发展效益、人均经济发展效益、人均环境发展效益的所有组合,其实质是人均发展收益等值线。为简化分析,本文在二维平面坐标系上建立城乡等值线,用横纵代表t时刻居民的（人均）生态发展效益（Xt）,用纵轴代表居民的（人均）社会经济效益（Yt）,则城乡等值线PDt可表示为Xt和Yt的函数。分别用点U和点R对应的坐标代表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发展收益组成,且在时间t农村人均发展收益PDRt和城市人均发展收益PDUt相等。在二维平面坐标轴上,通过城乡等值线的特征分析,可以进一步阐述推进城乡空间均衡的过程与机理：
P D t = PD ( X t , Y t ) = P D Rt = P D Ut ( 5 ) P D Rt = MAX PD ( X Rt , Y Rt ) = f ( K m , L m , A m , T m , M m ) ( 6 ) P D Ut = MAX PD ( X Ut , Y Ut ) = f ( K m , L m , A m , T m , M m ) ( 7 )
（1）城乡空间均衡是实现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最大化的空间均衡。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效益组合构成的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必须分别是能够给城市或乡村居民带来最大化的人均综合发展效益的组合,且这种最优组合构成的城市人均社会发展收益和最优组合构成的乡村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必须相等,即位于同一城乡等值线。这种能使城市或乡村人均社会发展收益最大化的组合,受到当时城市或乡村资源要素的约束。当前,中国乡村总体生活质量（人均综合发展收益）远落后城市,根据上述联立方程的政策含义,要想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和城乡等值化：一是要提高乡村地区资源要素的投入总量,二是要对其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使人均综合发展效益最大化。
（2）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实现具有地域不同步性和时间动态性。离原点越近的城乡等值线代表的人均综合发展效益水平越低,离原点越远的城乡等值线代表的人均综合发展收益水平越高,且任何两条等值线不会相交。由于假设城乡等值线函数是连续的,所以在二维空间上的任何两条无差异曲线之间,有无数条城乡等值线,根据离原点的远近可知,PDt0<PDt1<PDt2（图4）。
Fig. 4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olines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图4 城乡等值线及其动态均衡

在t0时刻,代表城市人均综合发展收益的点U0位于城乡等值线PDt0上,此时代表乡村人均综合发展收益的点R0不在该等值线,离原点较近,此时,虽然乡村的环境发展效益略大于城乡,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太低,此时尚未实现城乡等值化,即PDRt<PDUt,乡村人均综合发展收益须由R0移动R'才能实现城乡等值。当前,由于乡村受工业发展的污染相对较小、人口密度低、人均绿化面积大、空气质量较好（虽然部分乡村地区的生活性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也比较严重）,总体环境发展效益好于城市,但由于受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要素的约束,造成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效益远落后于城市。总体来讲,农村人均综合效益要小于城市,即t0时刻乡村总体生活质量落后于城市。随着城乡融合相关政策体制的建立,先进生产要素将由城市流入农村,农村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得到提升,使得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收益的差距逐年缩小,在t1时刻,城乡社会经济和环境收益的坐标都位于等值线PDt1上,城乡发展实现均衡。在中国,乡村内部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城郊、沿海等资源禀赋较好的乡村将率先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空间均衡。同时城乡空间均衡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动,城乡等值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如由PDt1移动到PDt2）,从而在更高的综合发展效益水平上建立新的均衡。因此,城乡空间均衡实现不仅具有区域的不同步性,还具有时间动态性。
（3）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是城市和乡村弥补自身发展短板的过程,是城乡内部、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城乡等值线是凸向原点且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换言之,城乡等值线的斜率为负且绝对值递减。这说明在维持生活质量水平不变的前提条件下,一种分项发展效益的增加是以另一种分项效益减少为代价的,即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和环境发展效益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并且其边际替代率MRS是递减的。由图4可以看出,在t0时刻农村人均环境效益有比较优势,随着城乡等值线向右上方移动,其人均生态环境发展效益也在逐步增加,农村居民对获得更多环境发展收益的愿望就会递减,获得社会经济发展效益的愿望就会增加,在t0到t2的空间动态均衡过程中,代表农村人均综合发展效益的坐标点与原点的连线OR0、OR1、OR2与纵轴社会经济发展效益的夹角逐渐变小,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对人均综合发展效益的影响逐渐加大,环境效益的影响逐渐变小。同理,相对于环境发展效益,城市的社会经济效益处于相对优势,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中,社会经济效益对人均综合发展效益的影响逐渐变小,环境发展效益的影响逐渐变大。以上空间动态均衡的变化,在二维坐标上表现为城乡人均综合收益的各分项效益差距逐渐缩小,从t0到t2,表现为对应时刻点U与点R的距离逐渐减小。因此,空间均衡过程,或者说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市和乡村弥补自身发展短板的过程,是城乡内部、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
MRS = lim n → ∞ - Δ y Δ x = - d y d x 　 （8）

4 实现路径

基于基础理论探讨及过程、机理阐释,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空间均衡发展的路径及其相关学术前沿问题：

4.1 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创新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增强政策制度供给,可以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提供保障。①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核心是解决“人”“地”“钱”“业”等关键问题。“人”即人力,是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载体,应处理好农村劳动力流出与新生动力的培养之间的平衡,应加强乡村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优化、乡村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人口流出—劳动力留住—人才培养与吸引等方面的研究。“地”即土地资源,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空间载体,应处理好农民与土地、乡村振兴与土地供给的关系,重点加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机制、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钱”即财力,是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主要是解决拓宽资金来源,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等问题,重点开展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路径、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业”即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乡村可持续生计之根本,应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发挥二三产业的龙头地位,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主要从质量兴农的政策体系构建、农产品品牌建设模式与路径、农村电商发展实现路径、乡村新产业类型及推进方式、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等方面进行研究。另外,还应对“人—地—钱—业”的耦合互动机制展开研究。② 正确处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在乡村振兴过程,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寻求一种理想的组合状态,实现乡村人地关系的优化和综合发展效应最大化。为此,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乡村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乡村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研究、提高农药、化肥利用率及其减量化路径研究、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模式研究、建立市场多元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等。③ 加强乡村治理、构建法制乡村。主要包括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乡村振兴的法制保障等方面的研究。④ 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评估制度。绩效考核和评估是保障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主要包括乡村振兴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机制研究、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

4.2 发挥“点—轴”向乡村的渐进扩散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托于具体的空间结构单元。都市圈是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单元,因此,应以乡村所在的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城乡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便捷的通勤交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资源要素市场及融合发展机制,发挥城市先进资源要素和理念向乡村的渐进扩散作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形网络和无形网络,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均衡发展。村镇是城之尾、乡之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纽带和乡村地域空间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决定了村镇在实施乡村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地位的作用。对不属于都市圈规划范围内的区域,应特别重视村镇体系及交通设施的扩散作用。合理的村镇空间体系,有利于形成功能层级分明、空间集约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制定科学的村镇体系规划来优化村镇空间格局,发挥村庄—中心村—集镇—中心镇在城乡融合中的纽带作用,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
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融合、人文元素与自然景观相融合、新产业、新业态与农业相融合,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发挥特色小镇在城乡融合中的示范作用和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作用,探索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三产融合、农村就业、农民增收的路径,探索特色文化和田园风光有机融合,体现地域风貌、风韵、风情、风格的产城乡一体化功能聚集区。同时,还应将特色小镇建设与田园综合体的规划项目相结合,探索乡村综合发展的路径。总之,如何发挥“点轴”对于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凸显都市圈、村镇体系对于乡村支撑和引领作用,带动城乡空间实现均衡发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4.3 分区分类统筹推进全国乡村振兴

中国地域辽阔,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禀赋、“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都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导致农村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34,35]。中国乡村内部发展呈现出多元差异格局。总体而言,东部乡村、平原乡村、城郊乡村、资源承载能力较强的乡村相对发达,而西部地区、丘陵山区、生态脆弱区、偏远边远地区乡村却相对落后。乡村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不同,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等值的时间进度也将会不同。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全国乡村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同一时期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而是根据乡村的发展差异,实施分期分批跟进的非均衡战略,以推动城乡最终实现均衡。可通过建立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省域乡村振兴规划—市、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村、镇乡村振兴详细规划等四级规划体系,结合行政区划、农业主体功能定位、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村镇区位条件,对乡村振兴的地域分区、县域分类、村镇分级定位,在此基础上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分区、分类实施机制。在近期,应鼓励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进一步加强与城市的互动,探索城乡融合创新模式,尽早实现城乡等值和乡村振兴;大力支持和鼓励中等水平的乡村发挥比较优势,探索激发活力与城乡优势互补的路径,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深度贫困或相对贫困地区,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前提,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36]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应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打好脱贫攻坚战,夯实基础,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推进乡村振兴。

4.4 提炼不同地域的乡村发展模式

城乡地域是一定空间范围内,自然要素和人文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反馈融合而形成综合系统。不同地域的特色、功能和优势各不相同,其生态环境、农业资源、产业构成、交通通达性、人口民族构成、聚落密度与聚居规模、社会组织与文化观念特征等特征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地域的差异性产生发展路径的多元性。因此,应结合不同的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地探索乡村的发展模式,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空间差异。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乡村的全面发展和崛起,其发展模式可以是乡村发展的具体体现,如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乡村治理模式、土地整治与集约利用模式、聚落“三生”空间优化模式[37]、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模式、乡村文化兴盛模式[38]、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模式、乡村“四新”发展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等,也可以是乡村发展主要经验的整体提炼（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通过乡村发展模式的总结和提炼,探讨不同地域的差异,寻共性机理、诊个性机理,其研究基本思路是“区域特征→SWOT分析→探寻规律→机理成因→提炼模式→对比研究→提出对策”。通过深入研究,提炼出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社会、经济、空间重构和发展模式,并通过对比研究,提出不同模式的实用范围及对策措施,不但可以丰富和完善乡村振兴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还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指导。

5 结论与讨论

（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空间结构理论是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提供全局的系统思维,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可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空间实施路径提供清晰逻辑。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结构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可用“乡村振兴五边形”来反映;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需推动“人—地—钱—业”四者耦合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是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等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
（2）城乡空间发展均衡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效益等构成的城乡综合发展状态均衡。构建均衡模型,认为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最终乡村人均综合发展效益和城市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随着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城乡总体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有均等化的趋势,该模型可以较好的阐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定义城乡等值化,进一步阐述城乡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城乡发展空间均衡是实现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最大化的空间均衡;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实现具有区域不同步性;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是城市和乡村弥补自身发展短板的过程,是城乡内部、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
（3）探寻科学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和城乡发展空间均衡。从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发挥“点—轴”向乡村的渐进扩散作用、分区分类统筹推进全国乡村振兴、提炼不同地域的乡村发展模式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4）面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当前的地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都还比较薄弱。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提炼,构建乡村振兴科学理论体系已是当务之急。当前所建立城乡空间均衡模型也只是一个概念框架,均衡模型条件假设、指标构建、优化求解等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机理、过程及驱动因素和驱动机制非常复杂,产业的转移、人口的迁移、技术和资本的流动等各种要素的运动都是空间均衡的不同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各种要素对空间均衡的驱动过程及其驱动机理。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有关产业、土地、资本、生态、人才、市场、制度、文化和治理体系等相关主题研究也亟待展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王亚华, 苏毅清. 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6): 49-55.

[Wang Yahua, Su Yiqing.Rural revitalization: A new strategy for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7, (6): 49-55.]

[2]
Liu Y, Li Y.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DOI

[3]
汤爽爽. 法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政策与启示.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33(6): 104-109.

[Tang Shuangshuang.Rural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France.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2, 33(6): 104-109.]

[4]
龙花楼, 胡智超, 邹健.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地理研究, 2010, 29(8): 1369-1378.

[Long Hualou, Hu Zhichao, Zou Jian.The evolution of rural policy in Britai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8): 1369-1378.]

[5]
汪先平. 当代日本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中国农村经济, 2008, (10): 74-80.

[Wang Xianping.Changes of rural land system in contemporary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8, (10): 74-80.]

[6]
周应恒, 李强, 耿献辉. 日本农协发展的新动向. 世界农业, 2013, (9): 27-32.日本农协在日本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是日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力量。但是随着国际农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日本国内农业劳动力的老化,日本农协在当今社会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日本农协在规模、结构和运营机制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DOI

[Zhou Yingheng, Li Qiang, Geng Xianhui.Study on the new trends of Japanes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World Agriculture, 2013, (9): 27-32.]

[7]
高立龙, 邓平. 国内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全国商情, 2011, (3): 60-62.

[Gao Lilong, Deng Ping.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promoting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 Circulation Economy, 2011, (3): 60-62.]

[8]
罗来军, 王永苏. 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可操作“节点”: 观照英法美. 改革, 2014, (3): 116-122.

[Luo Laijun, Wang Yongsu.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practi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orm, 2014, (3): 116-122.]

[9]
王勇辉, 管一凡. 英国城乡统筹政策对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启示. 城市观察, 2014, (5): 150-158.工业革命后,英国迅速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早期城市化带来的城乡失衡、城市居住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的教训后,英国政府开始了对城乡统筹政策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快速推进,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统筹、联动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面临着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几乎相同的城市化问题,因此,有必要学习英国的城乡统筹经验,以为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服务.

DOI

[Wang Yonghui, Guan yifan. Britain'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y. Urban Insight, 2014, (5): 150-158.]

[10]
薛晴, 孙怀安. 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成功经验举隅. 农业经济, 2014, (1): 61-63.纵观世界各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在结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统筹城乡发展的诸多因素，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本文对此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与大家共同探讨并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又好又快发展。

DOI

[Xue Qing, Sun Huai'an. Example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broad.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4, (1): 61-63.]

[11]
李玉磊, 李华, 肖红波. 国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世界农业, 2016, (6): 20-24.本文首先对中国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法国农业生产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对策建议:加大政策支持、保障生产者权益、深入挖掘地域资源、发展新型合作社和强化技术服务支撑。

DOI

[Li Yulei, Li Hua, Xiao Hongbo.Research on the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abroad. World Agriculture, 2016, (6): 20-24.]

[12]
李有刚, 孙庆梅. 欧美农村政策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科技管理研究, 2013, 33(13): 204-208.近几年来，欧美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和社区建设问题，如欧盟制定了“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美国通过了“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在此基础上，欧美分别对农村发展和社区建设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并加大了投资力度。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村发展水平还不高，农村社区建设更是刚刚起步。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有一定理论成果又存在很大不足，实践层面上还缺乏具体统一有效的措施和办法。研究和借鉴欧盟和美国的农村政策，获得一些经验启示，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实践创新。

DOI

[Li Yougang, Sun Qingmei.Revelation of the rural policy in Europe and America for the constrction of China's rural commu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3, 33(13): 204-208.]

[13]
廖彩荣, 陈美球.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7, 16(6): 795-802.

[Liao Cairong, Chen Meiqiu.The theoretical logic,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chieving. metho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16(6): 795-802.]

[14]
刘合光.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3): 1-9.

[Liu Heguang.The key points, development path and potential trap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39(3): 1-9.]

[15]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ansui.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16]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经济地理, 1991, 11(3): 1-6.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Wu Chuanjun.The core of study of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11(3): 1-6.]

[17]
刘彦随, 严镔, 王艳飞.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 经济地理, 2016, 36(7): 1-8.

[Liu Yansui, Yan Bin, Wang Yanfei.Urban- r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transformation countermeasuresin the new period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7): 1-8.]

[18]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19]
Perroux F.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growth poles. In: McKee D. Dean R, Leahy W (eds). Reg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0: 93-104.

[20]
陈秀山, 张可云. 区域经济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Chen Xiushan, Zhang Keyun. Regional Economic Theory.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21]
崔功豪.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Cui Gonghao.Regional Analysis and Regional Planning.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22]
陆大道. 二○○○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 地理科学, 1986, 6(2): 110-118.分析了二○○○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依据,指出点轴开发是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提出工业布局变化应遵循的基本战略,如工业布局总图不宜发生重大变化;重点发展的轴线及点轴系统;大中城市及工业集聚区空间结构的小尺度调整等。

[Lu Dadao.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overall plan of industrial productive allocation of China up to 2000.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86, 6(2): 110-118.]

[23]
陆大道. 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 地理科学, 2002, 22(1): 1-6.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DOI

[Lu Dadao.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pole-axis" spatial syst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2, 22(1): 1-6.]

[24]
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5.

[Lu Dadao.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5.]

[25]
Liu Y, Chen C, Li Y.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at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9): 1075-1088.The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URED) as a definite measure and operating model is beneficial to gradually eliminating the dual-track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ridging the gap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harmonious urban-rural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URED in China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URED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URED level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parts, i.e.,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according to the “HU Huanyong Line”,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east high and west low” and the URED level improves on the whole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from the line; (2) China’s URED level can also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parts according to “Kunlun-Qinling-Huaihe Line”,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north high and south low”, and the URED level reduces on the whole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from the line; (3)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s URED has a significant trend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high and low URED regions tend to be adjacent, namely, the URED level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unbalance; (4) The five sub-dimension indicators of the URED level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lso reveal similar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and in the aspect of space a decreasing trend is found in the URED level from the eastern (northern coast, eastern coast and southern coast), the northeastern, the central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wester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and (5) China’s URED at prefecture-level cit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of differentiation area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ive cogni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URED and can serve as a scientific reference concern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coordin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of pushing forward new-type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DOI

[26]
Liu Y, Lu S, Chen Y.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32): 320-330.The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theoretically, but also a strategic challenge fa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hina. In this paper we put forward an innovative theory of UR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its change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during 1996–2009 were analyz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Markov chain model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for 31 Chinese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t is found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URED exhibited an obvious tendency of “club homogenization” in China. However, since 2003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URED for entire China has weakened. Moreover, URED showed a significant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 of “polarization” during 1996–2003. Namely, the spatial units of a high URED level were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 near the coast, and the spatial units of a low URED level were located main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However, this spatial polarized structure of URED was destroyed since 2003, and the spatial disparit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as decreased.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we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the identified URED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ts change in China. This study may serve as a scientific reference regarding decision-making in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countryside of China.

DOI

[27]
李文荣, 陈建伟. 城乡等值化的理论剖析及实践启示. 城市问题, 2012, (1): 22-25, 29.通过剖析有关城乡等值化的若干观点，提出了城乡等值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并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等值化”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了实现城乡等值化的几点启示。

[Li Wenrong, Chen Jianwei.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urban-rural equivalents. Urban Problems, 2012, (1): 22-25, 29.]

[28]
胡必亮. 多样化的中国村庄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周刊, 2005, (37): 18-19.

[Hu Biliang.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villages. China Economic Weekly, 2005, (37): 18-19.]

[29]
陆大道, 樊杰. 2050: 中国的区域发展: 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Lu Dadao, Fan Jie.2050: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 to 2050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admap Research Report.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30]
樊杰.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 地理学报, 2007, 62(4): 339-350.主体功能区划是构筑我国有序区域发展格局的依据,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认为标识任何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大体相等。基于该结论,阐释了功能区形成应有利于实现空间均衡正向(差距缩小)演变过程,空间均衡的前提是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探讨了地域功能演替对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区划方案效益最大化是同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地域功能随时间变化的正确把握程度相关的。进而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指标体系选择、时空属性相关问题的科学基础。探讨了通过立体流和立体空间均衡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目标的合理性。并从法律、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安排层面,对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进行了讨论。

DOI

[Fan Jie.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4): 339-350.]

[31]
樊杰, 周侃, 陈东. 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创新与应用实践. 经济地理, 2013, 33(1): 1-8.党的十八大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与发展机遇。经济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国土空间格局成因与演变规律,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了前瞻性的科学基础和科技支撑。文章结合近年来中科院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团队围绕国土开发的学术创新与应用实践,重点讨论了基于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和生产—分配—消费立体系统的区域发展均衡模型,阐释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自然对人文作用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基于地域功能成因理论与识别方法尝试开展的综合地理区划,以及纳入面状形态完善点—轴系统理论和利用三种功能空间比例关系表达空间结构。研究与实践表明,从应用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在解决科学问题中推动学科建设及提升支撑应用需求的能力,是比较合理的学科发展方式。未来,按照十八大在国土空间格局中提出的均衡、开发强度、空间结构、功能区、格局等主题词,持续发展经济地理学,发挥经济地理学对国家战略决策的科技引领作用和支撑作用,实现学科建设的新跨越。

[Fan Jie, Zhou Kan, Chen Dong.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geography for optimiz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1): 1-8.]

[32]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DOI

[Long Hualou, Liu Yansui, Zou Jian.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426-434.]

[33]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第六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Gao Hongye.Western Economics: Micro Part Sixth Edition.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4.]

[34]
杨忍, 刘彦随, 刘玉. 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动态与区域差异格局.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0): 1247-1254.本文以2000、2004、2008 中国31 个省际农村发展指标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状态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分析。从空间格局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农村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农村发展的差异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东部&gt;中部&gt;东北&gt;西部的格局依旧存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自然资源禀赋与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基础，农村主体特征与区域发展阶段是导致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偏向性的政府政策与全球性因素是强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动力，而各地差异性的农村产业转型过程，是助推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核心机制。2000、2004 和2008 年中国农村发展差异度分别为0.356、0.413、0.386，这表明，自2000 年以来区域农村发展差异先拉大后缩小，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这是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从2000-2008 年中国农村发展&ldquo;重心&rdquo;移动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心落在安徽省内，农村发展水平东西差异明显，2000-2004 年，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重心向北移动，北方地区的农村发展速度较快；2004-2008 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有了一定缓和，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DOI

[Yang Ren, Liu Yansui, Liu Yu.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pattern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10): 1247-1254.]

[35]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等.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4, 69(2): 199-212.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145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DOI

[Li Yurui, Wang Jing, Liu Yansui, et al.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 prefecture lev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199-212.]

[36]
何仁伟, 李光勤, 刘邵权, 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1): 69-85.提高贫困人口的谋生能力,帮助扶贫对象建立可持续生计,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意义。生计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要素,生计策略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载体,因此,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生计资产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优化。本文在查阅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剖析减贫机理-提出减贫路径"的研究思路和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从生计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生计策略等两大方面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对文献研究结果总结提炼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中国贫困治理框架,其中心思想为:贫困农户处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因素组成的脆弱性生计环境中谋生,生计环境对贫困农户生计资产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可以识别出贫困原因,探明生计发展的约束或短板因素,找出农户生计构建的突破口;然后通过相关政策实施的扶持,帮助贫困农户建立能适应各种外部环境的可持续生计策略,最终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和稳定脱贫。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时空差异及动态研究、基础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等。

[He Renwei, Li Guangqin, Liu Shaoquan, et al.A literature review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11): 69-85.]

[37]
安悦, 周国华, 贺艳华, 等.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 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4): 695-703.

[An Yue, Zhou Guohua, He Yanhua, et al.Research on the functional zoning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life-ecological func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4): 695-703.]

[38]
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 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地理研究, 2018, 37(2): 233-249.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Research progress on rur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cademic debat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233-249.]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