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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3: 643 - 65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1165

Industries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tourism system：A case study on Fenghuang County in Hunan

  • LI Zh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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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2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1-25

  Online published: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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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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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posed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realize this great strategy. Through the 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analysi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defines the coupling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Taking Fenghuang County, western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we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According to the panel data from 2001 to 2017,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gree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On this basis, the coupling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system in Fenghuang Count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stages are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oupling system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speed function and the "scissors difference",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two.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action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system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essure-embedding, adjustment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coupling evolution process reflects the cause-and-effect driving mechanism of cause-result-countermeasure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design of policy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volution law and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system, and guid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by means of combining macro regula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coupling; Fenghuang County

Cite this article

LI Zhilong .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tourism system：A case study on Fenghuang County in Hun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3) : 643 -654 . DOI: 10.11821/dlyj020181165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为破解“三农”问题,中国相继实施了系列相关宏观战略[1],但是成效并不显著,甚至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加剧[2]。基于“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发展最突出表现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九大”创新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预示着中国地域经济的主流趋势经过二十年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后将跳转到乡村振兴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引起了社会各界也包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政策与理论的讨论呈井喷式的涌现[3,4,5]。
中国的乡村旅游是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发展与兴起的。旅游因其具有融合性好、关联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决定了其在乡村发展中的独特功能。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其在缩小城乡差距、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解决农村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促进城乡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6]。大量的实践与研究证实了乡村旅游是推进产业融合的典型产业业态[7],可以说完美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总要求。显然,乡村旅游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选择。另一方面,乡村是乡村旅游的承载地,是其生存空间和过程发生中心,乡村振兴可为乡村旅游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对于旅游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发展,改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交互影响,存在耦合关系,二者存在发展方向的协调一致性,相互促进。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带来乡村经济的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民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面临着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8]。在我国地区和城乡差距、农村服务业滞后等众多不平衡矛盾还将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现实情况下,如何重新审视乡村旅游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产业;如何深入探究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的耦合关系、旅游与乡村建设协调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作用,对破解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科学引导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旅游与乡村建设耦合关系的研究,是旅游地理学与乡村地理学面临的挑战问题和重要研究方向,是地理学综合性的体现,无疑会丰富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凤凰县隶属于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是一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贫困县,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发展旅游业,大力推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本文拟选取凤凰县这一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案例地,研究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途径。

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作用机制解析

2.1 乡村振兴体系维度解构与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更为远大,内涵更为丰富。其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鉴于此,本文将乡村振兴体系划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组成部分（见图1）。
Fig. 1 Formatio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tourism coupling system

图1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形成与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前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存在基础设施薄弱、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农业产业不景气等问题,亟待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和外需导向。贫富差距收缩、乡村地区的充分发展是释放潜在动能的最大内需。乡村振兴应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为抓手,构建乡村协调发展体系,着力推进乡村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各子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的五个方面构成乡村振兴驱动力系统的压力源,对乡村振兴主体产生驱动作用,形成主体响应机制,激发内生动力,进而形成系统协调发展模式。其驱动目标和具体举措可归结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产业兴旺主要着重产业培育与融合、资源的整合、经济转型与收入增长,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生态宜居要求乡村景观美化、居住质量改善,发展绿色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乡风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对农村的具体要求,是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文化传承、村民精神风貌改善、和谐社会构建,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治理有效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生活富裕要求提高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

2.2 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与动力机制

旅游业具有系统化特征。将旅游视为一个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其整体特征的揭示、组成维度的解构、系统功能的剖析等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9,10]。系统论普遍联系的观点,解释了旅游系统的动力机制。早期有关旅游驱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以城市旅游为主[11,12]。乡村旅游系统是旅游系统的一种类别,是旅游系统在乡村旅游领域的组织形式[13]。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既有类似一般旅游系统的方面,同时也具有其特殊性。
类似于一般旅游系统,供求关系是推动乡村旅游系统运行与发展的源动力。如叶红认为需求与供给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动力[14];王娜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动力机制,认为微观动力源于市场需求和乡村资源特点[15];Fleischer等认为追求差异化的反向性是乡村旅游活动的根本驱动力[16]。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体现其供需基本动力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别。就需求而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存在强烈回归自然,返回原野愿望与需求;就供给而言,是建立在地理背景基础之上的城乡景观差异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的梯度力。因此,城乡发展不平衡与景观差异构成了乡村旅游动力系统的源动力。中国的乡村旅游源起于扶贫旅游,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加剧的背景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的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政府的推动力是乡村旅游系统的最大的外动力。而作为联系旅游供需纽带的旅游媒介,在乡村旅游动力系统中,扮演了推波助澜和保证供需实现的重要角色,是乡村旅游动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动力因子。乡村旅游动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在其内在动力因子相互作用,以及内动力与外动力相互作用下,驱动着乡村旅游系统的运作与发展。乡村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是揭示乡村旅游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有效方式[17]。
在乡村旅游动力机制剖析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旅游系统的特征以及后文指标体系构建的实际情况,从市场需求-供给条件-产业效应的视角,本文将乡村旅游业系统解构为需求状况、资源基础、支撑条件、产业效应四个维度（如图1）。

2.3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形成及作用机制解析

耦合（coupling）是一个源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以上的体系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进而联合起来,或者是通过各种内在机制互为作用,形成一体化的现象[18]。耦合理论以系统论、协同学、系统动力学等科学理论作为基础,研究耦合体系间的反馈、协调和发展机制,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地理、生态、环境等众多研究领域。
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地域系统,也即乡村综合体,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4],是由经济发展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社会进步子系统组成的,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特征的复杂系统。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宏观战略体系,涵括了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众多要素,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目标系统,可视为乡村地域系统一个子系统;乡村旅游作为一个特殊的旅游系统,显然是属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子系统。作为并存于乡村地域系统的乡村振兴子系统与乡村旅游子系统,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耦合整体,本文界定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
一方面,作为党的执政理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基础与根本,也是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对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起着引领和导向作用。乡村地域系统是乡村旅游的载体,是乡村旅游的主要活动场所,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向对象。乡村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开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与前提,是推动乡村旅游的基本动力之一。乡村生态是“巢”,乡村旅游是会下金蛋的“凤”,乡村振兴之“生态宜居”对于乡村旅游而言是“筑巢引凤”[8],能否享受到“筑巢”的“红利”,取决于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有效”。乡村旅游本身开发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健康发展也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正确指引。另外,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乡村文化价值是乡村的核心价值,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8]。而乡村振兴之“乡风文明”的总体要求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提供了正确指引和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的乡村旅游是振兴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选择。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突出问题,加快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思想。而发展乡村旅游,则可利用乡村独有的旅游资源吸引功能,实现“城市利益让渡”的有效调节[19],破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痛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根本和基础前提。产业兴旺则是要通过产业模式创新,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增收链。旅游作为推进产业融合的典型产业业态,在实现产业兴旺总体要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基础设施的改善本身就是乡村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切合“生态宜居”要求;旅游产业经济效应是乡村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切合了“生活富裕”的要求;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旅游市场的扩大,则有利于开阔居民视野转、提升自我素质和文明程度、传播乡村文化,则是“乡风文明”具体体现。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体系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发展基础和目标导向,而乡村旅游体系要素完美切合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通过参与主体的驱动-响应机制,形成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系统运作、演化与发展（如图1）。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区域概况

凤凰县地处湖南省西部边陲,行政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自然环境优美,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凤凰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区域,少数民族风情独特,民族旅游资源富足,其中以凤凰古城最为闻名,被誉为“湘西腹地的一颗明珠”。
1949年以来,凤凰县因受交通条件的制约,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经济产业类型主要以污染高、回报低的能源消耗型产业为主,如造纸业、矿产品加工业等,总体表现为经济总量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经济基础薄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凤凰县利用地处西部旅游黄金走廊的有利位置,在张家界旅游的带动和影响下,充分发挥县域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二十多年的发展发展历程表明,凤凰县旅游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2 研究方法

3.2.1 指标体系与系统综合评价模型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分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体系。乡村振兴体系划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组成部分,可作为乡村振兴体系的一级指标。在参考国家标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以及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性、针对性、现实性的原则,遴选了反映乡村振兴的18个二级指标（见表1）。
有关乡村旅游评价有大量相关研究,指标体系较为成熟。以乡村旅游业系统解构的需求状况、资源基础、支撑条件、产业效应四个部分作为一级指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20,21],结合实际情况,遴选了反映乡村旅游的10个二级指标（见表1）。
表1显示,乡村振兴体系二级评价指标：x1,x2,…,x18描述了乡村振兴体系特征。若设为乡村振兴体系综合评价函数为F(x),则有：
F(x)=f(x1,x2,…,x18) （1）
F(x)为非线性函数,乡村振兴体系综合评价函数可近似表示为：
F x = ∑ i = 1 18 a i ∙ x i （2）
若设G(y)为乡村旅游体系综合评价函数,同理可得：
G y = ∑ i = 1 10 b i ∙ y i （3）
式中：ai,bi为对应指标的权重,权重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到[22],结果见表1。综合评价函数计算结果值表征的相应系统发展综合水平,本文称之综合评价指数。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tourism system

表1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耦合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变量,单位） 权重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地区生产总值（x1,万元） 0.065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万元） 0.0611
农业机械总动力（x3,kW） 0.0565
生态宜居 森林覆盖率（x4,%） 0.0593
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x5,天） 0.0629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6,%） 0.0586
供水普及率（x7,%） 0.0500
卫生院床位数（x8,%） 0.0529
乡风文明 教育支出（x9,万元） 0.0454
县级及以上文明村（x10,个） 0.0563
农家书屋（x11,个） 0.0475
非物质文化遗产（x12,项） 0.0524
电视综合覆盖率（x13,%） 0.0462
治理有效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x14,万元） 0.050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数（x15,个） 0.0503
生活富裕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6,万元） 0.0632
恩格尔系数（x17,%） 0.0611
人均住房面积（x18,m2） 0.0619
乡村旅游 需求状况 旅游人次数（y1,人） 0.1102
旅游收入（y2,万元） 0.1161
人均旅游消费（y3,万元） 0.0939
资源基础 A级景区（y4,个） 0.0816
农家乐户数（y5,户） 0.0993
支撑条件 旅游企业法人单位数（y6,个） 0.1100
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y7,万元） 0.0965
产业效应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y8,%） 0.1040
旅游从业人员数（y9,人） 0.0969
旅游产值密度（y10,万元/km2） 0.0914
3.2.2 协调度测度模型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表现为一种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借鉴廖重斌提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模型[23],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协调度测度公式可表示为：
C = f ( x ) ∙ g ( x ) f x + g ( x ) 2 2 k （4）
式中：C为协调度（或称协调度系数）;K为调节系数,令K ≥ 2。
协调度C可作为体现系统耦合的重要指标,能反映出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协调度难以反映系统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目前常用方法是采用离差最小化原理来构造离差模型来判断系统的协调程度[23],公式为：
D = C · T （5）
其中： T = α ⋅ F x + β ⋅ G ( y ) （6）
式中：D称之为协调发展度;α、β为待定系数。对于两系统,通常取α=0.5,β=0.5。协调发展度D的取值范围为[0,1]。采用中值分段法,根据D值的变化,可将系统协调度区间进行划分。耦合协调度等级主要有“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十分法”等[24]。本文采用应用广泛的四分法（见表2）。
Tab. 2 Grade divis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表2 协调发展度等级区间划分

协调发展度 协调水平 协调发展度 协调水平
（0,0.4] 低度协调耦合 （0.5,0.8] 高度协调耦合
[0.4,0.5） 中度协调耦合 （0.8,1） 极度协调耦合
3.2.3 耦合演化模型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的演化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过程。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以表示为：
F(x, t)=dF(x)/dt; G(y, t)=dG(y)/dt （7）
F(x, t),G(y, t)为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复合系统的演化状态。
令V(x)=dF(x, t)/dt; V(y)=dG(y, t)/dt （8）
式中：V(x)、V(y)分别表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的演化速度。将V(x)、V(y)的演化轨迹投影到同一二维平面。对于某一时间点,曲线V(x)、V(y)切线的夹角为α（见图2）。α可表示为：
Tanα=V(x)/V(y),α=arctan[V(x)/V(y)] （9）
α反映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系统的变化趋势之间的特征与差异,此研究方法称为剪刀差法[25]。
Fig. 2 The sketch of scissors difference[25]

图2 剪刀差法示意图[25]

3.3 结果与讨论

3.3.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收集了表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特征的共计28个指标的时间系列数据,数据时间跨度为2001—2017年。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湘西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凤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相关统计网站。对于缺失数据,采用例比的方法或样条函数插值的方法弥补。
为达到指标间的可比性和可测性,消除指标的数量级差异和量纲的影响,对各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X i = ( x i - x min ) ( x max - x min ) ; Y i = ( y i - y min ) ( y max - y min ) （10）
式中：xi,yi为原始指标值;Xi,Yi为变换后的指标值;xmin,ymin为历年最小值;xmax,ymax为历年最大值。
3.3.2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 公式（2）、公式（3）综合评价函数分别计算了乡村振兴体系与乡村旅游体系综合评价指数,其时序曲线见图3。由图3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序曲线总体上均呈增长形态。乡村旅游曲线波动稍大,时序方差为0.106,平均环比增长率为4.67%,体现了旅游业的敏感性。乡村振兴曲线平稳增长,平均环比增长率为4.41%,方差为0.086,反映了凤凰县乡村建设效果较显著、系统稳定态较强。
Fig. 3 The chan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tourism coupling system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in Fenghuang County

图3 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变化

应用公式（3）、公式（4）、公式（5）计算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的协调度与发展协调度,见图3所示。由图3可知,系统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值均比较高。其中,系统协调发展度是系统中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子体系的综合,体现了两子体系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演进过程,因此,总体上也呈稳定上升的趋势,时序平均环比增长率为3.85%,方差为0.95。根据表2耦合系统发展协调度分级标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过程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见图3）。
（1）低度耦合阶段（2004年之前）。20世纪的凤凰县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落后,是一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进入90年代,在其所依赖的卷烟、采选矿等县域工业企业连年亏损、效益下滑、相邻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带动下,开始着手旅游业。2001年凤凰县施行景点的经营权转让成为了其旅游发展的转折点,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尽管跨越2003年的“非典”,但也未有显著影响。
通过2001—2004年统计数据计算表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评价指数均呈较快增长,平均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28%、1.75%。但因受其底子薄,旅游业整体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影响,综合评价指数总体较低。虽协调度显示较高值,但因综合评价指数影响,协调发展度较低,低于0.4,因此界定此阶段为低度耦合阶段。
（2）中度耦合阶段（2004—2008年）。此阶段凤凰县依托凤凰古城等优势资源,成功展了系列事件营销,极大的提高了凤凰的知名度,扩大了其品牌效应,旅游业迅速发展。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子系统指数均表现为快速增长,平均环比增长率分别为：2.6%、3.24%。但乡村振兴体系指标相对滞后,耦合度也显示较低水平。此阶段为两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磨合期。协调发展度值为0.4~0.5之间,界定为中度耦合阶段。
（3）高度耦合阶段（2008年至今）。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系统各项指标均呈稳定増长。2008年尽管受南方冰灾与汶川地震的影响,旅游指标略有下滑,但很快回升。这一时期,旅游发展在拉动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解决就业的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指标曲线均呈快速增长,平均环比增长率为：6.12%、5.17%。由于乡村旅游系统的驱动,乡村振兴指数曲线这一阶段快速上升。协调发展度也显示较高水平,总体高于0.5,界定为高度协调耦合阶段。在本阶段末甚至高于0.8,即达到极度协调耦合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凤凰乡村地域系统呈现高度耦合,但是仍然存在下列问题：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旅游产业“一枝独秀”,经济增长支撑单一;旅游与农业、渔业融合规模小,成长能力弱;旅游的关联带动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3.3 系统耦合演化 分别对乡村振兴指数与乡村旅游指数时序进行拟合,通过试算,四阶幂函数达到最高拟合度,则得其相应演化方程为：
F x = - 0.000048555 t 4 + 0.0014 t 3 - 0.0096 t 2 + 0.0403 t + 0.0303 （11）
G x = 0.000026388 t 4 - 0.001 t 3 + 0.014 t 2 - 0.0327 t + 0.0823 （12）
其拟合曲线见图4所示。拟合方程（11）、方程（12）为四阶幂函数,拟合效果较好,基本上体现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演进过程。对演化方程两边求导（见公式（8）所示）,则得各子体系演化速度函数如下：
V x = - 0.00019422 t 3 + 0.043 t 2 - 0.0192 t + 0.0403 （13）
V y = 0.00010555 t 3 - 0.0031 t 2 + 0.0292 t - 0.0327 （14）
式中：V(x)、V(y)分别反映了乡村振兴子系统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演变速度,见图4所示。图4反映出两子系统演变速度总体上呈平稳上升趋势。V(x)在2014年表现为一个峰值,2015—2017年略有下降,表示系统高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体系演变速度趋缓。V(y)显示出近似直线,在2017年略趋平缓。
Fig. 4 The coupling evolution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system in Fenghuang County

图4 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演化过程

将公式（13）、（14）代入公式（10）则可计算出两变化趋势的夹角α,即剪刀差,见图4。α反映了两变化趋势的差异。图4显示α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最大值为1.3162,约为75º,整个演化过程为锐角。变化形态呈拉平“S”形曲线,显示出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4年,吻合了系统低度耦合阶段。这一阶段α表现为快速下降,图3显示的耦合度也处于一个较高的值。反映了耦合初期子系统演变趋势快速趋同。第二阶段为2004—2014年。这一阶段α值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变化速度缓慢。图3耦合度表现出较大的波动。这一阶段时间跨度也较长,体现了耦合系统漫长的磨合调整期。第三阶段为2014—2017年。这一阶段α显示快速下降,达到2017年最小值0.6446（约37°）。反映了系统耦合发展到较高阶段其演变趋势也存在快速趋同。

3.4 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轨迹与路径选择

3.4.1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演化轨迹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属于一类特殊乡村地域系统。凤凰县案例研究反映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较为完整的演化过程与轨迹。综上所述,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SPF（State-Pressure-Evolution）结构模型,在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逻辑方向上,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自发演化过程可归纳为：压力-嵌入-调整-协调的耦合发展过程（如图5所示）。
Fig. 5 Evolu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rural tourism coupling system

图5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演化轨迹

图5中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演化轨迹体现了原因-结果-对策的因果驱动机制。当乡村地域系统状态失衡（经济下滑、环境破坏等）,产生压力,系统自发响应寻求新的发展。旅游业的嵌入来了勃勃生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进入初级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在助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快速发展与落后的基础设施的矛盾、粗放的管理体系、无序开发、商业氛围掩盖了乡土气息、容量超标等。系统表现为冲突协调的漫长耦合调整阶段。系统通过自我调节或借助外力,解决内部矛盾冲突,进入互促互补的协调发展阶段。
3.4.2 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政策参考 显然,乡村旅游体系特征完美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是助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重要驱动力。因此,以乡村旅游为导向,引导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选择。而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系统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逻辑方向的演化规律,按照自上而下的演绎方向,乡村振兴战略之乡村旅游路径与实现可表达为：目标-响应-政策-协调。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即为路线目标。系统行为主体响应目标压力进行目标驱动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制订。整个过程中政府是主要响应主体,政策效应是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和保障。政策体系的设计应以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演化规律与作用机制为依据,采用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手段,引导系统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在耦合的初级阶段,政府可为未来发展设定方向,为乡村旅游的嵌入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初级阶段旅游开发投入较大,相对效益不高,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则需政府投入、引导推动与管理,从而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建设的推进。在后续调整阶段,农民积极性逐渐提高,旅游效益逐渐明朗,但同时进入耦合调整阶段会带来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为确保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有关政策法规及制度进行规范、引导、扶持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快速耦合,从而带动整个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认为二者存在耦合关系,通过参与主体的驱动-响应机制,形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并通过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系统运作、演化与发展。
以湖南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典型案例地,分别构建了包含18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包含10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
根据协调发展度等级划分,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过程划分为低度耦合、中度耦合和高度耦合三个阶段。低度耦合阶段其协调度显示较高值,受综合评价指数影响,协调发展度较低,低于0.4;中度耦合阶段中耦合度显示较低水平,为两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磨合期,协调发展度值为0.4~0.5之间;高度耦合阶段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受乡村旅游系统的驱动,乡村振兴指数曲线这一阶段快速上升,协调发展度也显示较高水平,总体高于0.5。
根据子系统拟合曲线,分别求得两者演化速度函数,并计算了反映了两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演化过程及其特征。演化过程呈拉平“S”形曲线,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上吻合了系统低度耦合阶段,此阶段剪刀差表现为快速下降,反映了耦合初期子系统演变趋势快速趋同;第二阶段时间跨度较大,此阶段剪刀差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变化速度缓慢,体现了耦合系统漫长的磨合调整期;第三阶段剪刀差显示快速下降,反映了系统耦合发展到较高阶段其演变趋势也存在快速趋同。
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研究表明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演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自发演化过程可归纳为：压力-嵌入-调整-协调的耦合发展过程,其耦合演化过程则体现了原因-结果-对策的因果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实现路径：目标-响应-政策-协调,提出了政策体系的设计应以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演化规律与作用机制为依据,采用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手段,引导系统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定量研究中,各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其基础。相对而言,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较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成熟。论文虽然就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受现实性原则的限制和可参考研究缺乏,其指标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构建一个完整科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不断研究和探索的过程。结合实地调查应是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手段与途径。
凤凰县是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研究的典型案例,但是,单个案例研究存在局限性。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考虑不同类型乡村地域系统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机制及协调发展规律的探讨,为因地制宜制订乡村振兴的乡村旅游路径提供更为科学的政策参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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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瑞玲, 佟连军, 佟伟铭, 等. 沈阳经济区经济与环境系统动态耦合协调演化. 应用生态学报, 2011, 22(10): 2674-2680.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耦合度模型,分别对沈阳经济区1990—2009年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发展速度差异、耦合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沈阳经济区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提高.由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与环境系统建设水平都呈波动升高趋势,使二者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42增长至0.89,反映了该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不断改善,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协调.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与环境建设速度的提高,使二者的剪刀差由0.63°降到0.22°,证明了发展速度有助于协调状态的实现.沈阳经济区经济与环境系统耦合度分布于45°〈β〈90°的范围,处于共同发展状态,但由于二者演化速率的比值逐渐减小,耦合度逐渐趋近于45°,说明二者关系在逐步走向协调.

[Han Ruiling, Tong Lianjun, Tong Weiming, et al.Coordinated evolvement of dynamic coupling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in Shenyang Metropolitan Area.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1, 22(10): 2674-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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