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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9 , Vol. 38 >Issue 7: 1557 - 156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90497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Leisure

Towards a beautiful life in the new e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leisure”

  • CAI Xiaomei , 1, 3 ,
  • ZHU Hong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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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2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6-16

  Online published: 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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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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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the turn of “everyday life” study in Western Academia, “going back to the world of everyday practice” and the ontology of life become the new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major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ety triggers the shif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 from a static and homogenous to a more dynamic and heterogeneous interaction. “People” and “place” is endowed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new era of pursuing a better life, geographers need to find out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how different subjects exhibit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self through everyday practice and leis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to concentrate on the life practice and place meaning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This special issue focuses on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everyday life and leisur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mplexitie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Specific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isure the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 between the evaluation of dynamics of urban public space and the ways of leisure, and between the sense of place and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s. Future work should firstly focus on the everyday life and the leisure of marginal population. Secondly, there is a lack of study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n the “rural” scale, the study of rural population can be a complement for the research of rul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veryday life and the leisure. Last but not least, we hope this special issue can be a good start to th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in China, meanwhile,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ographical wisdom on how to pursue a beautiful life in practice in this new era.

Key words：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leisure; beautiful life; happiness; public space

Cite this article

CAI Xiaomei , ZHU Hong . Towards a beautiful life in the new e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and urban-rural leisur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7) : 1557 -1565 . DOI: 10.11821/dlyj020190497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明了人地关系的转变,即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在人地关系的时代转变中,“地方”的展演是一个动态的、从过去到未来的社会历史过程,是由个人或群体赋予深刻内涵和意义的特殊空间;“人”是高度多元化且能动的客观存在,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和经验来感知并改造地方。具体来看,地方的体验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性（habitus）”和“栖居（habitation）”被不断地重复。在人地互动的过程中,地方也被打上了不同个体的烙印,而自我（self）也将地方内化为其一部分[1]。无论是“地方之悲（geopiety）”还是“地方依恋（topophilia）”,都无不呈现着人们对地方不同的感知和理解[2],不同的地方感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地方同时也成为人们邂逅（encounter）的场域,成为凭借差异、冲突和抵抗来协商和生产“争议”的地带[3,4]。因此,对于“人地关系”的再认识,表明需要通过“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来反思人地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实际上,对日常生活的学术关切,最先源于哲学领域。当代西方日常生活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派,二是以列斐伏尔、卢卡奇、赫勒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三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学派。具体来看,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派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与人对于日常世界的创造意义,提出存在即根本,一切人都是常人,都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5],日常生活与人密切相关,既显现自身,又超越其自身。以列斐伏尔、卢卡奇、赫勒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提出在日常生活中要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主张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和改造,以消除异化,重建日常生活[6]。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学派则基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提出经验源于生活,经验又以人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事实上,1970年代以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的空间哲学大师对地方和空间的思考,推动了日常生活地理的兴起,他们试图将人的生活从程序和工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赋予生活新的意义[7]。抽象的空间通过主体在日常生活中被打造成了充满意义的“地方”[8]。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的边界往往难以划清,这是由于日常生活是由程序化、平庸世俗的每一天以及琐碎平凡的事情和地方所构成的个人最普通的经历,是最为“自然而然”的,即使是最为普通、最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最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9]。正如日常生活所承载的内容,包括吃饭、洗涤、交往、运动、通勤以及游园等各种循环的具体的细节[10],而类似游园等休闲活动成为更能表征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容。正如梁实秋所言,“闲暇处才是生活”。因此,“生活与休闲”成为本专栏的核心主旨。
休闲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11]。休闲研究从早期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视角和主题逐渐过渡到当下的跨学科研究,地理学,特别是旅游地理学成为其理论贡献与实证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现有的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随兴休闲（casual leisure）和计划型休闲（project-based leisure）等主要的休闲类型,都和空间或地方密切相关,也有学者从地方依恋的理论视角分析休闲与地方的互动关系[12]。从空间或地方的视角而言,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包括身体、家、社区、城市/乡村、区域、国家和全球等,从本质上而言,休闲是一种身体尺度的自我愉悦,如阅读、音乐、舞蹈等休闲活动[13];家庭与社区成为休闲研究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家庭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关系对休闲的影响、家庭休闲的成本与制约、单亲家庭的休闲等[14];社区尺度的研究包括社区休闲的功能要素与情感要素[15];其它尺度的研究往往与休闲活动密切相关,如滑雪、登山、铁人三项与马拉松等深度休闲,一般具有跨尺度的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休闲过程中安全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16];捕鱼与垂钓等随兴休闲因其健康、绿色属性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7],这类休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人与自然的依恋关系,突破了固有的空间尺度约束。
从主体的视角而言,现有的休闲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与女性,如老年人休闲的功能与方式[18,19];女性的身心健康与休闲的关系[20],也有学者对女性休闲研究的主题进行了总结与展望,包括女性主义休闲研究框架、抵抗与赋权等[21]。但近几年,男女混合休闲、儿童休闲、特别是生命历程视角的休闲活动参与的变化等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22,23]。随着研究“转向”的发展,社会边缘弱势群体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如慢性疾病患者[24]、智力残疾者[25]等参与和享受休闲活动的制约与影响因素等。休闲的目的旨在探寻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幸福,实现天人合一,人地和谐。
可见,休闲是日常生活地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美好生活的关键维度。那么,日常生活地理与休闲具有怎样的关系?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日常生活与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如何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生活实践,从而建构怎样的地方意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受《地理研究》编辑部委托,就“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进行组稿,探讨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以及城乡休闲。本专栏包括6篇文章,涉及城市居民的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下将从主体视角、空间视角、人地互动视角对本专栏的文章内容进行解读,以期展演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中的人地互动关系,为美好生活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地理智慧。

2 主体视角的研究：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

日常生活/休闲活动是提升人们美好生活与幸福感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主体性视角下的城市日常生活/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包括《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两篇文章,二者围绕不同主体对日常活动或休闲活动主观幸福感的感知进行探究,聚焦于日常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以期构建中国研究范式中日常生活/休闲与幸福感之间的理论模型。
从健康地理学与老龄化地理学的视角理解主观幸福感,会发现主体主观幸福感存在地理空间差异。《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注的主体是老年人群体,区别于年轻人群体的日常活动特征,概括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地理背景主要包括居住地、维护性活动地、休闲性活动地与日常活动空间4大类,以此为基础,通过“环境-活动-健康”的概念模型,对比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揭示日常活动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指出,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空间相比年轻的工作人群相对缩小,日常活动模式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关联;不同活动地的建成环境均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维护性活动地、休闲性活动地与日常活动空间是过往研究相对忽视的变量;由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分异与时空制约,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此外,文章尝试在日常活动与幸福感方面的研究中创新性地引入了“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和“城市生活圈”的学术概念,一方面,指出尺度、范围、内涵等要素均存在不确定性,建成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具有地理背景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建构面向老年人群体日常生活需求的社区基础生活圈,并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空间出发进行扩展生活圈。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严峻的背景下,关注老年人的城市日常生活,探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城市建成环境、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休闲领域幸福感的研究是现代休闲研究的前沿[26]。《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主要从休闲时间、休闲空间、休闲参与以及休闲满意度这四个维度对广州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对休闲参与产生直接影响,休闲时间会对休闲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休闲空间并不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这两个中介变量间接地影响主观幸福感。具体来看,个体休闲参与的频率越高、程度越深,其主观幸福感越强;个体在休闲活动中的满意度越高,其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由此可见,休闲已成为新时代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文章构建了“休闲—幸福感”的理论模型,进一步理清了休闲时间、休闲空间、休闲参与、休闲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些要素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次交织的复杂关系。该文尽管只对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进行了探究,但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居民的休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依旧具有启发意义。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休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理应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3 空间视角的研究：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与休闲方式

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最为活跃的场所[27],是城市居民开展休闲活动的重要地方。《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现状并对此展开综合评价。《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聚焦在城市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皆以空间的视角,探究其中的公共性,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功能的重要支撑,营造具有活力的公共空间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过往对城市空间活力进行测度的研究主要采用活动密度、人口规模等静态规模指标,实际上缺乏对活动类型及空间联系的考虑,《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一文则从居民个体行为、空间活动、空间交互联系网络三个层面,利用手机大数据的活力测度方法反映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将空间重访、网络联系纳入到城市活力的内涵,拓展了对信息时代城市公共空间“流动性”的理解。此文的分析表明,手机数据可从多个维度快速准确的识别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现状。同时,可进一步参照活力不同维度特征的测度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活力营造及提升策略与路径指导。文章有助于基于大数据支撑下塑造宜居高效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空间品质、保障城市健康持续发展;在实践方面为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提供了多样化的技术路径和方法指导。
探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休闲活动,离不开对城市公共空间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内涵的探究。《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一文以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蓬勃发展的广场舞为例,首先指出了不同学者对于公共空间的定义,提出城市公共空间是发生社会互动和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其次,进一步指出城市公共空间是都市“市民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培养了包容和尊重的市民精神;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也成为调适社会变迁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式。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实践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过程,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呈现开放性、日常性、消费性、多样性与活动的短暂性等特征。空间维度是城市公共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公共性的建构依旧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的过程。如何把西方语境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空间实践对话,此文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推进了城市公共空间与休闲实践的研究。具体而言,文章一方面对广场舞这种草根休闲方式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分析和诠释,认为广场舞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中的休闲活动,但其内生的意涵早已超越了纯粹的休闲性与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展演文化身份以及形成草根群体的凝聚力,广场舞所产生的空间权利冲突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博弈促使城市居民逐渐辨别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间的边界,不断地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另一方面探讨了城市公共空间与广场舞的关系：即城市公共空间是广场舞这一日常生活实践的物质载体;广场舞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将物质空间转化为社会文化空间,赋予了空间社会与文化意义,使其成为转型期城市文化和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空间对于广场舞的内涵和意义有着塑造作用。文章不仅表明城市公共空间是践行日常生活以及休闲的关键空间载体,更重要的是为休闲方式（如广场舞）如何展演草根群体、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能的研究范式。

4 人地互动视角的研究：地方感与定居意愿

生活地理与休闲的研究除了关注主体的能动性、空间的异质性,还需要关注人地互动的复杂性。因此,本专栏中另外两篇论文《从“地方感”到“人地相处”——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为例》《“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主要围绕人地关系展开,以期系统梳理和总结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与中小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从“地方感”到“人地相处”——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为例》一文致力于人们与地方之间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或实际相处方式的思考,该文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按照相处的“亲疏”程度差异划分为日常式相处、周期式相处、背景式相处三个基本的类型。在“日常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人们与体育中心场地和设施之间形成直接而密切的使用-被使用关系;在“周期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人们会因为某些特定事件而到来并与体育中心场地和设施之间形成直接但松弛的使用-被使用关系;在“背景式相处”中,人们与地方之间没有直接的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但是依然会以一种潜在的方式相互关联。三种人地互动的类型划分不仅适用于研究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现象,也能够对进一步研究更多特殊“地方”的人地关系现象提供参考。除此之外,文章对于城市休闲空间中人地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两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命题：第一,关于人地关系的整体性问题。文章指出,“地方芭蕾”和“地方整体”在形式上都抛开了“人”,而仅仅强调了“地方”。因此,该文建议以“人地整体”（human-place whole）或人地相处（human-place association）替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用以刻画人地关系本质的“地方整体”概念;第二,地方感研究还应有一种接近于哲学层次的人地关系的研究,围绕人地相处的各种实际可能性来展开整体的地方感研究,而非目前主流的基于心理学的局部的地方感研究。人与地方是相辅相成的[28],因此,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与实践城市休闲活动过程中理应重视其中的人地关系规律。
如果说前文更强调空间中人地关系的相处方式,那么《“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一文则更注重人地之间的关联方式,强调主体在“在某个地方扎根”（being rooted in a place）[29]的迁移意愿问题。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人的城镇化显得越发重要。该文以中小城市温州为例,建构个人、家庭、地域三个角度的分析框架,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所产生的影响。文章指出,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与其他研究结论不同的是,该研究发现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提升定居意愿,而不仅仅是出于家庭劳动力收入最大化的考虑。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解决中小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问题,引导流动人口积极融入城市社会,也为流动人口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可能的指导路径。一方面,在政策上改革户籍制度、随迁子女的教育制度、保障其在城市中就业的稳定性以及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使他们能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另一方面,文章提出城市的环境与城市的地方感知,如社区环境、社区归属感等其他相关因素可能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也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只有在城市中拥有了物质保障和情感认同才能真正实现美好生活,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5 结语与展望

费孝通先生曾言,社会学研究要“一路有生活”[30]。而在中国语境下,日常生活与休闲似乎难以登入学术殿堂,特别是地理学,过往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地”,对“人”的关注还停留在静态与同质的层面。本专栏的6篇文章主要围绕“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休闲展开讨论,不仅是对西方“日常生活转向”的呼应,更是对中国践行美好生活的地理学责任与使命的尝试。事实上,英美国家地理学者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已经从宏大的结构叙事走向后现代的多元化和微观化。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与地方的互动是多因素、多层面和多尺度交织的,而这些因素更涉及到了人们微观的生产生活和行为。然而,受到“科学转向”的影响,国内人文地理学倾向于将地理空间和地理事件数量化。尤其是西方1950—1960年代地理学领域的“计量革命”,促使地理学者通过量化研究来得出一般化的结论,如人们的居住模式、城市空间结构甚至工业区的选址[31]。建立数理模型意味着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可视化以及“（基于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可解释化”,同时也意味着“人”被当作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来研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rational man）”假设,模型中的“人”往往被看作是没有主体性、没有情感的存在,其个性、创造性和能动性被忽视。因此,首先借此特刊之际,我们呼吁国内人文地理学者可以更多的关注“人”的微观日常生活与“地”的互动,以及中国语境下人们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不同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发生互动,通过构建在地化和跨地方的社会网络,重构自身的文化意义与身份及地方认同。从这个视角而言,新时代对新的人地关系的关注,特别是对“人”以及“人”对环境的影响与改变的关注是国内人文地理学者的新使命。
其次,在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人们越发受制于“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无形制约,而对日常生活的解构是对现代和后现代生活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抵抗。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日常生活?或许我们可以把问题进一步的解读成“美好生活从何而来?”更加切合这个兴兴向荣的新时代赋予学者的任务。正如潘毅（Pun Ngai）在《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2005）》中所述,也许在深圳工厂里工作的女工们只有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才能够从资本对自己身体的规训中解放出来[32]。对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来说,日常生活实践给予了人们能动性。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儿童、“外来者”以及生理缺陷者等相对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加强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难度。从学者的角度而言,关注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也许是寻找如何打破地方壁垒,创造更加公平和谐社会环境的关键。正如专刊中的文章所述,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地带,同时也给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可以进行休闲活动的地方。借机我们也呼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应更多的聚焦于弱势群体与公共空间。
第三,应当意识到,在中国长期的城乡分治的土地格局下,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建设和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然而由于城市的扩张,乡村也被迫加入开放的大流。事实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无疑为塑造城市优于乡村及“乡村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这样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土壤,强化了乡村衰败荒凉的地理想象,阻碍了乡村意义的再生产,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人口的城乡流动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景观,而近年来新出现的人口回流农村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口回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乡移民对于城市生活现状的不满,正是因为在巨大的城市压力之下,城市成为人相继逃离之地,而乡村逐渐被构建为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之地,只有乡村的日常生活才是全面的、真正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简单的（simplicity）、前现代的（pre-modern）、本真性的（authenticity）存在。人们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也重新赋予了乡村生机和活力,使得乡村也成为值得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场域,这是一个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的重新书写过程[33]。期待未来相关研究能够更多的关注乡村,以期弥补本专栏“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中“乡”的缺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闭幕词的讲话中说：“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有学者提出日常生活地理学根植于三个过程要素：时间、空间和惯习[10]。可见,时间特质是研究日常生活以及休闲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未来的研究中,期待关注在时间演变的过程中日常生活地理与休闲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关注不同主体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能动性实践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休闲方式的区域异质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和专家学者能够参与其中,为新时代美好生活书写中国故事,成就中国理论。
致谢：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张博博士、刘美新博士所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文责自负。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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