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场所,其形态的改变是人类生活变迁的必然结果。城市形态的改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塑造。建筑被认为是人审美趣味、生活要求、精神品格的表达,城市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与精神的外在表现。人们把建筑当作认识和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城市则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形态展现了一个社会真实的面貌。作为人类的居住环境,城市也影响着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影响着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影响着他们心理的成长。社会的变迁与城市形态的变化是一种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当人们观察一座城市,它的样貌形态总是清晰地讲述着它经历的兴衰变化,如同人的经历、品格总是会在自己的样貌上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真实,无论人们的好恶,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都会像镜子一样折射着人类社会自己的样貌。
一个社会在快速变化的过程中,它的居住环境同样也会快速地变化。这种情况已经被城市史的研究不断地证实,无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市,18世纪的英国城市,20世纪的亚洲城市,都清晰地表现了这种城市与经济、社会变迁的对应关系。生命本身就是变化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变化也同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们无法超越也无法阻止这种变化,因为城市的变化就是人类自身的变化。
201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把“重建”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进行讨论,其中很多讨论都涉及华沙城的重建。华沙因为反抗纳粹统治,在1944年几乎全城被毁,1945-1966年的20年间华沙人对华沙进行了重建,重建了从13世纪到20世纪所有在1944年被纳粹毁灭之前的城市历史遗存。华沙人民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屈不挠,表达了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坚守,但对城市而言,重建本身就是城市的重大变化,华沙的重建反映了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历史。如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推荐华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的意见中所提到的那样：“华沙历史中心的重建对于多数欧洲国家,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城市发展原则的评估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基于这些事实,真实性的标准在严格的意义上或许不适合这一案例。华沙历史中心1944年惨遭毁灭,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从13世纪到20世纪的连续历史进行重建的独特案例。它的真实性与1945到1966年特定的现实情况相关。”
重建后的华沙已不再是重建前的华沙,时间之河不会回淌,改变了的城市也无法回到从前。今天我们对自己城市的反思,本质上是对社会发展的反思。我们希望我们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精神是连续的,我们希望尊重传统文化中道德和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城市是连续的,能够展现我们的历史,适宜今天的生活,愉悦于未来的创造,精神与物质环境的和谐是人们对城市的期许,更是对社会的期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城市历史的保护永不言迟,保护城市的历史同样也是面向城市的未来。
记忆是对遗忘的反抗。要讨论城市记忆,先要回答“城市里有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城市是变化着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人地关系的剧烈变动,城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结构性的变迁。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国过去的城市当中哪些是不可以完全消失的,要留存证据于世,代表着城市现在和未来的典型特征,实在是一个值得系统思考的问题。
在国内有关“城市记忆”的研究中,有将其归入“集体记忆”的类型
[3],但是实际上归根结底应当从“文化记忆”的概念层面进行解析。Assmann提出,文化记忆构建了一种“空间”,将日常行事和习惯风俗（摹仿性记忆）、对包括城市和建筑在内的各种物的记忆、和人与人的交往记忆,无缝对接在这个空间之中
[18]。“城市记忆”包含了摹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和交往记忆等三个维度。这或许为开展“城市记忆”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我们注意到,在国内有关“城市记忆”的进一步研究中,会涉及地方性、地方特色、城市和建筑景观、城市—街区—建筑方面保护等内容,而在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话语中,研究“城市记忆”应当尽量超越物质环境的维度,更多地开掘在文化科学领域的深度研究。
在城市记忆的形成中,“过去”是通过当下人们的指涉、选择才产生意义的,这个过程中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都发挥着作用。“集体记忆被视为个人记忆的集合体,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融合起来并发展成为对其以建筑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化的共同记述。这种记述依赖于世世代代创造和再创造记忆的人们,而非整个群体中的个体”
[19]。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过程,中国城市内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单位制的快速解体、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以及土地城市化等四个机制导致了社会的个体化和社区的碎片化。社区的碎片化表现为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的碎片化,由于资源分配机制的差异而分化成许多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或共同体,他们的空间特征明显,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难以整合
[20]。因此,在特定的城市当中,新市民的文化和经济条件差异大,他们的“个人记忆”往往同定居城市毫不相干,如何在定居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特色塑造中发挥作用?“集体记忆”的形成在整合个人记忆的过程中存在沟通、交流、融合的社会组织困难,又如何能够促成文化的“共同记述”?可以说,记忆共同体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此种条件之下,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制定好过渡性的文化策略是对城市治理者的严峻考验。
“新的开始、复兴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的”
[18]。对于一座特定城市来说,它有自己的过去,它可以通过强调过去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展现自己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城市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上海新天地”开启了一种表达“城市记忆”的方式,它几乎重建了这里的每一幢建筑,但是充分地将石库门的建筑元素当成为场所营造的装饰物,处处向消费者暗示上海城市的一段历史和一种代表性的建筑文化,借助人们对上海城市的认识来建立起集体对这个新的消费场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要明确的是,这种保护“城市记忆”的方法并不能等同于保护“城市遗产”的正确方法。
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讨论中,大家会说到“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城市记忆”,但是反过来,城市记忆的保护未见得全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无独有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过去一些年全盘复建的案例也在证明这一点。城市的决策者意识到,用建筑物和城市来重塑历史、“昭示后人”是一条“捷径”。但是当他们决定要把这座古城的风貌恢复到20世纪中叶一张照片记载的视觉状态时,其思想面向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大同的未来确实未知,但大同的过去对所有人来说其实也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留存至今的历史档案实在太有限了。城市在急急忙忙中花大价钱创建的一个内在要素有所联系、但也有所取舍的“想象的统一体”。这座全面重建的古城,通过植入错误的“记忆”,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重建的历史被认作是对“过去”的真实记载,但这种“过去”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伪造的！当人们回避了国家法律规定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强调这个伟大的古城复建工程如何唤起了大同人民的“城市记忆”,让老百姓重新获得了自豪感和归属感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使用“城市记忆”一词在当下有很大的随意性,人们望文生义,随心操控语意,为违反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不当行为寻找托词。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大规模造假复建,就是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记忆”实施强制性的再造,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城市建设的历史记忆生硬地抹去。
此类现象提醒我们,尽管“城市记忆”和“城市遗产”的研究领域的确有很大的交叉重叠,但对“城市记忆”和“城市遗产”做出学术性的区分非常必要。在当今中国,这样做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说到“记忆”（memory）仿佛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和记忆中的事物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旁人似乎也很难从外部去测定和比较。不过,西方思想家一致认为,存在着一种叫作“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的东西,而且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记忆过去的能力。简而言之,记忆可以指我们回忆过去的能力,即一般被归属于大脑的一种功能;同时,记忆也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如一个人、一种情感、一段经历等,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而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表明：记忆的这两方面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事物,但它们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记忆能力,也与记忆的对象、环境和实践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学家Schama在其非凡之作《风景与记忆》中指出
[21]：我们总习惯于将自然和人类感知划归两个领域,但事实上,它们不可分割。尤其是各种空间,比如某人在那里诞生的居所,充满着记忆的痕迹。大脑总是在我们的感官知觉到风景以前就开始运行,“如果说我们整个的风景传统是共同文化的产物,那么同理,它也是在丰富的神话、记忆以及夙愿的沉淀中构建起来的传统。”
法国社会学家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认为
[14]：“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他还进一步指出：耶路撒冷并不是孤悬在天堂和大地之间的圣城,而是一座用石头建造而成、由他们所熟悉的房屋和街道构成的城市。正是由于这些东西的稳定性,城市的记忆才得以维持继续。
历史上,战火对城市的毁灭,可以说是对城市居民和城市结构组织进行的蓄意打击,旨在消灭城市的交流、文化分享以及公民价值。系统地摧毁某类建筑或建筑古迹,恰恰是要消灭与建筑物和场所相关的记忆、历史和身份认知,是一种强制遗忘
[19]。和平年代,针对历史城市进行的大拆大建等过度开发行为,不仅导致城市环境容量急速扩张,让城市越来越不适宜人居,而且还彻底破坏了历史景观和场所精神。“大拆大建”致使城市肌理的伤筋动骨破坏,同时也是对集体记忆的彻底抹去,对城市已造成了与战争毁灭类似的文化记忆消解。看似坚固、原以为可以世代矗立的建筑物突然间就不复存在了,这既令人感到恐惧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正如美国学者Zukin在《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22]中所阐述的战后美国政府真打算彻底抹去旧日地景,然而为了城市更新去夷平某些地区的瓦砾,就会引发原子弹威胁一样的、源自本能的恐惧感。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农民进城、年轻人进城、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等人口大迁移之外,城市内部所发生的居民动迁和城市街巷建筑的大拆迁,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强调“可持续性”的时代,需要高度关注作为人居环境的城市保护问题,因为,“每一个社区或场所的特别的遗产和集体记忆是不可取代的,是现在和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ICOMOS《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宪章》）。在可持续性的各项要素中,“文化”“美丽”等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候这些部分被那些用眼睛仅仅盯住生态指标的人所忽略了。构成城市街巷的普通建筑物被其日常承载的功能、它们在城市景观中的地位及其外在形式所赋予的意义,再不能被发展规划所轻易忽视了。
Ruskin在《建筑的七盏明灯》
[23]中将“记忆”作为建筑的第六盏明灯,认为人类的遗忘有两个强大的征服者——诗歌和建筑,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在现实中更强大。因而早在19世纪中叶,他就呼吁道：建筑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生活,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崇拜,但是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纪录！
而且,可持续性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尊重。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权力掮客们通常用曲线、图表、模型和统计数字等官方表达形式来规划城市,“官方故事”垄断了整个规划叙事,并抹杀了日常生活的城市
[24],仿佛“一切都已经掉进了人类集体自我强加的这种奥运会成绩式的痕迹里”
[25]。
近年来兴起的“复古”“仿古”热潮,又给城市真实的历史记忆带来了“保护性破坏”。为迎合旅游需要的布景化景观建设和伪民俗泛滥,对真实生活世界的文化复兴和繁荣可能也会带来了副作用。城市设计能够为创造新的景观发挥重要作用,但建造城市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跟生活本身一样复杂,不是理性的综合分析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正如城市的出现不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一样,因而,城市设计必须是循序渐进的,通常包含许多缓慢的、艰苦的工作以及持续的实践探索。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城镇的发展都得益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至少从宋元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就成为一种历史常态。这种迁移到近现代愈发明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以致在现今城市中,大多数的家庭自三代以前都来自乡村。城市是人类历史的物质性积淀,而品味历史则是闲暇时代的专有产品。当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就开始“记忆”历史,并将这种“记忆”当作一种文化“品味”。一般来说,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会有不同的社会取向,既有基于历史研究的记忆,也有基于历史想象的记忆,更多的是将二者以不同配比混合而成的记忆。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通过人类记忆重构城市历史意象,强化城市空间的“历史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古代社会,帝王们时常以想象或记载中的“三代”为典范来营造城市,塑造符合正统伦理的空间秩序;百姓们则以守护祖上留下的宅基为前提,以“不破不立、推陈出新”为原则营造居所,形成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生活空间。正是由于这种延续千年的城市文化,使得我们的城市拥有丰富的和普遍性的集体记忆。
如今,在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以前那种具有较强社会性和统一性的城镇集体记忆被消解,出现种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城镇“记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镇被按照各式各样的“记忆”重新打造,出现了许多想象中的、新的“历史景观”,以满足那些愿意通过“记忆”去消费历史的人群,导致很多有价值的历史场所被彻底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与成千上万新移民们的乡愁与思绪,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相互混杂、难分彼此,使得城市空间的演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异化,视不同角度可称之为文化多元化或文化扭曲。这正是当前城镇发展与遗产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现象,也反映出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观念分化趋势。因此,在探讨“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镇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这一议题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如果没有了统一的家国意识,泛大众化的城镇记忆实际上往往是一种纷繁复杂、多元交错、时序变换、逻辑混乱的社会历史情感的集合体。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抒发或宣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城镇的历史记忆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城镇记忆成为由现实环境所引发的对城镇空间某些不足的补偿和调适。所以,从城镇历史文脉延续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仅仅通过这种城镇记忆去建构空间历史既不靠谱,更不会持久。从上海“新天地”到山东台儿庄、从大同古城到北京前门大街……,人们从许多设计细腻、施工精致的“历史场景”中看到了一些被改变、被扭曲的商业化历史片断。如果说它们能够激发起历史想象或记忆,那也是临时性、娱乐性和感官性的。
当然,从城镇发展的角度看,即使是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遗产也总要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应当依赖于理性而非记忆。真实的城镇记忆依赖于历史研究,历史赋予人类以知识,但这种知识主要是以回忆、探索与反思的方式获得的。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过去的记忆往往是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触发,以认真的研究与发掘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将多元化的城镇记忆与可靠的历史空间的延续融为一体。
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面貌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人们在获得居住条件较大改善的同时,猛然发现,曾经那么熟悉和依恋的家乡在渐行渐远,当一个个熟悉和习惯了的家乡小街小巷悄然消失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个所谓的家乡不仅仅是个“物质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心理生活空间”,它已经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个具有依附作用的“心理场”。“心理生活空间”（或称精神生活空间）的消失让人感到心中无形的失落和不知所措,关于家乡的记忆也随之受到影响。因此,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家乡记忆和地方感的问题,必须从保护传统文化和文脉入手,着力挖掘和彰显地方文化景观基因,通过多种途径保留和增强地方感,达到“记得住乡愁”的目的。
文化景观基因是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即某种代代传承的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的基本因子,它对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它也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决定因子。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是指凝结在家乡聚落中的代代相传且区别于其他聚落景观的文化因子,对家乡聚落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定区域内的聚落景观之所以如此相同,就是因为聚落空间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在景观传承或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保持其文化“基因”的遗传特征所致;同时,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定变化,又会导致聚落景观基因在遗传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微小变化,即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必要的变异。这既是生物体遗传繁衍的基本规律,也是聚落文化景观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二者虽有着不同的属性,但却有着较为类似的传承原理。
家乡聚落景观基因如何识别,从属性上说,即按其在聚落景观识别中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以及变异基因;从物质形态来说,又可以分为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例如,在皖南古村落中,最引人注目的家乡印象是马头墙（即山墙）,规范整齐,令人难忘,是皖南家乡聚落的主体基因;与聚落相匹配的皖派乡村园林印象是皖南家乡聚落的附着基因;石牌坊、石桥、石雕、地方特色美食印象等是皖南家乡聚落的混合基因;由中原四合院内空间演变而来的天井、因防卫需要而变得窄小的外墙窗户印象,是皖南家乡聚落的变异基因。
当然,除了能从景观印象上得到表达的家乡聚落景观基因外,皖南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还有隐性的表达形式。皖南古村落景观建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宗族观念明显,每个村落中都会有突出的宗祠建筑,往往是在村落形成初期的核心位置建设有总祠堂,祠堂是村落议事中心、活动中心,是公共社交场所,是全村人的精神生活空间的中心。之后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聚落规模不断扩大,支祠逐渐出现,一个村落便形成以一个总祠为主体心理生活空间、多个支祠为辅助心理生活空间的格局。实际上,很多宗祠并不位于村落的几何中心,但始终是村民心理生活空间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构成家乡聚落景观的基因除了看得见的因素外,还有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因素,这种能感觉到的心理因素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也可以理解为感觉中的“意象”（image）。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者Lynch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景观在人的头脑中的心理图像的表达,首创了从感觉形式出发研究城市特征的方法,提出了城市意象的“可印象性”和“可识别性”概念,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意象可以表现为五个要素：道路、边界、街区、节点、标志物。这种强调感觉形象即城市意象的设计思想,对后来的城市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也为人们寻找城市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无论是家乡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挖掘和提炼,还是居民心理生活空间的保护与保存,抑或城市意象五要素的把握,都有助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建立。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是1976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Duan Y F提出“地方”（place）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地理概念,包含两个含义：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感特性（地方依附或依恋）。
因此,地方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感觉结构,源自地方内在的固有的特性（地方性,place identity）的表达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附或依恋,place attachment）。北京四合院胡同及其所属的京城生活、江南水巷滨水而建的民居及其所属的生活、湘西吊脚楼民居及其所属生活、山西碛口古镇街市及其所属生活、东北雪乡景观及其所属生活等,既反映了地方环境和文化的固有特性,也反映了人们对特定环境的心理和情感适应,从而形成一种地方认同和依恋,也是“乡愁”的一种来源。因此,要“记住乡愁”,必须保护好产生乡愁的家乡文化环境、历史文脉。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难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家乡的文化景观基因必须得到切实保护和有效传承,唯有如此,才能满足人们对家乡记忆和地方感的心理需求。
历史地段中城市记忆是动态的。关于记忆的主体,各种类型对应着不同的认知特点,具有不同记忆的形成过程;有关记忆的客体,物质空间和非物质景观中记忆的延续面临多种困境;在记忆的传播和原真性的保存中,“守门人”现象、“幕布”现象等分别展现了记忆动态传承过程中的各方响应。
记忆主体的认知显示出圈层现象。在保护实践中,我们常常为历史地段划定明确的空间边界及分区。但事实上,地段与其环境本底的界限可能随不同人群认知的不同而伸缩模糊。同为居民,处于城市中不同位置的人们对历史地段的记忆大相径庭。Landa的圈层模型在历史地段研究中也同样适用。正如“一千个人心中一千个前门”,随着居住地或者出生地距离前门由近及远,“前门地区”在人们的认知中,从居住、商业功能街区逐步向承载地区历史文化的历史地段转换。因此,对人群的合理细分,而不是泛泛而谈,这是深入了解城市记忆的前提。
记忆客体的物质空间呈现边缘化现象。历史地段有很多典型的物质空间作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它们的边缘化将使其承载的记忆面临被遗忘的风险。以名人故居为例,在历史地段更新过程中,故居因承受着“名人之累”,和周围有活力的街区氛围缺乏互动,在街区空间中被边缘化。其功能亦经历了较大改换,除少数被弃置的故居外,绝大多数名人故居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一定的功能,如居住杂院、纪念馆、餐厅、宾馆等。这些转换了的利用方式,对故居物质实体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同时其所承载的名人精神和文化也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改写。在历史地段的外部环境影响和内部功能变化的背景下,故居面临着物质空间和文化内涵丧失的双重风险,其中虚体记忆的遗忘要胜于实体记忆的遗忘。
记忆客体的非物质景观面临失忆现象。景观失忆理论是从自然景观中提取的,指景观变化的缓慢性和不显著性导致观赏者均未能及时体察,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和人群的代际替换,使原来的景观记忆消失殆尽的过程。传统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景观是历史地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同于物质实体变迁易引发广泛的关注,非物质景观时时处于一个弱势且容易被牺牲的尴尬地位,它们的变化、消失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察觉;并且一旦变化或消失,原有的景观将很难寻觅痕迹。这种景观失忆与记忆置换在不同代际人群中自发延伸,在不施以外界措施的情况下,相关的非物质景观将随着人群更替而消失殆尽。曹禺的话剧《北京人》第一幕中出现了六次“天空中的鸽哨”这一场景,而在近几年的北京旧城改造、人口置换过程中,钟鼓楼地区已经难觅带着哨音呼啸而过的鸽群踪迹了。
记忆在信息活化传播中的“守门人”现象。这具体是指拥有知识的传播权、在资产机构和受众之间起着信息过滤或中转媒介作用的中间人
[26]。守门人理论最先由K. Lewin于1947年提出
[27],这些“守门人”主观控制着信息传递的关卡,并决定了信息传递的最终结果,经守门人转述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本身,取决于守门人的认知结构、动机等多重因素。在旅游过程中,“守门人”具体指向游览者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媒介
[28]。例如,在什刹海“胡同游”中,人力车夫可视为文化信息传递的“守门人”之一。专家、精英著书立说所宣传的胡同文化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段的文化传递过程中,人力车夫诙谐平易的讲解、一定程度的戏说也能积极有效地传递着胡同文化。但是,人力车夫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具备的知识储备、在经济利益下的妥协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均可能带来信息传递的偏差,偏离“原真”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在商品化的浪潮中,车夫的信息传递很可能是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权衡矛盾下的表现。
记忆原真性的保存中还存在“幕布”现象。“幕布”是历史地段居民为防止“前台”入侵、保护“后台”而不自觉设立的空间与情感防线。由于处于地方传统文化与外来现代文化的交界面,随着社会发展与旅游开发,历史地段中居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出于对传统生活和环境的深厚感情,他们并不是无限制地接纳外来文化,而是构筑了一道防御界线,无形中隔离了“前台”和“后台”,起到了保护本地“真实性”的作用。游客寻求异质文化体验的出发点,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趋于均质的结果,本身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一味迎合旅游者对“后台”的追求,不但会引起“后台”变质,甚至可能致使本地文化被改造、同化,造成“后台”消亡。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位处其中的历史地段的保存和发展。它既蕴含着城市悠久的历史文脉,亦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伴随着城市发展而持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生活、历史原真信息必然会与现代的城市发展和生活节奏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甚至有些元素逐渐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动态视角的城市记忆研究对历史地段保护更新影响深远,促进着历史地段从静止保护到活态保护,从躯壳修复到灵魂注入,从传统延续到时代创新。
城镇依靠记忆而延续
[7]。城镇记忆不仅记载着城镇的形成、变迁和发展,也存续着城镇的文化和个性。伴随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和乡村正面临着记忆残缺、文化受损和“无地方”的悲剧。在时代更迭、社会变迁、旅游流动等各种迁移中,如何留住城镇记忆、记住乡愁和传承旅游文化,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科学命题。
自Hofmannsthal和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来,国外学者从地方、景观、认同、仪式和历史保护等方面对集体记忆和城镇记忆进行了大量的创新性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城镇记忆”和“乡愁”等主题内容正从国内的政策层面渗透到学术研究,并在城镇记忆与历史街区
[29]、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
[13]、地方认同与遗产保护
[30]、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与地方文化基因保留
[31]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基于“城镇记忆”和“乡愁”视角的旅游文化研究仍比较薄弱,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地方性和地方依恋、游客认知的历史地段城市记忆、城镇记忆的旅游感知与文化记忆空间建构等方面
[6,32]。总体而言,记忆和乡愁在旅游文化研究中存在概念引用多,理论原创少;记忆（乡愁）主体研究多,主体与载体的互动影响研究少;地方性与旅游感知研究多,文化记忆（乡愁）及其旅游响应机制研究少等问题。今后需围绕以下科学问题进行深化研究：
（1）城镇记忆、乡愁与文化旅游的理论逻辑及时空阐释。国内有部分专家认为旅游开发造成了文化破坏和记忆消失,但事实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造成的传统文化危机要远大于旅游产生的影响。城镇记忆与乡愁是地域文化和情感体验的重要表征,旅游是保存城镇记忆、传承地域文化和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有必要通过对城镇记忆、乡愁与文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政策制度、居民权益、情感认知、商业行为、旅游作用的审视,深刻揭示旅游地城镇记忆和乡愁的时空特征、演化过程和作用机制,进一步厘清城镇记忆、乡愁与文化旅游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
（2）城镇记忆、乡愁主体与文化旅游载体的互动影响。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探究不同时空尺度的城镇记忆或乡愁主体与载体的互动影响,是旅游地理学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人的记忆和乡愁可以建构想象空间,产生地方意义与情感,空间、地方、景观等载体的改变又会影响群体的集体记忆和乡愁情结。今后的研究需对旅游相关者集体记忆和乡愁的主体更替及相关权益、地方尺度转换与空间场所、乡土文化与旅游景观、地方感与地方认同、地方依恋与地方情感、旅游感知与维度表达等进行深化研究,更好地揭示城镇记忆与乡愁的产生过程、变化特征及其与文化保护、景观意象、空间结构、地方特性、旅游发展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促进旅游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3）基于城镇记忆、乡愁理论的旅游文化恢复与重构。留住“乡愁”可通过旅游保护和活化记忆场所,但现有的城镇记忆、乡愁研究与旅游文化保护利用研究结合不够紧密。应综合运用乡愁记忆、文化基因及社区恢复力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开展旅游文化恢复与重构研究
[33],系统考虑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凝练具有传承价值的优秀文化,提取文化基因,确定旅游文化重构的内涵;引入恢复力等理论,在评价乡村旅游地文化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基础上,融合生态、文化、旅游、生产与生活功能,构建旅游文化恢复模型和恢复机制;按照文脉梳理与挖掘—感知维度界定与测度—记忆碎片沉淀与提炼—乡村记忆拼接与整合—文化体系重构与再生的思路,从形态、价值、功能和空间等多个维度,建立旅游文化重构模式,并对以旅游为载体的文化表达、文化活化、文化恢复与重构策略及其规划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促进城镇（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共生,为存续乡愁记忆,保护和传承旅游文化,促进旅游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Topophilia（恋地症）是指人类对特定地方的心理依赖。中国在文化遗产继承中,特别重视信息的原真性,重在场所精神继承而非只是建筑本身。中国人对地点的爱,对地方的依恋是一种文化现象。例如,六和塔在钱塘江大潮收口的地方,必须要建一个厚重的建筑物来镇煞气;而保俶塔则是为了响应西湖风景秀丽的印象,符合景观审美要求,选择苗条轻盈的造型;黄鹤楼由于地处长江岸边龟蛇二山之间最狭窄江段,流速湍急,在人力控制的内河航运时代,主要作用是镇风水,各朝代都有重建,但是建筑形态可变、地址不可变,风水格局也不可更改。这就是地理学中解释的风水或者是场所精神,主要体现它的场所价值。这种场所精神比建筑本身更需保护,在原址上的重建,才能真正表现特定的地方感、地标意义和文脉传承,原址重建的意义就在于承继了特定场所基因,即特定地理位置和建筑空间所携带的场所基因,特定原址的地方精神价值,这和文物建筑一起相得益彰,不可割离。
从城市的景观来讲,建筑毁坏以后,重建时不一定要原状,是可以创新的,但是建筑当时所处的遗址为人们留下了城市记忆或城市足迹,这样形成的地方感,成为人们对场所精神、城市记忆中浓墨重彩的刻痕。场地由此让人们有了信仰、依托。客观主义原真性是考古学家特别强调的,但是建构主义原真性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建筑、遗址,或者是历史的地段,在历史原址上的重建,是一种城市记忆不断得到继承、不断得到保留的方式,也反映出人类对原址地方有消费需求,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
当今世界地方的多样性逐渐被标准化、同质化的景观形态替代,现代城市或城镇面对全球化、现代化、标准化的趋势,无地方感的冲击,但是东方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又能把它拉回来。即自然地理环境中气象、气候、日照、降水量、植物的生长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这种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一种地方风格,奠定了地方感的基础。原址性的地方感是可能真正实现城市记忆的传承,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乡愁。乡愁找到了,才有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要传承,一定要接地气,要把文化的延续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活化与传承。
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香港的回归等重大事件,城镇记忆研究逐渐升温。21世纪随着全球化、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及因各种灾难导致的家园破坏,2009年国际上“城镇记忆”研究出现了高潮,主要涉及历史、文学、艺术、社会、地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城市研究等领域,其中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占主导,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城市研究领域的兴趣在不断增强。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美发达国家,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跻身前列。城镇记忆研究的主题较为分散、多样化,包括历史、集体记忆、纪念、政治、认同、社区、遗产与怀旧等,其中聚焦在战争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种族认同、日常生活记忆的成果占88.9%;从尺度上看,国家记忆的研究成果约占62.1%,其次是城/村区域记忆、个人记忆和社区记忆。
在国内,2000年以来关于“城镇记忆”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科学与工程”“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文学”“档案及博物馆”等领域,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占主导。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州、福建、河南、广西与重庆等地,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主。研究的记忆主题包括城镇化、乡愁、保护、城市文化、记忆工程、遗产、集体记忆、文化、空间、认同等,特别是2014年“乡愁记忆”成为了一个热点。从尺度上看,主要集中在城市、村落、小城镇、工业遗产与历史街区等中小尺度,其次是国家/民族记忆的研究。这与中国近30年来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变迁有关。
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不一样,关于城镇记忆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侧重点也不一样。国外学者关注战争或者民主运动引起的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较多;国内学者关注城镇变迁导致的忧愁记忆与文化保护较多。与此同时,国外成果聚焦在国家与个体层面;国内成果聚焦在城镇与乡村的集体层面。
换而言之,西方学者以城镇记忆的非物质信息为研究对象较多,中国学者以城镇记忆的物质信息为研究对象较多。由于国内外城镇发展阶段与相关学科布局不同,城镇记忆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在国外,人文社科领域对城镇记忆研究更为关注;在国内,工科与管理科学领域对城镇记忆关注的较多。
也就是说,城镇记忆的生成机制不一样,导致了国内外研究的领域、空间对象与主题内容有所差异。鉴于城镇记忆的两个基本维度——基于时间的非物质信息与基于空间的物质信息,可以将东西方研究的差异简单地归纳为“怀旧”（nostalgia）与“乡愁”（xiangchou）。西方学者更多的是“怀念”过去自己曾拥有的引以为豪的社会经历或者国家种族“历史”;中国学者更多的热衷于表达对“家园”“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乡愁”依恋。前者侧重在社会身份与时间信息;后者侧重在物质空间与文化信息。前者记忆的主体往往是贵族精英与国家权威;后者记忆的主体则是迁居他乡的普通百姓
[34]。
无论是“怀旧”还是“乡愁”,城镇记忆与传统的“集体记忆”“记忆档案”“文化遗产”等概念有着密切关联。21世纪以来,国内外城镇记忆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不仅涉及保护名单中国家层面的文物记忆、传统的历史街区以及近现代的工业遗产以及多尺度的遗产廊道,也涉及保护名单外的普遍人的生活、生产与休闲的记忆场所
[35]。
由于记忆保护价值的多维度,不仅包括美学与经济价值,也包括社会文化的情感价值,因此城镇记忆所拥有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除了个案纪念碑式的保护利用之外,也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以及日常事件的活化方法;此外,通过NGO等机构与之配套的管理政策来引导推动城镇记忆的保护。
挑战之三,如何客观理性评价城镇记忆保护效果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
评价主体多元,年龄、身份、知识结构等均不一样,导致的认知与感知难以达成共识。此外,多样化的保护与传承手法的功效性期待理性评价,究竟是有效留存了记忆、丢失了记忆、扭曲了记忆,还是损毁了记忆。
面对上述的挑战,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欧洲学术体系中关于“城镇记忆”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更需要针对中国当下的语境,不是简单移植西方概念与理论,而是要讲好、传承好中国的“乡愁”故事。
（1）城市记忆的延续。城市记忆通过一些代表性的建筑景观等物质载体以及传统节事等文化载体,满足了现代人们功能性和情感性的需要而得以延续。如以教堂和博物馆为代表的建筑景观,具有记忆储存的作用,充分展示着城市演化和发展的历史,是城市记忆的重要实物载体。如罗马的300多座教堂、伦敦的253座博物馆
[36],这些建筑景观至今仍服务于居民和游客,通过现代社会的宗教、旅游和休闲功能将城市记忆得以延续。而近年来西方文献中对城市记忆的研究内容也不再仅限于城市面貌和建筑景观,而更关注民风民俗等日常生活,通过节事、节庆活动让参与者回忆,追寻城市记忆并产生一种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满足城市居民的情感归属。因为满足了现代人们功能性和情感性的需要,城市记忆得以延续。
（2）城市记忆的升华。在原有记忆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元素的传承为城市记忆带来了活力,既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社区创造一种文化标识
[37]。如德国鲁尔区的艾姆舍公园项目在原有城市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工业文化的保留和继承,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等,对周边工业景观进行修复,将一些废弃的工业设施开发再利用为特色酒吧、研究中心、商务办公场所、住宅等。保留了城市工业文化的独特记忆,并通过现代社会元素的注入,使得工业遗址被赋予了新的休闲、居住、旅游等社会功能,为城市创造了新的文化标识,使得原有的城市记忆得以升华并传承下来。
（3）城市记忆的保护。城市记忆是一种集体标识,集体文化认同,西方对于城市记忆的保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过去的历史建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程中将利益相关者团体联合起来,识别和记录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为居民寻找地方感和公民自豪感,让大家能更好地珍惜城市今天的文化价值,并且通过这一过程为未来城市规划创造一种文化标识
[38]。如近年来加拿大在安大略省及多伦多老城区推出的城市记忆保护项目就明确提出这样的目标。
西方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我们的城市建筑景观和文化遗产也要考虑如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在体现城市记忆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化的元素才能为城市发展带来活力。城市记忆的保护工作不应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应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为我们带来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城市历史遗存、传统风貌的破坏和生活方式与历史记忆的消失。如今,保护、恢复、再现和延续这些城市记忆成为国内外城市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受欧美等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启发,中国很多城市或者博物馆等文化历史部门也都相继采取了旨在抢救和留存城市历史记忆的城市记忆工程。这其中,信息技术在传统城市记忆保护中的应用,促使纸质载体形式的典藏开始向数字媒介载体典藏发展,单纯文本的记录开始向图、文、音、像立体化多媒体记录发展,传统的实物展示、书本传播开始向3D 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在城市文化遗产修复与保护中的应用,为城市记忆的恢复与存储、传播与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快速的行业应用,尤其是在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需要我们在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创新环境中,去重新思考城市记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技术体系。
城市记忆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历史文化、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城市记忆认知体系的主体是居民,不仅仅是本地的居民,还有外地游客等不同类型的来访人员。城市记忆不仅要面向过去,更要面向未来。同时,在这一个全球化、高度流动化的时代,原有的静态的城市记忆也会被放置在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流动空间之中
[39]。因此,一个流动、开放的城市空间中的城市记忆,不仅仅是历史档案的保存与数字化,关键是要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让这些被“固化”的城市记忆得以“活化”,进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基于建设中的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这一新的技术框架,我们可以充分挖掘反映城市记忆的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源异构数据,以人及其活动为核心构建城市记忆数据库,并将其与更多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关联起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利用互联网等开放平台更加“全面”地收集和存储反映城市记忆的各类数据,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与模拟,从中提取有效的城市记忆信息,并创造一个开放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而更好地去激活、利用、塑造和更新城市记忆。
当然,依靠大数据方法与技术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城市记忆而言,传统的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0]。尤其是对待新技术的使用,要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大数据技术、研究方法和传统保护方法的有机结合去实现城市记忆的原真性、整体性保护与记录,赋予城市记忆新的生命力,构建“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中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