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8 , Vol. 37 >Issue 4: 678 - 69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4003

Article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strategy from a perspective synthesizing towns, villages and land parcels:A case study in Xinyi city, Jiangsu province

  • LIU Jing , 1 ,
  • JIN Xiaobin , 1, 2, 3 ,
  • FAN Yeting 1 ,
  • XIANG Xiaomin 1 ,
  • RAN Na 1 ,
  • ZHOU Yinkang 1, 2, 3 ,
  • SHEN Chunzhu 2, 4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Zon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4. Jiangsu Institute of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Nanjing 21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10-0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1-28

  Online published: 2018-04-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tential space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land resources, land consolid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rural construction. Towns ar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s of the reg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restricts the space potential of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land parcels reflect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layout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Village" and harmoniz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tegrates a hierarchy "town-village-land parcel" into a proposed strategy analysis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of the behavior subject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coordination among impacts of different spatial scale factors on land consolidation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Meanwhil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own radiation, the suitability of the village layou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land use and applies it to evaluate contemporary program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and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ystem. Finally, the study conducts a case study in Xinyi city, Jiangsu province. As a result,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area within the city has been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the priority consolidation area, the key consolidation area, the moderate potential tapping area, the optimal consolidation area and the special consolidation area. Corresponding land consolidation modes and optimization means have further been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gener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gram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armonious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gional system;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LIU Jing , JIN Xiaobin , FAN Yeting , XIANG Xiaomin , RAN Na , ZHOU Yinkang , SHEN Chunzhu .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strategy from a perspective synthesizing towns, villages and land parcels:A case study in Xinyi city, Jiangsu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 37(4) : 678 -694 . DOI: 10.11821/dlyj201804003

1 引言

受历史渊源、自然区位、风俗习惯、宗族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点建设多由农民自发选择。为方便生产,农民多依田或临路而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布局,形成了“满天星”式的杂乱布局[1,2]。据统计[3],中国有近64万个行政村,330万个自然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约1.67×107 hm2（25亿亩）,人均达228 m2,远超《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规定的上限标准（140 m2）。与此同时,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大量农村人口通过进城务工实现人口非农转移及生计兼业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建房需求不断增长。在农村建设规划缺失、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较为普遍地存在新建房屋村外扩张、村内闲置、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等现象,形成村庄外扩内空、无序扩张的空间格局[4],降低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估计,204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5]。而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来看,单纯依靠挖掘城镇内部建设用地潜力、提高其利用水平和效率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6],迫切需要将农村居民点整理与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流动相结合,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内部挖潜,置换城乡建设用地空间。2017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要求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并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建设用地减量化或零增长”。面对严峻的国土资源形势,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散乱、粗放利用、废弃闲置的现状为补充城乡建设用地缺口、降低耕地占用提供了可能[7,8],农村居民点整理成为破解城镇建设用地短缺与农村建设用地低效闲置,统筹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现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已成为土地资源管理、乡村地理等领域的关注热点。国外研究多基于乡村聚落视角,研究成果涵盖乡村聚落的形成、演化、土地利用等多方面[9,10],注重乡村聚落系统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11,12]、乡村聚落生态[13,14]、空间结构[15,16]和景观格局特征[17,18]等内容。国内学者更多立足中国特殊的产权形式和现实利用问题,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19,20,21,22]、空间演变规律[23,24,25,26]、整理驱动机制[27,28]、适宜潜力评价[29,30]和整理模式[31,32]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系统中多尺度多要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特殊地域空间,其自身发展受城镇辐射带动、村域本体特征及内部土地利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现有研究在统筹多空间尺度,综合显化农村居民点整理在不同空间对象间的耦合协调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同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中,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居民点图斑视角,相关整理策略侧重于建设适宜性分析,过于强调整治潜力,而将居民点置于农村地域系统下,对城镇发展辐射影响、村域布局适宜程度、内部土地利用协调程度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空间关联性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仍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以“要素表达特征—特征明确方向—方向细化分区—分区指导模式”为主线,提出综合“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思路,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过程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并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新时期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的“城—村—地”关联性

2.1 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的要素构成

从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角度,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是由“人（农户）、地（土地）、景（景观格局）、房（居民点）、城（城镇）、村（行政村）”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发展过程是系统内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农户）”作为农村地域空间生产决策的微观行为主体,其在需求导向下的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村地域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地（土地）”作为区域农村发展的自然本底和空间载体,是农村地域发展的基本支撑条件,其利用结构与空间形态构成农村地域空间独特的景观格局特征,进而表现为宏观地域的景观异质性与局部地域的景观均质性;“房（居民点）”作为农村地域空间中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最强烈的表征和呈现形式,是农户生活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农户居住、生产、生活等功能的承载体[29],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本底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地域空间的整理趋势与方向;“城（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效应是农村地域空间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村地域的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村（行政村）”作为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的窗口,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文化遗存等因素影响居民点的空间布局适宜性及对外联系便利性,进而影响区域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及发展潜力。“人、地、景、房、城、村”等各要素通过一定方式在农村地域空间上产生作用,共同推动区域农村发展（图1）。
Fig. 1 Analysis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ystem elements

图1 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的要素解析

2.2 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的结构解析

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是一个由诸多要素通过交互作用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在区域外部环境及内部本底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居民点地域系统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层次性特点（图2）。从构成要素的空间关联视角,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包括外缘系统[33]、本体系统及内核系统。其中：外缘系统主要针对农村居民点所处的区域外部空间环境,包括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及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辐射效应等。城镇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沟通城市与乡村的重要桥梁,城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扩散效应影响农村居民点的产业结构、技术发展、社会管理、资源配置等,使不同区位条件下的农村居民点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地域的经济基础及发展潜力。本体系统主要针对农村居民点所处的村域局部环境,包括行为主体、村域基本建设等。其中,村庄作为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组成,是农户居住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基于人的生产生活需求导向,村域尺度上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遗存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适宜性,进而体现在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整理的可能性。内核系统主要针对系统内部的微自然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特质、土地利用形态等。其中,土地作为区域农村发展的自然本底和基础支撑条件,其利用结构与形态构成农村地域空间独特的景观格局特征,反映出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的协调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点的整理趋势及发展方向。
Fig. 2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ystem and land consolidation

图2 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的结构解析与居民点整理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整理优化应统筹区域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系统因素作用。基于上述分析,城镇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村域尺度上的居民点布局适宜程度、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与形态的空间协调性对农村居民点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整理趋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应以“城”的带动、“村”的适宜、“地”的协调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

3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思路

居民点整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综合考虑生态文明、乡村发展、城镇建设等的统筹协调,兼顾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多重目标。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应以特征差异为前提,以区域城镇化发展为引领、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明确不同特征导向下的居民点整理方向重点。在“统筹城乡空间、维护农村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指导下,统筹城镇、村域、土地利用在居民点整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助推乡村地域空间重构（图3）。
Fig. 3 Analysi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the synthesized perspective of town, village and land parcel

图3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思路分析

3.1 “城—村—地”视角下居民点特征解析与整理方向研判

对不同类型的居民点进行性质识别与特征解析有助于科学把握不同区位条件及资源态势下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方向和整治重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农村居民点的辐射效应随空间结构和相互距离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使得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居民点具有显著的特征差异性。基于此,可根据农村居民点发展受城镇辐射作用的影响,从空间上将其分为城镇影响核心区、城镇影响辐射区和城镇影响弱化区三类,进而从区位特征、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方面探讨不同城镇发展辐射影响下居民点在“村”“地”尺度上的特征差异及整理方向重点,为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整治提供理论基础。
3.1.1 城镇影响核心区：以城为主 这一区域多为城中村或近郊区,区域土地利用价值较高,但土地利用效率一般较低,流动人口数量较多,多为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地。从区位条件看,此类居民点大多处于城市边缘区或中心城镇的周围地区,多属于“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是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储备区”。此区域,一般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与城镇保持着直接的经济、交通以及社会服务联系,受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强,是城镇化的直接影响区,具有明显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非农产业优势明显,居民多以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为主。居民点整理应依据区域内居民点特征、产业结构特点、土地利用态势,将其纳入城镇发展规划体系进行统一规划、联动建设,促进区域城镇化发展。应注重居民点整理优化与城镇规划体系的有序衔接,通过在空间形态、建设方式、配套水平、社会管理等方面与城市接轨,促进居民点向城镇社区化发展;以城市及中心城镇的发展引领为动力,依托城镇的产业带动、资本支持、技术指导,发挥区域非农产业优势,将整理腾出的居民点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加工业园区,创建新型产业园区,鼓励、引导农民参与到区域非农就业中;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及农村要素的相对集聚,实现城乡之间的有序分工协作及村庄内部的生产力空间整合。
3.1.2 城镇影响辐射区：受城影响 这一区域地处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兼具城镇风貌与乡村特点。从区位条件看,此类居民点大多地处城镇近郊区,虽受城镇发展影响,但多仍以农村形态为主。一定程度上受到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往往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完善的对外交通条件;一般公共服务设施存在局限,产业结构形式较为多样,居民对农业生产仍有较大依赖,但也多兼具一定比例的其他收入,农业生产经验丰富但生产技术落后;区域土地利用价值较高,但土地利用较为粗放,违章建筑、违法占地、乱搭乱建现象普遍,农村生态环境一般较差。居民点整理应强化区域农业生产功能的突出地位,通过中心村建设、内部改造提升等途径促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应注重居民点整理优化与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双目标的实现,对区域内布局散乱、规模较小的居民点及空闲用地进行空间整合,推进成片土地复垦,扩大土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建设集中连片、高产优质的标准化基本农田,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加强区域中心村和中心社区建设,实行社区化管理模式;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建立有效的宅基地退出与流转机制,引入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1.3 城镇影响弱化区：村落形态完整 这一区域地处城市远郊区,是主要农业耕作区,生态环境一般较好,土地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较高,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点地区。从区位条件看,此类居民点一般与城市或中心城镇距离较远,受城镇辐射影响较弱,基础设施配套往往不甚完善;经济发展及社会景观未摆脱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村落景观保持完整、生态优美;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二、三产业占比较低,收入水平较低,一般可以保持较为完整的村落形态,但可能缺少统一规划与有效指导,村庄建设和村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居民点布局一般较为零星且占地面积较大,土地利用结构可能不尽合理。居民点整理应强化区域生态保育功能的突出地位,通过异地搬迁、生态移民、旧村改造、中心村建设等途径实现区域乡村整治升级。应注重居民点整理优化与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双目标的实现,在空间上建议以“小集中、大分散”的整理模式为主,选取区域内区位条件相对优越、交通较方便、对周围地区具有一定辐射带动力的村庄作为中心村,引导周围零星、规模较小的居民点异地迁并到中心村,实现小范围内的集聚发展,大范围内仍以分散布置为主,整理腾出的居民点主要用于生态退耕、还林还园;改善农村陈旧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及休闲空间建设,营造宜居环境;依托独特的乡村景观及优美的生态环境,发展乡镇特色产业和乡村生态旅游,注重区域特色资源的保护,提升功能、美化环境,促进生态型村庄建设。

3.2 “城—村—地”三维视角下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构建

居民点整理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点空间布局、土地资源利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整理潜力评价是居民点整治方向判别、问题识别、空间定位的重要基础,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科学评价的基础与前提。本研究遵循系统性、综合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基于“城—村—地”三维空间视角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发展机理解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三个方面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表1）。
Tab. 1 Potent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表1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量化方法 指标含义及说明
城镇发展辐射性A 社会经济A1 人均GDP A11 I=Gi/Pi 反映评价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 A12 I=Pi/Ei 反映评价单元单位面积的人口聚集度
人均耕地面积 A13 I=Ri/Pi 表征评价单元内耕地资源的紧张程度
区位条件A2 道路通达度 A21 I=∑i=1nWi 表征评价单元对外联系的便利程度,道路通达度越高,对外联系越便利。Wi为评价单元i邻域内各级道路权重
距最近镇区距离 A22 I=D 反映评价单元受城镇辐射带动的影响度,距城镇中心越近,区位条件越优越
村域布局适宜性B 自然本底B1 地形位指数 B11 I=ln[(E/`E+1)×(S/`S+1)] 表征评价单元的地形属性信息。I为地形位指数;E(S)及`E(`S)分别代表评价单元高程（坡度）及所在区域的平均高程（坡度）,高程低、坡度小的区域地形位小
地质灾害敏感性 B12 分类赋值 反映评价单元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程度,地质灾害敏感性越大,越不适宜居民点布局
生态环境B2 距临近水体距离 B21 实际测量 表征评价单元生产生活的便利程度
特色资源B22 分类赋值 反映评价单元邻域一定范围内的特色资源状况,如古村落、自然保护区等,特色资源越丰富,生态环境越好
基础设施B3 距最近小学距离 B31 实际测量 表征评价单元邻域一定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配置的完备度,距离越近,设施配套越完善,评价单元生活越便利,越适宜居民点布局
距最近中学距离 B32
距最近医院距离 B33
距最近银行距离 B34
土地利用协调性C 用地结构C1 居民点用地比重 C11 I=Ji/Si 表征评价单元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度,居民点用地比重越大,居民点分布越集聚
基础设施用地比重 C12 I=Hi/Si 评价单元内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与总面积之比,基础设施用地比例越大,村庄用地结构越合理
土地利用形态C2 距生态敏感区距离 C21 实际测量 表征评价单元邻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单元距生态敏感区越近,越不适宜进行农村居民点布局
建设用地增长率 C22 I=∑i=1nKiKi-1n 反映评价单元的建设用地对外扩张速度。Ki表示评价单元第i年的建设用地面积;n为年数。建设用地增长率越大,评价单元建设用地对外扩张越迅速
道路用地占比 C23 I=Ri/Ki 反映村内道路拥有量,道路面积占比越大,评价单元交通越便利
居民点本底C3 人均居民点面积 C31 I=Si/Pi 反映评价单元土地利用集约度,人均居民点面积越大,土地利用集约度越低
斑块密度 C32 I=Wi/Si 反映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Wi为评价单元i的居民点斑块数量;Si为评价单元i的面积。斑块密度越大,农村居民点分布越集聚
3.2.1 城镇发展辐射性 指城镇发展对周围区域在社会经济发展、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发挥的辐射带动作用,包括人口集聚、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公共设施配置等,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对居民点整理方向选择、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3.2.2 村域布局适宜性 指农村居民点在村域尺度空间上布局的适宜程度。村域尺度上的自然本底条件、生态环境状况、基础设施配置等是满足农户生产生活需求的基本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能性、空间布局的适宜性,在居民点整理的规划布局选址、资源调配、路径选择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3.2.3 土地利用协调性 指村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与土地资源利用之间的协调程度,包括土地资源利用的配置方式、用地结构、利用形态以及居民点本底条件等方面,在居民点整理趋势发展、空间布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3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探索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系统中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特殊地域空间,其整理优化应立足居民点地域系统复杂的要素构成及层次结构特点,统筹区域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系统因素作用。居民点整理应以特征差异为前提,明确不同类型居民点整理的基本方向和整治重点,在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等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农村居民点的自然区位、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状况,按照“同类型居民点集聚发展、异类型居民点设施共享”的原则划分适宜性分区,推进不同特征导向下居民点整理的多元化建设模式及优化调控途径,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整治。综合而言,需考虑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强化城镇辐射,激发区域农村居民点发展活力。针对地处城镇建设扩展区、区位条件优越、基础设施配套较完善、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居民点集聚区,居民点整理优化应充分利用城镇发展对区域人口、经济、资源、设施的辐射集聚效应,引导居民向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促进城乡资源设施共享、城乡要素有效流动,激发区域农村居民点发展活力。
（2）优化村域布局,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等级体系。针对不同区位特征、资源态势下的居民点集聚区,居民点整理优化应根据自身特征,结合区域资源环境优势,加强中心村、中心社区建设,引导自然禀赋较差、布局分散、规模较小、区位较差、设施匮乏的居民点向城镇及中心村集聚,优化空间重组再配置,完善基础设施集中配置,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城镇—县城—中心镇—中心村—中心社区—基层村”合理有序城乡等级体系的形成。
（3）协调土地利用,构建生态和谐的土地利用格局。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在“生产方便、生活便利、生态和谐”的原则指导下,发挥乡村地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的特殊作用,通过优化居民点空间分布、协调土地资源利用,促进居民点集聚发展、耕地集中连片分布、生态用地有效保护,同时注重特色资源、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打造便利生产空间、宜居生活空间、和谐生态空间。

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4.1 研究区概况

新沂市地处苏鲁两省交界,位于江苏北部（图4）,介于117°59′E~118°39′E、34°06′N~34°26′N之间。全市总面积1616 km2,下辖13个镇、4个街道,294个行政村;总人口111.89万人（2014年）,其中农业人口42.53万（占比38.01%）。境内地貌以平原为主,总体呈现“丘陵—岗地—缓岗地—倾斜平原”的规律性分布特点;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农业生产优势较明显,2014年全市耕地面积8.02×104 hm2,粮食总产量65.97万t,是徐州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Fig. 4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case

图4 研究区示意图

根据新沂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居民点用地1.59×104 hm2,占全市土地面积的9.84%,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高达374.63 m2,居民点低效利用甚至废弃闲置现象普遍。同时,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日益增多,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71 hm2,人地矛盾突出。据相关研究[34],2020年,新沂市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将达到1682.4 hm2,耕地保护形势严峻。新沂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散乱、粗放利用、废弃闲置的利用现状为补充城乡建设用地缺口、少占耕地提供了可能,居民点整理成为破解新沂市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短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4.2 基础数据与研究方法

4.2.1 基础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规划数据以及其他数据等。其中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新沂市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2009-2014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15年）、《新沂市统计年鉴》（2009-2015年）等;规划数据来源于《新沂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新沂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等;其他数据还包括ASTER GDEM（30 m,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新沂市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集（百度地图,2015年）等。
4.2.2 研究方法 （1）数据标准化与指标权重确定
农村居民点整理目标取向的多元性决定了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具有综合性。因此,指标权重的确定需统筹考虑客观环境差异与主观意愿选择。为克服客观赋权法对评价数据过分依赖以及主观赋权法的主观随意性等问题,研究在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与AHP法组合赋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35,36]。指标权重结果见表2。
Tab. 2 Weight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2 指标权重确定结果

目标层 A B C
准则层 A1 A2 B1 B2 B3 C1 C2 C3
准则层权重 0.517 0.483 0.376 0.203 0.421 0.374 0.258 0.368
指标层 A11 A12 A13 A21 A22 B11 B12 B21 B22 B31 B32 B33 B34 C11 C12 C21 C22 C23 C31 C32
指标权重 0.379 0.319 0.302 0.473 0.527 0.483 0.517 0.531 0.469 0.191 0.189 0.372 0.248 0.553 0.447 0.312 0.467 0.221 0.641 0.359
（2）居民点整理多层次模糊优选评价模型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定量描述不同空间尺度因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确定居民点整理潜力大小,为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本研究采用多层次模糊优选评价模型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其重点是确定每个评价单元对于模糊概念“优”的隶属度[37,38],并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对各评价单元下各项指标的隶属度进行计算。隶属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U j = 1 1 + ∑ i = 1 m [ W i ( P ij - 1 ) ] r ∑ i = 1 m [ W i P ij ] r 2 r （1）
式中：Uj为评价单元j的隶属度;Wi为指标i的权重;Pij为评价单元j在指标i下的相对优属度;r为距离参数,本文采用欧氏距离。

4.3 “城—村—地”三维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

4.3.1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概念模型 城镇辐射带动效应、区域资源要素禀赋、村域空间布局状况、土地利用形态与结构等的差异性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居民点集聚区。不同特征导向下的居民点整理方向及整治途径存在显著差异。按照“同类型居民点集聚发展、异类型居民点设施共享”的原则,基于对不同城镇辐射影响下居民点特征解析、整理方向研判的探讨,根据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量化分析,结合新沂市特殊的资源环境特点,构建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的概念模型（图5）。根据不同空间尺度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评价结果,将城镇发展辐射性（x）、村域布局适宜性（y）、土地利用协调性（z）分别由高到低划分为高、中、低三级,并采用三维空间坐标轴表示,基于不同组合方式,划分出以下情形。
Fig. 5 Conceptual model for land consolidation divi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图5 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

（1）x、y、z值均高型：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均较高,具备居民点整理的经济、社会、资源条件支撑,应以城镇化发展为导向,促进区域城镇化发展,属于优先整理区。
（2）x、y值高,z值偏低型：居民点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本底条件、基础设施配置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土地利用协调性上存在一定不足。应重点推进区域居民点用地整理,对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优化调整,优化土地资源利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属于重点整理区。
（3）x、z值较高,y值偏低型：居民点虽受一定程度的城镇辐射带动作用,但在自然本底条件、基础设施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居民点空间布局适宜性较低,不宜大规模开展居民点整理工作,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原址优化、内部挖潜,属于适度挖潜区。
（4）y、z值较高,x值偏低型：居民点受城镇辐射影响较弱,大多地处城镇远郊区,村落景观保持完整、生态环境优美,居民点整理应强化区域生态保育功能的突出地位,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属于优化调整区。
（5）x、y、z值均低型：居民点用地的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均处于较低水平,地处城镇远郊区,社会经济基础较差,不具备整域推进居民点整理的条件,但村落形态完整、生态环境优美、特色资源丰富,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区域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谨慎处理、特殊对待,属于特殊整理区。
基于上述分析,通过咨询相关专家意见,运用指标判读法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划分,具体分区标准见表3。
Tab. 3 Standards for land consolidation divi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表3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标准

居民点
用地整理类型		 编码 城镇发展
辐射性		 村域布局
适宜性		 土地利用
协调性		 居民点
用地整理
类型		 编码 城镇发展
辐射性		 村域布局
适宜性		 土地利用
协调性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优先
整理区		 A1-B1-C1 Δ Δ Δ 优化
整理区		 A3-B1-C1 Δ Δ Δ
A1-B2-C1 Δ Δ Δ A3-B1-C2 Δ Δ Δ
A1-B1-C2 Δ Δ Δ A3-B2-C1 Δ Δ Δ
A1-B2-C2 Δ Δ Δ A3-B3-C1 Δ Δ Δ
A2-B1-C1 Δ Δ Δ A3-B1-C3 Δ Δ Δ
重点
整理区		 A2-B1-C2 Δ Δ Δ 适度
挖潜区		 A2-B3-C1 Δ Δ Δ
A2-B1-C3 Δ Δ Δ A2-B3-C2 Δ Δ Δ
A2-B2-C3 Δ Δ Δ A2-B2-C2 Δ Δ Δ
A1-B1-C3 Δ Δ Δ A1-B3-C1 Δ Δ Δ
A1-B2-C3 Δ Δ Δ A1-B3-C2 Δ Δ Δ
A2-B2-C1 Δ Δ Δ A1-B3-C3 Δ Δ Δ
特殊
整理区		 A3-B2-C2 Δ Δ Δ
A3-B3-C3 Δ Δ Δ
A3-B2-C3 Δ Δ Δ
A3-B3-C2 Δ Δ Δ
A2-B3-C3 Δ Δ Δ

注：A、B、C分别表示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和土地利用协调性;1、2、3分别表示高、中、低。

4.3.2 分区结果与整理途径 结合不同空间尺度因素评价结果的层次组合特征,新沂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见图6。
Fig. 6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potential factors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the zoning of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in Xinyi

图6 新沂市不同空间尺度因素潜力评价结果与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

（1）优先整理区。包括厦塘村、纪集村、板桥村等71个行政村,主要分布于高流镇、草桥镇、港头镇等区域。优先整理区区位条件优越,多处于城市边缘区或中心城镇的周围地区,受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强,是城镇化的直接影响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非农产业优势明显,居民多以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较快,居民点用地低效利用、闲置废弃现象普遍,土地利用效率较低。无论从城镇辐射带动性考量,还是基于区域布局适宜性,该区域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条件基本成熟,整理潜力较大。区域内居民点整理应依托独特的区位条件优势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城市及中心城镇的发展引领为动力,推行以城镇化引领为主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在空间形态、建设方式、配套水平、社会管理等方面与城镇接轨。资源配置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空间及休闲娱乐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产业结构方面,依托区位条件优势及劳动力非农就业趋势,建设农副产品加工业园区,实现城乡产业有序对接;居民点空间布局方面,强化区域中心村及中心社区建设,引导农民居住与就业向城镇及中心村集聚,盘活农村低效及闲置建设用地,统筹城乡土地利用,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2）重点整理区。包括袁湖村、三里村、塔山村等81个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双塘镇、阿湖镇、北沟街道等区域。重点整理区基本地处城乡结合部,受城镇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对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宜居性较高,但区域违章建筑、违法占地、乱搭乱建现象普遍,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区域内农业资源优势明显,农民生产经验丰富,具备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是主要的农业耕作区,但居民点布局散乱无序、规模较小,严重制约农业经营规模化的推行。该区域的居民点用地整理应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及较完善的对外交通条件,以促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强化区域农业生产功能的突出地位。在居民点空间布局方面,选取对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的村庄加强中心村和中心社区建设,实行社区化管理模式[39],逐步引导居民点向中心村集聚发展,实现城乡居住空间有序整合,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等级体系;同时,对低效利用、废弃闲置、布局散乱无序的居民点用地进行集中连片土地整理复垦,复垦后的土地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及现代农业发展,提高耕地质量及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区域内农民居住集中化、农业生产规模化。
（3）适度挖潜区。包括蒋黄村、陆口村、大新村等51个行政村,主要分布于港头镇、窑湾镇、瓦窑镇等区域。适度整理区距城市或中心城镇较远,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区域城镇发展辐射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相对较高,自然条件优越,耕地生产能力较高,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具备一定的发展条件,但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具备整域推进居民点整理的条件。因此,该区域内居民点用地整理建议采用“中心村建设”和“内部改造提升”组合模式,在农业产业发达、耕地资源紧缺的近郊区进行中心村及中心社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行社区化的管理模式;在远郊区,居民点整理以废弃居民点复垦为主,通过内部挖潜,盘活村内闲置废弃宅基地,促进宅基地的合理、有效流转,严格新建宅基地审批制度,控制村庄发展规模,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适度整理区在整理过程中重点关注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完善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环境。
（4）优化调整区。包括蒋沟村、小周村、东鲍村等60个行政村,主要分布于时集镇、马陵山镇、邵店镇等区域。优化调整区大多地处城镇远郊区,受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经济发展及社会景观未摆脱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村落景观保持完整、生态优美,土地利用协调性相对较高,但在自然本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多地处生态敏感区、地质灾害敏感区等,布局适宜性较低。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安全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该区域不宜大规模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工作,居民点整理建议采取“中心村提升、大村扩容、散村合并、小村整合”等模式推进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优化[40],通过生态移民、扶贫搬迁、就业转移、散户搬迁等途径,逐步将地处上述区域的居民点搬迁到区位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生产生活环境相对优越的区域;确需保留的居民点应严格控制其发展规模,允许旧村内部改造,但严禁新村建设;整理腾出的土地主要用于耕地复垦、还林还园等,保护区域生态环境,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
（5）特殊整理区。包括万庄村、祈元村、三合村等31个行政村,主要分布于窑湾镇、棋盘镇、马陵山镇等区域。区域生态环境优美,特色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骆马湖、马陵山、窑湾古镇共同构成了新沂市“一山一湖一古镇”的独特旅游资源优势。基于此,该区域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重点关注特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谨慎处理、特殊对待。居民点整理尽量保留原址或进行内部优化,在保持其基础格局、建筑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和改造,保护地方特色;以自然环境优势、乡土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积极发展农村休闲旅游业、绿色观光农业,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加强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与旅游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优先进行区域特色旅游资源保护,积极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及特色生态产业培育,构建农村绿色生态空间、特色文化空间。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视角,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是由“人、地、景、房、城、村”等要素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包括外缘系统、本体系统及内核系统。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系统中多尺度多要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特殊地域空间,其自身发展演化受城镇辐射带动、村域布局适宜、土地利用形态及结构等多因素影响。将居民点置于农村地域系统下,对居民点整理与城镇发展辐射影响、村域布局适宜程度、内部土地利用协调程度之间的空间关联性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内在关联机理,可为居民点整理提供新视角,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2）城镇辐射带动效应、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农村土地利用形态与结构、生态环境状况等的高低错位分布,客观上形成了差异化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立足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中城镇、村域、土地利用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基于农村居民点受城镇辐射作用的影响,可将其分为城镇影响核心区、城镇影响辐射区、城镇影响弱化区,进而可从区位特征、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方面探讨不同城镇发展辐射影响下居民点在“村”“地”尺度上的特征差异及整理方向重点。进一步从整理潜力评价体系构建、整理途径探索等方面探讨了“城—村—地”三维空间视角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思路。通过案例分析,利用所构建的“城—村—地”三维空间分析框架,提出了不同整理分区的居民点整理方向重点、多元化建设模式及优化调控路径。

5.2 讨论

（1）在长期的“城市偏向”思维主导下,现阶段居民点整理往往忽视不同区位特征、资源禀赋、文化遗存等的区域差异性,片面追求城镇社区化改造,大规模的迁村并居和千篇一律的社区化建设,使乡村地域独特的资源要素禀赋、乡村景观格局、乡村特色文化日渐消失,乡村聚落的多样性、地域性受损。中国乡村发展已进入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时代要求下,“城—村—地”三维视角下的居民点整理解析思路可在“城镇引领、村域优化、资源优配”的城乡协调发展目标下统筹不同空间尺度因素作用,为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中国城乡空间优化重构、乡村资源优化利用、生态环境有效保护提供有益借鉴。
（2）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协调、土地资源利用、居民意愿选择的复杂系统性工程,需注重居民点整理操作模式及途径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应遵循区域差异规律,把握居民点发展阶段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推进多元化建设模式及优化调控路径。居民点整理应注重“自上而下”的顶层战略设计、理论方法创新、资源特征解析等在居民点整理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类型识别、分区划分、模式创新等方面的理论指导作用;兼顾“自下而上”的整理意愿选择、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组织重构等在居民点整理的要素整合、组织实施、基层执行、时序安排、农民安置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本文重点探讨居民点整理过程中不同空间尺度因素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重在机理解析、方法探讨,而将农村主体—“人”的需求及意愿纳入分析框架,对其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途径、方式等的探讨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王婷, 周国华, 杨延. 衡阳南岳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6): 25-31.lt;p>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给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农 村居民点用地普遍散乱、粗放的现象为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少占耕地提供了可能。以衡阳南岳区为例,应用GIS 空间分析与景观指数分析等方法，在分析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和生产环境三方面的主要因素对南岳区农村居民点 用地布局的影响后，提出引导南岳区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的对策与建议。</p>

DOI

[Wang Ting, Zhou Guohua, Yang Yan.Study on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Nanyue District of Hengya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6): 25-31.]

[2]
姜广辉, 张凤荣, 颜国强, 等. 农村居民点与企业用地的布局调整和整理研究. 广东土地科学, 2006, 5(5): 8-11.

[Jiang Guanghui, Zhang Fengrong, Yan Guoqiang, et al.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adjust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and the plant in the countryside. Guangdong Land Science, 2006, 5(5): 8-11.]

[3]
刘彦随, 刘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地理研究, 2010, 29(1): 35-4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致使空心村问题日趋严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农村空心化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探讨了今后针对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问题的创新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系统分析空心化村庄用地结构与潜力、类型及演进规律，深入研究农村空心化情景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整治规划示范与配套政策，以及空心化村庄整治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既是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实证研究的需要，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技决策服务的需要。

DOI

[Liu Yansui, Liu Yu.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 35-42.]

[4]
刘彦随, 刘玉, 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193-1202.

[Liu Yansui, Liu Yu, Zhai Rongxin.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optimizing practi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0): 1193-1202.]

[5]
Xu W, Tan K C.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Yuhang, Zhejiang.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1: 165-181.Chinese reforms initiated at the end of 1970s have brought a profound change to its rural econom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restructuring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spurs the interest of many scholars in studying the nature and process of change in rural China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Using Yuhang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study reveals dynamic processe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rural economic changes at a local level, and the interweaving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and peasants under the reform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entralisation and liberalisation, local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spontaneous coping strategies of peasants have penetrat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structuring, as evidenced in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in the shift of the role played by township enterprises, villages enterprises, and household enterprises in Yuhang. The pattern of change unveiled in the case of Yuhang neither confirms nor denies entirely the experience of the Sunan, Wenzhou, or Zhujiang models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he literature. What is involved in this restructuring process at the local level are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easants and the land,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s, and peasant workers and rural enterprises.

DOI

[6]
范业婷, 金晓斌, 项晓敏, 等. 农用地整治对产能影响的特征预测及评估: 方法与实证.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935-1947.

[Fan Yeting, Jin Xiaobin, Xiang Xiaomin, et al.Predic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hange influenced by farmland consolidation: Method and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935-1947.]

[7]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ong Hualou.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8]
刘晶, 金晓斌, 张志飞, 等. 低效(闲置)铁路存量用地综合开发利用策略分析: 方法与实证. 自然资源学报, 2017, 32(3): 377-390.铁路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铁路运营里程快速增加,用地规模不断扩大。但受行业特点、线路规划、功能设计、土地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既有铁路用地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低效利用或废弃闲置土地。由于铁路用地具有公益性、无偿划拨性、使用无期限性等特点,在当前支持盘活现有铁路用地、鼓励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背景下,根据既有铁路用地的利用性质及设计功能的发挥情况,在对土地利用效率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低效（闲置）铁路存量用地的资源条件和利用态势提出优化开发途径,结合潜在利用方向进行综合潜力评价,进而提出综合开发利用策略是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有效途径。研究以建设用地改造方向为重点,选取南京市区范围内4宗低效（闲置）铁路存量用地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为开展低效（闲置）铁路存量用地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分析思路,对推进铁路存量用地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提供策略参考。

DOI

[Liu Jing, Jin Xiaobin, Zhang Zhifei, et al.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inefficient and idle railway land: Methods and cases stud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7, 32(3): 377-390.]

[9]
海贝贝, 李小建, 许家伟. 巩义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3, 32(12): 2257-2269.综合运用GIS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DOI

[Hai Beibei, Li Xiaojian, Xu Jiawei.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ongyi.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12): 2257-2269.]

[10]
李红波, 张小林.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 人文地理, 2012, 27(4): 103-108.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动态，将其研究历程划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拓展变革、转型重构四个阶段。对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内容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主要集中在聚落布局、聚落形态与分类、聚落景观、聚落用地、聚落生态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近今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趋势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乡村聚落的人文社会化和乡村重构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国内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Li Hongbo, Zhang Xiaolin.A review and trend on 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y abroad. Human Geography, 2012, 27(4): 103-108.]

[11]
Kiss E.Rural restructuring in Hungary in the period of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Geo Journal, 2000, 51(3): 221-233.Rural settlements in Hungary account for 93% of all settlements and 37%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Since 1989 they are scenes of spectacular changes. Based on some case studies of less developed village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socialist rural transformation by examining the local economy and living conditions. The main issues are how local actors (for example, economic corporations, households and individual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upralocal and local factors and how they responded to them. Such responses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manifestations of survival strategy.

DOI

[12]
Thorsen I, Ubøe J.Modeling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in an area with spatial barriers. Regional Society, 2002, 36(6): 13-64.A model is presented for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in rural areas with spatial barriers. We address the problem through 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focusing on how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s are affected by a new road link across the spatial barrier. We proceed through a probability theoretical approach: choose a family of utility functions representing every possible location, and equip this family with a probability measure. Then choose a representative within an equivalence class of utility functions, and represent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by a parametrized family of distributions.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investments in new road links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an adequate instrument for achieving ambitions in regional policy. We identify reasonable situations where a new road link could just as easily generate net migration from the area in which the investments are directed. In general,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how agglomeration and centralisation tendencies can be considerably affected by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novations.

DOI

[13]
Sanjay K.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 Nepal's Annapurna reg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4): 855-875.Tourisme et zones résidentielles rurales: la région Annapurna au Népal. On applique des perspectives fonctionnelles et humanistes pertinentes aux études de la contre-urbanisation pour examiner les processus de croissance et de développement des zones résidentielles rurales affectées par le tourisme. Basée sur une enquête des g0303tes de tourisme dans plusieurs zones résidentielles dans la région Annapurna du Népal, l’article analyse la croissance provoquée par le tourisme dans ce genre de logement et les implications pour les caractéristiques changeantes. Les résultats suggèrent l’émergence d’une structure hiérarchique des zones résidentielles rurales avec des caractéristiques fondamentales et périphériques. Une classification normative des modèles intentionnels selon leur étape de développement, ampleur et fonction est proposée. On discute des influences historiques, sociales et économiques sur la transformation des zones résidentielles rurales.

DOI

[14]
Martins P F D, Pereira T Z D. Cattle-raising and public credit in rural settlements in Eastern Amazon.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2, 20: 316-323.The practice of raising cattle in the Amazon has been connected to deforestation, which has been especially intense in the Eastern Amazonian state of Par谩 that contained 23% of new rural settlements before 2008. The settlements were part of a program of land reform that allowed farmers to receive public credit. Public credit aim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by settled farmers, which can lead to a decrease in pressure on forested areas. Public credit, however, may also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deforestation if farmers use the loans for extending their pastureland. In small farm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ituated in southeastern Par , credit is not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the expansion of pastureland. The expansion was instead associated with larger farms and longer periods of cattle-raising. On the other hand, small farms cannot properly develop cattle-raising without credit. At least six years of operation and 25ha are required for changes in the indicators of cattle-raising activities to be detected. Small farms that are relatively new to bovine production have more difficulties accessing public credit and face strong constraints to increasing the herd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ilk.

DOI

[15]
Paquette S, Domon G.Changing ruralities, changing landscapes: Exploring social recomposition using a multi-scale approach.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3, 19(4): 425-444.As shown by regional typological outlines, the great diversity of the rural areas indicates an increasing dissocia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and socio-demographic trajectories. From our local-scale study, changes in lot occupation revealed new residential settlement patterns induced by an influx of in-migrants. Specific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seem to be a determining force shaping these population flow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population movements have dissimilar influences on evolving landscape dynamics. With the exception of isolated agricultural abandonment trajectories, migrant relocation does not seem to affect specific local-scale land use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domestic practices. These practices are indicative of the migrant's identity in the rural landscape; further, they suggest specific values for the landscape's qualitative dimensions. These emerging urban and non-farming interests in rural landscapes challenge planning policies to guide the landscape's evolution for the benefit of it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DOI

[16]
Carrión-Flores C, Irwin E G.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land-use conversion and sprawl at the rural-urban fring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4, 86(4): 889-904.We estimate a probit model of residential land conversion using parcel-level data from a rural-urban county in Ohio. Spatial landscape pattern metrics are used to quantify land-use patterns and to link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sprawl with factors estimated to influence parcel-level land convers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location of new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s influenced by preferences for lower density areas that nonetheless are close to existing urban development. Combined, these forces have generated a moderated pattern of residential sprawl. Spatial error autocorrelation is controlled using a spatial sampling technique that enables 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the probit model.

DOI

[17]
Sevenant M, Antrop M.Settlement models, land use and visibility in rural landscapes: Two case studies in Greec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80(4): 362-374.Settlement models and geographical site analysis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functioning of the landscape. In assessing land qualitie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to include visibility analysis. The hypothesis is that settlements traditionally locate on places where the more fertile and intensively used grounds can easily be controlled. This can be tested in traditional landscapes where the initial settlement pattern and associated visibility are not very disturbed. This paper analyses two cas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Greece, on the island of Paros (Cyclades) and on the Lassithi plain (Crete), which are exemplary for two distinct settlement models, respectively the island and the basin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ement pattern, land use zoning and landscape visibility is analysed using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Cumulative and single viewshed analysis are performed for all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s using different distance zones, one in the visible proximity up to 1.2 km and one more extended in the landscape up to 4.7 km. Both cases show great degree of visual control of the territory. Intensively used land is significantly more visib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bility and land use varies however with the viewing distance and settlement model. Visibility is a factor explaining the settlement pattern.

DOI

[18]
Bański J, Wesołowska M.Transformation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land's Lublin regio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aesthetic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4(2): 116-126.The post-1989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magnified spatial differences as regards the kind of new housing construction taking place in rural areas. The intensity at which new building is taking place is very much a function of the size of the adjacent urban centre and the area's distance from it. Housing construction concentrates close to the main transport arteries, along which a belt of enhanced economic activity is to be found. Pressure from new investors is giving rise to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to the appearance of new conflict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hous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yles of building has led to changes in tra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villages.

DOI

[19]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

[Ma Xiaodong, Li Quanlin, Shen Yi.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and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4): 516-525.]

[20]
肖飞, 杜耘, 凌峰, 等. 江汉平原村落空间分布与微地形结构关系探讨. 地理研究, 2012, 31(10): 1786-1792.主要对江汉平原村落点空间分布规律进行探讨,分析其与平原微地形结构间的关系。本文采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对研究样区村落点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分析;并根据平原微地形起伏特点,采用一种局部形态分析方法进行微地形结构提取;进而对村落点空间分布与微地形提取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研究表明:村落空间分布与微地形结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约75.40%的村落点与所提取微地形凸起部位的空间位置重合,而83.94%的村落点在距离微地形凸起50m范围内,村落点整体表现出向所提取微地形凸起结构聚集的分布格局。江汉平原特有的村落空间结构主要受小尺度地形起伏的影响,村落格局与微地形结构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较好地体现了人类活动与洪涝等自然灾害间的相互作用。

DOI

[Xiao Fei, Du Yun, Ling Feng, et al.Spatial pattern of villages in Jianghan Plain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icro-top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0): 1786-1792.]

[21]
沈陈华. 丹阳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22): 261-268.江苏省丹阳市即将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项目，如何加快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是项目面临的一个难题。该研究以丹阳市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库为基础，采用Ripley's K函数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尺度特征，研究了公路、河流、农村道路等交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丹阳市各镇农村居民点在镇级尺度呈现均匀、随机和聚集3种分布模式，在村级尺度呈现聚集和均匀2种分布模式。公路、河流、农村道路等交通线路两侧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为平均用地比例的2～3倍。交通线路两侧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距离系数的大小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相关，在更小的尺度范围内，公路、河流和农村道路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程度不同。该研究为丹阳市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DOI

[Shen Chenhua.Spatial distribution 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anyang city.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2, 28(22): 261-268.]

[22]
刘仙桃, 郑新奇, 李道兵. 基于Voronoi图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09, 25(2): 30-34.采用GIS查询统计与Voronoi图C<sub>V</sub>值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地形、公路及河流等环境因素对北京市昌平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形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平原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较高,规模较大,密度较高;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较低,规模相对较小,密度也较低。公路交通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91.19%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距离主要公路距离小于1500m的范围内;河流对农村居民点分布也有一定影响,距离河流越远,农村居民点密度越低。

DOI

[Liu Xiantao, Zheng Xinqi, Li Daobing.Voronoi diagram-based research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09, 25(2): 30-34.]

[23]
姜广辉, 张凤荣, 秦静, 等. 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农业工程学报, 2006, 22(11): 85-92.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加强对社会经济转型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内在演化规律的研究。该文应用GIS空间分析以及景观指数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北京山区为研究区域，分析研究了山区不同地域层次上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该区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环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受坡度、高程、农用地以及城镇和交通道路等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但其分布变化则更多地与农用地距城镇的距离和交通条件紧密相关。该文还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DOI

[Jiang Guanghui, Zhang Fengrong, Qin Jing, et al.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environ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Beij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06, 22(11): 85-92.]

[24]
Long H L, Liu Y S, Wu S Q, et al.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farmland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Su-Xi-Chang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in coastal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09, 26: 322-333.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farmland and rural settlements from 1990 to 2006 in Su–Xi–Chang region of coastal China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in 1990, 1995, 2000 and 2006, and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both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farmland and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ir change over time, a set of pattern metrics that captur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and fragmentation was identified. The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to a large extent, land-use change from 1990 to 2006 in Su–Xi–Chang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a serious replacement of farmland with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construction land, and artificial ponds. Population growth,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farmland change,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China's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is an epoch-making countryside planning policy. The focuses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in coastal China need to be concentrated on protecting the farmland,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building “clean and tidy villages.”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consolidation are two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the building objective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t is fundamental to lay out a scientific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which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king the rural have certain functions serving for the urban. In additi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idyll and the rural landscape need to be reserved and respect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in coastal China, instead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which looks more like a city.

DOI

[25]
Gude P H, Hansen A J, Rasker R, et al.Rates and drivers of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Yellowston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ing, 2006, 77(1-2): 131-151.Many natural and semi-natural ecosystems are undergoing dramatic conversions resulting from rapid growth in rural home construction. Yet, rates and drivers of rural residential expansion into previously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landscapes have not been widely analyzed. Im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rapid in the private lands surrounding Yellowstone and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s, known as the Greater Yellowstone ecosystem (GYE). Because the GYE has unique ecological value, is still largely undeveloped, and is currently characterized by unrestrictive land use policies, there are prim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regional growth management via the incorpor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to local land use planning decisions. We quantified rates of growth in rural home construction in the GYE and considered the extent to which bio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explained variation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home development. We applied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and use versus availability analyses to examine specific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drivers of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From 1970 to 1999, the GYE experienced a 58%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a 350% increase in the area of rural lands supporting exurban housing densities. By 1999, one third of exurban developments were distributed in remote rural locations.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YE have bee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agricultural suitability, transportation and services, natural amenities, past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economic and recre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earby towns. The proportion of homes built on highly productive soils and lands proximate to water has remained consistently high throughout the 1900s. We suspect that newer homes continue to be built near water and productive soil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early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s. Our data suggest that the more productive farmlands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experience a disproportionate level of development pressure, as will the biologically diverse riparian habitats and the private lands bordering the national parks. Thi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erode the quality of the lowland habitats most used by park wildlife. Although the possibility exists for continue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GYE, we emphasize the potential for local policy decisions to effectively manage growth in rural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DOI

[26]
谢花林, 李波.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 地理研究, 2008, 27(2): 294-304.本文以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区域——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考虑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空间变量,建立了不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模型中转为耕地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和农业气候区;转为草地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和到乡镇中心的距离;转为林地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和海拔;空间异质性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时间变量共同影响着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解释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能力;通过对草地logistic回归模型的检验,得出空间统计模型能较好地揭示不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及其作用机理。

DOI

[Xie Hualin, Li Bo.Driving forces analysis of land-use pattern changes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farming-pastoral zone: A case study of Ongiud Banner, Inner Mongoli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2): 294-304.]

[27]
刘玉, 刘彦随, 王介勇.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评价: 以河北省为例. 地理研究, 2010, 29(1): 145-153.

[Liu Yu, Liu Yansui, Wang Jieyong.Zoning and evalu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A case of Hebe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 145-153.]

[28]
张占录, 杨庆媛. 北京市顺义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推动力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 2005, 21(11): 49-53.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是我国农村土地整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不同地貌类型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不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居民点的演变趋势也不一样，开展居民点土地整理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该文在分析位于发达大城市北京市郊区的顺义区的居民点分布及用地特点基础上，找出顺义区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重要问题，说明居民点整理的必要性，并着重从城市化进程、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用地扩展特点等方面系统论述顺义区开展居民点整理的现实社会经济推动力。

[Zhang Zhanlu, Yang Qingyuan.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country residential areas in Shunyi District.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05, 21(11): 49-53.]

[29]
张正峰, 赵伟.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地理, 2007, 27(1): 137-140.定量地反映和衡量通过农村居民 点整理挖掘其利用上潜力的大小,可以为土地整理专项规划、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在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及其来源的基础上,将其 分为自然和现实转化两类潜力。其中自然潜力评价指标从农村居民点整理扩展可利用空间、改善农村生存条件两方面选取,现实转化潜力评价指标则从区位、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农村建房周期、后备资源状况等方面选取。同时在界定各指标内涵的基础上采用适宜的方法实现了指标的定量化。

DOI

[Zhang Zhengfeng, Zhao Wei.Connotation and evaluating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1): 137-140.]

[30]
秦天天, 齐伟, 李云强, 等. 基于生态位的山地农村居民点适宜度评价. 生态学报, 2012, 32(16): 5175-5183.为了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和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运用复合生态位对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进行评价。根据栖霞市山地特点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特征,基于生态位理论,从生态条件、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3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选取地形位、坡向、水源影响度、地质灾害作为生态条件的评价指标;生产条件选取工商业用地比例、工商业用地可达性、耕地和园地面积、耕地和园地可达性作为评价指标;生活条件选取农村居民点规模、城镇中心可达性和道路通达度作为生活条件评价指标。采用可达性测算、聚类分析、适宜性评价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适宜性等级,并与提取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相叠加,将农村居民点分为重点发展型、适度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优先整治型4种类型,分别占总规模的35.19%、35.10%、20.29%和9.42%。重点发展型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基础设施较完善,建议有序调整内部结构促进集约利用;适度发展型村庄处于起步阶段,受闲散地较多、土地利用方式粗放的限制,建议盘活存量用地,循环利用旧宅基地和闲置宅基地;限制扩建型受地形复杂、农业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限制,建议维持现状,引导人口外迁,推动宅基地腾退;优先整治型受地势较高、生态环境脆弱、离水源较远,交通不便,易发灾害限制,建议村庄搬迁。最后结合研究区山地农村居民点特点提出了不同类型居民点相应的调控模式。研究能够揭示农村居民点的现状和适宜性,为当前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生态位理论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对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DOI

[Qin Tiantian, Qi Wei, Li Yunqiang, et al.Connotation and evaluating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ity.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2, 32(16): 5175-5183.]

[31]
杨庆媛, 田永中, 王朝科, 等. 西南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 以重庆渝北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04, 23(4): 469-478.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土地利用特点的研究 ,从丘陵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提出两种土地整理模式 :一是农林综合开发整理模式 ,即居民点闲置土地的复垦利用与抛荒地利用结合 ,与山地区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 ,进行退宅还林 ;二是新村建设整理模式 ,即由政府对新村统一规划 ,供给道路等基础设施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的“政府引导型”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并对重庆市渝北区新春村的新村建设的运作和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DOI

[Yang Qingyuan, Tian Yongzhong, Wang Chaohui, et al.On the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and consolidation model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of the hilly and mountainous regions in Southwest China: A case of Chongq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4): 469-478.]

[32]
张晓平, 朱道林.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1): 244-249.为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在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给农村居民点整理带来契机的基础上,提出先确定整理模式类型和评价单元再进行评价的整理模式评价流程,采用地图叠加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江西省崇仁县巴山镇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巴山镇农村居民点分为4种整理模式,即城乡一体化、生态搬迁式、迁移合并式和内部改造式,各模式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分别为71.50、2.67、108.73、329.23 hm2;迁移合并式农村居民点斑块是当前巴山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的拆旧地块主要来源,城乡一体化式和内部改造式斑块可有选择地作为农民安置地。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的研究有利于具体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的科学开展,可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DOI

[Zhang Xiaoping, Zhu Daolin.Evaluation for consolidation model of rural residential patches based on policy of linked change of rural-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2, 28(1): 244-249.]

[33]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等.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41-147, 160.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DOI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1-147, 160.]

[34]
胡传景. 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但随之而来城市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极大膨胀,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总量在全世界排名位居前列,可是人均土地只有11.66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积为1.59亩,是世界人均数量的4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数量不断减少,从1997--2006年10年间,我国耕地从19.5亿亩锐减到18.27亿亩,其中大部分为非农建设占用。其间发生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圈地行为,使得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的现象多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消费粮食的数量必将与日俱增。虽然通过改善耕作方式和推广良种种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单产数量,但是要想保证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仅仅靠提高单产数量是远远不能从实质上解决问题的,因为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总面积,所以要想保证总产量有所提高,必须保证有一定数量的耕地。为了确保粮食安全,综合中国人均消耗粮食量、耕地质量、平均亩产等要素,经过有关部门科学测算,我国耕地保有量要不少于1.2亿hm~2(18亿亩),这是一个底线,要保障粮食安全绝不能突破。耕地保护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城市化发展敲响了警钟,引起了政府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 然而,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在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力争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翻。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的比重,加速城市化进程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同时,城市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乡新一轮财富积累和分配的基本动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而土地是城市化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城市的各项活动,对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必须从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问题。 本文是在借鉴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与耕地保护有关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各研究中提炼出耕地保护的内涵及影响因素,并对耕地保护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论文要研究的方向,即在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下,选择新沂市作为实证研究区域,通过对新沂市用地现状进行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从农村和城镇入手,加强耕地数量和质量一体化保护一系列对策建议,以期对促进未来新沂市城市化健康发展和实现耕地有所参考。

[Hu Chuanjing.Study 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Nanj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8.]

[35]
倪九派, 李萍, 魏朝富, 等. 基于AHP和熵权法赋权的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 农业工程学报, 2009, 25(5): 202-209.针对耕地整理、未利用土地开发、废弃土地复垦和农村居民点整理构建多层次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将改进AHP、熵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结合起来对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进行了定量化评价。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由大到小可划分为4个等级，耕地整理潜力是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耕地整理投入产出率和林地比重提高率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同时未利用土地开发和废弃土地复垦潜力在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未利用地空间规模指数、废弃土地复垦新增园林地系数和空间规模指数也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农村居民点整理在主城区及其周边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Ni Jiupai, Li Ping, Wei Chaofu, et al.Potentialities evaluation of region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AHP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09, 25(5): 202-209.]

[36]
李霞. 基于主客观决策信息一致化的组合赋权法. 企业技术开发, 2007, 26(6): 78-79.文章从客观的角度,提出一种综合主客观权重的组合权重确定法.该方法以主客观决策信息一致化为目标建立数学规划模型,通过求解该模型确定综合主客观权重的加权系数,并通过算例说明方法的有效性.

DOI

[Li Xia.Synthetic approach to determine weights based on the ident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2007, 26(6): 78-79.]

[37]
涂建军, 卢德彬. 基于GIS与耕地质量组合评价模型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2): 234-238.针对划定基本农田有质量、数量和空间的多重要求,该文从耕地的自 然条件、质量条件、灌溉条件、区位条件、规划用途等5个层面选取16个指标建立了一般农田入选基本农田整备区的指标体系,并运用GIS技术提取各评价指标 的空间属性数据；然后根据耕地质量模糊优选模型和属性层次模型2个模型评价结果的平均值对候选耕地进行质量和区位优劣排序；最后根据排序结果,通过GIS 空间分析功能,以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为例,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的空间分布范围.组合评价模型可形成多角度评价结果的综合平衡,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DOI

[Tu Jianjun, Lu Debin.Consolidation area delimitation for supplemental prime farmland based on GIS and combined quality assessment model.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2, 28(2): 234-238.]

[38]
陈守煜, 赵瑛琪. 模糊优选理论与模型. 模糊系统与数学, 1990, 4(2): 87-91.本文提出了综合评判优选的新途径,提出模糊优选理论,并建立起相应的计算模型,可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而选用。

[Chen Shouyu, Zhao Yingqi.Fuzzy optimum theory and model. Fuzzy Systems and Mathematics, 1990, 4(2): 87-91.]

[39]
陈秧分, 刘彦随, 杨忍. 基于生计转型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 地理学报, 2012, 67(3): 420-427.理论解析以非农就业程度表征的农户生计转型和以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度量的农村土地利用特征的相互关系,应用GIS技术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县域尺度农户生计转型的存在性、拐点值及其主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适宜区域,为规范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乡村地域的可持续性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程度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存在倒U型规律;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地形等外部因子影响农户生计与农村土地利用的相互关系;控制资源禀赋、地形等外部因子作用的农户非农就业程度拐点为38.36%,结合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可将中国县域划分为适宜程度依次递减的优先整治区、优化调整区、适度挖潜区与限制整治区等4种类型区;最后,提出了切实反映农户生计特征的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政策建议。

DOI

[Chen Yangfen, Liu Yansui, Yang Ren.Identification of China's suitable regions for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livelihoods transform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3): 420-427.]

[40]
刘玉, 刘彦随, 郭丽英. 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及其整治策略. 农业工程学报, 2011, 27(6): 306-312.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和设计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项目提供决策依据，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评价单元，从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3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的概念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计算综合评价值，运用指标判别法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类型区。研究认为，优先整理区着重推进城镇化引领型的村庄整治模式；重点整理区依据组织整合、产业整合、空间整合的原则适时推行区域内部“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优化调整区应以内部挖潜为主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调整；适度整理区在整理过程中重点关注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挂钩项目优选区应实施整域推进的区域整理模式，实现城乡等级体系重构和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建设的有效结合。该研究有助于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有序整理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DOI

[Liu Yu, Liu Yansui, Guo Liying.Zoning and consolidation strategy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areas around Bohai gulf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1, 27(6): 306-312.]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