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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2: 445 - 45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70576

研究论文

《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

  • 牛姝雅 , 1 ,
  • 张争胜 , 1 ,
  • 刘玄宇 2
展开
  •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631
张争胜（1972- ）,男,湖南祁东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地理、南海诸岛地名等。E-mail:

作者简介：牛姝雅（1994- ）,女,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南海诸岛地名。E-mail:

收稿日期: 2017-06-19

  要求修回日期: 2018-08-11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0

基金资助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53）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收起

"Genglubu" and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anmen placeness

  • NIU Shuya , 1 ,
  • ZHANG Zhengsheng , 1 ,
  • LIU Xuanyu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6-19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8-11

  Online published: 2019-02-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Fold

摘要

新文化地理学提倡关注文本中的地理。运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和再现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文本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研究发现：① 内容记载是文本与地方性作用的首要维度,独特地方性内容的再现是地方性挖掘的必要前提;② 价值表征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象征基础,文本的价值基于且超越于文本的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③ 象征解译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重要方式,文本的意义价值体系不仅内含创作者或创作群体的语气,还包括“他者”群体对于文本价值的认知和阐释;④ 文本与地方性建构和再现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地方文化符号和品牌的形成反之可促进对文本的保护。

关键词： 文本; 地方性; 更路簿; 潭门

本文引用格式

牛姝雅 , 张争胜 , 刘玄宇 . 《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J]. 地理研究, 2019 , 38(2) : 445 -458 . DOI: 10.11821/dlyj020170576

Abstract

New cultural geography advocates that geography exists in the text. This paper regards 13 transcripts of Genglubu found in Tanmen Town as the research text, and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s well as the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to do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which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glubu"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anmen's placenes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Here are some findings as follows. First, fishermen in Tanmen have geocoded the South China Sea's seascape in their own distinctive way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Genglubu" which constitutes the unique local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text. Then, "Genglubu" was created by local fishermen in Tanmen on the need of navigation in ancient times. Nowadays, this document material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cal knowledge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ccumulated by the fishermen in historical period. What's mor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dentify and interpret "Genglubu" in diverse ways. The meaning of "Genglubu" not only plays a role in the fishermen's identi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makes itself a cultural symbol and takes par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anmen's local landscape. There are some conclusions about the new relationship 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placeness enlightened by this case study as follows: Firstly, the text content itself is the primary dimension while analyzing how the text takes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Only the distinctive content recorded in the text can make it unique as one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tool to identify local place's personality. Secondly, the meaning system of text is the essential element to construct and reproduce the placeness of a place. Whether the text has historical or cultural meaning is based on, rather than determined by its content. The value of the text is not just the literal denotation, but a special connotation in a certain social context. Third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s symbolic meaning b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people to make use of the text in constructing and reproducing the placenes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text not only contains the voice of the inventor or creative group, but also involves how other people or cultural groups identify, recognize, and interpret the text meaning. Finally, the text interacts with the placeness'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text with local distinct historical records can construct and represent the place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laceness impacts the meaning of local text conversely. As a cultural symbol or a local historical attraction, the text makes a differenc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urn, the text can gain more attention from local groups and be better protected due to its economic value.

Key words： text; placeness; Genglubu; Tanmen

1 引言

地方性一直以来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地方性即地方的独特性,是指某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定意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1]。文化地理学认为,区域构建的主体——人认识空间,主观构建、赋予空间意义的过程产生了地方。人对地方物质环境的感知、人类历史时期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在地方的沉淀以及人与地方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构成地方性的三个重要维度[2]。对于地方性形成机制,学术界有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两种不同的观点[3]。内生机制的观点主要受人本主义学派的影响,强调人对地方性构建的主体性,即地方性由地方人的经验和情感所组成,认为不同的人在地方的不同经历和情感产生不同的地方性[4],且对地方有高度认同感的人定义的地方性最具文化意义[5]。如部分学者关注到地方性与身份认同方面的研究,认为地方在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身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6,7,8]。外生机制的观点主要受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强调地方是在与外界的联系中产生的,地方性决定于地方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位置,不仅关乎自身区位、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还涉及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9]。代表性的研究有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地区发展以及全球化背景之间的冲突等[10,11]。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大量关注和探讨文本对于地方性建构和再现的重大价值。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提到,文本作品是社会的产物,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12]。文本作为一种过去、历史和记忆的物质表现形式,记录了人类感知、体验地方物质环境的印记,内含相关个体或群体的情感价值联系以及人对当地或更广阔空间文化的深刻见解,蕴藏着地方,并且塑造甚至打造着地方性[13]。部分英美地理学者探讨诗歌、小说、电影、游记等文本对地方性再现的作用与特点[14,15,16]。在地方的社会建构中,文本记录反应了历史内刻于日常生活的视觉、听觉和语言的习惯自觉,可为人们的生活和身份提供有形或无形的基础,构建着现在与过去、人与地之间的联系[17]。新文化地理学者强调文本的主观性,认为详实的地方文化并非仅靠文本的物理记录呈现,而要通过解读文本再现的形式、内容以及传递给人们的意义来体会现实世界的地方文化[18]。文本作为过去纪念的、简单化的符号象征,也可能被赋予权力、承载各种因素的碰撞和交叉,并参与到地方的生产、地方性的表述,故文本提供了理解潜在动机、意识形态和精神模式的渠道和机会[19]。
文本作为一种微观地理研究对象,其对地方性研究的作用和价值也引起国内少数学者的关注。如成承芬等提出,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需深入挖掘地方文本[20]。国内地理学者从文本对地方性的再现机制和文本地方性对地方的作用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唐顺英等通过梳理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的相关文章,总结出文本再现地方性作用的三种途径[21],并以游记[22]、影视作品[23]等类型的文本分析为例。杜芳娟等通过务川龙潭仡佬族的案例,分析相关主体如何利用文本的地方性进行群体身份的建构[5]。总的来说,研究呈现以下特点：① 文本类型以游记、故事、传说、文学、诗歌、影视作品居多,主观性较强,对主观性较弱的文本类型关注不多;② 多停留在文本呈现的地方性意义的阐述,较少关注文本意义背后的价值认知对其参与地方性构建的影响;③ 以往研究多为文本对地方性构建和再现作用的单向研究,较少关注地方性对地方文本的影响、回馈。
本文以纪实性较强的《更路簿》为研究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的资料和数据,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进行案例分析,探讨文本与地方性构建和再现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潭门镇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东部沿海（图1）,海岸线总长18 km,远海捕捞作业历史长达300多年,是“南海航道更路经”“祭兄弟公出海仪式”和“鲤鱼灯”等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祥地,也是目前发现《更路簿》版本最多的地方。
Fig. 1 Location of Tanmen town, Hainan province, China

图1 潭门镇的区位图

潭门镇远海捕捞作业的传统与当地的天然优良港湾密切相关。潭门中心渔港为国家一级渔港,是海南岛通往南海诸岛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西、南、中、东沙群岛作业渔场后勤补给基地和深远海渔货的重要集散地。潭门镇目前共有280多艘捕捞作业船,其中赴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约160艘。近年来,潭门镇围绕“南海风情小镇”的主题开展地方建设,作为远海文化的重要元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更路簿》也参与到潭门镇的地方建设中,旅游业给潭门镇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红利。

2.2 数据来源

《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水路簿》等,是流传在中国海南岛东北部的民间航海针经书。“更”为时间距离单位,“路”是针路（以罗盘指示航向）,“簿”是指本子或手册。帆船时代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将航海过程中用到的部分地名、航路及其他的实践知识进行总结,用毛笔、钢笔或圆珠笔记录在本子上作为导航指南,世代相传,并通过新的航行实践不断验证、更新、修改和完善（图2）。
Fig. 2 Wu Shumao's transcript of Genglubu

图2 吴淑茂版本《更路簿》原本

《更路簿》并非真正的书籍,而是历代海南渔民为出海捕鱼自编自用、祖辈传承的“秘本”[24]。1971年,原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等单位组成调查组,前往海南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地理环境和渔业生产情况。调查组偶然发现琼海一带渔民群体中流传着一套有关西南沙群岛的“航行更路”。这种更路有口传和手抄本两种形式,流传有上千年。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工作调查中征集到第一本手抄本,即原琼海县潭门镇老渔民苏德柳抄写的《水路簿》。同年9月,这本《更路簿》的简介及一些其他资料被刊于《西沙文物》,由此学界开始接触这一文本。随后,《更路簿》对南海主权维护的重要意义被学者发掘,使其备受重视。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开始收集和研究《更路簿》。迄今为止,已发现存世的《更路簿》版本有30多个[25]。对17个《更路簿》版本的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发现有13个版本都来源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本文以这13个版本的《更路簿》作为分析文本（表1）。
除《更路簿》文本外,分别于2016年1月和2016年12月前往潭门镇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与当地老渔民、普通渔民、镇政府、渔民协会、游客群体进行交流,获取了第一手资料或访谈信息。
Tab. 1 13 transcripts of Genglubu found in Tanmen town

表1 发现于潭门镇的13个《更路簿》版本

版本 发现地
苏德柳抄本《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
许洪福抄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
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
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南截坡村
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石宛村
李根深执《东海、北海更流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孟菜园村
卢洪兰抄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
李魁茂抄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草塘村
彭正楷抄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南截坡村
王诗桃抄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委会孟仔园村
黄家礼祖传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
苏承芬祖传抄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
卢家炳祖传本《更路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上教村

2.3 研究方法

新文化地理学关注文本的地方性再现,常以文字、照片、新闻报道、游记和电影等媒介表述为研究资料,分析文本创作主体对地方意义的认识和情感。文本的意义体系并非局限于纸质表述[26]。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是文本研究普遍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更强调客观、科学的量化分析,可提供系统化的资料作为讨论基础。研究者多采用量化分析软件,依据明确而一致的规则,对文本内容加以提炼与分析,但易忽视文本潜隐的内容。文本分析法在文本的解析和意义诠释方面更有深度,通过将文本内容拆解,观察各部分如何组成整体,同时对文本相关的知识价值体系加以诠释,可以获取更多文本要素的结构关联与互动意涵[27]。
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更路簿》文本进行质性研究。内容分析主要用于研究《更路簿》文本所载内容。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 6软件,对更路条目进行量化。将13个版本记载的所有更路筛选、汇总后转换为txt格式的文本,提取更路高频单字和词汇,结合运用Microsoft Excel软件统计数据,分析更路的数量特征。文本分析主要用于对文本要素的结构关联与意义的阐述,对《更路簿》的价值意义体系进行诠释。

3 《更路簿》与潭门的地方性

潭门临海,可垦土地面积狭小且贫瘠。迫于生计,很早以前人们便出南海捕捞珍贵海产品,并与周边国家进行买卖。受所处时代技术、认知所限,出远海所用船为木制帆船,导航工具只有简单的罗盘,渔民借助每年的西北季风前往南海生产作业。由于路途遥远,海况变化莫测,再加上南海岛屿、沙洲、暗礁、暗沙、暗滩星罗密布、地形复杂,渔民在海上很容易迷失方向,濒临危险境地。《更路簿》顺应时代生产需要,作为潭门渔民自编自用的导航指南应运而生。本文从《更路簿》的内容记载,在当代的价值表征和各方群体对更路簿的价值认知三个维度,剖析《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建构和再现的关系和作用。

3.1 《更路簿》对南海景观的地方性空间编码

自猫注去二圈,用丁未,三更半收。对南。
——苏德柳抄本《水路簿》立东海更路第8条
自双峙去红草线排,用乙辛,二更收。对东。
——苏德柳抄本《水路簿》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3条
《更路簿》行文表述、语言结构较为一致,语句多为由起点、终点、航向、更数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更路,或称航线（上述例文中如猫注、双峙为起点,二圈、红草线排为终点,丁未、乙辛为航向,三更半、三更为更数）。若后期传抄过程中有补充修改,则多在句末标注（如对南、对东）。起点和终点由海南方言命名的岛礁名指称,航向由罗盘上刻印的天干地支表示,更数为渔民航行所需的时间。
《更路簿》文本的记载内容主要由地名和航线两部分构成。13个潭门版本共出现地名4387次,记载土地名1510个,航线2144条,数量较多。其中以王诗桃抄本《更路簿》最多,出现572次地名,记载土地名167个,航线280条。总的来讲,13个版本所载地名空间范围涵盖海南、广东、西沙、南沙等国内海域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外海域。按空间分布及距出发地远近,可将地名主要分为琼粤、西沙、南沙和国外地名四大类型。不同于官方地图标注地理实体命名的相对均衡性,更路簿所载地名数量以西沙、南沙地名较多,空间分布集中于西、南沙海域。细看各个版本所载不同类型地名数量存在差异,但空间分布依然符合这一特点（图3）。航线同地名类似,按照空间分布及距出发地远近,主要分为西沙、南沙、琼粤和国外区域航线四大类型。西沙航线包括琼粤—西沙、西沙内部及西沙—琼粤返程航线。南沙航线包括西沙—南沙、南沙内部及南沙—西沙返程航线。琼粤航线即海南、广东周边的近海航线。国外航线包括南沙—国外、外国之间、西沙—国外和琼粤—国外的航线。13个版本所载的航线数量以西沙内部和南沙内部航线较多,空间分布特点与地名类似,围绕西沙和南沙两个区域呈现聚集（图4）。指称地理实体的方位是地名和航线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更路簿》所载的数量庞大的地名和航线表明,历史时期潭门渔民航海作业主要遍布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更路簿》所载地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大多已有中国官方对其进行的标准地名,但仍有曲手、双沙仔、东沙、东沙头、零仁石、七星峙和沙仔7个所载地名至今未能查明其具体指称地点。此外,除李魁茂版本外,其他版本的《更路簿》所载地名的数量要超过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数量,有的版本甚至差值较大,如许洪福、王国昌、李根深和彭正楷版本等（图5）。这表明《更路簿》所载地名不同于官方标准命名的一对一原则,相对官方标准名称蕴含更多、更详细的空间实体信息。《更路簿》所载的地名之间具有联系、构成航线,不同于官方地图上标注的地名为一个个孤立的点。
Fig. 3 Number of place names in different areas

图3 版本地名类型数量统计图

Fig. 4 Number of routes in different areas

图4 版本航线类型数量统计图

Fig. 5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place names and geographical entities

图5 版本所载地名数量与指称地理实体数量

潭门渔民将地名作为对昔日所见的南海景观认知和编码的最小空间单元,将南海作业常到的大大小小的岛、沙洲、礁盘,甚至不出露水面的暗沙和暗滩都给予命名,将这些地理实体作为点进行定位。渔民将点分为起点和终点进行编码,使用更数和航向构建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由此生成航线。通过点的重复使用或作为起、止点不同角色的变换,众多独立的航海路线相互联系,交织成潭门渔民南海作业的空间网络。点、线、网构成潭门渔民对南海景观概念化的空间维度,《更路簿》再现了历史时期潭门渔民对南海景观的地方性空间编码。这种认知不是出自官方视角,而是出自与南海直接产生关联的生产者——潭门当地渔民的视角,其概念化的地名和航线都呈现出不同于官方地图的特点。

3.2 潭门渔民历史时期地方性认知的物质表征

《更路簿》记载了大量有关南海的地方性地理知识。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类似载有南海地理知识的古籍很多,但《更路簿》是第一种由与南海直接交互群体——潭门渔民生产的用于海上导航定位的生产工具。
类似载有南海地理知识的古籍多为地方志、史书、边防考察记录等,其编写多出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或为加强地方管理、获悉地方情况,或为呈报在位功绩,在地方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而《更路簿》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均为潭门渔民,是群体创作,并非个人,且版本数量多,广泛存在于渔民群体。对《更路簿》文本的分析可知,这一出自民间群体的文本具有以下特点：① 文本使用海南方言记载,蕴含地方文化特色,如很多地名只有懂海南话的人才能看懂命名的由来和含义。使用创作群体日常所用语言,便于行内交流。② 即使不同版本条目数量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版本都遵循一致的文本组织规则。文本以出发地至目的地为逻辑主线,构建记载地名和航线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具体来说,后一地点的确定基于前一地点,相对位置为空间参考坐标系,距离和方向为参考单位,由此条目先后次序得以建立;同时根据地名和航线所指称的区域对单独的条目进行空间划分（如东海更路、北海更路）,由此作业范围的空间等级得以体现。③ 潭门渔民有着自己群体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一整套成熟的命名系统。这一命名系统的产生早于官方分别于1909年、1935年、1947年和1983年给予的标准命名。早自东汉起,就多有古籍载有关于南海的地名（表2）。北宋之前多只有对南海的泛称;北宋至清朝逐渐出现了分别对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统称。相对这些古籍来说,《更路簿》所载地名命名具体且有等级性,不仅有对西沙、南沙群岛的统称,也有对双子群礁、九章群礁的群体命名,更多的是对大小不一的岛、礁、沙、滩、洲的具体命名。其次,渔民命名注重是否能够在海上航行过程中快速实现空间识别和视觉定位,主要按照地理实体的形状、质地、大小以及高潮或低潮时出露海面的高度不同,分别用峙、峙仔、沙、沙仔、线排、廊等作为通名,用数字、方位、颜色、动植物以及形似的日常常见事物等作为专名。《更路簿》所载地名的描述性较强,常常由地名可以获知指称岛礁的一些情况,如泥沙深浅、渔产丰欠（表3）。④ 文本的记载主要用于远海作业。潭门渔民根据不同岛礁对于航海作业和渔产收获的重要程度,在记载地名和航线条目时具有选择性。只有生产中常用的重要节点或目的地才会有所记载。
Tab. 2 Some records of ancient place nam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表2 部分南海地名的古籍记载

朝代 古籍名称 提及古地名 现今实指
东汉 《异物志》 涨海崎头 南海
三国 《扶南传》 涨海 南海
《南州异物志》 涨海崎头 南海
《后汉书》 涨海 南海
南朝 《梁书》卷54《海南诸国列传》 南海洲 南海
北宋 《武经总要》 九乳螺石（州） 西沙群岛,主要指永乐群岛一带
南宋 《梦粱录》 七洲 七洲列岛附近海面
《岭外代答》 长沙、石塘 西沙、南沙
《诸蕃志》 千里长沙、万里石床 西沙、南沙
《舆地纪胜》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西沙、南沙
《方舆胜览》 珊瑚洲、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南海、西沙、南沙
元代 《岛夷志略》 万里石塘 南沙
明 《武备志》 石星石塘、石塘、万生石塘屿 中沙、西沙、南沙
《海槎余录》 千里石塘、万里长堤 西沙、南沙
清 《广东通志》 长沙、石塘 西沙、南沙
《琼州府志》 长沙、石塘 西沙、南沙
《万州志》 长沙、石塘 西沙、南沙
《海国闻见录》 南澳气、长沙、七洲洋、石塘 东沙、中沙、西沙、南沙
Tab. 3 Examples of place names recorded in Genglubu

表3 《更路簿》所载地名举例

渔民地名 指称区域
统称命名 东海 西沙群岛
北海 南沙群岛
群体命名 乃罗、奈罗、奈罗峙、奈罗岛、双屿、双峙 双子群礁
九章 九章环礁
具体命名 环礁（如大匡、大圹、大矿、大圈、大塘） 华光礁
岛屿（如黄山马） 太平岛
礁（如三圈、三匡、三圹） 浪花礁
沙洲（如铜金、铜金峙、铜金峙仔） 杨信沙洲
暗沙（如红草排、红草沙排、红草线排） 乐斯暗沙
滩（如丑未朗、大榔、大朗、大笼） 滨湄滩
水道（如四江门、世江门） 晋卿门
“也去中沙,但中沙无礁盘,仅有浅滩,故而去的少,《更路簿》只记载了常去哪儿捕鱼的路线。”
——潭门镇老渔民1
除地名航线指示路程远近和方向外,一些版本还载有部分积累的关于远海海上风云气象,海流、潮汐涨退,水流深浅,泥沙状况,飞鸟辨方向等地方性知识或技巧。
无雷海响而有恶风;太白清现亦有恶风;海棠多湾而有恶风;鸟离岭飞高有恶风。
——摘自许洪福抄本《更路簿》中的“看天作恶风”部分
如船外罗东过,看水醒三日,且看风面,船身不可贪东。前此舟近西,不可贪西。海水澄清,并有朽木漂流,浅成挑,如见飞鸟方正路。
——摘自苏德柳抄本《水路簿》中的《驶船更路定例》部分
1930年代开始,外国海图风行,逐步取代《更路簿》。如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导航技术使《更路簿》已完全失去应用价值,昔日的导航指南成为一种历史记录文本,成为一种表征意义的符号。① 《更路簿》有一套隐形的书写规范和自成一派的知识体系,是地方性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代产物。《更路簿》产生之前势必有很长的实践和积累经验的时间。《更路簿》的存在证明了历史时期潭门渔民与南海交互已经形成了一套规制化的理论和套路。② 《更路簿》记载的地方性知识都是有关潭门渔民远海作业的经验,其成为在航海设备和导航技术都较为落后的时代,潭门渔民远海作业生态适应的文本象征。③ 如今潭门渔民去南海作业已不用《更路簿》,但过去理论化后的地方性知识保持着极强的生命力,仍存在于潭门渔民的脑海中被用于当代的航海实践。且这些地方性小知识即使是再先进的导航设备和技术也不能给予和替代的。例如,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即使官方已经对南海诸多岛屿进行标准命名,船上所用导航仪器、海图等也使用标准命名进行标绘,但实际使用中渔民仍然习惯用渔民命名交流（表4）。但被追问其名称由来,渔民并不清楚,只是沿袭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使用传统。更路簿文本的纸质存在则是对这些已经隐形化、内刻于渔民生产习惯中的地方性知识的显性的、有型的物质表征,为“他者”群体在非帆船时代了解历史沿用的地方性知识提供途径。④ 《更路簿》由渔民群体创作,并服务于创作群体,是民间产物。在《更路簿》的使用年代,官方还未对南海进行标准命名,《更路簿》则弥补了有关这方面历史文本记载的空白。《更路簿》的实用性则说明,在官方缺乏对南海有组织地大力监管时,潭门渔民依然自发地用自己的实践继续着对南海的开发利用和管理。
Tab. 4 The entities to be called by native names

表4 沿用潭门渔民地名的地理实体名单

永乐群岛 琛航岛 南沙洲 贡士礁 蒙自礁 永暑礁 信义礁 光星礁 西礁
北礁 玉琢礁 赵述岛 铁峙礁 太平岛 西月岛 半月礁 光星仔礁 南威岛
金银岛 盘石屿 东岛 中业岛 舶兰礁 马欢岛 仁爱礁 南海礁 日积礁
羚羊礁 中建岛 滨湄滩 铁线礁 安达礁 费信岛 仙宾礁 柏礁 弹丸礁
甘泉岛 宣德群岛 浪花礁 渚碧礁 鸿庥岛 五方礁 南华礁 安波沙洲 北康暗沙
珊瑚岛 永兴岛 晋卿门 南钥岛 九章群礁 美济礁 六门礁 东礁 南康暗沙
晋卿岛 七连屿 双子群礁 库归礁 景宏岛 仙娥礁 毕生礁 中礁

3.3 “他者”群体对《更路簿》的再发现和认知

“我者”群体创作《更路簿》的根本动力是基于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实用功能。1930年代后随着使用价值的下降和消失,《更路簿》逐渐经历了“我者”群体的抛弃和遗忘。1970年代,中国南海海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蕴藏,激起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激烈争夺。首本纸质《更路簿》的发现使得学术界对其研究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价值开始有所认知,开启了新的“他者”群体对《更路簿》的再发现和认知时代。
学者是《更路簿》再发现的先锋群体。学者对《更路簿》的关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0-1990年代和1990年代之后。前一阶段属于萌芽阶段,学术界刚意识到《更路簿》对研究南海诸岛开发的历史价值,研究单位较少,有广东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研究重心在于《更路簿》的版本收集和对文本内容的转录和分析,对《更路簿》价值的阐释较为局限;研究成果也多为内部资料发行,对《更路簿》影响的外扩作用不大。后一阶段属于快速发展阶段,研究单位明显增多,学科多样性也丰富起来;研究内容多元,对《更路簿》的价值认知和阐释跨越历史、法理、文化等多个领域;论文、专著、论坛报告等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更路簿》的意义认知迅速外渗到其他群体。官方政府是对《更路簿》意义认知的权威认证者。1980年,中国外交部在《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的外交报告中用《更路簿》来引证中国人民至少自唐、宋以来就已在西南沙生产作业。这是官方政府对《更路簿》的主权物证价值给予肯定的第一次发声。国家政府的公开宣称对于其他群体对《更路簿》价值的认知极具引领性。地方政府,海南各级博物馆、文化馆,媒体等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到《更路簿》的关注队伍中。关注群体多元化,宣传手段随之呈现多样化。尤其是广播电视、报社杂志等传统媒体和网站、论坛、博客等新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使得《更路簿》对于主权维权的价值认知迅速升温。
维权价值认知的研究使各方群体回归到《更路簿》的起源的关注。由于目前发现的《更路簿》版本主要分布在琼海市的潭门镇和文昌市的东郊镇、铺前镇,且实地调研发现潭门镇是唯一一个仍然保留大批渔民远海作业的地方,各方群体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外派工作人员到潭门进行实地调研。调研内容由最初聚焦的《更路簿》扩展至渔民的远海作业生活,访谈对象也由直接拥有《更路簿》的老渔民扩展至其他潭门渔民。
“每年都有很多的人来我们潭门,因为都是我们帮忙接待、引见老渔民的,所以我们都清楚。好多学者啊、专家啊、电视台、报社的都有接待。”
——潭门镇政府工作人员
“《更路簿》是远海才用的,我们这边现在很少出远海了,潭门那边的很多。”
——文昌清澜港渔民
不同群体来访者的增多以及媒体报道的高曝光率扩大了潭门渔民群体的知名度,增强了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渔民群体是《更路簿》的创作者,他们积累的古老知识和经验令人惊叹;另一方面,《更路簿》暗含了历史时期航海条件的简陋,《更路簿》使用价值的局限性与远海的危险性形成鲜明对比。使用者需根据具体海况,迅速作出反应和调整,一不小心就会葬身大海。《更路簿》背后隐藏的潭门渔民的勇敢无畏等精神层面的内涵得以浮现。《更路簿》使得“他者”将目光聚焦于潭门渔民,将其视为南海耕海作业领域的“专家”和“英雄”,增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潭门渔民的话语权得以提升。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潭门镇考察,对潭门渔民深耕南海的历史功绩给予了肯定,加深了对潭门渔民形象的刻画。
“潭门渔民们很受人尊敬的,尤其是像苏承芬那样的老渔民,过去那个年代,啥都没有,还用的帆船直接就去西沙、南沙那么远,很勇敢的。”
——潭门镇普通渔民
“潭门人赶海的故事简直就是一段传奇。习主席还视察过这里。”
——游客1
各方群体无论是出于对南海维权重要物证—《更路簿》的关注,还是对南海维权重要人证—潭门渔民的关注,都使得潭门活跃于公众视野。2013年8月,潭门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将潭门总体定位为“中国南海第一旅游小镇”,目标是建设成了解南海的必到之镇,成为新型红色旅游基地。潭门地方精英和地方政府将《更路簿》作为南海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参与到潭门地方景观的生产和构建中,如街道随处可见的广告牌、路边工艺品小店、地区工艺产业园、更路簿博览馆等（图6）。此外,潭门镇政府通过海报、宣讲会等形式告知潭门老渔民加强对《更路簿》的储存和保护。
Fig. 6 Landscape in Tanmen town with Genglubu

图6 《更路簿》参与潭门地方景观的建设

“感谢周教授和新华社做的工作,引来主席,没有媒体和学者的呼吁,其他人不会注意到我们潭门。”
——潭门镇渔民协会工作人员
“潭门是海南省渔业重镇,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西南沙的特有群体。近年的南海争端,与周边国家矛盾,被劫持之类的事件,几乎都是潭门渔民。”
——游客2
在南海主权争端凸显的背景下,“他者”群体对《更路簿》的价值认知给予了《更路簿》第二次生命。各方群体对《更路簿》的找寻、探索、研究和宣传逐渐建构了潭门渔民的群体身份,打造了潭门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边界,形成发展旅游的地方品牌。同时“他者”群体对《更路簿》的重视和评价,促进了包括潭门渔民和潭门镇政府在内的“我者”群体对《更路簿》保护意识的觉醒。

4 结论与讨论

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收集于潭门镇的13个《更路簿》版本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三个维度的阐述对《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建构与再现的关系和作用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① 《更路簿》对南海景观的地方性空间编码构成这一文本独特的知识体系;② 《更路簿》生产并服务于民间地方群体,是对潭门渔民在历史时期积累的地方性认知的物质表征;③ 各方群体对《更路簿》价值的认知和阐释,赋予《更路簿》参与潭门渔民群体身份认同的构建和潭门的地方景观的生产与发展中的话语权。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思考。
第一,内容记载是文本与地方性作用的首要维度,独特的地方性内容的再现是地方性挖掘的必要前提。文本记载的客观性可以再现人与环境的交互以及人类历史活动的足迹。文本创作的主观性有助于剖析文本生产的目的、本质和意向,有助于理解地方创作群体的行为和心理世界。《更路簿》的独特性在于其内容的历史纪实性和地方群体的根植性。一方面《更路簿》再现了潭门渔民对南海景观空间编码和远海作业的独特地方知识体系,创作目的明显、实用功能强、纪实性强;另一方面,《更路簿》弥补了官方历史文本的空白,记录方式“接地气”,内容依旧内刻于当今地方群体的日常生产,构建起地方性在时间尺度上的连续。类似于《更路簿》这种民间纪实性地方文本在中国还有很多,但随着时代发展其使用价值的消失和过时,使得这种类型的文本往往遭到原生群体的遗忘和丢失。但这些文本对于地方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引起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
第二,价值表征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象征基础,文本的价值基于且超越于文本的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文本再现的地方意义并非静止不变,而是经不同社会成员、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并行的实践不断建构与重构,有一整套动态变化的价值系统。对文本表征话语的时间尺度上的认知是判断文本是否能够满足地方性构建价值诉求的重要渠道。《更路簿》对潭门地方性建构和再现的过程中历经了自身角色的时代认知转换。《更路簿》产生于帆船时代,在落后的经济与科技环境下,《更路簿》是解决生计问题的工具书。后来船只、导航技术的更迭,使得《更路簿》渐渐失去了对于“我者”群体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其使用的有限性也使得《更路簿》并不具有向群体外部扩散的价值资本,《更路簿》进入了四十年左右的价值低潮期。1970年代国际争端激化的背景使得《更路簿》渐渐获得了“他者”对其历史和政治价值的认可。对《更路簿》象征意义的解读和关注的升温,使得潭门地方政府对《更路簿》的文化价值认知觉醒,《更路簿》作为红色文化符号参与到潭门地方旅游品牌打造,产生符号消费和新的经济价值。
第三,象征解译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重要方式,文本的意义价值体系不仅内含创作者或创作群体的语气,还包含“他者”群体对于文本价值的认知和阐释。基于同一文本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交互经历和价值判断,每个群体对文本的解读都有局限。“他者”群体出于不同的视角,可能先于“我者”群体认知到文本的价值表征,成为文本参与地方性建构的促成力量。在案例研究中,学者、官方政府是《更路簿》价值再发现的引领者,媒体则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者。“他者”群体以学术专著、论文、报告、新闻、影视作品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对《更路簿》的象征解译进行传播和展演。“他者”群体的行为实践唤醒了潭门镇对《更路簿》建构地方性的文化认知。地方政府和精英由被动配合逐渐转变为积极采取行动,将《更路簿》纳入到地方群体身份认同的提升和地方景观的重塑过程中。
第四,文本与地方性建构和再现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地方文化符号和品牌的形成反之可以促进对文本的保护。《更路簿》的象征解译促成了潭门作为“南海第一小镇”品牌的形成。没有《更路簿》作为南海维权的重要物证,潭门的红色旅游文化也就无据可依。《更路簿》为家族代际传承,如今最后一批传承人大多已经离世,剩下的也年岁已高,《更路簿》实用价值的消失使得新的渔民群体保护意识薄弱。但基于《更路簿》对潭门地方发展的符号效应和经济价值,潭门镇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并具带动性地参与到《更路簿》的地方保护工作中。潭门镇政府相继通过下乡普查、举办培训班等系列举措对《更路簿》这一文物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这一案例为类似历史文本的地方保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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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英, 周尚意. 文本在游客地方感建构中的作用研究: 基于曲阜游记的分析.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3, 29(2): 104-108.许多研究分析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水平及影响因素,但对文本在游客地方感建构中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少.成功的旅游目的地营销往往借助了文艺作品、历史文献等文本,但文本在游客旅游动机产生、旅游过程和旅游后的情感积累中如何起作用,这方面尚缺乏具体的研究.该文以44篇有关曲阜的游记作为分析对象,从中找出文本在旅游三阶段中对游客地方感建构的作用.结论如下:1)旅游之前,文本是游客建立初步地方感的基础,而且著名文本能够激发游客的旅游动机；2)在旅游过程中,文本能够对游客初步地方感进行强化与修正；3)旅游后的游记类文本,能够提升游客对旅游地的情感和认同,优秀的游记类文本又可成为他人建构地方感的基础材料.因此,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应在网站上推介旅游目的地文本、增设游客观感展示区,并要加强景区解说文本的编写.

DOI

[Tang Shunying, Zhou Shangyi.Roles of tex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s sense of place: Analysis on Qufu travel writings.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3, 29(2): 104-108.]

[23]
唐顺英, 周尚意. 影视表征对多伦多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影响.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11, (3): 169-175.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地方性大多与其在城市中的功能有关。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除本地方的功能起决定作用外,各类文本对地方性的表征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有些文本加强了地方性,有些削弱了地方性。影视作品是一种文本形式,本文介绍了它们对加拿大多伦多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再造。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上百部电影和电视、广告和音乐视频在这个地区制作,这些影视产品通过两种手法将本地段的历史文化建筑变为其他城市或区域的景象,从而改变了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尽管当地的居民对这种改变有遗憾,但是当地的租户和电影产业从业人员却从这种改变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影视产业对该地区地方性的改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说的"无地方性"的典型体现。从文化延续性角度分析,影视作品本可以通过表征地方的原真性,完成文化的延续,但是本研究中这种短视的表征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

[Tang Shunying, Zhou Shangyi.Impact to the placeness of a distillery district in Toronto by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movies and televisions.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1, (3): 169-175.]

[24]
刘南威. 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地理科学, 1994, 14(2): 101-108.本文在对南海诸岛古地名和土地名进行考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南海诸岛土地名是其古地名的组成部分.把古地名与土地名联系起来,可得到一套中国古代南海诸岛地名系统.进一步得出中国南海诸岛的命名,是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有力的地名学证据.

[Liu Nanwei.Ancient Chinese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4, 14(2): 101-108.]

[25]
夏代云, 牟琦, 何宇阳. 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和文化特征.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6(5): 54-59.更路簿》是海南渔民集体创作的南海航海指南,内容通常包含“流水”与“更路”.在成熟形态的成文《更路簿》之前可能有一个“口传更路簿”时代.现存各版本的《更路簿》基本上是渔民相互传抄的,渔民在抄写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航海经验加以取舍、修改、补充和梳理.根据多方面材料佐证,可以推测《更路簿》在元代开始孕育,明代已形成,清代已在海南岛船主和船长中广为流行.

DOI

[Xia Daiyun, Mu Qi, He Yuyang.The tempor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about Fishermen's Genglubu in Hainan.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 36(5): 54-59.]

[26]
Paul C Adams, Steven Hoelscher, Karen E Till, et al.Textures of Place: Exploring Humanist Geograph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27]
游美惠.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 調查研究: 方法與應用, 2000, (8): 5-42.

[You Meihui.Content analysis,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Survey Research: Method and Application, 2000, (8):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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