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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Vol. 34 >Issue 2: 213 - 22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2002

Orginal Article

Study on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under the view of energy geopolitics

  • YANG Yu ,
  • LIU Yi ,
  • JIN Fengjun
Expand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06-0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4-10-11

  Online published: 2015-02-1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facing an increasingly severe international energy situation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level.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with rich oil and gas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strategic areas of China to carry out future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to diversify import oil & gas and enhance energy transport safety. Especially,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is the highlight of China's proposal of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ch arouses global atten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the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may change the world oil and gas trade pattern. However, energy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 but also a great policy strategy under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s. Firstly, the existing geopolitical order and its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Asia is drawn systematically in the paper, and the key countries, which are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are also analyzed. Secondly, we ha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n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among China, the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end of the cooperation are describ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 goes well and present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from oil & gas trade to the upstream-downstream industries and even other fields, whil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s full of complications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trategy and price. After Ukrainian crisis, the cooperation tends to be approved. Thirdly, we pointed out the potential risks in the area, including the risk of geopolitical pattern and its change, uncertainty of the Russian policies, the inner conflicts of Central Asia countries, risk of resource nationalization, and the great competi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oil & gas company. Fourth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e main cooperation modes are pointed out, which are loans for oil & gas mode, bilateral cooperation mode, joint ventures strategy mode with national company,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oil & gas-trade mode, so as to reduce risk as much as possible.

Key words： energy geopolitics; Central Asia; 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China

Cite this article

YANG Yu , LIU Yi , JIN Fengjun . Study on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under the view of energy geopolitic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 34(2) : 213 -224 . DOI: 10.11821/dlyj201502002

1 引言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时提出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能源合作是新丝绸之路合作中的亮点,也是最引发世界关注的议题。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衡量,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双方全方位、大规模、高层次的能源合作,不仅将改变亚洲的能源格局,也将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中亚与俄罗斯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根据BP统计年鉴,该地区石油探明储量160亿t,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7.03%,天然气探明储量528.41千亿m3,占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的28.22%。从该地区油气资源的产销差额来看,该地区的油气出口潜力分别达到4.2亿t和2400亿m3。加强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能源合作,可以弥补中国油气资源供应短缺的现状,减轻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同时,深化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在能源开发和管道运输领域的合作,是中国突破能源海运安全、破解“马六甲困局”的关键一环[2]。对于俄罗斯而言,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是其向欧盟以及美国施压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未来全球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亚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潜力的消费市场,与中国的合作能够帮助中亚地区摆脱长期受制于俄罗斯的状况,实施能源出口战略多元化,以维护中亚地区的利益最大化[3]。关于中国与中亚、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合作,国内学者从中亚油气资源出口格局[4]、俄罗斯油气资源开发[5]、油气资源战略调整[6]、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7]、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战略[8]以及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合同模式[9]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毛汉英对未来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潜力以及开展的能源合作项目做了大量的系统分析[10]。这些研究对中国同中亚、俄罗斯开展油气资源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能源合作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经济与贸易,也不是单纯的国际政治关系问题,油气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油气资源的地缘政治属性。众多学者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能源安全等进行了大量系统的分析[11-13]。中亚地区受到多方利益博弈,地缘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如何避免政治分歧,探索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是在该区域实现能源安全供给的核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人文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的能源地缘政治学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制定国际能源合作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尝试从能源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和油气资源合作历程进行分析,探索能源合作的有效模式,以期能够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一定的参考。

2 中亚—俄罗斯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

中亚地区作为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中间地带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在世界油气供需和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苏联解体后,中亚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区域,成为权力真空地带。觊觎该地区能源的各种势力争先恐后加入了激烈的能源争夺中。中亚博弈中的大国势力在巩固与扩张的基础上不断的相互渗透与反渗透,反复博弈成为中亚能源地缘政治的基本态势[14]。多元角力是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新特征,能源出口国、能源进口国以及能源输送过境国的斗争与协调深刻影响着中亚能源格局的变化。从主要参与国来看,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相互竞争和博弈关系主导着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了相互牵制的三角关系[15]。
俄罗斯一直是中亚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最核心的力量。油气资源是俄罗斯参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维护其地缘政治战略影响、改善国际外交环境的重要手段[16]。在前苏联时期就通过“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控制着中亚的天然气资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企图进行重新一体化,普京上台后指出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绝对优先方向。希望通过中亚能源合作增强在中亚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对外经济影响,优先利用俄罗斯现有的运输设施增加巴库—新罗西斯克的运输能力来降低巴—杰管道的战略意义,维持在欧盟天然气供应中的垄断地位,扼制欧美建设绕过俄罗斯的能源进口通道[17]。目前,中亚天然气管道和穿越里海的天然气管道等欧洲能源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中。为防止欧盟势力对中亚的渗透,俄罗斯积极鼓励其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参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加工,并且推动中亚油气资源企业重组;高价收购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用于出口的天然气,实现价格垄断,并呼吁成立独联体天然气联盟[18]。2005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运输天然气的协议,与土库曼斯坦签订了购买其全部天然气产量的协议。2007年5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对“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进行更新改造,铺设新的里海天然气管线的协议,将共同建设中亚规模最大的天然气输送设施,运输能力达900亿m3。
伴随中亚地区能源探明储量的不断增加,美国对中亚的战略由核安全转向地区安全,由能源利益转向能源战略。1994年,美国宣布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战略利益区,2003年提出“新中亚战略”,并利用资金优势使中亚成为其稳定的能源供应基地。美国在中亚能源地缘政治的博弈中主要体现在确保巴—杰线石油供应充足和推动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TAP)建设[19]。巴—杰管线大大提升了美国在中亚地区能源争夺的竞争优势,打破了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中亚—中央”油气资源运输的垄断控制。为了加强中亚的能源战略利益,美国还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介入了中亚事务,分别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增加了中亚地区的民主救援与政治革命。通过“反恐战争”、“颜色革命”及连锁效应侵蚀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国际石油巨头凭借资金、技术等优势获得了中亚多个油田的勘探和开采权,其中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埃森克美孚、雪佛龙德士古等石油公司最为活跃。
中亚国家从其地缘政治态势和国家利益需要出发,一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俄罗斯和中国是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有限目标。在这种外交战略下,一方面中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世界知名的油气公司纷纷加入中亚的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竞争。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引进了美、英、荷、法、意、中、俄等45个国家参与石油开发,其石油储量的80%,产量的85.7%,均产自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田吉兹、卡拉恰干纳克、卡沙甘等大型油气田均由多个国家独立财团或与其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投资开发。土库曼斯坦在其所属的里海区域划分出30余个区块,引进了意、马、德、印等国家从事勘探开发,目前油气资源储量的10%由外国公司控制。乌兹别克斯坦自2000年以来开放了油气勘探项目,先后引进俄、马、美、韩、中等国对其乌斯纠尔特、布哈拉—希文、苏尔汉达里和费尔干纳地区进行勘探,截止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约有30%的油气储量由外国公司控制。另一方面,“出口多元化”是中亚五国的能源战略追求,而油气管道铺建的多方向是油气出口多元化的关键。近年来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政策从政治与安全领域逐渐转移到能源管道铺设和油气贸易领域。中亚国家积极与中国共同建设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和中哈原油管道,不仅从战略上打破了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北输过境俄罗斯的格局,提升了中国在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帮助中亚国家摆脱了对“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的依赖。目前土库曼斯坦已经摆脱依赖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的格局,中国成为其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仍未彻底摆脱困局。在东道国与能源消费国的博弈中,中亚将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竞争日益激烈而非一个泛区域合作的舞台。

3 中国与中亚—俄罗斯能源合作特征及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主要的原油贸易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主要的天然气贸易国。2012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达到2433万t,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原油进口国。但双方的合作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且未来的合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

3.1 中国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主要特征及战略导向

中俄双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油气资源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关键领域的谈判一波三折。究其原因,一方面油气资源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差异,双方地位不对称而导致利益分歧在所难免。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能力在3.5亿t左右,对中国的石油贸易量仅占其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欧盟一直是俄罗斯油气资源合作的战略重点区域。俄罗斯供应着欧盟一半的天然气和三分之一的石油,向欧盟出口的油气资源总量占俄罗斯全部油气出口总量的60%以上。因此,优先保证对欧盟的油气资源供应是俄罗斯的战略方向[20]。油气价格一直是影响双方合作难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坚持按欧盟的价格向中国提供天然气,而中国则坚持按照独联体的价格购买。2007年油气管道合作项目就因为高油价而陷入僵局,2011年中俄石油管道刚投产运行就发生了价格纠纷,同样因为价格分歧较大,天然气贸易合同迟迟未能签署。另一方面,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借助能源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的发展,也是其油气资源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美国在中亚能源地缘政治事务中力量的不断增强,俄罗斯对中国油气资源战略发生了明显转变,企图通过借助于中国的能源合作向欧盟施压,并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以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政治经济影响力,拓展全球地缘战略空间。2009年8月俄罗斯联邦政府重新修订并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能源出口的战略方向将转向东方[21],能源战略向亚太地区倾斜,其主要目标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市场。俄罗斯向亚太市场的石油出口增加至22%~25%,天然气出口增加至19%~20%。2013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全线开通,进一步推动了中俄双方天然气合作的进程。但整体而言,俄罗斯与各国的油气资源合作以油气资源贸易为主,俄罗斯的油气资源行业对石油勘探等上游行业的国际合作非常慎重。俄罗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石油公司,在联合勘探、工程承包等方向上合作程度并不深。
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的制裁,使得倚重油气行业发展的俄罗斯在油气资源战略上面临着巨大的战略转向。一方面宏观油气格局上国际能源格局由卖方向买方市场转变,LNG产能涌入欧洲,欧洲对管道天然气需求下降30%~40%左右。同时,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宏观经济不断恶化,俄罗斯的北极海上油田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目前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债务沉重,西方制裁措施限制向俄罗斯能源部门出口设备,因此对中国资金需求庞大。2014年9月俄罗斯邀请中国石油公司参股其陆地石油项目。乌克兰危机打破了俄罗斯对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上游部门合作的种种限制,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希望投资俄罗斯管道出口、勘探开发的一次重要转机。

3.2 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主要特征及战略导向

相比与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更为顺利,也更符合双方利益。自1997年中石油签订购买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项目60.3%的股权协议以来,截止2012年中国已向哈萨克斯坦累计投资60多亿美元,其中中石油已向土库曼斯坦油气领域累计投资40多亿美元。中亚油气合作区油气作业产量当量突破3500万t。2009年12月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输气至2013年8月,累计向中国输气突破600亿m3,是中亚针对俄罗斯以外市场最大的天然气出口线。2006年5月至2012年末,中哈原油管道输送量突破5000万t。中哈原油管道全线通油也标志着中国境外陆路管线供油时代和陆上能源安全大通道时代的开启。
从合作特点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油气合作呈现多元化的合作趋势,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程度不断深化,已从油气资源贸易领域逐渐扩展到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油和油气销售等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形成了包括工程技术服务在内的完整业务链,并进一步拓展到其他相关的建设领域（表1）。双方合作也得到了各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认可。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公司从严重亏损的状态发展成为当地支柱企业,连续3年保持油气作业产量当量1000万t级规模,上缴的税收占阿州全部税收的70%,被两国领导人称为“中哈合作的典范”。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都将能源合作作为合作的优先方向,并希望同中国加强在商品贸易、通信、基础设施以及人文等领域的互通互联。可以预见,从中亚国家自身的战略需求来看,未来双方的油气资源合作将持续深化,并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Tab. 1 Oil & gas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

表1 部分中国—中亚油气资源合作项目一览表

合作时间 合作国家 合作内容
油气资源贸易与合作开发 1997.06 哈萨克斯坦 中哈签订《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购股协议》购买阿克纠宾斯克油气公司60.3%的股权,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中亚油气市场
1997.08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中标哈萨克斯坦第二大油田——新乌津油田
2002.05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中国先后签署了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里海盆地东缘中区块开发协议
2003.06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再签阿克纠宾斯克购股协议,占阿克纠宾斯克油田股份达到85.6%
2003.10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购买雪佛龙—德士古北布扎奇股份,购得北布扎奇油田
2004.11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收购肯尼斯油田和贝克塔斯油田（KAM项目）50%的股权
2004.06 乌兹别克斯坦 中石油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互惠合作协议
2005.10 哈萨克斯坦 中国石油收购PK石油公司
2005.01 哈萨克斯坦 中石化完成对美国第一国际石油公司的整合,在其所属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勘探区内进行全面勘探作业
2005.05 乌兹别克斯坦 中乌双方签署了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长期合作的政府正式协议
2006.07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能矿部签署协议将原PK石油公司33%的股份转给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
2006.12 乌兹别克斯坦 中石油获得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勘探作业许可证》,可在三个盆地5个陆上勘探区块开展油气勘探作业
2006.04 土库曼斯坦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关于实施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售天然气的总协议》
2009.04 哈萨克斯坦 中哈签署了100亿美元的石油贷款协议
2009.06 土库曼斯坦 中土双方签署了4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
2009.11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购买曼格什套油气公司100%的股份
2010.06 乌兹别克斯坦 中乌签署《中乌天然气领域扩大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天然气购销的框架协议》,向中国供气100亿m3
2011.02 哈萨克斯坦 中哈签署《关于哈国乌里赫套项目合作的原则协议》,联合勘探开发乌里赫套气田
2013.09 土库曼斯坦 中石油和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年增供250亿m3天然气购销等协议
2013.09 土库曼斯坦 中石油承建的土库曼斯坦复兴气田南约洛坦年100亿m3产能建设项目投产
2013.09 哈萨克斯坦 中哈达成协议,中石油以50亿美元收购卡沙甘油田8.33%的股份
油气管道建设 2003.06 哈萨克斯坦 中哈签署了分阶段建设从哈国阿特劳—中国阿拉山口输油管道的协议,一期2006年竣工,二期2009年竣工投产
2004.07 哈萨克斯坦 中哈各自参股50%成立“中哈管道有限责任公司”（KCP）,负责中哈原油管道的项目投资、工程建设、管道运营管理等业务
2005.12 哈萨克斯坦 中哈原油管道一期工程开始投油,并于2006年5月全线通油
2006.04 土库曼斯坦 中土关于输气管道建设的框架协议
2007.08 土库曼斯坦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土库曼斯坦段开工建设
2007.11 哈萨克斯坦 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关于未来管道建设的原则性协议
2008.06 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中亚天然气乌兹别克斯坦段开工建设
2008.07 哈萨克斯坦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哈萨克斯坦段开工建设
2009.07 哈萨克斯坦 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建成,哈萨克斯坦西部到新疆全线贯通
2009.10 哈萨克斯坦 中哈输气管道协议从别伊涅乌到奇姆肯特与中亚—中国输气管道相连输气能力100亿m3,可拓展至150亿m3
2009.12 土、乌、哈 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输气管道A线通气,据协议未来30年每年向中国输送天然气300亿m3
土、乌、哈
2010.10 中亚天然气管道B线投产,实现双线通气。气源地为土库曼斯坦
2011.02 土库曼斯坦 中土双方就土方向中国每年增供200亿m3天然气达成共识
2012.10 土、乌、哈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线300亿m3输气能力建设全部完成
2012.09 土库曼斯坦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计划开工建设
2013.09 土库曼斯坦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启动,定于2016年建成通气

3.3 中国在中亚—俄罗斯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主要地缘风险

未来中国在中亚—俄罗斯地区进行能源合作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这些风险一方面来自于复杂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形势,既要准确把握大国角逐中亚带来的政治博弈,又要考虑俄罗斯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同时,还来自于俄罗斯内部对中俄能源合作的权衡、中亚民族主义资源国有化运动、极端宗教事件等。部分风险是可控的,而另一部分风险是难以准确预测与有效控制的。
来自大国博弈的政治风险是中亚合作必须谨慎处之的大环境。中亚以其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丰富的能源经济价值和敏感的宗教文化,将始终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俄罗斯不会放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不断尝试主导中亚事务,并通过能源经济合作等多种方式防止中亚国家与美国和欧盟的合作,而美国不仅通过国际石油公司、跨国油气管道进行油气资源的争夺,同时通过“反恐战争”、“颜色革命”等进行其价值观的渗透,并建立亲美政权。随着中亚地缘政治越演越烈的博弈,欧盟、日本等国也逐渐渗透到中亚的地缘政治中。受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深入影响,许多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在中亚登台亮相,中亚政治的行为体多样化发展,行为体结构及其关系复杂化。如何确保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有力地位,获得中亚国家的信任是获得稳定能源合作前景的基本前提。
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博弈使得对华国际能源合作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对未来合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2014年由于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制裁等,俄罗斯向中国释放出邀请入股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旗下的万科尔（Vankor）等的合作信号,但是对俄罗斯如此之大的战略转变,同样需要谨慎处之。自20世纪90年代中俄开始合作以来,中国一直试图参与到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上游环节,但是在合作谈判的过程中屡屡碰壁。2003年中石油即与俄罗斯私营尤科斯石油公司达成安大线输油管道意向,后因涉及国家安全而放弃。其后安纳线、泰纳线等能源合作屡遭波折,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投资俄罗斯油气上游领域时也因受到一系列政治因素影响而告罄。2009年和2013年中国先后两次提出入股万科尔的合作计划,也均以威胁国家安全而被拒绝。而后中俄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谈判中,中方多以“贷款换石油”作为目标,以防触及俄罗斯的底线。从历史合作中不难看出,俄罗斯对中国的发展存在诸多顾虑,油气资源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首要战略资源,双方合作受到来自俄罗斯国内各方力量的博弈,通过石油资源牵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在俄罗斯政坛中也不乏支持者。为此,在合作中最大可能地降低来自于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声音,捆绑双方利益,以降低合作中再次出现政策不确定导致合作失败的事件,是选择合作模式的重要考量标准。
来自中亚各国内部的争端与矛盾对能源合作安全威胁不可小觑。能源合作的战略性和敏感性容易引发民族主义问题,损害双方利益。油气资源的合作能够增强中亚各国经济实力,但不排除中亚国家发生如同拉美地区的极端资源国有化现象,给国际油气投资项目带来巨大经济财产损失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另外,中亚的合作需要特别警惕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导致的该地区安全的极度不稳定性。从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解放党到伊斯兰圣战同盟、伊斯兰兄弟会等,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在思想理论、组织形式和社会行动等方面具备了对各国政权和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的基本要素[22]。尽管在多国机制合作打击下,极端势力和分裂主义在中亚的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这些力量在中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旦形势有所转变,给中亚地区政治和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将对油气资源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破坏。
同时,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时间尚短,中国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在关键项目的投资上面临着来自西方石油公司的激烈争夺。埃克森美孚、康菲、英国天然气、英荷壳牌、意大利埃尼、法国道达尔、俄罗斯卢克公司等西方发达国际石油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并且占据了先入为主的优势,西方石油巨头经历了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发展,在技术、服务、贸易以及风险防御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如何避免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也是中国石油公司作为油气资源合作主体必然面对的风险。

4 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地区国家能源合作模式

如前所述,能源合作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的地缘政治风险,需要综合考虑到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潜在的风险,尤其是中海油2005年收购优尼科失败之后,国际能源合作的方式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结合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国家的合作历程、合作特点以及战略导向和针对可能面临的风险,采取行之有效的能源合作模式,尽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大程度保证能源合作的安全是未来在该地区能源合作的重中之重。

4.1 贷款换资源模式

油气资源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保持油气资源的持续增量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未来俄罗斯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油气运输管道建设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如前所述,俄罗斯石油公司负债累累且面临着西方制裁,因此向中国筹集资金是俄罗斯解决资金不足的途径之一。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能源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业是其主导产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也需要借助大量的外来资金。事实上早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后,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了《石油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达成“石油换贷款”的协议,由中国向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和管道运输公司分别提供15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的贷款,俄罗斯在2011年至2030年间以每年1500万t的规模向中国出口3亿t石油。“贷款换石油”的模式成为经济危机后中俄双方合作的最重要模式之一。
在中亚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贷款换资源”的模式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在资金上的优势,探讨以“融资换资源”、“融资换合作”等方式深化与中亚、俄罗斯的合作,并约定其以油气资源作为抵押品,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贷款换石油的模式既能帮助中亚和俄罗斯缓解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又能使中国通过协议获得长期稳定的石油资源,满足对油气资源的巨大需求。同时,该模式也可以拓展到油气资源之外的领域,包括铁路、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融资等。当然,“贷款换石油”从本质上讲依然是油气资源贸易的范畴,并未涉及到油气资源的实际控制,存在着不稳定性,且油气资源价格上也难以保证处于最优的谈判地位,但是对未来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开展油气贸易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一定程度上确保未来油气资源的供应,摆脱单一的石油贸易方式,走向合约的储备方式。

4.2 双向合作模式

俄罗斯国家政府对能源勘探开发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外资进入其能源开发领域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外国企业难以进入俄罗斯油气资源的权利中心。为此,可以考虑与俄罗斯石油公司以合作投资开发等方式开展能源合作,加强俄罗斯境内石油业务的上下游勘探开发,并积极吸引俄罗斯企业参与国内石油生产、运输项目。如2009年中俄在北京成立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开创了中俄能源资本合作的先河,并收购了松塔儿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权,获得了东西伯利亚天然气田的勘探权。2009年10月中石油与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签订《关于推进上下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追加1000万~1500万t的石油供应用于中俄合资成立东方石化在中国开展炼石油化业务。2010年中俄东方石化炼油厂在天津临港工业区石化基地开工,这是中俄两国第一个石油加工项目,也是俄罗斯首次涉足中国石油下游业务,且东方石化有限公司在中国建立独立的石油销售网络,标志着中俄双方在石油上下游一体化合作中有了实质性进展。
积极引入俄罗斯石油资本进入中国石油市场,能够大大降低中国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能源勘探开发的门槛,同时降低资源国有化的风险。在双向合作中,中国油气公司更容易获取和学习俄罗斯先进的勘探开发、能源运输、节能和储备等技术。吸引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企业参与到中国油气资源下游行业,不仅能够提高中国油气企业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油气企业渗入到俄罗斯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领域奠定合作的基础。为此,中国需要制定双向合作计划,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做好长久深入的合作战略,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能源勘探开发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

4.3 与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经营模式

中国在中亚、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开发建设中,必须充分重视大国竞争的外在风险和资源民族主义的内部风险。一方面西方国际石油巨头依靠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开采技术等已经先入为主,在中亚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合作基础与合作网络。另一方面,中亚地区一直面临着新旧国际热点争端和严峻的安全形势,包括冲突、战争、分裂、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等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风险都可能给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带来负面冲击。第三,尽管目前中亚各国欢迎国际资本进入其石油勘探开发领域,但是必须警惕中亚国家资源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国家油气资源开发政策的变动,否则不仅相应的投资难以收回,还将面临着油气资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与中亚和俄罗斯的国家石油公司组建战略联盟,联合开发,利益共享,寻求一种温和的接近石油开采勘探权利中心的合作模式,是降低资源民族主义风险,规避资源民族主义对外国资产的抵制,提高对抗西方国际石油巨头的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此种合作模式下,有利于中国获得石油勘探的作业权及份额油,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中国海外石油供给来源的稳定。同时,与当地国家石油公司组建战略联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所在国的能源数量、质量、分布、开发利用现状以及潜力等的认识缺乏,避免对所在国的法律、政策、人文、经济、监管体制等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各种自然、人文风险。

4.4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油气资源供求一体化模式

普京在2006年和2009年两次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上也提出建立能源俱乐部,稳定供应关系,确保能源安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能源合作方面的优势互补性明显。俄罗斯和中亚主要国家都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有着强烈的出口需求。中国是油气资源消耗大国,进口需求旺盛。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既存在稳定的战略卖家也存在长期的战略买家,这是其他区域合作组织所不具备的。上合组织内部在实践中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基础,中哈、中土之间石油、天然气合作进展顺利。但由于各国国情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不对等,相关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仍存在能源发展战略的差异[23,24],典型的是中俄天然气合作和中俄石油合作。因此,建立能源俱乐部的关键点在于油气资源的出口国是否愿意把资源定价权交给多边组织,同时进口国又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类似于OPEC的组织来提高油气资源的价格呢?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起区域的能源合作机制,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能源供求体系,形成组织内部沟通有效、系统完备的能源合作网络,是能源俱乐部建立面临的巨大挑战。
需要看到的是,能源俱乐部的建立并不能通盘解决中俄和中亚能源合作中的所有矛盾。一方面能源俱乐部的成立并不能达到协调能源政策的目的,即使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能源政策协调都是相当困难的,也不能期待能源俱乐部能够为中国进入中亚—俄罗斯的能源上游领域打开大门。从目前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能源机制可以协调油气管道的过境税和能源关税,降低中国从中亚进口油气资源的成本,同时可以加强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稳定双方之间的油气供应协议。当然,最紧迫的任务是创新一种能够融合兼顾各方利益的合作机制,在能源生产国、进口国、过境运输国之间形成利益平衡,确定一批成员国最急需、最能为其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能源合作项目,消除各方之间的合作障碍,并通过大量油气资源上游领域项目的合作勘探、开发以及下游的炼化等,捆绑双方利益,进一步推行能源合作机制的纵深化发展,方能实质性地推动能源供求一体化,确保成员国之间的能源供求以及区域合作的稳定性。

4.5 “油气—经贸”合作模式

油气资源的地缘属性,决定单纯的油气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买卖关系无疑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不足以抵抗地缘政治风险,难以从根本上保障在国际环境变化下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合作的持续性。现阶段中国和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主要是以“制成品”换“资源品”,这种贸易结构不但不利于长期的战略合作,甚至容易加大合作双方之间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中亚国家多数实施“资源立国”战略,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布局不平衡,制造业发展缓慢,轻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产品多数依赖进口。资源开发、化工、建筑、冶金、航天、机械、家电等产业发展均比较落后,迫切需要国际资本对其本国工业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扶持。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时,就得到了中亚各国的积极响应,希望同中国在商品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广泛开展多种合作,哈萨克斯坦总统甚至正式要求中国向能源和原材料以外的工业部分投资。因此,广泛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中国与中亚、俄罗斯能源合作向高层次演进的重要途径。
一定程度上,中亚各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将决定未来能源合作的前景。“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疑是扩大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贸、金融、投资等领域合作规模以及合作层次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间建成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网、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网络,发展与中亚国家的资金流、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相通等。2014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上,中国政府表示要大力发展务实合作,尽快签署《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商谈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协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加强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毫无疑问,保持国家之间深入的经贸合作关系,双方的油气资源合作才能从贸易领域,逐渐向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生产等核心领域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够将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油气资源的合作维持在较高水平,以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5 结论与讨论

中亚及俄罗斯地区是中国未来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战略区域,能够从能源供给、能源运输安全、地缘政治安全等各个方面缓解中国日益趋紧的海外油气资源形势,深化与该地区的能源合作是中国实现海外油气进口多元化和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性的重要战略。然而,未来中国在中亚—俄罗斯的合作将面临着包括大国博弈、俄罗斯左右摇摆的合作态度、中亚国家内部的极端势力以及资源国有化风险和来自国际石油公司的激烈竞争等一系列风险。
选择合理的合作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合作风险性,最大可能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针对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资金需求,短期内可以采取贷款换资源的模式,保证能源供应的总量,同时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针对俄罗斯的左右摇摆不定以及对上游开发领域的资本限制,可以采取双向合作模式,向俄罗斯开放中国炼化市场,捆绑双方利益。针对中亚国家资源国有化风险、对外来能源投资的敏感性以及国际石油公司的激烈竞争,可以考虑与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形成战略同盟,以加强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增加与国际石油公司抗衡的资本与筹码,并最大程度降低因文化差异等造成的投资风险。探索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建立能源俱乐部,协调上合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油气资源市场,推动能源合作机制的纵深化发展。同时需要看到中国政府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的前提,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是能源合作的基础,应加强双方的互利往来,方能为深层次的油气资源合作建立稳固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各种模式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模式的选择也不是绝对的。部分合作模式如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尚处在政策探索阶段,尚无具体可遵循的合作框架和制度约束。选择何种合作模式以及模式的组合需要根据具体的能源项目及具体合作的主体与层次确定,以最大限度地稳定能源供应确保能源安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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