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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7 >Issue 4: 834 - 84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4016

Articles

Humanity-oriented place making in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and the implications

  • LIN Jing , 1, 2, 3 ,
  • CAI Jianming , 1, 2, 3 ,
  • Douglas WEBSTER 4 ,
  • Larissa MULLER 5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Urban Planning,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85287, USA
  • 5. 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lgary T2N1N4, Canada

Received date: 2017-10-1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1-27

  Online published: 2018-04-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Of the urban economy and city competitiveness, innovation district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icularly in the current era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are emerging as the dominant and even decisive factors in driving the innov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vit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the common elements, benchmark and principles for the effective place making of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hre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districts, i.e., 22@Barcelona in Europe, Boston Innovation District in North America and One North Innovation District in Asia. The three best practices above prove that the humanity-oriented place making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successful S&T innovation district development, with the essence to meet various kinds of human needs to a maximized extent in terms of their life stages and hierarchy of needs, as well as by integrating the selected key elements to further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functional mechanis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best practices concludes that seven key elements, i.e., creative talent, enterprise cluster, enabling infrastructure, supportive financing, operational management, spat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ambience, should be identified and deemed as a whole system for making and promoting a well-performed S&T innovation district. Aligned with th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implications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1) vision-based sustained nurturing; (2) forward-looking positioning; (3) humanity-oriented spatial arrangement; (4) innovation-inspired activities programming; (5)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Lastl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four aspects, i.e., how to identify the human needs in holistic way by their development stage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culture into place feeling and experience; how to construct a multi-dimensional habitat environment; how to brand the uniqueness and specificity of various types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an aim to form an integrated theory on humanity-oriented place making.

Key words：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humanity-oriente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place making; implications; mechanism

Cite this article

LIN Jing , CAI Jianming , Douglas WEBSTER , Larissa MULLER . Humanity-oriented place making in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and the implication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 37(4) : 834 -846 . DOI: 10.11821/dlyj201804016

1 引言

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呼应这种发展动力,人类社会的空间组织结构也处于不断的演化递进中。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式的空间自组织,到工业社会效率至上的空间分离,再到信息社会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空间的相互融合[1],空间的演变均体现了当时科学技术、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2,3]。
因应产业和空间的演化与变革,城市竞争力的强弱在不同发展阶段会由不同的动力要素所决定[4,5]。在现阶段,创新已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并有可能最终成为决定性要素[6]。因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竞争更加依赖于以科技（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7]、研发（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知识密集型服务（KIS,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s）[8]为核心突破口与抓手的创新产业活动[9]和创新空间开发,而创新产业和创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又均依赖于文化要素的选择性嵌入、文化的前瞻性引领[1]、以及文化在创新空间发展中所发挥的三位一体功能,即孵化整体环境、连接各大要素和加速要素融合（图1）。
Fig. 1 Integration of culture's three functions: Accommodator, connector and accelerator

图1 文化“三位一体”功能示意图

已有的研究表明,文化与空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作用[10,11]。当空间有了文化之后,文化会对空间产生相应的影响功效[12],而当空间更具有文化品位后,又会对新文化的形成产生孵化作用[13],待新文化形成后进而又会对空间产生新一轮的促动作用。如此循环往复,空间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便会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循环过程[1,14]。因此,要将空间朝着更健康积极、充满活力的方向打造,就必须在空间中嵌入更具正面和积极影响的文化要素,并形成空间与文化的良性正向循环。
创新产业活动与创新空间打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取决于高端创新人才的引入[15],而高端人才往往对人本化要求更高[16,17],人本化需要用文化来武装,因此创新空间打造对文化要素的需求会变得日益强烈且要求更高[18]。这就要求在创新空间打造的过程中,要始终从文化的视角入手,基于创新空间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空间开发参数和整体开发框架进行梳理、分析和优化,并依此相应地制定政策激励措施、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投资模式、提升管理管治。因此,从文化视角探索创新空间的人本化趋势就将具有非常重要的规划理论意义和规划应用价值。可喜的是,文化倒金字塔和文化双金字塔模型的提出及其实证应用,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19]。
创新空间包括许多类型,如文化创意型创新空间、科技型创新空间、养老养生型创新空间、乐活型创新空间[1]等。本文主要探讨科技型创新空间的人本化开发趋势。正如系统人本主义（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地理学者段义孚指出,“人类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与环境中生存”[20],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实质性核心[21]。因此,科技型创新空间的人本化就是指,打造一个能够吸引高端人才入驻,并使其愿意在此舒适生活、持久发展并最大化发挥潜能的地方环境。
为更好地探索科技型创新空间的人本化理念,有必要梳理和借鉴相应的国际最佳实践案例[22,23]。这里的科技型创新空间泛指所有以科技为支撑,并有利于“催化创新经济的一个空间生态系统”1( The Enterprise Center. Innovation district CHATTANOOGA, http://www.chainnovate.com/, 2017-12-30.),包括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创新街区（innovation neighborhoods）、创新廊道（innovation corridor）、创新角（innovation quarter）、创客空间（hacker space/maker space）、科技园区（science park）等多种空间形态。鉴于目前国际上大型科技型创新空间一般均称为科技型创新区,本文选取国际上成功的科技型创新区案例进行研究。针对案例研究,可采取两种方式予以探讨,一是对多案例进行横向比较,通过抽取其共同要素和特征,归纳总结其成功的格局;二是对单个案例进行纵向深入挖掘,通过案例的演化过程,抽象其发展机理。本文将采取第一种方式展开研究,但同时也试图从实证的角度,间接验证科技型创新区空间构建越来越趋于人本化的初步假设。
为此,在充分考虑到：① 地域的多样性,以比较在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下,科技型创新区空间发展是否具有共同趋势;② 案例的典型性,以探索不同“明星”科技型创新区的蓬勃发展是否具有共性要素;③ 所选案例的国际研究文献较多等前提条件下,本文以西班牙的22@巴塞罗那、美国的波士顿创新区和新加坡的北壹创新区为例,对各大洲不同风格的科技型创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与特征抽象,以期甄别出它们所共有的以及有利于人本化的要素、标准和原则,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科技型创新区的优化发展提供战略借鉴与启示。
目前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和工业4.0的新阶段,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研究议题,特别是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城乡发展的品质和人本化水平,已成为破解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和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以往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虽然有许多成功案例,尤其是在生产发展和规模扩张上有许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已不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和工业4.0发展的新要求。在构建城市性[24,25]、提升文化品质及促进产城融合方面,传统开发区的作用已明显不足[26],导致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骤减,阻碍了创新经济活力的进一步激发。因此,迫切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为推动中国新型科技创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2 科技型创新区的国际最佳实践案例

2.1 西班牙的22@巴塞罗那

22@巴塞罗那是一个位于西班牙波布雷诺的城市更新工程,之前曾是巴塞罗那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工业区[27]。1963-1990年,随着纺织、机械、化学和食品加工业的倒闭或迁离,这一曾经人口众多的区域陷入衰败。在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们开始陆续搬进这些废弃的空间。2000年,市政厅决定将这一曾经的工业区转变成为一个知识和创新枢纽,目的在于改善城市环境,通过吸引高科技产业加速城市向知识经济转型,并促进巴塞罗那作为一个领先科技中心的地位。
22@的总面积为198.26 hm2,约占115个城市街区（图2）。规划要求400万m2建筑面积,其中80%用于从事生产性活动,其余为住宅（包括公益住房）、合作空间与公共设施,以及11.4万m2的绿地空间,目的是在未来20年创造15万个新工作岗位。为此,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已获得改善,其中许多设施还成为城市可持续性方面的最佳实践样板,投资由国家政府、区域政府、巴塞罗那市政府和欧盟共同筹措,总额为1.8亿欧元。
Fig. 2 22@Barcelona

图2 22@巴塞罗那
注：图片来源于www.skyscraper.com。

该区被认为是一大成功。2000-2011年,有4500家公司入驻该创新区,其中31%属于知识密集型,而且过半企业与五大目标集群相关,即：ICT、媒体、医药技术、能源和设计,市政府基于它们的发展潜力、基础能力及其兼容并蓄的机会而将其列为优先发展产业。这五个集群中的媒体集群最为发达。该区过半员工都有高学历。
促使这一发展得以实现的主要利益群体包括市长、城市领导人、市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各类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技术委员会、遗产委员会等）、几大私有企业（大型依托公司）、区内居民和私有土地持有者,以及房地产公司。22@区的所有土地均归私人所有。
市政府创立了22 Aroba BCN公司以领导这一开发,它是创新区框架的一大最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他们就意识到宣传与沟通对创新区成功的重要性,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市场营销部以吸引地产开发并积极对五大精选集群方面的创新公司进行招商。
城市规划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对于提升创新区的城市面貌、多样性、紧凑度和密度都很关键。认识到现代土地利用关注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如何”去生产,创新区的功能划分已从严格的工业用地划分变为混合利用规划,以支持生活-工作的协同安排与思想和学习的交融。其他重要的规划措施还包括：① 不对该创新区进行详细规划,而是应用新城市主义战略在允许其有机成长的情况下引导其发展;② 保护历史建筑;③ 对那些拿出至少20%建筑面积用于开展知识密集型活动的新建筑给予更高容积率的奖赏;④ 要求开发商将30%建成区转让给城市用作公益住房、打造7@舒适区和绿地空间。交通规划强调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道,包括规划一条新地铁线和一个连接巴塞罗那与巴黎的高铁站。
为促进企业家精神,该创新区推出了许多项目和激励措施,包括：① 活力巴塞罗那,欧洲最大的公共商务孵化器;② TIC媒体中心,它是一个供孵化体、咨询者、种子加速团队和企业家们共同合作的空间;③ 22@落地平台能够为那些初创企业提供周租或月租的办公室;④ 为企业家们提供住宅。
为促进合作,强制10%土地转让用于打造“7@舒适区”,它是大学研究中心、研发实验室、企业家落地平台和培训中心的集成空间。其他的首创措施还包括会议和讨论平台、以及各种城市实验室以允许企业和居民在城市背景下测试各类技术原型。
为吸引人才,该创新区迎合了创意人群和年轻专业人才的生活方式偏好,比如通过：① 修复历史建筑创造一种身份;② 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高质量的夜生活、分层阁楼式（loft）居住、大量多样化的第三空间、公园和餐厅;③ 提供易于步行的街道和自行车道,以及提升城市的各种服务,如宽带、光纤、真空废物收集系统和可再生能源;④ 以绿地区域和运动活动来创造家庭友好型环境;⑤ 通过社交会员制和文化活动（展览、音乐会、节日）提升一种社区归属感。许多这些社会舒适性设施和社交活动在该创新区都具有双重作用,不仅形成了个人社交网络,还有可能转化为更高层面的思想交流与创新合作。

2.2 美国的波士顿创新区

波士顿创新区是一个城市更新工程,位于波士顿南水岸,紧邻波士顿中央商务区。这一405 hm2的宗地地块已被建设成为一个供初创企业、创业者、商务合作,及新餐馆和酒吧、一家啤酒厂和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入驻的创新区（图3）。该创新区2010年的开幕典礼宣告了其几十年的更新过程终得以正规化。
Fig. 3 Boston innovation district

图3 波士顿创新区
注：图片来源于InnovationDistrict.org。

与22@巴塞罗那所在的波布雷诺城区相类似,南水岸区之前也是一个工业区,布满了废弃的仓库和停车场。该创新区于20世纪70、80年代以低于当时均价的房价吸引到了第一批艺术家。专业媒体、广告和互联网软件公司在90年代接踵而至,并且该创新区成为著名的“网络区域”。就在1998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网络区域”已吸引了350家高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并拥有3500名员工。与此同时,由波士顿经济发展产业公司拥有的波士顿海洋产业园区和创新区内另一家堡点社区开始吸引到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和初创企业。2010年该创新区落成时,两个园区均已实现了深度转型。十年前的超大项目,诸如大数据和当代艺术研究院,也为该创新区现有的吸引力作出了颇多贡献。
创新区有三重目标：① 将正在使用的区域转型为一个面向21世纪、24小时“活力绽放”的社区;② 推进并孕育企业家精神;③ 通过吸引和保留新产业及该城市年轻有为的劳动力,保持波士顿的竞争力。由于拥有35所高等教育机构,波士顿是美国25个大城市中拥有年轻人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但与此同时,不少学生毕业后就很快外迁到其他城市,该区域也受困于人才的大量流失。
虽然波士顿创新区模仿了22@巴塞罗那,但它并没有刻板复制。它的主要利益群体包括市长、市长办公室、波士顿市政府、波士顿旧城改造办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其采取的方式可总结为：通过波士顿旧城改造办、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局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协商,去说服开发商将市长所设想的创新特质嵌入到开发中去。
城市规划是创造该创新区的关键机制。土地是私有的,因此实施这一愿景的融资重担便落在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肩上。该规划的基石是海港广场（图4）,它将由盖尔国际、摩根斯坦利和W/S开发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用7~10年时间完成开发,这一联合体目前也正在对首尔松岛智慧城进行开发。海港广场是一个占地9.3 hm2、拥有60万m2、投资30亿美元的综合规划的项目（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开发项目）,它要求在项目内拥有多代居民、零售、办公、研究、酒店以及教育、市民和文化活动在内的横向和纵向（建筑楼里）混合使用。基于与波士顿旧城改造办的协商,开发商将嵌入：① 最先进的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舒适性设施;② 新的市民、文化和社区舒适性设施,包括一个演艺中心、灵活的画廊空间、各类教育机构和一家公共图书馆;③ 历史保护;④ 创新舒适性设施,包括至少20%的空间用于“创新功用”,这包括实验室、小型企业孵化器、用于展览的公共活动空间、屋顶花园、创新区大会堂（一处协同工作和活动空间）、零售业、酒店、创新型交通和能源,以及在创新区员工住房内的公有或共享空间。
Fig. 4 Seaport square in Boston innovation district

图4 波士顿创新区海港广场
注：图片来源于https://www.bostonglobe.com。

现有的市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确保了在所有新开发项目中,要有15%的经济适用房外加员工住房,而波士顿南水岸可持续性规划则强调要在创新区内打造一个多模式换乘交通体系,并配公租自行车、租车服务和外加的公交及地铁线路。
但该规划也存在缺点,那就是城市设计的失败。为将公共投资与政府参与降到最低,创新区保留了其最初为工业目的而设计的街道布局。结果街道过宽,街区也太大。贯穿创新区的主要街道是一条从未完工的州际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它形成了创新区各街区之间的一种障碍而非一种连通（图4）。该区的机场限高规定使开发商们不得不选择通过最大化建筑生态足迹来最大化开发空间。缺乏创见的建筑设计未能塑造街道并使其周边的活力得以激发。由于街区规模过大,这种设计就很容易形成冗长、非通透和千篇一律的街道外立面。因此,即便位于城市中心,该创新区仍保留了一种郊区的感觉,这是仅以密度与策划所难以克服的一大挑战2(2 Robert Campbell. Innovation district needs a human touch, https://www.bostonglobe.com/arts/ 2014/11/15/innovation/qhy7BbQiICARapsRJGsjaL/story.html, 2014-11-16.)。
为吸引公司和初创企业,波士顿已采取了一项具有竞争力的战略,它是基于培育和促进创新区本身所具有的可持续的竞争性优势,而不是通过提供区位激励措施。这些优势包括：① 合适的空间,即协作空间,如海港广场的创新设计大厦;② 世界上最大的初创种子加速器“万众应战”（Mass Challenge）,它为全球的初创企业提供了共享的办公空间和不带附加条件的融资保障;③ 良好的基础设施;④ 培训机会,如巴布森学院最近将其名列前茅的精品创业课程迁到该创新区;⑤ 人才被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和便利的住宅所吸引。自创新区落成以来,已有200家新公司（创造了超过6000个工作岗位）入驻,其中40%位于协作空间和初创孵化器区域中。创新区并未刻意瞄准任何特定的产业或集群,而是更偏向于一种多元化战略以促进更为强大的经济弹性。在波士顿创新区的5000个新工作岗位中,有30%在科技公司,21%在创意产业（如设计、广告）,16%在绿色科技和生命科学,及11%在教育和非盈利部门。
为促进合作,该创新区拥有：① 创新区大会堂,它是一个公共的创新中心（由波士顿旧城改造办和剑桥创新中心区共同设立,为剑桥肯德尔广场的初创企业提供空间）,它包括餐厅、协作空间和活动中心以举办社交活动、大型会议或专家研讨;② 所有创新住宅和创新功能所要求的共享空间（如共同的房间）;③ 在初创企业周边引入更大的依托型企业群（如福泰制药公司,它拥有10万m2的办公和实验室空间）。
为吸引人才,采取了以下战略：① 波士顿旧城改造办呼吁房地产公司打造“创新住宅单元”（也称为微型公寓）,如63工厂和蒸馏室项目,它们结合了生活空间和共享的工作空间,其设计是为了吸引年轻的单身男女。这要求城市改变其对公寓最小尺寸的规定;② 要求一些特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嵌入创新功用,包括城市舒适性设施,如丰富多彩的夜生活、餐厅/咖啡馆和工作空间,以形成活力街区并使创新区转变成为一个24小时的社区;③ 提供一个创意城市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包括公共舒适性设施,如雕塑花园、第三空间、公园;并为堡点艺术社区（建立在当代艺术馆基础之上）提供资金支持,旨在为创新区带来艺术氛围和气息。该区预计在未来几年可增加几千套住宅单元。
2013年,创新区的倡导者托马斯·梅尼诺市长辞职[28]。鉴于市政府的参与有限,领导支持的缺失不一定会将创新区发展置于较大风险当中。但时间将检验该创新区是否已具备足够的动力以支持其持续向前发展。

2.3 新加坡的北壹创新区

北壹创新区于2001年推出,是作为新加坡政府知识经济转型战略的一大核心部 分[29,30]。这一占地总面积182 hm2、耗资86亿美元的工程很难予以归类。它具备了一个创新区的多种共同特征,但却是一个科技园区/研究型校园式的布局,比其他地方的创新区更紧凑、连接性更好。战略性地紧邻新加坡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医院和新加坡科技园区,北壹创新区在空间上位于三大研究集群周边：① 生物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生物医学研究基地——新加坡科研成功的标志;② 仍在建设中的启汇城,将依托ICT、媒体、科学和工程产业;③ 媒体城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数字媒体枢纽（图5）。按照乐活型（生活—工作—娱乐—学习）社区设计,北壹创新区包含了住宅社区（包括如健身房、儿童保育等舒适性设施）、公园和操场、商务区（零售、餐厅、酒吧和夜生活）,以及大学（如国际知名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国际学校,并通过一个中央绿色廊道与办公空间和实验室相连通（图6）。启汇城一旦完工,将成为北壹创新区第一个完全融合工作—生活—娱乐—学习的乐活型开发项目,也是对最新创新区设计趋势的一个印证。
Fig. 5 One North innovation district

图5 北壹创新区：生物城、启汇城、媒体城
注：图片来源于https://www.edb.gov.sg。

Fig. 6 High accessibility between buildings in One North

图6 北壹创新区楼宇之间的高度连通性
注：图片来源于https://www.edb.gov.sg。

北壹创新区是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项目。2000年,JTC公司被指定领导和管理该项目开发,并协调各支持性的政府机构,即：科学技术研究局、经济发展局、标准生产力创新局、旧城改造办和新加坡土地局。
为促进企业家精神,北壹创新区正在创建启动平板,它是一个专为初创企业设置的空间平台。启动平板将容纳500家初创企业和35家孵化器及若干餐馆。生物城提供共享实验室,包括斑马鱼设施、生物反应器、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组学、核磁共振、组织学、X射线晶体学、DNA测序、媒体准备和玻璃清洗等,为有关学科的所有科学家开放,以降低设备成本和小公司的进入障碍。为吸引新企业至启汇城,政府计划在其开启时,将目前在科学技术研究局实验室的1500位研究人员调往此处,以为该区域汇聚和提供牵引力。
为促进合作,政府采取了如下举措：① 将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共处同一屋檐下;② 在办公楼宇内,提供共享教室、演讲厅和会议室;③ 创建上面所提及的所有相关领域科学家可共同使用的共享实验室;④ 通过天桥连接高层建筑,从而使人们能从一个研究所走到另一个研究所,并保持在相同的气候控制条件下;⑤ 将几个公立、私立和企业（如联合利华）大学校园共建在尼泊尔山上。
为吸引人才,北壹创新区提供了如下设施或服务：① 酒吧、俱乐部和咖啡屋;② 利用黑白殖民平房（前英国军营）的传统建筑打造“小波西米亚”区;③ 各种文化活动,诸如表演中心;④ 为居民在优质社区设施、医疗保健、学校和环境等方面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另外,政府的自由移民政策有助于吸引海外的企业家和人才。目前已有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在生物城工作。

3 结论与讨论

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三个成功案例表明,全球科技型创新区发展已具有明显的人本化趋势,其人本化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共性规律,突出表现在七个方面,即创意人才（creative talent）、企业集群（enterprise cluster）、能动设施（enabling infrastructure）、资本保障（supportive financing）、运营管理（operational management）、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和文化氛围（cultural ambience）。表1比较了各创新区在这七大要素方面的具体实践。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successful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by elements

表1 三大科技型创新区得以成功的分要素比较

要素 22@巴塞罗那 波士顿创新区 北壹创新区
创意人才 过半员工拥有高学历 从艺术家、媒体人才转型为科技型人才 位于新加坡高校集群区域
企业集群 ICT、媒体、医药技术、能源和设计 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初创企业 生物科技、ICT、媒体、工程
能动设施 Wifi全覆盖、步行道和自行车道、餐厅 多模式换乘交通体系 绿色中央廊道;共享实验室、教室、演讲厅等
资金保障 政府主导型投资 私人主导型投资 政府完全主导型
运营管理 政府公司引导下的多利益群体参与 政府部门领导下的多利益群体参与 政府多部门协调与参与
空间结构 大量第三空间、公园、绿色步道系统 20%用于共享创新空间 清晰的功能分区;楼宇内部及楼宇之间的高度连通性
文化氛围 社交会员制和各种文化活动 演艺中心、画廊空间、公共图书馆 酒吧、俱乐部、咖啡厅、各种文化活动
从表1可见,高端创意人才和多元化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科技型创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为了吸引这些人才和企业,则需要对包括交通道路系统、无线网在内的有效基础设施,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和建设,特别是在空间结构上,强调对第三空间、共享空间、功能分区和通达性设施的着力打造,并基于此,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以增强创意人才的社交频度,从而激发其广泛创意。在融资方面,则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首推效应和杠杆作用,调动多利益群体的能动性持续参与,以促进兼顾公平与效率、更加科学化的运营管理。
基于表1,可进一步凝练出成功打造科技型创新区的要素体系及作用机制（图7）。从图中可以看出,创意人才是科技型创新区得以成功的灵魂所在;企业集群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抓手和平台;能动设施则是人与空间畅通交互的关键纽带;资金保障是其高品质建设的坚实后盾;运营管理是其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空间结构是其人本化构建的根本依托;文化氛围则是连接所有要素并促使其有机互动的润滑剂,有利于提升创新区的可持续性。需要强调的是,良好的区域文化氛围为这种可持续性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支撑[31]。但在区域文化氛围不利的情况下,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地方文化氛围,对科技型创新区的打造仍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32],使其获得相对的成功。因此,注重地方文化氛围的构建,对科技型创新区更为关键。
Fig. 7 Element system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for S&T innovation districts

图7 科技型创新区要素体系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这些要素相互融合与作用机理的初步分析,并针对中国科技型创新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不足,可对中国科技型创新区人本化构建与优化发展提出如下有益启示和建议：
（1）创新区需要愿景导向下的持续培育（vision-based sustained nurturing）。三个国际案例均表明,尽管发达国家已具备全民型创新氛围[33,34],但仍然需要根据其地方愿景,创建若干创新区作为科技引领,来实现创新科技的可持续性。因此,在中国贯彻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也需要继续培育若干个领先的科技型创新区作为排头兵,引领中国创新经济的跨越发展。中国之前的高新技术区主要重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功能,而科技型创新区则需要更加关注科技创新、新技术研发和高端人才的不断引进和留存。
（2）创新区需要前瞻性定位（forward-looking positioning）。基于地方特有的科技相对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及未来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对创新区进行前瞻性定位,是三个国际案例得以成功的共同点。22@巴塞罗那创新区主要是基于其优良的区位、在通讯和ICT技术研发方面的国际优势,将其支柱产业定位为智慧城市ICT技术和公共媒体业;波士顿创新区则依赖其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的既有优势,最终将生物技术创新定位为其主导产业;北壹创新区通过融合周边几所大学的研发优势,定位发展成为一个集生物科技、ICT和媒体产业为一体的综合型创新区。
（3）创新区需要突出人本化空间布局（humanity-oriented spatial arrangement）。三个国际案例均特别强调,满足科技型人才的需求是创新区空间布局和地方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创新区应更多和更持续地关注人本化功能性设施体系的塑造,而不仅仅是将各类设施进行工程化或机械式的布局。在总体布局上,应尽量避免过宽的马路和特大型绿色景观的空间结构安排,并代之以人本化精密路网、多元多层次第三空间和线性绿道系统的构建。在中观层面,加强各类设施的连通性,包括功能区和楼宇之间的通达性,以提高科技人才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的便利性。在微观层面,嵌入更多的创新文化要素,如音乐喷泉、思想者雕塑、各类奇异的休闲座椅等,以随时随处激活科技型人才的艺术创意灵感。
（4）创新区需要密集的创新激发型活动安排（innovation-inspired activities programming）。三个国际案例还表明,除了需要实体空间的精雕细琢,创新区或许更需要强调高品质人文环境的营造,这就要求以创新型活动作为纽带,通过密集开展各类文化事件和举办各种科技讲座,提高科技人才相互交流的频度和强度,加强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以及对创新区的黏着度,从而不断增强创新区的整体创造力和活力。
（5）创新区需要多利益群体参与（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位于旧城区或原有工业棕地上的创新区,其旧城改造和人本化重构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同时,在运营管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矛盾,也需要多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协商,才能得以顺利和有效解决。22@巴塞罗那、波士顿创新区、北壹创新区的资金投入方式和运营管理模式,均证实了多利益群体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文利用归纳法对以上三个国际最佳实践案例进行了梳理,已甄别出成功打造科技型创新区的要素体系,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些要素之间的联动机制及相互影响效应,仍需通过更多个案的深入剖析,以建立有效的参数体系和理论模式。同时,也需要通过对更多国内外科技型创新区案例的实证研究,对参数体系和理论模式的地方化应用进行验证和修订。
鉴于创新区人本化研究尚未形成一般性理论和普适性模式,因此,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学术上探讨人本主义视角下空间/地方构建的理论机制：① 系统研究人作为“整体的人”（the total person）[35],而非传统的“经济人”[36],在其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和不同空间的多样化需求;② 系统研究人的空间感受[21]和持续体验[37],以及由此产生的想法和观念转变;③ 系统研究人居环境[38]的不同维度,包括“现实环境”以及由“媒介环境”和“心理环境”构成的“拟态环境”等[39];④ 系统研究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创新区人本化构建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并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互动关联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蔡建明, 林静. 中国新愿景下的文化与空间有机融合的地理途径与机遇. 地理研究, 2016, 35(11): 2001-2014.

[Cai Jianming, Lin Jing.New marriage of culture and space under China's new vision: Approach and opportunities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1): 2001-2014.]

[2]
Black D, Henderson V.Spatial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321-327.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DOI

[3]
Akhavan M.Development dynamics of port-cities interface in the Arab Middle Eastern world: The case of Dubai global hub port-city. Cities, 2017, 60: 343-352.Man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urban planning,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have studied port-cit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Yet, the majority of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i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ed Western and East Asian World. With the aim to contribute to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study an example in the fast-developing Arab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has recently drawn a particular attention among the scholars. Dubai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as it currently hosts the major transhipment hubport of the region. Centred on a single case-study approach, a four-phase model is hypothesized as a tool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spatial and functional dynamics at the port-city interface from the 1900s to the 2010s. The argument is based on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rt and the city, since the advent of a free port. Historically the port has been the economic backbone. Consequently the Creek dredging and newly constructed ports integrated with ancillary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FTZ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oosting the growth. Some concluding remarks underline the main trends in Dubai's port-city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European and Asian models. This dynamic evolution is influenced by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oil revenues and governmental strategies, as well as external ones, like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forces. Despite sharing common features with the Asian consolidation mode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Dubai may demonstrate a particular pattern of port-city development.

DOI

[4]
李琳, 韩宝龙, 李祖辉, 等. 创新型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基于长沙与东部主要城市的比较分析. 经济地理, 2011, 31(2): 224-229.创新型城市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对于创新型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却少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型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沙和东部主要城市创新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出主要城市创新竞争力的动态变化特征和长沙的比较劣势,以期为推进国内学术界对创新型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做些努力,同时为政府部门实施基于竞争力提升的城市创新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Li Lin, Han Baolong, Li Zuhui, et al.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novative cities and its empirical applic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ong Changsha city and some other major cities in the Easter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2): 224-229.]

[5]
倪鹏飞, 赵璧, 魏劭琨. 城市竞争力的指数构建与因素分析: 基于全球500典型城市样本.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6): 72-79.提出＂要素体系—产业体系—产业价值（FIV）＂分析框架,对城市竞争力的动态决定机制进行解释;构建了城市竞争力的测度模型和构成模型;采用定量方法计量全球500个城市的竞争力指数,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将497个城市分成具有7个相互区别的类别,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7类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DOI

[Ni Pengfei, Zhao Bi, Wei Shaokun.The index construc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global 500 typical urban sample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3, 20(6): 72-79.]

[6]
Anttiroiko A.City-as-a-platform: The rise of participatory innovation platforms in Finnish cities. Sustainability, 2016, 8(9): 922-952.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dea of city as a platform.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forms and implications of citizen involvement in publicly-supported participatory innovation platforms that facilitat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lfare society context. The discussion opens with a review of the smart city discourse, which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translates into cities need to support innovativeness by creating smart environments. Participatory innovation platform is a prime example of such an environment. The empirical section discusses three cases, those of the Finnish cities of Helsinki, Tampere, and Oulu.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platformiz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10s became a strategic focal area supported by national and EU programs. Platforms are used to support both urban revit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hich the former is based on representative and the latter on instrumental modes of participation. Platforms are well integrated with city governments, even though they vary greatly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scopes. Democratic culture, welfarism, and redistributive policy provide contextual support for platformization by strengthening social inclusion, taming the growth machine, and eas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pro-growth and anti-growth coalitions.

DOI

[7]
杜德斌. M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动力与模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Du Debin.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Dynamics and Model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8]
林宇, 何舜辉, 王倩倩, 等. 新加坡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3): 40-48.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反思其经济发展模式,抓住机遇,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及多元文化优势,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近十几年来,新加坡政府推行一系列措施重视制造业、服务业创新化发展,弘扬创新创业精神,营造宽松创新环境,培育及引进人才,推进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打造优质创新平台,提升本土创新能力,使创新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推进新加坡创新城市发展。如今新加坡已成功转型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城市,成了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其发展经验对正在筹备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来说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在分析新加坡创新城市的发展背景基础上,探讨其推进创新城市发展的举措及经验,以期为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借鉴。

DOI

[Lin Yu, He Shunhui, Wang Qianqian, et al.Singapore's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ity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Shanghai.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5(3): 40-48.]

[9]
申玉铭, 邓秀丽, 任旺兵, 等. 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评价及空间发展战略. 地理研究, 2012, 31(7): 1269-1279.创意产业从提出开始，就引起世界高度关注，并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各国纷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梳理，总结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进一步构建了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35个主要中心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进行了定量评价，并提出现阶段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战略：因地制宜、发挥特色、科学规划；聚焦若干重点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增强集聚效应；强化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龙头带动作用；鼓励中西部地区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将创意产业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创意中心。

DOI

[Shen Yuming, Deng Xiuli, Ren Wangbing, et al.Study of evaluation on the support conditions and spatial strategy of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7): 1269-1279.]

[10]
刘宏芳, 明庆忠, 鲁芬. 旅游地景与地方的关联机理初探: 基于空间与文化的交汇视角. 人文地理, 2014, 29(5): 134-141.

[Liu Hongfang, Ming Qingzhong, Lu Fen.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landscape and place: Based on the converging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culture. Human Geography, 2014, 29(5): 134-141.]

[11]
文嫮, 胡兵. 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经济地理, 2014, 34(2): 101-107.在考虑空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首先,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空间分析。然后,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宽容和人才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太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已有研究有一定差异性。最后,就该研究结论展开了初步的讨论。

[Wen Hu, Hu Bing.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rovinc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101-107.]

[12]
梁增贤, 保继刚. 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 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地理科学, 2015, 35(5): 544-550.lt;p>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 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 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 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 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 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 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 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 其他文化共同参与, 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 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 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p>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n place becoming: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44-550.]

[13]
张捷, 卢韶婧, 杜国庆, 等. 中、日都市旅游街区书法景观空间分异及其文化认同比较研究. 地理科学, 2014, 34(7): 831-839.lt;p>以中国和日本两国都市旅游街区的商店招牌为研究对象，以北京琉璃厂、东京浅草寺作为传统旅游街区，以北京王府井、东京新宿作为更新型旅游街区，以南京新街口、东京银座作为都市现代商贸旅游街区，设计了特定的书法景观指数从不同空间尺度探讨了两国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特征及文化认同的异同。结果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两国对书法文化仍然存在的较强文化认同，书法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标识了城市内部象征空间的形成，表征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虽然两国文字、民俗和书法传统的差异性导致两国在书法艺术的认同角度和形式上的差异，但两国书法景观在整体上具有城市空间分异规律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旅游街区的书法景观较之传统旅游街区已经弱化；书法景观在不同类型业态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这种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p>

[Zhang Jie, Lu Shaojing, Du Guoqing.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lated cultural identity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s in tourist district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7): 831-839.]

[14]
周尚意, 吴莉萍, 张瑞红. 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 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节事活动为例. 地理研究, 2015, 34(10): 1994-2002.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取实地景观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的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节事文化空间的＂第三空间＂性质。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在节事活动中占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从而赋予实体空间新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第二,政府努力创造非排他的消费条件,从而使得人们公平地享受节事活动这一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下空间再生产中的不公平性。第三,该区域的节事活动努力营造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空间＂,使空间具有自下而上的再生产活力。第四,与历史密切联系的节事活动增强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资本。从结论延伸出两个建议：第一,区域性节事活动的策划组织人应将节事活动与本区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地区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文化软资产。第二,强化个体日常社会实践和抽象文化符号的联系,加强个体对本区文化形象的理解,从而达到认同。

DOI

[Zhou Shangyi, Wu Liping, Zhang Ruihong.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estivals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0): 1994-2002.]

[15]
韩丽, 吕拉昌, 韦乐章, 等. 广东城市创新空间体系研究. 经济地理, 2010, 30(12): 1978-1984.在全球化背景与"知识经济"时代里,创新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地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各国发展的首要战略选择。对广东省工业化阶段三个时期的城市创新体系动态演变进行了初步评价,并找出影响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是各个阶段下影响广东城市创新能力的共性因素;而人才教育水平则是准工业化和工业化初期创新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Han Li, Lv Lachang, Wei Yuezhang, et al.Research on spati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the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12): 1978-1984.]

[16]
王承云, 秦健, 杨随. 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研发产业集群研究.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97-1109.

[Wang Chengyun, Qin Jian, Yang Sui.Analysis of the cluster mode of R&D industry in the innovation city districts: Taking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and Chongqing as exampl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97-1109.]

[17]
王承云. 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学报, 2010, 65(4): 387-396.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 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占厣市 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 结合美、欧、日等旧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链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 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DOI

[Wang Chengyun.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apanese R&D industr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4): 387-396.]

[18]
李明超. 文化规划的发展成效、模式分析与经验启示: 以英国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11): 25-30.文化作为反映城市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以及提高城市辨识度的核心要素,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方面。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各类文化资源,保持城市独特的结构特征和个性魅力,应对＂千城一面＂、城市衰落等＂城市病＂,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化规划与城市规划的文化转向相适应,从产业效应、空间效应两方面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创意城市建设提供动力,有效应对了城市衰落带来的危机。英国的文化规划发展模式在开展城市研究、推进城市更新、创新规划方法、整合发展要素、兼顾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城市转型升级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DOI

[Li Mingchao.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pattern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inspiration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Britai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11): 25-30.]

[19]
Lin J, Cai J, Han Y, et al.Identifying the conditions for rur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place-based culture: Applying the CIPM and CDPM models into Meibei ancient village. Sustainability, 2017, 9(8): 1334-1348.Transitional rural China faces more serious challenges in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to regain the vital momentum of those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preeminent villages, among over 680,000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otal, has become the pressing agenda for all the stakehold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villages have huge potential to be the leverage for successful rural transi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therefore tries to diagnose and ident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ose village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by taking the Meibei ancient village as the case. By applying the proposed Cultural Inverted Pyramid Model (CIPM) and Cultural Dual Pyramid Model (CDPM) with seven layers, i.e., root/vision, value, symbol, hero, ritual, lifestyle, and governance & management, Meibei development mechanism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ts past prosperity and present challen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great merit of Meibei past prosperity lied i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all the layers through the five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e., economic, soci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The empirical study proves that CIPM is a useful tool for diagnosing and identif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 while CDPM i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planning and designing a culture-embedded and improved place for the future. Unless Meibei can recreate a new cultural ecosystem with resilience fitting to its existed heritage with cultural excellence and tourism promotion, the village cannot catch up with its past prosperity. Finally, this paper calls for more in-depth culture-oriented research to improve the CIPM and CDPM paradigm to allow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sustainability, particular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options and academic concerns.

DOI

[20]
Tuan Y.A life of learning.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 for 1998. A life of learning.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 for 1998. , 2017-11-12.

[21]
陆小璇. 初论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 人文地理, 2014, 29(4): 13-18.1976年,人本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这一称法。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出现由20世纪60年代末的人本主义思潮所带动,其通过关注人类自身状况而反映出与地理学学科的其他分支息息相关的各种现象,因而从属于地理学。段义孚将融合了地理学与哲学的、曾被称为"地理知识学"的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段义孚认为,"对生命意义的探求"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实质性核心,也是一直以来推动其进行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动力。正如人本主义研究以人类的经验、意识以及知识为出发点,本文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对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系统化梳理。通过追溯段义孚人生经历中对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和经典著作,指出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共同促成段义孚人本主义关怀的形成。

[Lu Xiaoxuan.On formation of Yi-Fu Tuan's thoughts on humanistic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4, 29(4): 13-18.]

[22]
屠启宇, 邓智团. 创新驱动视角下的城市功能再设计与空间再组织. 科学学研究, 2011, 29(9): 1425-1434.

[Tu Qiyu, Deng Zhituan.On the innovation-driven perspective to the redesign of urban fun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urban space.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1, 29(9): 1425-1434.]

[23]
马海涛, 方创琳, 王少剑. 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1): 69-77.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国际权威机构的创新评价标准和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全球创新型城市具有以下8个基本特征:①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较大人口规模;②具有便利快速的对外交通联系;③拥有较强对外经济联系和广泛的全球市场;④集聚一大批多样化高层次创新人才;⑤吸引大量具有高研发能力的组织机构入驻;⑥具有发达的科技中介机构和科技服务能力;⑦建成国际著名的创新平台和空间载体;⑧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创新文化氛围。这些重要经验对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如下启示:构建具有特色的开放式城市创新体系,系统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引进和培育高技术研发机构,提升城市科技的全球竞争力;深入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健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推动形成完善的城市创新链条;积极发挥政府协调和促进作用,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多渠道吸收风险资金和民间资本,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资金来源;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形成利于激发创新的城市创新文化。

DOI

[Ma Haitao, Fang Chuanglin, Wang Shaojian.Indicators of global innovative ci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 (1): 69-77.]

[24]
Bublitz E, Fritsch M, Wyrwich M.Balanced skills and the city: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skill balance, thickness, and innov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91(4): 475-508.Entrepreneurs are assumed to be multiskilled, covering a number of skills and achieving in each skill a level as high as possible. Being such a jack-of-all-trades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running an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successfully, but what happens to the jack-of-few-trades who lacks sufficient skill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 possibl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between balanced skills and cities and how this compensatory measure relates to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we test and find support for the idea put forward by Helsley and Strange that high market thickness, such as that found in cities, can compensate for a lack of entrepreneurial skill bala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trepreneurs with low skill balance benefit more from being located in citi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ith high skill balance. Innovative firms do not differ from other businesses in this respect.

DOI

[25]
Copus A, Skuras D, Tsegenidi K.Innovation and peripherality: An empir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SMEs in six European Union member countries.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4(1): 51-82.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ates of innovative activ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 central areas and equally developed but less accessible areas in six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The probability of innovating is well predicted by the 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s of firms, entrepreneu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business networks. More accessible areas consistently present higher rates of innovative activity than do their peripheral counterpar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tes of peripheral and central areas is decomposed into observable and non-observable factors. The entire innovation gap is attributed to nonobservable factors that constitute a combination of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Innovation policy for SMEs should aim to meet businesses090005 specific needs (firm-specific factors) and to sustain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ve environment.

DOI

[26]
Wei Y D, Li W, Wang C.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districts, scaling up regional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Wenzhou model,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83(4): 421-444.Abstract Abstract: The Wenzhou Municipal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spearheading China' marke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trajectory, centered on family-owned small businesses embedded in thick local institutions, resembles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MIDs). However, with China' chang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Wenzhou has been facing challenges. Since the late 1980s, Wenzhou has gone through two major rounds of restructuring (from family enterprises to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to shareholding enterprises), that have included four major types of strategic response: institutional chang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Firms in Wenzhou have gone through localization and delocalization, and locational choices reflect the dual destinations of globalizing cities and interior cities. The formation of new firms and cluster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multiregional enterprises (MREs), some of which have relocated their headquarters and specialized functions to metropolitan areas, especially Shanghai and Hangzhou. More recently, Wenzhou' growth has slowed, leading some to questi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Wenzhou model. We argue that Wenzhou' development is in danger of regional lock-ins—rel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and structural. Wenzhou' experience challenges the orthodox concept of MIDs and calls for “scaling up” regional development.

DOI

[27]
高远. 22@新区规划. 城市建筑, 2015, (4): 76-79.

[Gao Yuan.Planning of 22@Barcelona. Urban Architecture, 2015, (4): 76-79.]

[28]
关成华. 辍学市长打造波士顿城市创新奇迹. 中国社会组织, 2015, (4): 26-27.正曼尼诺在个人生活中从来不是 新科技的拥趸,但却通过科技创新与机制创新帮助这座老工业城市成功实现转型2014年10月30日,波士顿的传奇市长托马斯·曼尼诺(Thomas Menino)与癌症抗争大半年后,永远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民和他为之贡献了一生的城市。在他任职的二十年间,波士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成了美国城市创 新中的成功案例。然而,这位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市长,在当初甚至未能完成大学学业。这位老牌政治家从大街小巷中学到的明显比从课堂中学到的多得多。 曼尼

[Guan Chenghua.Urban innovation miracle in Boston by the mayor who dropped out of schoo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2015, (4): 26-27.]

[29]
柳庆元. 基于生态人本理念的新加坡绿色可持续规划实践与思考. 上海城市规划, 2015, (1): 70-75.在当前上海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的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利用好土地资源、引导城市由外延扩张向内生集约发展转型、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比新加坡与上海所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新加坡如何在居住社区、科技园区、绿色建筑以及水环境等领域开展可持续规划创新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由此从人本理念、创新意识、价值链条等视角对上海城市发展提出了3点建议。

[Liu Qingyuan.The green sustainable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view of Singapore based on ecology and human-oriented perspective.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2015, (1): 70-75.]

[30]
滕熙, 沙永杰. 新加坡产业空间发展历程及启示. 上海城市规划, 2014, (4): 77-82.

[Teng Xi, Sha Yongjie.Planning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industrial spaces: Th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2014, (4): 77-82.]

[31]
段德忠, 杜德斌, 刘承良. 上海和北京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模式. 地理学报, 2015, 70(12): 1911-1925.

[Duan Dezhong, Du Debin, Liu Chengliang.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mode of urban innovation spatial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and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12): 1911-1925.]

[32]
Beugelsdijk S.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a fir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 plea for a multilevel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83(2): 181-199.Abstract Abstract: Following the recent critical debate on the role of the firm versus that of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for a true te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the region for a fir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firm-specific heterogeneity needs to be minimize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tended to deduce that the region matters from the macrophenomenon of regional clusters of economic activity. This deduction has led to an ecological fallacy, in which global phenomena or data aggregates that are actual representations of lower-level phenomena cannot be generalized to those lower level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f researchers want to analyze how a firm's environment affects its performance, they need to include firm-level strategy and structure. As an empirical illustration of this argument, the article presents a test ontrolling for a number of firm-specific factors f whethe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like the intensity of 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he number of R&D workers in the region, and the presence of a research institute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 firm's ability to produce innova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firm-specific drivers of innovation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is a firm's regional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a renewed focus on the main actor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is needed,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involve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such interactions are carried out within bounded territories.

DOI

[33]
Bertamino F, Bronzini R, De Maggio M, et al. Regional policies for innovation: The case of technology districts in Italy. Questioni Di Economia E Finanza, 2016 Online Appendix A: 1-14.In this paper we study a policy tool called technology districts, implemented in Italy over the last decade to foster local innovation activity. First, we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districts and those of the firms within them. Next, we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district firms. We find that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technology districts are more numerous but smaller than those located in the Centre-North, are poorly diversified from a sectorial point of view and more distant from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area. We find that the firms that did join a district had previously been, on average, larger, more innovative and profitable, and also show higher leverage than the others. Our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after the birth of a distri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rms that joined it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of similar firms that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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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ucco P P.Institutional variety, networking and knowledg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Brianza Technological District. Regional Studies, 2003, 37(2): 1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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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n Y.Life as a field trip. Geographical Review, 2001, 91(1-2): 41-45.I taught a course called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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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 吴芳芳. 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地理研究, 2011, 30(11): 1956-1969.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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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Jian, Wu Fangfang.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1): 1956-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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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n Y.On human geography. Daedalus, 2003, 132(2): 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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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朝林. 人居拟态环境研究的佳作: 《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 从实证主义到人本主义》评介. 地理研究, 2015, 34(9): 封二.辽宁师范大学李雪铭教授等最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从实证主义到人本主义》（以下简称“《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一书，认真拜读后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Gu Chaol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f human settlements: From Positivism to Humanism: The Best Work on Virtual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9): C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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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铭, 李欢欢, 李建宏, 等. 人居环境的地理学研究: 从实证主义到人本主义.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Li Xueming, Li Huanhuan, Li Jianhong, et al.Geographical Research of Human Settlement from Positivism to Humanisi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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