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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2: 207 - 22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881

观点与争鸣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及优化整合

  • 戚伟 ,
  • 王开泳
展开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王开泳(1980- ),男,山东滕州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城市发展与行政区划。E-mail:

作者简介：戚伟(1989- ),男,江苏泰州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人口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18-08-17

  要求修回日期: 2018-10-30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4330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65)

收起

City administrative area and physical area in China: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

  • QI Wei ,
  • WANG Kaiyong
Expand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8-1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10-30

  Online published: 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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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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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城市界定与行政区划紧密关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不同尺度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及其空间差异。主要结论：① 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的层级,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依次收缩,但是都大于城市实体地域范围。按照实体地域界定,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30.18%。② 城市实体地域更能客观地反映城市位序规模的分布状态,而按照城市行政地域会导致规模或排序偏差。③ 未来在行政区划调整时,着重考虑撤县设市、增设地级市、确立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标准等,在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时,可从独立市辖区、县城、特大镇等方面优化,并加强统计信息公开。

关键词： 行政地域; 实体地域; 城市; 行政区划;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戚伟 , 王开泳 .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及优化整合[J]. 地理研究, 2019 , 38(2) : 207 -220 . DOI: 10.11821/dlyj020180881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city is connected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ystem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administrative area and city physical area.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 2010, we distinguished city definitions in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cluding municipality cities, prefectural cities, cities with districts, cities without districts, cities with sub-districts and cities without sub-districts. In addition, we compared the spatial areas between city administrative cities and physical cities area and put forward some integration strategies. The main r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Among various administrative cities, municipality cities and prefectural cities were larger. The following ones were cities with districts and cities without districts. The areas of cities with sub-districts and cities without sub-districts were relatively small. City physical area reflected the real landscape of a city, which was smaller than all kinds of city administrative areas. It only covered 0.32% of the whol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but had 30.18%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 2010. (2) To classify city scale hierarchies, the population in city physical area was a better measure than the population in city administrative area.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in the physical area, Shanghai is the largest city in China in 2010. (3) China's city physical area definition was also affected by city administrative definition. We suggested China's ci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should concerns more on county-to-city conversion and new prefectural-city establishment. It is better to regard the population city physical area as a reference index f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city physical area, independent municipal district, county seat and large towns were suggested as the independent city physical area. Besides, we recommended to open the statistical data related to city physical area. We do hope our research can be beneficial fo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and city physical area studie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rea; physical area; ci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China

1 引言

中国的城市界定与行政区划紧密关联,导致出现了对中国城市界定的多维尺度认知和混用。例如,将直辖市和地级市作为城市,也有将直辖市市区、地级市市区、县级市等作为城市。然而,这些研究多属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概念,采用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划范围界定城市范围,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较大。1995年,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提出建立中国城市的实体地域概念,旨在突破城市行政地域,构建与城市型景观实际相匹配的城市实体地域[1]。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城镇化需求,中国开始了多类型和大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新设了较多的地级市和县级市[2],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汇算基本尊重了行政区划,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城市行政地域已经不能满足客观上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的统计需求,出现了新老两种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与城市实体地域偏差较大[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又分别更新了新的城市人口和镇人口统计口径[4,5,6,7],这种频繁的调整间接反映了中国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与实体地域上的城市已经偏离越来越远。随着遥感技术和土地调查的推广应用,这种偏差能更加容易地通过城市实际建成区和城市行政区划边界的空间差异反映出来。不过,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仍然多以行政地域范围为准,严重影响对中国城市发展状态的精准判断。2014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明确指出采用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中关于“城区”这个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来界定城市范围。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标志着中国新一轮撤县设市等城市行政区划工作的展开,并影响中国城市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的范围界定。新时代背景下,十分有必要厘清当下中国城市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提出合理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实体地域建立优化方案,这既是城市地理和行政区划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能够为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近年来,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愈发明显,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行政区划学者提出了城市型政区的概念,将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作为单独研究对象,并探讨城市型政区的建立标准和沿革特征[8,9]。城市地理学者从多源数据角度探索城市实体地域划定和城市规模体系,例如建成区土地利用数据、经济数据、兴趣点POI数据、社交媒体位置大数据、道路岔口数据等[10,11,12,13,14]。也有学者探索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增长的关系[15,16,17,18],并积极探索城市行政区划的优化调整方案[19]。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给出最新的城市实体地域的官方界定,学者们从城镇化率测算、城市规模划分新标准等角度对这个界定方案进行了讨论[6,7]。官方标准之所以难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标准对应的数据缺失,导致许多研究仍然采用基于城市行政地域统计的人口数据[20,21,22,23,24],当前仅有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能够支撑官方城市实体地域的人口数据。据此,本文以2010年为基准,从省级尺度、地级尺度、县级尺度和乡级尺度等多维尺度探讨中国城市行政地域的空间格局,并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格局对比,分析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以及行政区划对城市实体地域建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实体地域建立的优化方案。

2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2.1 城市行政地域的界定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行政区域的划分,包括全国、省级、县级三个层面,并指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乡镇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及各类行政区划统计时,中国行政区划包括省级、地级、县级和乡级四级行政区划单位（表1）。实际组织时,还包括村级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每一级行政区划都具有城市型政区,区别于其他地域型政区,城市型政区的城市管理职能更加突出。如表1所示,城市型政区包括省级的直辖市、地级的地级市、县级的市辖区和县级市、乡级的街道和镇等。由于中国城市管理和统计资料多以行政区划单元作为基本依据,这些行政意义上的城市型政区往往被用来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特征,导致对中国城市界定和认知的尺度混淆。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multi-leve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表1 中国各级行政区划的类型划分表

行政区划或组织层级 城市型政区 地域型政区
省级 直辖市 省、自治区
地级 地级市 地区、自治州、盟
县级 市辖区、县级市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乡级 街道、镇 区公所、乡、苏木、民族乡、民族苏木
按照当前中国城市型政区及常用统计方案,本文将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划分为三种类型,并界定对应的城市行政地域：① 直辖市和地级市,采用直辖市或地级市两种城市型政区界定城市,其行政地域范围即直辖市或地级市的行政管辖市域范围,例如《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部分统计就采用直辖市或地级市市域口径。② 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采用市辖区、县级市等县级尺度城市型政区来界定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设区的市”与“不设区的市”,确实在地级市中存在没有市辖区的不设区的市（亦称直筒子市,例如东莞市、中山市、嘉峪关市等）。由于直辖市也设市辖区,本文将直辖市也作为设区的市,其中,设区的市由下辖全部市辖区的行政管辖范围构成,不包含下辖的县、县级市等,不设区的市由不设区的地级市或县级市自身行政管辖范围构成。这个统计口径也称为县市口径,广泛应用于各类基于行政区划对城市界定和统计资料中,例如,公安部门的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空间口径的界定、《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③ 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采用街道、镇等城市型政区来界定城市规模。由于乡级尺度不能用来界定城市数量,城市仍然以县级尺度确定的656个城市为准,不同的是,采用街道或市驻地镇来界定城市,其中,设街道的城市由辖区内的全部街道构成,不设街道的城市由市驻地所在建制镇的行政管辖范围构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地区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方案不一致,设区的市未必都设街道,不设区的市也未必都不设街道。

2.2 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

城市实体地域是以建成区为核心,并包括与建成区存在紧密社会经济联系,并有一体化倾向的外围地域。实体地域反映了城区的客观空间范围,而不受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划的束缚。随着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技术进步,城市实体地域可以通过不透水地表、人工建筑等多种途径识别出来,实际建成城区的周长、面积等物理数据也相对容易测算。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数据往往以行政区划单元作为基本单元,附着在城市实体地域上的人口、生产总值等人文要素属性数据的获取仍然相对困难。2008年,国家发布最新版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采用村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单元,近似地统计城市实体地域内的各项指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4年城市规模划分新标准均采用了此规定统计实体地域的城区常住人口,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6]。如表2所示,列出了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市、镇、乡和实体地域意义上的城市、镇、乡的空间范围区别。
Tab. 2 The definitions of city, town and village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area and physical area

表2 城镇乡的行政地域范围和实体地域范围对比

名称 行政地域 实体地域
城市 ① 省级尺度：直辖市的市域行政管辖范围;
② 地级尺度：地级市的市域行政管辖范围;
③ 县级尺度（按区县范围）：设区的市由下辖全部市辖区构成;不设区的市（含不设区的地级市和县级市）由自身行政管辖范围构成
④ 县级尺度（按乡镇街道范围）：设街道的市由市辖区内全部街道构成;不设街道的市由市驻地的建制镇的镇域行政管辖范围构成		 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
镇 建制镇的镇域行政管辖范围 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还包括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乡 乡、民族乡、苏木等的行政管辖范围 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注：实体地域的建立标准依据2008版《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行政区划统计资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县级尺度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乡级尺度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城区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劳动力数据资料》,各级行政区划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并且参考行政区划简册将行政区划边界统一编制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点11月1日。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尺度转换计算,并与行政区划地理信息进行匹配,分别构建2010年中国地级尺度、县市尺度和乡级尺度的人口普查空间数据集,以及2010年中国城市城区人口空间数据集。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是以居委会、村委会等村级行政边界确定城区的实体地域范围,然而与人口普查匹配的村级行政边界获取相对困难,很难绘制统计上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图斑。城市建成区的土地利用是确定统计上城乡划分代码的主要依据,为了反映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范围,本文采用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刻画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范围及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中心提供的2010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25],提取城镇建设用地图层（土地利用代码51）,按照与区、市驻地相连接的原则,剔除镇区用地,保留城区用地,获得城区建设用地图斑。即使如此,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提取的城市实体范围与统计上的城市实体范围不完全一致,人口规模也不完全对应,误差主要在于城乡过渡地区。但总体来看,城区建设用地图斑基本反映出城市实体地域的主体部分,可用于比较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范围、格局的差异。
2014年,国家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按照新标准,采用城区常住人口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新标准严格采用基于实体地域的城区人口口径[6,7],为了方便基于行政地域的城市规模对比,参考新标准划分方案,本文在制图和研究时,将人口规模划分为五个级别：>1000万人,500万~1000万人,100万~500万人,50万~100万人和<50万人。

3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

3.1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的空间格局

如图1~图3所示,根据直辖市和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城市行政地域的空间格局,相关统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具体来看：
Fig. 1 Scale hierarchical map of municipalities and prefectural cities in China in 2010

图1 2010年中国直辖市和地级市及其规模等级的空间格局

Fig. 2 Scale hierarchical map of cities with district and cities without district in China in 2010

图2 2010年中国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及其规模等级的空间格局

Fig. 3 Scale hierarchical map of cities with sub-district and cities without sub-district in China in 2010

图3 2010年中国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及其规模等级的空间格局

Tab. 3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acreages based on different city definitions

表3 不同统计口径下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统计表

指标 直辖市和地级市 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 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 城市实体地域
总人口（万人） 124116 71324 36633 40224
总面积（km2） 4638102 1869418 494474 30622
人口占全国比例（%） 93.12 53.51 27.49 30.18
面积占全国比例（%） 49.05 19.77 5.23 0.32
人口密度（人/km2） 268 382 741 13136
Tab. 4 City scale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based on different city definitions

表4 不同统计口径下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

个数（个） 直辖市和地级市 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 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 城市实体地域
>1000万人 13 4 2 3
500万~1000万人 75 10 9 9
100万~500万人 188 180 52 58*
50万~100万人 8 269 79 93
<50万人 3 193 514 493#
合计 287 656 656 656

注：按照城市规模划分新标准,*表示该范围中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11个,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47个;#表示该范围中20万~50万的I型小城市238个,<20万的II型小城市255个。

（1）直辖市和地级市。2010年,中国共计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常住总人口12.4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统计不含港澳台,下同）的93.12%,行政地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统计不含港澳台,下同）的49.05%。也就是说,直辖市和地级市的行政地域范围占据近半的国土并拥有全国超过九成的总人口。如图1所示,以著名的“胡焕庸线”为界,可以清晰地看到,直辖市及绝大部分地级市位于东南半壁,而西北半壁相对较少,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市域常住人口规模较大的直辖市或地级市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地区、长江沿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等,而西北地区、南方丘陵地区等相对偏小。其中,新疆、西藏和青海的地级市数量分别仅为2个、1个和1个,是中国地级市分布最稀疏的地区。
（2）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2010年,中国设区的市284个,不设区的市372个,常住总人口7.1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3.51%,行政地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9.77%。也就是说,在县级尺度,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的国土面积几近两成,但是拥有全国过半的人口。如图2所示,主要的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都主要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但是,相对于地级市的空间范围来说,设区的市市区和不设区的市的空间范围明显收缩,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湖北中部、四川盆地等地区的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最为密集,常住总人口规模较大的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而“胡焕庸线”西北侧的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相对比较稀疏,而且以不设区的市为主,川西地区为零,青海只有3个,西藏只有2个。
（3）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设街道的市采用行政地域范围内的所有街道的常住总人口界定城市人口规模;不设街道的市采用市驻地所在镇或街道办事处的常住总人口界定城市人口规模。2010年,中国设街道的市578个,不设街道的市78个,常住总人口7.1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7.49%,行政地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23%。如图3所示,乡级的城市型政区同样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其中,街道分布在城市市政府驻地周边,空间分布相对分散,但是构成的城区人口规模相对较大;而镇的分布相对连片集聚,江苏、广东、湖北、山东等省份的乡级行政区划基本都属于城市型政区。“胡焕庸线”西北侧的街道和镇相对较少,相对于地级、县级尺度的城市型政区,西北半壁的建制镇分布更为广泛,构成的城区人口规模仍然是小规模的。

3.2 中国城镇实体地域的空间格局

按照城市实体地域的定义,城区人口只是设区的市或不设区的市常住总人口的一部分,不包括行政区划内的镇区人口和乡村人口。2010年,中国城区实体地域常住人口4.02亿人,占全国常住总人口的30.18%。按照土地利用提取的城区建设用地图斑,城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32%,可见,作为实体地域的城区,是人口高度集聚和稠密的地域。如图4所示,城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集聚区主要包括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但是三者的规模等级模式有所差异。长三角地区各规模等级城市相对均衡,有上海1个超大城市、南京1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南通等大城市,还有许多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各等级城市分布相对均衡;而京津冀地区则以低规模等级城市为主,北京、天津作为两个最大城市,还有石家庄、唐山两座大城市,其他以小城市居多;而珠三角地区以高规模等级城市为主,以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主,中小城市偏少。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城区人口介于500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还包括成都、重庆、武汉、沈阳等省会城市,其他省会或首府以及经济发达城市等多属于城区人口介于100万~500万人的大城市,多呈现单核独大模式。而在“胡焕庸线”的西北侧,除了省会或首府等多属于大城市以外,其他多属于小城市,呈分散分布。
Fig. 4 Scale hierarchical map of physical area of cities in China in 2010

图4 2010年中国城市实体地域及其规模等级的空间格局

3.3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

通过对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空间格局的分别分析,不难发现,两者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三处：
（1）城市数量及其位置的空间差异。按照行政区划等级,如果采用直辖市和地级市界定城市,2010年,中国城市只有287个;而如果考虑县级市,2010年,中国城市共计656个。从空间位置来看,直辖市和地级市由于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而如果考虑县级市,“胡焕庸线”东南侧的长三角、珠三角、华北平原、长江中游、四川盆地等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明显提高,“胡焕庸线”西北侧新疆北部、河西走廊等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也明显提高。
（2）城市地域范围的空间差异。如表4所示,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的尺度层级,国土空间面积分别为49.05%、19.77%、5.32%,依次递减;而按照城区建设用地界定的城市实体地域只占国土面积的0.32%。从空间格局上来看,直辖市和地级市几乎占满了国土的东南半壁,而县级尺度和乡级尺度城市型城区的数量增长、但空间范围明显收缩,而从城区建设用地看,大部分城区之间都有明显的分割,连片集聚的城区只存在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少数地区。
（3）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范围的面积类似,随着行政等级的递降,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下降,但是人口密度不断提升。如表4所示,如果采用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市区或不设区的市的口径,两者均呈现“中间多、两端低”的纺锥形等级结构特征,而按照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口径、城市实体地域口径,则均呈现出“顶端少、底端多”的金字塔等级结构特征。表5列出了不同口径下城市人口规模排名前20的城市,结合图1~图4,如果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排序,中国最大的城市是重庆,中部地区的人口稠密区也有很多大城市分布;按照设区的市或不设区的市排序,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上海,东南半壁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居多,而西北半壁的小城市居多;按照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口径、城市实体地域口径,两者的空间格局很类似,但是细致来看,许多等级城市的排序及空间分布也不同,例如,排名第一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和上海,再例如按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口径,上海和西安市同属于特大城市,而按照城市实体地域口径,上海升级属于超大城市,而西安降级属于大城市,所对应的区域城市等级空间格局亦不一样。可以看到,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口径虽然在总体数值分布上和城市实体地域口径类似,但是具体到每个城市或区域的城市规模等级空间格局来看,前者仍然受乡级行政区划影响较大。
Tab. 5 City population ranks based on different city definitions (10000 persons)

表5 基于不同统计口径的城市人口排序表（万人）

排序 直辖市和地级市市域 设区的市市区和不设区的市 设街道市和不设街道市 城市实体地域
名称 人口 名称 人口 名称 人口 名称 人口
1 重庆市 2885 上海市 2232 北京市 1518 上海市 1764
2 上海市 2302 北京市 1883 深圳市 1035 北京市 1555
3 北京市 1961 重庆市 1569 上海市 953 深圳市 1035
4 成都市 1405 天津市 1109 武汉市 897 广州市 924
5 天津市 1294 广州市 1107 重庆市 889 天津市 886
6 广州市 1270 深圳市 1036 广州市 877 重庆市 867
7 保定市 1119 武汉市 979 天津市 769 武汉市 728
8 哈尔滨市 1064 东莞市 822 南京市 668 东莞市 718
9 苏州市 1046 成都市 742 西安市 628 佛山市 636
10 深圳市 1036 佛山市 720 沈阳市 609 成都市 589
11 南阳市 1026 南京市 717 成都市 609 沈阳市 567
12 石家庄市 1016 西安市 650 哈尔滨市 467 南京市 564
13 临沂市 1004 沈阳市 626 大连市 403 西安市 488
14 武汉市 979 杭州市 624 杭州市 381 哈尔滨市 466
15 邯郸市 917 哈尔滨市 588 青岛市 372 杭州市 441
16 温州市 912 汕头市 533 佛山市 370 大连市 388
17 潍坊市 909 济南市 434 济南市 353 郑州市 363
18 周口市 895 郑州市 425 郑州市 330 青岛市 352
19 青岛市 872 长春市 419 长春市 320 济南市 336
20 杭州市 870 大连市 409 昆明市 303 长春市 329

4 行政区划视角下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优化整合路径

4.1 行政区划设置及调整对城市实体地域的影响

（1）影响城市界定及城市数量。中国城市实体地域的“城市”包含全部的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即直辖市、设区的地级市、不设区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完全依赖于行政区划设置上界定的“城市”概念。按照当前的行政区类型划分,如果一个地区属于县、旗、林区、特区等非城市型政区,则不属于城市实体地域界定的“城市”范畴。行政区划调整是影响城市数量变动的唯一因素,例如撤地区设地级市、撤县设地级市等会增加城市数量,撤县级市设市辖区会减少城市数量。而撤县设置市辖区、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等则一般不影响城市数量变化。
（2）影响城市地域范围。城市型政区的调整意味着城市行政地域范围的变化,例如,撤地区设地级市、撤县设区等都会导致城市行政地域的扩张。相应地,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也会由于行政区划变更而发生统计变更,例如,撤地区设地级市、撤县设市辖区等会导致原有政府驻地从镇实体地域向城市实体地域的性质转化;再例如,撤县级市设市辖区,会导致原有县级市的独立城市实体地域转而变为市辖区的城市实体地域的一部分。除了统计变更,行政区划也能够影响城市实体地域的实际变更,例如,撤县设区或撤县级市设区后,新设市辖区在建设用地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上位政府支持和发展机遇,从这个角度,城市行政地域的扩张能够带动城市实体地域的扩张。
（3）影响城市规模等级。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型政区变化,会改变其行政区划的人口统计性质和人口统计数量,导致城市规模等级的统计变化。例如,如果设区市实施了撤县（县级市）设区,那么这个设区市会由于这个新加入的市辖区而出现常住总人口和城区人口的统计增长,甚至推动设区市的城市规模等级的跃迁。其次,撤乡镇设街道,也会导致原有乡镇辖区内的农业人口统计为城镇人口,导致城市内部城区人口的统计增长。再者,与区、市政府连接的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边界或社区类型调整,会导致城市实体地域界定的范围变化,相应的城区人口规模也会发生变化。

4.2 充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手段,优化我国的城市设置与空间布局

（1）有序推进撤县设市,发展更多的中小城市。即使是当前中国实体地域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仍然必须尊重和依据行政区划上建制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型政区迅速增加,据统计资料,1978-1996年,市辖区增设331个、县级市增设352个、旗县等其他县级市则减少460个;而1997年国务院开始暂停撤县设市政策,1997-2016年,市辖区增设227个、县级市减少82个、旗县等其他县级市减少156个,其间,只有蒙自、文山、扶余等少数县改设县级市,大部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县设市辖区或者撤县级市设市辖区为主,直接推动直辖市或地级市市区的扩张,这些地区更容易形成城区人口规模较大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事实上,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855个市辖区中,只有141个市辖区内没有农村人口,但是还有130个市辖区的农村人口超过50%,许多市辖区和真正实体地域意义上的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发布,2017年开始出现6个县改设为县级市,截止2017年底,中国县、旗等其他县级单元还有1526个,有序推进撤县设市,不仅能够弥补过去20年因为撤县设市冻结导致许多经济发达县难以设市的问题,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同时能够逐步纠正因为市区增设导致的对中国城市体系整体发展形势的误判。对一些曾经符合设区标准现在不符合设区标准的外围较偏远的市辖区,甚至可以考虑重新改设为县级市或县的建制。
（2）有重点地增设部分地级市,推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1983年,中国推动地级行政区改革,通过撤地改市形成了大量的地级市。2010年中国直辖市或地级市的空间格局显示,大部分地级市均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而“胡焕庸线”的西北侧多数地级单元仍然属于地区、自治州等。2010年以来,西部地区已经新设了一些地级市,包括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新疆的吐鲁番、哈密,青海的海东,贵州的毕节等。这些新设地级市的地级政府驻地所在县级行政区也全部改设市辖区,直接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密度的增长,有利于培育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节点。此外,在过去发展时期,拆分大地级市是新设地级市的另一条路径,例如扬州市拆分为新的扬州市和泰州市,淮阴市拆分为新的淮安市和宿迁市,其对区域管理和城市体系都有明显的优化效果。当前,依然存在不少地域面积较大同时人口规模较大的地级市,例如赣州市、信阳市等,包括西部地区许多面积过于广袤的地级单元,在严格论证、符合行政区划标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设地级市。
（3）将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纳入行政区划调整参考标准。过去时期,非农业人口是行政区划调整重要的人口类参考指标,非农业人口是指户籍人口中具有非农业户籍的人口,然而,随着人口流动和迁移愈发频繁,非农业人口已经不能满足人口指标需求,2016年开始国家取消非农业户口,非农业人口也不再作为统计指标。而常住人口及城区、镇区、乡村人口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人口实际居住状态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成为核算人口城镇化率的依据,城市实体地域的城区人口表征了城区规模及其相对行政区划范围内全部城、镇、村的首位度状况,应当纳入行政区划调整的参考标准。例如,县等非城市型政区在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时,应当考虑县城的实体地域人口。同样,撤乡设镇、设街道等乡级行政区划调整应当重视镇的实体地域人口,当前,中国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标准差异较大,有些地方的地级市尚未设街道办事处,而有的地方的县城均设了街道办事处,亟需乡级层面的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标准。

4.3 强化城市实体地域的共识,推进城市空间的精准管理和界定

（1）将与主城区不连接的市辖区驻地作为单独城区。当前,城市实体地域界定时,将设区的市的市辖区作为一个整体且列为一个城市。实际上,在过去30多年的撤县（县级市）设区的浪潮中,许多设区的市将许多与主城区距离较远但行政区划边界毗邻的县级单元改设为市辖区,而这些新设市辖区中,其驻地所在的实体地域城区未必与主城区实体地域相连接,往往是以单独实体地域形式出现。例如,北京市的怀柔区、平谷区,上海市的崇明区,重庆市的万州区、武隆区、黔江区等。在构建城市实体地域体系时,确实有必要将这些与主城区不连接的实体地域作为单独城区,避免因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城区累加导致城市规模的统计增长,同时有利于更加真实地表征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及其空间结构。此外,随着通勤时间的压缩,“连接”的界定也应当考虑优化。
（2）将县城、特大镇等纳入城市实体地域的统计体系。受限于行政区划的建制,许多县城、特大镇镇区在常住人口统计时是作为镇区人口,虽然说城区人口和镇区人口共同构成城镇人口,两者都属于城镇化的有机组成,但是在城市界定或城市统计时,并不包含县城、特大镇等。事实上,很多县城、特大镇的城市功能非常显著,其中部分县城或特大镇的镇区人口规模甚至超过已经设市的城市城区人口规模。一方面,在未来的撤县设市过程中,会形成一批新的城市,原有县城的镇区人口在概念界定上自然转换为城区人口;另一方面,客观地将县城、特大镇也纳入城市实体地域体系,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城市体系的发育特征及空间结构。
（3）加强城区空间范围、人口规模等信息公开。按照2008年版《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家统计部门每年公开每个村级行政单元的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名称和城镇乡代码三条信息,能够有助于判断随着城市建设和行政区划调整,各年度村级行政单元隶属城区、镇区或者乡村的基本情况。但是,村级行政区划及其对应的城区、镇区和乡村空间范围等地理信息并未公开。此外,目前,基于标准常住人口口径的各城市城区人口数据仅有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很难支撑对中国城市实体地域规模体系的跟踪更新。虽然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每年也发布各城市的城区人口,但是人口数据统计口径是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其城区空间范围的界定也未必和国家标准一致。因此,亟需及时更新和发布实体地域意义上的城区空间范围、人口规模等,避免在城市规划建设或城市体系发展过程中,因采用其他统计口径导致的误判误解。

5 结论与讨论

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基于行政区划层级上的省级尺度、地级尺度、县级尺度和乡级尺度,系统分析直辖市和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等口径下的城市行政地域界定及其空间格局,并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及空间格局进行对比,进而剖析了中国城市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主要结论包括：
（1）行政地域意义上的城市本质上是区域概念,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范围存在明显不同。城市行政地域是根据人为划定的城市型政区的边界确定的,其辖区内既包含城市实体地域,也包含镇的实体地域和乡村的实体地域,本质上是一个人工界定的区域概念。不同统计口径和视角下的城市数量及其政区范围存在明显差异,直辖市或地级市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占据了近半的国土面积。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城市行政区划的空间范围是逐步收缩的。而城市实体地域则根据城市的实际景观来判断城市的空间范围,2010年,城市实体地域面积仅占国土的0.32%,却容纳了全国30.18%的人口,人口密度最高。
（2）城市行政地域和城市实体地域的规模等级不同,其空间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新标准,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以及城区实体地域口径得到的规模等级划分结果差异很大,前两者的城市规模等级呈现纺锤型,而后两者则呈现金字塔型,具体到城市排序来看,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口径下的城市排序受到街道人口及其辖区人口规模的影响,由此充分体现了按照城市实体口径界定的城市更能够科学地反映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的真实状态。相应地,四种口径下的城市规模等级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显著差异,地级市和直辖市包含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等级显著较高,而其他口径显示城市规模等级较高城市主要集聚在城市群地区和省会首府等大城市,其中,以城市实体地域口径绘制的空间分布图真实反映了城市规模划分新标准下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
（3）中国当前实体地域界定仍然受到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影响,需要优化行政区划调整,建立实体地域的划分方案。当前中国城市实体地域的城市概念仍然依赖于行政区划建制,如果城市型政区发生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的范围及其规模的界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优化城市行政区划设置的角度推进城市发展,应当有序推进撤县设市,发展中小城市;并考虑增设一些地级市,推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同时,将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纳入行政区划调整参考标准。从建立城市实体地域的角度,应当考虑将与主城区不连接的市辖区驻地作为单独城区,将县城、特大镇等纳入城市实体地域体系,并加强城区空间范围、人口规模等信息公开。
本文系统厘清了中国当前多尺度城市行政区划和城市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并提出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实体地域建立的相关优化方案。在未来研究中,仍然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对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标准和城市实体地域建立标准展开深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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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泳, 戚伟, 邓羽.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时空平稳性. 地理研究, 2014, 33(7): 1195-1206.城市空间扩张一方面表现为建成区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市辖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两个过程尤为剧烈而显著不平稳。地理学上的平稳性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引入几何学的方法,以标准化的建成区面积和市辖区面积构建坐标系,绘制2000-2010年主要地级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路径,按照均值对路径进行分类,并引入mov、tor、sd三个指数作为时空平稳性的测度。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市辖区扩张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以及中西部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而建成区的扩张态势并没有这种显著的极化效应,在各个城市群均有较高的速率。②从类型上,可以分为稳定型和跨越型两种。稳定型中以稳定在低于均值的LL型最多,而其他偏少;跨越型中,以在HH、HL、LH、LL四者间发生一次置换的为主。③三个平稳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对mov、sd指数比较敏感,这两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相对于全国的平稳性特征;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对tor指数比较敏感,这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自身在年际间变动的平稳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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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Kaiyong, Qi Wei, Deng Yu.The research on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and its space-time stability in China since 2000.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7): 119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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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 城市与环境研究, 2014, 1(1): 4-17.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响，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在现有城镇体系下，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以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推动城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Wei Houkai.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growth of city scale in China.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4, 1(1):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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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龙, 张传勇. 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 地理研究, 2017, 36(5): 913-92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城市进行了"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已有研究主要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推动力及其对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影响,鲜有研究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变化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280多个地级市和2009-2016年上海市19个区的房价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特大城市,撤县设区对城市房价有正向影响;对于一般的地级市,撤县设区短期内会减缓城市房价的增速;此外,城区合并对被合并城区的房价往往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其他事件影响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的房价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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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Fenglong, Zhang Chuanyong.Impa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housing price in urba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5): 91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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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朝林, 王颖, 邵园, 等. 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以绍兴城市群为例. 地理学报, 2015, 70(8): 1187-1201.本文构建了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功能区思想,以大城市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为空间单元,采集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产业、客流和信息流数据,进行要素功能区的分析,准确获取不同层次相互依赖的功能空间单元,使城市在空间上充分适应和支撑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充分的弹性空间依据。其次,在城市基层单元的要素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基于城市功能区有机的空间组织科学依据。在上述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域内自然、文化功能区清晰,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基层区之间的经济、文化、通勤和信息联系已经突破现在的市县行政区边界,按照综合功能区的思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说,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地区,保证其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快速和谐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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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Chaolin, Wang Yin, Shao Yuan, et al.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based on functional areas analysis: A case of Shaoxing metropolitan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18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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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创琳.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 地理研究, 2014, 33(4): 674-686.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城市群"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1000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万~1000万人)、大城市(介于100万~500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万~100万人)、小城市(介于10万~50万人)、小城镇(10万人)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年将形成由20个城市群、10个超大城市、20个特大城市、150个大城市、240个中等城市、350个小城市和19000个小城镇组成的6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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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Chuanglin.A review of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emerging patterns and future adjustmen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67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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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S, Honglin Zhang K.Urbanisation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 Urban Studies, 2002, 39(12): 2317-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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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妙龙, 陈雨, 陈鹏, 等. 基于等级钟理论的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演化特征. 地理学报, 2008, 63(12): 1235-1245.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和"半生命周期"理论;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和"半生命周期",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利用历史人口数据,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年间的"等级钟"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城市位序稳定;在区域空间差异上,东部沿海城市等级钟变化明显,位序上升迅速;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城市相反,城市位序逐渐下降;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中。等级距离钟表明,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变化明显,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仅在1980-1985年间和2000-2005年间出现较大变化,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期研究表明,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以20世纪80年代为时间界标,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自该时间界标以后,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表明,城市位序等级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沿海、沿江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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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Miaolong, Chen Yu, Chen Peng, et al.The time-scale effects of the city size hierarchy in China based on rank-clock methodolog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12): 1235-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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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Z, Zhu N.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 Are large cities dominant?. Urban Studies, 2009, 46(10): 2159-2185.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in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Since the relax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80s, China has experienced rapid urban growth. However,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have experienced varying patterns of growth. We first describe the evolu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 by documenting the growth both of city size and of the number of existing cities. Then, focusing on the period from 1990-2000, we characterize the urban evolution trend with the Pareto law estimation, and examine the mobility of cities between different size groups with the Markov transition matrix. We also test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in the city population growth proces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ontrary to the expected dominance of large cities鈥 growth, Chines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evened out over the 1990s, with small cities growing more rapidly than larg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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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far A, Dimou M.Rank-size city dynamics in China and India, 1981-2004. Regional Studies, 2012, 46(6): 707-721.Schaffar A. and Dimou M. Rank-size city dynamics in China and India, 1981–2004, Regional Studies. By using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data from India and China between 1981 and 2004,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patterns of urban hierarchies within the two most populat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ree specific issues: the distributional form of the rank-size relation, the urban growth patterns that do not reject Gibrat's law for cities, and finally the shifts in urban hierarchies for both countries over these two decades. Schaffar A. et Dimou M. Les dynamiques rang-taille des villes en Chine et en Inde, 1981–2004, Regional Studies. En s'appuyant sur la comparaison des évolutions des systèmes urbains chinois et indien entre 1981 et 2004, cet article propose une analyse de la formation des hiérarchies urbaines dans les pays en développement. De fa04on plus spécifique, trois axes de recherche sont abordés: la forme de la distribution rang-taille des villes,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croissance urbaine qui valide la loi de Gibrat et enfin les changements des hiérarchies urbaines dans les deux pays. Distribution rang-taille69Croissance urbaine69Loi de Gibrat69Loi de Zipf69Inde69Chine Schaffar A. und Dimou M. Rang-Gr0208en-Dynamik von St01dten in China und Indien, 1981-2004, Regional Studies. In diesem Beitrag untersuchen wir anhand empirischer Belege auf der Grundlage von Daten aus Indien und China im Zeitraum von 1981 bis 2004 die dynamischen Abl01ufe von urbanen Hierarchien in den beiden dichtbesiedeltsten L01ndern der Welt. Im Mittelpunkt des Beitrags stehen drei konkrete Themen: die Verteilungsform der Rang-Gr0208en-Beziehung, die urbanen Wachstumsabl01ufe, die der Gibrat-Regel für St01dte nicht widersprechen, und schlie08lich die Verlagerungen in den urbanen Hierarchien der beiden L01nder w01hrend dieser zwei Jahrzehnte. Stadtgr0208enverteilung69St01dtewachstum69Gibrat-Regel69Zipfsches Gesetz69Indien69China Schaffar A. y Dimou M. Dinámicas de las ciudades según la relación clasificación-tama09o en China y la India, 1981–2004, Regional Studies. Utilizando evidencias empíricas basadas en datos de la India y China entre 1981 y 2004, en este artículo estudiamos los modelos dinámicos de las jerarquías urbanas en los dos países más poblados del mundo. Nos centramos en tres cuestiones específicas: la forma distributiva de la relación clasificación-tama09o, los modelos de crecimiento urbano que no rechazan la ley de Gibrat para las ciudades, y finalmente los cambios en las jerarquías urbanas para ambos países en estas últimas dos décadas. Distribución ciudad-tama09o69Crecimiento urbano69Ley de Gibrat69Ley de Zipf69La India6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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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远, 宁佳, 匡文慧, 等. 2010-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与新特征. 地理学报, 2018, 73(5): 789-802.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及全球变化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Landsat 8 OLI、GF-2等遥感图像和人机交互解译方法,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实现了中国201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动态监测。应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年变化率等指标,从全国和分区角度揭示了2010-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2010-2015年中国建设用地面积共增加24.6×10~3km~2,耕地面积共减少4.9×10~3km~2,林草用地面积共减少16.4×10~3km~2。2010-2015年与2000-20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分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东部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和耕地面积减少,变化速率有所下降;中部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增加;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明显加速,耕地面积增速进一步加快,林草面积减少速率增加;东北地区建设用地扩展持续缓慢,耕地面积稳中有升,水旱田转换突出,林草面积略有下降。从"十二五"期间国家实施的主体功能区布局来看,东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的国土空间格局管控要求基本吻合;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面临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相关土地利用类型实现有效保护的严峻挑战,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有效管控。

[Liu Jiyuan, Ning Jia, Kuang Wenhui, et al.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us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2010-2015.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5): 78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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