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不应记忆?能不能记忆?愿不愿记忆?让不让记忆?记忆存在于真实前行的生活,是活着的,不是死去的;记忆不是唯精英权贵,草根民众记忆亦弥足珍贵;珍视记忆中蕴含的历史文脉,但记忆的保护不等同于遗产的保护,亦应正视记忆与现代发展存在的某些不相容;记忆不是虚幻之谈,而是文化自信、城乡复兴的源泉。时间之河不会回淌,改变了的城乡空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今天对城乡未来的反思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反思。结合国际研究的比较,针对中国当下的语境,就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地理、规划、建筑、文物、旅游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讨论在此交汇。伴随着城乡社会的不断变化,记忆和乡愁的保存和发展是为了展现过去的历史,适宜今天的生活,愉悦未来的创造。
探讨高寒草地物候变化的海拔敏感性有助于揭示气候—植被的关系。基于2000-2013年的SPOT-VGT（NDVI）和MODIS（NDVI和EVI）、DEM、生态地理区划以及草地矢量数据,分析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物候变化与海拔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返青期和枯黄期分布随海拔上升呈现相对一致的规律性;但其年际变化趋势随海拔上升呈现明显差异。② 返青期的提前趋势大致以3200 m为界线,其下提前幅度随海拔上升显著增大,其上则相反。但枯黄期年际变化趋势随海拔上升则先呈现推迟趋势,且推迟幅度逐渐减小;之后呈现提前趋势,且提前幅度持续增大。③ 将高原中部的青南高寒草甸草原区（IC1）和南部的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区（IIC1）高寒草地物候变化趋势进行对比,两分区呈现相反的年际变化趋势;随海拔上升,两分区返青期的年际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变化方向,枯黄期则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方向。上述差异表明,基于遥感反演的高寒草地物候年际变化趋势的垂直分异特征难以直接反映高原增温的海拔效应。
使用1999-2012年SPOT-VGT NDVI数据,采用D-L滤波方法对NDVI时间序列进行重建,基于动态阈值法提取锡林郭勒盟草原返青期,结合地面实测返青期数据对结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① 提出的草原植被遥感返青期监测和地面验证相结合的新方法,采用25%动态阈值系数提取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的返青期,其精度可达68%。② 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的遥感返青期发生在4月上旬-5月中旬,呈现由南向北推迟的空间格局。1999-2012年锡盟草原返青期整体上呈现提前的趋势,为-1.5 d/10a。论文成果为增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指导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气温是刻画由下垫面不同导致的绿洲—荒漠区水热格局差异并分析其相互作用的关键参量。现有的温度数据集（CRU、MERRY、MODIS等）,空间分辨率均无法满足绿洲—荒漠相互作用研究的百米级精度要求。基于Landsat TM影像,通过遥感反演及统计模型估算三工河流域卫星过境日期日均气温空间数据,利用日均气温计算“气温相对变化速率”,以此推算卫星非过境日期的日均气温。结果显示：估算卫星过境日期日均气温的平均RMSE为1.54 ℃,绝对误差为0.50~2.87 ℃。气温相对变化速率为沙质荒漠（1.12）>土质荒漠（1.03）>建设用地（0.97）>农田（0.80）>低山丘陵（0.76）;卫星非过境日期日均气温计算值与实测值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2 > 0.90,P < 0.05,RMSE=2.34 ℃。
从土地开发利用与产出视角出发,以黄淮海地区为研究区,开展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综合研究。首先,从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土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污染排放水平三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三维表征模型。其次,引入基于遗传算法的K-means聚类方法（KGA）对研究区不同单元的综合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进行了类型划分,发现不同类型单元的综合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特征与其所处的区域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第三,引入空间距离和空间自相关检验,提出了一种综合空间与非空间属性信息的空间聚类方法（SKGA）,用于研究区综合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分区研究。结果表明：基于SKGA的分区方案既能保留各研究单元非空间属性的分异性,又能兼顾不同单元间的空间邻接性和空间关联性。研究结果可为差别化的土地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通过构建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综合评价模型“EU-P-S-R”,深入分析2001-2013年松花江流域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揭示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松花江流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土地利用状态趋于恶化,空间差异扩大;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趋势各异,空间格局变化较大。② 城市用地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综合指数呈递增趋势,空间差异不明显。③ 松花江流域城市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符合“EU-P-S-R”模型的作用机理,即用地扩张压力大的城市土地利用状态相对较差,相应地,生态环境质量也偏低。④ 城市用地扩张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均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各要素作用力大小略有差异。
为科学分析当前中国住宅用地市场健康状态和空间格局特征,基于2009-2013年全国住宅用地出让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提出地价—经济协调度、地价收入比、土地财政贡献度、土地市场化交易率和土地市场交易活跃度等5项评价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对中国住宅市场健康度进行综合分区,并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为重点区,探究区内不同城市住宅市场健康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市场的总体健康状态有待提高,处于合理区间的研究单元占比为34.48%,影响住宅市场健康度的主要指标表现为地价—经济协调度、地价收入比和土地财政贡献度失衡。② 综合各类评价指标,研究期内中国住宅市场健康度可分为协调发展型（Ⅰ类）、需求旺盛型（Ⅱ类）、经济偏离型（Ⅲ类）、财政依托型（Ⅳ类）和结构失调型（Ⅴ类）等五类,各类研究单元占比分别为34.48%、22.90%、23.06%、10.07%和9.49%。③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在住宅市场健康度的表现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地价—经济协调性、地价—收入匹配度和土地市场交易活跃度等方面。结合当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要求,应针对各地区的特点制定差别化的住宅市场调控政策,以促进住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构建GDP指数,利用优化的热点分析和时空模式挖掘识别经济发展的格局演化,以SLM和SEM模型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等方面量化失衡因素。结果表明：① 区域经济发展趋于波动性集聚,经济发展呈明显的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等3种类型,而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② 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经济发展冷热点的主要演化模式。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至远郊呈同心圆圈层式弱化,而无明显圈层变化的冷点集中连片地广布在河北乡村。③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有复杂非线性关系,经济发展繁荣地区（热点）多受惠于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及行政区划的整体优势,而合适的海拔条件次之。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冷点）总体受制于坡度条件和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的总体劣势。
阐明茶叶生产格局的区域变化特征,对中国茶产业转移战略决策意义重大。运用GIS技术和重心理论分析2009-2014年中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名优茶产量、茶叶产值及名优茶产值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重心移动轨迹,探讨重心轨迹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茶叶生产地域差异明显,已形成西南茶区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江南茶区以浙江、湖北两省,华南茶区以福建省,江北茶区以河南省为主导的地域分工格局;福建、云南、浙江三省是中国茶产业大省。② 中国茶叶生产重心整体呈西移趋势。尽管不同指标的重心移动路径有一定的差异,但东茶西移已成定局。③ 在重心转移路径图上,某属性（如茶叶产值）重心移动距离的大小能直观地反映该属性在移向地区增长幅度的大小。④ 政府对茶产业的高度重视及政策的强力支持是中国茶园扩张的重要驱动力;茶区产品结构的优化、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比例的提高、标准化生产及茶区机械化的普及是茶叶产量与名优茶产量增长的重要原因;茶叶产值及名优茶产值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茶产业规模的扩大及品牌化经营。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侨乡聚落防御的代表,有其独特的分布特征和空间格局。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揭示开平聚落防御功能格局的时空特征和演变过程。研究表明：① 在开平市域内形成多个以更楼为中心的碉楼与聚落集聚区,表明公共防御属于众多聚落的共同需求,以此为基础构建防御功能单元;② 通过系统聚类,可将防御功能单元分为公共防御—内陆型、公共防御—要道型和公共防御—联防型三种类型;③ 市域防御功能格局于1910年代初步形成,在1930年代发展成熟,经历了起步期,成型期,成熟期和稳定期四个阶段;④ 防御功能格局在起步期呈现“散点分布”,在成型期呈现“多点集聚”,最终在成熟期形成“一核三带”的空间分布特征。
通勤问题一直是城市研究的重点。由于普查数据缺少工作地信息,长期以来通勤研究依赖问卷调查,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思路和方法。利用2014年上海市某两周的手机信令数据,以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例,对其就业与居住、通勤时空间特征及地铁通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张江的职住比最低,内部通勤比例最高,居住与就业靠近,是自我平衡类型;金桥园区内部缺乏居住,是单一生产类型;虽然陆家嘴是就业居住高密度聚集区,但就业者的居住地分布在中心城区,是城市互动类型。最后,分析了区位、轨道交通、规模、产业及园区内外用地六个因素对不同模式就业区形成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规划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在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也表现为不协调发展的格局,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愈加复杂。以江苏省为例,基于协整理论和自回归模型对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作用关系和程度进行评价。1991-2010年前后十年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明显增强。针对这一结果,分别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和调控政策,以及耦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集聚、转移和滞后效应等方面对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化进行了解析,揭示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了城市化复杂系统理论,也为协调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以高端归国人才为对象,通过构建“归国人才三角”概念框架,设计基于高端移动性人才的城市关系构建方法,对人才迁移驱动的城市网络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认为：① 借助“行动者空间移动带来的空间动力”这一视角,运用高端归国人才在城市间的移动模拟城市间关系,可为构建城市网络提供一条新路径。② 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构建,有助于破解城市关系矩阵数据挖掘与案例城市选取的难题,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网络研究的新方向。③ “归国人才三角”概念框架将人才流动与城市网络两方面研究融为一体,既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探讨城市创新空间组织特征,也可以通过城市网络方法分析人才流动网络,对城市网络研究和人才战略实施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通过分析高铁开通前后旅客在不同距离上的交通方式选择偏好,得出高铁在100~300 km、700~1000 km分别对汽车和航空市场造成冲击。基于函数模型和典型航线的数据指标,进一步探究高铁与汽车和航空的竞争格局。结果显示：① 高铁与汽车的市场临界点为152 km;② 高铁与航空的市场临界点是633 km;③ 高铁对航线影响的一般规律：首先,一次性通车的高铁对重合航线的影响大于分段开通的高铁;其次,大型交通枢纽城市之间航线最易受高铁影响,且影响存在“马太效应”;第三,商贸繁荣、旅游发达,或受地形影响的两地航线更能抵御高铁冲击;第四,高铁对纵向航线的冲击大于横向航线。最后,提出汽车和航空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以期为建成和完善全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参考。
以在中国大陆的1446家星巴克门店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分析和计量回归方法探讨星巴克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选择的文化制度和经济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扩张模式。研究发现：第一,星巴克空间分布表现出非均衡的凝聚分布特征,其扩张路径主要是从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重点布局区域逐步向内陆省份延伸,表现出对零售业对外政策实施的高度响应,即政策制度显著影响星巴克的空间扩散。第二,市场需求、购买力水平等8个影响因素均显著正向地影响星巴克门店的空间选择。第三,星巴克空间扩张表现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混合的特征,其空间扩张模式分别经历了等级扩散为主、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并存、接触扩散为主的三个阶段。研究不仅对目前跨国零售企业的空间扩张研究进行了实证补充,而且为企业空间扩张理论提供了一个实践验证。同时,研究给服务企业的传统空间增长理论提出新的挑战。
综合自然地理学作为自然地理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在中国的兴起并非“伊萨钦科讲学”的偶然,而是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构建、专业人员培养、中外历史传承及社会实践需求的综合结果。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一直以实践性为宗旨,围绕着自然区划、土地变化、景观服务等不同的综合视角,经历了从农业区划、生态区划到综合区划研究,从土地类型、土地资源到土地系统研究,从景观格局到景观功能与服务研究等主题的演进,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深化。新形势下,综合自然地理学将以人地耦合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过程耦合、区域集成为综合方向,以景观可持续性为重点领域,以大数据及高新技术为方法支撑,探索新的综合途径。
由于受到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城乡文化景观面临破碎、变异甚至消亡的危险。一个民族的强大,除了经济繁荣,还应保有文化传承和创新。文化景观保护在传统的单体、街区和城镇尺度的基础上,寻求区域、跨区域思路的突破,将进一步完善整体性、区域性保护理念。针对广泛概念上地理学意义的文化景观,总结出适应性、层级性、关联性等属性,对应其要素连续性、环境广阔性和网络复杂性等特征,构建“节点—背景—联系”文化景观安全格局模型,以保护文化关联,传承精神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中国乡村建设无论是在村镇数量、人口规模还是产业经济方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和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系统的思维和方法,难以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应用文献、系统论和类型学方法,结合当前乡建实践,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层面,分析和归纳当前的乡村建设成果和现象,指出目前乡建的大系统结构清晰,但各子系统要素重组的外部依赖化、治理结构的短期阶段化和功能实现的浅层主观化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提出在总结和研究当前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从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政策机制和实践评估层面建立与可持续和大规模乡建相适应的系统理论已刻不容缓。
地球进入人类世新纪元以来,人地关系变得异常复杂难解,生计作为驱动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因素,为理解复杂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与新工具,目前以“人地关系”为核心议题的地理学已成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在概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缘起与框架的基础上,从生计的空间分异、生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脆弱性背景/结果与过程转变（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生态补偿及乡村旅游）对生计的影响以及生计脆弱性评估等方面出发,系统梳理了地理学中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同时提出未来急需在地理学框架内对生计的格局—过程—机制、生计的跨尺度问题、生计转型的生态—经济—社会效应、生计脆弱性的形成与调控、生计可持续性等领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乡村性一直是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核心。传统认识中的乡村性被认为是一种乡村本身既有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性质。然而,在社会现实和学术思潮的后现代转向下,乡村性被置于“后乡村”的语境中进行重新理解,强调了一种多元化和异质性意义上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当今,“后乡村”的重构牵涉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流动关系,镶嵌于混杂的过程、话语和实践之中,“混杂性”成为理解日益复杂的乡村性的有益视角。从主体混杂与再物质化、网络混杂与关系乡村、意义混杂与融入现代性三个方面,对近年西方研究关于“后乡村”的混杂性视角进行系统评述,重新解读有关乡村性的认识,并探讨其对国内乡村研究的启示。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前瞻性地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过程与机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分析传统村落与人居环境研究的热点领域,梳理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与重构、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承、生态环境特征与适应以及人居环境更新与营建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总结、多学科融合、方法创新以及模式归纳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研究思路。未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应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加强多学科的深度融合和方法创新,以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理论体系与建设模式为目标,综合集成三维数字化、遥感与GIS以及数理模型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阶段判别、类型区分、动力机制等。结合经典案例研究,比较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人居要素相互作用机制,探索推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提供重要参数。
大国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展战略空间并与守成大国建立动态战略平衡的过程。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内生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外部潜在战略空间的有效部署和经济权力的争夺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中美经济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勾勒出2000-2014年中美经济权力博弈的空间过程;基于权力均势理论,构建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区的互动图景,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美经济权力博弈在空间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形成东西并立的竞争式格局;② 2014年,中美经济权力空间的边界与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的分布存在高度耦合性,呈现“斜Y”字型的带状结构;③ 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区的国家主要有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中美的政策偏好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型国家在中美博弈中“两边下注”,能源禀赋型国家强调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政经分化型国家的政治战略倾向美国而经济政策依附中国,战略通道型国家在中美博弈中“左右逢源”,边缘孤立型国家力求自保;④ 综合中美经济和军事的战略评估,中美战略均势区的大致地理范围为西太平洋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南亚沿海地区、中东和北非沿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东海岸地区。
南海主权争端搅乱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黄岩岛主权争端关乎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基于尺度政治理论对中菲黄岩岛争端进行梳理,探讨不同国家对尺度的利用、争夺、变换的过程。结果表明：① 南海新的地缘政治尺度格局具有立体化的尺度结构,并在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的争夺中动态重组。② 克服路径依赖的低效性、敏锐的尺度洞察力与强势的尺度界定权是国际政治实体实现尺度转换的重要策略。③ “表达尺度”和“舆论”成为塑造权力格局、决定尺度博弈成败的重要因素,尺度争夺中地缘政治主体对舆论工具的掌控能力直接影响到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④ 个体成为国际政治重要的参与者,尺度政治空间的微观化、碎片化使得尺度的生产与建构更加复杂。
人地系统是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耦合系统,属于典型的复杂系统。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s,ABM）作为研究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可以为人地系统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支持。与传统模型不同,基于主体的模型更多的关注“人”的研究,注重体现人类主体行为决策在人地系统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并以一种空间显性的方式来表现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动态影响。在总结回顾人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介绍ABM的基本理论与技术,综述ABM在生态过程、生态系统管理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三个方向的应用及研究现状,分析概括ABM模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ABM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探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战略提出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大小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可以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学术依据。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更大。未来应实现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契机,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分工,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否会加剧雾霾污染?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对于该问题的科学解答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空气质量指数（AQI）对雾霾污染进行测度,构建空间联立方程研究,城镇化率和雾霾污染的交互关系及其空间效应,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进行整体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率的提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对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二者皆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的城镇化率和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向影响。分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雾霾污染逐步减轻这一结论,组2（城镇化率≥60.8%）的估计结果明显比组1（城镇化率<60.8%）要显著,揭示了城镇化率的提升对雾霾污染呈负向影响这一趋势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愈发显著。研究还发现,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之间存在“N型曲线”关系,这对当前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是一个警示。
对行为学派的已有理论与方法论进行凝练和提升,构建解释地理空间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的一般理论,是行为学派的当代使命。结合中国实际总结空间—行为互动的概念模型和解释模型,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转型面临的迫切现实需求。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指导三方面对空间—行为互动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从基于空间和基于人两种研究范式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空间—行为互动的研究范式进行论证,进而提出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构建的基本思路。空间—行为互动理论的构建需要系统展开空间作用于行为、行为作用于空间两方面的研究,构建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并结合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实证研究,开展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人群尺度的理论验证。
“社区建设”是单位制逐渐解体的背景下,以建立替代单位功能的空间单元为目的,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元建设运动。这项运动兴起于20是90年代,迄今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因其具有突出的权力空间重塑涵义,尝试从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视角出发,对“社区建设”政策形成的路径及其核心语篇进行再考,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社区建设的问题及着力点进行分析。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试图主动建构以“社区”为载体的领域管治体系,并在核心政策文件中强调空间要素和空间叙事以宣称社区领域化,但这一政策而后转向强调“社区服务”,强调国家福利的下沉,这说明前期的“社区建设”政策事实上已经终结。在当前情境下,必须切实加强基层社区管治,采取多种手段完善社区领域化机制,以重建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秩序。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简称为SCG）是国际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刊物。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辅助运用Citespace、Histcite等分析软件,在讨论社会文化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关系的基础上,从发文作者、研究区域空间、研究热点、研究理论基础、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及展现形式等方面,对SCG创刊以来所有文章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结果发现：SCG作为一个国际性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刊物,其载文量持续上升且研究区域与文章来源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在研究热点方面,由空间、地方、文化等传统话题向物质文化地理学、少数群体及公共政策等方面的转向较为明显,权力、认同、记忆、家、流动性、种族、宗教、性别、音乐、食物、教育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主要采用访谈、民族志（人种志）、参与式观察与焦点小组等资料收集方法和文本分析、分析性比较、例证法等资料分析手段。在资料佐证形式表达方面,相比于中国,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中资料表现更趋于多元,文字资料、照片、地图等都是使用较多的佐证资料。希望通过对西方经典杂志相关文献梳理,从研究热点到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能够对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一定启示。
中国的城镇化长期是建立在“增长模式”下的顶层设计,城市增长与空间扩张是地理学者与规划政策界关注的经典命题。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变化及中国“新常态”转型的来临,以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向东部迁移导致的发展放缓或停滞,以东北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收缩”已初见端倪,而在金融危机后,东部的工业城市也出现了部分“收缩”的空间。“收缩”表现为人口外流、GDP和地方财政增长乏力乃至城市空间衰败。如何科学辩证地认识城市增长、空间扩张与局部收缩的发生和转化机制,如何在慢增长或逆增长环境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大挑战,也是地理、规划和相关学科学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期笔谈邀请了来自人文地理、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就城市收缩的科学界定、识别方法以及后增长时代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响应路径等话题开展学术争鸣与讨论。
为了体现办刊特色,增强科研工作者对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价值的认可度,《地理研究》编辑部于2015年1月推出“观点与争鸣”栏目。基于文献计量方法,主要从文献作者及机构、关键词、基金资助、被下载和引用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对《地理研究》“观点与争鸣”栏目自推出以来至2017年8月31日刊载的49篇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① “观点与争鸣”栏目所载论文观点鲜明、学术质量高,可反映中国地理学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② 论文内容在地理学分类体系上主要以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综合为主。③ 论文的实用性和应用性较明显,影响力较高。④ 打造品牌栏目和特色栏目,吸引优秀论文,是提高期刊办刊质量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① 密切结合城市规划实践,以城市规划需求为目标导向;② 建立了引进、吸收和转换的机制;③ 积极推进城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④ 以全球视野促进中国城市地理理论研究与西方的接轨;⑤ 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强化对生态环境问题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关注,促进了很多分支学科的发展。中青年城市地理学者在西方城市地理学发展新趋势、城市产业演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城镇化格局的重塑、中国发展模式的新解释、大数据的应用、定性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探讨。未来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应该继续强调服务于城市规划实践;吸收其他学科优势,总结中国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地理学者应当掌握对国家城市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的话语权;继续加大国际合作研究力度,提高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羌塘高原作为典型的青藏高原内流区,其降水变化直接影响自身及其周边区域冰冻圈与生态系统的变化。但由于站点观测资料的限制,羌塘高原降水时空格局尚不明确。因此,基于2015年羌塘高原9个自动观测站逐小时降水数据和5套降水格点产品以及1978-2015年西藏地区26个国家台站逐日降水数据,分析羌塘高原降水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5年羌塘高原核心区降水量和降水日数的均值分别约为154.9 mm和50天,其中,降水量约为东南边缘以及西藏地区多年均值的1/3和1/4。在空间上,降水量呈现东南多、北部少的特征,其中,昆仑山脉以北地区降水量最低,这从降水角度验证了该区域是“寒旱核心”的主要地区之一。② 雨季与干季分明。西北部雨季分布在6-8月,比东南边缘地区约短1~2个月;且前者降水量呈现单峰型而后者呈现双峰型。③ 在高原核心区,热带降雨测量计划（TRMM）3B43数据和全球降水量测量计划（GPM）IMERG算法数据高估了多数站点的年降水量,主要是高估了干季降水量所致。④ 1978-2015年羌塘高原改则和狮泉河站降水量和降水日数呈现微弱增加趋势,且强降水事件增多。
基于羌塘高原8个一级土地覆被类型（包括10个二级土地覆被类型）的6851个样本点,采用混淆矩阵方法,从总体精度、制图精度和用户精度角度评价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s Data and Information System Cover（IGBPDIS）、Global Land cover mapping at 30 m resolution（GlobeLand 30）、The MODIS Land Cover Type product（MCD12Q1）、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Land Cover（CCI-LC）和Global Land Cover 2000（GLC2000）等七套土地覆被数据产品在羌塘高原的精度。结果表明：① 七套数据产品的一级类型和二级类型总体精度普遍偏低,在相对较高的GlobeLand 30和CCI-LC数据中,一级类型总体精度分别为55.09%和53.92%,二级类型分别为46.55%和46.23%;② 草地、裸地和荒漠三个主要一级类型生产者精度最高的数据对应为：GLC 2000（46.19%）、MCD12Q1（39.20%）和IGBPDIS（84.44%）。而三个主要一级类型的用户精度均低于50%。其他覆被类型中,雪被与冰川类型用户精度最高的数据为CCI-LC（92.80%）,漏分比例为19.90%;③ 羌塘高原特殊的高原环境与土地覆被分类系统构成原则和标准是影响遥感解译数据精度的主要原因。
基于羌塘高原核心区布设的19套土壤温湿度仪器和3个自动气象站2013年9月-2014年10月间的监测数据,分析羌塘高原核心区不同站点在1 cm、10 cm、20 cm深度处的土壤温度日变化和季节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时段内站点1 cm、10 cm、20 cm深度土壤的日均温在-16.27~17.18 ℃之间波动,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温度变幅逐渐减小。② 站点间的日均温差最大不超过12.82 ℃,主要受海拔与纬度的影响。昼夜变化呈现升温快,降温慢的特征。③ 不同深度的土壤平均最冷月均温为-12.69 ℃,最暖月均温为13.15 ℃,土壤日平均温度的年际变幅在30 ℃左右。在土壤冻结/消融过程中土壤温度的变异系数很高,表层更加明显,且消融过程变异性比冻结过程更强。④ 在月尺度上土壤1 cm日平均温度与气温的相关性最强,可达到0.99以上。研究将有助于填补该地区土壤温度数据的空白,对认识该区域冰冻、消融交替过程中土壤热量迁移的连续变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分析典型资料匮乏的高寒区——羌塘高原中部查日那足山麓湖盆区8个点位0~5 cm、5~10 cm、10~20 cm三个深度层次的22个土壤样品,分析改区域的土壤属性特征及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① 研究区土壤pH值平均为8.9;有机质、全磷、全钾等养分含量低;钙、镁含量高;钠、钾、铁等元素含量低。② 从湖滨到山麓,土壤中大于2 mm砾石含量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但细土物质平均粒径逐渐变大;土壤有机质、氮、钠、微量元素含量呈上升趋势,钙和镁呈下降趋势;其他指标波动较大。③ 土壤碳氮比稳定在5:1左右;钙、镁含量呈显著正相关,钙镁与其他指标呈显著负相关;钾、钠与除钙、镁外的其他金属元素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土壤湿度是生态系统的关键参数,实时、有效地监测土壤湿度有助于增强对区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理解。利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法（TVDI）反演羌塘高原2000-2014年夏季土壤湿度,以2014年为例分析该年夏季土壤湿度空间分布并探讨2000-2014年土壤湿度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4年羌塘高原夏季土壤湿度空间分布表现为东南部偏湿润、西北部偏干旱。从东到西土壤湿度逐渐降低,南北干湿状况交替分布。土壤湿度干旱、偏干、正常、偏湿、湿润面积比分别为3.84%、27.17%、37.64%、29.63%、1.72%。② 2000-2014年羌塘高原北部和中部地区夏季土壤湿度呈现显著变干的趋势,而南部大部分地区土壤湿度变化趋势不显著。15年间土壤干旱和湿润面积比例最小且波动小,偏干、正常、偏湿土壤面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③ 降水量是影响TVDI的重要因子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气温影响相对较小。
ECH2O EC-5土壤水分传感器能有效地监测土壤含水量,并且能揭示不同降水事件下的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状况。然而青藏高原主要土壤类型砾石含量高、昼夜温差大、秋季和春季冻融现象显著,导致监测数据出现偏差。基于对羌塘高原日土、改则地区布设的野外观测站点采集的土壤样品,对其进行土壤含水量测定的室内标定试验。结果表明：① 各个样点均获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基于拟合系数校正后的测量值可以有效地反映实际的土壤含水量情况;② 不同土层深度及不同样点的综合校准曲线精度明显低于单点的校准结果,主要受土壤容重和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为获取更精准的校正数据,分层的校准是很有必要的;③ 基于已有校准模型校正后的值可以反映含水量变化的整体态势,但会产生高估或低估于真实值的偏离。
青藏铁路穿越区生态脆弱,铁路修建会对沿线区域植被造成破坏。为客观评价铁路修建对沿线植被生态系统的影响,基于1995-2014年覆盖青藏铁路沿线10 km范围的212景Landsat TM/ETM+影像,利用Fmask算法结合STARFM模型去除云、阴影及条带,得到30 m NDVI数据,最后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和序贯t检验,对10 km区域的NDVI时空演变、稳态转变以及各植被生态系统弹性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年间,青藏铁路沿线10 km范围内NDVI“稳中有升”,与青藏高原NDVI变化相符,空间上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北部区域NDVI变化相对稳定,NDVI下降区域集中在那曲—当雄。② 将沿线10 km范围划分为7个缓冲区,发现铁路修建及附属设施占地对植被的破坏作用最明显,集中在青藏铁路两侧100 m内,并对青藏铁路沿线1 km范围内的植被生长有抑制作用,作用程度与铁路距离成反比。③ 城市及周边、河谷和牧区等人类活动较多的区域NDVI稳态转变最剧烈;各生态系统弹性大小依次为：裸地>荒漠>高山植被>草原>草甸>灌丛>湿地>农田。湿地是最易受外界干扰而改变的类型,是保护的重点类型,而荒漠和裸地生态系统弹性最高,最不易改变,也是生态恢复的难点。
基于中国2001-2014年45个临空经济区的面板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动态空间计量等实证分析方法,对全国及中心型、骨干型和起步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腹地区域经济发展对临空经济区机场客货吞吐量增长起支撑作用,但临空经济区对腹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其影响集中在旅客吞吐量上;不同级别临空经济区对腹地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同,以北京等一线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最大,并呈现平稳增长趋势;以郑州等二线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骨干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相对较弱,但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以兰州等三线城市为代表的起步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不明显,增长速度也较缓慢。发展临空经济应该：把握腹地发展定位及临空经济区发展阶段,合理规划优势产业;提升临空经济区发展软环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进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融合,推动空港城市不断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为临空经济区特色化发展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