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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3: 467 - 48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981

Types and approach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al typ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aths in rural China

  • ZHOU Yang , 1, 2, 3 ,
  • GUO Yuanzhi 1, 3 ,
  • LIU Yansui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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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9-1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2-02

  Online published: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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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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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general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regional guidance and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system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and measurement mode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 endowment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umanistic elements and economic level, divides the areal types in rural China, and suggest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way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rur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China varies significantly from east to west and that level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hina's rural areal types can be divided into 11 first-class zones and 45 second-class zones, and there are distinct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areal types, and resource endowment or resource type is the key factor for rural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human and economic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l system.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areal differentia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ce of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difference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is the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resource endowment, function orientation, location condition, national or regional policy,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area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the smooth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rural areal type; rural areal system;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paths; China

Cite this article

ZHOU Yang , GUO Yuanzhi , LIU Yansui . Areal typ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aths in rural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3) : 467 -481 . DOI: 10.11821/dlyj020180981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1978—2016年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12363元,年均增长12.6%,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82.08%下降为42.65%。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0%,步入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城乡逐渐实现一体化发展。即便如此,中国依旧有5亿多人生活在乡村,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仍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2,3,4]。“三农”问题事关国民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5]。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在这些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各地积极实践,涌现了以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为代表的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6,7,8,9]。进21新世纪,中共中央自2004年至2018年连续15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中之重”地位,内容涉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并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但这些乡村建设实践多为点状式发展模式,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依旧突出,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不牢固、农村发展压力加大,“乡村病”日趋严峻、多种矛盾加剧等,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挑战[2]。
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2,10-12]。通常来说,传统的乡村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从业者是乡村的主体。随着乡村的发展演化,其内涵逐渐扩大,乡村产业类型和主体日趋多元化。地域类型是指由若干发展条件、生产结构、发展特点和发展方向相类似的地区或单位组成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地域单元,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13]。据此,乡村地域类型可界定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自然、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具有相似生产条件、功能特征和发展方向的乡村地域单元或乡村综合发展体系。长期以来,由于认知的差异,学界对乡村地域类型的研究侧重于农业地域分异格局。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起,乡村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人口、就业、环境等诸多问题,从而兴起了乡村空间类型、功能分类、乡村经济区划等研究[14,15,16]。比如,波兰学者Stola从用地结构、就业结构、旅游和休养中心床位数等视角综合考量了波兰乡村农业功能与非农业功能[17]。日本学者Yamamoto等基于农业人口就业的区域差异和城市影响强度的差异性将日本的乡村划分为都市乡村空间、郊外乡村空间、都市外围乡村空间等七种空间类型[18]。印度学者Sharma等在剖析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与农村经济多样性关系的基础上,用非农劳动力比重刻画了印度乡村多样性水平的区域差异,将印度乡村划分为多样性水平高、较高、较低、低四种类型[19]。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关于乡村地域类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区划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对全国农业区域进行了划分[20,21]。1949年以来,秉持地理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尤其是为农业发展服务的宗旨,老一辈地理学者积极推进农业地域类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23],编制了中国农业区划初步方案[24]。改革开放后,以周立三院士为首的专家小组历时三年编制完成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将全国划分为10个一级农业区和38个二级农业区,并指明各区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25]。新时期,立足于“四化”协同发展,刘彦随等学者研制了中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将全国划分为15个农业一级区和53个农业二级区[2],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已有乡村空间类型、功能分类、经济分区和农业区划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然而,已有研究侧重于乡村地区的空间类型、经济和农业某一个单一领域,很少从乡村地域系统视角,从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维度全面刻画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以产业为载体,地域间存在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动态和静态交互作用,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过程、格局和空间形态[26,27,28,29]。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农村。为此,“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有助于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易和自由流动以及乡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如何振兴中国的乡村或者如何使乡村振兴规划落地见效成为了新时代亟待攻克的科学问题和现实难题。我国地域辽阔、类型多样,各地理要素呈现出明显的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性也决定着乡村地域类型的复杂多样性[2,12,30,31]。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分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乡村振兴亟需尊重乡村地域分异规律,以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分区分类分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30]。乡村振兴战略的分区分类推进亟需强化乡村地域类型研究。因此,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着眼于城乡发展区域差异性特征,本研究在构建县域乡村地域系统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评价了我国乡村发展水平,诊断识别了乡村发展的制约性因子,并区划了我国乡村地域类型,研究结果可为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指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重功能。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等构成的主体系统和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本体系统在一定的乡村地域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开放巨系统,是一种耗散结构系统[9]。其发展演化受乡村发展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的影响,其中前者包括人口、土地、产业、文化等要素,后者包括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体制机制等要素[9]。在这一过程中,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相联系,推动着乡村地区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演化。乡村地域系统是城乡各要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开放系统,乡村发展受其内核驱动力、城市外援力和城乡交互力的共同影响[32]。乡村地域包括县域及县域内城关镇、中心镇、集镇、中心村、行政村和自然村等村镇集合[30]。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县域单元作为我国乡村地域的代理指标。
乡村发展内涵的综合性决定了必须从多维度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本研究从环境系统、资源系统、人文系统、经济系统4个维度综合评价乡村综合发展水平。选取具体的指标时,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简明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研究着重突出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和可比性。由于不同指标在刻画乡村发展水平时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采用商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指标及权重如表1所示。考虑到各指标的量纲不一致,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此,得出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R D i = ∑ a = 1 4 ω a S ia + ∑ b = 1 2 ω b R ib + ∑ c = 1 7 ω c H ic + ∑ d = 1 5 ω d E id （1）
式中：RDi为i县的乡村综合发展指数;Sia、Rib、Hic、Eid分别为i县环境系统、资源系统、人文系统、经济系统第a、b、c、d项指标的标准化值;ωa、ωb、ωc、ωd为对应的指标权重。
Tab.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表1 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变量） 指标说明（单位） 权重
环境 海拔（S1） 地区平均高程（m） 0.1277
坡度（S2） 坡度大于15°面积/地区总面积（%） 0.1281
地表破碎度（S3） 不同栅格高程的标准差 0.0915
净初级生产力NPP（S4） 利用光能利用率模型GLO_PEM计算获取(gC/m2) 0.0398
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R1） 耕地总面积/农村户籍人口(亩/人) 0.1263
年降雨量（R2） 地区多年平均降雨量（ml） 0.0322
人文 农村人口老龄化（H1） 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农村常住总人口（%） 0.0172
农村人口外流率（H2） 农村常住总人口/农村户籍总人口 0.0110
受教育程度（H3） 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0039
城镇化率（H4） 城镇常住人口/地区常住总人口(%) 0.0169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H5）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 0.0140
道路交通密度（H6） 道路总长度/地区总面积（km/km2） 0.1034
农业机械化水平（H7）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万kW/km2） 0.0628
经济 人均GDP（E1） 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数（元/人） 0.0561
地方财力状况（E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人口数（元/人） 0.0964
人均消费水平（E3）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数（元） 0.0498
农业发展优势度（E4） 2010—2015年第一产业增速/GDP增速 0.0004
农民收入水平（E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225
为了更好地刻画和甄别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分异特征,基于公式（1）中得到的全国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利用自然断点法（natural breaks）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分区,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每个分类间距可以拥有自己的宽度,类中的要素数量也不相同,适用于不均衡分布数值的归类[33]。
具体来看,自然环境是乡村发展的本底,因此选取海拔、坡度、地表破碎度来反映县域地形地貌条件,选取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来表征乡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通常来说,农业是乡村的重要产业,水土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选取人均耕地面积和年降雨量来反映乡村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在人文发展方面,人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对乡村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相应地选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受教育程度来表征乡村人口质量。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因此选取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来表征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与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同时,乡村作为区域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广泛的对内和对外联系,因此采用道路交通密度来表征乡村对外联络和对内沟通的难易程度。此外,农业机械化水平反映了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农村人口外流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镇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在经济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构成了乡村发展的大背景,因此选取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和地方财力状况来表征地区对农村产品的消费需求和支撑状况,同时采用农业发展优势度来体现地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况。乡村发展最终要为人服务,选取农民收入水平来体现农民在发展过程中的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状况。从指标极性来看,除海拔高度、坡度大于15°面积占比、地表破碎度等地形地貌指标为负向指标外,其余均为正向指标,与乡村发展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2.2 乡村地域类型划分方法

分区是指基于一定的地理要素对地域进行区域划分,以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规律[34]。在这一过程中,区划原则是制定区划方法,形成区划体系的重要依据[2],通常包括综合性原则、主导因素原则、资源利用与环境整治相一致原则、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原则、多级划分原则等[35,36]。新时代的乡村地域类型划分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在诊断出乡村发展的短板和不足,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依据。由于同一乡村发展类型在发展基础、结构特征、生产组合、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在前述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33,37],中国乡村地域类型的划分遵循的原则包括综合性测度和主导性因素相结合、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相结合、定量综合评价与定性描述分析相结合、空间连续性与区内一致性相结合。
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综合作用构成具有内在联系和空间规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由此使得区划成为地理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37]。基于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结合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人文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各指标,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乡村地域类型进行一级分区,并在分区数量的合理性、类型的明确性、对象的互斥性、要素的科学性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采用“自上而下”的分类法确定具体的分区,形成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大区（一级区）和亚区（二级区）的划分。在二级分区名称上,采用“地域范围+主导因素+发展水平”的命名法则（图1）。
Fig.1 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 typ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图1 乡村地域类型二级分区命名方法

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县级行政单元矢量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时间为2015年。以2015年为基准年份,对2010年至2015年期间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县域行政单元进行归并、对应等操作,并剔除无乡村人口分布的县级行政单元和冷湖行委、大柴旦行委、茫崖行委三个政府派出机构。同时,为满足研究之需,将各地市的中心城区合并一个研究单元,最终处理后的数据包含2321个县级单元。对于少数数据缺失的区县,采用相邻年份数据补齐或者利用县级单元所在地级市的平均值予以替代。DEM数据下载于WebGIS（http://www.webgis.com/index.html）,年均降雨量（1980—2015年）、净初级生产力（2000—2010年）、土地利用（耕地面积,2015年）等地理要素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2015年全国道路交通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1年、2016年）和各省、市、自治区2016年统计年鉴及各区县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数据来源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2010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特征

将获取的各子系统指标数据及权重经标准化处理后,根据公式（1）得到我国综合乡村发展水平,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基于乡村综合发展指数,采用自然断点法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低水平区（0~0.26]、较低水平区（0.26~0.43]、中水平区（0.43~0.56]、较高水平区（0.56~0.69]和高水平区（0.69~1.00]（图2）。从各类型区占比来看,五个等级区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7.46%、15.52%、27.16%、39.08%、10.78%。基于综合评价结果可知,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呈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这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密切相关。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图2 中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1）低水平区（RD≤0.26）。主要分布在除湟水谷地和柴达木盆地以外的地势第一阶梯及其外围地区,这些地区高山大川密布,地势险峻多变,气候寒冷,土层浅薄,综合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农业生产活动的限制性条件尤为突出。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乡村主体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对内对外交通不便,城乡要素流动性不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缓慢,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有限,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易受极端气候事件、自然灾害等冲击波动性大,区内贫困人口集聚,多数地区属于现阶段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亦是当前国家脱贫攻坚亟待攻克的深度贫困地区。
（2）较低水平区（0.26<RD ≤ 0.43）。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天山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滇西边境地区以及除滇中盆地和贵阳盆地外的西南喀斯特地区。其中天山山区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降水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六盘山区地处黄土高原中西部及其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为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地形破碎,沟壑纵横,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少数民族集聚,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秦巴山区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是国家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内“三线”建设形成的飞地经济特征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中心城市对乡村辐射带动作用弱,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滇西边境地区区内山谷高深,主要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部分地区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育相对滞后,基础设施瓶颈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西南喀斯特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区内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城乡差距明显。总体而言,乡村发展低水平区内自然资源禀赋不足,交通和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发展差距明显,城市对乡村带动不足,薄弱的发展基础又进一步使得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且速度缓慢,造成区际区内联系弱和城乡隔离对立,乡村发展受其内生动力不足和外援驱动力有限的双重制约,农村贫困化程度较高,是我国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据统计,2014年底,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仍有35340万个贫困村、3255万贫困人口,其中我国石漠化最为严重的贵州省有745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
（3）中水平区（0.43<RD ≤ 0.56）。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麓、河西走廊-北疆、黄土高原、燕山-太行山区、内蒙古中部、南方山地丘陵区、四川盆地外围。这些地区虽然自然限制性因素多,水土资源在时空上的匹配性差,但是某一方面的资源禀赋优势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如西北地区的冰川融水和农牧交错地带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地缘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完善,与发达地区的联系也较为密切,整体发展状况较好。但是,区内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与乡村发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对乡村带动作用有限,“乡村病”问题明显,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空间上呈现出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交错分布态势。
（4）较高水平区（0.56<RD ≤ 0.69）。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华南地区（珠三角除外）、长江中下游平原（长三角除外）、黄淮海平原（京津除外）、东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虽然耕地资源有限,但是水热条件较好,生物资源丰富,农业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向多元化经营转变,且农产品商品化率高,乡村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农业发展基础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但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内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有限,乡村整体发展受限,尤其是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淮海平原等人口密集地区,是我国农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地区。
（5）高水平区（0.69<RD ≤ 1）。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以及省会城市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规模集聚之地。虽然人均耕地面积少,但是通过加大投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措施,这些地区实现了农业的提质增效和快速发展。同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区内区际联系较好,区内非农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城乡互动良好,使得乡村地区形成了良性且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3.2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分区

乡村地域类型的划分重在从特定空间单元中识别出在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方面具有较高相似度的地域子单元,使得不同子单元之间差异性尽可能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分区过多会导致分区地图过于混乱,而分区过少又难以发现存在的地域分异规律[30],因此,选择适当的聚类分析方法成为能否有效划分乡村地域类型之关键。通常来说,聚类分析方法主要有统计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面向数据库的方法等。其中,自组织神经网络（Self-organizing maps, SOM）作为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能通过网络结构的自主执行寻找数据中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属性,进而将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是脑认知科学和数据挖掘的有机结合[38]。SOM通过竞争学习的方式在隐藏层找到与输入数据最匹配的节点,无需事先确定分类个数,适合于聚类数目未定的多为数据聚类分析。借鉴前人的研究[27,36],本研究亦采用SOM模型对我国乡村地域类型进行划分。结合实际情况,具体操作过程中对分区结果进行了微调,确保分区结果的空间连续性和区内一致性,据此进一步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城乡融合发展状况角度等进行二级区划分。
基于对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对SOM模型的进行多次调试,并结合上述区划原则对模型结果进行微调,最终划定我国乡村地域类型的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图3）。一级区主要特征如表2所述,二级区名称见表3。
Tab. 2 The basic features of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zonings

表2 乡村地域类型一级区基本特征

乡村发展一级分区 区县数量
占比（%）		 综合发展水平 环境
子系统		 资源
子系统		 人文
子系统		 经济
子系统
Ⅰ新疆区 3.11 0.43 0.63 0.10 0.12 0.11
Ⅱ青藏高原区 6.59 0.16 0.24 0.07 0.11 0.07
Ⅲ内蒙古高原区 4.05 0.53 0.75 0.08 0.15 0.20
Ⅳ东北区 9.09 0.62 0.90 0.15 0.16 0.13
Ⅴ黄土高原区 10.12 0.45 0.70 0.08 0.14 0.08
Ⅵ黄淮海平原区 19.99 0.62 0.92 0.08 0.23 0.13
Ⅶ东南沿海区 8.88 0.66 0.84 0.15 0.31 0.24
Ⅷ长江中下游区 13.27 0.58 0.85 0.16 0.17 0.11
Ⅸ华南区 6.42 0.63 0.89 0.18 0.21 0.13
Ⅹ四川盆地区 8.66 0.49 0.72 0.12 0.17 0.11
Ⅺ云贵高原区 9.82 0.39 0.60 0.13 0.11 0.07
全国 100 0.53 0.77 0.12 0.18 0.12

注：各分区数值特征统计不考虑缺失值,综合发展水平与各子系统值均为标准化值,故综合发展水平不等于各子系统之和。

Tab. 3 The first-class and the second-class zones of the rural areas in China

表3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一级区和二级区

一级区 二级区 一级区 二级区
新疆区(I) 北疆自然资源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Ⅰ1) 黄淮海平原区(Ⅵ) 山东半岛综合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Ⅵ2)
天山综合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Ⅰ2) 燕山太行山地理环境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Ⅵ3)
南疆自然条件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Ⅰ3) 豫西地理环境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Ⅵ4)
昆仑山麓综合制约型低水平区(Ⅰ4) 黄淮海平原地理环境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Ⅵ5)
青藏高原区(Ⅱ) 青藏高原腹地综合制约型低水平区(Ⅱ1) 东南沿海区(Ⅶ) 长三角综合主导型高水平区(Ⅶ1)
西藏南部自然条件制约型低水平区(Ⅱ2) 浙闽丘陵地理环境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Ⅶ2)
柴达木盆地自然条件制约型较低水平(Ⅱ3) 东南沿海综合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Ⅶ3)
青海东部综合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Ⅱ4) 长江中下游区(Ⅷ) 两湖平原自然条件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Ⅷ1)
川西高原综合制约型低水平区(Ⅱ5) 大别山自然条件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Ⅷ2)
内蒙古高原区(Ⅲ) 内蒙古西部经济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Ⅲ1) 鄱阳湖平原自然条件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Ⅷ3)
河西走廊自然条件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Ⅲ2) 南岭自然资源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Ⅷ4)
内蒙古中部人文环境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Ⅲ3) 华南区(Ⅸ) 珠三角综合主导型高水平区(Ⅸ1)
锡林郭勒高原经济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Ⅲ4) 珠三角外围自然条件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Ⅸ2)
东北区(Ⅳ) 大兴安岭西侧资源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Ⅳ1) 广西盆地自然条件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Ⅸ3)
三江平原自然条件主导型高水平区(Ⅳ2) 海南自然条件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Ⅸ4)
辽河平原地理环境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Ⅳ3) 四川盆地区(Ⅹ) 四川盆地综合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Ⅹ1)
长白山地理环境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Ⅳ4) 陕南地理环境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Ⅹ2)
松嫩平原地理环境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Ⅳ5) 环四川盆地地理环境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Ⅹ3)
黄土高原区(Ⅴ) 陇南地理综合型较低水平区(Ⅴ1) 云贵高原区(Ⅺ) 滇桂黔地理环境制约型低水平区(Ⅺ1)
黄河河谷综合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Ⅴ2) 云南南部综合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Ⅺ2)
黄土高原地理环境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Ⅴ3) 贵州北部地理环境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Ⅺ3)
关中平原自然资源制约型中等水平区(Ⅴ4) 川滇综合制约型较低水平区(Ⅺ4)
黄淮海平原区(Ⅵ) 京津冀综合主导型较高水平区(Ⅵ1)
Fig. 3 Regionalization of the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图3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分区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3.3 中国乡村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分区发展途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基础等差异,以及受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迥异。因此,着眼于区域差异,乡村振兴宜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基于各乡村发展分区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明确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借鉴刘彦随等对中国现代农业分区发展的思路[2],结合本研究划定的乡村地域类型区内制约乡村发展的主导因子,研究提出我国乡村地域类型一级区发展途径如下：
（1）新疆区（Ⅰ）,包括新疆北部、天山山区以及天山南麓塔里木河地区。该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光照和水资源条件充沛,乡村整体发展基础较好,但是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水资源季节性强等问题,乡村发展属于较低水平。未来,该地区在巩固现有特色农业生产种植的基础上应强化推广节水保育技术,提升农业机械化和标准化,同时积极推进以道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强化区内区外联系和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
（2）青藏高原区（Ⅱ）,包括西藏、青海、南疆、四川西部等地势第一阶梯及其外围过渡地区。该区为气候高寒、地形起伏、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自然灾害特别是地质灾害多发频发,乡村发展基础薄弱。同时,该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严重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缓慢、城乡发展差距大、受教育水平低等劣势突出,乡村发展水平较低,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最广的区域。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青藏高原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需重点做好保护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依托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后备资源,发挥涵养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禀持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有机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后发优势,注重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农牧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型产业的发展,走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径,注重减灾与减贫的有机结合。
（3）内蒙古高原区（Ⅲ）,包括内蒙古中东部的乌兰察布高原和锡林郭勒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和河西走廊。该区地势平坦,为中国重要的草牧业区,近年来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善,大量边际土地被开垦为耕地,耕地资源增长迅速。同时,资源开发导向下的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发展创造了条件,乡村发展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是,由于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型产业突出,可持续发展成为该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应在生态保育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现代种养殖业和草牧业的发展、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同时,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强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4）东北区（Ⅳ）,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包括东北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该区整体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自然资源禀赋较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林业生产基地,加之开发历史悠久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乡村发展水平较高。但近年来该地区耕地资源退化、大规模的荒坡和湿地边际土地开垦等人类活动加剧了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计划经济背景下僵化的体制机制,区域城乡和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大。因此,乡村发展亟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推进乡村地区产业升级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5）黄土高原区（Ⅴ）,包括山西、宁夏南部、陕西秦岭以北地区和甘肃东南部地区。该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林果生产区,但地块破碎、坡耕地多,农业生产条件差,广种薄收普遍,同时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治理难度大,乡村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本区虽然能源资源丰富,但是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联系不紧密,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同时由于气候变暖和单一农业生产结构,土地开垦现象普遍,加剧生态环境压力。未来,乡村发展应着眼于强化生态保育,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借助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继续开展沟道土地综合整治,充分挖掘土地生产潜能,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同时借助气候变暖趋势,积极探索“一季变（改）两季”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设施畜牧业等,拓展农民增收途径,强化乡村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6）黄淮海平原区（Ⅵ）,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和河南、河北两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地区,主要由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冲击而成,光照、热量、水土资源等要素匹配良好,地势平坦开阔,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交通条件较好。但是,在悠久的开发历史基础上和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下,乡村发展水平较高。但是,这一地区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乡村病”问题突出,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发展不足。此外,该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尤其是华北平原形成了我国最大的漏斗;环京津冀地区仍有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集聚。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注重现代农业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优化农业种植模式和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培养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促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强化其作为全国重要农业生产基地的地位。
（7）东南沿海区（Ⅶ）,包括长三角和浙江省、福建省等农村地区。该区人口密度较大,耕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但光、热、水等资源条件好,环境承载能力强,是中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基地和经济作物种植区。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乡村带动能力较强,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老龄化、农地非农化、耕地撂荒、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问题突出,区域农业生产功能下降明显。作为城镇化优化开发区域和农业重点开发区域,在现有的乡村发展基础上,该区应创新土地经营方式,优化城-镇-村空间格局,推进乡村地区产业的横向和纵向联系,推进区内和区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都市型、高品质的多功能产业,提升要素资源的效益和效率,走产业生态化乡村振兴道路。
（8）长江中下游区（Ⅷ）,包括湖南省、湖北省中部和东部地区、安徽南部地区、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南岭地区和桂北山地区。该区人均耕地面积少,但光照和热量条件好,降水充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为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乡村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该区发展面临着土地退化、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地区发展需要等问题。因此,亟需强化土地整治、优化开发格局,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服务于与产业多元化发展和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目标。
（9）华南区（Ⅸ）,包括广西中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南岭山脉以南的广东全部和海南省,是中国的热带作物区。该区整体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结构多样化,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为全国乡村发展水平第二高的区域。但是,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域之一,珠三角对区内乡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基于现有的发展基础,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进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强化珠三角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10）四川盆地区（Ⅹ）,包括陕南地区、四川中东部、重庆大部分和湖北西部地区。该区以盆地和山地为主,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类型多样,但人口规模大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小,农村人口老龄化、人口外流率较高等问题严重,区内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乡村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本区乡村发展应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强化对外交通联系,发挥成渝城市群对区域乡村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既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也为城镇发展提供生态屏障。
（11）云贵高原区（Ⅺ）,包括云南和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西部地区。该区喀斯特地貌广布,河流深切作用显著,地形复杂、起伏度大,耕地资源少且贫瘠,石漠化问题突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农村发展限制性因素突出。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区内区外联系不便,低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且与城乡差异大,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低,农村贫困化、主体老弱化等问题严重。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少数民族集聚地,本区乡村振兴旨在生态保育的基础上发挥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物种优势,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旅游业,依托乡村旅游业振兴农村经济。同时,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农业中小型机械,强化城镇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区域性优质高端农产品市场体系,提升农民技能和收入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地域类型研究是有序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理清乡村发展思路,明确乡村振兴各项任务优先序,同时有利于统筹安排各类资源,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融合。面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本研究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四个维度刻画了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并对乡村地域类型进行了分区,揭示了乡村地域分异机制,研究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乡村振兴途径。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突出表现为由东向西的递减规律,东部地区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低、较低、中、较高和高的区域分别占7.46%、15.52%、27.16%、39.08%和10.78%,可见我国50%以上的乡村地区处于相对较低发展水平。
（2）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可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其中11个一级区分别为新疆区、青藏高原区、内蒙古高原区、东北区、黄土高原区、黄淮海平原区、东南沿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四川盆地区、云贵高原区,其中一级分区综合反映了区域气候、地形、主体功能等特征,二级分区则体现了农业地域分异的复杂性。
（3）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或资源类型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乡村地域分异的内涵表现在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乡村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各地区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文化政策、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
（4）以破解问题为导向、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对区内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深度剖析,本研究提出了分区分类的乡村发展途径,从而为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比如新疆区强化推广节水保育技术,强化区内区外联系和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青藏高原区走走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径;内蒙古高原区应积极发展现代种养殖业和草牧业;东北区应着重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黄土高原区应加大生态补偿力度,积极探索“一季变（改）两季”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设施畜牧业等;黄淮海平原区应注重现代农业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优化农业种植模式和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培养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东南沿海区走产业生态化乡村振兴道路;华南区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进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强化珠三角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长江中下游区应强化土地整治、优化开发格局,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云贵高原区需加快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旅游业,依托乡村旅游业振兴农村经济。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各层面厘清“三农”问题产生之根本,从而明确补短板之方向。现阶段,西部地区的乡村发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乡村振兴是以摆脱贫困、消除绝对贫困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主,应从制度创新、体制转变和和功能提升的角度来切入推进;东部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乡村振兴应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主。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应立足于乡村地域类型,进一步强化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类型、搬迁撤并型等村庄类型、特征及其振兴路径的研究。乡村振兴要求实现乡村地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本研究主要是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角度对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而对乡村地区的组织建设、文化传承等要素考虑不足,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强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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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现代农业地理与土地利用创新研究: 贺吴传钧先生90华诞. 地理学报, 2008, 63(4): 353-358.吴传钧先生1918年4月2日生于苏州。曾就读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任校长的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受胡先生的熏陶和启发,他确立以地理学为主的研究方向。据先生介绍,在大学一、二年级时,他的兴趣偏向于气候和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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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ansui.Study on moder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and land-use innov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4): 35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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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1.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Commission.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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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ke PJ.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ional Studies, 1977, 11(1): 31-46.Cloke P. J. (1977)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 Studies 11, 41鈥46. Rurality is defined in terms of selected discriminating variables, from which an index of rurality is formul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Distributions of four classifications of rurality are presented and both problematical remote rural areas and those suffering extreme urban pressure are identified. Data generated by the index formulation is found to be both a useful tool for studies involving comparison or contrast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an aid to the possible standardisation of planning solutions in areas with similar problems. An insight is also offered into patterns of rural chang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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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ke P, Edwards G.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Regional Studies, 1986, 20(4): 289-306.ABSTRACT Cloke P. and Edwards G. (1986)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Reg. Studies 20, 289--306. In a previous issue of Regional Studies a methodology for an index of rurality was develop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n selected variables reflecting rural or non-rural characteristics in 1971. The results of this indexation procedure represented a rudimentary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rurality, but have been widely used by various rural researchers. This paper replicates the 1971 index using 1981 data. Problems concerning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d units, changing census format, and inde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rurality itself are fully discussed. However, these limitations are overcome sufficiently to permit the construction of a 1981 index at the post-1974 district level. The 1981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1971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t the district scale, and spatial changes in rurality classification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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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地理研究, 2011. 30(9): 1637-1647.以黄淮海地区为例,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8年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区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7.71%;(2)县域乡村发展格局无明显变化,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在增大,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由0.346增加到0.350;(3)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呈日益强化的显著负相关关系;(4)基于SOFM聚类算法,将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8大类。本文认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应立足地域类型特征,突出核心优势、明确限制因子,因地制宜、分区推进;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关系"倒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区乡村发展,亟需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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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rui, Liu Yansui, Long Hualou.Study on the pattern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uang-Huai-Hai reg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637-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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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花楼, 邹健, 李婷婷, 等.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 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地理研究, 2012, 31(3): 495-506.Pushing forwar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for study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classifies the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1) During 2000-2005,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the transect show a universal low development level but a relatively high transformation level,which resulted in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but the situation was improved during 2005-2008.(2) The integrated assessing result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show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own basic attributes,such as location,economic basis,development mode,and policy objective.(3) Based on the four regional attributes of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developing speed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eight territorial type regions are divided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and the research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various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contribute to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d urban-rural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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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Hualou, Zou Jian, Li Tingting, et al.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3): 49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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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2)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3)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4)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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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ansui.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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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优化重组解析. 地理科学, 2015, 36(2): 170-179.以中国电子地图数据和分县经济社会数据为基础,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模型分析中国村庄分布模式格局,结合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同时解析乡村空间优化重组背景和模式。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呈现出聚集、随机、离散均匀分布的并存空间分布模式,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东南半壁的村庄分布密度远大于西北半壁,不同地域类型区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表现出各异的特征。平原地区的村庄空间分布密集,空间分布模式以随机、分散为主,村庄之间邻近距离较近。高寒山区、沙漠边缘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极低,村庄之间邻近距离偏大,村庄空间分布相对聚集。丘陵、山地交汇过渡地带,村庄空间分布密度较大,空间分布模式偏向随机分布。② 村庄分布受到传统因素和经济发展双重因子的影响,传统影响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但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显。不同区域地形、水资源条件对村庄分布影响显著。交通条件、产业非农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的空间形态和分布模式产生剧烈影响。③ 伴随乡村各种生产要素非农化流失,村庄空间亟待优化重组,优化以镇区为依托的中心村-基层村体系空间组织结构应为乡村物质空间优化重组有效选择。④ 在不同地域类型区域,村镇格局的空间优化重组形态可以采用放射均衡、放射非均衡、多核心均衡、走廊式布局模式及混合模式。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ed reconstructing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6(2): 1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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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如何实现中国乡村振兴. 中国国际电视网(CGTN), 2018-07-29.

[Liu Yansui. Opinion: How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in China? CGTN, 2018-0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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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国安, 杨昕. Arc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Tang Guoan, Yang Xin.Arc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patial Analysis Experiment Course.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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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歆, 何书金, 姚鲁烽. 地理学分级分区类论文的写作. 地理学报, 2015, 70(7): 1177-1184.地理学分级分区类论文是依据一定的地理要素评价指标,对研究地域进行等级和区域的划分,并以此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规律。分级分区类论文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级和分区标准;依据各级各类指标对研究区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对分级、分区的结果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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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Xin, He Shujin, Yao Lufeng.Paper writing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and revis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7): 1177-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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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美锷, 杨纫章. 中国自然区划问题. 地理学报, 1961, 27(1): 66-73.

[Ren Mei'e, Yang Renzhang. On physical reglonal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61, 27(1): 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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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乔. 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一个新方案. 地理学报, 1983, 38(1): 1-10.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55,149页)。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全面地反映自然界的地域分异;每一个被划分出来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域,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自然特征、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开发利用和改造方向，在科学认识上和指导生产实践上均有重大意义。因此，不论古今中外，综合自然地理区划都是地理学中心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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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Songqiao.A new scheme for comprehensive physical reglonal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3, 38(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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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杰.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 地理学报, 2015, 70(2): 186-201.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是刻画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规划蓝图,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制度。2004-2014年,笔者组织系列研究项目,配合国家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功能基础理论和功能区划技术流程,提出国家和省区尺度进行空间管制的地域功能区域类型为城市化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等4类,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研制了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交通优势度等9类可定量指标及战略选择为1项定性指标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了单项指标评价,开发并运用地域功能适宜程度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各省区保护类区域下限、开发类区域上限以及开发强度等关键参数;研讨了以规划为应用指向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形成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2020年与2010年相比,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从3.48%增加到3.91%;按照省区集成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优化、重点、限制开发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48%、13.60%、84.92%,城市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5.08%、26.11%、58.81%。结合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民生质量等相关分析,给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征。通过区划方案校验,国家和省区分两级采用笔者主持制定的《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互动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预判的吻合程度多为80%以上。

DOI

[Fan Jie.Draf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18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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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华, 杨燕. SOM神经网络算法的研究与进展. 计算机工程, 2006, 32(16): 201-202.自组织映射(Self-organizing Maps，SOM)算法是一种无导师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自组织、可视化等特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该文系统地介绍了SOM算法的产生背景、基本算法。同时对SOM算法的参数设置和其不足进行了分析。重点归纳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改进算法，并对其研究热点及应用领域作了简要的综述，最后展望了该算法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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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Zhanhua, Yang Yan.Research and dvelopment of self-organizing MPs algorithm. Computer Engineering, 2006, 32(16):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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