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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7 , Vol. 36 >Issue 8: 1543 - 155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8012

Articles

Paradigm and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island settlements based on mixed-us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Zhoushan work-live community

  • ZHU Xiaoqing , 1, 2 ,
  • WU Yiqun 3 ,
  • WENG Jiantao 3 ,
  • WANG Zhu 3 ,
  • GAO Weijun 2
Expand
  • 1.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Habitation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 2. City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Kitakyushu, Kitakyushu 808-0135, Fukuoka, Japan
  • 3.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3-2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7-07-06

  Online published: 201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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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island mixed-use settlements and the theory of work-live communit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motivation of island mixed-use settle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ine economy. It builds an evaluation model of mixed-use cells including three major aspects (time-space-popul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ixed-use elements of small work-live units. And then it makes a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work-live cells by using STING metho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grid) in each settlement homestea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deduces evolution mechanism of island settlements which is composed by diversified mixed-use factors, and estimates the settlement spatial form with the aid of GIS kernel density function method. Empirical result of Zhoushan mixed-use settlements manifest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work-live elem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pace and tim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space, mixed-use factors accord to the law of homogeneity-diffused, networked-interacted and centralized-aggregated. We divide settlement patterns into three typ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including dissipation broken, cluster permeated and gradient expanded. Finally, the paper comes out several measures that are meaningful for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the plan and development of island mixed-use settlements, such as the work-live compatibility of mixed-use system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lexible institutions and smart growth of diverse communities.

Key words： mixed-use; island settlements; work-live community; spatial pattern; Zhoushan; Zhejiang

Cite this article

ZHU Xiaoqing , WU Yiqun , WENG Jiantao , WANG Zhu , GAO Weijun . Paradigm and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island settlements based on mixed-us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Zhoushan work-live commun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 36(8) : 1543 -1556 . DOI: 10.11821/dlyj201708012

1 引言

受海陆交隔的天然制约,海洋型聚落的生成、增长与演进,必然依赖特定空间下内生性的功能混合（mixed-use）[1]。随着海洋产业的“块状化”聚合和住居的“集约化”转型,海岛经济扩张与人居发展,更呈现出在同一聚落单元中的叠合状态,进而逐渐形成历史久、分布广、规模大、类型多,且具有海洋特色的产住共同聚落（work-live settlement）[2]。由此,混合功能发展成为海岛经济建设和人居跃迁的关键动因。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推动中小岛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宣言》[3],确立了海岛经济与人居开发的核心纲领。具体到不同地域,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相继颁发《孤岛振兴法》《小笠原群岛振兴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海岛产业振兴与人居协同提升的制度;韩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关于海岛聚落建设与经营组织实施了“岛屿综合开发促进计划”[4];澳大利亚在海岛土地的兼容性利用（compatible land use）方面出台了“劳德哈伍岛城乡建设条例”[5];同样,美国、加拿大等国也在海岛人居单元管理层面进行了诸多开发实践,诸如“山姆洛克岛计划”“埃克岛管理计划”等。地域性的海岛产住组织模式为聚落的聚合、扩张提供了补充,并演化形成多目标、多路径、多层级的混合功能发展趋向：① 混质再生的海岛振兴：以日本门司港渔市社区、温州洞头生态渔业村为例,依托新的经济“增长点”植入与重构,激活海岛原有产住单元的活力;② 功能复合的渔居拓展：对原有渔居的局部空间改造升级,形成产、住、商、储等功能复合的共同体模式,典型如巴厘岛金巴兰滨海休闲集落、大连长海文化旅游观光镇区;③ 职住一体的港城开发：通过对海港土地利用的优化,实现工作、居住、娱乐及其配套的一体化格局,例如荷兰鹿特丹港的物流街区、舟山沈家门的渔港聚居等。基于上述营建特征,混合功能驱动对海岛聚落发展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以Grant和Jacob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功能多样性是聚落产住混合发展的目标途径[6,7],而Skinner等从簇群（cluster）角度阐释了混合功能聚落空间构形规律[8,9],Rowley等对混合测度更提出了肌理（grain）、密度（density）和渗透性（permeability）的参数体系[10,11]。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学者李荣增指出产住要素的集聚为聚落发展提供了规模效应[12],韩增林等剖析了海洋产业和人居类型的共同发展模式[13],陈修颖等更补充了海岛地区“市场群落”（market cluster）的特色发展路径[14,15]。
具体到舟山地区,土地面积1440.12 km2,岛屿1390个,是东南亚重要的宗教、经济、渔业、旅游等功能综合集聚的群岛板块。2011年6月,舟山被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新区,其各类产业与人居增长迅猛。2015年,舟山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95亿元,建成区面积71.62 km2。但从整体看,除本岛外,舟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居增长主要依托海岛单元进行扩张,其中,85%以上有常驻人口的聚落集中于5 km2以下的中小型岛屿[16]。依据丘陵海岛人居地理特征,其可建设用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约六分之一,这本能性地造成产住功能在海岛单元中内部挤压与融合的格局。而“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运行更是进一步集聚了原先天然分散的产住要素,使功能混合的空间组织方式在舟山量大面广的中小型岛屿中尤为普遍,且极具海洋性人居特征。根据《舟山统计年鉴（2015）》数据修订,截至2015年,舟山地区家庭经营户约为7.2万户,占常驻人口户总数的16.8%,远高于同规模乡镇5%~8%的平均值。而同期,该地区以家庭经营为核心的个体商户GDP贡献率超过30%。数据表明,小微产业的空间组织方式已成为舟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然而现状发现,舟山地区产住共同聚落正处于从粗放膨胀进入中后期转型的阶段,传统的“低、小、散”聚落组织难于避免与现有建设体系相冲突,粗放的“功能区划（function zoning）”建设制度限定了内生的混合功能增长需求,造成人居失衡、空间失稳、产住失调等诸多问题。因此基于混合功能的要素解析,对舟山地区的混合功能人居进行研究,建构海岛聚落的混质元胞演化模型,并量化评估其混质空间分布形态,制定具有海洋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策略尤为重要。

2 海岛混合功能聚落的范式发展解析

2.1 海岛混合功能聚落的演化范式

基于“靠海、居岛”的聚落生成背景,大量小型化、多类型的海岛型混合功能群落,已然成为舟山地区产住共融的地理识别。从传统“耕海牧鱼”的散布聚落,到现代“渔家乐”“驻岛工业”“滨海商贸”等块状化产住簇群;从独户、联户经营到社会化小生产组团,混合功能模式在海岛人居中一直延续,普遍存在、特征鲜明,并在其过渡与转型中演化出诸多范式。不同演进阶段的舟山混合人居形制受产住二元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演化趋优现象。一方面,产住叠合范式存在着时间发展的梯次性;另一方面,各个时期则具有其相对主导的“共同体”类型。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岛生产、加工、制造业发展迅速,家庭工业作为舟山块状经济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其空间范式成为海岛城乡产住一体的基础。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产业结构“退二进三”转型,海岛艺术休闲、创意观光、文化旅居产业等新型经营内核植入,促使大量以家庭服务为主的旅居渔家聚落就地式转型跃迁,而21世纪初的海岛市场合法化和规范化,也为规模性经营和居住提供了稳定载体,推动了专业市场社区的不断增长。
（1）就地转产的旅居渔家聚落（recreational fishery settlement）。舟山的非渔农化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增长超过40%,传统小渔农经济向多样化的家庭服务产业升级[17]：① 渔家乐休闲片区,依托于海岛旅游业的增长,渔民通过对房屋的改造,就地进行渔家乐经营,以基湖村“海钓民宿”、庙根村“东海渔家乐”为典型,形成了大批以渔家餐饮、住宿为主导产业的村落;② 艺术创意观光集落,如南洞“渔民画村”、边礁“色彩艺术村”等,对旧有渔居进行空间重构,植入海岛艺术创作、展示等功能,有效地带动海岛旅游业的发展;③ 海洋文化旅居组团,围绕海岛宗教、武侠、传说等文化题材建立的产住混合模式,集主题性餐饮、零售、服务于一体,进一步整合和发挥渔港禅佛等优势资源,构建舟山旅游产业链,例如普陀山东港社区、桃花岛客浦村等。
（2）厂坊内生的家庭工业组群（cottage industry cluster）。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海岛乡村经济的改革带来了乡镇家庭工业的兴起,村民利用自家的空余房屋或院落,拾大工业之余,补小市场之缺,促成了一批以海产加工、塑机生产、船舶配件制造等“社会化小工业”为主导的产住共同集落。以表1中金山船舶修理村落、凤田村品牌水产加工组团为代表,经济增长依靠当地家庭型的“小生产”为驱动,形成原材料、加工、销售产业链的分工,其产住共同范式主要包括联户经营、邻里合作和社区协同[18]等。此外,在同一地域内的家庭工业户之间往往形成“产业联盟”,聚落内的社群组织呈现出“规模集聚”的发展趋势。
Tab. 1 Paradigm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Zhoushan mixed-use settlements

表1 舟山混合功能聚落演化范式与增长动因

演化范式 I：就地转产 II：厂坊内生 III：商住一体
典型样本 庙根村、南洞村 金山村、凤田村 路下徐村、蒲湾村
聚居类型 旅居渔家集落 家庭工业组群 专业市场社区
社群关系 血缘、地缘 地缘、业缘 血缘、地缘、业缘
主导业态 渔家乐、艺术观光、文化旅居 海产加工、船舶配件制造 海产批发、工艺品零售
生
成
动
因		 社会 海岛新兴产业发展 海岛工业化进程加快 海岛城镇化建设推进
自然 海岛旅游资源 港口岸线资源 海洋水产资源
开发 强内部作用、弱外部作用 弱内部作用、强外部作用 强内部作用、强外部作用
政策 鼓励渔民“转产转业” 坚持实施“以港兴市” 积极推动“商住合建”
（3）商住一体的专业市场社区（specialized market community）。根据表1来看,21世纪初至今,浙江新型专业市场发展迅速,“以市兴居”“商住合建”等城镇化方式促成海洋经营性产住混合模式增长[19]。以蒲湾村海货市场社区、路下徐村海洋工艺品城商住区为例,在海岛民本特色经济导向下,“商、贸、仓、储”等产业功能植入于传统的海岛人居中,演化形成空间拓改和功能一体等商住混合范式,家庭经营户数量超过人居总数的70%。同时,区别于个体主导的耗散构形范式,商住一体户依托于专业市场“增长核”集聚,形成在同一聚落单元内不同产住功能圈层化的混质格局。

2.2 海岛混合功能聚落的生成动因

纵观舟山地区人居的演进历程,土地集约利用是产业集群聚合与住居簇群增长的内部动因,并引导两者在地理空间上相互叠合,形成规模大、分布广的产住一体化现象。一方面,早期舟山聚落多处于沿海的狭小平地,呈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封闭特征,可建设用地相对陆域较稀缺,因此土地紧缩使用（land compact use）成为当地混合功能人居自发生成的首要因素。而伴随海岛城镇化推进,原先地块的交通、配套等条件逐渐成熟,单一空间用途的转化可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大量现存的居住空间往往会内生、外扩或附加出不同规模的经营性功能。另一方面,职业分工与协同关系在海岛聚落社会中逐步强化,传统家庭式的小生产聚落与现代社会网络相结合,扩大成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共同体。依靠组团自发性的效仿传播,聚居建构在绩效导向下形成产住增长的“路径依赖”[20],在一定区域内呈现产住要素块状化的集聚状态。
关于混合功能实态组织的外部作用,政府和建设者是决策导控主体,对聚落的混质营建具有“自上而下”的引导：① 多样化的政策驱动,对已植入的混质因子实行制度性培育,在土地、资金、规费、能源和建设上,提供灵活和针对性的奖惩机制;② 规范化的管束干预,对产住活动空间进行指标设定,特别是在场所消防、功能干扰、设施配套上进行强制规定,避免了聚居内部产住组织的混乱和局部失稳;③ 兼容性的建设调节,不同聚落内产住混质需求程度具有地域差异性,增设对产住容量、业态组合、职住人口比例控制的弹变性法则,以修订并完善海岛人居管理政策和建设标准。

3 海岛产住共同单元的混质要素耦合及评价

受规模化、动态式、普遍性的“社会化小生产”发展影响,海岛小微产住个体更突出在不同时空和社会层面下的组群化关联。因而,基于微区位（micro-location）下的人居解析方法,对产住共同体组织进行混质维度的因子评价,有利于反映聚居内生性的“自下而上”运行规律。实地踏勘舟山中小型岛屿上88个产住组团,采用驻村入户式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人居单元的产住时间比例、职住人员数量、功能布局面积等测算性指标进行采样和处理,并以《舟山渔农村现状及收入发展报告》《舟山家庭工业专项调查报告》《舟山旅游发展现状调查报告》等社会经济基础性数据进行补充。根据实地调研统计,旅居渔家型、家庭工业型和专业市场型聚落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3.2%、33.0%和23.8%。上述三类产住共同范式为混合功能聚落的代表性样本。从中各挑选3个生成时间相近、产住规模相仿、人员数量相当的典型样本进行功能与空间的深入剖析,并通过建构多维度、元胞化的产住共同单元模型,解析不同聚落的混质维度特征差异。

3.1 混质维度设定与产住要素耦合

不同维度下的产住混合在单个海岛聚落中往往共同存在,主要包括：① 时间维度（Mt）：同一聚居内产住行为的时长比率,反映聚落混合功能的时态特征;② 空间维度（Ms）：产业与居住二者的面积比率,表现宅屋单元的功能构成;③ 社群维度（Mp）：同一产住单元内的职住人群比率,反映生活与生产的社会构成。根据上述时间、空间和社群三个维度的基本信息量化,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式（1）~式（3）,再通过三者的耦合计算,公式为式（4）,得到聚落综合混质度数值（M）。
M t = ( 1 - max ( t c , t z ) ) / ( t c + t z ) × 2 （1）
M s = ( 1 - max ( s c , s z ) ) / ( s c + s z + s f ) × 2 （2）
M p = ( 1 - max ( p c , p z ) ) / ( p c + p z + p l ) × 2 （3）
式中：tc、tz分别为产、住行为时长;max（tc,tz）表示两者中的较大值,当tc=tz=12 h时,Mt取到最大值1。同样,面积维度（sc产业面积、sz居住面积、sf辅助面积）和社群维度（pc产业人员、pz居住人员、pl临时人员）也依此设定;α、β、γ分别为时间、空间和社群维度的权重值,为均衡三者对混合状态的影响,故取α=β=γ=1;依据最终计算值,设定M的取值范围为0~100%,M值越高,表示聚落的混质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结合实地调研所得到的基础数据,计算得出样本聚落的各项混质维度Mt、Ms、Mp和综合混质度M（表2）。在此基础上,为了更直观地表达样本聚落在不同混质维度上的比例关系,绘制各家庭经营户的混质度测点三维分布图[21]。其中,以测点距六边形底边距离代表Mp,距左边距离代表Mt,距右边距离代表Ms,位于区域I中的点表示Mp>Ms>Mt,II中的点表示Mp>Mt>Ms,III、IV、V、VI区域可同理类推。此外,对三类聚落各项混质维度的分析也不局限于绝对值的大小比较,还通过绘制各项混质维度的箱型图,来对其阈值进行计算和解读,从而得出多维度下产住混合的波动特征和分散情况。基于上述样本聚落的案例实证,得出产住要素耦合的主要特征。
Tab. 2 Empirical analysis of work-live elements coupling of Zhoushan mixed-use settlements

表2 舟山混合功能聚落的产住要素耦合实证分析

3.2 混质维度评价与产住特征解析

（1）时间弹性易变。以表2中样本聚落的分析看,产住混合在时间维度上相对空间与社群维度总体阈值更大。这一共性特征表明海岛产住单元在契合生产与生活的即时需求上,都具有灵活弹性的功能时间分配。具体看,渔家乐经营户全年的产住时间比随旅游淡旺季的更替变化最明显。庙根村在7-10月的平均经营时长超过13 h,是淡季时期工作时长的3倍之多,尤其是在民宿价格攀升的“旅游黄金周”,原先纯居住的家庭也会暂时性地经营渔家乐,整个聚落的时间混质度峰值超过80%。相比而言,由于产业链分工的配置安排,海岛家庭工业组群在产住时间的分配上具有相对半固定规律。但是为应对产品需求的增减和订单节奏的变化,聚落内家庭工坊也会适当延长或缩短生产、加工和制作时长。因此无论是金山船舶修造村还是凤田海产加工村,产住混合的时间维度阈值浮动率都超过35%。而在海岛市场村聚落中,家庭经营户生产生活的时长基本趋向稳定,一般工作时间在8 ∶ 00-18 ∶ 00。从路下徐村和蒲湾村的实证来看,虽然不定期的“海产贸易集市”“海制品展销会”等活动的举办,会使市场局段时间的混质度提升至70%以上,但是聚落的时间混质维度阈值也仅有27%,是三类样本聚落中最为稳定的。
（2）空间多样组构。在海岛人地关系紧张、空间资源紧缺的环境下,产业和人居的增长需要以多样化、集约的组构方式,来满足不同业态下的混合空间需求差异。其中,渔家乐集落大多为旧有的渔居改造而成,产住空间置换具有较明显的自发性。以庙根村为例,收入较高的经营户,往往会将更多的生活空间改建成住宿、餐饮和娱乐空间,来满足产业的需求,其空间混质度基本都在60%以上,高出收入较低的经营户一倍左右。而从金山村的混质度测点分布图来看,其形态大致为一个偏向于V区域、VI区域集中的“锥形”,表明空间维度在工业村的混质度构成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了避免生产场所的噪音、流线、污染等对日常生活的干扰,超过85%的家庭工坊都有明确的空间功能分区,包括“前厂后宅”的水平混合和“上居下坊”的垂直混合[22]等多样化的方式。反观以路下徐、蒲湾村为代表的专业市场社区,生产经营的主体空间追求最大沿街界面,以致村落内出现大量的“破墙开店”“临街设铺”等沿街扩出和侵占现象,而其他商业辅助功能都被安排在杂院、地下层或夹层等边角空间内,对居住空间影响较小,因此空间混质维度的阈值相对较小,波动幅度在30%左右。
（3）社群复杂交融。在社会关系上,海岛产住共同邻里是一个“亲缘+地缘+业缘”复合而成的集体。例如在庙根村中,从事渔家乐的经营户共有258家,其中父子共营、兄弟合作或亲属搭伙的产住混合主体比例超过了总数的90%,即生产生活关系基本形成了以传统“家元”[23]为核心的分工协作模式,因此渔家乐经营户中的职居关系高度融合。在海岛工业村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协作的细密,促使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与当地居民共同联结成地域性和半开放的“小族群”。以金山村为例,从事船舶零配件加工的“小生产”个体共有375户,常住人口1470人,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为外来从业人员,聚落的职住一体化比例也因此相对较低,社群混质度仅为34%左右。而在市场型村落中,小微化的店、摊、铺则是以户为单位的集中经营,居住邻里与商业伙伴存在天然联系性,围绕市场“增长极”往往形成住户集体、商会机构、经营联盟以及各种非正式的NGO团体多缘交织,使得聚落的产住社群的社会化程度最高,其混质度的测点分布也多集中于I区域、II区域。

4 混质元胞生成与聚居空间演进

4.1 海岛混质元胞生成机制

从海岛混合功能的聚居系统来看,微观的混质元胞（mixed-use cell）是以宅基地为产权功能区域,具有自组织的生产生活能力的基本载体。它包含了建筑、场所、边界等物质要素和经营、居住与人群等社会要素,是产住二元组合、链接、变化和增长的因子,带有局域性的社会化维度。长期以来,海岛混质元胞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演进遵循其用地需求的规律和与区域产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产住结合。采用STING（statistical information grid）法[24,25],对样本聚落进行混质度的聚类分析,并通过“微分”式的元胞解析,推演以混质因子为主体的聚落演进机理,操作步骤和规则设定具体如下：① 剔除村域内机构、道路、绿地、广场等明确不具有产住功能的公共用地或非建设用地,以产权地块为单元边界生成聚落混质元胞。邻近混质元胞的空间形态、宅地面积和产住模式,往往由于血缘、亲缘关系的影响具有相似性。此外,部分混质元胞由于产权所属转让、使用性质变更等原因被合并或切割,与周边混质元胞差异较为明显。② 根据式（4）计算得到的数值,将综合混质度阈值划分为5个区间,再对混质元胞进行“微化”（minimize）的混质度标定与赋值。并用不同深浅的颜色表示,形成直观判断（图1~图3）。具体到聚居实态,选取旅居渔家、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混合功能聚落中具有代表性的庙根村、金山村和路下徐村为研究样本,对不同产住功能的聚落混质元胞组织特征进行横向比对,以此得到其群化生成、增长和扩张的空间规律。
Fig. 1 Empirical analysis of mixed-use cells evolution in Miaogen recreational fishery settlement

图1 庙根旅居渔家集落混质元胞演进的实态分析

Fig. 2 Empirical analysis of mixed-use cells evolution in Jinshan cottage industry cluster

图2 金山村家庭工业组群混质元胞演进的实态分析

Fig. 3 Empirical analysis of mixed-use cells evolution in Luxiaxu specialized market community

图3 路下徐专业市场社区混质元胞演进的实态分析

4.2 海岛聚居空间演进特征

（1）同质性传递。产住混合作为海岛聚落存在的最基本要素,其具有可识别的人居基因,并在混质元胞的个体化生成、增值、变迁中,表现出多样化的复制性特征：① 主动化效仿：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庙根村中渔家乐经营户仅有91户,其中更只有少数几户同一家族的分店存在合作关系,而混质度较高的聚居元胞也多分布于沿街和靠海的组团中。但此后,邻里经营的集聚效应逐渐明显,渔家乐产住共同户的宅地利用格局、产业经营方式和空间改造形态被主动效仿和扩大,呈现出类似“多米诺骨牌”式的传递特征,促使产住混质元胞从原有的组团I、组团III,复制并逐步扩展至组团II、组团IV、组团VI中（图1）,其数量也显著增长到338个。② 被动式适从：在金山工业村内,产住经营户围绕船舶零配件生产、加工和修理,形成集约化的上下产业链和分工协作模式,使产住功能由家庭个体活动转向邻里集体行为。根据实态调查,金山村内现有的398户家庭工业户中,一半以上是通过“左邻带右组,上家带下家”的经营路径锁定形成[26]。同时,由于生产模式的同类化增长,混质元胞多表现为被动性适应的业态趋同建构现象。
（2）网络化互动。在“社会化小经营”的增长特征下,海岛混质元胞不只强调聚居的个体组织,而更加注重在产业要素流导向下的网络联系：① 有机团结：专业市场下的“划行归市”“经营联盟”等机制,支持市场功能对住区的规模性与网络化渗透[27]。从图3的组团V来看,依附于海产批发及其副产业,混质元胞彼此吸引,相互靠拢,最终通过产住功能的动态集成过程,促使商品物流、生活服务等多种商住相关产业,有机团结在经营性社区中。完整的混合功能运行系统,进一步加强了组团内的功能共享、设施支持、场所开放等区域优势。② 地域连锁：在金山村中心的组团IV中,43户产住单元经过相互的群化协同,形成了集船舶配件制造、加工、运输等功能于一体的地域性“生产联盟”。从图2可以看出,组团区划特征表现为开放街区、密质路网和高建筑密度,使得产住要素发生互动的几率明显增加。混质元胞间往往既竞争又协作,并通过多链接、交叉性的生产锁定来组织产住二元要素,构成块状化的“小生产”增长格局,组团整体的混质度也超过60%。
（3）核域式聚合。为实现共同体绩效的最大化,混质元胞往往因为产住要素的分布不均匀,而形成向心运动和密集化聚拢,并存在静态的聚合性特征和动态的适应性调整：① 梯度递推：由于临港的景观和客流资源优势明显,因此庙根村早期的渔家乐经营户多数依托村落的港湾分布,其混质要素的集聚程度也相对最高。之后随着产住聚居的数量剧增和群体蔓延,聚落内渔家乐经营户整体呈现由沿海向腹地梯次发展的趋势。同时,元胞体的混质度也由核域的70%递减为边缘20%的平均水平。② 核域转迁：在路下徐村的发展初期,商住户主要沿着聚落的主街和河道两侧分布,混住元胞的群化组织表现为线性集聚的特征。而伴随着产业升级,海产品批发综合市场逐渐成为混质要素集聚的新兴“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和人居空间产生明显的“极化作用”[28]。原有的产住混质元胞从老街区向新市场跨越式转迁,形成人居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特征。从图3看出,短短5年间,在市场半径3 km内的家庭经营户数量即增长了两倍以上。
然而,混质元胞的发展规律受业态关联需求、经营开放程度和聚落发展水平的影响较为显著,其演进趋势也并非严格的三种模式。事实上,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和产业模式下,混合功能聚落往往具有相对主导的发展模式。此外,随着一些外部事件性因素的影响,例如外组织用地转迁、政策性移民建拆等,也会显性改变一时一地的产住元胞的交互特征。综上所述,海岛产住混质的生成、扩张、集成具有以同质性传递、网络化互动、核域式聚合为主,其他多样化、地域性的组织方式补充的显著特征。

4.3 海岛混合功能聚落的空间形态解析

以海岛聚落中混质元胞的现状组织特征来看,产住要素必须围绕特定的生活资源、生产模式进行集聚,从而维持聚落生成、增长和地域识别性。而上升到簇群层面,受聚居水平、业态类型的影响,内部和外部作用促使产住要素产生多样化的空间集聚现象,并在共同体交互组织上造成复杂的博弈特征[29]。进而,在各种动因平衡的条件下,形成稳定的功能混合指数和空间肌理态：耗散式的破碎形态、组团式的渗透形态、核域式的递推形态（图4）。
Fig. 4 Empirical analysis of work-live spatial patterns of Zhoushan mixed-use settlements

图4 舟山混合功能聚落的产住混质空间形态实证分析

（1）耗散式的破碎形态。分析旅居渔家集落的混质构形,产业和居住在个体家庭单元内高度融合,但由于土地利用格局上依然存在高度的“地域依赖性”[30],导致中观组团层面的产住混合组织相对分散。结合图4a,早期发源的产住聚居多集中于“路网”和“河网”的交汇地,而后逐渐向外蔓延或扩张。聚落转型升级而成的场所形态,在缺乏边界限定下呈现较为破碎的肌理,聚落空间内的混质程度分布非常不均匀。以庙根村为例,沿河道和交通干道两侧分布的渔家乐组团集聚特征明显,宅地形心间距一般在12 m以下,而在周边的经营户大多为渔民自建,主要以独立式、分散型的空间形态存在。高混质度的共同体集聚区（M/S：0.024以上）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小、散、碎”的形态特征,并由此造成经营耗散和居住干扰等一系列顽疾。因而,产住共同驱动下的活力与矛盾相互并存。
（2）组团式的渗透形态。海岛家庭工业型集落混质模式大多为组团式的开发过程,通过生产经营的适度集中、渗透和规模化,带动居住空间的集成化,从而提高公共配套和服务的效率。以图4b为例,大量工业型“小生产”簇群依托于交通、河道经济线,高度渗透于区域聚居体中,形成绵密的产住混质形态。通过对相似的技术资源适度集中、兼并和规模化,带动同类业态的集成,从而提高产业运作和配套的效率,并以组团式混合形成聚落空间秩序[31],其内部产业要素交互程度极高,产住单元既具有元胞个体的独立性,又有组团群体的联动性。但由于先前宅基地缺乏统一规划,“先占先建”现象尤为严重,造成支撑产住运行的道路、管网、设施等基础配套存在既有化改造困难,向内渗透产住要素的“微血管”不易打通,难于实现组团内混子因子的“微循环”流动。而政府与村集体对小型地块缺乏“精细化”管束,进一步加剧混合功能增长和产住人居供给的建设矛盾。
（3）核域式的递推形态。在海岛专业市场型社区中,区域产住共同增长往往以大型商贸市场为核域,统筹周边产住一体的市场聚居群落。产业联盟和交易集聚所形成的核新区,突出社会性的发展形态,即由单个或若干经济体中心为基点,向外发散式增长和递推式传播。分析图4c,围绕海岛综合市场和交通主干道的“增长极”集聚了大量业缘性商品与社群,促使聚落内产住共同体增长的核域形成。海货批发综合体的建立对区域经济和人居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M/S：0.024以上）,有效统筹了周边产住一体的市场聚居群落,并吸引人口、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向内集中。调查显示,仅在批发市场1.5 km的影响半径范围内,集聚了聚落内超过2/3的家庭经营户。而越往核域方向远离,区域混质化的程度就越低,聚落整体呈现出“内紧外松”的产住有机组织形态。
总体来说,产住二元的区域块状化集聚,本质上是对聚居地的资源进一步整合过程。混质元胞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集约,从传统到现代,从分散式个体到联户化集群的过程,其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并带动了整体的外部竞争优势。

5 结论与讨论

从人文地理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海岛混合功能聚落的拓扑分析和实态模拟,得出结果：① 海岛混合功能聚落的演进过程,是生产、生活要素在空间和功能结构上产生“量变”或“质变”的正向绩效累积,由此演化出旅居渔家集落、家庭工业组群、专业市场社区等聚落范式,其中自然禀赋、社群意识以及政策制度是其混质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② 海岛产住共同单元的要素耦合具有时间弹性易变、空间多样组构、社群复杂交融的特征,是推动各种混质要素之间流动的“势能”[32],有助于共同体的多样化发展;③ 在海岛聚落实态组织上,依据宅基地划分而成的混质元胞主要有同质性传递、网络化互动、核域式聚合等运动方式,成为产住二元的生长、繁荣和扩张的显性动因;④ 海岛混合功能聚落大多趋向于集聚分布,但不同产住类型的聚落又具有各自的集聚动因和形态,进而产生了空间形态的差异,根据其构形不同可分为：耗散式的破碎形态、组团式的渗透形态、核域式的递推形态。
产住共同簇群作为海岛社群与空间的综合载体,与地域性的旧城更新、新镇开发、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诸多问题相关。从早期的粗放化混合,到中段的集聚与扩张,再到当前集约式的整合,舟山地区混合功能人居一直因循产业经济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地变更与适从,呈现鲜明的自组织增长性和他组织适应性,这对中国海岛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住共同人居发展有着借鉴价值。然而,海岛混质聚居系统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正是其建设组织的显性特征和难题所在。对当前海岛混质人居建构矛盾的应对,既不能只停留在程式化的数据模型解析上,也必须避免经验化的功能混合模式套用,其关键更重在“具体而微”的应对操作：
（1）建构“产住兼容”的混合功能指标体系。现行的海岛人居区划导控偏重于空间布局,容积率、建筑密度、功能分区等指标难于反映产住混合使用的实态。根据海岛产住“时间—空间—社群”比例规律,制定混合功能指标体系可为自上而下的管建提供操作依据。针对不同空间形态的海岛产住混合聚落,采取“量体裁衣”而非“一刀切”的混合功能规范化的控制指标,有利于促进产住要素的有序兼容,小地块通过“化整为零”[33]方式实现与岛内的公共资源实现“零通勤”（zero-commute）对接,更能降低混质复杂系统的熵,使混质元胞从无组织的自发增长转向有组织的集约扩张。
（2）统筹“职居协同”的混质空间弹性组织。海岛产住共同单元是最小的混合功能载体,承载着最显性的混质集成要素。但是论及现阶段的海岛混质范式,多受地域共性化和传统经验化的宅形建构标准影响。然而结合实际来看,微观混质单元又蕴藏着强烈的个性化表达需求。参照日本《建筑基准法》和《都市计画法》的经验[34],可以产住单元为基本因子,建立海岛店宅住区（SCR）、工坊住区（SIR）、办公住区（SOR）等混质类型空间（mixed-use zoning）,设定生产、生活与基本配套设施的容量与比率,而至于单元内的空间范式、产住行为等,上行政府不过分干预。弹性导控下的职居协同,有利于实现产住要素的高效流通和可持续发展。
（3）优化“精明增长”的多元主体协同导则。依托海岛地缘、业缘关系建构新型产住共同“发展极”,发挥其区域块状统筹的引力特征,打破功能、空间与社会的制度性区划,促使商业协会、经营团体、邻里组织等社团多维交织[35]。根据海岛人居的发展和建设的现状及其目标,来制定“目标性、多元性、实效性”的制度和导则,以政府、民众和NGO组织等共同决策结果,作为海岛产住共同人居的功能分配、空间占比、设施优化的具体执行依据,这也将成为多元主体、多样诉求和多方考虑博弈决策“精明增长”的方式体现。
具体到其他海岛地区的实践,建立混合功能组织的内外协同,平衡生产与住居的多元矛盾,完善制度与理念的发展兼容,还存在许多现实性问题。针对海岛混合增长途径的政策、区划、规范调整,仍需要探索地域性、阶段性和可操作性的人居策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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