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反思资源环境在学科内部边缘化的产物,旨在重建经济地理学理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历经近20年的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片段化、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无明显改观。为此,本文回溯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思路,归纳了以环境经济地理学名义开展的研究工作,探讨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研究发现：① 环境经济地理学过去20年的发展思路是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适应资源环境变化的经济发展与空间布局模式,凝练了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两个研究主题。② 面向环境治理,环境经济地理学应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探讨企业和地方如何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同时,借助区位分析评估作为区位因子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布局,发现了诸多“经典假说”的反例。③ 面向绿色转型,环境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结合,应用区域多样化和路径创造理论,分析了区域绿色转型的条件和过程。④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克服范式差异、加强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挖掘中国丰富的环境经济地理问题所蕴含的机遇。
近年来,可持续性转型概念进入经济地理学者视野,用于探究区域绿色技术、消费市场和产业转型的多维因果过程与空间动力机制,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和环境经济地理学新兴议题之一。为掌握该研究动态,本文对2000—2020年来共计2453篇可持续性转型文献进行回顾,重点探讨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和理论不足,阐述了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理论价值和融入方向。本文发现：① 可持续性转型是创新研究和可持续管理领域热门议题,呈多学科介入特点;其中,转型地理研究正不断崛起,并聚焦区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技术共演过程、多尺度动力机制、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及其转型地理性等问题。② 经济地理学对转型研究有三个视角优势：时空语境敏感性;转型过程、机制和结果的空间多样性;新产业系统的地方嵌入及其合法化的地理性。③ 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含三个提升方向：概念内涵深化（含地方、尺度和空间）、多范式互动融合（演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构建方向（多地理尺度性与多层次视角,区域创新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④ 中国转型地理研究在三个议题上有广阔前景：基于国家语境敏感的地方转型探索、绿色利基发展与转型空间机制研究、以及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与转型研究。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公正研究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空间公正问题。从环境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采用1995年、2004年、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1990年、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间可视化工具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广州市污染企业的分布及其与区域人口社会特征关系的时空变化,然后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污染企业分布的环境公正问题。研究发现,广州市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经历由中心城区集聚向近郊区和边界地带集聚的过程,在城市产业空间重构与社会空间分异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由最初表现不明显转变为全市范围的阶层差异与企业污染负担之间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环境不公正现象的特征和成因。
面对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落地对于中国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该类型技术在乡村地区一直面临推广难,采纳度低的问题。以往众多研究证明,社会网络是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和支撑。基于此,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构建了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2016—2020年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实践调研及10个县市3015份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总结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四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农户间简单离散的技术互动。② 单核阶段：精英农户的点式嵌入与拟亲缘网络扩散。③ 多核阶段：多个精英农户形成与业缘关系网络扩散。④ 高水平互动阶段：农业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功能性网络扩散。个体资源禀赋、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技术传播方式和外部环境作为技术扩散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实践逻辑和底层机制,对同类技术推广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高耗能行业作为中国低碳转型的重要一环,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结合各行业/部门上下游关联,本文力求构建中国隐含碳关联网络,解析高耗能行业的碳风险传导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 中国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从2007年的50.45亿t增长至2017年的74.27亿t,占比从77%增长至80%。②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加工业的上下游隐含碳转移效率相对较高,而电力生产供应业、非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加工业则相对较低。③ 随着高耗能与其上下游行业的关联增强,隐含碳排放占比逐层降低,碳风险传导路径各有不同。④ 电力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制品业等的单位增加值减少量对应的碳排放削减量较高,减排效率较其他行业更为显著。本研究通过构建隐含碳关联网络,解析碳风险传导的关键节点及路径,力求为中国高耗能行业的可持续低碳转型及潜在风险规避提供借鉴参考。
伴随电子商务等新兴消费业态的迅猛发展,其碳排放量已不容忽视。本研究从空间分解和隐含碳转移的角度,基于对电商快递包装箱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研究,识别其在原料、生产、利用各环节与电商行为的地理空间耦合,分析各阶段及总排放的省域尺度格局特征,以及伴随快递流的隐含碳转移网络格局。研究发现：原料阶段的碳排放多在木材原料商区位,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和快递发货区位高度耦合,利用阶段的碳排放和快递收货区位相耦合。全国电商快递包装箱各阶段的碳排放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原料阶段集中在广西,生产和利用阶段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整体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特征。碳排放总量较高的省区多由生产驱动,碳排放总量越少的省区则利用驱动越明显。隐含碳转移网络呈现出“少数省区净流出、多数省区净流入”的“轴辐式”结构特征,浙江、广东两省承担了80%左右的净流出,是绝大多数省区隐含碳流入的最大来源地,北京是净流入最大的省区。基于隐含碳转移进行碳排放责任辨析,是相关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绿色包装的减排贡献较大,亟待寻求技术突破;新兴消费业态的碳排放值得长期关注。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气候治理的中国承诺,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需求。基于生态足迹、投入产出的方法,利用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对碳中和目标下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地区生态安全及协调水平持续下降,二者在区域上呈现趋同特征。2000—2017年间,全国整体ESI指数从1.08上升至3.06,ECI指数由1.413下降至1.261,24个省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等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规律,安全等级低（或高）的地区对应协调水平也低（或高）。② 全国生态“欠账”增长迅速,地区补偿呈现东“补”西“偿”中“平衡”的结构特征。基于碳中和的近期实施与远期目标构建了“净零排放”与“净零贡献”两种生态补偿方案。在“净零排放”方案下,全国需支付的生态补偿从1334.57亿美元增长至83819.61亿美元,生态赤字增长迅速;该方案下,三大沿海经济区长期为补偿支付地区,但其支付的全国占比在逐渐下降;与之相对应黄河及长江中游地区补偿支付比例迅速上升。净零贡献补偿方案下,全国范围补偿会计平衡,地区补偿结构表明东部为补偿区,西部为受偿区,中部基本平衡。
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期限内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由“高效率小差距”向“低效率大差距”演进,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断凸显。②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贡献,科学技术尚未发挥重要驱动作用。③ 研究期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④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高效率地区的东西分布、南北分布的地域差异性突出,集中表现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呈集群式发展。最后采用Tobit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与市场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及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效果。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区域。在中国行政区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在降低行政壁垒,优化要素配置的同时,产生了怎样的碳排放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颁布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区域一体化碳排放效应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2010 年实施的长三角一体化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并经过共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从动态效应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出现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从城市等级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高等级城市碳排放减少的促进作用大于一般城市;从作用机理来看,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技术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而通过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碳排放。因此,建议建立长三角城市间碳减排与绿色发展的互动合作机制,构建可监测、可操作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大长三角城市绿色科技联合攻关力度,推动产业低碳化发展。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资源和环境约束对我国能源消费提出了严峻挑战。雾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本文借助K-means聚类、空间相关分析等方法,对30个省级单元的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时空特征及其结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多角度探讨终端能源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从人均终端能源消费量来看,在研究时段内各省级单元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省际差异依然显著。② 从终端能源消费量来看,在研究时段内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明了空间集聚特征的存在,并形成了多种空间集聚类型。③ 从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不同省级单元的各类型能源消费结构均呈现出多样化演变特征。④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发现,终端能源消费对空气质量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能源消费结构与不同区域有明显差异性。⑤ 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能源消费与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以期从能源消费这一视角为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提供思路和参考。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传统“以地谋发展”的粗放增长模式弊端渐显,不仅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也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发展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以地谋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用地出让,在保障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区域影响和区域效应,但现有文献缺乏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5—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用地出让对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城市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扩张显著降低了城市空气质量,且这一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工业用地出让方式对城市空气质量具有差异性影响,地方政府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城市的空气质量越差。③ 产业选择可能是工业用地出让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的内在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将工业用地供给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城市空气质量变差。本研究从产业选择机制的角度试图解释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行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内在机理,是对现有文献的拓展和补充,也可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外资企业集聚的环境溢出效应。利用1999—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比了外资和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和演变过程,并建立计量模型探究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该现象来源于内资企业排放总量的下降,而外资企业的排放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② 内资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外资企业的排放强度。中国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③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聚均能够显著降低内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但是产业内溢出的作用比产业间的溢出更显著。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内资企业,分别是劳动力流动、竞争效应和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在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方面,后向效应能够产生环境溢出效应,而前向效应并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仅能够从劳动力流动或本地生产网络嵌入中获取环境溢出的外部性。
在全球化、快速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要素流与网络关系构成的“流空间”愈发重要,城市网络结构不断受到冲击与重塑,人地关系矛盾日益凸显,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环境效应已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了2015—2018年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网络演化格局及其环境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① 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强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密度和关联性逐渐增强,度数和中介中心性呈现多中心和分散化的发展趋势。②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有所好转,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88.89%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下降,PM2.5、PM10、SO2、CO和NO2年均浓度有所下降,而O3年均浓度有所上升。③ 中国城市网络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城市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网络中节点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增强,提高了借用规模和借用技术,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④ 度数中心性提升了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质量,减少了PM2.5、PM10、SO2和O3的年均浓度,增加了CO的年均浓度;而中介中心性则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环境质量,降低了NO2的年均浓度。
碳排放影响因素是学术圈密切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诸多案例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因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差异,不同学者在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缺少系统梳理和总结。有鉴于此,梳理国内外碳排放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基于文献综述,归纳碳排放影响因素特征。结果发现：① 碳排放影响因素具有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空间尺度效应,即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作用方向,随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和研究单元的空间尺度升降而发生规律性变化。②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空间尺度效应,与中国短时间尺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以及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相关。③ 碳排放影响因素特征对碳排放研究需立足区域发展方向、区域分类管控和空间降尺度提出客观要求。地域功能是自然承载力、社会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集成表达,城市、农业、生态功能区因在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中功能定位不同,其产业集聚和人口分布各有其特点,带来能源消费碳排放差异。以主体功能区为抓手、开展碳排放分类管控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尝试。
海岸带是陆海相互作用强烈的特殊界面,其空间利用的负外部性具有典型的跨区域特征,需要以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实施用途管制。本文引入区际负外部性理论,将研究对象从空间和空间利用转到伴随空间利用所产生的人地（海）关系的演变过程。首先,梳理海岸带空间利用区际负外部性的几种典型表现形式,进而构建海岸带区域系统,并明确了系统间的作用关系;其次,从区域系统作用的视角阐述海岸带空间用途管制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手段;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海岸带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支持。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反映,其内部用地功能结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剧烈变动,“转型”正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发展的主要特征。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为切入点,在阐明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内涵的基础上,依据“过程-类型-机制-优化”的研究思路系统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规律,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研究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相结合。研究认为,基于农村居民点内部典型地类间组合关系的演变过程,其转型可划分为外向非农化、内生乡村化和空心衰败化三种类型。城镇化、乡村工业化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改变城乡间人口、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着居民点转型的方向和结果;同时,合理、有序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也可为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提供空间基础。未来应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为导向,从类型转换、效率提升和制度保障等角度优化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以期在理论上创新和完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与优化的研究范式,实践上为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地区）之间的科学合作日益频繁,科学活动的全球化和网络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国家（地区）间的合作不仅仅取决于双边的关系特征,还受到网络内生的结构效应影响。基于2000—2019年国家（地区）间的科学论文数据,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随机行动者模型,探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的演化态势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 全球科学合作网络规模日益扩大,凝聚性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性和部分的无标度特征,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② 全球科学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呈现等级层次式与分布式并存的组织特征,中国逐渐从边缘向中心靠近,网络结构由美国单核演变为中美双核。③ 回归结果表明以传递性和择优连接为主的结构内生性是网络演化的首要驱动因素,以地理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为代表的国家（地区）间邻近性是网络演化的关键影响因子,国家（地区）规模也是促进合作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传递性、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国家（地区）规模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择优连接性对网络演化的影响逐渐减弱。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合作、园区共建、政策互通等形式的开发区间跨界联系日益增强。本文将该现象置于中国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来分析,提出开发区“第四次创业”的概念,并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基于企业组织视角测度开发区跨界联系的水平及网络特征,随后基于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探究其微观机制。研究表明：第四次创业是开发区突破所在城市、在区域尺度寻求新发展机遇的一次转型,是开发区的扩散效应由第三次创业的城市尺度进一步延伸至区域尺度的表现,也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一条新路径。在长三角地区,该网络已逐渐发育并呈现出非均衡性和加速生长趋势,网络效应、开发区属性、地理邻近性等对该网络的发育有较显著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知识、技能、健康水平的总和,在“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中对城市和区域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的测度面临着数据收集困难、指标内涵单一、研究空间尺度较粗等问题。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多空间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全国省、市、县（区）级行政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变化。研究表明,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呈点状或块状分布”的特征,且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尺度效应,县（区）级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研究期内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均上升,但约有11%的县（区）级单位人力资本水平呈现负增长态势。研究结果为在空间尺度上测算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新方法,为从空间视角开展人力资本研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供支撑。
持续活跃的迁移流动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也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结构的关键因素。为量化估计人口流动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将人口流动的作用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并从地级尺度分析中国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进程的作用,解读其空间规律和内在机制。总体而言,人口流动导致多数地区老龄化加深,仅有少数地区的老龄化得到缓解;人口流入对老龄化的降低作用和流出的提升作用并非绝对。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和聚散特征：“胡焕庸线”是重要分界,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多数地区降低作用突出,人口大量流出的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提升作用明显。规模效应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及其空间格局的影响中发挥主导作用;按流入、流出分解后,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得以体现。规模和结构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作用模式。最后开展了类型分析,并探讨了各类型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特征和未来趋势。
随着环境变化加剧、技术进步扩散、城市化生活转向等因素的交织叠加,日常活动空间的供需过程需要并可以更具韧性,但既有研究鲜有涉及。因而,聚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挖掘面向城市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矛盾的城市韧性内涵,建构有机整合的理论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依托地理大数据支撑,进行日常活动-环境系统的韧性评估及空间特征研究。主要结论：① 韧性要素在活动与环境间以及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供需结构失调,且供需不均衡和不充足的问题同时存在并相互制约。② 活动韧性、环境韧性各自的空间分异显著且供需水平及相互匹配程度较低,导致系统韧性呈现低水平蔓延的空间形态。③ 活动韧性、环境韧性及系统韧性之间的空间支撑或匹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导致日常活动空间的供需关系分异较大且缺少连续良性的空间互动。基于此,应根据韧性演进阶段,促进日常活动空间供需网络的整体动态协同优化。
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购物需求日益多样的今天,掌握居民购物出行规律,对合理布局商业空间、科学规划交通路网和提升公民个人福利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全国29个省份174个地级行政区30591位受访者的主要和次要活动时间利用调查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对居民购物活动参与率、购物持续时间和由购物产生的交通出行时间进行系统分析后,构建离散选择模型探讨居民购物出行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和西部地区居民购物参与率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购物参与率较高,但持续时间较短;农村地区及青海、内蒙古、重庆、云南等地的城镇居民交通出行时间较长。居民购物出行受到居民个体属性、居民家庭属性以及区位条件因素综合影响,且购物参与率与持续时间在某些群体呈现一定互斥。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购物中心规划布局等方面提出城乡空间布局与交通发展优化的对策建议。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构建区域间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提升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成效的可行性选择。本文从环境规制的政策文件、实施过程、治理效果3个维度,构建大气污染规制耦合度评价体系,探究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2003—2019年大气污染规制耦合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以此为基础,对长三角区域各城市划分区域协同治理小组,并分别测算其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水平,进而探究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的大气污染规制耦合度整体上表现为连片集聚发展特征,呈现出上海市最高、浙江省和江苏省次之、安徽省再次之的格局,且区域差异性不断缩小;② 长三角区域整体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度较低,但在波动中呈缓慢上升趋势,划分区域治理组后各小组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度保持在较高水平;③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地区间对外开放差异、公共交通差异和绿化建设差异对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而经济增长差异和技术创新差异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与定基等权赋值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城市间公共健康水平差异有所扩大,且始终存在多级分化现象;② 四大板块核密度曲线在重心位置、主峰高度、波峰数量、拖尾长度、拖尾厚度上均有各自演化形态,是一种时段特征与地区特色相互耦合叠加的结果;③ 中国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同群效应”,空间集聚类型实现了由LL型为主体向HH型为主体的转化;④ 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科技进步、工业化程度、卫生体制改革对城市公共健康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2021年1月石家庄市远郊村疫情是中国首次爆发于农村地区的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依据941例确诊病例确诊前14 d个体移动轨迹,以传播网络结构性分析和流行病传播动力学分析为手段,对比大城市城区,拟从疫点形成、输出形式、热区扩缩三方面解构农村地区COVID-19传播网络。结论如下：① 疫点数量和类型较多。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与中心城市同时并发形成新疫点;社区活跃度较高导致共同暴露疫点形成;短距离“钟摆移动”加大了个体移动轨迹交叉密度,进而增加了临时暴露疫点形成的风险。② 具有显著的个体-个体接触传染特性以及上下游输出关系链特性,家族聚集性以及家族高代次输出是二次输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③ 有症状确诊病例延迟决策就医致使其隐匿时间较长相对危险度较高,导致网络热区范围和扩缩时间跨度增加。基此,本文提出机场邻近区域防控扩展、潜在疫点溢出人员延长管理、风险缓冲隔离区合理划设3点建议。散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传播网络研究是一种有益探索,将为提高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网络韧性提供依据。
藏北青南高原长期受风蚀影响,地表粗化现象明显。本研究系统采集该区东西向调查样带内表层（0~1 cm）与浅层（1~10 cm）土壤样品,通过粒度测定、构建能够表征土壤风蚀粗化程度的风蚀粗化指数（WECI）,分析该区地表风蚀粗化特征。结果表明：藏北青南高原土壤中砾石、极粗砂、粗砂等粗颗粒组分在表层土壤中含量较浅层土壤有所增加,自西向东逐渐减少;黏土与粉砂等细颗粒组分相反,表层较浅层土壤中含量明显下降,自西向东逐渐增加。从样带东部的高寒草甸区到中部高寒草原区和西部高寒草原与荒漠草原过渡区,表层土壤环境敏感组分逐渐变粗,各区域平均风蚀粗化指数依次为1.05、1.47和1.77,地表风蚀粗化趋于加剧。现有文献常用的土壤粒度分形维数与土壤质地粗化度是刻画土壤质地粗细程度的静态指标,无法衡量风蚀导致的地表颗粒组成变化,本文构建的风蚀粗化指数克服了上述不足,且具有风蚀动力学依据。
探究全球变暖下的尼洋河流域极端气候变化特征及原因,对于科学支撑西藏地区的极端气候灾害防治和生态安全保障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尼洋河流域1960—2019年逐日降水及气温数据,采用极端气候指标法、Sen's斜率估计法、MK趋势及突变检验法、GIS空间分析法从降水、气温两个角度分析近60年尼洋河流域极端气候时空分布特征,并结合大气环流因子,使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时空分布特征的可能成因。结果表明：在时间上,尼洋河流域极端气候整体呈现暖湿化的变化趋势。极端降水的降水量、降水强度、降水日数均呈现增加趋势,极端气温的高温极值、低温极值均呈现增大趋势,低温日数呈现减少趋势。在空间上,尼洋河流域极端气候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极端降水整体自东向西逐渐减少、极端气温整体自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尼洋河河道作为水汽通道,有一定的增温、保温作用,各极端气候指标沿着河道呈现出连续的极值点。副热带高压、青藏高压对尼洋河流域暖湿化的变化起到了正向增强作用,极涡、北大西洋涛动则相反。以坡度为代表的地形因子、以NDVI为代表的下垫面因子分别是影响极端降水、极端气温空间分布的最主要的环境因子,高程对极端降水、气温的空间分布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区域地下水溶解性碳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对于认识区域物质循环和能量传递及推动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青海湖流域冻结期和融化期分别收集了地下水、河水和湖水样品,研究了环青海湖地下水在冻结期和融化期的溶解性碳特征,并探究了不同类型地下水的溶解性碳特征及其对不同冻融时期的响应,最后揭示了环湖区域不同水体的溶解性碳的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冻结期地下水、河水和湖水的溶解性无机碳（DIC）均相对高于融化期,溶解性有机碳（DOC）均相对低于融化期。地下水、河水和湖水的溶解性碳均主要以DIC为主,DIC在溶解性碳的占比高达92%。地下水的DIC平均含量在基岩裂隙水、水量中等和浅埋藏的水文地质条件下相对较高,DOC平均含量在基岩裂隙水、水量丰富和浅埋藏的水文地质条件下相对较高。地下水的DIC在湖滨平原砂砾石层、淤泥质砂层潜水和水量中等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受冻融期影响较大,DOC在基岩裂隙水和水量贫乏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受冻融期影响较大。湖水的DIC和DOC均远高于河水和地下水。河水的DIC在融化期和冻结期均低于地下水,DOC在融化期高于地下水,在冻结期低于地下水。
地形复杂度（TCI）是区域地表外在形态结构的数字化表达,既可表征坡面单元的多样性及其组合形式的复杂性,也可映射地球内外营力在地表留下“烙印”的过程,其客观描述和定量表达可为地表形态定义、刻画及分异等地形地貌理论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新疆独特的山盆地貌结构为地貌学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本文基于“倒金字塔滤网系统”逐步筛选微观和宏观坡面因子并确定权重进而构建地形复杂度模型;运用均值变点法确定新疆地形复杂度的最佳窗口,分析不同地貌单元地形复杂度的空间异质性,进一步探究不同营力作用对地表复杂程度的贡献。结果显示：① 地形复杂度模型综合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变异系数法与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地形因子进行客观筛选与科学组合,使其具有全面客观性及独立有效性。② 地形复杂度以ASTER GDEM数据（30 m）为基础,得到最佳窗口（14×14）下全疆TCI介于0.13~46.36。山地与盆地相同地貌类型TCI面积占比峰值相近,不同地貌类型可比较其斜率、偏度及峰度得以区分。在经纬向上能更好的刻画出独立山峰及深切峡谷等局部地形分异,TCI≈1可作为平原与山地地貌单元之间的分界值。在高程分区下TCI>2时为各山系（山群）震荡高程区起始处,山麓处TCI曲线差异显著。③ 地形复杂度能较好的体现不同外营力在地表留下的痕迹,一定程度上也可表征外营力对不同成因地貌类型的贡献度。本研究对新疆地形地貌的形态特征和形成原因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可为地形地貌研究、生态环境影响以及区域发展评价提供实践指导。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本文旨在识别盗窃犯罪易发地的主要类型、影响强度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厘清地理探测器在犯罪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多源大数据，研究发现：① 在全域范围内，37类设施均属显著的盗窃易发地，道路边界、行政边界、用地边界也是盗窃高发的边缘地带，影响力突出的盗窃易发地更具备犯罪模式理论提及的犯罪引致条件。② 如社会解组理论所言，随着社会解组程度减弱，犯罪易发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对盗窃分布的影响逐渐下降。除低解组区外，各类设施及边界的相对影响排序基本相同。③ 因未考虑混淆因素干扰，地理探测器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作用，与负二项回归结果的吻合度不高。而结合排除控制法，将混淆因素同质化的样本进行分区分析是规避外生变异和稳健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可行路径。
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的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位于不同人口流动程度社区环境中的不同住房对入室盗窃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利用入室盗窃警情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运用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性高的社区入室盗窃率较高；自建住房比例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公有住房比例和商品房比例则呈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变量的结果发现，人口流动性与不同类型住房变量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人口流动性与自建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有住房的交互变量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商品房的交互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探讨不同类型住房与入室盗窃的关系时，应重视其所在社区的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