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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39 >Issue 11: 2493 - 2507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712

论文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 刘君洋 , 1, 2 ,
  • 朱晟君 , 1
展开
  • 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 2.北京大学-林肯土地与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871
朱晟君（1984-）,男,安徽淮北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刘君洋（1997-）,男,广东广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产业动态。E-mail:

收稿日期: 2019-08-18

  要求修回日期: 2020-07-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1-19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101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Research on knowledge spillovers at different scales: Tak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import and export as an instance

  • LIU Junyang , 1, 2 ,
  • ZHU Shengju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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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8-1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7-16

  Online published: 2021-01-19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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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进口; 新出口; 知识溢出; 多尺度

本文引用格式

刘君洋 , 朱晟君 .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 , 39(11) : 2493 -2507 . DOI: 10.11821/dlyj020190712

Abstract

Knowledge spillover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economic geography. As a matter of fact, knowledge spillovers may occur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with differentiated performance.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over-emphasized the intra-region knowledge spillovers,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tra-firm and inter-region ones. Choos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import and export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utcome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this paper builds a multi-scale framework, empirically measuring the intra-firm, intra-region and inter-region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the effect they make on firms′ expor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 from 2002 to 2015.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ort of new varieties of products by the firm itself as well as the region where the firm is located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xport of new varieties of products by the firm, while the former promotion effect is stronger. The imports of new varieties of products from neigbouring region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irms′ export of new varieties of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effect turns out to be negative in developed regions but positive in developing ones. Such phenomena can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the uneven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in developed regions brings the co-existence of core and periphery areas. Under the effect of polarization, knowledge would flow from the local areas at the periphery to the neighbouring ones at the core, which is not conductive to the creation of new export products by local firm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developing regions of China, due to the lower level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there are few core areas with strong polarization capabilities. Therefore, knowledge can spillover freely across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import of new varieties of products from neighbouring regions may contribute to the export of new varieties of products by local firms. In short, the results reflect the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t different geographic scale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shows a distance attenuation featur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cognition on the topic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geography, which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ew varieties of imports; new varieties of exports; knowledge spillovers; multi-scale

1 引言

知识溢出指个体的知识和技术在空间中产生外溢[1],客观上表现为个体之间通过交流获得知识共享的过程,有利于个体发展[2]。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的探讨由来已久,认为主体之间的地理邻近促进了知识溢出的发生。近期,交通技术的进步和即时通讯技术的出现推动了“时空大压缩”的进程[3]260。一些观点进而认为“世界是平的”,因此地理邻近不再重要,甚至提出了“地理的终结（end of geography）”等极端观点[4,5]。尽管新技术的出现确实便利了编码知识的传播,但是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和经验常常体现为难以编码的“缄默知识”。缄默知识的生产和共享对地理邻近与面对面的交流有强烈的依赖性[6,7,8,9]。在全球化时代下,虽然编码知识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和广泛地传播,但是真正为集群带来竞争优势的是本地的缄默知识[10]。大量的研究表明地理邻近对缄默知识的传播仍然至关重要,随着距离的增加,缄默知识的传递会越来越困难[11,12]。因此,知识溢出仍然受到距离的重要约束,且该约束并没有随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消弭,该领域仍然是地理学关注的重点。
基于此,知识在不同地理距离上的溢出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者强调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认为地理邻近是知识溢出的必要条件,区域外的个体很难享受到知识溢出所带来的好处[13,14,15]。进一步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知识的跨区域溢出。Bathelt[16]建立“地方蜂鸣-全球管道”框架,认为知识在本地溢出的同时,能通过“管道（pipelines）”进行跨区域传导和溢出。Glückler、Morrison和Lorenzen[17,18,19]等学者强调人才流动和技术交流等外部联系对于区域或集群内部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性。然而,本文认为已有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知识溢出效应。企业能通过对外来知识和要素的内部整合和吸收,实现新知识的创造。其二,较少有学者将知识溢出置于一个多尺度的框架下,比较不同距离下知识溢出的差异化表现。本文认为,从企业内部,到区域内部,再到区域之间,知识溢出的空间距离逐渐增大,其效应大小可能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呈现衰减的特征。
进一步地,为合理表征知识溢出的表现,本文将视角聚焦于进出口的互动效应,关注进口的知识在不同尺度上的溢出对出口产生的影响,并关注知识溢出可能存在的距离衰减特征。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带来原始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然而进口侧一直处于“为出口而进口”的从属地位,长期的双顺差带来国民经济的内部失衡和通货膨胀[20]。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战略的实施,作为开放经济下的供给端,进口侧必将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因此探讨进口侧带来的知识溢出如何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学界对于进出口互动效应的探究,一定程度上缺乏空间视角,未能考虑从进口侧导入的知识如何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并对出口造成差异化的影响。第三,对于企业来说,实现新产品的出口是其吸收知识溢出和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知识溢出成果的有力表征。因此,本文将以企业创造新出口产品的种类数量为指标,表征企业获取知识溢出效应的大小。
综上,本文认为,企业从进口侧获取的知识,会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产生溢出,且溢出效应可能随距离的增大而衰减,从而对出口造成差异化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建立多尺度的研究框架,关注企业通过进口新品种的产品所获取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区域之间三个尺度的差异化溢出,及其对企业出口新产品的影响,并探究该影响可能存在的距离衰减特征。
本文余下结构如下：第2部分叙述本文的研究框架,更加具体地分析本文研究思路和目的,提出三个研究假设;第3部分阐明研究数据与方法,并进行描述性分析;第4部分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假设进行检验;第5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2 多尺度的知识溢出——一个研究框架

在这一部分,本文建立研究框架,关注多尺度的进口知识溢出,具体地说,探讨企业自身、企业所在区域、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对企业出口新品种产品的影响。

2.1 企业内部知识溢出

首先,企业从进口侧导入的知识能够在企业内部溢出。此时知识溢出的地理尺度和距离最小。学界关注知识在企业内部的传递和溢出（intra-firm knowledge spillovers）[21,22,23]及其在企业产品多样化进程中的作用[23]。对于企业来说,进口新品种的产品,是其获取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外来导入的产品在企业内部被重新整合、研究和优化利用,使企业创造出新的出口产品。具体地说,学者们主要关注到了产品多样化、技术升级和关联效应三个渠道。产品多样化渠道指企业通过进口产品,从而丰富自身的产品种类数,促进自身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企业对产品进行多样化的重新组合与装配可实现新品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24,25]。而技术升级渠道一方面指企业直接利用进口的机器、车床等高技术资本品,在短时间内提高其生产效率及技术,从而获得新产品的创造和出口;另一方面指企业通过对内化在进口产品中的无形的技术和知识的模仿学习,能促进自身的技术革新,提高企业生产率,通过研发活动获得新品种的出口产品[25,26]。关联效应指进口的高品质中间品包含的技术会在生产链条的各个环节中传递,提升上下游关联产品的技术创新需求,从而实现整个企业的技术升级,实现出口产品的创新[26]。总的来说,企业进口新产品,能充分促进企业内部的知识溢出（intra-firm knowledge spillovers）和要素整合,充分挖掘企业自身能力,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
基于此,本文认为进口导入的知识能在企业内部产生溢出,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进口新品种产品,会促进其出口新品种产品。

2.2 区域内部知识溢出

其次,企业从进口侧导入的知识能够在区域内部溢出,此时知识溢出的地理尺度和距离相对增大。学者指出,区域是知识和学习形成的有效空间单元,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7,28],因此,区域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尤其需要重视。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维度对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进行了充分的阐述。Marshall提出了经典的“产业区”概念,强调由集聚所带来的中间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以及知识的充分溢出,同时,他强调区域中产业和地方社会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地方社会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对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具有重要的协调作用[8,29],企业在区域内部空间上的邻近有利于知识的扩散和学习。随后衍生出的新区域主义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突显地方的重要性,其认为,结构化的地方惯例、规则和面对面的交流能够促进缄默知识的流动和溢出。该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向性,促进了之后新产业区、区域创新系统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这些理论对于知识在区域内部的溢出有着丰富的解释。
地理学者认为,新产业区的两个根本特征是本地网络与嵌入性[30,31]。一方面,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促进了知识溢出;另一方面,这种合作与交流根植于区域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里,这种软性的社会资本和力量使得知识溢出更容易发生在本地区域当中。进一步地,学者从创新的角度,探讨区域内部的技术创新和相互学习。Storper提出的“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模型,强调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突出区域对于缄默知识创造和传递的协调作用[27]。Bathelt从空间角度阐述知识创新的过程,提出“地方蜂鸣（local buzz）”的概念,认为企业能够有效地受益于本地集群所产生的信息扩散和知识交流共享[16]。类似地,“学习型区域”“区域创新系统”“知识流与知识网络”等理论均强调区域内部企业的共同学习与知识溢出[32,33,34]。总的来说,上述研究有力证明了区域对知识的传导作用,以及知识溢出的高度本地化过程。
本文认为,当企业从进口侧获得新品种的产品,内化于产品内部的知识和企业内部“再创造”的知识能通过企业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联系进行传导。由于企业具有地方根植性,其生产行为嵌入在区域特有的文化、制度中,所以区域内部软性的社会力量促使进口的知识在区域尺度上通过本地网络在企业间充分溢出,促进企业创新及实现新出口产品的创造。
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从进口侧导入的知识能在区域内部产生溢出,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企业所在区域进口新品种产品,会促进企业自身出口新品种产品。

2.3 区域间知识溢出

最后,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能够跨越区域的边界,在区域之间溢出。此时知识溢出的地理尺度和距离更大。学者指出,传统对于区域发展的研究过于强调内部技术关联和地方能力等内生因素的作用,将区域视为独立的个体[35,36],忽视了其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边界并非密不透风[36],区域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37],学界需要强化对本地产业与外部的跨地方（trans-local）联系的认知[38,39]。随着研究的发展,学者认为知识可以跨越区域边界溢出,区域外联系（extra-regional linkages）对于企业创新、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区域之间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贸易往来、技术传导等方式相互联系[40,41,42],Bathelt[16]将这种多样的跨区域联系形象地比喻为“管道（pipelines）”,认为跨区域的要素流动可以带动知识跨区域传导。进一步地,学者提出地区间知识网络的概念,认为区域之间存在广泛的多维度的知识流动[43,44,45]。企业从区域外导入新知识,能促进自身创新,防止形成发展的路径锁定[16,46,47]。因此,本文认为,企业从进口侧所获得的知识可以跨越区域边界流动,溢出至区域外的其他企业,促进其创造新的出口产品。然而,知识不可能无限远地传导,距离是知识传导作用的重要约束。地理要素间相互的作用大小与距离成反比[48]。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更可能在相互靠近的地区之间发生[9]。基于此,本文认为知识更可能在邻近区域之间传导[35]。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当知识溢出的距离从区域内部上升到区域之间,应认识到区域之间存在边界。对于特定区域来说,知识和要素在跨边界流动和传导时具有方向性问题。Hirshman所提出的“极化-涓滴”理论形象地论述了关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相互作用和要素流动的问题[49]。在发展初期,发达地区作为增长极,通过极化作用吸引欠发达地区的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流入;而在发展后期,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生产管理方式、思想观念等要素会向欠发达地区涓滴,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会获得发展的动力。相似地,Friedman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伴随的是各生产要素从边缘地区到核心地区的净转移,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知识会从核心向边缘扩散[50]。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丰富[51, 52]。通过引用以上的研究,本文希望表达的核心思想在于知识和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溢出和流动具有不同方向,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区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关系。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观点：总的来说,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会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造成影响。然而这一影响可能存在两种情况或表现形式。其一,当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并获得了新的增长动力时,有可能成为局部的增长核心。此时本地区域成为相对的边缘地区。本地原有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从进口侧所导入新知识会在极化作用下流入邻近区域。在这种情况下,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具有负效应。其二,当邻近区域进口了新品种的产品,但区域之间不形成明显的不均衡格局时,知识能够更加自由地在区域之间溢出和扩散。本地企业能受益于邻近区域的正向知识溢出。此时,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具有正效应。
基于此,本文认为知识能在区域间产生溢出,但该溢出效应可能具有不同的方向。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邻近区域进口新品种产品,会促进本地区域的企业出口新品种产品。
假设3-b：邻近区域进口新品种产品,会抑制本地区域的企业出口新品种产品。
综上所述,随着距离的增大,知识溢出可能存在的差异化作用渠道及表现如图1归纳所示。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微观数据对全国企业新进口和新出口的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并通过计量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判断假设是否成立。
图1 知识的多尺度溢出

Fig. 1 Knowledge spillovers at different scales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选取2002—2015年的条目作为样本。参考贺灿飞等[53],对于数据作了两方面的处理：第一,剔除贸易公司的样本。这些贸易公司绝大部分不进行生产,而只是帮助其他企业进行报关等工作。第二,剔除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样本。本文认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缺乏对于产品的创造性重新组合和技术革新,不符合上述所讲的企业进口新产品促进出口新产品的理论机制。
对于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如下：在研究时间段2002—2015年内,以2002年为基期,若企业在2002年到t -1年从来没有出口过某品种产品,但在t年出口了该品种产品,则将其定义为该企业在t年新出口的产品,进而统计2003—2015年每年新出口的产品种类数量。新进口产品种类数量的计算方法同理。经过处理,本文构建了2003—2015年以企业为单元的面板数据,涉及企业共484201家。2003—2015年各地级市的科学技术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征各地区科技水平。

3.2 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具体地说,选取2002—2015年为研究时间段,探讨企业自身、企业所在区域、企业邻近区域三个维度主体进口新品种产品对于企业出口新品种产品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ewEx _ Fir m it = β a NewIm _ Fir m i ( t - 1 ) + β b NewIm _ Cit y j ( t - 1 ) + β c NewIm _ Nearcit y k ( t - 1 ) + β d Tech + β e ownership + β f region
式中：被解释变量NewEx_Firmit为企业i在第t年新出口的产品种类数;考虑到新进口对于新出口促进效应可能存在的滞后特征,本文的核心自变量NewIm_Firmi(t-1)、NewIm_Cityj(t-1)、NewIm_Nearcityk(t-1)分别为企业i、企业所在城市j、企业邻近城市k①(①各城市的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种类数,由该城市内所有企业的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种类数加总所得。)在第t-1年的新进口产品种类数②(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其邻近城市不止一个,这里选择其众多邻近城市的新出口种类数中的最大值来表征这一变量。)（后两者取对数处理）;NewEx_Cityjt为企业所在城市j在第t年的新出口产品种类数（取对数处理）,该变量用于最后的稳健性分析。特别说明的是,企业为了出口某种特定的商品,可能战略性地在同一年进口某些特定的产品,这种强目的导向的进出口模式缺乏上文所讲述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可有效地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25];Tech为表征各地级市科技水平的控制变量（取对数处理）;ownership为企业所有制虚拟控制变量（分为国有集体企业SOE和外资企业FOE）,以私营企业为虚拟变量设置的基准③(③以海关库企业代码第六位判断企业的所有制类型。);region为表征东中西部的区域虚拟控制变量（分为东部East和中部Middle）,以西部为虚拟变量设置的基准④(④以海关库企业代码的前四位判断企业所在地级行政区域,归纳到相应的省级行政区中。对于东中西部的划分,借鉴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其中,本文将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划入东部地区,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划入中部地区。)。回归时控制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

3.3 中国企业新进口与新出口基本情况

对核心变量NewEx_Firmit、New Im_Firmi(t-1)、NewIm_Cityj(t-1)、NewIm _Nearcityk(t-1)的原始数据（未取对数）进行简单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企业每年新进口和新出口的产品种类数取值约为0~1500不等,城市每年的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种类数取值约为0~69000不等。
表1 变量描述性分析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NewEx_Firmit 0.948 0 1519
NewIm_Firmi(t-1) 0.861 0 1099
NewIm_Cityj(t-1) 14033.150 0 69377
NewIm_Nearcityk(t-1) 16437.020 0 69377
图2展示了研究时间段内各地级市的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种类数均值⑤(⑤计算方法如下：对于一个地级市,分别计算每年其内部所有企业的新进口或新出口产品种类数之和,然后求各年的平均值。)（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缺失）。全国新进口和新出口水平均呈现自东向西逐渐下降的阶梯式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东部地区展现了较高的新进口水平,这与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相符。开放的贸易政策和良好的产业发展基底,使这些地区拥有较好的贸易基础。而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囿于紧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对外贸易和产品创新的基础较差且需求较低,新进口水平较低。新出口的分布模式与新进口类似,资源禀赋和贸易基础的差异决定了新出口水平同样具有东高西低的格局。两者在空间分布的格局上具有一定的协同性,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两者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侧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可以促进新出口产品的创造。
图2 研究时间段内各地级市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种类数均值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5）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2 The mean value of new varieties of imported and exported products in prefecture cities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为更直观地探讨新进口和新出口的相关关系,本文以地级市为单位加总其内部所有企业每年新进口和新出口产品的种类数,以当期的新出口为纵坐标,滞后一期新进口为横坐标,绘制散点图。图3分别列出东中西部的情况。由散点图可以得出两方面结论：其一,各点均较有规律地分布在斜率大于0的拟合直线两侧,可直观推测两者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能够充分溢出,从而促进企业创造新的出口产品;其二,从3个图的横纵坐标取值范围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新进口和新出口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图3 东中西部地级市内企业的新进口与新出口产品种类数之和的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m of the new varieties of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 categories of firms in China'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为进一步地明晰中国新进口和新出口的空间格局尤其是邻近城市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03年、2007年、2011年和2015年各地级市的新出口产品种类数为样本,绘制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集聚图,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中国地级市新出口产品种类数在空间上体现出一定的局部自相关集聚格局。具有聚类分析意义的地级市可划分为“高-高”“高-低”“低-低”“低-高”四种类型。①“高-高”类型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珠三角特别是广州市在2003年和2007年属于“高-高”类型区,但在2011年和2015年并不显著。该类型的区域其自身和邻近区域的新出口水平均较高,空间差异较小。②“高-低”类型区域总的来说分布得极少。只有2015年的部分西部城市例如成都、昆明、贵阳等属于该类型。这些区域自身相较于邻近区域,其新出口水平高出许多。③“低-高”型区域在研究时间段内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地区,且与“高-高”型区域形成一定“包围状”的边缘-核心格局。“低-高”型区域主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如上海和南京周边的滁州、泰州、镇江以及杭州和绍兴周边的丽水、衢州、台州等。这些地区的新出口水平相对邻近区域较低。④“低-低”型区域广泛分布于中国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这些地区自身和周围的区域新出口水平均较低。
图4 地级市新出口产品种类数LISA集聚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5）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4 LISA cluster of the amount of new varieties of export products in prefecture cities of China

总的来说,较显著存在的是分布在东南沿海——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高-高”型和“低-高”型区域,以及广泛分布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低-低”型区域。这一格局与上文的假设存在一定呼应。从上文的分析中,可判断新进口和新出口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直观上,本文认为“低-高”和“高-低”型区域的形成原因如下：某些区域在进口新产品后获得创新动力成为区域的核心,在极化作用下汲取邻近区域的知识和要素,因此邻近区域的新出口受到抑制,本区域的新出口获得促进,区域总体形成不均衡的空间格局。相反,“高-高”和“低-低”型区域则可理解为从进口渠道导入的知识在空间上更自由地向邻近区域溢出和分享,从而使得区域总体的新出口水平形成较为同质的格局。究竟在全国范围内,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于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体现为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这一现象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下面本文将通过实证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

4 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企业自身、企业所在区域、企业邻近区域三个维度的主体进口新产品对企业出口新产品的影响效应,以探讨不同地理尺度下的知识溢出。回归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新进口对于新出口的影响作用

Tab. 2 The effects of new varieties of imports on new varieties of exports

自变量 因变量：NewEx_Firmjt
全部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NewIm_Firmi(t-1) 0.127***
(-0.001)		 — — 0.123***
(-0.001)		 0.071***
(0.0004)
NewIm_Cityj(t-1) — 0.221***
(-0.005)		 — 0.223***
(-0.005)		 0.055***
(0.001)
NewIm_Nearcityk(t-1) — — -0.058***
(-0.005)		 -0.117***
(-0.005)		 -0.026***
(0.001)
Tech 0.108***
(-0.004)		 -0.087***
(-0.006)		 0.124***
(-0.005)		 -0.090***
(-0.006)		 -0.025***
(0.001)
SOE 0.486***
(-0.021)		 0.620***
(-0.023)		 0.611***
(-0.022)		 0.489***
(-0.023)		 0.014***
(0.0006)
FOE -0.570***
(-0.011)		 -0.463***
(-0.011)		 -0.399***
(-0.011)		 -0.597***
(-0.011)		 -0.034***
(0.0006)
East -1.281***
(-0.074)		 -1.529***
(-0.079)		 -0.910***
(-0.082)		 -0.970***
(-0.083)		 -0.040***
(0.003)
Middle -0.806***
(-0.084)		 -0.847***
(-0.089)		 -0.703***
(-0.088)		 -0.617***
(-0.090)		 -0.020***
(0.003)
地区固定效应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注：“***”表示系数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已控制该类型固定效应。

模型（1）~模型（4）逐步将核心自变量引入模型中,各自变量系数的正负性和显著性均未发生较大改变,说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较小,模型选择较合理。观察模型（4）的回归结果,发现企业滞后一期新进口产品种类数NewIm_Firmi(t-1)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进口新的产品,能显著促进其自身出口新的产品。如前文所述,企业进口新产品,能够吸收知识的溢出,通过产品多样化、技术升级和关联效应等渠道[24,25,26],将要素整合利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从而促进自身出口新的产品。假设1成立。这体现了知识在最小的距离——企业内部的溢出,其有利于企业创造新的出口产品。
模型（4）中企业所在区域滞后一期的新进口产品种类数NewIm_Cityj(t-1)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在区域进口新产品,有利于企业本身出口新产品。区域所引入的新进口产品本身及内化在其中的知识能够在区域有效地传递,企业间在不断的交流、共享和学习中能将外来的知识消化并有效利用[13,14],进而创造出新的出口产品。因此假设2成立。这体现了知识在较大的距离——区域内部的溢出,其对区域内部企业的出口具有正向影响。
在模型（4）中,NewIm_Nearcityk(t-1)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于企业本身出口新产品具有负向作用,假设3-b成立。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从进口侧导入的知识使得区域间产生了“极化”作用。即邻近区域在吸收了新的进口产品后,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而成为局部的核心地区,产生拉力促使本地区域原有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和从进口侧所获得的知识从本地净流出,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创新能力,对本地企业的出口具有负向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参照Zhou等[23]的方法,比较不同距离尺度下知识溢出的大小和形式的差异化表现,探究知识溢出可能存在的距离衰减特征。具体地说,将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放入模型,所得结果如模型（5）所示。从变量系数绝对值大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进口的新产品在企业内部所产生知识溢出比区域内部企业间的知识溢出更大。这一结论与Zhou等[23]和Lo Turco[54]的结论相呼应。说明企业自身进口新产品,充分在企业内部产品中挖掘知识溢出,是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产品多样化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而区域新进口虽同样对企业新出口存在正向作用,但其溢出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全部被企业所直接吸收,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大小不如企业内知识溢出,一定程度地说明了知识溢出具有距离衰减特征。
然而,如上文所提到,对于邻近区域新进口对本地企业新出口的关系,本文存在两方面的假设。中国经济的发展伴随的是巨大的区域不均衡[55],从第3部分描述性分析的内容来看,中国新进口和新出口贸易格局呈现巨大的东西部差异。在新出口产品种类数的LISA集聚图中,京津冀、长三角、广东省地区分布有绝大多数的“低-高”型区域,而东北地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多为“低-低”型区域。如上文所述,本文认为“低-高”型区域可能是在极化作用下知识和要素不断流入核心地区所形成的不均衡发展结果,而“低-低”型区域则更倾向于由城市间企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所形成。前者存在知识从边缘到核心的正向流入,而后者则体现为知识在区域间广泛和自由的溢出。因此,本文认为变量NewIm_Nearcityk(t-1)系数的正负性可能存在区域差异。
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依据LISA集聚图中所展现出的格局差异,将总样本分成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个子样本。其中,发达地区包括“低-高”型区域分布密集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共49个地级行政单位和直辖市,而欠发达地区则包含中国除这49个行政单位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部地区,这些地区广泛分布有“低-低”型区域。本文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的模型（6）和模型（7）所示。可以看到变量NewIm_Nearcityk(t-1)的系数在模型（6）中显著为负,但在模型（7）中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发达地区,企业邻近区域的新进口对本地企业的新出口具有负向作用,假设3-b成立。而在欠发达地区,这一效应的作用相反,假设3-a成立。这一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思路,实施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增长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发达地区在快速崛起的同时,其内部形成不均衡的发展格局。例如环首都贫困带受到北京强大的极化作用影响,其发展水平较低[56]。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核心-边缘”格局,呈现明显的单极化趋势[57]。除核心的广州、深圳以外,惠州、江门等地区均为广深发展的支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均相对较低。因此,可以理解为在发达地区,极化作用是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主导力量。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在发达地区的内部,原本经济水平已经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地区,由于要素禀赋和贸易本底优势,进一步地从进口侧获得了比邻近区域更多的新品种产品,加剧了这一不平衡格局。在极化作用下,边缘地区原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要素以及其从进口侧导入的新知识向核心地区净流入,但核心地区的知识无法溢出至边缘地区。这不利于边缘地区创造新的出口产品。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小[58],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没有强大的核心对要素和知识产生极化作用。当一个区域导入新知识时,技术和生产经验能更自由地向邻近区域流动、溢出和共享,区域之间能够相互受益。此时知识存在从邻近区域向本地区域的正向溢出。因此在模型（6）和模型（7）中,变量NewIm_Nearcityk(t-1)的系数分别为负和正,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企业出口新产品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效应。
表3 新进口对于新出口影响作用的区域异质性

Tab. 3 The effects of new varieties of imports on new varieties of exports in different regions

自变量 因变量：NewEx_Firmjt 因变量：NewEx_Cityjt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NewIm_Firmi(t-1) 0.122***
(0.009)		 0.107***
(-0.002)		 — —
NewIm_Cityj(t-1) 0.394***
(0.007)		 0.291***
(-0.008)		 — —
NewIm_Nearcityk(t-1) -0.237***
(0.007)		 0.052***
(-0.009)		 -0.200***
(0.001)		 0.027***
(0.001)
Tech -0.188***
(0.008)		 -0.195***
(-0.012)		 0.223***
(0.0004)		 0.289***
(0.001)
SOE 0.733***
(0.035)		 0.266***
(-0.039)		 -0.063***
(0.003)		 -0.234***
(0.006)
FOE -0.703***
(0.015)		 -0.532***
(-0.024)		 -0.007***
(0.001)		 0.018***
(0.003)
地区固定效应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注：“***”表示系数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已控制该类型固定效应。

最后,本文对由模型（6）和模型（7）回归所得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如表3的模型（8）和模型（9）所示。以本地区域当期的新出口产品种类数NewEx_Cityjt为因变量、滞后一期的邻近区域新进口产品种类数NewIm_Nearcityk(t-1)为核心自变量,对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所得到的NewIm_Nearcityk(t-1)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表明在发达地区,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会抑制本地区域出口新产品,但在欠发达地区,该效应相反。因此,以本地区域维度的新出口产品数为因变量所得的结论,与上文以本地企业维度的新出口产品数为因变量所得的结论相符。结果稳健。

5 结论与讨论

地理学者一直关注知识溢出话题。笔者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一定不足,其未在一个统一的多尺度的框架下对知识在不同距离的溢出进行综合的探讨和比较,对知识溢出可能存在的距离衰减特征的探讨不够充分。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贸易事业的发展,进口侧的作用愈发得到强调,企业从进口侧导入的知识对其出口的促进可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合理表征。基于此,本文关注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溢出效应的差异化表现,及其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第一,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新的产品,其中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第二,从全国的总体情况上看,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企业出口新产品有负向作用。这说明了知识在不同地理距离上的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其呈现距离衰减的特征。知识在距离较小的企业内部的溢出效应,比在距离更大的区域内部企业之间更强。当跨越区域边界时,知识从本地向邻近区域正向溢出,不利于本地企业创造新的出口产品。分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发达地区中,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呈现负向作用,而在欠发达地区中该效应表现为正。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发达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程度较高,因此存在极化能力较强的区域核心。知识和要素在极化作用下会从处于边缘位置的本地区域,向处于核心的邻近区域流入,不利于本地企业创造新的出口产品。另一方面,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由于其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程度较低,极化能力强大的核心地区较少。因此知识更能自由地跨越区域边界溢出,邻近区域的知识能够正向溢出至本地区域,因此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具有正向作用。
本文探讨了知识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差异化的溢出效应,论证了其存在距离衰减的特征,丰富了现有地理学关于知识溢出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本文的结论对于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实施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在进口侧引入新知识和技术,有效地促进本国的技术水平的革新。同时,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建立企业间及地区间完善多元的交流渠道,合理引导知识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充分溢出。对于微观贸易企业来说,不仅应该高效地利用企业内部的要素和产品,而且应该加强从企业外部进行知识搜寻的能力,提高自身生产和贸易水平。

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帮助笔者更深入地思考和完善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各方面内容,使得文章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此衷心地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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