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类型与途径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 文琦 , 1, 2 ,
  • 郑殿元 , 1, 2
展开
  • 1.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银川 750021
  • 2. 宁夏(中阿)旱区资源评价与环境调控重点实验室,银川 750021
通讯作者:郑殿元(1992-), 男, 山西大同人,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作者简介:文琦(1979-), 男, 宁夏彭阳人, 博士(后), 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与贫困化。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15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2-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61042、41761034)

Identif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 WEN Qi , 1, 2 ,
  • ZHENG Dianyuan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China-Arab) of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Arid Region in Ningxia, Yinchuan 75002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1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2-20

  Online published: 2019-03-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本文引用格式

文琦 , 郑殿元 .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 38(3) : 509 -521 . DOI: 10.11821/dlyj020181230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undertaking in China to advanc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China i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large but poor rural popula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the potential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affect millions of citizens.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a composite of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rural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Beyond that, they are also major battlefields for poverty elimination as well as crucial reg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scientifically identif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ypical areas will b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re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inadequate rur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eatures Tongxin, which is a poverty-stricken county located in northwest China, and relies on an approach includ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measur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using technology to identify village type as well as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y of a rural regional system, elaborates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evolution of rural spaces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formulates 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which are to be revitalized; to do so, it makes classifications and determinations through four sub-systems (rural subject, industry developm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o as to identify the rural type. In combination with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 from experts,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of the rural features, the rural areas to be revitalized are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types: agglomeration for improvement, mixing three industries, urban-suburban integration, protection due to its special nature, relocation and merging. In combination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methods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decision references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1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部署,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举措[1]。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2]。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起来,通过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为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科学命题[1,3,4]。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欠账较多,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乡村治理能力偏弱[5],推进该类地区乡村振兴是缓解区域贫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贫困地区往往是乡村衰退最为严重的地区,近年来,以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耕地撂荒、宅基地闲置、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等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尤为突出[6,7,8,9]。如何根据乡村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基础、人居环境状况、乡村治理水平等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识别村落类型,甄别振兴主体类型、乡村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基础,结合资源禀赋、振兴主体、产业特色、环境容量选择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有助于充分调动乡村振兴主体的积极性,切实发挥区域特色优势,有效提升乡村文明,更好地汇集人气、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10,11]
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振兴及其相关的乡村复兴、乡村建设、乡村转型与重构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12,13,14]。国外对乡村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乡村发展的要素、主体、案例、理论探讨等方面[15,16,17],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缓解乡村发展滞后和“城市病”的现状,采取了系列措施缩小城乡差距、推进乡村发展,如美国的“新城镇建设”、法国的郊区乡村发展计划、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农村振兴运动”等[10,18]。1949年以来,乡村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分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19]。改革开放为乡村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研究也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二元结构演变、新农村建设、空心村整治、乡村重构、乡村振兴等方面逐步深入转型,探索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20,21,22,23,2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乡村价值和要素功能的优化重组,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制度保障[25,26,27]。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乡村振兴方面的研究热潮,主要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政策解读、振兴主体选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振兴制度安排、乡村遗留问题等方面开展研究 [28,29,30,31]。当前,亟需从理论层面剖析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基础,针对不同乡村发展类型,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基础、人居环境等因素,科学甄别其特色优势和发展路径成为了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试图解析乡村发展在时空上的演变格局与过程,同时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技术,提出了相应地乡村振兴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2 乡村振兴理论解析

2.1 乡村综合体与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分析

乡村综合体与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是依据“点-轴”理论[32]、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1]发展而来。如何从空间层面选择具备振兴条件的村落成为乡村振兴成败的重要因素,掌握村落在时空上成长、衰退、壮大等演变过程以及驱动因素,科学评判村落发展条件,选择合适的振兴极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空间中,具有优势的村落率先实现了产业更替,经济发展快于其它村落,成为产品和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中心,与之相连的交通线、河流水域促进了优势村落与周围村落的联系,使得村落由散点分布、点与点连接、点与多点连接、点与域面交融的演变过程。村域在时空层面经历了低效均衡发展阶段、优势村落极化阶段、点域要素互馈阶段、城乡交互融合阶段(图1)。
Fig. 1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图1 乡村地域系统发展阶段

(1)低效均衡发展阶段。早期的村落由群落协作生产生活模式逐步演变而来,即由原始的采集、狩猎相互协作形成生活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群落规模扩大,社会文明出现,生产力水平提升,出现了村落中心景观。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村落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村与村的不同属性产品交易(换)日益增加,具有优势的村获得的利润逐年增加,村落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出现部分村级中心,但该时期空间结构整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生产效率低下,村落在区域格局中仍呈现散点状分布,处于低效均衡发展阶段。
(2)优势村落极化阶段。产业革命以来,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农业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的村落发展较快,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促使手工业和商品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推动村落规模和配套设施发展,要素加速沿着交通线流动汇集,部分具有辐射范围的中心村落形成,空间局部进入有序状态,城市雏形出现。这时优势村落对周边的劳动力、资金、资源等均呈现出极化效应。
(3)点域要素互馈阶段。现代经济时期,受资源、政策、科技水平、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节点村域规模继续扩大,点、线、网、面区域发展景观格局逐步形成,空间结构发生巨变,不同等级域面出现,城乡功能分异清晰,城乡要素流动进一步增强,努力缩小村落间、城乡间的差距。
(4)城乡交互融合阶段。随着信息化时期到来,城乡间受时空距离的约束大大缩小,加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城乡交互作用更加充分,线状交通、河流等作用拓宽,形成了点、通道、面的网络格局,最终形成了点域系统结构。区域进入全面有序状态,空间结构进入点域融合的高级均衡阶段。
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是从空间层面出发,依据村落演化周期和特征,科学识别乡村发展阶段和类型,从而寻找乡村振兴极[1],以点带面,促进城乡交互融合。因此,乡村振兴应从区域整体出发,以经济中心为源,依托线状基础设施,吸引人口、产业向区域增长极集聚,使不同强度的经济中心沿交通线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逐步形成地域、市域、县域、乡域、村域“五域”层次,通过不同地域之间资源要素的跳跃式配置,加速开发重点逐级传递扩散,结合村域类型进行有选择性的扶持发展,积极发挥乡村振兴极的作用,形成特色乡镇、重点乡镇和中心乡镇,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2.2 城乡融合体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解析

城乡融合体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是从城乡发展关系出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发展而来的[1]。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优于农村,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公共服务等差距的日益扩大,乡村对人口、资源等要素的极化作用被城市弱化,甚至完全取代,生产生活等要素逐级向乡域、县域、市域、地域流动,促使这些地区进入“极化效应阶段”,致使以人口流出、耕地撂荒、房屋闲置等为特征的农村衰败问题出现,加速了乡村功能和价值的丧失,城乡二元结构凸显。自21世纪以来,伴随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减弱、内部竞争加剧、经济产出偏低,为了有效缓解“城市病”,开始向乡村增加投资和消费,加之国家政策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调控,如新型城镇化、国家精准扶贫方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同时,由于乡村闲置土地租金成本较低,农户、企业等通过较低成本流转土地,逐渐在农村形成家庭农场、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方式,促使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的现代农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必将会使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思想观念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因素向农村涓滴,促使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涓滴效应”形成,给乡村发展带来机遇。因此,对于贫困地区农村而言,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村的土地资源和后续资金与技术的注入为其提供村落极化的动力,通过对农村主体、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要素的识别与研判,合理划分村落类型,分类分区推进乡村发展,最终涓滴效应会大于极化效应占据优势,经济发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结构功能优化重组,实现乡村振兴(图2)。
Fig. 2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

图2 乡村振兴机制

乡村振兴系统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关系的基础上,由农民、产业、乡村、城镇和区域等各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放系统[14]。从结构上讲,农民、产业和乡村等子系统构成乡村振兴系统的内生系统,城镇化、工业化、区域发展政策等构成其外援系统。随着“极化-涓滴效应”和“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内生系统和外援系统各要素之间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流动,互相发生作用,影响着乡村价值和功能发生转变。
乡村振兴系统中乡村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用其独有的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功能,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人力资本、土地资源等要素;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提升,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供应生产生活物品,将先进的理念、技术、思想、文化等要素传递到乡村。城乡之间通过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能量流的互相流通。在此过程中,要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体系,激发主体和要素活力,调动城乡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的作用应发挥在不同层面提升城乡发展的组织力上,从国家层面总体布局协调、省市县层面围绕自身优势和特色发展、农户层面注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结合,从而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向良性状态转变,实现城乡资源共享。

3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

3.1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乡村重构,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手段(图3)。产业兴旺是经济重构的核心,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三产融合,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更多地留在农村,惠及农民,而不是资本下乡搞非农产业投资;生态宜居是空间重构的目标,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建设农民宜居、城市人口向往的美好生活环境;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是社会重构的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乡风的价值,取其精华传承,保护民俗风情,增强乡村内部凝聚力,也要将自治、法制和德治结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缓解区域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Fig. 3 The flow chart of village type identific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3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流程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是在乡村地域系统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的过程支撑要素进行系统分析,以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程度等要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具体内容,选择“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根据城乡发展关系中乡村的价值、功能和极化的动力要素,通过乡村类型识别系统逐项判断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将乡村类型合理归类,从而划定不同类型村落,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3.2 研究区概况

同心县位于宁夏中南部山川结合部,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理位置介于36°34′N—37°28′N,105°33′E—106°41′E,是鄂尔多斯台地与黄土高原北部的衔接地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海拔1283~2624.5 m;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降水量259 mm左右,蒸发量高达2325 mm以上,是宁夏中部干旱核心区;境内沟壑纵横,可分为“西部扬黄灌区、中部干旱山区、东部旱作塬区”。全县总面积约为5666.85 km2,辖7镇4乡5个社区管委会,154个行政村(图4)。2016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4.7亿元,常住人口32.8万,其中城镇人口12.6万,乡村人口20.2万,城镇人口比重为38.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277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388元。
Fig. 4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4 研究区位置

3.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3.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的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通过影像校正与坡度和高程分析,获得样本村地面平均坡度和高程;村庄常住人口、流出人口、到县政府驻地距离、到所在乡镇政府驻地距离、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面积等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调查问卷数据。按照95%的置信水平、容许抽样误差比例为3%的要求下,根据村域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性,采用分层抽样选取了同心县28个行政村(如图4),并在村中进行人口加权随机抽样,即人口越多的村抽取农户数量越大。通过与当地村干部和农户进行半开放结构式访谈,共计获取有效村庄调研问卷28份,农户调研问卷1440份(表1)。
Tab. 1 The sample selection results

表1 样本选择结果

自然类型区占
全县面积比(%)
样本村
数量(个)
抽样
户数(户)
西部扬黄灌区(32.4) 10 386
中部干旱山区(14.7) 4 180
东部旱作塬区(52.9) 14 874
合计 28 1440
3.3.2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指标体系 由乡村地域系统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可知,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农民、产业和资源环境,且这些因素在地域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因此,在综合考虑评价指标的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的基础上,侧重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子系统,构建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指标体系(表2)。具体为:① 选取乡村流出人口占比、外出从业劳动力占比、0~16岁儿童占比和60岁以上老人占比4项指标综合评价农村主体老弱化程度,其中村庄常住人口流出、劳动力转移、少儿化和老龄化程度越高,说明农村主体老弱化程度越严重;② 选取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业水平、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户数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5项指标从侧面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由于农村人口流失较多,发展生产的多为种植业和养殖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使部分规模较小的散户也有利于村庄后续产业发展,因此,种植户、养殖户、劳动力就业、农业产业化组织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越好;③ 选取农民收入水平、农户居住条件、社会保障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4项指标,从农户收入、住房、社保和公共服务等多角度进行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其值越高农村人居环境越好;④ 选取行政村平均高程、坡度、人均耕地面积、土地产出率、到政府驻地距离、到乡镇政府驻地距离等6项指标侧面反映乡村资源禀赋的发展水平,其中行政村平均高程、海拔,以及到县和乡镇政府驻地距离,反映了乡村的自然条件、地理区位,以及交通便捷程度,其值越大说明资源禀赋越差;村庄土地产出率和人均耕地面积,则反映了贫困地区的干旱程度和土地资源状况,其值越大表明资源禀赋越好。
Tab. 2 The identification index system of village typ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2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权重 功效性
乡村
主体
(RS)
流出人口占比 (户籍人口数-户籍在本地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 0.312 逆指标
外出从业劳动力占比 外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 0.216 逆指标
0~16岁儿童占比 0~16岁儿童人口数/常住人口数 0.202 逆指标
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常住人口数 0.270 逆指标
产业
发展
(ID)
种植业发展水平 以种植业为主农户占比 0.042 正指标
养殖业发展水平 以养殖业为主农户占比 0.058 正指标
劳动力就业水平 以务工为主农户占比 0.049 正指标
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户数 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带动农户参与数量 0.430 正指标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村集体经济收入 0.421 正指标
人居
环境
(LE)
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0.377 正指标
农户居住条件 拥有安全住房占比 0.257 正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0.133 正指标
公共基础设施水平 拥有公共基础设施数量/调查设施总数 0.233 正指标
资源
禀赋
(RE)
行政村平均高程 ArcGIS栅格统计 0.126 逆指标
行政村平均坡度 ArcGIS坡度分析,栅格统计 0.082 逆指标
人均耕地面积 村庄耕地总面积/村庄总人数 0.355 正指标
土地产出率 单位土地面积农作物纯利润 0.333 正指标
行政村到县政府驻地距离 直接获得 0.049 逆指标
行政村到所在乡镇政府驻地距离 直接获得 0.054 逆指标
3.3.3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方法
(1)标准化处理。为了消除各子系统指标数据量纲影响,使其具有可比性,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功效性为正指标:
Z k i = j k i - j min j max - j min (1)
功效性为负指标:
Z k i = j max - j k i j max - j min (2)
式中: Z k i 为第k个样本的i指标的标准化值,k=1,2,…,n,n为样本容量; j k i 为第k个样本的i指标的原始值; j max 为第i指标的最大值; j min 为第i指标的最小值。
(2)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通过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值相乘求和的方法来测算乡村主体指数、产业发展指数、人居环境指数和资源禀赋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R k s = i = 1 n W i × Z k j ( i = 1,2 , , n ) (3)
式中: R k s 为第k个样本量的s指数测度;s分别代表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和资源禀赋等指数; W i 表示权重,各指标权重由熵权法计算得出; Z k j 的定义同公式(1)、公式(2)。
(3)村落类型识别方法运用自然间断点法,遵循地域相似性和村域主导因素一致性的原则,将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和资源禀赋的测度结果分别划分为高、低2种类型。结合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和资源禀赋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乡村振兴的主体视角出发,依据农户-产业-环境的乡村振兴机制,进行决策逐级分类判断,从而识别乡村振兴村落主导类型,如图5
Fig. 5 The technical route of village type identific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5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技术路线

3.4 乡村发展水平分析

从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分析看(图6,见第517页),乡村主体指数的低、高值范围分别为0.2251~0.5519,0.5719~0.8062,其中乡村主体指数最低值位于田老庄乡石塘岭村,该区域气候干旱少雨,地形支离破碎,山区农业投入较高,产出较低,农业比较优势低下,农村人口流失较多;最高值位于王团镇前红村,该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农业发展条件较好,且距离同心县城较近,地理区位优越,乡村主体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产业发展指数的低、高值范围分别为0.0395~0.1071,0.1963~0.4976,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普遍偏低,最低值位于王团镇羊路村,最高值位于马高庄乡白阳洼村,农村合作社发展较好,产业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人居环境指数的低、高值范围分别为0.0957~0.4233,0.4247~0.6892,最低值为预旺镇南塬村,地处南部山区,公共福利缺失严重,最高值为韦州镇旧庄村,地处东北部塬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资源禀赋指数的低、高值范围分别为0.1169~0.2890,0.3169~0.5865,最低值为田老庄乡石塘岭村,最高值为王团镇吊堡子村,耕地资源丰富,地形相对平坦,自然地理环境较好。
Fig. 6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图6 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3.5 乡村振兴村落类型分析

基于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和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按照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层次,以及评价结果高低,依据不同村落主导类型的相似性,采用专家征询方法,综合判断组合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村庄、三产融合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图7)。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types

图7 乡村类型的空间分布

(1)集聚提升类村庄。该类型村庄主要包含I-L-R、I-L、I主导型村域,即产业发展占主导的村域类型,由于有村集体经济和农村合作社等生产组织存在,产业发展相对其他类型较好,但乡村主体缺乏,村庄老弱化程度较高,同时,也存在人居环境和资源禀赋较差的现状,如下马关镇郑儿庄村。
(2)三产融合类村庄。该类型村庄主要包括S-L-R、S-L、S-R、S主导型村域,即乡村主体较好,青壮年劳动力较多,但缺乏产业支撑,村庄整体经济发展落后,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户生产生活环境仍需改善,如田老庄乡石羊圈村、预旺镇郭阳洼村、张家塬乡梨花咀村等。
(3)城郊融合类村庄。该类型村庄主要包括L、R主导型村域,即地理区位优越,资源环境较好,多位于城郊融合区或乡镇中心区附近,如兴隆乡李堡村等,由于城镇化发展,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民市民化趋势增加。
(4)特色保护类村庄。该类型村庄主要为S-I-R、L-R主导型村域,资源禀赋较好,耕地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越,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地域特色鲜明,如王团镇吊堡子村,韦州镇旧庄村等。
(5)搬迁撤并类村庄。该类型村庄由于生态环境脆弱或资源禀赋较差,导致乡村出现主体老弱化、产业空心化、资源贫瘠化、环境污损化的现状,如王团镇羊路村、马高庄乡何家渠村。

3.6 乡村振兴途径与措施

针对贫困地区存在的5种乡村类型,结合其空间分布和自然环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途径与措施,以期实现分类推进乡村发展,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表3)。
Tab. 3 The policies and approach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表3 不同类型村庄的乡村振兴政策与途径

乡村类型 主要特征 政策措施 途径
集聚提升类 乡村主体缺乏,村庄老弱化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 完善农村养老体制机制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引进和返乡创业鼓励机制 老年农业
鼓励返乡创业
三产融合类 乡村主体较好,青壮年劳动力较多,但缺乏产业支撑,村庄经济发展落后 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 村企合作
农业合作社
特色农业与旅游业
城郊融合类 地理区位优越,多位于城郊融合区或乡镇中心区 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推进重点镇、中心镇建设,促进城郊融合发展 城郊融合发展
就地城镇化
特色保护类 乡村主体兴旺,产业发展较好,地域特色鲜明 重构乡村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建设生态宜居乡村 优化乡村空间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搬迁撤并类 乡村主体老弱化、产业空心化、资源贫瘠化、环境污损化 进行村庄搬迁撤并,促进迁出区生态恢复和迁入区社会重构与治理能力提升 易地搬迁
生态补偿
(1)集聚提升类村庄,该类型村庄主体呈现老弱化趋势,应逐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农村养老后续保障机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技术,促进老年农业发展;制定相关人才引进与返乡创业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具有乡土情怀并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有志之士返乡创业,实现保障留人、待遇留才和感情留士;通过城乡资源共享,人才人力互助,市场需求互动,产业优势互补,建立城乡良性互动循环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人才双向流动体制,促进城乡先进技术、思想、理念互相学习。
(2)三产融合类村庄,该类型村庄要注重产业培育和发展,结合区域优势,在传统农业基础上,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发展节水灌溉农业,或培育耐旱作物,实现特色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加强农业农民种养殖技能培训,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在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作物适应性的前提下,合理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积极发挥农业优质产区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种植果树、中药材、林下养殖等发展山地经济、农副产品深加工和观光休闲旅游业,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三产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倾斜鼓励企业到农村投资发展农业项目,在村企合作或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模式下逐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构建以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3)城郊融合类村庄,该类型村庄通过完善城乡布局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下,更好地发挥周边城镇涓滴效应,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共享,增强村庄自身极化作用,推进乡村地区重点镇、中心镇的建设和城郊融合发展,实现就地城镇化。
(4)特色保护类村庄,该类型村庄应依据村庄发展规模、人口分布特征、交通道路建设、农户耕作半径、公共设施服务范围等因素,重新构建乡村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增强聚落空间集聚、盘活耕地存量、美化生活环境、提升公共资源社会服务效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注重资源环境保护,建设农民宜居、城市人口向往的美好生活环境。
(5)搬迁撤并类村庄,该类型村庄应注重凸显迁出区的生态恢复和保育功能,以及迁入区社会重构和治理能力提升,通过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小村整合等搬迁撤并方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生态环境脆弱区恢复。同时,也要构建新社区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户共同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乡村内部凝聚力,在自治、法制和德治的结合下,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充分尊重民意,鼓励能人治村,提高村民的多元参与性和组织化程度,建立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乡村组织治理体系。

4 结论与讨论

(1)“点-轴”理论和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揭示了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据这两个理论延展而来的乡村地域系统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别从国家整体经济和城乡发展关系的视角,对村域的空间结构演进与城乡发展转型进行理论解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体现,也是国家政策干预调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方式,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减少政府干预,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不同层面实施乡村振兴的组织力,从而促进城乡资源共享。
(2)乡村振兴系统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放系统,主要包含乡村振兴内生系统和外援系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系统内部结构功能优化重组,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才人力互助、市场需求互动、产业优势互补、全面融合发展,重塑乡村价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激活农村主体活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3)基于乡村地域系统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通过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和技术方法,将贫困地区乡村类型划定为集聚提升类村庄、三产融合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5种类型。乡村振兴并不是对现存所有村庄的振兴,而是要有的放矢的进行扶持发展,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主导类型和限制因素进行分类施策,将有限的财力、物力资源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才能更具有针对性的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4)中国地域辽阔,类型多样,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较大的地域分异,以及各区域城乡发展的空间格局和限制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乡村地域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论文只分析讨论了西北贫困地区的乡村地域类型,并未涉及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西南等地区。不同地区乡村地域类型的特征和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科学基础,只有科学合理识别村落类型,才能实现分类施策,有效推进乡村振兴。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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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2)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3)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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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 269-278.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国仍有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文章深入剖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规律,探明了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素,提出了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向我国中西部深石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集聚,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胡焕庸线"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占16.4%、83.6%;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前期扶贫开发政策精准性不够等,是中国农村持续贫困的主要症结。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亟需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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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琦, 施琳娜, 马彩虹, 等. 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 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50-1864.黄土高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与农村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村域多维贫困及空间异质性有助揭示乡村贫困原因及空间格局。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运用A-F法对村域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回归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较深,= 3时,多维贫困指数()为0.045,平均剥夺份额0.361,主要致贫维度是住房、健康和教育,贡献率分别为0.263、0.245、0.227,收入维度贡献率仅占0.130;② 空间自相关Moran's 值为0.2,即存在正相关,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的格局;③ 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行政村到镇中心的距离、村平均高程、村委会到主要河流的距离是影响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子,其决定力值分别为0.552、0.396、0.326,且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R)和分位数回归(QR)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④ 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黄土高原农户福利缺失、基础设施落后与产业发展受阻、乡镇政府职能被削弱的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机制。⑤ 最后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医疗、住房、交通设施落后等难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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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Qi, Shi Linna, Ma Caihong, et al.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t the village level: Loess Platea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50-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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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地理研究, 2015, 34(3): 475-486.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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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The study on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7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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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绍静, 罗泮. 空心村问题研究进展与成果综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6): 51-58.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空心村研究近年来开始活跃.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依据已有的空心村研究。文章采用文献法从空心村界定、空心村的形成机制、空心村形成的影响因素、空心村造成的负面影响、空心村的调控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并对当前空心村研究的拓展提出新的看法。文章认为:空心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变迁的阶段性外在表现,“空心”并不一定是一种空间形态。而是土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各要素偏离和谐“运行轨道”的结果,是农村多要素“空心”的综合。是农村社会“生态失衡”的体现。是未来新型农村的孕育者。空心村的界定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关联性特征。为了治理空心村。我们需要将目光从“土地”转移到“农民”身上。以人为本,将“增加农民福利作为空心村治理的最终目标”。实现农村的顺利转型;而不是以治理空心村之名攫取农村土地用于城市建设。更不是将农民赶上楼。研究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空心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采用多学科视角从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进行多维度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社区的微观层面研究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反映出空心村的形成机制、变迁逻辑、社会影响、治理方式等,可以作为空心村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手段;农民对空心村的治理意愿、自主实践等是空心村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呐喊。在空心村研究中需要引入农民视角;制定空心村的量化指标体系是深入研究空心村的基础,能够保障国家政策有明确的施用对象,在制定空心村指标体系时。可以借鉴贫困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较为成熟的指数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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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琦, 刘彦随. 陕北能源开发区农村转型发展轨迹及效应解析. 地理科学, 2014, 34(9): 1077-1084.lt;p>运用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农业多样化指数、多部门经济分析模型、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等方法,对1978~2011年榆林市农村转型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① 1978~1991 年,榆林市三次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为0.123,产业结构缓慢转换;1992~1997 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产业结构逐步优化;1998~2003 年榆林市产业转换速度达最大值0.276;2004 年后,以能源经济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换速度有所回落。1991~2011 年,榆林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平均为3.94%,GDP增长的29%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②1991~2011 年榆林市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维持在1.8 左右,能源资源开发44.44%的价值外溢。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均说明了榆林市农业生产效益较低,以能源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③ 1990~2011 年,榆林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3.07%下降到36.70%,传统食物消费模式逐渐转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加快能源资源区农村转型发展,促进能源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互促发展成为榆林市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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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乡村振兴的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发展要素的耦合格局。土地整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肩负着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的区域实施路径。最后,就未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结论如下:① 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的流失与衰退,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来重新组合、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实现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② 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要激活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发展要素,统筹物质空间振兴与精神内核提升;③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与区域自然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按照分区统筹、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④ 未来有必要重塑土地整治的价值取向,在统一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土地整治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大力发展土地整治与多功能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Tu Shuangshuang.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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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彩荣, 陈美球.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7, 16(6): 795-802.

[Liao Cairong, Chen Meiqiu.The theoretical logic,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chieving metho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16(6): 79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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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鸣 .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维度观察. 改革, 2018,(3): 54-61.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基于要素非农化、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环境超载化等深层矛盾,以及不均衡、短期化、虚假性等现实性严峻挑战而提出。乡村振兴是全新战略理念下的创新型发展,必须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板,破解重大难题。乡村振兴的关键性战略路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关键性动力,健全市场机制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性支撑,强化城乡融合为乡村振兴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发展提升为乡村振兴明确目标指向,推进适度规模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防范过度行政化和过度形式化等潜在风险;应当把构建以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为先导的约束机制、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动力机制、以优化政策体系为关键的支撑机制、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引领机制作为突破重点。

[Guo Xiaoming.Researches on the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several dimensions. Reform, 2018,(3):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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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兴庆.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 改革, 2018,(1): 65-73.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相比,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不仅体现在字面的调整上,更体现在内涵的深化上,可以说是其升级版。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要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促进乡村人IZ/和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结构优化,加快建立乡村振兴的用地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要特别关注边远村落和贫困群体。

[Ye Xingqing.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Reform, 2018,(1): 65-73.]

[31]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32]
陆大道. 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 地理科学, 2002, 22(1): 1-6.“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DOI

[Lu Dadao.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Pole-Axis" spatial syst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2, 2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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