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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9 , Vol. 38 >Issue 8: 1965 - 197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436

Articles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growth of tourism enterprises on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in Zhangjiajie

  • MA Xuefeng ,
  • YANG Xue ,
  • LI Zh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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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5-0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10-30

  Online published: 201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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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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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ourism enterprises in Zhangjiajie by the method of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It selects the compactness index and the spatial uniform distribution ellipse of urban area to examine the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in Zhangjiajie. We compare the overlap area of tourism enterprises ellipse and urban space ellipse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growth of tourism enterprises on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growth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enterprises in the study area presented a pattern of "one core and multiple poles" in the initial peirod, then turned to the "core-periphery" of the generation period and finally formed a "cluster expansion" pattern with a high density center and three sub-center linkage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2) The built-up area of the city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urban space expanded continuously, and the compactness of built-up area gradually decreased. (3)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degrees of the spatial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enterprises impacting the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are different, and present a gradual increasing trend. The conclus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our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tourism enterprise; spatial growth;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influence degree; Zhangjiajie

Cite this article

MA Xuefeng , YANG Xue , LI Zhilong .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growth of tourism enterprises on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in Zhangjiaji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8) : 1965 -1978 . DOI: 10.11821/dlyj020180436

1 引言

城镇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城镇形态伴随着城镇的产生而来,是城镇深层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空间表现。对城镇空间形态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城市地理学和规划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信息和空间分析技术的日益成熟,国内外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形态的构成要素[1,2]、城镇空间形态的特征[3,4]、演变过程[5,6,7,8]、动力机制[9,10,11,12]和可持续城镇空间形态[13,14,15]。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16],传统的城镇化发生了重要转向,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由粗放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旅游业以其融合性、渗透性和带动性,已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驱动力量,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业的基础部分,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镇化过程中对旅游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多从静态角度对旅游企业成长的动力[17,18]、影响因素[19,20]、模式[21]与管理策略[22]等方面进行探讨,在研究内容上,对旅游企业成长的研究多停留在对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上,缺乏时间动态旅游企业空间成长演化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访谈法最为常见,且有限的定量研究中,多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简单的数理统计分析,空间上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范围上,大多基于中观和宏观尺度,微观尺度较少。
企业成长是指企业规模的扩张与获取资源能力的增强[23],据此本文界定旅游企业空间成长为：旅游企业在地域空间上集聚规模的扩张与空间分布的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旅游景区[24,25]、旅行社[26]、星级饭店[27]等单一类型旅游企业的空间成长,而对多种类型旅游企业空间成长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且在已有研究[28,29,30]中,大多侧重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关注产业发展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鲜有文章从微观层面关注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多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学、计量学分析,空间关系上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旅游发展具有周期性特征,旅游产业生成[31,32,33]有利于揭示旅游企业各周期阶段的完整演化过程,故从旅游产业生成视角,探讨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及其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重新认识旅游企业的重要作用,关注实体经济微观成长更能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呼应国家战略和现实发展需求。因旅游而建、旅游而兴的张家界市已从原先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变成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链的延伸拓展在不断促进旅游企业成长壮大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驱动力量,故选取张家界为研究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对其他同类型城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从旅游产业生成视角,结合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及紧凑度指数,探讨张家界1989—2016年在旅游产业生成的不同阶段,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及旅游企业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布局,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张家界市位于中国湖南省西北部,现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和慈利县,市域面积9653 km2。1989—2016年,张家界市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1.69%增长至2016年的89.05%,旅游总接待人数也由1989年的56.49万人次增长至2016年的6143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18.97%。截止到2016年,张家界市有星级宾馆37家,旅行社106家,持证导游5669人,住宿、餐饮、游览在旅游收入中所占比例由1989年的50.3%增长为2016年的63.7%,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城镇人口由1989年的18.45万人增长至2016年的70.43万人,城镇化水平从1989年的12.65%增长至2016年的41.22%,农村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也由60.85%降低至37.10%,城乡之间差距逐渐缩小,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空间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旅游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张家界市工商局企业注册资料,同时结合1997—2017年的《张家界市统计年鉴》以及《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张家界市志》。本文统计的旅游企业主要是宾馆、酒店、旅行社三类旅游企业,旅游企业筛选的依据主要是企业注册资料中对经营业务的描述,研究的时间点是按照旅游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时间确定,共收集994家在工商注册登记的旅游企业数据。依据张家界旅游业发展的史实及初期的探索研究[34,35],选取1999年、2007年、2016年3个时间节点为旅游企业成长的典值年份。通过Google Earth确定张家界市各旅游企业经纬度坐标值,采用ArcGIS 10.0软件进行相关空间分析。其次,本研究中夜间灯光数据主要来源于NASA官网。

2.3 研究方法

鉴于旅游产业生成过程具有时空动态性特征,为更好刻画旅游企业成长在空间上的结果,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及紧凑度指数,并借鉴丁娟的分析思路[36]对张家界旅游企业与城镇空间形态时空演化过程及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进行剖析,既能体现张家界旅游企业集聚中心、分布规模及方向的变化过程,又可揭示该地区旅游企业空间成长演化特征,还可反映城镇空间形态形成过程,对于依托自然资源成长的旅游城镇而言有一定借鉴意义。
2.3.1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可以通过高低值区域的分布较为明显的揭示地理事物分布的局部特征。核密度值遵循距离衰减规律,相对于普通点密度分析算法,核密度分析的计算结果分布更为平滑。核密度估计函数表达形式为[37]：
f x , y = 1 n h 2 ∑ i n k d i x , y h
式中： f x , y 表示位于 x , y 位置的密度估计; n 表示观测数值; h 表示带宽或平滑指数;核函数 k · 是一个权函数; d i x , y 表示 x , y 位置第 i 个观测位置的距离。
2.3.2 标准差椭圆分析法 不同阶段,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在各个方向上的离散程度有所不同,使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可以反映旅游企业成长各时期空间分布的方向性与离散程度。标准差椭圆（SDE）主要由4个要素构成：中心、长轴、短轴和方位角。其中SDE中心为要素平均中心,表示要素空间分布的中心位置。长轴反映了旅游企业分布的主要方向,短轴反映了旅游企业分布最少的方向。方位角代表了SDE长轴与垂直方向上顺时针所成角度。
2.3.3 紧凑度指数 紧凑度是衡量城市形态演变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广泛用于城市空间扩展研究[38],紧凑度指数能较好反映城市扩张过程中建成区轮廓的形状特征。公式如下[39]：
c = 2 A / P
式中： c 表示紧凑度指数; A 表示建成区面积（km2）; P 表示建成区边界轮廓的周长（km）; c 值介于0~1之间,值越大,城市形态越具有紧凑性,反之,则越分散。

3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演化过程和特征

根据旅游企业[40]的界定及张家界旅游企业实际情况,鉴于张家界配套旅游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旅游景区而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现主要对住宿业、餐饮业、旅游游览业这几类旅游企业进行空间分析,以反映不同阶段配套旅游企业的空间集聚和扩散过程,为旅游企业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3.1 集聚中心演变过程

结合图1和表1,可看出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集聚中心的经纬度坐标及中心演变过程：旅游企业集聚中心始终位于永定区,并呈现出不断向东北方向武陵源区与永定区边界交汇处移动的趋势;集聚中心空间位置变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大致为偏东偏北方向。3个时期旅游企业空间分布中心均位于永定区,1999年的椭圆中心位于110.497°E、29.195°N,2007年的椭圆中心（110.560°E、29.199°N）总体向偏东方向移动,2016年的椭圆中心（110.549°E、29.204°N）相较于生成期中心位移不明显,有进一步向武陵源区移动的趋势。
表1 1999年、2007年、2016年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特征椭圆参数

Tab. 1 The parameterrs of SD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nterprises in Zhangjiajie in 1999, 2007 and 2016

特征椭圆 中心坐标 长半轴
（km）		 短半轴
（km）		 方位角
（°）		 面积
（km2）
1999年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 （110.497°E,29.195°N） 0.16 0.26 77.25 1429.78
2007年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 （110.560°E,29.199°N） 0.53 0.32 153.99 5925.22
2016年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 （110.549°E,29.204°N） 0.25 0.85 76.60 7435.84
图1 1999年、2007年、2016年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

Fig. 1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spatial layout of tourism enterprises in Zhangjiajie in 1999, 2007 and 2016

3.2 旅游企业分布方向与规模演变过程

通过对旅游企业集聚中心演变过程的分析可得,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在各阶段体现出差异性与不均衡性。为进一步观测各时期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的具体差异,结合各阶段旅游企业标准差椭圆参数（表1）及张家界市旅游收入构成情况,以体现不同时期张家界旅游企业分布方向、规模、集聚程度。
1989—2016年,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走向经历了由东北-西南方向到西北-东南方向再到东北-西南方向的转变,空间集聚规模整体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鉴于张家界市历年旅游收入构成情况及旅游企业选取的可行性,着重分析不同阶段住宿、餐饮、游览在旅游收入构成中所占比例,以进一步体现旅游企业集聚规模的阶段性演化过程及特征。
3.2.1 出现期（1989—1999年） 旅游企业标准差椭圆长半轴长度为0.16 km,短半轴长度为0.26 km,椭圆方位角为77.25°,说明这一时期张家界市旅游企业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为东北-西南方向。椭圆面积为1429.78 km2,说明出现期张家界旅游企业分布范围相对较小,集聚程度总体偏低;从椭圆涵盖范围可以看出,旅游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性较为明显,旅游企业多集中分布在永定区城区中部,武陵源区东南部与慈利县西南部旅游企业分布范围相对较小。
对住宿、餐饮、游览在旅游收入中所占比例进行分析可得：住宿、餐饮、游览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由1989年的50.3%下降到1999年的36.5%,说明这一时期旅游企业规模收缩较明显,旅游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1992年武陵源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之后,景区内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在旅游经济利益驱使下,各方利益主体纷纷在景区内兴建旅游接待设施,旅游接待压力在促进旅游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景区内无序化建设,严重破坏了景区内风景名胜资源,影响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直接导致了1998年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黄牌警告后,张家界市政府开始对武陵源景区内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并将景区内的原住民按照自愿选择搬离地原则一同拆迁搬离,原先分散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景区范围内的旅游企业和原住民先后搬离景区,相继搬到空间距离较近的永定区和索溪峪镇,促使旅游企业规模发生明显的变化。
3.2.2 生成期（2000—2007年） 旅游企业标准差椭圆长半轴和短半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椭圆长轴由1999年的0.16 km增长到0.53 km,短轴由1999年的0.26 km增长到0.32 km）,长短半轴的值差距拉大,说明旅游企业空间分布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方向性;2007年椭圆方位角为153.99°,说明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走向由东北-西南方向变为西北-东南方向,其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在空间上表现为较为明显的逆时针旋转（方位角由1999年77.25°增大为153.99°）,说明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走向向西北偏移明显。椭圆面积显著变大,由1429.78 km2扩大到5925.22 km2,说明旅游企业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离散程度增强。
对住宿、餐饮、游览在旅游收入中所占比例进行分析可得：住宿、餐饮、游览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由2000年的44%增加到2007年的58.3%,说明这一时期旅游企业规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旅游企业规模与出现期相比增幅较大。这一时期张家界市政府对交通设施的完善,进一步加速景区内的旅游产品集聚,随着国内旅游市场需求不断增大,推动了大型旅游公司开始参与天门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天门山景区的开发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形成了强有力的联动效应,促进了天门山景区旅游接待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吸引众多旅游小企业向永定区集聚,在资源择优和距离则近规律作用下,永定区逐渐形成新的旅游增长极,城镇旅游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且由于集聚规模不断扩大,在旅游容量的限制和约束下,旅游企业在向永定区集聚的同时向周边城镇不断扩散,推动了慈利县和桑植县旅游发展,主要为慈利县江垭温泉度假村与万福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由于受到交通可达性、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41],生成期各集聚区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
3.2.3 发展期（2008—2016年） 旅游企业标准差椭圆长轴由2007年的0.53 km减少为0.25 km,短轴由2007年0.32 km增长为0.85 km,说明旅游企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离散趋势;2016年椭圆方位角为76.60°,标准差椭圆在空间上呈较大幅度顺时针旋转,这一时期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趋势与生成期差异较大,总体分布方向由西北-东南方向变为东北-西南方向;椭圆面积由2007年的5925.22 km2增加至2016年的7435.84 km2,面积大幅度增长,说明旅游企业空间分布范围继续保持扩张的趋势。
对住宿、餐饮、游览在旅游收入中所占比例进行分析可得：住宿、餐饮、游览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由2008年的59.1%增长到2016年的63.7%,说明这一时期旅游企业规模仍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增速逐渐放缓。这一时期,张家界政府对全市旅游资源重新归类组团,依托原有特色旅游资源,发掘地方文化,创新民俗旅游演艺产品,开展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不仅使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传承和发扬,也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企业发展。武陵源区魅力湘西民俗表演与永定区天门狐仙民俗表演,不断丰富、完善了旅游产品体系[42],也极大调动了旅游企业参与旅游产品开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不同企业在模仿创新过程中极大地提升了旅游企业综合实力,促进了区域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张家界政府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旅游开发模式,进一步推动着以旅游资源为核心吸引物,餐饮、住宿、游览类等不同类型旅游企业间产业链条的形成。

3.3 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

3.3.1 出现期（1989—1999年） 由图2a可以看出,出现期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为：1999年张家界旅游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永定区,武陵源区形成一大一小两片集聚区域,桑植县和慈利县各形成两片集聚区域;这一时期旅游企业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总体不高,旅游企业主要分布在永定区的普光禅寺和土家风情园附近;在总体集聚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永定区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其次为三个次集聚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桑植县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慈利县五雷山景区;这一时期永定区成为旅游企业的核心集聚区,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一核多极点”的结构特征,即一个中心集聚区,多个次级中心区的分布格局。
图2 张家界旅游企业的核密度分析

Fig. 2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tourism enterprises in Zhangjiajie

3.3.2 生成期（2000—2007年） 由图2b可以看出,生成期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为：永定区为旅游企业的核心集聚区,武陵源区与慈利县形成两片次级集聚区,旅游企业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武陵源区与慈利县的旅游企业集聚区域进一步扩大;武陵源区由于核心景区提供旅游服务能力的增强,对旅游企业的吸引力不断扩大,旅游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慈利县江娅镇由于万福温泉的开发,带动了区域内相关旅游企业的发展,逐渐形成次级集聚中心;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永定区为核心集聚区,武陵源区和慈利县为边缘集聚区的空间格局,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
3.3.3 发展期（2008—2016年） 由图2c可以看出,发展期旅游企业空间空间成长特征为：永定区仍然为旅游企业高密度集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慈利县分别形成三片集聚区域,武陵源区、慈利县集聚程度相对于桑植县较高,相对于永定区较低;这一时期在“三星拱月,全域旅游”发展思路下,旅游企业的空间分布更加合理,企业类型也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到2016年,形成了一个高集聚中心永定区和三个次中心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桑植县由于受交通瓶颈制约等影响,形成的集聚区域相对于旅游企业的其他集聚区而言,集聚程度相对较低。

4 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过程及影响分析

4.1 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过程

城镇空间形态既包括城镇外部空间形态,也包括城镇内部的空间结构,城镇外部空间形态主要指城镇建成区的轮廓[43,44],由于建成区轮廓的变化更能从整体上反映城镇空间形态的特征,故本文以建成区的轮廓变化来表现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
夜间灯光数据已被证明可以用于城市建成区的提取[45,46],依据张家界不同年份建成区统计资料以及夜间灯光数据的提取,得出张家界市不同时期城镇空间形态图与建成区面积。为进一步反映城镇空间扩展方向的变化,通过使用ArcGIS格网（Fishnet）分析工具对1999年、2007年、2016年的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图进行110 m×200 m格网划分,用每个格网中心组成的剖分点来表征张家界市连续城镇空间,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计算得到三个时期完全均衡状态下的张家界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标准差椭圆（图3）。在此基础上,结合紧凑度指数来反映不同时期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
图3 张家界城镇空间的均匀分布椭圆

Fig. 3 The spatial uniform distribution ellipse of urban area in Zhangjiajie

由图3和表2可以看出：张家界城镇空间的扩展方向总体为东北-西南方向,1989年以来,建成区面积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同时,紧凑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建成区用地较为分散,城镇形态紧凑性相对不高。出现期,紧凑度为0.46,这一时期城镇发展尚未成熟,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建成区用地较为集中;生成期,紧凑度下降到0.40,这一时期,城镇发展较为迅速,建成区四周出现分散的点状斑块,城镇功能布局趋向多样化发展;发展期,紧凑度下降至0.38,这一时期,城镇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呈现出外扩趋势,建成区周围点状斑块不断成长壮大,受到政策引导及可建设用地制约,城镇发展较为分散。
表2 1999年、2007年、2016年张家界建成区的面积与紧凑度

Tab. 2 The built-up area and compactness of Zhangjiajie in 1999, 2007 and 2016

年份 建成区面积（km2） 紧凑度
1999 645 0.46
2007 735 0.40
2016 830 0.38

4.2 阶段性影响分析

标准差椭圆（SDE）不仅可以对单要素地理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分析,还可以对多要素地理空间状态进行定量解释[47]。对不同要素SDE大小、方位等基本参数进行对比,可以提供不同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信息和重合信息。基于现有研究成果[41,42,48],结合张家界“因旅游而建、旅游而兴”的特殊情况,本文通过比较不同阶段旅游企业椭圆和城镇空间椭圆的重合面积,以定量刻画出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
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具有动态性特征,但其在某个时点则体现为空间分布状态。通过对同一空间范围内旅游企业与城镇空间形态的标准差椭圆面积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该时期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
4.2.1 出现期 由图4a和表3看出：这一时期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的走向与旅游企业空间分布的走向略有差异,旅游企业空间分布偏移角度略大于城镇空间分布,总体分布方向均为东北-西南方向,空间分布走向大体一致;对二者空间分布椭圆面积进行对比可得：出现期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面积为1429.78 km2,城镇空间分布椭圆面积为2811.84 km2,表明出现期旅游企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而空间扩展性相对较弱;城镇空间分布椭圆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的空间重合面积为1247.81 km2,表明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旅游企业方面,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促进了景区内公路等基础设施及接待设施的完善,景区城镇化初现端倪,张家界市旅游从业人员由1989年的780人提高至1999年的5905人,因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企业各方面发展水平仍较低;城镇化方面,城镇建设围绕景区展开,随着景区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镇建设进入崭新阶段,逐渐完成农林业城镇向旅游城镇的转变,空间规模稳步扩张,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由于旅游企业规模较小,对城镇的经济贡献有限。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出现期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主要由于二者在空间集聚性上的差异性。
表3 1999年、2007年、2016年张家界旅游企业椭圆与城镇椭圆的重合面积

Tab. 3 The overlap area between the ellipse of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town ellipse of Zhangjiajie in 1999, 2007 and 2016

年份 城镇空间分布椭圆面积（km2） 旅游企业空间椭圆面积（km2） 重合面积（km2）
1999 2811.84 1429.78 1247.81
2007 2545.37 5925.22 2124.38
2016 2921.95 7435.84 2921.95
图4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Fig. 4 The impact of the spatial growth of Zhangjiajie's tourism enterprises on the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4.2.2 生成期 由图4b和表3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城镇空间分布椭圆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空间分布方向并不一致,但由于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扩张速度较快且规模较大,使得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影响程度随之增强;对二者空间分布椭圆的面积进行对比可得：生成期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面积为5925.22 km2,说明旅游企业空间集聚范围与出现期相比明显增加,城镇空间分布椭圆面积为2545.37 km2,城镇空间的集聚性提升,这主要由于城镇内部空间结构调整,使得原有建设用地利用度不断提升,这也是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影响程度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生成期二者空间分布重合面积为2124.38 km2。旅游企业方面,旅游需求持续高涨,市场经济日趋活跃,旅游企业间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加快,旅游就业带动效应显著,旅游从业人员由2000年的7075人提高至2007年的3.5万人,旅游收入也大幅增长,由19.41亿增长至91.25亿;城镇化方面,旅游接待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交通也得到了极快发展,张家界机场港澳航线的开通、新火车站的竣工及石长铁路的开通,极大增强了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镇规划更加合理,也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所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二者在空间集聚扩张速度与规模上的差异性。
4.2.3 发展期 由图4c和表3可以看出：发展期城镇空间分布椭圆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空间分布方向均为东北-西南方向,一致性程度相对较高;对二者空间分布椭圆的面积进行对比可得：发展期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面积为7435.84 km2,城镇空间分布椭圆面积为2921.95 km2,说明发展期张家界市旅游企业与城镇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拓展,旅游企业空间分布集聚程度相对于上一时期有所下降,城镇空间的集聚性下降;由图4c可以看出城镇空间拓展继续保持上一时期基本形态和方向,其空间集聚程度略有所降低,而旅游企业空间集聚范围与生成期相比有所扩张,增速渐缓,旅游企业空间分布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发展期二者空间分布重合面积为2921.95 km2,即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面积。旅游企业方面,在旅游需求质量的引导下,旅游市场进一步拓展,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极大增强了旅游企业创新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了区域内旅游产业链条延伸,促进了旅游演艺产业蓬勃发展,城镇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城镇化方面,随着旅游带动战略全面实施,带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提升品质,生态宜居,城景分离”的规划理念下,张家界政府加快特色旅游小镇建设,城乡互动不断加快,城乡体系连接性不断增强,功能分工日趋明显,城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发展期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影响程度持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旅游需求多元化和高级化推动旅游企业空间生产进行自适应调整,同时由于旅游企业规模扩大和品质提升,也推动了城镇功能体系不断完善,城镇空间发展要素日趋多元化,因此,其对于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呈现出不断增强趋势。

4.3 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

增长极理论认为,平衡发展是不现实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非均质的自然本底与差异的区位条件必然使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难以消除的差别[49]。对于旅游城镇而言,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旅游企业,旅游企业的发展主导了城镇的发展。张家界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资源禀赋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旅游企业自身的逐利性、交通的可达性及政策的调控性等因素驱使旅游企业在空间上集聚或扩散,从而实现旅游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带动区域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功能体系的完善。
随着周期阶段的演变与内外影响因素的变化,不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阶段旅游企业空间成长与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体现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表4）。对于因旅游建市的张家界而言,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要素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实现的,在资本的循环累积效应下,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出现期,旅游资源的赋存条件直接决定了早期旅游企业的选址,旅游企业空间成长依托于地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推动住宿业、餐饮业、旅游游览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集聚效应带动产业、资本、物资、人口等要素向旅游企业集聚中心空间集中,从而带动城镇人口的增多和城镇规模的扩大;生成期,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增大,推动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拓展,市场机会提升,在旅游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旅游企业集聚规模不断扩大,在旅游容量的限制和约束下,旅游企业不断向新景区景点附近扩散,形成新的旅游产业集群,带动旅游基础及接待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交通可达性也大幅提高,加速了城镇再生体系的优化,形成新的城镇空间格局,城镇接待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为旅游企业的空间成长提供了保障;发展期,在旅游需求质量的引导下,旅游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群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扩大城镇消费功能,旅游消费引导的城镇“泛旅游生产”逐渐弱化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功能,加速集聚新业态的出现,促进城镇空间结构和功能配置的不断优化,形成新的城镇空间增长区域,推动城镇空间形态演变。其作用机理见图5。
表4 不同时期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城镇化特征及两者关系

Tab. 4 Spatial growth characteristics,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jiajie tourism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periods

周期阶段 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 城镇化特征 两者关系
出现期 一核多极点 相对集中 影响程度较弱
生成期 核心-边缘 点状分散 影响程度提高
发展期 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格局 外扩趋势 影响呈现不断增强趋势
图5 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

Fig. 5 Th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growth of tourism enterprise on the evolvement of urban spatial form

综上,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是旅游企业在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交通改善、政策扶持等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在地域上产生的空间效应,不同时期要素对城镇空间的需求不同,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不同,进而对城镇的规模和质量产生影响,引发城镇空间功能转变与城镇结构优化,从而推动城镇空间形态的不断演化。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旅游企业集聚中心始终位于永定区,并呈现出不断向东北方向武陵源区与永定区边界交汇处移动的趋势;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总体走向经历了由东北-西南方向到西北-东南方向再到东北-西南方向的转变,空间集聚规模整体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出现期,形成“一核多极点”的空间格局;生成期,形成“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发展期,形成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空间格局。
（2）城镇空间扩展方向总体为东北-西南方向,建成区用地紧凑度逐渐下降,城镇空间形态整体呈现出不断扩张趋势。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一定差异性,整体呈现出逐渐增强趋势。出现期：由于城镇空间集聚性远低于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性,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较弱;生成期：由于旅游企业空间分布椭圆与城镇空间分布椭圆在空间集聚扩张速度与规模上的差异性,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所提高,旅游企业成长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成效显著;发展期：由于旅游需求推动、旅游企业创新发展及城镇功能体系不断完善,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继续保持着增强态势,城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高度。
（3）旅游城镇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旅游化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旅游企业作为旅游城镇经济的生产者与提供者,其空间成长会对城镇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要素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实现的,在资本的循环累积效应下,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旅游企业在集聚与扩散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而加速要素间的流动,加快推进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实现旅游企业空间上的不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旅游产业集群逐渐形成,旅游企业提供旅游服务的能力增强,进一步刺激了旅游需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促进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对乡村的辐射进一步增强,城镇空间形态随之发生变化,城乡间差距不断缩小,城乡空间格局不断优化,进而推动新一轮旅游企业集聚,促进新旅游城镇形成,最终实现旅游企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

5.2 讨论

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36]表现出一定差异性,该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旅游产业生成视角,分析县域尺度下旅游企业与城镇空间形态时空演化过程及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及空间尺度方面有一定的创新。
（2）着重分析了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规模、特征及旅游企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过程,对于依托自然资源成长发展的旅游城镇而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通过分析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探讨各阶段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了解旅游企业及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规律及演化趋势,同时也有利于相关部门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张家界城镇化进程,进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呼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旅游产业发展需求,改变新兴旅游城市所在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
由于研究时间跨度较大和数据可得性限制,选用点值年份的数据,分阶段进行研究,因此数据研究的精确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尝试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来提取建成区,其方法在较小城市中应用的可行性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选取的案例地只是自然资源依托型旅游城市的一个代表,而对于不同类型的旅游城市,其配套旅游企业演化的路径和过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目前得到的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还需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与其他资源依托类型的旅游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将旅游景区纳入旅游企业中,不断完善其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影响的作用模型,从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模拟和预测;进一步将分形维数、偏离度和形状指数等指标运用到城镇空间形态的分析中,对城镇外部轮廓形态、内部空间结构进行相关测度和分析,以更好的揭示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这也是日后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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