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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Vol. 34 >Issue 5: 895 - 90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5009

土地利用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 WANG Xiuyuan ,
  • YAN Jian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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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12-1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03-20

  Online published: 201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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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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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has influenced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Using 972 valid samples through household surve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Youyang county, Wulong county, Wushan county of Chongqing as study cases, we comparatively analyz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we also compare its internal structure considering comprehensive form of value index and physical form indicators. Then, we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by adopting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in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formulate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nd its internal structure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s well as labor intensive degree, capital intensive degree and land use intensity. Ⅲ-1 (natural assets type household)>Ⅲ-2 (human assets type household)>Ⅱ (basic type household)>Ⅰ (missing type household). (2) The study area is experiencing rapid rural labor transfer proces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is significant. But th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re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3)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bsidi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ash crops planting area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Ⅲ-1. Hence,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bsidi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but the premise is to continue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create a good platfor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fluencing facto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iuyuan , YAN Jianzhong .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 34(5) : 895 -908 . DOI: 10.11821/dlyj201505009

1 引言

近年来,耕地利用集约度已经影响粮食安全[1,2]、生态环境[3]和耕地保护[4],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5-9]。耕地利用集约度即生产过程中单位时间、单位耕地面积上非土地投入的数量[9],直接影响单位耕地面积产出[10]。国内针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尺度上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11-16]、影响因素[17]及结构特征[18]等几个方面。研究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对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过程[10],诠释不同尺度人地关系互馈作用的结果[19]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政府制定合理的土地管理及农业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20]。
目前,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13,14,16-18]多从宏观视角出发,使用统计数据反映宏观态势。部分学者研究了全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更多学者研究某一地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1949年以后,全国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呈现先增后减的发展规律[14],经济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较早出现耕地利用集约度下降的态势[14,21],且这种态势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影响因素方面,既往研究[15,17,22-24]从区位、经济、价格、人口、资源、政策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政策、价格等显著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
耕地利用在微观尺度上是农户的一种行为[24],从农户这一土地利用者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入手研究耕地利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24-26]。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27],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户生计策略由以传统农业为主向兼业、非农业转变[28],相应地会引起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然而不同农户实现生计多样化的能力及认识有差别,导致农户分化为不同生计类型[29]。近年来,国内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角度探究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30,31],这些研究旨在探究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差异,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未做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探究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这样的对比研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随着农户生计类型的变化,其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如前文所述,耕地利用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基于自身条件、所处环境所做出的某种行为的结果,与农户自身的家庭结构、资源禀赋、生计情况密不可分,要深刻理解分析耕地利用集约度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必须从农户入手。因此,从农户的家庭特征、收入结构、资源禀赋、区位因素等方面深入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
目前有多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测度指标,如产出指标测度[32],实物形态测度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23],价值形态测度投入成本[13,15],综合测度[16,17]。集约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土地利用系统中资源配置的状况,投入测度应是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基本测度,从投入角度（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内部结构）入手对其进行测度是一种有效方法。价值形态指标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使得量纲统一,能较好地进行整体对比,而实物形态指标对内部各组成部分解释较为直观。因此,从微观尺度出发,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深入分析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兼具“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和大库区”的特征[33],2007年确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34],是微观尺度上研究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典型地区。选取重庆市3个县12个典型村,从农户耕地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等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内部结构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间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同时定量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为研究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提供案例参考,为政府制定山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重庆市,属巫山和大娄山山区,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气候温湿,四季分明。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多聚居于此,属典型的贫困山区[35]。2006年,重庆提出“一圈两翼”发展战略。选择位于渝东南翼的酉阳县、渝东北翼的巫山县和“一圈两翼”交界处的武隆县（图1、表1）,根据三县经济条件差异、交通状况、离集镇距离等因素选择乡镇、村庄作为研究区,包括酉阳县（毛坝乡天仓村、双龙村和木叶乡梨耳村、大板营村）、武隆县（长坝镇鹅冠村、前进村和白马镇东升村、车盘村）以及巫山县（福田镇莲花村、双塘村和龙溪镇老鸦村、双河村）三县6个乡镇12个典型村。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12 typical villages

表1 研究区典型村基本情况

典型村 天仓村 双龙村 梨耳村 大板营村 鹅冠村 前进村 东升村 车盘村 莲花村 双塘村 老鸭村 双河村
面积（km2） 12.85 20.90 36.76 52.43 8.81 20.06 9.31 5.80 2.47 4.08 2.76 2.46
平均海拔（m） 1172.10 846.87 1047.39 672.63 292.12 824.26 1016.05 1285.64 1011.25 877.04 643.22 318.19
社会经济条件 临近集镇,210省道和780县道分布两侧,交通条件较好,基础设施不健全 距离集镇约4 km,村内仅一条碎石路贯穿,交通不便利,原有堰坝、坑塘等损坏严重 距离集镇约5 km,酉牡公路通过,大部分村寨已通碎石路,部分村寨未有碎石路可达,交通闭塞 距离集镇约7 km,有一条碎石路与木叶乡相通,交通极不便,基础设施不健全,居住分散,经济落后 临近集镇,地理位置优越,319国道贯穿其中,村寨公路基本连成网络,基础设施较好 距离集镇约14 km,得力于政府扶持,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好,交通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较完善 距离集镇约13 km,一条村级硬化公路贯穿,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完善,耕地灌溉基本得到保障 距离集镇约30 km,基础设施较好,778县道经过 距离集镇约7 km,有一纵一横两条硬化公路连接县道,交通方便 距离集镇约7 km,村级公路连接108乡道,经4号县道至巫山县,交通便利 距离集镇约8 km,村级公路发达,基础设施较好 距离集镇约1 km,村级公路连接108乡道,经4号县道至巫山县,交通便利
人均耕地面积（hm2） 0.18 0.10 0.12 0.19 0.08 0.12 0.09 0.09 0.06 0.08 0.03 0.07
农林业 主要种植玉米、薯类,有高山蔬菜基地,部分农户种植玄参等药材,已成立药材专业合作社 主要种植玉米、水稻、薯类、烤烟,部分农户种植白术、五谷子等药材 主要种植玉米、薯类、烤烟、药材、生漆、油茶,烤烟是农业支柱 主要种植玉米、红薯、马铃薯、烤烟、药材、生漆、油茶,药材主要有野生天麻、黄柏等 主要种植水稻、玉米、薯类、油菜,一年两熟 主要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烤烟、红薯,一年两熟 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烤烟和油菜,一年两熟 主要种植烤烟、玉米、水稻和蔬菜 主要种植榨菜、玉米、水稻,一年两熟 主要种植玉米、薯类、芝麻、油菜 主要种植玉米、薯类、芝麻 主要种植玉米、薯类、芝麻
主要养殖业 生猪、黄牛 生猪 生猪、牛、羊 生猪、牛、羊 生猪、蚕 生猪 生猪 生猪 生猪、蚕 生猪、牛、羊 生猪 生猪
从事二、三产业劳动力比例（%） 58.54 72.80 61.13 70.78 36.43 15.45 30.81 53.07 43.3 33.33 36.27 32.12

注：面积数据来自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其他数据来自2013年1月典型村深入访谈资料以及统计资料、乡级政府工作报告等。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1 研究区域位置图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采集

2012年5-6月,在县乡两级政府收集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并进行前期调研,然后开会讨论,修改完善调查问卷。2012年7-8月,调查人员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研究区12个典型村进行入户调查,为期60余天,每户访谈时间为2~3小时,受访者包括户主及其他家庭成员。问卷调查内容有：① 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② 基本就业情况;③ 现有土地资产及利用情况(地块数、面积、作物安排、肥料和劳动力投入、退耕和撂荒情况等);④ 家庭收入情况等。共获取有效样本问卷972份,其中酉阳县303份,武隆县306份,巫山县363份。2013年1月,再次到研究区对典型村村干部进行深度访谈,获得典型村的人口及人口迁移、劳动力、土地利用、养殖业、基础设施等方面详细资料。

3.2 农户类型划分

农户类型划分的标准众多,主要有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36],从业人员的主要劳动投向[37],农户演变逻辑和演变路径、方向及其经济与资金特征[38]。但这些划分标准皆忽略了农副产品市场配置的程度和农户对生计资产的依赖程度,而农副产品参与市场配置是现代社会化小农经济的重要表现[39],生计资产是农户生计活动选择的基础[40,41]。结合调研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据家庭现有的谋生方式、家庭收入来源、农户依赖各生计资产程度、农副产品参与市场配置程度等,将农户的生计类型划分为缺失型农户（Ⅰ）、基本型农户（Ⅱ）和发展型农户（自然资产型Ⅲ-1、人力资产型Ⅲ-2）（表2）。
Tab. 2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and division standard

表2 农户类型与划分标准

农户类型 主要收入来源 产品或劳动力配置方式 农副产品商品化率（%） 生计策略 抽样户数（户）
缺失型农户（Ⅰ） 政府补贴、亲戚资助 自产自销 0 种植、养殖 76
基本型农户（Ⅱ） 农业收入和政府补贴 自产自销、市场 <50 种植、养殖、短期打零工 135
发展型农户 自然资产型（Ⅲ-1） 农业收入 市场、自产自销 >50 种植、养殖、短期打零工 114
人力资产型（Ⅲ-2） 非农收入 市场、自产自销 <50 外出务工或自营工商业、种植、养殖 647

3.3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计算

由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定义可知,耕地利用集约度包括劳动集约度及资本集约度[11,14,42],劳动集约度为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资本集约度指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资本总量,依据不同资本投入类型的主要目的,又细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
耕地利用集约度界定为单位时间内投入到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总货币额,计算公式如下[43]：
I = ( A + K ) / S （1）
式中：I为耕地利用集约度（元/hm2）;A为投入到耕地中的劳动力金额（元）;K为资本消费额（元）,包括增产性资本及省工性资本;S为耕地面积（hm2）。
根据单位耕地面积上劳动力投入数量、当地劳动力工资水平,计算劳动集约度,不同劳动能力的务农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同。增产性投入是化肥、种子、农药、地膜等投入的货币金额,省工性投入是机械及除草剂投入的货币金额。根据单位耕地面积上各种化肥的投入量和当年价格计算化肥投入,其他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均按货币形式调查得到,直接将数据分析筛选校正。

3.4 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解释变量主要分为家庭特征、收入结构、家庭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四类（表3）。
y i = x 0 + ∑ β i x i + ε （2）
式中： y i 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 x 0 为常数项; x i 为解释变量; β i 为回归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
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容忍度（Tolerance）、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I型农户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547（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与地块平均面积）,II型农户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503（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户离集镇距离）,III-1型农户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566（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III-2型农户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391（家庭总收入和非农劳动力日均工资水平）,相关系数均小于0.8;容忍度均大于0.1,VIF均小于3,综合以上三类指标,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 3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表3 耕地集约度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类型 解释变量 变量含义 I II III-1 III-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务农劳动力数量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数量 1.347 0.655 1.440 0.567 1.864 0.690 1.437 0.626
务农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良好=1、一般=0.8、较差=0.3、很差=0 0.690 0.269 0.758 0.255 0.829 0.207 0.820 0.233
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年龄的平均值 61.355 12.254 60.622 11.022 48.693 10.198 52.342 11.708
务农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 文盲=0、小学=0.25、初中=0.5、高中（中专）=0.75、大专及以上=1、学龄前=0 0.167 0.141 0.195 0.122 0.290 0.150 0.248 0.159
收入结构 家庭总收入 2011年家庭全年的收入之和（万元） 0.471 1.006 0.705 0.639 2.927 2.544 4.168 2.635
农业生产补贴 直接补贴到农民手中、用于生产的农业补贴（万元） 0.073 0.068 0.065 0.065 0.173 0.264 0.061 0.057
非农劳动力日均工资水平 2011年家庭非农劳动力平均每天工资（元） 0.151 1.319 6.585 21.373 19.407 41.260 88.750 46.342
家庭资源禀赋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2011年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总播种面积（%） 0.107 0.210 0.173 0.240 0.413 0.361 0.157 0.222
劳均耕地面积 2011年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劳动力总数量（hm2/人） 0.137 0.130 0.164 0.138 0.260 0.173 0.088 0.080
地块平均面积 耕地面积/地块数量（hm2） 0.260 0.311 0.273 0.320 0.211 0.278 0.263 0.363
地块平均离家距离 地块离家距离之和/地块数量（km） 0.457 0.475 0.385 0.303 0.510 0.341 0.441 0.363
有效灌溉面积 灌溉工程设施基本配套,有一定水源、土地较平整,一般年景下当年可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hm2） 0.012 0.033 0.037 0.070 0.059 0.210 0.035 0.079
一等、二等地面积比重 一等、二等的耕地面积之和/农户经营总面积（%） 0.608 0.414 0.644 0.345 0.530 0.361 0.601 0.372
区位因素 农户离集镇距离 农户离最近集镇的距离（km） 9.529 8.602 9.328 8.665 13.324 9.043 7.996 7.083

注：综合考虑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将农业劳动力划分为三种,分别赋值0、0.5、1。其中,0代表10岁以下、10~18岁身体很差、60~80岁身体很差、80岁以上的人口;0.5代表10~18岁身体较差、一般及较好的人口和60~80岁以上身体一般或较差的人口;1代表19~59岁身体较好、一般、较差的人口和60~80岁身体较好的人口。对2011年从事农业活动程度赋值,只务农=1;只在农忙时务农=0.3;边工作边务农=0.5;不务农=1。最后,将务农人数折合成全劳动力作为务农劳动力数量。

4 结果分析

4.1 农户类型及特点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结构（图2）、受教育水平（图3）、家庭规模、劳动力配置等方面。Ⅲ-2型家庭规模最大,年龄结构年轻化,受教育程度最高,户均劳动力3.35,青壮年劳动力比重最高,主要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Ⅰ型家庭规模较小,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受教育程度偏低,户均劳动力1.63,劳动力不足,主要靠政府、亲友救济维持生计,从事农业活动。Ⅱ型家庭规模与Ⅰ型相当,与Ⅰ型相比,60岁以下的人口比重较高,受教育程度以小学为主,户均劳动力1.77,主要从事农业活动。与Ⅲ-2型比较,Ⅲ-1型家庭规模较小,60岁以下的人口比重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户均劳动力2.71,占比较大的青壮年劳动力缺乏技能,因此以务农为主,兼顾短期零工。
Fig. 2 Ag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households

图2 不同类型农户年龄结构

Fig. 3 Education level of different households

图3 不同类型农户受教育水平

4.2 农户耕地利用情况

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情况存在差异（表4）,呈现以下特点：① 实际耕种方面,Ⅲ-1型户均地块数、户均面积、人均面积均最大。Ⅱ型家庭规模较小,人均面积较大。Ⅲ-2型的户均面积较大,农户家庭规模较大,人均面积最小。② 耕地流转方面,Ⅰ型和Ⅱ型户均转入面积小于户均转出面积,Ⅲ-1型和Ⅲ-2型户均转入面积大于户均转出面积。Ⅲ-1型户均转入面积与户均转入净面积（户均转入面积–户均转出面积）明显大于其他类型农户。③ 退耕还林及撂荒方面,退耕还林面积占承包耕地的比重Ⅲ-1型<Ⅱ型<Ⅲ-2型<Ⅰ型,撂荒耕地面积占承包耕地的比重Ⅲ-1型<Ⅲ-2型<Ⅱ型<Ⅰ型,Ⅲ-1型主要发展农业生产,退耕还林和撂荒面积的比重最小。
Tab. 4 Land allocation of households

表4 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情况

农户类型 承包耕地 实际耕种土地 耕地流转 退耕还林 耕地撂荒
户均地块数(块) 户均面积(hm2) 户均地块数(块) 户均面积(hm2) 人均面积(hm2) 户均转入面积(hm2) 户均转出面积(hm2) 户均转入净面积(hm2) 户均面积(hm2) 户均面积(hm2)
Ⅰ 6.684 0.795 3.237 0.182 0.075 0.017 0.055 -0.038 0.375 0.200
Ⅱ 7.674 0.619 5.585 0.256 0.106 0.043 0.051 -0.008 0.233 0.122
Ⅲ-1 8.842 0.925 7.991 0.668 0.171 0.227 0.020 0.206 0.344 0.119
Ⅲ-2 8.153 0.736 5.726 0.278 0.060 0.052 0.043 0.009 0.331 0.137

4.3 耕地利用集约度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Ⅲ-1型>Ⅲ-2型>Ⅱ型>Ⅰ型,劳动集约度与资本集约度（包括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与之基本一致（图4）,Ⅱ型在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耕地利用集约度方面与Ⅰ型相差不大。
Fig. 4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of different household types

图4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比较

4.3.1 资本集约度比较 研究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化肥、种子、农药、地膜、除草剂等生产资料,但各类型投入有差异,其中化肥、地膜、机械投入差异最为明显（图5）。Ⅲ-1型和Ⅲ-2型农户单位面积化肥投入明显高于Ⅱ型和Ⅰ型农户（图5、表5）,Ⅲ-1型和Ⅲ-2型农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较多,家庭收入较高,有资本购买更多肥力及价格均较高的化肥,且化肥施用量也较多。烤烟复合肥是烤烟专用肥,仅种植烤烟农户使用,Ⅲ-1型和Ⅲ-2型农户种植烤烟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3%和26%,且农户种植烤烟面积较大,Ⅰ型农户中只有一户种植烤烟,Ⅱ型农户没有种植烤烟,因此Ⅲ-1型和Ⅲ-2型农户复合肥使用较多。地膜投入方面,Ⅲ-1型农户单位面积投入最高,达到278元/hm2。超过40%的Ⅲ-1型农户种植烤烟、番茄等需大量使用地膜的经济作物,且种植面积比重较高,因此地膜使用量较大。农用机械的使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2010年全国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为52%[44],重庆市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为26%[44],而研究区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较低,样本数据显示仅为18%左右。研究区各种类型农户的机械化水平普遍偏低,传统农具使用比重较高（表5）。Ⅲ-1型农户由于种植面积大且收入较高,拥有微耕机、打谷机或脱粒机的农户比重最高;Ⅲ-2型农户由于经济能力强,拥有上述两类机械的农户比重也较高,且Ⅲ-2型农户存在雇佣机械耕作行为,提高生产效率;Ⅱ型和Ⅰ型农户机械化水平比Ⅲ-1型和Ⅲ-2型农户低。
Fig. 5 Comparison of capital intensity of different household types

图5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资本集约度比较

在购买种子、农药、除草剂方面,各类农户的投入相差不大,其中Ⅰ型农户的农药投入略低于其他农户,可能的原因是Ⅰ型农户本身的经济能力限制其农药的购买能力,且Ⅰ型农户缺乏年轻劳动力,限制其使用农药。单位耕地面积除草剂投入强度Ⅲ-2型>Ⅱ型>Ⅰ型>Ⅲ-1型（图5）,Ⅲ-2型农户以最大的除草剂投入量代替劳动力投入;Ⅲ-1型农户广泛种植烤烟,而烤烟对除草剂需求较少,故该类型农户除草剂投入强度较低。
Tab. 5 Fertilizer inputs and propor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with agricultural machines

表5 农户化肥投入和拥有机械农户比例

农户类型 化肥（kg/hm2） 拥有机械农户比例（%）
尿素 磷肥 复合肥 高效复合肥 烤烟复合肥 碳铵 其他化肥 拖拉机或汽车 微耕机 喷雾器 打谷机或
脱粒机		 耕牛 水泵
Ⅰ 396 553 390 0 577 0 703 0 4 66 13 12 0
Ⅱ 383 510 442 482 0 429 417 1 10 81 24 18 1
Ⅲ-1 402 468 504 419 1694 313 778 8 34 96 32 28 3
Ⅲ-2 396 521 483 426 1416 237 696 4 8 83 32 20 2

4.3.2 劳动集约度比较 不同类型农户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存在较大差异（表6）,Ⅰ型农户单位面积投入劳动力工日最多,Ⅰ型农户与Ⅲ-2型投入工日相近,Ⅱ型农户最少,较Ⅰ型农户少了近10个工日。务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比重Ⅰ型>Ⅱ型>Ⅲ-1型>Ⅲ-2型,与家庭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程度相反。6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所占比重Ⅰ型>Ⅱ型>Ⅲ-1型>Ⅲ-2型。Ⅰ型农户老年务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比重较大,劳动强度小,少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Ⅱ型农户男性务农劳动力及老年务农劳动力比重较高,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比重较低;Ⅲ-1型农户男女务农劳动力比重相当,占总劳动力一半以上的务农劳动力年龄在19~60岁之间,务农劳动力质量较高,31%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尤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Ⅲ-2型农户女性务农劳动力和中老年务农劳动力比重较大,务农劳动力质量较差,雇工和换工行为多,大量男性劳动力及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Tab. 6 Labor inputs in crop farming and age and gander structure of labor inputs

表6 务农劳动力投入及其年龄、性别构成

农户类型 单位耕地劳动力投入（工日/hm2） 务农劳动力(%)
男 女 <18岁 19~45岁 46~60岁 >60岁
Ⅰ 251.35 41 41 1 15 20 47
Ⅱ 242.12 44 37 0 18 21 41
Ⅲ-1 246.13 35 34 0 32 24 13
Ⅲ-2 250.27 18 24 0 12 18 12

注：一个工日按8小时计算。

对比各类农户在各阶段单位面积用工差异发现（表7）：Ⅲ-1型农户在翻耕、育苗/播种/插秧/底肥、追肥和秸秆处理阶段的用工数最少,而在除草/中耕阶段用工数最多,可能的原因是Ⅲ-1型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面积较大,苗圃由公司提供,减少了育苗播种时间;相对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追肥次数少,但除草次数多,且只能依靠人力,因此除草花费时间多。Ⅰ型农户在育苗/播种/插秧/底肥、收割/脱粒/晾晒环节花费的劳动力最多,主要是年龄较大的农户在育苗阶段习惯精耕细作,而年轻劳动力习惯粗放耕作;由于务农劳动力的年龄较大,劳动能力低,在收割环节花费时间多;在脱粒环节由于缺乏机械,主要依靠人力。Ⅱ型和Ⅲ-2型农户在各阶段的劳动力投入接近。
Tab. 7 Labor inputs of the various stages of per unit cultivation area (ha)

表7 各阶段单位耕作面积用工数量（工日/hm2）

农户类型 翻耕 育苗/播种/
插秧/底肥		 追肥 除草/中耕 收割/脱粒/
晾晒		 秸秆处理
牛 机械 人力
Ⅰ 11 2 39 70 47 99 76 15
Ⅱ 11 4 39 51 53 116 34 12
Ⅲ-1 7 5 11 27 30 136 45 9
Ⅲ-2 11 4 39 50 44 102 52 13

4.4 定量分析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

通过SPSS 18.0,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结果（表8）。从各因素影响的方向来看,农业生产补贴因素的影响方向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存在差异。从影响效果来看,影响各类型农户其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各类型农户之间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也不同。
Tab. 8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impact indicators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types

表8 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Ⅰ型 Ⅱ型 Ⅲ-1型 Ⅲ-2型
系数 t 系数 t 系数 t 系数 t
务农劳动力数量 -0.140 -0.797 -0.270* -1.714 -0.114 -0.901 -0.209*** -3.415
务农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0.232 0.602 -0.237 -0.732 0.039 0.084 -0.021 -0.125
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 -0.019** -2.056 -0.022*** -2.797 -0.034*** -3.449 -0.021*** -6.011
务农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 -0.181 -0.261 0.309 0.473 -1.183* -1.953 0.108 0.450
家庭总收入 -0.058 -0.526 -0.180 -1.407 -0.015 -0.358 -0.035** -2.228
农业生产补贴 -5.105*** -3.249 -1.014 -0.708 1.408*** 3.469 -1.202* -1.720
日均工资水平 -0.002 -0.027 0.001 0.233 -0.001 -0.477 -0.001 -1.018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0.475 0.954 -0.161 -0.448 0.647* 1.653 0.065 0.370
劳均耕地面积 -2.756*** -3.291 -2.565*** -4.300 -1.458** -2.438 -5.030*** -10.298
地块平均面积 -0.562 -1.517 -1.056*** -3.605 -0.586* -1.759 -0.295*** -2.612
地块平均离家距离 0.549** 2.481 -0.034 -0.125 -0.038 -0.156 0.374*** 3.618
有效灌溉面积 4.197 1.298 -2.530** -2.279 -0.557 -1.344 -1.103** -2.263
一等、二等地面积比重 -0.044 -0.166 0.111 0.482 -0.344 -1.455 0.029 0.278
离集镇距离 0.024* 1.729 -0.011 -0.954 -0.022 -1.653 0.003 0.606
（常数项） 3.458*** 4.384 4.869*** 7.028 4.909*** 6.252 4.262*** 14.24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影响Ⅰ型农户的主要因素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农业生产补贴、劳均耕地面积、地块平均离家距离、农户离集镇距离。影响Ⅱ型农户的主要因素为务农劳动力数量、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耕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影响Ⅲ-1型农户的主要因素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务农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农业生产补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劳均耕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影响Ⅲ-2型农户的主要因素为务农劳动力数量、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总收入、农业生产补贴、劳均耕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地块平均离家距离、有效灌溉面积。
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与四类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均成负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下降,务农机会成本下降,劳动集约度降低,导致耕地利用集约度降低。劳均耕地面积对四类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均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劳动力和资金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劳均耕地面积越多,单位耕地面积获得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就越少。地块平均离家距离与Ⅰ型、Ⅲ-2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成正相关。地块离家越远,运输越困难,花费的时间越多。Ⅰ型和Ⅲ-2型农户务农劳动力以劳动能力较差的老年和妇女为主,且生产资料运输多靠肩挑背驮,劳动力投入越多,单位面积耕地上的投入越多。农户离集镇距离与Ⅰ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成正相关。离集镇距离越远,区位条件越差,生产资料因购买不便而导致价格高,且购买消费品不便而必须自给自足,因此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投入越高。
农业生产补贴与Ⅲ-1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成正相关,与Ⅰ型、Ⅲ-2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成负相关。农业生产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在研究区农业生产补贴主要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种粮综合、退耕还林补贴、畜牧业补贴、经济作物专项补贴等。Ⅲ-1型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中农机补贴、经济作物补贴比重高,该类型农户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农业生产补贴能够带动Ⅲ-1型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补贴越高,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投入越高。Ⅰ型和Ⅲ-2型农户的农业生产补贴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均按承包土地面积计算,而Ⅰ型、Ⅲ-2型农户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能力不足,退耕还林、转出耕地面积大,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小,农业生产补贴多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越高,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投入越低。
地块平均面积与Ⅱ型、Ⅲ-1型、Ⅲ-2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成负相关。地块平均面积越大,易于使用小型机械,劳动力投入会减少,单位耕地面积的投入越少。有效灌溉面积与Ⅱ型、Ⅲ-2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成负相关,有效灌溉面积主要是水田,研究区水田种植一季稻,旱地种植三季（洋芋、玉米、红薯）,水田单位耕地面积的投入比旱地少,有效灌溉面积越大,耕地利用集约度越低。
务农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与Ⅲ-1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成负相关,务农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越强,更能使用省工性投入代替劳动力投入,单位耕地面积的投入越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Ⅲ-1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正向影响。III-1型农户种植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烤烟产值较高,需定期除草施肥,烤烟专用肥价格高且使用量大,在烘烤阶段更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投入远高于一般粮食作物。
吴郁玲等[24]研究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明显的正向驱动作用,农业生产补贴政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本文研究表明,家庭总收入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均为负相关,这是因为研究区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比重较高,家庭总收入无法反映农业收入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同时农业生产补贴对耕地利用集约度有较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表明在山区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制度对耕地集约利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祝小迁等[45]证明耕地面积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呈负相关,与本文劳均耕地面积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一致。这说明耕地面积越大,耕作越粗放。同时,非农劳动力日均工资提高至一定水平,其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由正变为负,这说明农户适应城镇的能力越强,定居城镇的几率越大,农户越会减少对耕地的投入。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运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与地块调查等方法,获得972份有效问卷,首先分析了农户耕地利用的基本情况,然后利用货币价值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差异,最后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①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比较：Ⅲ-1型>Ⅲ-2型>Ⅱ型>Ⅰ型,劳动集约度与资本集约度与之一致。② 研究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普遍施用肥料、种子、农药、地膜、除草剂等生产资料,但各类型农户投入有所差异,其中化肥、地膜、机械投入差异最为明显。③ Ⅰ型和Ⅱ型农户缺乏资金,务农劳动力趋于老龄化,务农劳动力质量差,单位耕地劳动力投入工日较多,增产性投入较低,机械化程度较低。④ Ⅲ-1型和Ⅲ-2型农户务农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较高,多种植蔬菜、烤烟等经济作物,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工日较少,家庭收入较高,增产性投入和机械化水平较高。⑤ 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⑥ 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均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共同因素,均与其成负相关。此外,I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有农业生产补贴、劳均耕地面积、地块离家距离、农户离集镇距离;影响II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有务农劳动力数量、劳均耕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影响III-1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有务农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农业生产补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地块平均面积;影响III-2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有务农劳动力数量、家庭总收入、农业生产补贴、劳均耕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地块离家距离、有效灌溉面积。

5.2 讨论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规模不同,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也不同。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有意识地引导不同类型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合理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降低农户生计风险,保障粮食安全。① 加强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土壤改良,大力开展土地整治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建立良好的发展平台。② Ⅲ-1型自然资产和资金较充足,农业产业多样化,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发展经济效益较高、适宜当地生长的经济作物;实行奖励机制,加强农业生产补贴力度;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业技术支撑;转入耕地,形成规模化生产,进而形成一定生产规模、耕地利用集约度较高的家庭农场生产模式,使之成为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③ Ⅰ型人口趋于老龄化,主要靠政府及亲友救济,耕地利用集约度低,种植业收益低,应该种植劳动力投入少的农作物,转出多余耕地;政府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对该类型农户的救助。④ Ⅱ型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耕地利用集约度较低,应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⑤ Ⅲ-2型资金较充足,务农劳动力不足,应提高省工性投入以更多地解放劳动力,转出多余耕地,施以惠民政策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户定居城镇。⑥ 增强农村耕地流转能力,优化Ⅲ-1型农户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对Ⅲ-1型农户农业生产补贴的项目和金额,促进以Ⅲ-1型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发展,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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