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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6 , Vol. 35 >Issue 10: 1963 - 197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0014

Articles

Space scale effect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Xi'an

  • LIU Zhenfeng , 1 ,
  • XUE Dongqian , 1 ,
  • ZHUANG Yuan 1, 2 ,
  • ZHANG Zhijie 1 ,
  • MA Beibei 1
Expand
  •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 2. Baot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014030, Inner Mongolia, China

Received date: 2016-04-1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6-07-13

  Online published: 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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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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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es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for economic geography, while scales of the unit which we use will make the analysis results uncertainty. This paper takes Xi'an as an example, utilizing the geographic coordinates of cultural corporations within the belt highway. Firstly, 60 kinds of grid with different scales were created, and the quantity and density of cultural corporations in each unit were calculated. Secondly, Gini index and Global Moran's I index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ncentr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t 60 kinds of scales. Thirdly, with the method of kriging interpolation, five typical scales were chosen to explore the spatial structure scale effect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results are as fellows: (1) The concent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will be diluted when the scale expands. But there is a "threshold scale" for the concent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concentration declines rapidly below the "threshold scale", while it declines slowly above the scale. (2) Unlike the concentration,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seems to be a "peak scale". Below the "peak scale" the agglomeration increases rapidly when the scale expands, while above it, the agglomeration presents a declining trend at first, then it fluctuates when the scale expands continuously. (3) Based on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Gini index and Global Moran's I index, the scales of cultural industry were identifi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indices changed rapidly with the scale expanding on the micro scales (0.1 km×0.1 km-0.6 km×0.6 km), fluctuated at high level with the middle scales (0.6 km×0.6 km-2.8 km×2.8 km), and became stable on the macro scales (above 2.8 km×2.8 km). (4) The spatial structure differs from point (polar nucleus) to axis band to black mass when the scales vary from micro to macro level. The micro scales reflect the location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middle and macro scales reflect the layer structure of cultural industry. (5) The scale effects of cultural industry results from the reconstitution for cultural corporation concentrated area when the space units redistrict. When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policies are being enacted, different scheme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cales.

Key words： scale effects; cultural industry; spatial structure; Xi'an

Cite this article

LIU Zhenfeng , XUE Dongqian , ZHUANG Yuan , ZHANG Zhijie , MA Beibei . Space scale effect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Xi'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 35(10) : 1963 -1972 . DOI: 10.11821/dlyj201610014

1 引言

地理现象格局与过程的产生、时空分布、相互耦合等都具有尺度依赖性[1]。空间尺度理论表明,任何地理实体在形成信息的过程中都具有尺度依赖特征,只有在特定的空间尺度来描述和提取信息,才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2]。空间认知论也表明,地理现象和事物的特征不仅取决于自身属性,还依赖于观察者所用的尺度和方向,因而进行一系列尺度和方向的分析才能把握它们的内在规律[3]。尺度标志着对研究对象了解程度,某一尺度上的特征和机理在其他尺度上并不一定存在[4]。空间格局分析常常涉及面积数据,格局和过程中所出现的空间是连续的,在分析空间数据时,需要把空间按某一尺度进行划分,空间尺度变化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差异,即为空间尺度效应[5]。尺度效应是造成空间分析结果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6]。国外的基于相关性的尺度效应研究表明：统计数据的相关系数也随空间尺度增大而增加[5],相关系数可以随着尺度和划区方式的改变取其取值范围内的任意值[7],小尺度下的弱负相关会随着尺度增大而转换成适度的正相关[8]。Amrhein等发现尺度效应具有临界性,即只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表现出来,超过一定的尺度,尺度效应并不明显[9]。国内学者也从不同领域对尺度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朱锦懋等对福建省北部森林群落物种的研究表明,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随着尺度增大而减小[10];高义等对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分形研究表明,岸线长度受测量尺度影响显著[11];游丽平等对厦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研究表明,除最大斑块面积指数外,其他统计指标对尺度的依赖性都比较明显[12];陈培阳等对中国经济差异基于行政尺度的方差分解表明,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13];陈江平等对中国人均GDP数据的格网分析表明,变量的自相关程度依赖于空间尺度的变化[14];齐丽丽等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热点探测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热点探测的尺度效应变化规律与所选变量以及研究区域的大小无关[15]。以上研究表明,尺度效应是广泛存在的,其表现为集聚尺度、空间自相关和格局特征。只有对空间数据进行多尺度的分析,把握其尺度效应规律,才能获得全面、真实、有价值的研究结果。目前尺度效应的实证研究大多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关于人口、GDP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较少涉及,而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认识文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特征,有利于实现不同视角下文化产业空间优化和有效配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其在空间上的集散对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产业空间格局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6]。国外研究方面,Scott的研究表明,文化创意产业主要集中在较大的都市区,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内存在分异[17];Hutton研究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时发现,著名的设计公司集中在CBD,一般性的文化创意企业和创意园区主要分布在CBD边缘和旧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则向城市边缘扩散[18];Markusen研究发现休斯敦以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经历由房租低廉的旧城区向周边迁移的过程[19]。诸多国内学者也对文化产业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例如,周尚意利用洛伦兹曲线、集中化程度指数、等值线图来刻画北京市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20];李蕾蕾等以深圳市为例,对城市广告业集群模式进行了研究[21];王兴中等以西安市为例,对大都市“项链状”商娱场所引力圈的结构进行了研究[22];薛东前等以西安市为例,分别对生产者服务业[23]、文化娱乐业[24]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罗蕾等利用企业点密度数据研究了武汉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特征[25];褚劲风等对上海市创意产业空间集聚[26]及国外一些大都市的文化产业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27,28];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进行了研究[29-32]。
以往对文化产业空间格局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囿于数据等方面原因,这些研究仅限于省级[33]、市级[34]、区县[35]、街道[36]单一行政尺度或道路格网尺度[24,26],多尺度研究仅见于区县和街道两级行政尺度[37],难以全面反映文化产业空间特征和规律。已有研究表明,规则格网能够很好地保持统计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对空间进行多尺度划分的有效方法[6,38]。因此,本文以西安市文化产业为例,利用方格网对文化产业空间进行尺度划分,通过对其空间尺度效应进行研究,以探讨尺度变化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和格局特征的影响,揭示文化产业空间深层次特征和规律。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辖十区三县,主城区为雁塔、碑林、新城、莲湖及灞桥、长安、未央区部分地区。研究发现,西安市文化企业主要集中在绕城高速以内的53个街道中[23,24]。经实地调研和分析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图,绕城高速以内集中了94.32%的文化产业企业,故本文的研究区域选定为西安主城区绕城高速内,如图1所示。
Fig. 1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orporations within the belt highway of Xi'an

图1 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图

2.2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以及参考国内外对文化产业分类的内涵,从《西安黄页（2014）》整理分析,获得西安市文化企业4457家。通过百度地图,谷歌地球等电子地图获得文化企业空间坐标数据,并通过实地调研,最终筛选西安十区三县4170家文化企业,其中西安主城区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有3933家。

2.3 研究方法

2.3.1 格网分析法 格网分析法是基于空间坐标系统来描述、分析、虚拟区域地理现象的有效方法之一,在空间格局的应用中具有广泛的前景[38]。由于空间自相关分析要求空间统计单元在30个以上,分析结果才具有可靠性,故本文利用ArcGIS 9.3软件创建0.1 km×0.1 km~3.6 km×3.6 km共36个尺度格网,通过空间链接建立新的图层并计算网格单元内文化企业点密度,以探讨文化企业空间格局。
2.3.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区域整体空间差距的指标之一[39],其计算公式为：
G = 2 ∑ i = 1 n - 1 x i n - n + 1 n （1）
式中：n为空间单元的个数,对各空间单元内企业点数占总数的百分比进行排序; x i 为i序列内空间单元企业点总数的累计百分比。通过对各格网尺度下文化产业的基尼系数进行测算,揭示西安市文化企业的集中程度。
2.3.3 Global Moran's I指数 探索性空间分析是分析空间异质性和关联性的常用方法之一,用来衡量事物之间或者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强弱,具体方法参考相关文献[14]。本文利用Global Moran's I指数探讨单元尺度变化对西安市空间集聚与离散特征的影响。
2.3.4 Kriging空间插值法 以变异函数理论和结构分析为基础,利用区域化变量的原始数据和变异函数的结构特点,对未知样点进行线性无偏、最优估计的一种方法[24],公式为：
Z ( x 0 ) = ∑ i = 1 n w i Z ( x i ) （2）
式中： Z ( x 0 ) 为未知样点的属性值; Z ( x i ) 为未知样点周围点的属性值; w i 为周围样点对未知点预测时的空间权重。本文利用Kriging插值模拟典型尺度下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格局。

3 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尺度效应

3.1 文化产业空间集中程度的尺度效应

根据式（1）,对西安市文化企业各尺度下基尼系数进行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西安市文化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强集中现象,在格网尺度1.5 km×1.5 km以下,文化企业基尼系数均在0.8以上;文化企业空间集中具有较强的尺度效应,文化产业基尼系数与网格尺度呈负相关,即文化企业点的空间集中程度随着网格尺度的减小而增强,表明文化企业在小尺度上更加集中。文化产业基尼系数变化以尺度0.5 km×0.5 km为界,在0.5 km×0.5 km网格尺度以下,基尼系数变化较大,格网尺度每增加0.1 km,基尼系数平均减少0.022,在0.5 km×0.5 km ~1.5 km×1.5 km网格尺度范围内,基尼系数随尺度增大变化较慢,格网尺度每增加0.1 km,基尼系数平均减少0.006。当格网尺度在1.5 km×1.5 km以上时,基尼系数在0.8附近波动。
Fig. 2 The variation of Gini index on different scales

图2 不同尺度下文化企业基尼系数变化图

3.2 文化产业空间自相关性尺度效应

利用ArcGIS 9.3对西安市文化产业36个空间尺度下Global Moran's I指数进行计算,其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西安市文化企业在各个尺度的Global Moran's I指数和Z值均为正,且各尺度的Z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西安市文化企业在整体上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是随机分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比较各个尺度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西安市文化产业Global Moran's I指数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在格网尺度为0.1 km×0.1 km~0.6 km×0.6 km范围内,文化企业的全局Global Moran's I指数随尺度增大显著提高,但增长速度随尺度增大逐渐减缓。当格网尺度在0.6 km×0.6 km以上,Global Moran's I指数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其中格网尺度在2.8 km×2.8 km以下,Global Moran's I指数在0.7~0.8之间波动,波动幅度较大。当格网尺度大于2.8 km×2.8 km时,文化产业Global Moran's I指数略有下降,在0.6~0.7范围内小幅度波动。
Fig. 3 The variation of Global Moran's I index on different scales

图3 不同尺度下Global Moran's I 指数变化图

3.3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尺度效应机理

根据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情况,本文将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研究分为微观（0.1 km×0.1 km~0.6 km×0.6 km）、中观（0.6 km×0.6 km~2.8 km×2.8 km）、宏观（2.8 km×2.8 km以上）三种尺度。从微观到宏观尺度变化过程中,文化企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表现出不同的效应规律,文化企业空间存在尺度“稀释”作用,即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在随着尺度增大而降低,而这种“稀释”能力随着尺度增大而减弱,当超过一定的尺度时,空间集中程度趋于稳定,尺度“稀释”效应减弱;而在微观尺度下文化企业空间集聚程度随着研究单元尺度的增大而快速提高;中观尺度下集中程度呈现高位波动现象,宏观尺度下文化企业空间集聚程度波动下降,并趋于相对稳定。
在微观尺度下,文化企业呈现出高度集中而集聚程度较低的现象,而中观和宏观尺度下,自相关指数波动性较大,表明文化企业的集聚程度比集中程度对尺度变化更为敏感,宏观尺度下,文化企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波动性较小,且趋于稳定。这是因为,在微观尺度下,对空间单元的精细分割,使文化企业集中在少数的空间单元内（相对于空间单元总数）,不同单元内文化企业密度悬殊,相邻的单元之间文化企业密度相差较大,因而导致了极高的空间集中程度而空间自相关系数较小。中观尺度下,随着尺度的增大,文化企业在较大的空间单元逐渐被稀释,不同单元的文化企业密度差距逐渐缩小,相邻单元的文化企业密度相似性程度进一步加强,导致了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下降而空间自相关程度逐渐增大的现象。宏观尺度下,当研究单元尺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文化企业集中程度的尺度稀释效应尽管很弱但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尺度变化造成的空间单元重构使相邻单元文化企业密度相似程度发生微弱改变。

4 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尺度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统计数据随尺度变化的转折点对确定特征尺度很有效[5],对西安市文化企业空间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尺度变化曲线的分析发现,尽管文化企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变化都呈现出不同的尺度效应规律,但是其变化的尺度范围具有一致性。基于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特征（图2和图3）,并考虑到尺度间隔均衡,本文选取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尺度层次下的特征尺度来探讨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微观尺度下,文化产业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变化较大,选择0.1 km×0.1 km精细尺度和基尼系数以及Global Moran's I指数转折点0.5 km×0.5 km作为特征尺度;中观尺度下,基尼系数以及Global Moran's I指数波动较大,选择1 km×1 km和2 km×2 km两个转折点作为特征尺度;宏观尺度下,基尼系数以及Global Moran's I指数相对比较稳定,选择转折点3 km×3 km作为特征尺度。

4.1 多尺度下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ArcGIS 9.3软件,分别对各尺度下西安市文化企业点密度进行Kriging插值分析,探讨不同尺度下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结果如图4所示。西安市文化企业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内东西三环之间,北二环和南绕城高速之内。不同尺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Fig. 4

图4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corporations on different scales

4.1.1 格网尺度0.1 km×0.1 km 西安市文化产业呈现项链串珠状分布,主要呈现三条极高密度文化企业轴带和两个极强集聚中心。第一条轴带以西安市传统南北中轴线为主要轴线,从北门开始,沿钟楼向东大街延伸后在城墙内汇合,继续沿长安路向南延伸至电视塔,在省体育场、小寨、电视塔等主要商圈和地铁站形成文化企业 “项链环”。第二条轴带从南门开始,沿友谊东路、文艺路、南二环、雁塔北路到雁塔广场,在雁塔广场形成了文化企业强集聚中心。以高新区软件园为集聚中心,沿科技路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形成西安文化产业集聚的第三条轴带。
4.1.2 格网尺度0.5 km×0.5 km 文化企业呈现出团块状空间结构。文化企业在空间上形成了以软件园、钟楼、省图书馆为核心的三大组团。其中软件园组团最为突出,成为强集聚核心,以科技路为核心,向西南和东南方向延伸,由中心向外,文化产业密度逐级递减,文化企业密度层级结构特征显著。钟楼组团文化企业层级特征较为突出,以钟楼为核心,文化企业密度向各个方向递减,通过对文化企业密度梯度分析发现,钟楼组团梯度以东北和西北方向最大,并且东西方向的梯度大于南北方向。省图书馆组团相对较弱,核心并不明显,东西方向文化企业点密度梯度较大。
4.1.3 格网尺度1 km×1 km 文化企业仍呈现团块状空间结构,但极核发生变化。省体育场组团极核消失,形成以钟楼商圈为极核,与0.5 km×0.5 km格网尺度相比,文化企业核心区更加突出,形成沿南北大街延伸的狭长区域。高新组团核心仍然存在,但其集聚极核变小,文化产业集聚密度呈环状逐级递减,企业密度梯度变化更加明显。
4.1.4 格网尺度2 km×2 km 文化企业空间呈现单核团块结构。文化企业密度极核转移至南稍门商圈附近,并且形成以南稍门商圈为中心向外逐级递减的环状结构,各个方向的密度梯度相差不大。
4.1.5 格网尺度3 km×3 km 文化企业空间呈现双核团块结构。与前文的空间尺度格局相比,软件园极核依然存在,从核心向外各个方向上密度变化比较均匀。而其他尺度下形成的钟楼极核、南稍门极核、雁塔广场极核等消失,在城墙外形成了以李家村商圈为极核的新的集聚区域。

4.2 文化产业空间格局的尺度效应规律

文化产业的空间格局存在尺度依赖性,不同尺度下,文化产业空间呈现不同的格局。微观尺度下的空间格局反映西安市文化企业的区位特征,如在0.1 km×0.1 km尺度下,文化企业呈项链串珠状空间结构,文化企业在一些商圈和交通节点形成高密度的集聚极核,并沿一定的交通干道延伸形成文化产业带。微观尺度下的极核和轴带构成了更大尺度上文化产业空间格局的核心和骨架,这些极核成为更大尺度文化产业空间格局中的集聚内核,文化产业带则成为文化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向。而中观和宏观尺度下,文化产业空间呈现出团块状,空间格局随尺度的变化较为显著。
在研究尺度从微观向中观再到宏观的渐变过程中,空间格局的尺度效应主要表现为文化密集区形状、数量以及集聚极核位置的变化。统计单元尺度改变而引起相邻文化企业密集区的空间重构是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如图5所示,西安市文化企业空间尺度格局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较小的单核孤立型密集区则会随着尺度增大被逐渐重组稀释而消失;相对独立的单核密集区在随着尺度单元的变化其空间格局仍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以高新区软件园为核心的密集区在各个尺度下（格网2 km×2 km尺度除外）尽管团块格局不同,但在不同尺度下均表现出较稳定的存在性;空间相邻的多核密集区受尺度变化影响最大,如以雁塔广场和钟楼为核心的密集区之间大量文化企业的存在,使其集聚核心、形态随尺度变化而发生剧烈变化。
Fig. 5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structure scale effects for cultural industry

图5 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效应机理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西安市文化企业点空间数据,探讨文化产业空间的尺度效应。首先在不同格网尺度下计算文化产业企业的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探讨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尺度效应,然后利用Kriging空间插值来探讨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尺度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强集聚现象,随着研究单元尺度的增大,集中程度逐渐减弱,研究单元增大对文化产业集中程度表现为尺度“稀释”效应。而这种“稀释”效应随着研究单元尺度增大而减弱,当超过一定的尺度（1.5 km×1.5 km）,尺度效应消失,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趋于稳定。
（2）文化企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相关性表现在三个尺度范围层次：微观尺度下（0.1 km×0.1 km~0.6 km×0.6 km）,空间自相关水平随尺度增大而增大;中观尺度下（0.6 km×0.6 km~2.8 km×2.8 km）,空间自相关性在较高水平上波动;宏观尺度下（2.8 km×2.8 km以上）自相关水平略有下降,趋于相对稳定。
（3）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尺度效应表现为文化密集区形状、数量以及集聚极核位置的变化。从微观到宏观尺度变化中,文化产业空间沿着散点—极核—轴带—团块格局演变。微观尺度反映了文化企业空间区位特征,中观和宏观尺度反映尺度的变化引起文化产业空间单元的重新划分,从而引起相邻文化产业密集区的不断重构。

5.2 讨论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和格局特征存在明显的尺度效应,并且文化产业的空间尺度效应表现在多个方面,其集中程度、集聚程度以及空间格局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效应规律。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尺度变化引起的文化产业空间重构是尺度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均匀的,其空间尺度效应正是这种不均匀性的体现。文化产业的尺度效应特征表明,文化产业空间具有复杂性,单一尺度的研究难以全面反映文化产业空间特征,各尺度的空间特征又有各自的内涵,因此,掌握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是探讨文化产业深层次规律的有效途径。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进行文化产业规划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针对文化产业不同尺度的空间特征做出不同层次的安排,以利于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本文所创建的格网虽部分解决了文化产业空间多尺度空间的划分问题,但是其过于机械地将文化产业空间划分为相同面积和形状的空间单元,会割裂某些文化企业集聚区的完整性。如何更科学地对文化产业空间进行多尺度划分,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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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建国.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景观生态学是生态学中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它以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研究生态学问题为特征，在概念框架、理论体系和数量方法上正经历着方兴未艾的发展，在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森林和牧场经营管理、环境和自然保护、旅游设计等方面已获得广泛应用，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及应用前景；广泛地综合了国际景观生态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动向，并对景观格局分析和模型方法作了较细致的介绍。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景观生态学：①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生态学、地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高度综合的交叉科学，②景观生态学作为一个强调格局、过程、尺度和等级相互之间关系的新生态学范式。因此，本书不但介绍了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同时也阐述了景观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生态学范式或概念构架如何促进其他学科(如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作者简介：　　LandscapeEcology主编，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教授。内蒙古大学学士，美国迈阿密大学硕士和博士(1987，1991)。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19911993)。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景观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理论生态学和可持续性科学。发表论文130余篇，著作5部。主持多项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环保部以及美国农业部资助的研究项目。美国生态学会亚洲生态学分部主任(19992000)，美国景观生态学会2001年年会主席，美国景观生态学会理事(20012004)，美国环境保护部生态学项目科学顾问(20042005)。2000年被收录美国名人录(Who’SWhoinAmerica)。中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B类获得者(2001)，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3)。LandscapeandEcologicalEngineering、JournalofIntegrativePlantBiology、GeographicInformatiOnScience、《生态学报》、《植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杂志》和《生物多样性》编委。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客座或特聘教授。《现代生态学讲座系列》学术委员会主任。

[Wu Jianguo.Landscape Ecology: Pattern, Process, Scale and Hierarc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7.]

[6]
张小虎, 钟耳顺, 王少华, 等. 多边形统计数据空间分析的不确定性研究: 以北京市海淀区人口普查数据为例.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3, 15(3): 369-379.普查数据是地理学空间分析的重要数据源。由于受到数据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对普查数据空间分析的不确定性未给予足够重视,也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建筑物单元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本文基于多边形统计数据的可塑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特征,设计了一种该类数据空间分析不确定性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及分区(Zoning)系统对多边形的统计数据空间分析的准确性进行了分析。实验引入尺度与形态指数,利用可视化分析和数据拟合的研究方法,对尺度及分区对空间分析结果的影响模式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1)以统计小区的空间分析,其结果受统计小区空间形态的影响较大,不确定性强,不能充分反映统计数据本身的空间特征;(2)规则格网能较好地保持原始统计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但仍然受尺度及分区影响;(3)规则格网的空间分析结果及其准确性与尺度有较好的拟合关系,不同尺度下的分析结果不确定性是原始数据不同尺度特征的体现;(4)分区效应受空间分析方法的计算尺度影响,两者共同对空间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对于固定尺度的规则格网,其邻接多边形数目是分析结果不确定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多边形统计数据空间分析时,应该对其使用规则格网重新聚合,并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选择多尺度分析方法,以达到实际应用目的。

DOI

[Zhang Xiaohu, Zhong Ershun, Wang Shaohua, et al.The uncertainty of polygon: Based statistical data spatial analysis.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3, 15(3): 36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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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haw S, Taylor P.A million or so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Three experiments on the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In: Wrigley N. Statis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Spatial Sciences , London: Pion, 1979: 12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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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D W.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In: Rob Kitchin, Nigel Thift.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2009: 169-174.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increasing vulnerability of the world ocean to multiple anthropogenic stress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multiple stresses, which affected the world ocean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uld have been controlled on a timescale of decades, had governments and their subjects chosen to...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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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rherin C G, Flowerdew R.The effect of data aggregation on a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of Canadian migration. In: Goodchild M F, Gopal S, et al. Accuracy of Spatial Database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9: 22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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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懋, 姜志林. 闽北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可塑性面积单元. 生态学报, 1999, 19(3): 304-311.分析闽北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ＭＡＵＰ），结果表明，闽北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存在尺度效应和划区效应，其影响随着取样面积增大而减小。长期封禁保护的森林群落和近期受人为干扰的退化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受ＭＡＵＰ影响趋势相同。文中应用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ｉｎｇ方法估计群落物种多样性的近似正态分布置信区间和划区效应。

[Zhu Jinmao, Jiang Zhilin.The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of species diversity in the forest community of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 Acta Ecologica Sinica, 1999, 19(3): 3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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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义, 苏奋振, 周成虎, 等. 基于分形的中国大陆海岸线尺度效应研究. 地理学报, 2011, 66(3): 331-339.以DEM为基础，并参照卫星影像，提取了不同比例尺下中国大陆海岸线，从海岸地质构造特征和海岸类型角度出发，对我国大陆海岸线整体、沉降隆起岸段和不同类型海岸尺度效应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引起尺度效应差异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表明：(1) 中国大陆海岸线整体分形维数为1.195，岸线长度受测量尺度影响显著，定量刻画海岸线长度不可忽略相应测量尺度；(2)岸线分形受地质构造特征和水动力因素控制明显，隆起段和沉降段海岸线分形维数有着显著差异：辽东半岛隆起段分形维数为1.153，辽河&mdash;华北平原沉降段分形维数为1.116，山东半岛隆起段分形维数为1.148，苏北&mdash;杭州湾沉降段分形维数为1.177，浙东&mdash;桂南隆起段分形维数则达1.239；(3) 海岸线尺度效应同时随海岸类型不同有着显著差异，位于冀北平原和滦河三角洲平原岸段的砂质岸线分形维数为1.109；位于苏北平原的淤泥质岸线分维数为1.056，位于闽东南山地丘陵的基岩海岸线分形维数达1.293。海岸线是陆、海和气界面的交汇线，其分形性质的定量刻画，可为多尺度研究海气、陆气和海陆相互作用提供科学基础。

[Gao Yi, Su Fenzhen, Zhou Chenghu, et al.Scale effects of China mainland coastline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3): 33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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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丽平, 林广发, 杨陈照, 等. 景观指数的空间尺度效应分析: 以厦门岛土地利用格局为例.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08, 10(1): 74-79.选取8个常用的景观指数,以厦门岛土地利用格局为例,分析景观指数随粒度变化的基本规律。探讨尺度效应对景观格局的影响,为基于景观指数进行不同尺度下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格局变化预测、对比分析和评价等研究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内景观类型特征和景观格局特征随粒度的增大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除面积比例对粒度变化弱敏感外,其余所选景观指数对粒度变化相对敏感,体现出一定的尺度依赖性,因而利用这些景观指数进行不同尺度下的景观格局分析时需考虑尺度效应。

[You Liping, Lin Guangfa, Yang Chenzhao, et al.The effects of spatial scales on landscape indices: A case study of the land use pattern of Xiamen Island.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10(1):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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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阳, 朱喜钢.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85-1097.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DOI

[Chen Peiyang, Zhu Xigang.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at different scal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85-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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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平, 张瑶, 余远剑. 空间自相关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效应.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597-1606.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 效应是对空间数据分析结果产生不确定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也不例外.本文分别利用网格模拟数据和中国人均GDP实例数据为数据源,以全局Moran's I 系数来探究空间自相关统计中的MAUP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程度依赖于空间的粒度大小与单元的划分方法,但空间单元的变化与自相关性并不存在某种函数关系.因此,在进行空间自相关研究时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理单元的粒度大小和分区.最后本文给出一种基于地统计内插方法来降低MAUP对空间自相关分析影响.

[Chen Jiangping, Zhang Yao, Yu Yuanjian.Effect of MAUP i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597-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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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丽丽, 柏延臣.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热点探测的MAUP效应. 地理学报, 2012, 67(10): 1317-1326.为探讨不同尺度下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热点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子, 本文基于2000 年全国县级农业统计数据和2008 年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按照一定的聚合规则得到不同尺度的数据, 计算不同尺度下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em>G</em> 统计值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热点分布, 分析不同聚合尺度下热点的变化规律。然后运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探测了影响聚合前后热点变化的因素, 并根据探测结果建立了预测聚合前后热点变化的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基于<em>G</em> 统计探测的热点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 聚合水平越高、空间尺度越大, 热点数目越少。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显著性分析表明, 热点包含的面状单元数目和热点的平均<em>G</em> 统计值是影响热点探测尺度效应的主要因素。热点包含的面状单元越多, 热点的平均<em>G</em> 统计值越大, 热点探测结果受尺度效应的影响越小。研究建立的热点变化预测模型, 可以在细尺度热点分布状况已知时, 根据热点包含的面状单元数目和热点的平均<em>G</em> 统计值来预测聚合后热点的变化。对模型精度的交叉验证结果表明, 模型对全国县级农业统计数据热点变化预测精度可达到93.8%, 对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热点变化预测精度达到94.2%。两套数据试验得到的结论一致, 说明热点探测的尺度效应变化规律和所选变量以及研究区域的大小无关。

[Qi Lili, Bo Yanchen.MAUP effects on the detection of spatial hot spots in socio-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 67(10): 1317-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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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紫华, 闫小培. 西方地理学界关于文化产业研究评述. 人文地理, 2010, 25(2): 13-19.

[Qian Zihua, Yan Xiaopei.Review on cultural industry in western geographical circles. Human Geography, 2010, 25(2):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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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A J.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London: Sage, 2000.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ra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activity is devo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outputs, i.e. goods and services with high levels of aesthetic or semiotic content. This kind of economic activity is especially, and increasingly, associated with a number of large cities scattered over the globe. A conceptual account of this phenomenon is provided on the basis of an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place-specific forms of culture generation and the agglomerative tendencies of many kinds of 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ies. The empirical cases of Los Angeles and Paris are briefly discussed.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location of major 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ies are also examined. The paper ends with a brief allusion to the modalitie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o a prospective cultural politics.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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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ton T A.Spatiality, built form,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Inner city. Environment & Planning, 2006, 38(10): 1819-1841.Theoretical treatments of new industry formation within the inner city emphasise the significa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social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representational (semiotic) features of the landscape. The author contributes to a larger understanding of generative processe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urban core by demonstrating through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critical roles played by ‘material’ (or physical) space and form. First, Soja’s idea of the ‘industry-shaping power of spatiality’ in the new economic spaces of the post-Fordist metropolis is interpreted as the boundedness of inner-city space, the intimacy of urban landscapes, and the integrity of urban form. Second, the cogency of Helbrecht’s injunction regard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abstractive and ‘concrete’ dimensions of urban space in knowledge-based industry clusters is demonstrated by case-study references situated in London, Vancouver, and Singapore. Third, the author draws on Markus’s incisive analysis of principal building types (and ‘durable taxonomies’ of building function and social meaning) to link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industrialisation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comingling of production, housing, and consumption. The nexus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lies in the artic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industrial landscapes comprised of physical space and form as well as symbolic constructs.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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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en A.The artistic divided: The arts' hidden contribution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Minneapolo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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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意, 姜苗苗, 吴莉萍. 北京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6): 127-133.文化产业空间分布是从空间的角度发现、解释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属于文化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根据最新一期的北京基本单位调查数据，利用罗伦兹曲线、集中化程度指数、文化企业年产值的等值线图来刻画北京城区范围内文化产业现有空间分布状况。经过分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其一，北京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明显，主要集中在四环以内；其二，文化产业内各行业的集聚中心各不相同；其三，文化企业更多地分布在城区北部。尝试对形成上述分布特征的原因作出解释，并利用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对现实进行了分析。

DOI

[Zhou Shangyi, Jiang Miaomiao, Wu Liping.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Beijing urban area.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6, (6):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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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蕾蕾, 张晓东, 胡灵玲. 城市广告业集群分布模式: 以深圳市为例. 地理学报, 2005, 60(2): 257-265.<p>广告业是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必然结果,世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具有明显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之特点。我国广告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恢复和快速发展。以深圳为例,将广告业作为文化产业服务与生产体系,采用广告业业内人士的分类框架,建构和分析了深圳广告产业的基本结构特点。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识别了广告业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集群形态。结合对广告公司的深入访谈,提出广告业集群的形成和关联机制具有广告主主导型、媒体依赖型、产业关联型、成本导向型、环境氛围导向型和社会关系型等6种模式。由&ldquo;广告公司&mdash;广告主&mdash;广告媒介&rdquo;组成的三角博弈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可能到达的地理空间范围,共同作用,构成了广告公司生存、发展、区位选择、空间流动和地域拓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任何一方的实力和地理空间变化都可能影响一个城市和地域整体广告业的生态格局。</p>

[Li Leilei, Zhang Xiaodong, Hu Lingling.Cluster model of advertising industry: With the case study of Shenzhe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2): 25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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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中, 刘永刚, 高鑫, 等. 中国大城市“项链状”现代商娱场所引力圈的结构: 以西安为例. 经济地理, 2008, 28(2): 214-220.

[Wang Xingzhong, Liu Yonggang, Gao Xin, et al.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necklace" gravitational circle of modern commercial and recreational places of big c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n.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28(2): 2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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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前, 石宁, 公晓晓 . 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研究. 地理科学, 2011, 31(10): 1195-1201.以西安市为例,根据相关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ArcGIS软件,通过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对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结论:① 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集聚特征明显,产值和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② 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空间集聚度偏低,但逐渐趋于集中,且分行业集聚程度参差不齐;③ 生产者服务业整体呈现多核心的集聚模式,分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模式类型;④ 空间结构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导向、区位因子、政府导向。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确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产业规划、布局,加快西安市经济发展及提升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借鉴意义。

[Xue Dongqian, Shi Ning, Gong Xiaoxiao.Spatial features and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Xi'an city,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10): 119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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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前, 黄晶, 马蓓蓓, 等.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格局及热点区模式研究. 地理学报, 2014, 69(4): 541-552.采用矢量数据符号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和Kriging空间插值法等3 种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从规模等级、集聚程度、热点区及模式等方面对2011 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展开研究。主要结论：① 从数量规模上来看，西安市的文化娱乐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密北疏，西密东疏，内密外疏”的整体特征，文化娱乐场所主要集聚在以钟楼为圆心，以钟楼至曲江新区的直线距离（约7 km） 为半径的圈层内；各类文化娱乐场所的空间分布大致符合文化娱乐业的整体空间特征，但又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② 从空间集散上来看，高高集聚区主要连续分布在城市南部的传统人口和城市产业集聚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散分布在城市开发程度低的边缘区，及城市内部的特殊区域；③ 通过空间插值分析，可识别出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4 个空间集聚热点区，综合分析各热点区软硬件条件，可将其归纳为基于传统城市中心的商贸旅游型热点区、基于文化产业集聚的文教游憩型热点区、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商务型热点区和多重资源推动下的城市新区型热点区4 种模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将有利于从空间的视角来探讨城市新兴产业的区位规律和布局偏好，在实践中将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的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参考。

DOI

[Xue Dongqian, Huang Jing, Ma Beibei, et al.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ot zone patterns of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Xi'a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54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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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劲风, 周灵雁. 地理学视野中的上海市创意文化产业空间集聚.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8, 37(2): 200-205.创意产业又称为创意工业、创意经济，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依存于大城市迅速发展，为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功能转型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内容．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经历了自发集聚到政府引导的发展过程，按照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的行业分类，将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按照行业属性、生产过程两种方式分类．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异．

DOI

[Chu Jinfeng, Zhou Lingyan.Geographical view of creativ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s a case in Shanghai.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08, 37(2): 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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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蕾, 田玲玲, 罗静. 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经济地理, 2015, 35(2): 114-119.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进行分类,调研整理武汉市中心城区现有创意企业的基本情况,利用Arc GIS10建立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7大类创意企业的空间数据库,运用栅格法分别计算绘制武汉市中心城区各类创意产业企业空间分布机构密度图,并进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揭示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企业空间分布规律和各类型创意企业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武汉市中心城区创意产业企业在中心城区商圈附近高密度面状集聚;2沿河与沿交通干线次密度带状扩散;3高校与高科技园区周边地区低密度点状蔓延;4各类型创意企业中心城区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三种形态、三种密度和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后,总结武汉市创意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提出武汉市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化策略。

DOI

[Luo Lei, Tian Lingling, Luojing. Spatial patterns of creative industry enterprises of Wuhan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2): 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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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劲风. 东京动漫产业空间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 28(2): 35-40.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动漫作为通俗艺术、大众文化,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和语言的障碍,为世界广泛接受。日本有"动漫王国"之称,东京因集中了日本78.8%的动漫企业被称为"动漫之都"。东京动漫产业高度集中的地理现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从日本动漫产业集聚的空间转移、内涵特征与组织结构,东京动漫产业集聚的空间优化以及动漫企业区位选择,试图论证东京动漫产业集聚具有历史性、地理接近性、民族文化根植性的特征。

DOI

[Chu Jinfeng.A study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tion industry in Tokyo.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9, 28(2):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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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紫华, 闫小培. 好莱坞电影产业集体的演进.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1): 118-128.好莱坞自20世纪初期以来,先后经历了电影产业浮现、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好莱坞的转型时期以及"新好莱坞"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际上由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垂直一体化的形成、衰退以及垂直分离的发展等过程逐一演替。而自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卫星生产地如温哥华的崛起,则展示了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制作"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好莱坞电影产业集聚体的演进,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如下启示:未来垂直分离是发展趋势、注重小企业的发展、区分合作与控制、注重创意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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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Zihua, Yan Xiaopei.Evol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Hollywood. World Global Studies, 2009, 18(1):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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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前, 张志杰, 郭晶, 等. 西安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机制分析. 经济地理, 2015, 35(5): 92-97.通过《西安市统计年鉴》和西安市黄页,结合Google等搜索工 具,收集文化产业相关企业点信息,借助生命周期相关理论,根据产业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已经达到最大经济效益所用的时间,将文化产业集聚 类型区划分为引领型、长寿型、富裕型、问题型.研究西安市文化产业整体基于K、T指数和Q指数的集聚特征,将文化产业区域集聚形成机制分为资源导向型产业 集聚和市场导向型产业集聚.从文化资源开发、消费市场的培育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四个方面,提出促进区域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的具体措施,以 期对西安市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DOI

[Xue Dongqian, Zhang Zhijie, Guo Jing, et al.The agglomeration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Xi'an.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5): 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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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劲风, 高峰. 上海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地理空间及其集聚研究. 经济地理, 2011, 31(10): 1674-1679.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带是上海创意产业分布最为显著的地带之 一。通过分析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空间分布、集聚驱动机理，探讨作为老工业区的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集聚的规律。研究表明，苏州河沿岸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 为创意活动提供了地理空间。创意人员对创意活动区位选择是创意产业园区的主体行为。创意活动集聚从形态模仿、业态选择到生态转型的过程，得益于政策的转 向，伴随了创意人员的创造、创意活动之间的联系、企业组织的互动等活动。

[Chu Jinfeng, Gaofeng. A study on agglomera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along Suzhou creek in Shanghai.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10): 1674-1679.]

[31]
蔡一帆, 童昕. 全球价值链下文化产业升级: 以大芬为例. 人文地理, 2014, 29(3): 115-120.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芬村实现了从生产行画的城中村到结合复制与创意的综合性油画生产基地的产业成功转型。本文分析了此案例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动力机制的演变对产业链与产业结构、雇佣关系与劳动者身份、进而对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与影响。本文指出,正是这种介于普通手工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身份认同的焦虑,其中所蕴含的劳动者自我价值的认同,终而成为顺应市场需求变动中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最后讨论了大芬村文化产业升级案例之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与转型的意义,以及地方性在此发挥的重要作用。

[Cai Yifan, Tong Xi.The upgrading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 A case study on Dafen village. Human Geography, 2014, 29(3): 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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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翔, 钱俊杰. 浅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上海田子坊地区的空间重塑. 人文地理, 2014, 26(3): 46-50.

[Kong Xiang, Qian Junjie.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ianzifang area in Shanghai. Human Geography, 2014, 26(3):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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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嫮, 胡兵. 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经济地理, 2014, 34(2): 101-107.在考虑空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首先,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空间分析。然后,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宽容和人才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太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已有研究有一定差异性。最后,就该研究结论展开了初步的讨论。

[HuWen, Hu Bing. A spatial economic study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rovinc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101-107.]

[34]
欧朝敏, 王瑞, 李景保. 湖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链解析. 经济地理, 2010, 30(9): 1507-1510.文化产业是湖南省的支柱产业之 一,同时也是一个朝阳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湖南经济的科学发展。在界定产业链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以此为视角分析湖南省的文化产业,提出应该按照下 列步骤和方法构建湖南省的文化产业:选择主导和潜导行业,完善这些行业的行业链条,建立行业链条间的协同机制,优化价值链和空间链等。

[Ou Chaomin, Wang Rui, Li Jingbao.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ies in Hunan Provi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9): 1507-1510.]

[35]
薛东前, 刘虹, 马蓓蓓. 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地理科学, 2011, 31(7): 775-780.研究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利于了解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引导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文化产业为例,通过空间点模式分析,利用L函数得出西安市十个区域文化产业的集中指数,结合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将研究区域分为:核心区、潜力发展区和分散区。通过地理集中度分析和核密度图,得出结论:①现阶段西安市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整体上是南密北疏的格局,并呈现以内城为中心的集中态势,集中模式以自下而上型为主,各区域的集中呈现不平衡状态;②影响各区域产业分布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区域职能,相关及支持性机构,政府政策;③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④西安市文化产业分布具有动态变化性特征。

[Xue Dongqian, Liu Hong, Ma Beibei.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urban area of Xi'an city,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7): 77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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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演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及其影响机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以经济学 的新增长理论、地理学的新产业区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空间生产、后现代城市主义等理论为指导的相关学科都文化创意产业空间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并从规模收益递增、弹性专精分工、社会网络、路径依赖、知识外溢、资本积累、解码编码、消费社会等多方面论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发 展机制与深刻广泛的影响。<br>　　北京市自“十一五”以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迄今已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文化创意产 业也成为北京的支柱性和引领性产业,并对城市空间...

[Huang Bin.An evolution study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space in Beijing. Bei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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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前, 马蓓蓓. 文化产业的时空集散: 西安的案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从产业生命周期的理论出发,以2005-2010年西安市文化产 业增加值数据和1999-2012年企业点个数等数据和资料为基础,利用逻辑曲线法,建立西安市文化产业生命周期的数学模型,并揭示其产业生命周期的时空 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西安市文化产业生命周期存在时空和行业上的差异,总体上遵循由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规律,且在整体和区位上均处于成长前期向成长后期的过 渡阶段;在西安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产业生命周期具有超前性的特点,而区位生命周期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DOI

[Xue Dongqian, Ma Beibei.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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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杨小唤, 石瑞香. 山东省人口空间格局的多尺度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76-182.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更确切、真实地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灾害评价、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统计相关分析方法,比较市级、县级、1 km三个尺度上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统计相关性,试图探讨不同尺度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指示)因素,从不同尺度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从不同尺度对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整体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县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1 km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县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②不同尺度上,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不同。市级和县级尺度上,人口分布受环境—经济因子的影响表现出与一些因子显著相关,而受空间集聚的作用较小;1 km尺度上,人口分布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相关性较小,而主要受空间集聚的作用,在县内部,人口往往集中分布于某一区域,呈现出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

DOI

[Wang Jing, Yang Xiaohuan, Shi Ruixiang.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Shandong at multi-scal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2): 1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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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华. 计量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本书内容包括：地理数据及其采集与预处理，地理学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空间统数据的统计分析，线性规划与多目标规划，随机型决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网络分析等。理论与实践结合，方法与应用结合、以问题为导向、学以致用，既是本书编写的基本原则，也是本书一个鲜明的特色。本书可以作为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生态学、环境学、人口学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附带教学课件和软件使用光盘），同时对于相关专业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Xu Jianhua. Quantitative Geography.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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