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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Vol. 36 >Issue 6: 1081 - 109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7

Orginal Article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its influence effect

  • WANG Guogang ,
  • LIU Heguang ,
  • QIAN Jingfei ,
  • CHEN Yangfen ,
  • ZHU Ning
Expand
  •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1-3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7-04-26

  Online published: 2017-06-3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internal logic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especially to cultivat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perfect 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Firstly, we analyze the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CABE) since 1952. And then, we quantify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dopting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identify its effect. CABE have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In fac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cision maker an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1953-1958), the cooperative operation was based on family management, while collective management under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was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in the second stage. At the third stage (1979-1992), new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ubject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which was pure peasant household's time. Farmers, and peasants coexistence in the household contract management dominated the fourth stage. Since 2013,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has taken on new characteristic, namely, many kinds of types of operation, such asfamily management, collective operation, co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etc. are compatible. After 1978, China's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optimized; the tool variable value has been on a rising trend, the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also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uctuation.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new period, the arrang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ystem should follow the market rules strictly. First of all, we must respec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entities to join or set up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to protect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main body, to chang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supervision, and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Secondly, we should speed up the design and exploration of supporting systems, and promote the appropriate scale of operation. In the end, we should develop new business entities, develop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skills of worker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management system; influence effect; polic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Guogang , LIU Heguang , QIAN Jingfei , CHEN Yangfen , ZHU Ning .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its influence effec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 36(6) : 1081 -1090 . DOI: 10.11821/dlyj201706007

1 引言

中国正在经历农业领域的巨大转型[1],首要表现为传统承包经营户数量在逐渐减少,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并逐步成长壮大[2],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快速变迁。2014年中国家庭农场已经超过87万户[3],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129万家[4]。培育适宜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成为解决好“未来谁来种地、种粮”的关键所在。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5],因其组织效率事关农业发展的全局而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农户是从事个体农业经营的经济组织,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6]。在中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推动了农村地区从生产队经营到农户经营的制度变革[7],这也强化了农户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农户成为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主体。为此,大量研究关注农户农业经营行为,尤其是针对其行为是否理性,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展形成“理性小农”学派、组织生产学派和历史学派三大学派。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外部因素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农户兼业化[8,9]、非农化[10-13]等农户异质性分化成为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现象。研究发现,农户异质性分化对农业生产效率[14-16]、土地经营规模[17,18]、耕地利用效率[19,20]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经营主体在更广范围内逐渐分化,由改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占主导的格局向现阶段的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21]。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发展现状与问题[21,22]、主要类型及演进趋势[1,2]、发展对策[23,24]与制度供给[5]等方面,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新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是,有关农业经营主体分化过程及其影响效应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而这恰是区域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核心和基础,亟待深入研究。注重分析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微观主体及其作用,是新时期经济地理学学科发展的方向之一,缺乏对经济活动基本微观主体的关注和研究,不易于揭示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6]。为此,基于地理学的综合视角,全面回顾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过程,分析各阶段的主要特点,运用定量的方法,识别主体变迁的影响效应,为区域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与制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2 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及主体变迁的回顾

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之一,也是农业生产所有制形式建立的基础。1952年底中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开启了新的篇章。为此,选择1953年作为研究起始点,探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变迁过程及其形成的结构性条件。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经营核心主体的差异及发展的新形势,1953年至今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2.1 第一阶段：1953-1958年,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运动在农村地区广泛展开,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户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然而,由于农户资金有限、耕牛农具短缺,单家独户开展生产经营较为困难,农民中产生了互助合作的愿望;同时为防止土地所有权从平均化到兼并、形成大地主的轮回[23],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得到快速推行（表1）。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开始实践[25],1951年政务院明确提出加强互助组的发展与巩固,1954年互助组达到993.1万个的历史最高数量。互助组一般由4~6个农户组成,后期达到8~10个农户,农忙时节组员将农具、役畜集中起来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但生产决策权仍由单个农户自行决定,互助组多以宗族亲属为纽带,关系紧密。1953年12月互助合作方式由互助组转向农业合作社。最先发展的是初级合作社,规模是互助组的5倍左右,农户把土地、牲畜和农具以入股形式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农户根据合作社的经营状况获取分红。经过两三年的发展,初级合作社数量由1952年的4000个快速成长到1953年的1.5万个、1955年的63.3万个[26]。1955年7月又掀起了兴办高级合作社的高潮,数量由1955年的500个迅速增长到1957年的75.3万个,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总量的88%[26]。高级合作社完全不同于初级合作社,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集体共有,实行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
Tab. 1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operation

表1 不同类型合作方式的基本特征

类型 决策主体 运行方式 政策文件
互助组 单个农户 多以宗族亲属为纽带,农忙时节将农具、
役畜集中起来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但生
产决策权仍由单个农户自行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初级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 农户把土地、牲畜和农具以入股形式交
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农户根据合作社的
经营状况获取分红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决议》
高级合作社 合作社负责人 生产资料集体共有,全体社员共同劳动、
统一经营、统一分配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2.2 第二阶段：1959-1978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营

确切地说,本阶段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鼓励建立人民公社。同年年底,75.3万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2.4万个公社,每社平均5000户,加入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26],全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基本完成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规模大、人口多,除农户基本的生活资料,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公社集体所有。人民公社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必须入社,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最高,实行单独的经济核算且“政社合一”,具有行使管理农村经营活动的权利。实践表明,人民公社极大地挫伤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959-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1960年年底开始,国家逐步进行修正,11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中队为基础的实质是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但生产单位仍然是生产小队,导致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不一致,生产积极性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1962年2月《关于改变人们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同归生产小队,生产自主权和分配决策权得以统一。直到1978年,中国一直延续着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2.3 第三阶段：1979-1992年,纯农户为主体的家庭承包经营

1962年以后实行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营形式,虽然远远优越于人民公社体制,但没有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监督和激励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忽视了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使得生产责任制形同虚设。1979年安徽省率先试行“包产到户”,第二年进一步推进,到1980年底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70%。与此同时,全国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也在快速增加。1982年双包到户的比例已达78%,1983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以及10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双包到户比例迅速上升到95%以上[25],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至此,家庭承包经营成为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家庭承包经营是指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集体土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生产的产品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该阶段由于中国户籍制度控制较严,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被紧紧的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非农从业者较少。

2.4 第四阶段：1993-2012年,纯农户、兼业户并存的家庭承包经营

早在1986年就出现了农户生产积极性下降和兼业化发展的倾向,但受制于时代背景,发展势头较弱。直到90年代以后,随着“票证经济”落幕、小城镇户籍逐步放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人口流动加快,农户出现快速分化,兼业化现象日益突出[27]。1996年底,全部农业户中纯农业户占62.8%,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的户占30.6%,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户占6.6%;而到2006年底,农业生产经营户虽然比1996年增加3.7%,但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占比减少了7.2个百分点,住户中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了19.4%[24]。由此看出,农户中兼业户和非农户不断增加,农户内部分化呈现出纯农户比例下降、兼业户及非农户比例上升的态势。兼业农户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从事非农产业,分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I兼型农户和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II兼型农户两类[28]。这一时期,纯农户和I兼型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核心主体。

2.5 第五阶段：2013年至今,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并存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效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较好处理了国家、集体、农民权益关系,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实现非农就业[29],这一部分农民虽然是土地承包的主体,但是通过流转方式将土地经营权全部或部分的进行了转让。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2005年以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先后出台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和土地用途等做出了详细规定。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为特征的新型农地制度得到认可,同时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农业经营方式虽然不是2013年以后才出现的,但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多元分化加速的态势。

3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变迁的影响效应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研究需要,1953-2014年粮食产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以及201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劳动力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耕地面积、农业机械动力与化肥施用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过程中,劳动、土地、资本和流动投入系数权重数,分别采用0.50、0.25、0.10和0.15[26]。
3.1.2 研究方法 制度及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常规研究方法可分为定性分析法、统计分析法与模型分析法。采用工具变量法,在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及变迁回顾的基础上,对农业经营制度变化进行量化,然后对主体变迁的影响效应进行识别和分析,最后将制度工具变量与效应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制度及主体变迁的影响结果。
农业经营制度的核心是激励主体积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对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及主体变迁的回顾可以看出,良好的激励机制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① 农业生产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的成本极其高昂,内化监督成本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否则会因为生产过程难以监督而出现生产衰退。②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发挥生产潜能,但生产规模过大,也会造成费用的增加和效率的降低;与此相对,生产经营规模太小,则难以充分发挥要素的生产潜能。③ 生产经营主体自愿加入或退出原则下,合作化生产是成功的,甚至比单一农户家庭经营更具优势,但当合作化成为强制性运动,退出权利被剥夺时,由于组织性质和激励结构的快速变化,劳动生产效率必将迅速下降。据此,本文设置三类工具变量,包括生产监督成本的内化程度、适度规模程度以及自主加入或退出合作经营的权利。具体计算步骤：首先邀请专家按照表2的方法给各项指标赋值,并求取平均值作为三项指标的量化值,然后采用式（1）计算农业经营制度工具变量值V,综合量化反映不同时期农业经营制度的状态。
Tab. 2 The setting rules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 tool variable

表2 农业经营制度工具变量设置规则

指标 含义 数据类型 赋值方法
S 生产监督成本的内化程度 整型 差计为0;一般到优秀取1~5的整数
M 适度规模程度 整型 不适宜计为0;一般到非常适宜取1~5的整数
R 自主加入或退出合作经营的权利 逻辑型 可以自主加入或退出则为1,反之为0
经过要素分解与量化,农业经营制度工具变量值Vi可以表示为：
V i = ΠSiMiRi （1）
式中：Vi表示第i年农业经营制度工具变量分值;Si和Mi分别表示第i年农业生产监督成本的内化程度、适度规模程度的专家赋值均值;Ri表示第i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主加入或退出合作经营权利的专家赋值均值。

3.2 制度量化结果分析

考虑到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过程性和阶段性,通过专家咨询法,将1953-2014年细分9个时段（图1）。其中,1953-1958年可以分为1953-1955年和1956-1958年两个小的时段,第二个时段比第一个时段略高;1959-1978年是第三个时段,由于农户自主经营、加入或退出合作社的权利被剥夺,R赋值为0,致使该阶段的V值为0;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生产监督内化程度不断强化,1979-1989年制度量化不断攀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城乡体制的快速变革,农民非农就业转移加快,农业经营制度虽然没有改变,但其工具变量却受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表现为生产监督的内化程度略微减弱和适度规模的改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提出了发展举措,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得以不断优化。
Fig. 1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 tool variable during 1953-2014

图1 1953-2014年农业经营制度工具变量的变化

3.3 效应指标及其时序特征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农业经营制度主要通过改变劳动激励手段,即改变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选取粮食产量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效应指标。
整体上看,1953-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快速上升（图2）,由1953年的1.67亿t增长到2015年的6.21亿t,增长幅度达272%。其中,1961-1967年、2003-2015年粮食产量分别实现了6连增和12连增。但同时也要看到,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剧烈滑坡,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1.98亿t下滑到1961年1.37亿t,下降30.8%,造成了惨重的社会经济灾难,直到1966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1998-2003年粮食产量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下滑,2003年粮食产量为4.31亿t,与1998年相比下降了15.8%,经过连续五年的增产,2008年重新达到历史新高点5.29亿t。
Fig. 2 China's grain yield during 1953-2015

图2 1953-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变化

由图3可以看出,1953-2014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出“√”弧形对勾曲线变化,62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提高了3.4倍,其波动上升、阶段性特征变化态势明显。其中,1953-1958年、1988-1993年、1995-2001年是三个平台整理期,平均周期为6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较为平稳;1959-1982年是整个研究时段的低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一直低于前期水平,直到1983年生产率指数才重新超过1952年水平;2002-2014年生产率指数上升速度最快,由2002年的211点提高到2014年的437点,年均提高17点,远远高于1953-2002年时段年均2.3个点的增速。
Fig. 3 Chan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during 1953-2014

图3 1953-2014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3.4 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对制度量化值V与粮食产量P、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进行检验,由表3可知,1953-2014年V值与粮食产量P的相关系数为0.901,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的相关系数为0.917,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1的双尾检验,可见,农业经营制度安排对粮食产量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时段来看,1979-2014年V值与T、P都显著正相关,1953-1978年V值与T显著正相关,但与P的相关性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1953-1978年时段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十分不稳定,尤其是1959年推行的人民公社运动,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1959-1978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劳均单产几乎一直低于1953-1958年的均值便是佐证（图4）。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是,粮食产量在经历了1959-1961年严重滑坡后,总量快速反弹上升,但该时期农业经营制度并未进行实质性改变,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劳动力、资本和流动投入的增加,这导致本阶段V值与P值相关性不显著,与其他时段出现背离的现象。而1979-2014年时段,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发展,中国农业经营制度持续好转,经营主体的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释放,先进生产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使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农业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Fig. 4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and grain yield per capita during 1953-1979

图4 1953-1979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劳均粮食产量变化

Tab. 3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V value with P (grain yield) and T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3 V值与粮食产量P、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的相关分析结果

指标 阶段
1953-2014年 1953-1978年 1979-2014年
P T P T P T
V Pearson Correlation 0.901** 0.917** -0.322 0.879** 0.943** 0.948**
Sig.(2-tailed) 0.000 0.000 0.108 0.000 0.000 0.000
N 62 62 26 26 36 36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及主体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包括5个阶段：1953-1958年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经营阶段,1959-1978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营阶段,1979-1992年纯农户为主体的家庭承包经营阶段,1993-2012年纯农户、兼业户并存的家庭承包经营阶段,2013年至今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并存阶段。
（2）统筹考虑生产监督的内化程度、适度规模程度和自主经营、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权利几方面的因素,1953-2014年农业经营制度变迁可以细分为9个时段。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赋值发现,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量值呈现出显著的阶梯型特征,1978年以来更是一种“节节攀升”的态势,这说明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不断优化。
（3）1953-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快速上升,2015年产量达6.21亿t,与1953年相比增长了2.72倍。但不同时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1961年比1958年的产量下降了30.8%,1998-2003年粮食产量再次出现了严重的下滑;与此相对,1961-1967年、2003-2015年粮食产量分别实现了6连增和12连增。
（4）整个研究时段,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出“√”弧形对勾曲线变化,尤其是1978年以后该指数波动上升、阶段性特征明显,平台整理期平均周期为6年。其中,人民公社化体制时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一直低于前期平均水平,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直到1983年生产率指数才重新超过1952年水平。
（5）全研究时段看,农业经营制度安排对粮食产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时段来看,1953-1978年、1979-2014年两个时段农业经营制度安排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都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在增大。但1953-1978年农业经营制度安排与粮食产量P的相关性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1959年推行的人民公社虽然严重削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劳动力、资本和流动投入的增加,粮食产量在经历了1959-1961年严重滑坡后,总量快速上升,致使该时段相关性出现背离。

4.2 讨论

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可以量化表现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即主体生产积极性高,则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高,反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两者有着较高的同步性。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及主体变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较为显著,表现为制度不合理将导致粮食产量下滑。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在制度安排不合理,由于生产要素束缚在土地上的背景下,大量的物质投入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粮食减产甚至掩盖由于制度的不合理导致的减产,1957-1983年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安排和粮食产量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值得警惕。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生产要素的高度开放,农业生产要素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靠持续增加要素投入但产出低效的生产方式保障粮食产量已经没有现实的土壤。未来农业生产经营制度设计,建议首先仍然要严格遵从内化生产监督成本,尊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意愿,自愿加入或成立合作组织,保障主体的生产经营自主性,充分激发生产积极性,这是制度安排的根基和铁律。第二,完善扶持政策,制定认定流程,全面推进农民向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等新型职业农民迈进,提升生产技能,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第三,统筹考虑农村空心化等新态势对农业的冲击,分区域、分类型出台支持政策,切实培育适合区域发展要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生产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第四,加快配套制度设计与探索,推动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质效;另一方面,创新土地“三权分置”的同时,严肃法律法规,强化农地使用的监督监管,减少土地被长期弃耕抛荒,做到权利与义务相匹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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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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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亢亢, 朱信凯, 王浩.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基于全国范围县级问卷调查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10): 78-90.基于全国10省110个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问卷调查,本文分析了传统承包经营户、种植业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变化。通过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各类主体的变化趋势受到当地自然禀赋、经济发展和土地流转情况的影响:传统承包经营户数量明显衰减,与当地耕地资源快速流失、土地转包发生率低且流转期短有关联;种植业大户数量持续增长,既与当地耕地资源急剧缩减直接相关,也与土地转包发生率低而土地入股发生率高相关;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稳步增多,是受到了当地耕地资源缩减、人口膨胀的压力,也是当地经济发展快、土地转包发生率高的结果;龙头企业综合业务快速增长与当地耕地资源充足、土地流转发生率高相关,而龙头企业单一业务增长则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高和土地流转期延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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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ayashi T.An analysis of the part-time fishery establishment with farming by new statistics. 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Agriculture, 2007, 14(19): 544-564.In this literature survey the effects of speed restrictions on traffic and accidents are discussed. Traffic data usually relate to speed and traffic volume. The influence of speed limits on vehicle speeds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speed restrictions depend on level of speed limit, design of the road etc. The main influence is found to be on the highest speeds. The effects on accidents are discussed: numbers of accidents and injured person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speed restrictions, degrees of seriousness and types of accidents, effects on different roads and in different seasons. The results of most experiments seem to indicate that suitable speed limits have an accident-reducing effect. Economical consequences of speed restrictions are discusse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of speed limits in Sweden are given./TR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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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成, 韩绍凤. 农户兼业化: 基于分工的视角. 中国农村经济, 2005, (8): 4-9.

[Xiang Guocheng, Han Shaofeng.Part-time farm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vision of labor.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5, (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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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 A M.From part-time farming to pluriactivity: A decade of change in rural Europ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0, 6(4): 361-373.Introducing 10 papers on pluriactivity and agro-rur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requires a context-setting paper at the outset. This paper outlines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eed for more policy-oriented studies with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nfluential social changes in Europe in the 1980s (reform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environmentalism) are used to reflect the need to adjust the emphas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The shift from part-time farming to pluriactivity studies in western Europe reflect these changes. The Arkleton Trust research project on Multiple Job Holding Farm Families is described and used to illustrate the shift in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scope as policy debates and changes continue to occur in western industrial nations. The fallacy of part-time farming is demonstrated, and the preference for the term pluriactivity is supported. Related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are discussed in reference to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12-nation comparative and longitudinal study. The need to engage in policy research is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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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ra A K, Goodwin B K.Farm income variability and the off-farm labor supply of farmers and their spous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7, 79(4): 88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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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ieri A F, Pan W K.People, land, and context: Multilevel determinants of off-farm employment in the Ecuadorian Amaz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3, 19(5): 558-579.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that motivate decisions of settler colonists to engage in off-farm employment (OFE) in the Northern Ecuadorian Amazon. Overall, OFE, as a typ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may increasingly become a dominant demographic factor in rural frontier regions. Although OFE decisions are primarily a matter of individual choic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farm household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also play key roles in this decision making. This paper applies a multilevel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uses a multinomial, 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 to study OFE in the Northern Ecuadorian Amazon in 1999 as a result of factors at the individual, farm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OFE participation choices i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human capital, farm household life cycle, land use, land management, farm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community size, and structure of local labour markets.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the effects of policy-relevant variables on choices to engage in OFE in local community, other rural, or urban areas of destination. Copyright 2012 John Wiley & S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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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艳, 陈利根, 石晓平. 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证分析: 配置效应、兼业效应与投资效应: 基于2005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3): 41-51.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将其区分为配置效应、兼业效应、投资效应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改变了农户的投资结构，特别是增加了雇佣劳动和机械对自家劳动投入的替代，但没有明显提高总土地投入水平，影响土地投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土地的经济收益而不是投资能力；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对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但要释放劳动力转移的土地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效应并将非农就业带来的投资能力转变为现实投资，必须在加快劳动力转移的同时配合农产品市场化、农业新技术供给等发展农业的政策。

[Li Mingyan, Chen Ligen, Shi Xiaop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on-farm employment and farmers' land use behavio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in 2005.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3):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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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bery B.Farm diversification as an adjustment strategy on the urban fringe of the West Midland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1, 7(3): 207-218.Agricultural systems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are being restructured and farmers are adjusting to change in different ways. Farm diversification is one farm adjustment strategy,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policy. The term is conceptualized and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hypothesized, before its development on the urban fringe of the West Midlands is discussed. Diversification is a fairly recent phenomenon; it is concentrated within 5 km of Birmingham and Coventry and dominated by direct marketing and farm-based recreation. The need to generate extra incom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introduction on the larger and predominantly beef/sheep farms in the area. Both ‘survivors’ and ‘accumulators’ are turning to diversification, which is still perceived as a source of pin money only and constrained by a set of resistance factors. Farm diversification is unlike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surpluses. Suggested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l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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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ally S. Farm diversifi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farm business surve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2): 247-257.Given the series of crises in agriculture, farm diversific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relevant strategy for farmers. Trends in various types of diversification are described in England and Wales as recorded in the Farm Business Survey. Although hirework is th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diversification activity, renting out of farm buildings is the only activity considered here where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participation over the last 10 years. Furthermore, for most types of diversification, the rate of exit is similar in magnitude to that of entry. When they are present, most types of diversification make a relatively small contribution to average business income. The probability of observing diversification is strongly related to farm size and type. A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at most types of diversification activities considered here may be more difficult to pursue on small farms, especially within less favour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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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红, 汪朝霞. 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的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25-31.

[Chen Xiaohong, Wang Zhaoxia.Research on concurrent business behavior of farmers in Suzhou.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7, (4):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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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rt H, Huylenbroeck G V, Vernimmen T.Farm household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diversification on marginal farm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5, 21(1): 81-97.On marginal farms, and in agriculture in general, sustainability is largely guaranteed by a broad range of survival strategies, closely interlinked and embedded in the household structure of typical family farms. This paper reports results of a socio-economic study carried out among Belgian farmer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diversification. Analyses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indicate the possible role of new activities in the survival of many farms. The curative potential of this strategy is, however, strongly condition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within the household. Therefore, off-farm employment is often the most accessible strategy, not only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household, but also for supplementing the income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far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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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武, 黄利民. 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地理研究, 2015, 34(12): 2268-2282.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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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hengwu, Huang Limin.The changes of farmers' behavior in land us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food produ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ginalization of arable l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2): 2268-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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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恒周, 郭玉燕, 吴冠岑. 农民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6): 31-40.

[Xu Hengzhou, Guo Yuyan, Wu Guancen.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on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ultivated land.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2, (6):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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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圆, 阎建忠.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5, 34(5): 895-908.lt;p>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 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gt;人力资产型&gt;基本型&gt;缺失型的关系;② 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③ 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p>

DOI

[Wang Xiuyuan, Yan Jianzhong.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5): 89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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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 俞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现状、约束与发展思路.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10): 16-27.

[Huang Zuhui, Yu Ning.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Current situation,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 idea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0, (10):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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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Keming, Peng Tingjun.Investigation report on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 (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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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 孔祥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维发展形式和现实写照. 改革, 2013, (2): 65-77.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四化同步”发展、农产品价值链升级、建立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多种形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生有其理论基础。应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金融扶持、优化农技服务、完善基建配套等方面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Lou Dong, Kong Xiangzhi.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mode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Reform, 2013, (2):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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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新, 赵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困境摆脱及其体制机制创新. 改革, 2013, (2): 78-87.随着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我国将形成以承包农户、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为支撑，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共同协作、相互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具体来说，要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强新型经营主体人才队伍建设。

[Zhang Zhaoxin, Zhao Hai.The way-out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and its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Reform, 2013, (2): 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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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宝, 高强. 行为逻辑、分化结果与发展前景: 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户分化行为的考察.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2): 56-66.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户发生了显著分化，影响了农村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如何在农户分化背景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使其对差异化凸显且不断分化的异质性农户产生积极的作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户分化过程中，家庭承包制改革对农户理性的释放构成了分化的基础，农村要素市场建设带动的劳动力流动及土地流转为分化创造了条件，城镇化及工业化吸纳农村劳动力为分化提供了途径。改革以来农户分化呈现纯农户比重下降、兼业农户及非农户比重上升的态势。在现有分化条件下，纯农户及兼业户向非农户转化缓慢、兼业农户将持续占据较大比重，应当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作出针对性政策安排，以避免对农业生产及城乡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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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海广, 李秀彬, 辛良杰, 等. 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原因探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3): 14-21.本文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分析认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收益差别是造成农户兼业的根本原因,农户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是农户兼业的基本条件。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建立了农户兼业的二元Logistic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农户之间的劳动力资源差异、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收入结构差异对农户兼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小型农业机械的拥有与否对农户兼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占比和畜牧业收入占比大的农户兼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户主年龄对农户兼业的影响不显著。

[Hao Haiguang, Li Xiubin, Xin Liangjie, et al.Analysis on business behavior of farmer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3):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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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恒, 陈聪, 刘彦随. 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衡量及其类型研究: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4, 33(9): 1595-1602.界定了城乡发展转型的概念,从形态转型与功能转型角度,构建了县域城乡发展转型衡量模型并划分其驱动类型。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21.41%的区县城乡转型较为剧烈,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高原,鲁西南、鲁西北以及辽宁东北部的长白山地区。转型缓和的区县占该地区区县总数的32.42%,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沈阳市、大连市、烟台市、青岛市和济南市的主城区核心地带及近郊区。东北的辽河平原地区,河北南部、东部地区,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渤海湾地区城乡转型程度属于中度,占区县总数的46.18%。剧烈转型区县的驱动力以三次产业均衡发展及商旅服务业发展为主（占该类型区县的84.29%）,转型缓和区县驱动力类型为均衡发展型及农业主导型（76.41%）,城乡转型中度的区县,其驱动力主要为均衡发展型与工业主导型（76.16%）。转型剧烈的区县在城镇化、非农就业以及非农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低的初始水平。然而,由于较强的后发优势,在2000-2011年间,剧烈转型的区县在以上三方面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明显领先于城乡转型中度以及缓和的区县。最后提出了当前城乡发展转型领域亟待加强重要研究内容。

DOI

[Li Yuheng, Chen Cong, Liu Yansui.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of Bohai Ri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9): 1595-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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