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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5: 1208 - 122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048

研究论文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 朱莎 , 1, 2 ,
  • 姜珊 1, 2 ,
  • 陶犁 1, 2
展开
  • 1.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 2. 首都旅游研究院,北京 100048

作者简介：朱莎（1985-）,女,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18-01-10

  要求修回日期: 2018-04-24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5-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061016）

国家旅游局万名旅游英才项目（WMYC2015174）

收起

Side-bet theory: How do B&B owners make commitment to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uter suburbs of Beijing ?

  • ZHU Sha , 1, 2 ,
  • JIANG Shan 1, 2 ,
  • TAO Li 1, 2
Expand
  • 1.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 2. Captial Tourism Academy, Beijing 100048,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1-1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4-24

  Online published: 2019-05-13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旅游承诺行为; 旅游增权; 外围赌注; 社区参与; 北京

本文引用格式

朱莎 , 姜珊 , 陶犁 .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 38(5) : 1208 -1221 . DOI: 10.11821/dlyj020180048

Abstract

With traditional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typology or complexity system approach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ittl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process or mechanism of the residents’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tourism. Since the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process of consistent behavi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ommitment behavior provide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residents’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tourism. Based on the side-bet theory,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B&B owners in outer suburbs of Beijing, and develop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links residents’ tourism empowerment with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to expla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residents’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model also posits that the strength of this perceptual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 by the stage of the tourism life cycle. Based on confirmation factor analysis and moderator effect analysi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1) Generally, residents’ empowerment from tourism h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whi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s have negative significant ones on tourism commitment, and social empowerment exert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 This replies that residents’ consistent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mainly driven by social relationship in community but not economic or political factors in general. (2) The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shows a significant moderate effect between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moderate effect is stronger when residents recognize their community tourism as the stage of exploration, growth and revolution.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grouped residents in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community tourism stage.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its dimensions have differen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esidents’ consistent participation behavior regarding to the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 residents’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implication on improving resident re-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might explore more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which influence residents’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de-bet theory.

Key words：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tourism empowerment; Side-bet Theor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ijing

1 引言

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导致社区文化及环境的破坏[1],为避免旅游业发展所带来各种负面影响,社区参与理念开始纳入可持续旅游发展领域[2]。最初的社区参与仅作为概括性术语（Umbrella Term）进入学术研究[3],其理念源自社会管理及政治学领域的公共参与思想,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活动两个层面的含义,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公共参与和民主化社会背景具有密切联系,社会实践活动层面通常是指某项计划或决策因忽略公众参与而导致行动的失败[4]。在旅游研究领域内社区参与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旅游决策过程参与和获取旅游发展收益[5]。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主要表现形式为居民能够从旅游业中获取收益而非参与旅游决策过程,其中自上而下推动式发展（Imposed Development）和象征性参与（Tokenistic Involvement）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社区参与的主要形式,如亚洲、东欧和拉美等地区[6]。这种参与方式下本土居民难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控制,并缺乏可持续旅游发展意识,现实发展中往往因居民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社区关系冲突、本土文化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从而制约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因而如何让本地居民有效参与到社区旅游发展过程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7]。目前社区参与研究主要围绕的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8]、居民旅游态度与感知[9,10]、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网络[11,1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制度[13,14]、生活质量[15,16]等方面展开研究,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程度[17]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现有社区参与研究主要从类型学[18]（Typology）或系统论[19]视角展开研究,类型学视角下的社区参与将居民的旅游参与行为视为结果或目的,以识别社区参与影响因素和提高社区参与效率为目标;系统论则将社区旅游视作复杂网络系统,旨在解决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或博弈问题。目前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机理展开深入研究,过程视角关注事物与活动的静止或变化、持续或中断、发展或衰退等阶段性特征,以揭示引起事物与活动变化的动力机制[20]。从过程视角揭示旅游参与行为的持续性或阶段性变化特征,并探索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助于实现对旅游参与行为的规律性认识。另外,从居民感知视角对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有助于认识和解释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居民被动式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因此,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过程与机制作为研究重点,为研究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和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 相关研究综述

2.1 承诺行为与旅游承诺行为

承诺用来解释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或维系某段人际关系的持续性行为过程,主要应用在休闲行为[21]、人际关系[22]和组织行为学[23]等领域,具有态度和行为两种研究路径。其中承诺态度是从个体情感依附维度来分析持续行为的产生过程;承诺行为则是对行为间的替代性或行为一致性进行分析[21]。Buchanan[21]、Rusbult[22]和Meyer等[23]就分别从行为一致性、行为可替代性和个体情感依附维度来分析“持续性”行为的产生过程及机制,以解释个体愿意长期从事某项活动的原因。社区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居民旅游承诺行为也具有多维视角：① 旅游承诺行为一致性,通过先前被动旅游参与行为,居民主动选择持续参与旅游活动;② 旅游承诺行为的可替代性,居民选择参与旅游意味着放弃其他潜在就业机会;③ 旅游承诺行为的情感依附性,居民认同社区旅游发展理念,并愿意长期从事旅游发展。不同维度下旅游承诺行为的研究重点会有所差异。行为一致性是解释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可替代性维度用以分析居民在旅游业与其他潜在就业机会间选择行为,情感依附性则是从社会心理机制方面分析个体参与旅游发展的动机;而旅游承诺行为一致性研究,能够为解释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过程提供创新性研究视角。以往社区旅游研究主要将居民满意度或支持态度作为主要内容,但在有限旅游行业认知的影响下,社区居民往往是被动式参与社区旅游发展过程[5],在旅游商业环境或现实情境等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具有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性[24]。如居民虽对旅游业持有消极态度,但仍会选择参与旅游来获取收益[25]。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或满意度相比,承诺行为能更好解释居民的持续性旅游参与行为[26]。借鉴承诺行为概念的思想内涵,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性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为解释社区居民旅游参与行为和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2.2 外围赌注理论(Side-bet Theory)

在承诺行为研究领域中,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外围赌注[27]和投入模型理论[22]。Becker最早提出“外围赌注（Side-bet）”来解释持续性行为的产生过程[27],该理论构成要素主要有：① 先前行为能够产生影响当前持续性行为的额外收益;② 行动者认识到这些额外收益会对当前行为产生的影响;③ 持续性行为结果的发生[28]。与Becker的外围赌注理论[27]视角不同,Rusbult等基于投入模型提出承诺关系概念,指出关系的满意度、可替代关系质量和个体投入（时间、金钱或精力等）是影响个体能否愿意长期维持某段关系的主要因素[29]。综合来看,外围赌注[27]与投入模型[22]都用以解释持续性承诺行为,但两个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首先影响因素不同,外围赌注是对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和承诺行为间的关系进行研究[27],而投入模型则是研究个体内向性特征对承诺行为的影响[22]。其次是作用机制不同,外围赌注是解释外在环境对个人持续性行为产生的结构效应[27],而投入模型则是解释个体追加性投入对持续性行为的连续性影响作用[22]。最后,两个理论均基于收益-成本的综合分析来解释承诺行为,但外围赌注所强调的收益是独立于个人主观意识的额外收益[27],而投入模型的收益是个人主观努力后的结果[22]。地理学研究范式侧重从“人-地关系”视角对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进行研究,将社区内外部环境作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体现居民旅游参与行为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本研究将外围赌注作为理论背景,即符合地理学研究传统,同时也能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结合本文研究案例,京郊民俗户的旅游参与行为是在外界力量（受政府政策或社区环境影响）作用下的被动式旅游参与方式[30]。通过先前被动式参与旅游活动,民俗户能够兼顾家庭和生计、维系社区内部关系、获得与外界沟通交流机会等[31]多方面的额外收益,这些预期外的收益反过来又会推动民俗户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承诺行为概念[21,22,23]和外围赌理论[27]内涵的基础,构建旅游承诺行为概念框架和假设模型,通过模型检验来阐释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的过程与机理。

2.3 旅游增权

外围赌注用先前行为产生的额外收益来解释持续性行为产生的过程[27],为揭示居民持续性旅游参与行为的原因,需要探索社区旅游发展情境下能够有效解释或预测旅游承诺行为的概念或变量。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将旅游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32],但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居民还获得其他就业机会、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和民族认同、复兴传统文化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预期外的收益[33]。Scheyvens借鉴增权的经济、心理、社会与政治四维框架来分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所获各项收益[34],Boley等学者在此基础对旅游增权的四个维度进行量化研究,其中旅游经济增权是指居民通过旅游收入来改善生活质量;心理增权指旅游发展使居民增长见识、寻求再教育或提升社会地位等;社会增权是指社区共同参与旅游发展有利于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团结力和凝聚力,或共同致力于改善社区环境等;政治增权是指旅游业发展能促进社区协商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商讨或解决旅游相关事务[35]。以外围赌注为理论背景,旅游增权能合理表征民俗户先前旅游参与行为获得的额外收益,并解释社区环境影响下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过程。本文将旅游增权作为旅游承诺行为的前因变量,通过检验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来解释旅游承诺行为产生过程与机制（图1）。
Fig. 1 The concept model of residents’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图1 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分析框架

2.4 假设模型

本文借鉴Iverson等[37]和Price等[38]学者的承诺行为量表,以及Boley等[35]学者提出的旅游增权量表来建构假设模型,其中旅游承诺行为采用单维构念量表,旅游增权采用多维构念量表,主要包括经济、社区、心理及政治增权四个潜在构念。本文所借鉴量表涉及跨文化情境的应用,Malhotra等提出从功能、概念、工具和度量等价四个方面检验量表在跨文化研究中的有效性[39],因此本文在借鉴承诺行为和旅游增权的操作化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级民俗村的旅游发展背景与现实情境,依据“构念等价”原则保证各量表能够在概念上和功能上符合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情境,并对量表进行适度修正与验证。例如旅游心理增权中主要强调社区知名度或外界认可对提升居民自尊心、自豪感和对社区文化独特价值认知的影响。在实际调研中,京郊民俗村多为政府或企业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社区居民较少参与社区内部与旅游相关的公共管理事务,其中民宿经营是主要旅游参与方式,因而需要对旅游心理增权潜在构念中的“使我想要努力维持村落的独特性”测项进行修正。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居民意识到粗放式经营模式难以满足度假游客需求,有些具备经济实力的民俗户通过民宿提升改造来应对客源市场转型,因而将该量表改为“使我想要努力维持民宿的独特性;”修改后量表更适用于京郊民俗旅游案例地实际情况,最终本研究确定旅游增权的四个维度（图2）16个测项（其中15个测项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旅游承诺行为的3个测项。目前已有研究证明旅游增权对居民的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5],但如何影响社区居民的持续性旅游参与行为还有待探索与验证,因而基于本文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目的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经济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心理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社会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d：政治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内,社区间的异质性是影响同类型研究结论差异的重要因素,其中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是需考虑的情境变量之一[24]。Johns曾将情境变量分为综合情境（Omnibus Context）和离散情境（Discrete Context）两个维度,其中离散情境变量适用于对个体行为具有直接影响或对变量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变量,并提出运用社会或环境心理学方法分析离散情境变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40]。本文将社区旅游发展阶段视作旅游承诺行为的离散情境变量,通过心理测量法获得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类型[41],以检验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和旅游承诺行为间的调节作用。在概括社区旅游发展阶段类型时,借鉴Bulter对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特征的描述[42],将京郊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分为起步、增长、平稳、下滑和转型五种类型,其中起步阶段包括Bulter模型中的探索和参与阶段,是指社区配备有基本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并接待少量游客;增长阶段是指社区在各类媒介宣传作用下被外界所知晓,并吸引外来者参与本社区的旅游发展;停滞阶段是指社区目前以接待重游旅游者为主,游客量趋于稳定并拥有稳固的市场形象;衰退阶段是指社区现有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旅游竞争力和游客均趋于下降趋势;改革阶段则指社区正依靠政府政策、吸引外资、开发新型旅游资源或建造人为景观等方式进行转型的阶段。由于各社区旅游业起步时间不同,区域内社区旅游所处阶段也有所不同。各市级民俗户因参与旅游发展时间不同,对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感知也存在差异,而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感知的差异也会对他们的旅游承诺行为产生影响。最终,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图2）：
Fig. 2 Hypothesis model of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图2 旅游承诺行为的假设模型

H2：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和旅游承诺行为间具有调节作用

3 研究过程与数据收集

3.1 案例地概况

北京乡村旅游业经历过自发发展阶段后转由政府主导管理,1998年由北京市农委等联合出台《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规划》,成立北京市观光农业领导小组来推行观光农业项目;2003年北京市旅游局和农委会等政府部门联合制定旅游业扶持政策,并于2009年正式颁布《乡村旅游民俗旅游村（户）等级划分与评定》,对各区县民俗村和民俗户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2007年推出24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确定“一村一色”、“一沟一品”的旅游特色功能定位;2011年北京旅游委提出“京郊旅游”的口号;2014年北京市旅游委组织京郊旅游专家深入民俗村进行入户诊断培训,帮助民俗户针对性解决旅游经营中遇到的问题等,由此看出政府意愿或决策对北京乡村旅游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目前,北京市级民俗户主要分布在怀柔、延庆、密云、平谷、房山和门头沟等远郊区县的172个民俗村,截止到2015年底,北京市级民俗户中一星级民俗户286家,二星级972家,三星级1357家,四星级396家,五星级13家。作为一种政府主导式的标准化乡村旅游管理模式,北京市级民俗村（户）为本研究提供较好的案例基础,主要表现为：① 各市级民俗村因旅游业发展历史和评定时间不同,具备研究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情境下居民的持续性旅游参与行为的可行性;② 不同星级民俗户因旅游参与程度不同,在旅游增权方面也表现出差异,为检验旅游增权与居民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提供可靠研究情境。

3.2 研究过程

本文在案例地选取方面采取立意抽样,即开展正式样本收集以前,参照北京市旅游委评定市级民俗村在各区县的分布数量,将怀柔、延庆、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等远郊区县作为调研区域,并依据各市级民俗村旅游业发展历史、依托资源类型、市级民俗村评定时间三项标准和北京市级民俗村评定专家委员的访谈,选取本区县内具有代表性的市级民俗村作为案例地并展开数据收集（如表1和图3所示）。
Fig. 3 The location of case villages in Beijing outer suburbs

图3 案例地样本村分布

Tab. 1 Information of B&B and case villages in Beijing outer suburbs

表1 北京市远郊区市级民俗村及民俗户调查情况

远郊区县 民俗村数 星级民俗户数 案例地(村名) 旅游资源 旅游业起步时间 市级民俗村评定时间
怀柔 33 1182 官地 神堂峪景区 1993年 2001年
大水峪 青龙峡景区 1996年 2004年
延庆 29 1046 古城 龙庆峡景区 1987年 1999年
柳沟 豆腐宴特色餐饮 2003年 2003年
密云 25 501 石城村 桃源仙谷景区 1997年 2001年
司马台新村 古北水镇 2014年 2014年
平谷 29 514 挂甲峪 休闲度假区 2005年 2005年
玻璃台 明长城遗址 2005年 2013年
房山 33 284 十渡 孤山寨景区 1995年 2005年
七渡 拒马河景区 2004年 2015年
门头沟 23 177 爨底下 明清古村落 1996年 2003年
黄岭西 红色旅游 2005年 2007年

注：表中民俗村数、民俗户数由北京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提供,数据截止至2015年底,其他资料根据实地调研整理。

本研究邀请到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和社区旅游研究背景的两位专家参与量表的跨文化情境测度与应用。首先请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旅游学者对各量表进行中英回译,另外一位专家对翻译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并依据各构念的操作化定义和“构念等价”原则保证各量表能够在概念上和功能上符合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情境,最后请翻译专业的老师对中英文量表翻译的语法或语境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在开展正式调研之前,研究人员曾于2016年6月赴门头沟爨底下村和密云司马台新村进行预调研,采用研究员提问和居民回答的形式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正,主要验证各题目是否容易理解、是否重复、是否容易回答等,最终根据预调研反馈意见对量表进行修改并用于正式调研。正式调研前针对问卷量表内容、问卷收集方式及过程对组员进行统一培训,以保证数据收集的统一性。

3.3 数据收集

样本选取采用配额抽样法,依据各区县民俗户数占总量百分比确定区县样本量,其中怀柔区所占比例为31.9%,延庆占28.24%,密云占13.53%,平谷占13.88%,房山占7.64%,门头沟占4.78%。正式调研分两次完成,首次调研时间为2016年7月10日—8月26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73份,二次补充调研时间为9月20日—27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72份,问卷总回收率91%。其中怀柔占比为30.09%,延庆27.89%,密云14.31%,平谷13.39%,房山9.54%,门头沟4.77%,接近总体样本比例。进入案例现场以后,调研人员以家庭为单位（每户为一个样本）沿街进行入户调研,如遇到拒绝填写或无人回应时,便前往下一家。在展开数据收集之前,调研人员会先询问被访人员是否为民俗户的主要经营者,其次确认所经营的民宿是否为北京星级民俗户,经信息确认后便正式展开信息收集工作。调研过程中主要由调研组成员向居民提问,并由调研人员帮助填写的方式收集问卷,若民俗户对问卷内容不理解,则由调研人员根据培训内容对题目进行解释,使各项题目能被居民恰当理解,以确保收集数据的真实有效,这种方式还可以避免边缘村民不理解问卷内容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并且能够真实记录村民对每个题目的观点或看法,作为访谈数据进行质性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测量量表的Cronbach'sαAlpha系数为 0.909 ,KMO值为0.889,Bartlett检验近似卡方值为9085.092,统计量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表明可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有18个指标载荷大于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95%（大于60%的最低标准）。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假设模型的内在适配度进行检验,通过组合信度公式[43]计算出各潜在构念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说明潜在构念内部有较好的一致性;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用于解释潜在构念代表指标变量的变异程度,AVE越大指标变量能解释潜在构念的程度越高,根据计算公式,各潜在构念的AVE均大于0.5[44],说明各指标具有良好结构效度,可应用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表2）。
Tab. 2 The CR and AVE coefficient of latent variable

表2 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与平均方差提取量

潜变量 观测指标 标准化估计参数 SMC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提取值
经济增权 EC1 0.665 0.442 0.80 0.57
EC2 0.852 0.726
EC3 0.734 0.539
心理增权 PSY1 0.652 0.425 0.81 0.51
PSY2 0.717 0.514
PSY3 0.785 0.616
PSY4 0.697 0.486
社会增权 SOC1 0.684 0.468 0.84 0.52
SOC2 0.664 0.441
SOC3 0.698 0.487
SOC4 0.660 0.436
政治增权 POL1 0.883 0.780 0.92 0.74
POL2 0.901 0.812
POL3 0.832 0.692
POL4 0.824 0.679
旅游增权 经济增权 0.632 0.399 0.85 0.61
心理增权 0.977 0.955
社会增权 0.903 0.815
政治增权 0.512 0.262
旅游承诺行为 COM1 0.804 0.646 0.82 0.61
COM2 0.936 0.876
COM3 0.544 0.295

4.3 结构模型的验证与修正

基于探索性因子和结构性因子分析结果,构建出旅游承诺行为结构模型1（图4）和模型2（图5）,其中模型1验证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的关系,模型2验证高阶潜在构念旅游增权和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并运用AMOS 21.0对数据和假设模型的适配度进行拟合检验。本研究主要参照CMIN/DF、GFI、AGFI、RMSEA四项指标检验模型适配度指标,CMIN/DF为卡方自由度比值,表示假设模型的协方差矩阵与观察数据的适配度（若取值介于1~3则模型适配良好）;GFI表示理论建构矩阵能够解释样本数据的观察矩阵的变异量,AGFI为调整后适配度指数（若>0.90表示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度良好）;RMSEA为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若该值<0.05,模型适配度佳,若值介于0.05~0.08间为可接受）。建构模型运算结果显示各项适配度指标均未达到理想标准,本文参照AMOS模型的输出结果,按照外因变量、误差项、内因变量的顺序和各变量间M.I指数高低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修正。首先是增加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等潜在构念之间的共变性（图4）,其次增加经济增权和心理增权指标变量的误差共变性（e1↔e6,e2↔e6,e4↔e6）、经济增权和社会增权指标变量的误差共变（e1↔e9）、政治增权指标变量的误差共变性（e14↔e15）（图4和图5）。修正后模型配适度指标达到理想标准,其中CMIN/DF(卡方自由度比值)分别为2.799和2.810（介于1~3之间）,拟合优度指数GFI分别为0.921和0.924（>0.90）,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分别为0.922和0.918,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为0.060和0.061（<0.08,良好）,说明调整后的模型为可接受模型（表3）。
Fig. 4 The path analysis between economic/psychologic/social/political empowerment and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Model 1)

图4 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的路径分析（模型1）
注：** 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Fig. 5 The path analysis between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Model 2)

图5 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的路径分析（模型2）
注：*** 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Tab. 3 The model fit indicator of Model 1 and Model 2

表3 模型适配度指标

模型适配度指标 CMIN/DF GFI AGFI RMSEA
取值范围 1~3 > 0.90 > 0.90 0.05~ 0.08可接受
模型1 修正前 3.861 0.886 0.851 0.076
修正后 2.799 0.921 0.922 0.060
模型2 修正前 3.359 0.901 0.870 0.069
修正后 2.810 0.924 0.918 0.061

4.4 研究假设检验

各研究假设命题的验证主要依据各潜在构念间的显著性关系（P值）和标准化系数（+或-）两项标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共有2个假设通过验证（表4）。首先,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βH1=0.33）,即假设H1得到支持;其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均有显著性影响,但仅社会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正向影响（βH1c=0.317）,即假设H1c得到支持;经济和政治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H1a=-0.146; βH1d=-0.137),假设H1a和H1d均未得到支持,并验证了Boley研究中提出的“较低政治增权感知对居民态度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35];心理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假设H1b未得到支持。
Tab. 4 Significant test of hypothesis Model 1 and Model 2

表4 假设模型1和模型2显著性检验

假设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P值 结果
H1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0.330*** 0.000 Y
H1a 经济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0.146** 0.049 N
H1b 心理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0.138 0.358 N
H1c 社会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0.317** 0.040 Y
H1d 政治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0.137** 0.020 N

注：**、***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下显著。

在检验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对旅游增权和旅游承诺行为间的调节效应时,主要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首先是绘制没有任何参数限制的结构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其次将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的回归路径限定为相等,将该模型作为限制模型,最后比较两类模型在旅游业发展起步、增长、成熟期、衰退和复兴阶段的卡方值差异量值,并以此来验证假设命题。如果两类模型的卡方值差异量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则表明处于不同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旅游承诺行为模型是有差异的,反之则是无显著差异。从研究结果来看,模型的GFI为0.956,AGFI为0.888,RMSEA为0.027,即模型配适度良好,可用作理论分析;卡方值差异量为10.1,DF为4,P=0.039,即假设2成立。从路径系数来看,在旅游业起步、平稳和转型阶段,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而在旅游业增长和下滑阶段,影响相对较弱（表5）。
Tab. 5 The moderate effect of resident percep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stage

表5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检验

发展阶段感知 旅游增权→旅游承诺行为路径系数
Estimate C.R
起步 0.756** 2.494
增长 0.183** 1.797
平稳 0.828*** 2.855
下滑 0.086** 0.820
转型 0.708** 1.940

注：**、***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下显著。

本文还分别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依据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感知变量对所有样本进行分组,采取逐步回归法对旅游承诺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对旅游发展阶段感知不同,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影响关系会有所差异性（表6）。对认为旅游业尚处在起步阶段的居民来讲,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对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即通过发展旅游业能够提升居民社会地位或改善邻里关系,这些收益将影响居民持续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当居民认为旅游开始快速增长时,经济增权和社会增权则对他们的旅游承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即这部分居民更关注旅游经济效益和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如果居民认为旅游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心理和政治增权会对他们的旅游承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当旅游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居民表现出参与社区旅游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若居民参与诉求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将影响他们后续的旅游参与行为。如果居民认为社区旅游出现下滑时,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呈负相关;即居民希望能够获取更多有关社区旅游发展信息,能够有机会或渠道对社区旅游发展谏言献策,使个体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在京郊地区,较低的政治增权水平是影响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居民认为社区旅游业开始转型时,经济增权将对他们的旅游承诺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即转型后的旅游经济收入能否得到显著提高,社区旅游管理部门是否会倾听居民意见或建议等,是影响居民持续参与旅游的重要因素。
Tab. 6 The groupe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ourism commitment behavior

表6 旅游承诺行为分组回归分析结果

旅游发展阶段 影响路径 标准系数 Sig.
起步 心理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414 0.001***
社会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232 0.049**
增长 经济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214 0.033**
社会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265 0.009***
平稳 心理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405 0.000***
政治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209 0.015**
下滑 心理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279 0.003***
政治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225 0.015**
转型 经济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771 0.000***
政治增权→旅游承诺行为 -0.398 0.032**

注：**、***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下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呈正相关,经济增权和政治增权分别与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呈负相关。旅游业融入社区生活使民俗户之间产生更多的社会交往,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共同接待游客,使社会增权对居民旅游承诺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当社区内部出现旅游收入不平等时,继续经济增权反而会扩大社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抑制民俗户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因而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考虑将经济增权与其他增权方式相结合,共同推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最后因较少关注旅游市场信息和社区旅游发展趋势,居民会低估社区旅游发展潜力并影响他们的旅游承诺行为。
（2）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具有调节作用,当居民认为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和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居民的旅游承诺行为影响较强。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和转型阶段时,应扩大旅游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行为的积极作用,激励居民继续参与社区旅游发展。
（3）基于居民旅游发展阶段感知的差异,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作用方式也会不同。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在起步阶段时,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是影响他们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如通过参加旅游服务与技能培训,提升民俗户经营民宿的信心;邻里共同招揽与接待游客来巩固社区关系等。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在快速增长阶段时,经济增权和社会增权是影响他们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如能否获得稳定旅游收入并维系良好社区关系,是影响居民能否持续参与旅游的主要方面。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平稳或下滑阶段时,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是影响他们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如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建议能否被倾听,旅游经营困难能否被解决等将会影响他们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在转型期时,经济增权和政治增权将成为影响他们持续参与旅游的主要因素。居民更关注转型后的旅游收益能否得到改善,或是否有渠道解决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旅游经营问题等。

5.2 讨论

首先,本文以外围赌注为理论背景建构模型,其中旅游增权是外围赌注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对旅游承诺行为产生影响,但社区间的异质性使外围赌注呈现多种表现形式,未来还应考虑采用更多案例研究,来探索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范式下的其他外围赌注类型。其次,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关系的空间差异性,如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能够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最后,外围赌注和投入模型是从不同维度来分析承诺行为,应考虑将两个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人”“地”视角下不同影响因素对旅游承诺行为的作用强度。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将旅游增权的四种类型一并讨论,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经济增权是居民预期内的收益,只有当旅游收益远远超过居民预期时,才符合外围赌注理论中对“额外收益”的描述并纳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其次本研究采用心理测量法划分社区旅游发展阶段类型,该方法将个体感知差异作为影响旅游承诺行为的重要方面,但不能突出区域内社区间差异和进行社区间的对比分析。未来还应考虑采用指标评价和回归分析等客观评价方法对社区旅游发展阶段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从空间上对居民旅游承诺行为进行对比分析。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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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bult C E, Martz J M, Agnew C R.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98, 5(4): 357-387.Three studies evaluat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an instrument designed to measure four constructs, including commitment level and three bases of dependence-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 In all three studies, reliability analyses reveale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mong items designed to measure each construct. Also,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es performed on scale items revealed evidence of four factors, with items designed to measure each construct loading on independent factors. Studies 2 and 3 examined associations of model variables with instruments measuring diverse qualities of relationships and assorted personal dispositions. As anticipated, Investment Model variables were moderately associated with other measures reflecting superior couple functioning (e.g., dyadic adjustment, trust level,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and were essentially unrelated to measures assessing personal dispositions (e.g., need for cognition, self-esteem). In addition, Study 3 demonstrated that earlier measures of Investment Model variables predicted later levels of dyadic adjustment and later relationship status (persisted vs. ended). It is hop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reliable and valid Investment Model Scale will promote further research regarding commitment and interdependence in ongoing clos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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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ppula R.The role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for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A case study.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 361-371.61The role entrepreneurs is underestimated in models of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61DMO's roles in the models are overemphasized.61Especially in rural regions, even destinations without any kind of DMO do exist.61Municipalities have a crucial role as facilitator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61Without innovative, committed and risk-taking entrepreneurs no destination is to flou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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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 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地理研究, 2017, 36(09): 1709-1724.乡村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人地关系,对农户、乡村社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绩效。以三类乡村旅游地为例,在总结资源、管理和发展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其呈现三类模式,各自特征分别表现为社区集体发展的民俗体验、社区主导的农家乐休闲和政府主导的遗址景区休闲。进而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效应理论,系统分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农户生计变化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农户金融、物质、社会资本提升明显;其资源开发模式决定农户生计多样性与务工选择,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影响生计资本变化方向和社区旅游效应差异。其次,通过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了三种类型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并给出其影响机理的理论解释。研究指出三种模式旅游影响途径都以农户金融、物质资本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相比而言,社区集体运营、农户主导的袁家村模式以“人”为核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总体来说,资源差异与社区基础是农户生计变化、社区影响的原动力,政府角色、社区（企业）作用与农户利益是旅游开发管理的核心,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有效管理、农户主体地位与外界力量正确介入才能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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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ia, Zhang liqiong, Yang Xinjun,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anges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tourism effect: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9): 1709-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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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M M, Wall, G, Jin M. Island livelihoods: Tourism and fishing at Long Islands,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6. 122(4): 20-29.61We analyzeYujialetourism in two fishing villages at Long Islands in China.61SLF is used to assess and compare tourism induced livelihood changes.61Relations between fishing andYujialetourism as livelihood options are discussed.61Local leadership is found to affectYujialetourism and its impacts on livelihoods.61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to enhance island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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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átková P, Vogt C A.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existing and futur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1): 50-67.http://jtr.sagepub.com/cgi/doi/10.1177/004728751039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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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yvens R.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2): 245-249.An empowerment framework is proposed as a suitable mechanism for aiding analysi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of ecotourism on local communiti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framework is that ecotourism should promote both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the local level. The framework can be applied in both western and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s but, because it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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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ey B B, McGehee N G, Perdue R R,et al. Empowerment and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rough a Weberian le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9(6): 33-50.This study expands Perdue, Long, and Allen’s (1990) original model of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n two significant ways. It first proposes Weber’s theory of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WFSR) as a way to strengthe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condly, WFSR is operationalized by using the Resid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ourism Scale (RETS) as substantive antecedents and the Personal Economic Benefit from Tourism Scale as a formal antecedent influencing resident attitudes. Ten of 14 hypotheses were confirmed, with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Personal Economic Benefit having 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Support for Tourism. Implications include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ailoring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efforts to empower residents psychologically,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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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 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旅游学刊, 2008, (4): 58-63.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学者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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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o Bing, Bao Jigang.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Tourism Tribune, 2008, (4):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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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rson R D, Roy P.A causal model of behavioral commitment: Evidence from a study of Australian blue-collar employe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4, 20(1): 15-41.http://jom.sagepub.com/cgi/doi/10.1177/0149206394020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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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J W, Price J L, Mueller C W.Assessment of Meyer and Allen's three-component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82(6): 961-973.3-component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was investigated with samples from 2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 South Korea.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ed using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mixed. Reliabilities of the Affective Commitment Scale (ACS) and the Normative Commitment Scale (NCS) were acceptable, wherea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tinuance Commitment Scale (CCS) was low. The 3 scales had acceptable convergent validity, but the ACS and the NCS lacked discriminant validity.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ACS was supported, whereas the construct validities of the CCS and the NCS were questionable. Psychometric and conceptual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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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hotra N K, Agarwal J, Peterson M.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research: A state-of-the-art review.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6, 13(5):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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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 G.The essential impact of context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2): 386-408.I argue that the impact of context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s not sufficiently recognized or appreciated by researchers. I define context as situ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that affect the occurrence and meaning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s well as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and I propose two levels of analysis for thinking about context--one grounded in journalistic practice and the other in classic social psychology. Several means of contextualizing research ar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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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gas-Sánchez A, Porras-Bueno N, de los ángeles Plaza-Mejía M. Explaining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Is a universal model possibl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460-480.The topic of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en analyzed by many authors, leading u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proposing a universal model to explain it.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gress made in this field are argued.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e inclusion of variables for the "behaviour of tourists", "density of tourists" and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erceived by the resident", which are either absent or only minimally incorporated in the majority of models. We have constructed an enhanced explanatory model and tested it in the particular case of the Spanish province of Huelva,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n emerging destination. 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repercussions both in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for touris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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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er R W.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The Canadian GeographerLe Géographe Canadien, 1980, 24(1):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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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ourke N, Hatcher L.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 Using SAS for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orth Carolina:SAS Institute Inc., 2013: 97-99.Hatcher, Larry; O'Rourke,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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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nell C, Larcker D F.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3): 382-388.The author comments on Fornell and Larcker's article in the February 1981 issue of "JMR". He indicates some limitations of the analyses, pinpoints where they can be misleading, and introduces some new n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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