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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oupling coordinated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0-2015: Taking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HAN Zenglin 1, 2 ,
  • ZHAO Qihang 2 ,
  • ZHAO Dongxia , 1, 3 ,
  • GUAN Duny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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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enter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 3. 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0-2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4-19

  Online published: 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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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Abstrac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revitalizing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Northeast Phenomen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Northeast China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gain. This paper, selecting Liaoning province, which is featured by obvious chang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stablishes the index system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since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00-2015,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showing a high level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there were obvious fluctuations in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The number of moderately incoordinated counties had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areas had declined, and the main incoordinated coupling areas were the inland border area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with enhanced coupling degree and reduced coordination degree share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s were not synchronized, and the population composite index had been declining, while the economic composite index increased or decreased, which is also the main cause for regional im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wher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are both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there still exists a certain spatial structure of "circle + axis", in which circle refers to the three-circle structure (decreasing from center to surroundings) of Shenyang, Anshan and Dalian, and the farther away from the central area, the lower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the axis structure is the urban corridor of Shenyang-Dalian on the Harbin-Dalian High-speed Railway line, which forms a more obvious "gradient axis".

Cite this article

HAN Zenglin , ZHAO Qihang , ZHAO Dongxia , GUAN Dunyi .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oupling coordinated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0-2015: Taking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12) : 3025 -3037 . DOI: 10.11821/dlyj020181154

1 引言

继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为调和东北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解决资源性城市主导产业衰退,消除“东北现象”,2003年中央先后出台了若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性意见。经过近十年的改造和推进,东北整体的经济质量和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截止2012年底,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达到12.7%[1]。但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东北尤其是辽宁省却出现了经济大幅回落、平均经济增速不到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伴随而来的人口外流、老龄化加重、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人口问题也开始不断凸显,振兴东北再次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从人口经济学视角探察振兴东北以来,这个区域中人口与经济的运动过程,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状态和格局演化特征,以此来揭示东北人口与经济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必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最早亚当·斯密(Adam Smith)[2]提出人口的不断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因。20世纪,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人口数量[3,4,5]与规模[6,7]同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到21世纪,国外学者从单纯的人口数量、规模开始转向了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累积等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如Tsen研究亚洲经济体时发现,日本、韩国、泰国的人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中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仍然是人口流动带动经济增长,马来西亚则是经济带动着人口增长[8];Bucci等通过建立资本累积、人力资本投入和横向R&D模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9]
中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人口与经济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相继有学者提出“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理念[10]、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有积极作用[11]、建立“成本-收益”模型来探讨人口生育率与经济关联性[12]、人口多要素与经济关系[13]等。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加丰富和多元,有从宏观尺度找出区域间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14,15,16]、区域内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异与关联性[17,18,19,20];还有从中微观尺度刻画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特征及二者之间耦合关系[21,22,23,24,25,26,27,28]等;针对东北地区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市域尺度来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24]、“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26]、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29]等。
综上,国外成果主要聚焦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相互关系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关系。而国内学者大多对省域、市域,或者经济较发达区域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从县域尺度,微观上探究二者的相互关系却成果不多。尤其是西部、东北部等国家政策重点建设发展的区域,相关研究更为少见。虽然有学者探讨了东北地区地级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格局演化[25],但东北振兴以来,特别是当东北人口与经济不断下滑的状况下,从更小尺度去获取人口与经济间是否耦合协调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本研究基于县域尺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辽宁省,通过收集2000年、2010年、2015年统计数据来研究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分析从“东北十年振兴”到“新东北现象”期间辽宁县域人口与经济间发展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为振兴东北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为东北未来的建设提供新思路、新方向。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选取辽宁省作为研究区域,一方面辽宁省作为东北的一部分,其与吉林省、黑龙江省一直协同发展,共生共建,地域文化禀赋及其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赋予东北三省“工业的摇篮”称号,在产业结构、发展模式、资源开发等方面也都具有共同特征。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受国企改革、经济体制转型、人口外流等影响,东北三省开始出现经济衰落下滑、老工业衰退、人才流失等问题。此外,通过对比东北三省2000年以来GDP和人口的发展变化(图1),发现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人口变化情况较为稳定,GDP缓慢增长后逐渐平稳;而辽宁省却呈现不同特征,人口情况先增长后有所回落,GDP先是增长幅度较大,2012年后出现较为明显的“断崖式下滑”。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值得关注。因此,从更小尺度去研究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的人口与经济相互耦合协调关系,找出辽宁省在整个东北三省经济发展中到底遇到怎样的难题,这不仅对辽宁未来应如何建设发展提供了方向,也有助于促进东北三省通力合作、共同振兴战略的实现。
图1 2000—2018年东北三省人口与GDP演变

Fig. 1 Population and GDP evolution during 2000-2018 in Liaoning, Jilin and Heilongjiang

2.2 人口与经济指标选取意义及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结合辽宁地区近年来整体发展态势分别建立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人口系统一般包括“人口水平、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净迁移量、城乡结构、医疗基础设施、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为客观全面的反映辽宁省人口情况,利用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对人口指标进行筛选,选取了13个指标构成人口系统(表1)。
表1 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系统指标体系

Tab. 1 The index system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指标类型 指标 单位 熵值法权重 层次分析法 综合权重
人口
系统
人口水平 X1总人口数 0.1107 0.0373 0.0753
X2人口密度 人/km2 0.1489 0.1179 0.1552
X3出生率 0.1028 0.0293 0.0247
X4死亡率 0.0362 0.0123 0.0235
X5人口自然增长率 0.0177 0.0227 0.0391
劳动力人口 X615~64岁人口 0.1136 0.2127 0.1822
性别结构 X7人口性别比 0.0204 0.0433 0.0643
人口迁移 X8人口净迁移量 0.0046 0.2388 0.0348
城乡结构 X9城镇化率 0.0561 0.0918 0.0841
医疗设施 X10医院数 0.1112 0.0540 0.0908
X11医院床位总数 0.1582 0.0540 0.1083
受教育程度 X12平均受教育年限 0.0627 0.0572 0.0701
X13文盲率 0.0564 0.0286 0.0471
经济
系统
经济总量 Y1GDP 万元 0.0908 0.0833 0.1084
Y2地方财政收入
Y3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万元
0.1327
0.0449
0.1668
0.0357
0.1855
0.0499
经济水平 Y4人均GDP 万元/人 0.0181 0.0676 0.0261
Y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Y6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Y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人
万元/人
万元/人
0.0463
0.0121
0.1019
0.0402
0.0363
0.1058
0.0538
0.0261
0.1295
经济要素 Y8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万元 0.0874 0.0714 0.0985
Y9出口商品供货总值 万元 0.1539 0.0714 0.1307
Y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0.0312 0.0714 0.0588
经济结构 Y11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0.0214 0.0254 0.0291
Y12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0.0770 0.0562 0.0821
Y13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0.1104 0.0945 0.1274
Y14工业总产值 万元 0.0713 0.0739 0.0905
其中人口水平和性别比重反映辽宁省各县市区人口的基本情况,采用全国普查数据和1%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选择“15~64岁”年龄段来反映劳动人口对人口系统的影响程度,并结合东北地区振兴以来人口流动现象较为明显的情况,引入“人口净迁移量和城镇化率”来表示人口流动迁移情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其中人口净迁移量选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部分统计年鉴中的迁入迁出人口进行计算,指的是户籍迁移情况,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15~64岁劳动人口及城镇化率所用到的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比重来计算。因东北在中国属于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其医疗设施水平也需考虑在内,选取“医院数和医院床位数”表示医疗设施水平;另外,考虑到教育水平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和数据可获取性,选取统计年鉴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文盲率”来反映辽宁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经济系统一般包括“经济总量、经济水平、经济要素、经济结构”等指标。不同经济指标所反映经济现象不同,为将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9]并结合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了14个经济指标构成经济系统。其中“地方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反映地区经济总量;“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经济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商品供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区域经济要素水平;此外,选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具有地区代表性的工业总产值作为反映经济结构的指标。考虑指标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县市级评价单元数据的准确性[30],指标权重分别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与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相结合,通过乘法合成的归一化处理,使权重分配更为合理,公式如下:
λ i = a i b i 1 2 / i = 1 m a i b i 1 2
式中: λ i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组合权重; a i b i 分别为第 i 个属性的客观权重和主观权重。

2.3 研究方法

耦合协调模型[31]。耦合度与协调度是对区域内人口与经济二者相互关系及其密切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耦合度说明的是二者之间关联作用的强弱关系,而协调度则说明二者在关联作用下的协调关系,如二者耦合关系较高,但其协调关系较差,导致的结果则是二者越发展其协调程度越差;同样的,如果二者耦合关系较高,其协调关系也较好,则说明二者越发展其协调程度越好。
首先,耦合度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U i = λ i u ij 0 λ i , λ i = 1
式中: U i 是耦合系统的序参量; λ i 为各个序参量的权重; u ij 表示第 j 个县市区的第 i 个综合评价值; j 1,2 , 3 57 ,其代表意义为辽宁省57个县市区。
C = 2 × U 1 × U 2 / Π ( U 1 + U 2 ) 1 2
式中:由于本文选取人口与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所以 U 1 U 2 分别代表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 C 是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耦合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 C 值的大小是人口与经济空间功能决定的,其值越大说明区域的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越强烈。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2,33,34,35]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将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耦合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表2)。
表2 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类型划分

Tab. 2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degree

耦合度 耦合类型 耦合特征
C0,0.4 低水平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相互作用不是很大,当C=0时,人口与经济之间处于无关状态,呈现无序状态发展。
C0.4,0.6 拮抗型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加强,二者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处于错综复杂的拮抗作用。
C0.6,0.8 磨合型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人口与经济之间处于不断磨合与适应的过程。
C0.8,1.0 高水平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呈现很强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域人口与经济同步,二者联系密切,当C=1时,人口与经济处于一种有序状态的趋势。
耦合度虽能反映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但不能体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因此,引入协调指数,以构建人口与经济间协调度模型,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 = α U 1 + β U 2 D = ( C × T )
式中:D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C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度;T为人口与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α β 分别为人口和经济的待定系数。由于人口与经济二者皆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将人口与经济视为同等重要的指标,故选取 α = 0.5 β = 0.5 ; U 1 U 2 分别代表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序列值。参照相关研究成果[34,35]并结合文章研究实际,将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协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表3)。
表3 人口与经济协调度类型划分

Tab. 3 The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 协调类型 特征
D0,0.2 严重失调 人口与经济无法相互促进,出现相互制约情况,二者呈现相互排斥的状态。
D0.2,0.4 中度失调 人口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制约状况,但与严重失调相比,二者之间并未达到相互排斥的状态。
D0.4,0.6 基本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处于勉强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趋势,但并不明显。
D0.6,0.8 中度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这较为明显的协调状态,二者相互促进,人口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
D0.8,1.0 高度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协调发展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呈现明显的促进态势。

2.4 数据来源

人口系统数据采用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其中抽样调查数据中部分地区缺失的人口净迁移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医院床位数等指标数据,以2016年版辽宁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数据作为补充;为保证人口与经济两系统的耦合匹配,同样选用2000年、2010年、2015年经济系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数据来源于2001年版、2011年版、2016年版《辽宁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3 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3.1 人口与经济耦合度时空分异特征

根据公式(3)所构建的人口与经济耦合度模型,分别测算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57个县市区单元的耦合度值,通过ArcGIS 10.2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形成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图(图2)。
图2 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degree during 2000-2015 in Liaoning province

从局部来看,2000年人口与经济耦合度高水平地区主要是沈阳市区周边部分县市、大连市区周边县市、鞍山市区及辽阳市区周边部分区域、辽宁省东部部分县市区域、葫芦岛市区等,呈现较为分散的分布状况;而低水平耦合区主要集中于辽宁省西北地区的朝阳市区及周边地区、阜新市周边地区等。到2010年,除了西部的建昌县地区处于拮抗型耦合外,省内各县市区都成为磨合型耦合区和高水平耦合区。其中,耦合水平开始从分散向集聚发展,出现较为明显的集中分布趋势,且以市区为核心向周边县级市拓展。到2015年,建昌县仍处于拮抗型耦合阶段,但高水平耦合区范围有了显著扩张,磨合型耦合地区大量减少。其中宽甸满族自治县、铁岭市、调兵山市、朝阳市等下辖县区却出现从高水平向磨合型耦合逆向走向,这种变化表明2010—2015年,这几个县区的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出现衰减,紧密关系开始松动。通过数据分析,主要原因是人口整体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经济却出现了负增长,导致二者的耦合在下降。建昌县2000年耦合水平与全省相比差距不大,但之后的十五年随着其他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差距开始明显增大,除地理位置偏远外,还与中心县市区的联动性不强有关,致使其人口与经济耦合度一直在降低。
从整体来看,环渤海地区人口与经济耦合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多样、交通发达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省内对人口、人才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等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辽宁中部县市区则以省会沈阳为核心,在其经济辐射和主体功能区的作用下,周边县市区经济活动联系不断紧密,形成了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趋势,也保持着较高水平的耦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省边界地区一直从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递进,且耦合度不断增强,一方面说明辽宁省与周边省份间相互作用、相互往来在提高,另一方面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辽宁省对该地区的重点扶持和着力建设已见成效。

3.2 人口与经济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

根据公式(4)测算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57个县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并通过ArcGIS 10.2软件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分别生成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分布图(图3)。
图3 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ordination degree during 2000-2015 in Liaoning province

从局部看,2000年人口与经济高耦合协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两个辽宁省人口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辐射周边部分地区同样处于基本协调和耦合的状态,说明这两个城市对临近县域的带动和影响是显著的。其中,沈阳与大连之间区域大多呈基本协调,表明沈阳与大连的“两核双驱”联动功能在发挥效用,对沿线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但内陆边界及辽西北城市群中县域的人口与经济却是中度失调,这也是低水平耦合集中的区域,说明人口与经济联系并不密切,彼此之间协调性较差,其GDP在辽宁省排名垫底。到2010年,辽宁省耦合度向高水平发展,同时中度失调地区的数量也略有增加,人口与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相互制约、阻碍作用也开始显现。沈阳和大连仍保持高耦合、高协调状态,其中沈阳周边基本协调地区出现收缩现象,部分转变为中度失调地区,表明沈阳在大力推动经济区建设后,虹吸效果增强、极化作用突出,影响了对周边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大连市也出现涓滴效果减弱现象,且受到鞍山地区、辽东湾盘锦、营口地区的快速发展,盖州市协调度下降,进入中度失调状态。此外,处于“沈阳-大连”间的鞍山市辖区县域耦合协调性明显上升,可能继沈阳、大连外成为第三个区域增长点。2015年,辽宁省县域的人口与经济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耦合状态,但协调性再次发生变动。中度失调地区数量继续上升,说明大连和沈阳的“双核”辐射拉动作用开始减弱,沈阳经济区建设对周围县区的虹吸影响依旧存在,沿海经济带中葫芦岛市区协调度下降,进入中度失调状态,盖州县区仍处于中度失调情况,这对于辽宁提出的“一极一带”振兴战略将是严峻的挑战。
从整体看,十五年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一直处于高度协调到中度失调之间,尚未出现严重失调现象。这说明辽宁虽然面临人口负增长、人口外迁、经济下滑等问题,但总体上人口和经济仍保持稳定可控的发展态势。值得关注的是,省内陆边界地区长期处在中度失调,且总数量达到了全省的2/3以上,既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大阻力,又牵制了临近省份的建设。此外,“沈阳-大连”的双核驱动、“一极一带”的联动效应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周边地区的县域人口与经济仍有中度失调的问题。

3.3 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化与趋势分析

根据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特征,通过观察其耦合协调演变图可以看出(图4),辽宁省2000—2015年间高水平耦合地区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上升的速度也在增强,尤其是2015年,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耦合关系愈加紧密,高水平耦合地区占全省86%,这说明在当前环境下辽宁省经济与人口总体是相互匹配、相互支撑。但从协调演变图发现,协调与耦合并不是同步同向变化,中度失调的县市区数量在不断增长,到2015年中度失调地区占全省70%,这说明辽宁省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相互抑制关系,经济的发展受人口的牵制,反过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受经济的消极影响。
图4 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

Fig. 4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为深入了解辽宁省县市区内部人口与经济耦合不协调问题,通过公式(2)计算数据来分析3个年份中协调性变化显著、且到2015年降为中度失调的地区(表4)。从结果来看,这12个协调性较差的县市都有共同特征,即人口综合指数一直在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有增有减,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提出振兴老工业基地之后,辽宁省编制完成了沈阳经济区八大城市发展总规划,通过重大项目启动、招商引资等,增速推进沈抚(沈阳、抚顺)、沈本(沈阳、本溪)、沈铁(沈阳、铁岭)、沈阜(沈阳、阜新)、沈辽鞍营(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等5条重点产业带和十大产业集群建设,经济发展政策和人口引力的重心向北、向东倾斜,结果势必对西部、南部造成一定程度的抑制。这其中沈阜(沈阳、阜新)产业带的协调性一直处在中度失调位置,没有实现预期的规划效果;另外,沈铁(沈阳、铁岭)产业带出现了协调性先升后降的情况。2010年铁岭市及下辖县市区的经济综合指数比2000年有显著的提升,但到2015年却迅速下降到2000年水平甚至更低。2010年沈阳经济区被国家发改委批复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对沈阳经济区战略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新沈阳经济区范围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和辽阳5个城市,经济空间回缩,导致“沈阳-铁岭”城际连接带发展受到了影响。
表4 人口与经济协调系统协调度降低的县域分布

Tab. 4 County-level distribution with reduc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ordination system

年份 人口综合指数 经济综合指数 协调度指数
2000 2010 2015 2000 2010 2015 2000 2010 2015
辽中县 0.2823 0.2171 0.1386 0.1320 0.1139 0.1447 0.4393 0.3965 0.3763
新民市 0.3707 0.2353 0.1324 0.1112 0.0991 0.1149 0.4506 0.3907 0.3512
北宁市 0.3983 0.2180 0.1503 0.0718 0.0468 0.0605 0.4112 0.3178 0.3088
铁岭市 0.3202 0.3284 0.2759 0.0636 0.0968 0.0638 0.3778 0.4223 0.3642
调兵山市 0.4347 0.3585 0.2232 0.0560 0.1141 0.0315 0.395 0.4497 0.2897
开原市 0.3438 0.2469 0.1310 0.0651 0.1364 0.0470 0.3867 0.4283 0.2801
灯塔市 0.4229 0.2193 0.1313 0.0772 0.0803 0.0782 0.4251 0.3642 0.3183
盖州市 0.3258 0.2767 0.1703 0.0658 0.1427 0.0531 0.454 0.3309 0.3084
凤城市 0.3652 0.2273 0.1279 0.0913 0.1028 0.0764 0.4273 0.391 0.3144
东港市 0.3442 0.2381 0.2381 0.1484 0.1315 0.0900 0.4754 0.4206 0.3446
凌海市 0.3865 0.2067 0.1479 0.0817 0.0966 0.0741 0.4215 0.3759 0.3235
葫芦岛市 0.3294 0.2831 0.2182 0.1556 0.1320 0.1162 0.4758 0.4396 0.3991
此外,辽宁省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关系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轴线结构是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图5)。从轴线结构来看,沈大城市走廊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提升了中部城市的互动效率,对沿线城市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从圈层结构来看,处在轴线上的县市区耦合协调度符合“距离衰减法则”——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另外,沈阳市和大连市作为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区域,其发展模式与人口和经济结构却有所差异,沈阳市区耦合协调度(0.89)是全省最高值,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程度并未增强;而大连市区(0.82)耦合协调度仅低于沈阳,对周边地区辐射程度却较高,主要原因在于:沈阳市区地理位置处于省内中心,四周均连接其他县域,受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影响,沈阳对周边县域的辐射曾发挥过显著作用,2003年辽宁省政府提出沈阳经济区建设到2013年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沈阳市增强了自身经济能力发展,对周边的辐射开始减弱;而大连地处辽宁省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向北与陆地连接,自2003年提出“大大连”战略后,将瓦房店市(县级市)、普兰店(县级市)和庄河(县级市)等纳入到大连的行政区划后,大连对北部地区的“涓滴”效果明显增强。
图5 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梯度轴

Fig. 5 The gradient axial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比东北三省2000—2015年GDP和总人口的发展变化,发现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同步趋缓,而辽宁省却出现2012年以后经济迅速垂落的现象。因此,从小尺度探究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对于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会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研究通过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计算辽宁省57个县市区耦合协调指数,得出2000—2015年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揭示并评价辽宁省县域尺度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特征及格局演化,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从耦合特征来看,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一直向高水平耦合发展,但区域差异显著。空间上高水平耦合地区以沈阳、大连两个省内人口和经济相对最集聚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逐渐向外扩散带动周边区域;而省边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欠佳、周边省份对其辐射不强等因素,耦合度低于中心地区。此外,还出现了从高水平耦合回落到磨合型耦合、从磨合型到拮抗型的现象,剖析原因主要是经济波动导致的结果。
(2)从协调特征来看,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一直处于高度协调到中度失调之间,尚未有出现严重失调的现象,这说明辽宁虽然面临人口负增长、经济下滑等问题,总体上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仍保持可控态势。但有两大问题需要关注解决:一是省内陆边界地区长期处在中度失调,人口和经济综合指数除了彰武县、朝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有小幅增长外,其他都一直在下降,这不仅制约辽宁的振兴,同时也抑制了与临近省份的共建共兴;二是“沈阳-大连”的双核驱动、沿海经济带的联动效应,以及沈阳经济区的辐射功能,都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周边地区的人口与经济仍存在中度失调的问题。
(3)省内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地区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指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是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地区。但从数据结果来看,鞍山的协调性不如沈阳和大连,尚处在基本协调水平,在圈层中地位不突出,无法发挥第三增长极的作用,应当引起重视。从轴线来看,处在哈大高铁线上的昌图县、开原市、铁岭市、辽阳市、盖州市,在2015年协调度降为中度失调,部分地区人口和经济综合指数已回落至2000年水平,这对于通过推进哈大沿线互动发展,实现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将是较大的挑战。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进行考察调研时强调振兴东北势在必行[36]。辽宁省也提出了“沈阳经济区、辽西北先行区、沈抚同城、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新业态”等区域发展新战略、新格局、新方向,这是东北振兴以来辽宁又一次根据实际的县区发展现状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根据上述结论,建议如下:
(1)保持耦合协调优势地区发展。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地区是以两大副省级城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在优势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应因地制宜的加大相关政策力度,对“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并存”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将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集聚能力强且较为稳定的产业向中心地区周边扩散,增强其对外的辐射扶助功能,弱化“虹吸效应”,提升“涓滴作用”;重点促进鞍山市县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使其在圈层结构中突出作用。建议鞍山跳出以鞍钢企业作为经济支柱的产业格局,一方面加强鞍钢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以高新技术取代资源环境代价来实现增效,另一方面打造开放式的县域经济体系,向北与沈阳、向南与大连建立产业集群,形成鞍山为核心的第三增长点。
(2)耦合不协调地区主要以省内陆边界地区为主,交通可达性差、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开发粗放枯竭等问题明显。因此,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尽量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发展较为灵活的第三产业,提高地区吸引力,大力引进高科技创新型人才,走内生发展道路;同时,加强省边界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加大与中心地区的合作,同相似城市借鉴发展经验,通过辽宁省提出的“县域经济新业态”战略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淘汰和限制落后的过剩产能、从投资拉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抬升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以及哈大高铁沿线城市走廊的联动,消除制约东北经济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病,发展具有东北特色的新型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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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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