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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6 , Vol. 35 >Issue 1: 3 - 1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1001

Orginal Article

Changes in driving forces of geopolitical evolution and the new trends in geopolitics studies

  • WANG Limao , 1 ,
  • MOU Chufu 1, 2 ,
  • LU Dadao , 1
Expand
  • 1.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5-07-0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10-10

  Online published: 201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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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Firstly,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birth of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means have changed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connection. Distance influence is less than before. Secondly, individual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relatively weak geopolitical game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by mean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irdly,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status has a higher position in national strategies, geopolitical conflict logic is being replaced with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logic; Fourthly, new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new energy and low-carbon economy, impact on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re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Fifthly,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so called virtual resources, have become a new geopolitical competitive object. Geopolitical studies have expanded to social, cultural, emotional and gender issues.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some new trends of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merged: (1) Geopolitical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global issue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shifting from the view of nation to the view of humanit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tate sovereignty is seriously being challenged. (2) Competition objects expand from physical resources of land, energy, mineral resources and offshore strategic channels to the information rights,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nd other relative virtual resources. (3) Renewable and unconventional energy, like liquid bio-fuels and shale gas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geopolitical evolution, and the Arctic is the new focus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4) By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the research content expands to the so-called "low politics" issues, such as culture, gender and emotion. Integration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y, geo-culture is becoming a trend. (5) Research methods of geopolitics are from qualitative analysis, semi- quantitative model to quantitative model. (6) With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change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 which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the geopolitical study, especially for the Chinese studies.

Key words：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evolution; driving force; new trend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Limao , MOU Chufu , LU Dadao . Changes in driving forces of geopolitical evolution and the new trends in geopolitics studi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 35(1) : 3 -13 . DOI: 10.11821/dlyj201601001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和人文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1,2]。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缘环境的变化,使得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空间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速运输工具的诞生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出现,使得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效应在降低,传统的地理空间关系和地域联系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3];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空间和互联网作为新的空间形态出现[4],并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子。其次,借助于信息空间和互联网,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等相对弱势的地缘政治博弈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上升。第三,碳排放权、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相对虚化的权利发展成为新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或者作为地缘争夺的手段和工具[5];第四,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将广泛的社会、文化、性别、情感等所谓的“低政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6-8],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交叉和融合成为趋势。
随着这些新的驱动因子的出现,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方向和演进路径都会发生改变。不同国家因对新驱动力作用下的格局演变趋势的把握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同,必然导致不同地缘政治体的实力出现消长。如何准确把握在这些新的因子作用下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新特点和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就成为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

2 地缘政治格局演变驱动力的新变化

2.1 经济全球化与地缘经济的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构成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传统地缘政治中的政治、军事手段让位于经济和市场手段成为外交事务的重要工具,地缘政治时代的对抗、冲突逻辑,正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9]。地缘经济学是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新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Edward Luttwak的《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一文,奠定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主要观点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在地缘经济学中,资本是火力,对市场的渗透取代了国外的基地和驻军[10,11]。未来地缘政治博弈将从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经济利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利益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Joseph S Nye JR从地缘政治手段和工具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地缘经济,认为经济制裁和市场禁运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工具[12]。陈才认为地缘经济时代,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轴[13]。而Julien Mercille则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地缘经济[14]。
地缘经济学经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演变,业已形成了美国、俄罗斯和意大利三个主要学派[15]。国内地缘经济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及主要区域展开[16],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如以东北地区的高校、研究机构对地缘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探讨和对东北亚区域地缘经济合作的研究[17],以云南学者为主体的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缘经济竞争和合作关系的研究等[18]。
地缘经济学说的兴起,大有取代地缘政治的势头。实际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地缘经济兴起之前,地缘政治争夺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就是经济利益。领土、势力范围、战略要地、资源产地和产品市场等,最终也都是为了转化为经济利益。中国目前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适应了新的以地缘经济合作和竞争为主轴的世界发展大势。这一方面为中国的强大资本和产能寻找投资和市场,另一方面也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2.2 信息技术进步与地缘空间的嬗变

随着认识的深化和技术的进步,空间的概念也在变化,不再仅仅是土地这么狭窄[19],尤其是在信息革命的引领下,信息空间发展成为新的地域空间类型（图1）。信息、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的研究实体和内容,模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界线,导致了权力分散,也正在改变世界政治[20]。地缘政治权力性质和权力结构,地缘政治权力的运行模式、力量格局、竞争态势都受到了广泛冲击[4]。
Fig. 1 The diagram of geopolitical spac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图1 地缘政治空间的发展与演变示意图

2.2.1 信息空间成为地缘政治新领域,并改变了地缘政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互联网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信息空间。信息空间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空间,改变了地缘政治既有的空间关系,并深刻影响着传统地理空间中的地缘政治[21]。
信息空间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空间的限制,改变了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依托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从而使得地缘政治具有新的空间结构特征。先前的守住国家边界和天空就能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思维受到挑战。信息和网络技术使得传统的国家间地理边界的模糊与弱化,通过网络进入一国领土内部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难以发现,国家主权也从领土、领空扩展到“信息边疆”。“网络主权”成为国家主权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边疆安全相应地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信息空间不仅自身构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类型,而且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使得通过网络参与国际政治的各种力量具有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模式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国际政治将不再是政府专有领地。传统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作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主体,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个人必将成为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之后的国际政治的“第四主体”。
2.2.2 信息技术催生新的地缘政治争夺领域 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和手段,如信息战、网络战作为新的战争形式,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开始被广泛运用。发达国家利用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利用对发展中国家在信息领域的“单向透明”,网络政治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和手段[22]。如借助于社交网络,西方国家在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帮助反对派,发动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23]。社交媒体的巨大动员能力和传播能力,也成为恐怖组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招募和网罗恐怖组织成员的主要手段。伊斯兰国组织的许多成员,就是通过网络招募和录用。网络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一场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舆论民意战、文化和意识形态战、信息情报战等真实网络战争形态,开始在信息空间这个新的地缘政治领域频频上演。

2.3 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

随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增加、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一系列效应,导致资源争夺加剧、跨境移民和生态难民增加等问题,增加了国家间冲突[24]。美国国防部甚至研究突发气候变化情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25,26]。伴随着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能源技术和市场的竞争,以及碳关税和低碳贸易壁垒等新因素正在显著地影响着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27-29]。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的新格局[30-35]。
2.3.1 地缘政治争夺领域的拓展与争夺工具的更新 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地缘争夺领域和地域均有明显扩展,地缘政治争夺目标的拓展,必然会导致争夺工具的更新。这一方面赋予了传统争夺工具,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新的内涵,另一方面则衍生出新的争夺工具和手段。
（1）碳排放空间成为新的争夺领域和新的地缘政治工具。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往往以对土地、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和运输通道等的实体资源占有和控制为主要目的,以军事作为主要手段。而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争夺则首当其冲。这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争夺的显著变化。不同的国际碳减排方案,意味着不同的碳减排空间分配,也就对应着不同的利益分配[36-38]。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已经累积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现在的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也很高;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所需的排放空间巨大,理应得到优先满足。今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会因不同的碳排放空间分配方案展开竞争和博弈。
（2）碳关税和低碳贸易壁垒成为地缘政治新手段。在全球减排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利用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的优势,试图通过碳关税等低碳贸易壁垒,提高本国产品竞争优势[39]。近年来,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均提出将对进口的高含碳量的产品征收碳关税,虽然其表面理由是对没有强制减排的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有利于公平竞争,而这些国家的真实意图是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出口大国,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成本。
2.3.2 地缘政治博弈主体的重组 （1）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与日俱增。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气候变化谈判施加的影响也越发显著,日益彰显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40]。诸如气候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行动网络、全球风能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气候谈判框架的形成以及帮助贫穷人口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通过加入或配合政府谈判影响气候变化进程;或利用组织自身的研究成果和科学数据,发布评估报告,对相关决策产生影响;或者直接提出自己的气候谈判议题和气候治理架构等。非政府组织还积极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协调受影响的公众,共同抵制大型跨国公司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非政府组织还对国家决策者进行游说,同时对各国执行相关的国际协议进行监督。虽然非政府组织还不能主导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但其影响确实是与日俱增。
（2）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不同,内部出现了分化和重组。全球气候谈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量化减排责任,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要保障发展权,但对于特殊的小岛屿国家却意味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同,导致诉求不完全一致,内部也出现了次一级的利益集团,如“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OPEC国家”、“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联盟”、“热带雨林国家联盟”等。目前“基础四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小岛国联盟”也由于生存受到威胁,其诉求也得到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同情,并被用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施压。虽然在对抗发达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方面,发展中国家尚能一致对外,但在涉及各自国家利益方面,发展中国家联盟（77国集团+中国）面临分化,内部出现了重组的端倪。未来需要以“基础四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联盟,照顾到不同层次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平衡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冲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4 能源结构转换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消长

由于能源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因而世界能源生产中心同时也成为各种政治、军事力量争夺的焦点。能源地缘政治研究,历来是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能源安全与油气管道走向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41,42]。世界能源结构的每一次转换和能源中心的每一次迁移,都导致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相应的变化[43]。凡是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应对及时、适应能力强、能源结构转换快的国家迅速乘势崛起,反之则导致衰落。
2.4.1 新能源技术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资源是传统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44],而能源又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在历史上,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引起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45]。核心能源消费结构的转换是大国地位消张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它们在能源供应和控制上的优势对其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46]。荷兰、英国和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拥有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能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进而转化为军事优势和地缘政治优势（图2）。新能源发现、开发利用技术变革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一个国家能否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基础,也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历史上能源的主导权,关系到权力转移和霸权更迭。获得新能源主导权的国家通常也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领先国。在对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中,新能源的主导者也将会改变全球权力格局。因此,各国新能源竞争不仅关系到能源权力转移也关乎国际体系转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兴衰。
Fig. 2 Energy structure change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o the geopolitical evolution

图2 能源结构转换与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传导机制

2.4.2 新能源与低碳技术成为地缘政治战略争夺的制高点 谁引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潮流和占领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随着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长期挑战,发展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新能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都在加快向低碳、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步伐。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有实力的国家还在进行碳捕获、储存和利用等方面的探索。在未来,新能源技术将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谁能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谁就可以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3.1 日益强调全球和全人类视角,传统的主权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

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许多理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主权国家争夺世界霸权,或是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缘政治研究也多从本国利益出发,缺少全球和全人类视角。然而随着全球环境变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信息安全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其影响也跨越边界,具有全球特征,这也意味着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路需要从国家视角向全球视角转变[47]。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日益重视,人权对主权的挑战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48]。
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协调和把握地缘政治的“主权性”（或称“国家性”）和“全球性”,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此带来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冲击,以及对地缘政治学理论发展和方法更新的影响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问题。

3.2 从对土地、能源矿产和海上战略通道等实体资源争夺,向信息权、碳排放权等相对虚拟的资源转变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要素,并对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地缘政治发展规律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随着网络地缘政治新平台的出现和制信息权等新手段的涌现,将进一步增加信息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49]。因此,关注这些新手段、新平台,将成为信息时代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地缘政治学发展演变轨迹和争夺的焦点来看,地缘政治争夺从注重硬实力（海权、陆权和空权）向关注软实力和虚拟资源等方向转变。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在强调硬实力的同时,也更加强调软实力和巧实力,注意抢占道德制高点。从地缘政治争夺的目标来看,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普遍关注软实力、信息技术、气候变化等对地缘政治格局影响,这些相对“虚拟”的要素已被纳入地缘政治学研究中,并日益受到重视。

3.3 重视新的能源类型和新的地域空间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新的能源类型包括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两个方面。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新能源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新兴的新能源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在显著上升,尤其是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话语权上升,对谈判的主导作用增强。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非常规能源的技术突破,也使得以传统能源为主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以页岩气、油砂和可燃冰等为主的非常规能源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50,51]。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相互交织,是当前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52]。
随着气候变暖,北极冰盖加速融化,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商业运营逐渐成为现实,使得这个寒冷地区迅速成为一个热点地区[53,54]。目前,围绕北极地区的海域边界划分、资源开采、航道开通等海洋权益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55]。可以预见,北极将对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将为领土、自然资源、航路等展开激烈博弈,北极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竞争热点[56]。

3.4 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在研究内容上向所谓的“低政治”问题拓展

传统地缘政治主要以国家间的关系为对象,主要局限于领土和空间、地缘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的演变等,关注的是“强国之术”和“霸权之道”,而对诸如全球环境变化、国际金融流动、非政府组织、互联网政治等对国际政治格局影响巨大的重大问题,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回应,这就使得批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6,57]。
批判地缘政治学在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审视和批评的基础上,结合信息社会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一些新的思潮、理念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显现,为人们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反思和批判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地缘政治学已经不再仅仅把军事、安全等所谓的“高政治”问题作为研究议题,也把经济、文化、种族、性别、情感等所谓的“低政治”问题纳入研究领域[58]。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交叉和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3.5 地缘政治学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多种方法引入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中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以现象描述、定性分析和归纳总结为主,在方法上侧重于定性分析和实证研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向模型化和定量化的转型,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方法被引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研究领域,为深入和准确地揭示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演变规律提供了有力手段,也为学科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手段。
（1）概念分析模型在地缘政治研究中运用渐趋普遍。近些年来,地缘政治研究中广泛采用概念分析框架与概念模型方法,以揭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和地缘政治诸要素的互动关系。概念分析框架和模型的提出和运用,为地缘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视角[59,60]。未来的研究中除了继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框架和模型外,还应该集中于框架的整合,以提出更具规范性的框架和概念模型。
（2）指标分析和计量模型逐步得以运用。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借鉴国家竞争力、政治影响力和综合国力评价等方法,构建了地缘政治力量或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61],并选择典型国家进行系统评价和对比分析[62]。地缘政治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将计量经济模型[63,64]、人工鱼群和能量地形仿真[65,66]、欧氏距离[67]、尺度分析[68]等方法引入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中。

3.6 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外交转型,正在深刻地影响当前和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并给地缘政治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与经济实力上升相对应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已经超越周边,辐射全球。中国的崛起和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空前。2013年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改变了近年来以大国外交为重点的战略,提出了以周边外交为重点的转型。在此战略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配套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后续行动计划。围绕“亚投行”成立和创始成员国席位的明争暗斗,已经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显示了中国的强大影响力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巨大推动力。随着连接亚、欧、非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命运共同体”建设,都必将对未来世界的力量平衡和格局演变产生巨大影响。伟大的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符合时代潮流需求的理论,将会引领时代的社会实践。由中国实力增长所引发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格局变动,将对地缘政治战略研究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地缘政治学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69]。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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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银安. 地缘经济学竞争模式研究.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8, (5): 15-21.冷战结束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经济成为时代的主题.美国在尚未放弃以军事实力为主作为称霸手段的同时,又开始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段,通过"海外投资"、"经济渗透"、"出口贸易"、"抢占和控制世界市场"来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金融霸权、市场渗透、贸易磨擦、经济制裁、技术壁垒等已成为地缘经济学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竞争形式.

[Han Yinan.Competition modes of geo-economics.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8, (5): 15-21.]

[12]
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第7版). 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7th ed.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m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3]
陈才. 地缘关系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 世界地理研究, 2001, 10(3): 1-7.地缘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 ,地缘政治 ,尤其地缘经济对当代世界经济影响很大 ,也影响世界经济地理学科的发展。本文着重阐述了地缘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的关系及其互为影响作用 ,进而论述了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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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ai.Geo-relation and course construction of world economic geograph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1, 10(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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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n Mercille.The radical geopolit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logics of power. Political Geography, 2008, 27(5): 570-586.<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article presents a version of geopolitics termed &ldquo;radical geopolitics,&rdquo; which is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oncerned with investigating the &ldquo;why&rdquo; (the causes) of policy and political events, without neglecting the &ldquo;how&rdquo; (the way they unfold). In particular, it examine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factors that drive policy. It seeks to address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neglected by current approaches in geopolitics, a number of which fail to incorporate political economy or to identify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behind policy. Inspired by revisionist Cold War historiography, it modifies and reformulates David Harvey's logics of power into a &ldquo;geoeconomic logic&rdquo; and a &ldquo;geopolitical logic&rdquo; through which post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y be interpreted. The former logic arises out of capitalism's tendency to expand geographically and the latter out of politicians' need to maintain credibility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from pressures generated by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A discussion of the Vietnam War illustrates the approach and criticizes Harvey's account of post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hich he claims is the produ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that sometimes display &ldquo;outright antagonism.&rdquo; On the contrary, it is advanced that their oppositions are tactical, but not fundamental, and that it is mostly the geoeconomic logic that has driven postwa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onclusion illustrates the relevance of a radical geopolitics approach to post-Cold War events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Iranian cris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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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瑞, 李新. 地缘经济学研究综述. 国外社会科学, 2009, (1): 42-48.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军事对 抗和政治关系逐渐让位于经济竞争与合作。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正在被新的地缘经济观念所取代。地缘经济学越来越引起各国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在对大量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地缘经济学几个主要学派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并探讨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Li Dunrui, Li Xin.Review on geo-economics studies. Social Science Abroad, 2009, (1):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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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汉英.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3): 289-302.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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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Hanying.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China's strateg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3): 28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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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骁男, 陈才. 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76-80.笔者从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规律出发,在借鉴其他学科已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及其异同, 将国家利益、地理环境、区域、控制、合作、国内利益关系等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基本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理论研究都是以维护和发 展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国家在实现地缘战略的过程中适应和改变着地理环境;在地缘政治的研究领域内,国家实现了对于区域的控制即实现了国家 利益,在地缘经济的研究领域内,国家是通过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来实现对于资源的控制,进而达到控制区域、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因此地缘经济 的研究范式要比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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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Xiaonan, Chen Cai.On the standard research paradigm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 (2):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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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理然, 蒋梅英. CAFTA背景下云南与ASEAN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及其时空演变(2000-2010). 西南边疆研究, 2011, (1): 207-215.

[Xiong Liran, Jiang Meiying.Measurement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Yunnan and ASEAN countries. The Southwest Border Studies, 2011, (1): 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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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Elden.Secure the volume: Vertical geopolitics and the depth of power. Political Geography, 2013, 34(3): 35-51.We all-too-often think of the spaces of geography as areas, not volumes. Territories are bordered, divided and demarcated, but not understood in terms of height and depth. ‘Secure the area’ is a common expression for the military and police, but what happens if another dimension is taken into account and we think what it means to ‘secure the volume’?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emergent literature on vertical geopolitics and Peter Sloterdijk's work on spheres, but also looks at what happens below the surfac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unnels. Using Paul Virilio's work, and some examples from the West Bank and Israel's border with Lebanon, it demonstrates how we need to think volume—think about volume, through volume, with volume—rather than simply the vertical to make sense of the complexities of territor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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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D Sidaway.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e cyberspaces: New agenda?. Geoforum, 1994, 25(4): 48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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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应对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挑战: 析中美在全球信息空间的竞争与合作.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2): 69-79.自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已经发生了重要而显著的变化。2009—2011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逐渐转变了其原有的以防御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空间战略，转而发展并初步完善了一套以“互联网自由”为核心概念，以“控制一塑造”为基本特征的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借由监控网络空间信息流动，实现对于全球网络空间的塑造，以期形成有利于美国的网络空间环境，争夺、树立并确保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这一转变是信息技术革命与其所在的政治、社会结构互动的自然后果；同时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系统演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成型将对中关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中美之间将在全球信息空间展开复杂而微妙的博弈，其主要特点是基于有限信任基础上的合作。确立行为准则以消除不确定性，确认共同利益并建立可操作的双边合作机制，推动规范全球信息空间行为准则的发育和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成为中关共同努力达成的目标。

[Shen Yi.Meet the challenge of offensive internet freedom strateg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global cyberspace.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2, (2):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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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社交网络: 美国外交的新武器, 2015-05-17.

[Chinadaily. Social networks: U.S. diplomatic new weapons. , 201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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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孟山. 互联网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地缘政治.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1, 36(10): 46-49.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为国际传播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提供了新变量.从传统的“街头政治” 走向具有力量交换的“线上一线下互动”,再到协同行动的“网络—街头政治”,这种新式的社会抗争与国家转型路径,其间体现的不只是地缘政治变动时的国家内 生力量自行裂变,还有来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国际传播力量的积极促动.本文试图探讨的是在国际传播与地缘控制的逻辑之外,互联网时代国际传播的工具新面孔与 地缘政治的变动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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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Mengshan.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geopolitics.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1, 36(10):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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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onadh Raleigh, Henrik Urdal.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armed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2007, 26(6): 674-694.<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Climate change is expected to bring about major change in freshwater availability,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of soils, and in patterns of human settlement. However, considerable uncertainties exist with regard to the extent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changes. Predicting scenarios for how climate-related environmental change may influence human societ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necessarily involves an even higher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e direst predictions about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warn about greatly increased risks of violent conflict over increasingly scarce resources such as freshwater and arable land. We argue that our best guess about the future has to be based on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y, environment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the past. Previous rigorous studies in the field have mostly focused on national-level aggregates.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a new approach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 on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by using georeferenced (GIS) data and small geographical, rather than political, units of analysis. It addresse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ssumed to b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global warming: land degradation, freshwater availabil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hange. While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nsity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s, the effects of land degradation and water scarcity are weak, negligible or insignifica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far outweigh those between local level demographic/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onfli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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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W Shearer.Whether the weather: comments on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Futures, 2005, 37(6): 445-463.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s to imagine the unthinkable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current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 so we may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interviewed leading climate change scientists, conducted addi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ed several iterations of the scenario with these experts. The scientists support this project, but caution that the scenario depicted is extreme in two fundamental ways. First, they suggest the occurrences we outline would most likely happen in a few regions, rather than on globally. Second, they say the magnitude of the event may be considerably smaller. We have created a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that although not the most likely, is plausible, and would challeng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in way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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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 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述评.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9, 5(3): 145-150.近年来，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成果频出。在概述其研究现状及主要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在该领域研究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开展相关研究的启示。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围绕气候变化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美国的应对之策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其突出特色是：第一，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与时俱进，转型较快；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既视野开阔，又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在研究水平上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第四，在研究体制上，形成官、学、研三位一体的联合研究体制。当前，我国的相关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有益经验。

[Zhang Haibin.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09, 5(3): 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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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气候变化的政治. 曹荣湘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Anthony Giddens.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Translated by Cao Rongxia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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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华. 哥本哈根之后的气候走向. 外交评论, 2009, 26(6): 1-4.2009年岁末，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画上了句号。但哥本哈根卷起的气候风云，留下了无尽而且难解的气候谜团。2010年，哥本哈根之后，气候之路，走向何方？

[Pan Jiahua.Climate change after Copenhage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09, 26(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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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alden.The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Stockholm: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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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 等. 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 各国排放权计算.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09, 38(8): 1009-1027.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开始的 控制大气CO2浓度的国际谈判,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提供定量数据.作者指出:要实现控制大气CO2浓度的长远目标,在目前由少数国家主导的且备受争议的减排 话语下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建立以各国排放配额分配为基石的全球责任体系.本研究首先论证了"人均累计排放指标"最能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 正义准则,然后设定2050年前将大气CO2浓度控制在470ppmv的目标,接着以1900年为时间起点,对各国过去(1900~2005年)人均累计 排放量、应得排放配额以及今后(2006~2050年)的排放配额做了逐年计算,并根据1900~2050年的应得配额数、1900~2005年的实际排 放量、2005年的排放水平、1996~2005年排放量平均增速这四个客观指标,将世界上大于30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 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国家.2005年前,G8国家大多已经用完到2050年的排放配额,累计形成的 赤字价值已超过5.5万亿美元(以每吨CO2价值20美元计),这些国家即使今后实现其提出的大幅度减排目标,它们在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量上 还会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并还将形成6.3万亿美元的排放赤字.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人均累计排放低,大部分处在第3和第4类,即今后尚有较大的排放空 间.中国尽管可占全球2006~2050年总排放配额的30%以上,但今后只有降低排放增速,才能做到配额内排放.最后围绕与国际谈判相关的9个问题,提 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Ding Zhongli, Duan Xiaonan, Ge Quansheng, et al.Control of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by 2050: An allocation on the emission righ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Scientia Sinica Terrae, 2009, 38(8): 100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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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an Hommel, Alexander B Murphy.Rethinking geopolitics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 Geojournal, 2013, 78(3):507-524.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predict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dominant geopolitical framings of the future. To begin, we introduce four popular geopolitical models of the world. We then show how climate change is a critical variable when considering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issues of water availabi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astal impacts, and shipping routes,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predicted changes in the wake of climate change for the assumptions on which these scenarios are built. We show that work linking climate change and geopolitics has clear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s in which the future geopolitical (dis)order is conceptualized, and we argue that the failure to incorporate this work into geopolitical scenario-planning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limitation to their utility. We offer some direction for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future based on a more dynamic and flexible approach to geopolitics that recognizes the disruptions posed by climatic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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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iana Liverman.The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Avoiding determinism, fost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ic Change, 2009, 96(1-2):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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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n 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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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hoor J B.Fighting Climate Change: Human Solidarity in A Divided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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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Dalby.The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Political Geography, 2013, 37(3): 38-47.In his 2012 Political Geography plenary at the 2012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meeting, Stuart Elden po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a "geopolitics" that engages the earth, the air and volumetric understandings as an alternative to geopolitics as a synonym for global politics with its two dimensional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More is needed than political geography writ large: a material sensibility is necessary to think about security and geography but one that is not linked to traditional determinist formulations. Climate change has a long connection to geopolitics, but now humanity is determining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ary climate. Picking up Elden's them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aking the physicality of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requires a rethinking of politics in the face of numerous transformations in what is becoming the more obviously artificial planet in the Anthropocene epoch. The geometrics now needed in security analysis include the volumes of global carbon dioxide and Arctic ice. Geopolitical discourse needs a fundamental overhaul to deal with the new circumstances and incorporate climate change as a production problem in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not as a deterministic phenomenon shaping human life in coming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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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 傅伯杰, 韩国兴, 等. 中国科学院“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群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9, 24(1): 8-17.以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的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科技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且已深入到国际政治和外交层面。我国在深度参与国际控制CO2浓度的谈判之前，亟待组织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及国际谈判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中科院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群，针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机制、影响与适应、生态系统固碳潜力与途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政策等开展研究，以期在气候变化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并为我国参与国际谈判提供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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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Zhongli, Fu Bojie, Han Xingguo, et al.Brief introduction to a cluster of projects of "research in ke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with regard to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by CA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24(1):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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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克隽, 胡秀莲, 刘强, 等. 2050低碳经济情景预测. 环境保护, 2010, (24): 28-30.正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各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社会包括发展中国家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近期随着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日益深入,国际上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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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Kejun, Hu Xiulian, Liu Qiang, et al.Scenario forecast of low carbon economy to 2050.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0, (24):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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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颖, 吴宗鑫, 何建坤. 全球未来碳排放权“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 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45(6): 850-853, 857.

[Chen Wenying, Wu Zongxin, He Jiankun.Two-convergence approach for future global carbon permit allocation.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45(6): 850-853,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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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赵仁康. 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 外交评论, 2010, 27(5): 123-133.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架构下,欧美发达国家倡导低碳经济模式 有其特殊的战略利益诉求,意在通过低碳经济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设置新的障碍.鉴于长期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变化的特 点,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主要体现在:新贸易壁垒涵盖的领域不断延伸,霸权国家在国际贸易非歧视和无条件互惠原则上出现退 缩,WTO的规则框架将由环境保护所主导.这必然对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需要中国积极应对.

[Huang He, Zhao Renkang.Low carbon economy and the re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The Diplomatic Review, 2010, 27(5): 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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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志.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一个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跨学科视角. 当代法学, 2012, (1): 47-53.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非政府组织 的积极参与提供了专门知识、谈判信息、履约信息、政治压力和声誉压力,帮助克服了政府、企业和国际制度的激励不足和信息不对称,影响和改变了环境领域的国 家偏好、观念认知、身份认同和利益计算,促进了国际环境法律与承诺的达成,改善了国际环境法律与承诺的履行。非政府组织利用竞争者、消费者、投资者、劳动 者、供应链等市场权力杠杆和国内制度、国际制度的政治权力杠杆,影响和改变了环境领域的企业偏好、观念认知、身份认同和利益计算,帮助克服了企业环境社会 责任的激励不足和消费者等利害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全球环境私人规制的有效性。

[Wang Yanzhi.NGO's participa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Law Review, 2012, (1):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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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伟, 葛岳静. 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 东北亚论坛, 2011, 21(4): 51-62.随着中俄原油管道建成投入运营,东北亚地区的石油管道之争似乎告 一段落.解读管道之争背后真正在起决定作用的地缘因素,对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能源战略更有借鉴意义.从地理学空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干扰因素、距离、运 输方式等视角对俄罗斯太平洋管道之争的始末波折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可探究地缘环境要素及空间关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影响到一个国家对能源安全的 控制权、如何影响对本国战略利益的保障等地缘纷争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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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Jianwei, Ge Yuejing.Geopolitical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ssian's oil pipeline to the Pacific Ocean. Northeast Asia Forum, 2011, 21(4):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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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Harris.Global and regional orders and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energ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 64(2): 166-185.]Attention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underway stemming from the rise of China has not been matched by that given to the transformation underwa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ystem.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ree dimensions of that transformation: the end of cheap oil and the rising trend of energy prices;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the growing energy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It looks at how these changes have already affected or are likely to affect three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US-Middle East; US-China; and Europe-Russia-US. It concludes that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given by scholars to what will be major changes in glob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with considerable consequences for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major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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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栋.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 历史与发展. 国际论坛, 2003, 5(2): 1-6.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经历了从 墨西哥湾时代到波斯湾时代又到“中心与外围对峙”时代的转换。能源地区连接在新的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并导致能源心脏地带和能源战略枢纽国家的出现。能源全球化和地区化业已成为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发展的新趋势

[Wang Yadong.World energy geopolitical structur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2003, 5(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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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论中国海权.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0.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 (searight)与“海上力量”(seapower)的统一 ,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条件下追求“海上权力”(seapower)的行为是霸权行为。中国海权 ,确切理解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上权力 ,更非海上霸权。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 ,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 ,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开发深海可考虑为中国海军建设的优先选择。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海权扩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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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Wenmu.The Ocean Power of China.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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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 Mansson.Energy, conflict and war: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14, 4: 106-116.It is widely recognised that the presence of some fossil fuels and their transport routes can affect the risk of conflicts. Other parts of the energy system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social, economic or political factors) also matter for such conflicts, but which and how is not as well researched. This paper develops a framework that links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systems with contextual conditions that if combined increases the risk of conflict. The framework also provides a brief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examples of previous energy conflicts.Examples of energy system characteristic that can affect the risk of conflicts includ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primary resources, the number and diversity of exporters o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vulnerability of infrastructure to attacks, vulnerability of users to disruptions and externalities related to interconnections with other systems. Contextual conditions include, among other, the rationale of actors to engage in conflict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 The capacity of humans and societies to adapt to change should be analysed togeth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ergy system that place stress on actors. The framework can serve as a tool to identify 'hotspots' and, develop more robust energy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anticipate and prevent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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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R·麦克尼尔. 能源帝国: 化石燃料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 学术研究, 2008, (6): 108-114.化石燃料对大国的兴衰和国际地 缘政治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泥炭与荷兰、煤炭和英国以及石油和美国三个案例的分析,从横向上展示了能源与经济和军事发展以及领土扩张的复杂关 系,从纵向上揭示了能源与霸权更替的关系。这为我们理解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分析中国在近代初期的落伍和现在的崛起都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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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 McNeill. Energy empire: Fossil fuels and geopolitics since 1580. Academic Research, 2008, (6): 1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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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勇明. 全球化与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 兼论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 世界经济研究, 2003, (9): 4-10.全球化反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经济技术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全球问题的兴起三个层面.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日趋活跃.超国家关系论和地球共同体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Fan Yongming.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ehavior. World Economic Studies, 2003, (9):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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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宇. 理想与现实的交互: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与主权.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1, (1): 52-54.人权和主权都是历史的概念,它们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们既是"天赋"的,也是"人赋"的;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它们都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挑战主权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同时,主权是人权的保障,人权是主权的目的,这是国际社会的理想.现实和理想的这种有机交互,就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人权和主权关系的全景图.

[Lin Hongyu.The interaction of ideal and the reality: Human rights and sovereign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orum, 2001, (1):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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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风. 美国互联网外交: 缘起、特点及影响. 美国问题研究, 2010, (2): 107-128.作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的重 要内容,美国互联网外交的框架已趋成形,并在对外政策中付诸实施。"21世纪外交方略"和"互联网自由"是当前美国互联网外交的两大着力点,分别代表了互 联网与美国外交融合的技术取向和政治取向。从技术层面看,表现为外交事务中互联网工具的广泛运用;从政治层面看,则是互联网事务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美国互联网外交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是美国外交转型的一部分。互联网外交总体上有助于美国推行对外政策,但能否有效促进美国的巧实力外交仍须面 对诸多困难。

[Wang Xiaofeng.U.S. internet diplomacy: Origin, features and influence. American Studies, 2010, (2): 107-128.]

[50]
武正弯. 美国“能源独立”的地缘政治影响分析. 国际论坛. 2014, 16(4): 7-12.美国本土非常规油气产量自 2008年以来取得爆发式增长,带动了美国综合能源自给率不断提高,美国有望在15—20年内实现"能源独立"。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将得以巩固。美洲崛起为世界新的能源供应中心,同时亚洲成为新的能源消费中心,全球能源贸易流向发生逆转。美国将摆脱中东石油负担,强 化与欧亚盟友的关系,战略重心更加东移,其全球战略有可能进行有限度的收缩。世界部分资源型国家将面临政局不稳定压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挑战与机 遇并存。美国"能源独立"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Wu Zhengwan.Impact analysis on the U.S. "energy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Forum, 2014, 16(4): 7-12.]

[51]
王龙林. 页岩气革命及其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4(2): 35-40.近十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气核心技术的改进，其商业化开采迅猛增长。页岩气产量增长不仅对美国国内的能源、交通、外交等领域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地缘政治冲击。页岩气革命最终将会对世界能源格局乃至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但这一进程并非即将到来。它将会一定程度上减轻能源进口国的对外依赖程度，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绝对自给自足。传统的天然气出口国将会受到一定冲击，但是目前的全球天然气市场中大量的长期交易合同又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冲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直接压力。鉴于页岩气革命的多种不确定性，各国必须对其保持审慎乐观态度。

[Wang Longlin.Shale gas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s on the global energy geopolitics.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4(2): 35-40.]

[52]
王文涛, 刘燕华, 于宏源. 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 地理学报, 2014, 69(9): 1259-1267.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于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本文围绕利益和博弈来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际气候谈判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依托&quot;一带一路&quot;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quot;南南合作&quot;方面,创新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最后,提出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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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Wentao, Liu Yanhua, Yu Hongyuan.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 issu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9): 1259-1267.]

[53]
Richard C Powell.Lines of possession? The anxious constitutions of polar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0, 29(2):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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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Dittmer, Sami Moisio, Alan Ingrama, et al.Have you heard the one about the disappearing ice? Recasting arctic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30(4): 202-214.<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abspara0010">This article unpacks the discourse of Arctic geopolitics evident in the space-making practices of a wide variety of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offer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Arctic is emerging as a space of and for geopolitics. Tracing the well-aired story of Arctic geopolitics through neo-realist readings of climate change, the melting of polar ic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and so on, two kinds of spatial ordering are identified as being entwined in orthodox Arctic geopolitics. The first has to do with Arctic space as such, and its open, indeterminate nature in particular. The perceived openness of Arctic space enables it to become a space of masculinist fantasy and adventure, which is mirrored in contemporary accounts of Arctic geopolitic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is entwined with and nourishes the second ordering of Arctic space in terms of state-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working out of these spatial orderings in recent interventions in Arctic geopolitics is explored via three examples (two Arctic exhibitions in London, the Russian Polar expedition of 2007 and &rsquo;sovereignty patrols&rsquo; by Canadian Rangers).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presents avenues for further critical research on Arctic geopolitics that emphasizes embodiment, the resolutely (trans)local, and a commitment to the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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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福, 孙建平. 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的规范博弈机制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11, 20(1): 56-62.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权益博弈问题因为北冰洋的融化预期加快,而变得 愈来愈重要.规范能够为解决北极航线地缘政治博弈提供一种有用的约束.在阐述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的概念、博弈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以及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权益现阶 段争斗和未来趋势的基础上,描述了各种支持规范的机制,其中包括元规范、成员身份、支配、国际社会认同、威慑、内化及法律等,以期能为中国的北极航线地缘 政治权益博弈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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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henfu, Sun Jianping.Analysis of criterion game mechanism of arctic route geopolitical.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1, 20(1): 56-62.]

[56]
Ronald E Doel, Urban Wråkberg, Suzanne Zeller.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new Arctic.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4, 44(3): 2-14.With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far north, these five studies highlight significant shifts in the conce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rctic – from heroic representations of Arctic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1932–1933), the post-1945 militarization of the Arctic,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1957–1958), and the subsequent recasting of the Arctic as a fragile environmental bellwether – using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approaches to reconsider Arctic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in the larger frameworks of recent regional,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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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Matthew Sparke.Graphing the geo in geo-political: 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the re-visioning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al Geography, 2000, 19(3) :373-380.Since the 1980s local government recruitment practices have beer?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dures designed to promote fairness in employee, selec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cruitment practice in one local authority in terms of its effectiveness in providing fairness in selection and questions its ability to meet the changing demands being placed on recruitment processes. A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an emphasis on developing recruitment procedures to demonstrate equality of treatment can overlook important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It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a highly structured approach to employee selection has real advantages i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qual opportunities it can, paradoxically result in negative perceptions about its fairness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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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Colin S Gray, Geoffrey Sloan.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Frank Ca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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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强, 王礼茂, 郎一环. 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 以中亚为例.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4): 56-65.

[Li Hongqiang, Wang Limao, Lang Yihuan.Evolu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energy geopolitical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Central Asian.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8(4): 56-65.]

[60]
陈枫楠, 王礼茂. 能源和地缘政治的互动模型. 世界地理研究, 2011, 20(2): 29-36.运用系统分析法，第一步建立了能源出口国-过境运输国-进口国的能源利益体双循环模型，第二步建立了以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地缘政治体双循环模型，最后将两者叠加，得出能源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模型。认为：出口国、进口国、过境运输国分别通过提供国际公共品、获取能源的手段、受控制程度来影响地缘政治体系；跨国公司、政府、国际组织分别以投资、外交主动权、国际话语权作用于能源体系。从而形成能源和地缘政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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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Fengnan, Wang Limao.Interactive model of energy and geopolitic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1, 20(2): 29-36.]

[61]
钟飞腾.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分框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国际安全研究, 2013, (4): 64-82.

[Zhong Feiteng.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indicator system and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3, (4): 64-82.]

[62]
Gu Mengchen, Wang Limao.Assessment of oil and gas geopolitical influen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3): 369-384.<p>This paper investigated several stag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influence of oil and gas, including the basis of its gestation, the means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ormation and exercise of power.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geopolitical influence of oil and gas was developed. This system is comprised of 13 indicators, each with its own method of measurement. Then 21 representative oil and gas importing, exporting, and transit countries were selected as assessment subject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geopolitical influence of oil and gas in the selected countries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proposed indicators, and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obtain the main factors of these indicators and the composite score of each coun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13 indicators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ive main factors, in the order of contribution rate, specificall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energy, transportation, risk, and geopolitics, each with its own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 in-dicated that the selected countri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in terms of oil and gas geopolitical influence: strong, relatively strong, moderate, relatively weak, and we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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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 新地缘政治经济框架的建模与模拟.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相 互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也使得经济危机在全球的传导性得到不断的加强。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让整个世界都受到震荡。危机对世界各国产生的不同程 度的冲击,并不断的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br>　　 为了应对这种经济危机引发的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我们需要更深的认识经济危机产生及传导机制,并把握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运行规则。在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框 架下,本文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金融业主导国、制造业主导国与资源供应业主导国,简称金融业国、制造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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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 Wen.New geopolinomic fram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Shanghai: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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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铮, 张帅, 吴静. 一个新的RICE簇模型及其对全球减排方案的分析. 科学通报, 2012, 57(26): 2507-2515.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 以拉姆齐函数公平为标准, 发展了RICE 和MRICES 模型, 得到一个适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结构的新型气候经济学集成评估模型, MRICES-2012 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 模拟研究了既适合全球减排行动又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减排方案, 比较分析了总量减排方案的国际公平性. 研究结果表明, 到2100 年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相等的减排方案不可实现, 人均碳排放相等的减排方案可以实现但不够公平. 因此, 研究建议了一个新的可行的能够保障各国利益又能达到哥本哈根共识的全球总量减排方案: 从2020 年开始总量减排, 至2050 年, 美国的碳排放量比1990 年总量减少80%; 日本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总量减少70%; 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2050 年碳排放量比1990 年降低80%; 高发展水平国家2050 年碳排放量比1990 年降低50%; 以上各国至2100 年的碳排放保持2050 年的总量水平; 中国从2030 年开始总量减排, 2050 年的碳排放量比2005 年总量减少15%, 2100 年比2005年总量减少25%; 中发展水平国家至2100 年, 保持在2020 年的碳排放总量; 低发展水平国家既不参加强度减排也不参与总量减排.

[Wang Zheng, Zhang Shuai, Wu Jing.A new RICEs model with the global emission reduction scheme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2, 57(26): 2507-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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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福, 闵德权. 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的人工鱼群模糊聚类分析. 地理科学, 2011, 31(1): 55-60.全球变暖导致的北极冰层消退, 使北极航线的全线通航预期逐渐缩短,以北极为对象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争斗将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由于北极的地理特殊性和航线权益在北极争夺 中的重要性,对于北极地缘政治的研究应更多从北极航线的视角出发。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对于未来的北极及北极航线应得权益的取得。在提出 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概念和研究重要性的基础上,使用人工鱼群聚类方法对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聚类为3个类 别,分别为以美国为主的27个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以俄罗斯为主的19个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和包含英国等其他国家的47个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仿真实验表 明,人工鱼群模糊聚类分析对于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分析是有效的,分析结果能够为中国的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战略制定提供借鉴。

[Li Zhengfu, Min Dequan.Arctic rout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based on artificial fish warm clustering algorith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1):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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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福, 闵德权, 马玄慧. 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能量地形仿真. 上海海事大学学报, 2010, 31(4): 84-90.为给我国争取北极航线权益提供建议,在提出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概念和北极航线地缘政治格局演变趋势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能量地形理论和仿真方法预测未来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的3种格局.该方法可为我国获取北极航线权益提供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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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henfu, Min Dequan, Ma Xuanhui.Energy landscape simulation of geopolitical framework development of Arctic route. Journal of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2010, 31(4): 84-90.]

[67]
苏东辉, 骆华松, 蔡定昆. 区外大国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系测度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1): 1-11.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东南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因而备受关注。本文应用多元统计中欧式距离分析方法,综合分析区外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集团）、日本、印度等六个国家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系,并总结区外大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空间特征。

DOI

[Su Donghui, Luo Huasong, Cai Dingkun.Analysis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gional of Southeast Asia and major outside countrie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3, 22(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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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丁, 葛岳静, 徐建伟.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方法及应用. 地理研究, 2014, 33(5): 853-862.通过引入政治地理学的尺度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安全理论和能源安全理论，考虑到能源争夺中的尺度转换、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以及安全的三个属性等因素，重新构建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1995-2010 年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在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中的地缘石油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中国在此石油能源尺度政治争夺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今后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参与，竞争将更加激烈；② 从地缘关系上看，中日两国能源竞争指数趋于减少，但是两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竞争加剧；③ 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长期以来一直偏重欧洲，但是已经出现转向的趋势，其能源出口战略指数已显著下降；④ 中国石油消费的比重稳定和中俄之间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地缘石油能源安全；⑤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下的整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石油竞争。

DOI

[Hu Zhiding, Ge Yuejing, Xu Jianwei.Geopolitical energy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politics sca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5): 85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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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 段德忠, 刘承良, 等. 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地理研究, 2015, 34(2): 199-212.<p>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p>

DOI

[Du Debin, Duan Dezhong, Liu Chengliang, et al.Progress of geopolitics of Chinese geography since 1990.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2):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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