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远景下，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和可持续转型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日益关注的研究主题。主流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从区域发展基础的结构视角理解新路径发展，存在着对边缘/后发区域“无法创新”的悲观叙事。近期的研究融入可持续转型、创新系统、产业追赶和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尝试从外生力量和能动性的视角理解区域新路径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区域的内涵和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未能深入揭示绿色产业的特殊性和地方集体能动性在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作用。绿色机会窗口为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能否利用这些窗口取决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的互动。本文在评述区域新路径发展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后发区域在绿色新路径发展中的特殊性和优势，从结构-机会-能动性的视角提出一个启发式分析框架，演绎分析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及其互动关系，并结合中国区域绿色产业发展实践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超越诸多边界的流动性活动不断涌现，“城乡两栖”式的人口流动尤为凸显。基于此，文章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尝试从流动性视角来探讨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 ①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正在经历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扎根与离开的矛盾，同时分别采取了伺机而动的选择、消费的另类生产、避让但不逃离、印象管理与营建、永远在路上的战术。其中前四个战术是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永远在路上”是基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理论创新。②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五个维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过程，该漩涡不仅是物质和关系层面的，也是意义层面的漩涡。③ 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城乡两栖与城乡复杂性、动态性关联过程中建构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主体内驱力和群体性力量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本研究通过提出“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来打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黑箱，丰富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和反思城乡关系，为构建跨地方的城乡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创业情感是个体对创业的主观体验和感受，反映了社会对创业者及其创业活动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本文基于2014—2018年新浪微博“创业”话题的36.82万条文本数据，运用自然语言分析技术、文本数据分析与相关空间分析方法，在定量测度中国192个城市的创业情感基础上，分析了正、负面两类创业情感的总体特征和时空差异，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创业情感对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个体创业情感主要受创业社会网络、创业体验、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朋友”的词频最高，表明非亲属的熟人关系是影响个体创业情绪的关键要素。语义网络显示具有正面情感的创业者更关注投资机会和注重发挥创业平台的作用，而具有负面情绪的个体可能对房价、租金等与创业成本相关的因素更为敏感。②在城市尺度，正面的创业情感呈现“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城市居民创业情感总体上趋于弱化且出现了空间“极化”现象。特别地，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珠海和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城市始终是创业者的“乐园”。③模型结果显示，正面的创业情绪能够提振企业家精神，地区正面创业情感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创业水平的提升。政府的创业干预措施可以正向调节创业情感并有助于提振当地企业家精神，而高房价给创业者带来的负面创业情绪会显著削弱企业家精神。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定量论证了创业情感和社会态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为区域创业政策调整、地区良好创业氛围的营造以及个体创业情绪的调节提供参考。

全球生产网络（GPN）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网络结构与演化过程已被充分讨论，然而如何在经济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背景下，基于典型案例揭示其网络特征和影响因素等问题仍需探究。本文选取2020年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依据GPN2.0框架下企业行动者角色功能，深入探讨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就华为手机而言，虽然整体上技术合作和零部件制造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角色功能的企业行动者及其产品所处的不同价值链位置，所构建的生产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② GPN2.0框架下的企业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以及风险环境等因素虽然对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中其高度复杂的网络等级结构和社群跨域特征，应与国家行动者角色、金融环境、劳工条件等进行交互补充和兼容整合，才能更加系统的解释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的影响因素。③ 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本土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战略耦合与区域发展需要更加契合的理论指导。本研究通过“产品价值-企业区位-城市载体”实现了与GPN侧重企业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结构特征分析的一致性，促进了城市关系由场空间向价值空间的转变，以期为GPN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提供科学实践支持。

由于航空运输受到国家政策和地缘政治区域内部制定的不同航空法律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发展具有明显差异性，与其他国家航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为中国航空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1999年、2009年和2019年的航空客运数据，本文从网络拓扑结构、网络连通性、空间结构和组织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航空网络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美欧航空网络规模均呈现扩张态势，表现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和双幂律分布特点，无标度特征不明显，航空运距呈现非连续的波动下降趋势，遵循一定的距离衰减规律。② 航空网络连通性欧洲和美国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中国分布相对集中，航空枢纽的形成受到地理位置、行政等级、经济、旅游、航空公司总部布局和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不同等级的航线联系均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等级层次结构，航空客流均倾向于向少数城市对间集聚。③ 中美欧均表现出一定的轴-辐网络组织模式，美国和欧洲地区航空网络轴辐体系已较为完善，呈现出多中心、多轴线网络体系的特点；中国呈现由双中心向多中心的演进态势，但支线航空发展不足。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旨在为中国未来民航客运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构建城市技术合作有向网络，识别城市创新网络的不平等位势和竞合关系，是理解城市创新枢纽和创新网络重塑的关键指标。本文通过技术合作的方向性特征构建有向加权的城市技术合作网络，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刻画了长三角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并利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网络演化的多维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 长三角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网络呈现“一核（上海）三心（南京、杭州、合肥）多点”的核心-边缘结构，具有显著的省域差异和较弱的省际协同。② 长三角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网络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结构依赖性，体现在二元互惠关系的发育和三元结构洞的闭合，并在时序上呈现结构的依赖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行政等级、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了城市网络联系的扩张，城市间的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技术邻近性推动了城市间技术合作关系的形成。④ 网络的互惠性、核心城市引领所驱动的传递闭合性、聚敛闭合性，以及非核心节点的关系扩张是长三角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动力，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自回归性，即节点联系在时序上保持稳定的特性。文章定义了城市技术合作有向加权网络的构建方法，并利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系统揭示了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动力。

在新发展阶段，激发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增强创业活力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电商示范县试点和新创企业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刻画电商示范县试点和当地创业活力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以云南省为例，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电商示范县试点对当地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 电商示范县试点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时空演化呈现由散点式分布向连片集聚式分布转变，西北和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政策覆盖的重点；在研究期间内试点地区的创业活力呈上升趋势，马太效应明显。② 电商示范县试点降低了地理因素和人口规模对创业活力的限制，显著促进了当地创业活力的提升，其中对农业和金融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③ 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传统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提升了当地创业活力。④ 进一步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电商示范县试点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以上结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如何激发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来自电商示范项目的可行路径。

高速公路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资源要素便捷流动的基础支撑。基于福建省公路与经济数据，分析2010—2020年福建高速公路密度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揭示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福建各县域高速公路密度均大幅增加，集聚化趋势明显。高密度县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和北部县域的高速公路密度较低。② 2010—2020年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空间差异趋于缩小，中、西部低水平县域集聚范围缩小，东部沿海高水平县域集聚范围扩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高速公路密度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③ 福建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空间溢出效应更加突出。但相比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都较弱。④ 福建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对西部和南部县域的经济促进作用较弱，对东部和北部县域的经济促进作用更强。

城中村是中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居住空间类型。近年来，随着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备受诟病，以统租改造为手段的综合整治行动迅速兴起，但其空间效应仍较少被检视。本文以深圳为研究区，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探究城中村私宅租金和统租改造选址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 城中村发生统租改造，会带动本村未改造私宅租金上涨，产生一定程度的绅士化效应。②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私宅租金相对较高的城中村更易发生统租改造。③ 统租改造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租金传导机制带动邻村发生统租改造，促进绅士化效应在邻村扩散。因此，在健康可支付住房短缺的大城市，建议地方政府科学规划城中村私宅统租改造的选址，引导城中村统租改造为不同类型、不同价格梯度的租赁住房，建立租金监管机制，积极介入当前以市场为主导的城中村统租改造行为，更加稳妥地推进城中村统租改造。

出租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然而许多城市仍然存在大量出租车在城市道路中空驶的状况。基于上海市出租车GPS轨迹数据、POI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出租车司机行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与出租车空载率的时空关系。结果表明，上海市出租车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平均空载率分别为55.6%和59.0%，且其空载率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呈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整体上呈现向市中心聚集的特征。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与GLM模型相比，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GWR模型的R²分别增加了32.0%和46.5%。出租车司机行为因素对出租车空载率的影响时空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预期票价在工作日主要与出租车空载率呈正相关，而在非工作日主要呈负相关；等待策略和巡航策略与出租车空载率呈相反的空间影响关系。外部环境因素在大部分区域能够显著减少出租车空驶的时间。研究结果对降低出租车空载率，提高出租车运营效率，增加出租车司机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土地资源及其收益在农业转移人口行为决策中的影响日趋突出，而创业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重要的就业形态，是事关生存的行为决策，是否受到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影响是一项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土地资源对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在城市的自雇型和雇主型创业产生复杂而又多样的影响，拥有耕地抑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雇主型创业，但拥有宅基地显著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两种类型的城市创业，而拥有集体分红无实质性影响。较低的耕地收益、土地流转和村集体分红的增量促进了自雇型创业，较高的耕地收益、宅基地和村集体分红的增量激励了雇主型创业。机制检验发现，土地资源及其收益通过缓解在农村的经济困难和帮助建立应对城市歧视的自信而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创业。以上发现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构建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基于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视角，聚焦探索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农业发展态势。从投入形态、产出形态和规模潜力形态入手，创新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理论解析视角和解析框架，提出理论假设，并尝试量化隐性形态。以黄淮海地区为研究区，开展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定量测度、时空解析和地域类型划分，并证实了理论假设。结论如下：① 2000—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综合水平不断优化，呈现“南高北低”格局，且南北分化不断拉大。投入形态值的“南高北低”是分异的主因。北部地区投入形态恶化以及南部地区产出形态和规模潜力形态的加速优化，导致了南北分化拉大。② 研究区各单元的投入形态和规模潜力形态缓慢分化，产出形态快速分化，最终三维隐性形态均显著分化。③ 理论假设基本被证实：研究区整体的投入形态先优化后遭遇不利因素，后期不利因素在于大量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农业机械化缓慢和化肥的控制施用；产出形态大幅稳步优化，规模潜力形态加速优化。④ 研究区的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存在8种地域类型，至2020年已形成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投入显著型、产出显著型和投产显著型多聚集于南部的苏皖豫境内，归因于南部耕地“投入-产出”的结构和数量更丰富；规模显著型多聚集于北部的渤海沿岸平原地市，归因于当地地势平坦、耕地丰富，较高的城镇化率缓解了农民对耕地的矛盾和依赖；综合弱势型局限于边缘地带，一般发展型则填充剩余的大量地区。⑤ 未来研究区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建设，及时应对劳动力投入空缺；警惕对化肥的依赖与生态风险；关注耕地“非粮化”对社会保障功能的削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解除小农式耕地依赖，缓解人地矛盾，促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导三维隐性形态的空间耦合协调与耕地利用效益及潜能的高水平释放。

耕地细碎化理论上会加剧农户耕地撂荒问题，进而威胁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然而国内鲜有学者利用全国大样本面板数据验证耕地细碎化与农户耕地撂荒的关系。本文基于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全国29省14454个农户调查样本，利用面板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结果显示：①耕地细碎化加剧了农户耕地撂荒，每增加一块地块，农户耕地撂荒率就增加0.2%左右。②耕地细碎化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约6%，这间接导致了农户耕地撂荒。而且，非农就业进一步强化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负面效应。有非农就业家庭的耕地撂荒率比没有非农就业家庭的要高0.2个百分点。③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存在家户异质性，它的负面效应在经历过农地调整和没有经历过农地转出的家庭中更为明显。④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它的负面效应自东向西逐步增强，但东北地区不受影响。因此，为遏制农户耕地撂荒，未来有必要采取建设高标准农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禁止大范围农地调整和鼓励农地流转等措施，因地制宜推动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古航道作为军事、漕政和商贸的主要通道，孕育了沿线的聚落，其地名是解读流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等动态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入点，对重新审视和发掘流域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地名层分析、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以湖南沅水流域233个聚落地名语源的产生、嬗变和存续划分地名层，探讨其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沅水233个聚落地名以自然景观型为主，沿航道呈“串珠式条带状”分布，具有“名称化的水文”特征；以人文景观型为辅，沿航道、古道呈“西密东疏团块状”分布格局。②以聚落地名产生时序为轴，其演进揭示沅水流域开发过程，总体上呈现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变化路径。③沅水聚落地名景观类型变更方式主要有4种，地名呈现层积性、功能性，航道、驿道沿线地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④沅水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和演变是自然环境、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3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距码头0~13000 m、高程100~400 m、气温18~19℃、降水量1400~1600 mm、人口集聚、经济较为发达、通航河道密布的地区稳定性较高。航道辐射因素对聚落地名产生、变更和存续影响深远。基于沅水航道的自然属性和人文轨迹，系统开展多层次时空序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期深化和提升地名普查成果，为今后跨区域聚落地名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等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科学合理地确定海岸带空间范围，是开展海岸带空间规划的重要前提，空间范围界定模糊或不合理，将直接影响规划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海岸带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其根本原因在于陆域、海域之间存在跨系统影响。由于未能充分考虑跨系统影响的重要作用，以往海岸带空间范围划定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商榷，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陆海统筹研究进展缓慢。据此，在陆海跨系统影响的视角下，本文首先比较了海岸带不同空间范围界定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要素。然后，通过跨系统影响的类型、过程和范围的分析，提出了行政边界、自然地理标示、空间距离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海岸带空间范围界定方法。最后，以福建省宁德市为研究案例进行了海岸带空间范围划定方法的应用展示。方法所界定的空间范围能够基本涵盖海岸带生态系统，反映跨系统影响的真实状况，为建立跨系统影响为核心要素的陆海统筹及海岸带空间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风蚀坑作为一种沙地负地貌形态一直是风沙地貌学关注的焦点，对风蚀坑的研究有利于更好理解其形成演化及其动力机制。选择海岸风蚀坑发育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海坛岛沿岸沙丘区，以碟形、半碗形、槽形风蚀坑为研究对象，利用RTK GPS技术及二维超声风速仪对风蚀坑形态重复测量与气流观测，采用“空代时”方法探讨了风蚀坑演化模式及其形态与气流反馈机制。结果表明：① 碟形风蚀坑形态沿盛行风向向侵蚀盆后部扩大加深并形成陡坎，入口则沿盛行风向呈后退趋势；半碗形风蚀坑形态沿盛行风向扩展并突入侵蚀壁形成破口，不断扩大加深；槽形风蚀坑侵蚀盆沿盛行风向向积沙区扩展且东侧壁形成分叉并逐渐向后部延伸。② 来流风向与风蚀坑形态影响坑体内气流场分布，而坑体内部不同部位流速差异则促使不同部位发生侵蚀或堆积。③ 风蚀坑演化模式为沙斑或缺口的产生→碟形风蚀坑→半碗形风蚀坑→槽形风蚀坑扩大并消亡四个阶段，地表植被在整个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其中，受形态与深度限制促使半碗形风蚀坑向槽形风蚀坑转变，槽形风蚀坑则不断扩大形成分叉逐渐走向消亡。

智慧城市转型成为新时期学术界和城市管理者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种“技术决定论”或“知识（社会）决定论”二元对立的倾向，缺乏对智慧城市转型过程中技术-社会互构关系的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社会-技术互构视角和“社会-技术系统”思想，对技术创新与社会关系重组的共生性展开讨论，旨在揭示作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智慧城市，如何在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技术创新的同步演进下发生渐进转型。研究通过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的多层级分析方法，从微观利基、中观体制、宏观景域3个层面提出“社会-技术协同”的分析思路，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土地是资源要素的重要载体，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LGUE），是实现“精明增长”的关键。在现象观察与理论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以2008—2019年中国268个城市为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结合ArcGIS分析、EBM-DEA模型和空间计量等模型，揭示城市扩张、高铁网络对ULGUE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① 中国ULGUE具有一定的梯度分布和空间依赖特征，其核密度曲线整体右移，且峰值不断降低，土地资源“精细化”利用程度有所提升。② 城市扩张与ULGUE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保持合理的城市扩张能显著提升ULGUE；高铁网络加快了资源优化配置，对ULGUE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效应。③ 从溢出效应来看，城市扩张显著提升了本地ULGUE，但对邻近城市则相反；高铁网络对本地ULGUE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也要警惕其“虹吸效应”对邻近城市造成负面影响。④ 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省会城市能通过城市扩张缓解城市运行压力，提升ULGUE；而非省会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则要合理确定空间开发边界，实现“精明增长”。就中介效应而言，经济集聚充当城市扩张与ULGUE的中介角色，而高铁网络则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升ULGUE。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高铁网络发展的快速阶段，期望本研究为提升土地绿色利用的综合效能，促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作为公共物品的耕地资源长期面临过度占用与补充有限的保护困境。为理解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行为，基于中国县域分权（省直管县改革与扩权改革）的改革实践，探究分权时序塑造的激励约束环境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影响耕地保护。其中，分权时序是指各省在推行分权改革时下放不同类型权力的顺序。研究发现：① 财政分权先行有助于耕地保护，行政分权先行不利于耕地保护，而财政与行政分权并行的方式对耕地保护的影响不显著。② 机制分析显示，分权时序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开源”和“节流”来影响其耕地保护行为。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先行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收入开源（减少耕地占用税的征收、降低耕地用于土地出让的比例与面积）减少耕地占用，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支出节流（提升农业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减少耕地弃置实现耕地保护；行政分权先行通过促进地方政府的收入开源（强化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提高耕地用于土地出让的比例与面积）加剧耕地占用，通过促进地方政府的支出节流（降低农业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加剧耕地弃置最终不利于耕地保护。③ 异质性分析显示，分权时序对于耕地保护的影响因各级政府权责安排、分权的具体内容事项而异。对于财权先行的地区，如果分权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责任，财政分权先行对耕地保护的正向效应得以强化；对于行政先行的地区，如果下放的事权中包含与土地审批直接关联的权力，行政分权先行对耕地保护负向效应得以强化。本文为理解分权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为合理配置地方政府财政与行政权限以实现耕地保护提供经验启示。

已有文献聚焦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并从宏观视角开展经济学实证计量研究，但未重视其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时空演变的典型事实特征及其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借助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解读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的时空动态分异特征，并分析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时间维度上，中国制造业企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分行业来看，中国各行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差异明显，资源缺乏与技术差距成为特定行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反映了资源和技术禀赋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因素。② 空间维度上，东部地区的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逐步提高，垄断重心呈现出“东南→东北→西南”的地理迁移特征。③ 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非对称的U型曲线特征，且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对非国有、东部地区和较差金融背景等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敏感。

京广大通道是中国民航“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工程，旨在宏观尺度上调整空域结构并释放空域承载容量，预期将提升航空流流动韧性。本文构建了一个组合的航空流流动韧性评估框架，使用航迹延迟数据分析京广大通道开通前后航空流流动韧性的变化进而揭示其内在机制。对比原始网络与优化网络发现：原始网络中脆弱节点和脆弱航段从沿线中心机场及其关联航段转移到外围参与机场及其关联航段，优化网络中延迟传播依赖路径数量减少、范围缩小且延迟传播依赖链得到疏解，延迟依赖风险空间结构趋向于多源-网络模式，减轻了航空流网络极化状态，加强了均衡性，致使原有的沿线中心机场延迟风险的“轴带”模式得以改善。优化后的京广大通道航空流流动韧性得到明显提升。检验不同航空流配置策略的增益效果还发现，新辟路径释放闲置空域资源和阻滞延迟传播所产生的增益效果显著。京广大通道在打造航路航线集群系统的同时，实现了空域系统功能转换和空域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航空流流动韧性研究将为空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参考。

随着国际形势和地缘格局演变，贸易保护成为影响出口升级的重要因素，甄别贸易保护冲击下能够助力出口升级的区域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贸易保护纳入区域出口升级分析框架，以广东为例，基于2009—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呈现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城市遭受贸易保护的空间格局，以计量模型厘清贸易保护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及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① 广东遭受的贸易保护中，58.5%源于发达国家，67.1%针对珠三角城市；② 整体而言，离珠三角越远，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越低；③ 贸易保护倒逼城市出口升级，实证显示贸易保护促进城市增强创新水平，减少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进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④ 相较于非珠三角城市，贸易保护对珠三角城市出口升级的促进更为显著，拉大了区域差距；⑤ 产业集聚增强贸易保护的作用，在区域层面助力非珠三角地区出口升级，在目的国层面助力向发达国家出口升级。研究启示，依托产业集聚，增强针对性研发创新，优化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结构，是推动贸易保护下出口升级的重要举措。

“多集群”视角的共位集群和集群关系研究正成为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前沿话题。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共位集群网络演化机制，以顺德-中山家电产业共位集群为例，通过核密度空间分析与半结构访谈等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变，并解构其网络演化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共位集群之间因多维邻近性更容易基于企业、中介组织、个人社会关系、行业协会、政府等复合主体构建起多尺度嵌套的联系网络。在不同阶段，集群关系由共位独立、共位竞合向共位合作演化，也可能出现共位兼并或融合。集群组织演化作用在空间上使共位集群集聚加剧的同时集群重心不断相互吸引靠近。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共位集群的认知，研究结果对共位的集群间关系演化具有实践意义。

基于流动性理论，采用案例分析、归纳推理等方法，对资本作用下大都市区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南京都市区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大都市区旅游资本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其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进城—出城—下乡—跨界”的流动特征，资本流动促进了流入地域内的旅游发展。目前，大都市周边的乡土-生态、跨界地区已经成为旅游资本流动最活跃的区域。② 资本流动促进了重点旅游项目建设，推动了大都市区旅游空间结构演化，导致都市旅游地在不同时期分别形成了“核心-边缘”“多节点-链式”“链式+乡村斑块”“链式+旅游飞地”等空间结构模式，并呈现出“中心化—多中心化—离心化—边缘化”的总体演变趋势。③ “流动”是资本突破都市区空间限制，不断向上发展的重要手段，旅游资本在“流动—固化—再流动—再固化”的发展路径上循环往复，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都市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变和游憩功能完善。通过上述研究，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总结了当前都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特征、新趋势，论证了资本流动对都市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对都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理论认识。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资本流动作用下，大都市区旅游空间结构演变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对都市旅游的未来发展与管理提供了对策建议。

信通技术影响下的郊区化现象和格局演变一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热点话题。移动办公作为信通技术衍生出的新型办公生产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个体职住空间选择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从而为解析城市郊区化现象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构建2019—2021年、2021—2023年武汉市高频移动办公人群和非移动人群职住空间迁移数据库，综合对比分析、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其职住空间郊区化的数量、空间、结构特征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 数量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职住空间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的人数和占比一定程度上高于非移动办公人群，其迁出数量更多且回迁相对更少，向郊区新城分散化的趋势在持续加强。② 空间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职住空间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的趋势较为明显，而非移动办公人群则主要在中心城区内部迁移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移动办公人群在中心城区圈层内负向净迁移量更多，而在郊区新城内正向净迁移量更大。这表明移动办公人群迁向郊区的分散化趋势进一步强化。③ 结构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在部分郊区新城中心的中心度隐有反超中心城区的趋势，且其中心度增幅已经高于三分之一的中心城区中心。此外，相较于就业空间，移动办公人群居住空间的分散程度更强、辐射范围更远，逐渐由中心城区向城郊结合地区-近郊区新城中心-接近远郊的组团中心扩散，这表明移动办公人群居住空间的选择进一步削弱了地理集聚效应。研究通过大数据实证发掘了信通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及结构的郊区化演变趋势，丰富了信通技术对城市郊区化作用格局、过程的相关研究，也为解析城市的郊区化分散规律提供了移动办公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对信通技术发展新阶段下的城市郊区化现象、城-郊进一步融合协调和郊区新城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通过全面评估各地铁站域内公交导向发展（TOD）绩效并划分类型，大都市可以精准制定鼓励交通和用地良性互动的开发策略以缓解城市问题。传统的2D指标忽略了城市是立体化发展的典型对象，其密度/强度指标也忽略了POI类型间潜在的功能组合。因此，本文引入街道/建筑3D形态及POI功能语义等新型指标重构“节点-场所-功能”框架，测度武汉市188个站域的TOD绩效并采用KMeans划分为六类，进而探索TOD绩效/类型与地铁客流这一关键外部效能的关系。结果显示：① TOD绩效以江汉、武昌滨江为核心向四周降低，其高值呈大-小团簇状分布；② TOD类型遵循相似的圈层分布，由中心向外围（Ⅰ类~Ⅵ类）依次为：高值功能优势类、高值节点优势类、中值平衡类、中值场所优势类、低值节点优势类、低值节点劣势类；③ TOD绩效与工作日/休息日进出站总客流均显著正相关，早高峰时段大量客流从Ⅲ类~Ⅵ类站点汇聚至Ⅰ类、Ⅱ类站点。文章扩展的量化评估体系可以有效推测潜在客运量，划分的TOD类型也鼓励规划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地理标志对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改善农户生计与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黄河中游渭北旱塬区苹果种植户为例，构建评估框架，采用熵值法、TOPSIS模型和自然断点法评估农户生计脆弱性和福祉。以地理标志商标采用为切入点，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地理标志对降低生计脆弱性和改善农户福祉的作用。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福祉整体上处于高度脆弱、中度福祉水平。② 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商标能够通过降低生计脆弱性提升福祉，对降低其生计脆弱性的净效应为15.6%~18.3%。③ 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商标能够将其生计纳入地理标志农产品经济、生态和文化附加值的实现过程并以降低生计系统的敏感性为关键作用路径实现福祉的提升。深入解析政策因素、生计脆弱性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剖析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福祉的不足，扩展了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前沿领域，为政策推广和完善提供了基于农户的微观着力点。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应关注地理标志作为乡土特色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农户生计和福祉的微观作用机制，推广并鼓励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商标。

淘宝村是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典型表征，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对厘清乡村电商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河北省淘宝村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空间萌芽阶段（2009—2013年），村民自组织发展乡村电商形成淘宝村，主体适应行为和空间扩张程度有限；空间扩散阶段（2014—2019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力量加强，创新要素和流的集聚性增强，推动淘宝村涌现和空间结构复杂性提升，而网商主体的负面互动和基础设施滞后短缺等问题导致部分淘宝村适应失败；空间稳固阶段（2020年至今），电商模式更新下多元主体间相互作用增强，进一步推动淘宝村转型升级和空间发展。② 淘宝村主营产品的同质扩散、多元扩散和产业孤岛型等扩散类型以及自产自销、代理销售的流转途径，强化了产品标识作用和商品流的流动。③ 淘宝村空间结构的形成源于多元要素协同作用，其中，外部环境子系统影响力最大，区位条件、电商设施和物流设施要素是淘宝村的核心驱动力，子系统要素的刺激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淘宝村空间结构的演化。本研究为电子商务在乡村发展的时空过程与机制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果对基于电子商务的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一定普适性指示作用。

传统村落空间商品化和文化景观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海南省疍家渔村为案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识别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从空间商品化视角分析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过程及特征，为传统村落文化凝聚力提升和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提供实践参考。研究表明：① 疍家渔村空间商品化经历了由单一“渔业”向“渔业+旅游”再向“渔业+旅游+文化”融合的演化过程。② 疍家渔村空间商品化驱动文化景观逐渐由海上物质文化景观基因格局形成到海陆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快速变异再到海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联动的多元化转变。海陆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空间形态和整体布局阶段性特征和现代化趋势明显。依托疍家博物馆、疍家海上餐厅和海上渔排民宿等物质文化景观载体，以疍家传统技艺、节日、音乐和语言等为表征的非物质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逐渐融合并得以传承和弘扬。③ 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是自然环境、政策引导、市场推动和村民诉求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是基础，政策调控变异方向，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刺激主体利益诉求与行为转变是关键。④ 重视疍家陆上文化景观基因保护、强化文化景观基因原真性挖掘、激发疍民内生动力和构建异质主体间的良性利益联结和合作机制是促进疍家渔村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

乡村旅游嬗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态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而对于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机制研究尚缺理论与实证创新。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及“压力-状态-响应”的理论主张，从系统内部协调与压力适应两方面构建了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历时性分析、过程-事件分析等质性分析方法，深入探究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经历了资本嵌入与内生、新乡人介入与探索、返乡人回归与共生3个阶段，从传统的农业乡村转型为现代的民宿旅游乡村，初步实现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② 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实质是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即系统全要素提质发展及其结构优化协调，最为关键的是发展主体全面提升与生态价值高效转化。③ 精英带动、市场导向与制度变迁构成核心驱动力，多元主体遵循精英逻辑、市场逻辑与制度逻辑与社会、生态环境交互作用、协同演进，共同驱动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为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及旅游地演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而仙潭村的实践也为推动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拼装地理学（Assemblage Geographies）以“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为基本特征构建了一种共通的解释策略，然而在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前沿分支提供启发式思维和方法论的同时，它因为模糊了内部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和权力差异性而丧失了对权力关系运作的关注，其描述性“空洞”和精确性缺乏等弱点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地理学研究空间，其垂直性的权力关系与结构内涵可以弥补拼装地理学在关注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方面的缺失，得以解释拼装内部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是如何持续并抵制变革的。在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本文将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框架分为“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4个部分。基于此，本文以在乌干达的田野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揭示了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路径是如何具有拼装的基本特征，塑造了土地共同所有权作为一项土地法案修正案条款的提出，而正是权力差异关系的持续导致了这一条款在最后颁布时被删除。通过拼装地理学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本文在批判地讨论西方前沿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以期为拼装思维的应用提供经验参考，并为拼装地理学增添新的解释力与应用价值。

中美制造业权力演化对世界经济地理重塑和地缘经济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既有运用出口增加值溯源测度结构性权力的研究，忽视了权力如何发挥作用的重要维度，也无法从相对权力视角剖析权力转移。本文基于权力来源和发挥作用方式的双重视角，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识别两种度量结构性权力的基本方法，运用最新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表刻画了2000—2020年中美制造业结构性权力的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分析表明：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中升美降”的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输入地位而非输出地位，中国供给地位的提升并未显著影响美国的输出大国地位，而输入地位上的“中升美降”实际体现了中美国内市场相对地位的变化。②中美制造业权力空间布局具有显著差异，中国权力空间向“均衡化”和“多元化”发展，而美国权力空间呈现“网络沉淀性”和“客户黏性”的显著特征，中美权力转移难度加大。③中美权力重点博弈区的空间分布由“全球点状散布”转变为“欧洲集聚分布”，中美制造业权力关系由中升美降的“动态重组”转向均衡竞争的“焦点博弈”，欧洲是中美权力博弈的关键区域。④中美制造业权力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从地理、文化等多因素驱动向以市场需求为主导转变，凸显了进一步扩大和开放国内市场在全球经济权力重组中的重要性。本文研究不仅为拓展结构性权力理论进行了新的测量尝试，也为理解权力转移和世界经济地理重塑提供新视角。

基于2010年和2020年LandScan高分辨率全球人口分布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多中心结构、城市规模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首先运用ESDA方法测度了城市多中心指数；接着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系统分析了多中心结构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并探讨了多中心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不同城市规模上的差异，最后论证讨论了本研究与之前多中心结构绩效研究的一致性与差异。研究发现： ① 中国城市正朝向多中心结构发展。② 多中心结构与更大的城市规模均能正向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③ 多中心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规模较小的城市影响不显著，规模较大的则能显著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正向促进效应将会降低。④ 资本投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交通水平、对外经贸水平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绩效提升产生正向促进效用。⑤ 互联网、通信和交通水平的提升能对多中心结构的经济绩效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认为，制定城市空间战略应更多地关注城市自身规模和发展阶段，立足于城市现状，合理推行多中心发展战略；城市空间发展应综合考虑城市特质，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数字政府建设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引领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基于地方政府网站工作报表数据测算了2017—2022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并深入研究了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① 呈现出逐年提升态势，公共服务能力增速最快，其次为安全保障能力，最后是政务公开水平。② 表现出东中西递减的地带性规律，且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③ 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随时间逐渐增加。④ 突显“核心-边缘”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于较高行政等级和五大城市群地区城市。⑤ 在全国层面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三大地区内部差异有所缩小。⑥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数字政府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特征、政府财政能力和网络基础设施对各政府数字化指标及在不同地区呈现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中国地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理解数字政府发展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厘清双循环视角下消费型城市虚拟水和隐含碳的空间来源，对消费型城市携手流出区实现共同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北京为研究案例，基于嵌套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双循环视角测度了通过国内外贸易流入虚拟水和隐含碳的空间来源；再结合水压力和碳压力指数，进一步解析了流入虚拟水和隐含碳来源地的水-碳压力情况。研究结果显示：① 北京通过消费外部的水密集型产品或碳密集型产品来缓解本地水-碳压力，流入虚拟水和隐含碳在消费端水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78.08%和84.96%。② 国内贸易是北京流入水密集型产品和碳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来源，国内流入虚拟水和隐含碳在流入虚拟水和隐含碳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65.34%和88.12%。③ 北京国内外流入虚拟水和隐含碳的空间来源具有较高集中度，主要受到贸易量空间分布、贸易结构、水消耗和碳排放系数的影响。④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主要流入来源地大部分都属于水-碳压力较高的省区市或国家。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消费型城市重视节水减碳治理并加强区域合作的政策建议。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科学合理布局是大型灾害来临时居民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本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采用手机用户画像数据获取日间和夜间人口分布信息，利用路径规划获取通行时间数据，通过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计算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并基于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人数信息分析应急避难场所供需比，剖析其供需失衡的成因。主要结论如下：① 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与人口密度耦合性较高，在30 min内应急避难场所昼夜覆盖居民数量均较多，总体覆盖效能较好。② 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水平总体较低，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关系，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存在不均衡性。③ 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与人口单元的供需比整体较差，特别是核心区和江北地区亟需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布局优化。文章最后针对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从增加数量和优化存量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高温事件频发，尤其是城市高温热浪对居民通勤、休闲等日常活动的影响，已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挑战。精准识别并评估城市热风险对于提升城市热舒适性，保障居民健康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及应用价值。论文基于“活动-环境”时空互动视角构建城市热风险评估分析框架，以国内典型高温城市南京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社交媒体数据和街景数据等多源大数据，从热暴露、热敏感和热适应三个维度进行城市街道空间热风险评估，使用聚类模型识别并归纳各类潜在热风险的街道特征。研究发现：① 南京中心城区街道空间的热暴露、热敏感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区中心的热暴露与热敏感风险相对较高，但在仙林、紫金山-玄武湖等片区存在热暴露、热敏感格局的空间错位。② 建成环境热适应因子对街道热风险具有适应及调节作用，客观地表温度比主观热感知更易受建成环境影响，街道结构形态与自然环境等维度指标与热暴露风险的相关性更大。③ 基于聚类分析的南京中心城区街道空间综合热风险格局可分为5种类型，各类型街道空间在热暴露、热敏感、热适应三个维度呈现不同风险等级的空间分异。本研究在精细化的街道空间尺度实现了城区范围的热风险综合评估，能够为提升城市街道整体热适应能力的规划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持续快速变迁。既有研究鲜有基于城市建设主体类型视角定量研判空间结构的演化规律与模式。因此，本文基于2006年至2021年北京施工许可证结合企业工商数据源建构城市建设主体及其空间分布数据库，运用综合空间分析法针对多主体类型的时空分异模式开展定量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和民营企业在城市建设主体中占比超85%。城市建设主体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但存在扩张与收缩、单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等类型差异。城市建设主体均具有邻近交通趋势，伴随时间和类型变化交通依赖性存在差异，且推动了城市建设重点的时空演化。第二，北京城市空间呈现功能拓展区建设、核心区提升和近郊区集中开发三类阶段，多类型城市建设主体具有显著时空异质特征。第三，核心城区从政府及其控股企业主导演化为政府和市场机构双主导；城市边缘区由单一主导向多主体均衡发展；城市建设主体具有明显的多元类型均衡发展特征。从城市建设主体类型角度理解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以期为城市空间的高效治理与优化布局提供决策支撑。

饮酒休闲消费日渐成为居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对酒类偏好一直存在着地域认知，但地理学始终未针对这个问题提供科学的分析与解释。因此，本研究试图证实酒类消费地域性偏好的存在，并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具体而言，本研究以城市作为空间单元，在控制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因素影响下，结合酒类关键词搜索指数和高德地图酒类POI数据，探测地域偏好分布规律与特征。为了让研究结果通俗易懂，本研究将酒类休闲消费偏好命名为“李白指数”，继而细分为李白预期指数和李白消费指数。研究结果表明： ① 两个李白指数的分布特征与传统文化中对国人饮酒行为的地域偏好认知不一致。李白指数未呈现明显的南北、东西分异或者遵循胡焕庸线的地理分布特征，偏好最高的地区不是气候寒冷的东北或者经济最发达的北上广，而是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川渝地区。② 自然环境维度中，温度越低，李白预期指数越高；温度越低、日照时长越短，李白消费指数越高；而降水、湿度和风速等因素对两个李白指数均不产生实际影响。③ 社会经济维度中，房价水平、夜间灯光与两个李白指数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的发现纠正了传统对饮酒偏好地理分布特征的认识误区，验证了温度、日照等自然环境因素和房价、夜间灯光指数等社会经济因素对酒类消费的影响，是新环境决定论的一次积极运用，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同时，本文也是多源异构数据综合利用的一次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