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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7 >Issue 11: 2288 - 230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1013

Articles

Border space construc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 ZHOU Wenting , 1 ,
  • LIU Yungang , 2 ,
  • WU Yinshan 3
Expand
  • 1. Sino-French School of Tour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6-1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8-28

  Online published: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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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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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live in a world full of political, economic or social borders, and our lives are always constructed and changed by borders, while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border is well documented, other dimensions, such as the social dimension, cultural dimension, and interaction within bordered area, are no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ung Ying Street border area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a border area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a century, currently located between two systems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one country. Chung Ying Street was the result of the Britain's lease o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ung Ying Street has witnessed great changes in its function, role, status and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Most notably, the boosting economy and tourism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mundane practices and life space of border inhabitant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border affect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how border inhabitants adapt to and utilize the border through mundane practices. By examining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border inhabitants and border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bottom-up rebordering by residen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st, under borders impact on Chung Ying Street, the spatial formation can be demonstrated as a spat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since both sides are managing the border, and residents from both sides are adjusting to negotiating with and even actively utilizing the border. In this process, border governors, inhabitants, tourists, parallel traders and other forces are constantly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reflected by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hung Ying Street area. Secondly, border inhabitants'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adaptation to active utilization of the border effect, indicat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life space in their mundane practic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1)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mong the border, border inhabitants and border spaces might have gone through several cycling phases, during which the three actors are constantly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 different ways; (2) Through routine practices, the border has been "instrumentalized" as a crucial survival-strategic means by border inhabitants in the contex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summary, to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of borders and the process of life space formation in a border area through "bottom-up" lens from the inhabitants'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not only extends research viewpoints and enriches empirical cases, but also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 border space. Practically, this research lays a soun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concerning border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order; borderland; life space; governance; Chung Ying Street area

Cite this article

ZHOU Wenting , LIU Yungang , WU Yinshan . Border space construc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 37(11) : 2288 -2304 . DOI: 10.11821/dlyj201811013

1 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边界划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从正式的、表明领土主权的国家边界,到划分成不同行政等级体系的地区边界,再到非正式的、标榜区分差异的社区、帮派、家庭等社会边界,边界无一例外地为不同地区创造并展示着不同的权力、法律责任、社会群体和行为预设[1]。边界无处不在,使得边界研究也日益吸引学者的关注而兴盛起来。在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中,边界研究现在已是最为活跃的分支群体之一。边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帝国解体和新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间领土界线的划分需求刺激了边界研究的兴起。这也决定边界最初是作为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而在政治地理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最初的边界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边界的形态以及产生机制方面;二战后由于国家间边界基本确定,研究焦点转为关注边界的功能,尤其是边界的隔离功能,以及各相关主体如何划定边界的行为论等[2]。至此的边界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边界的政治性展开。
然而,正如Kramsch等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边界不是完全政治性的,边界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产物[3]。Kolossov等也认为边界是人类生活中的固有要素,边界的存在揭示了人类社会构成的差异性;对边界的上述本质认识有助于促使学者从只关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边界转而关注不同尺度下的边界,从关注正式的、地理的、有形的边界转而关注非正式的、社会的、无形的边界,如文化、社会、经济、宗教等领域的边界研究将是今后边界研究的重要内容[4]。同时,边界研究的空间范围也开始延伸至受边界功能辐射影响的邻近区域,也即“边境”。尽管“边界”与“边境”词义相近,但在使用上存在“线”与“面”的属性区别[5]。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包括资源、劳动力、商品、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跨境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各个国家一方面鼓励商品、资金和游客的跨境流动,但同时又通过加强边境控制和管理以维护边境安全,再加上围绕边境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纷争和矛盾,更加剧了边境问题的错综复杂[6]。
中国以往的边境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间边境的政治政策和经济利益,不仅缺乏对其他尺度下的边境研究,同时也忽略了深受边界影响的能动主体——边境居民。在边防、贸易、旅游等政治经济要素的影响下,边境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空间,同时由于边境居民的跨边界的日常生活实践,边境也是一个拥有奇妙生活景观的生活空间。边界两侧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度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往往迥异,但两侧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摸索了减弱两侧差异的生存战略,并形成和平跨居的生活模式[7]。边境居民的生存战略也反作用于边界,进而影响边境地区的政策实施及其成效。但以往研究对边界与边境居民生活空间的互动和影响作用的关注不足,不仅缺乏理论层面的探索,也甚少从微观层面对其开展实证案例研究。
中英街边界是一条长约268 m、宽3~6 m的街道,该街道连接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和香港新界沙头角,东西两侧分属深圳和香港两地管辖[8]（图1）。作为深港边界的一部分,中英街是19世纪末英国侵占香港、租借新界的历史产物,作为地区边界在一个多世纪里分隔了世界上两大政治阵营[9]。改革开放后,中英街的边界功能、作用地位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很大转变,特别是由于中英街市场经济、旅游功能的发育,极大地影响两侧居民日常生活实践及其生活空间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中英街边界处于中国特有的“一国两制”话语体系中,这也意味着边境居民是在同一国族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经历了前后的中英、深港的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中英街居民的生活实践在边界研究的素材中实属罕见,这也印证了边界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Fig. 1 Location map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图1 中英街地区的区位图

2 研究方法

2.1 对中英街地区的解读

为方便开展对边界和边境地区的探讨,本文定义的中英街地区包括中英街边界（港方中英街和深方中英街）和深圳一侧的中英街居民区,深方中英街和中英街居民区构成现在的中英街社区,研究范围详见图2的点状区域。中英街地区的边境空间是集边防空间、旅游空间和生活空间于一体的复杂空间体系。首先,在香港回归前,中英街地区一直作为边防禁区进行管理,2000年后经国务院批准才改设为边境特别管理区,但管理体系远比正式口岸严格,存在“人难进,货难出”的情况。其次,中英街由于具有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殊性位列“深圳八景”之一,但并不属于正式的旅游景点,难以参照通常的旅游景点进行地理学分析[10]。第三,中英街社区居民的身份属性复杂,既包括持有大陆或香港身份证的居民,也包括持有深港两地身份证的居民。不同身份属性的居民受到边界的制约程度不同,如中英街户籍的居民能跨越边界的关卡自由进出香港沙头角,香港沙头角居民也能自由通行中英街地区,但其他的中国居民,包括游客仅能进入港方中英街,不能跨越边界进入香港沙头角,港方中英街在其中充当了缓冲地带的角色（图3）。尽管如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侧居民仍形成了一个共享边境空间和资源的边境社会。
Fig. 2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Chung Ying Street area

图2 研究对象中英街地区的示意图

Fig. 3 Accessible scope of different groups based on their attributes

图3 身份属性对活动空间范围的制约

2.2 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

边界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线性分割线,从早期将边界作为领土和不同政治实体的分界线,到现在将边界作为各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协商的产物,均预示着不仅要研究什么是边界,还需要研究边界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是如何被感知、理解、经历和利用的[11]。Newman认为在寻求确定边界和边界内的人类活动行为时,由于边界本身不再仅仅被视为某个地方的领土界线,而是在社会构建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越俗和排斥过程的象征,因此,即使一些边界被移除,原有边界也可能继续影响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12]。简言之,边界既是产物也是过程,边界并非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各种边界实践被不断设定、重设和消除的。Konrad在其最近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关于边界理论的最新探索——运动边界理论,认为边界总是处在运动过程中,边界理论需要符合社会科学中的“运动转向”概念[13]。Laine也认为,人们对边界的认知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时刻发生着“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的边界构建运动[11]。Van Houtum等学者认为,边界构建可以被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调解、对话、政治制度、态度和日常生活活动等共同构建的边界[14]。在此语境背景下,Newman认为,边界的地理学研究应包括权力机关自上而下的空间管治和政治政策,以及边民群体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实践,两者共同影响了边境空间的构建[15]。但由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多侧重自上而下的边境构建,往往以地缘战略下的国家重要边境地区为对象,探讨权力机关如何通过政治议程、经济合作等战略途径实现跨境合作和交流,或弱化边境冲突和消除边境威胁等[16,17,18]。
但边境地区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空间、领土之上民族文化的交融空间[19]。基于各个群体在某一特定边界影响下的日常经历、生存策略以及身份认同等的解释,有助于理解边界两侧群体的异同是如何在地理、文化、历史和种族中被塑造出来[11]。目前,基于社会文化框架下的边界构建研究正在兴起,其兴起的背景正是由于边境地区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跨境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区,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劳动力、婚姻和教育等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20]。尽管边界的隔离功能仍在限制人员、物资等的自由流动,但却难以阻挡信息、技术、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跨境渗透。边境居民的生活圈和文化圈正在跨越边界不断延伸扩展,从而形成紧密联系边界两侧的边境社会,边境空间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重构。而边境空间的重构,也会使空间和地方受到挑战,随之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秩序。因此,在社会文化框架下探讨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边界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的互动对边境空间构建的作用,既符合边境研究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实证意义。
现阶段,在地理学和社会学已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例如,刘玉立等通过对云南边境口岸的外籍务工人员开展实证调查,指出不同边境口岸的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边界“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外籍务工人员的空间分布差异[21];王越平通过探讨中越边境的坪坝村村民的跨境种植活动,指出边境居民的跨境流动性是实现边境地区“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重要因素[22];唐雪琼等通过对中越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活动的考察,得出边境居民在生存需求、民族文化认同的愿望驱使下经常跨越中越陆路边界参与对方的社会文化活动,并建立起以远亲和姓氏为基础的跨边界社会关系网络的结论[23];而柳泽在对越南北部的苗族的生活空间调查中也发现,由熟人或亲戚构成的跨边界社会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苗族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定期集市的消费活动,这是由于跨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他们学习和获取边界另一侧（云南红河州）更为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物美价廉的生产用具、日常生活用品等[24];松田开展的中缅边境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缅甸的边境居民通过使用中国的农业种植技术、作物种子和化肥,并将生产的稻米输出到中国,从而获得高于缅甸国内的经济收益,尽管缅甸法律禁止稻米的私自出口,但边境居民利用边界的中断点和渗透漏洞直接参与中国市场,从而实现生活方式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农商经济模式的转变[25]。
由此可见,在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边界既是限制他们自由流动的物理障碍,但其地理位置又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和资源。上述研究证明了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边界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且往往是经济弱势方的日常生活实践受到经济强势方的影响而变化,甚至是同化。但上述研究侧重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分析,缺乏对边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的考察,也没有推进边界与边境空间构建的关联性探讨。本研究从自下而上的微观分析视角出发,通过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界影响下,中英街地区居民如何调整其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应对来自边界两侧的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目的在于揭示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边界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的互动如何促使跨境生活空间进行重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亚洲的边界和边境地区空间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理解,扩展边境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积累边境研究的实证案例,同时对当下的边境治理也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2.3 研究方法

由于中英街地区的相关数据资料匮乏,可参考的史料主要包括地方志的《中英街志》《中英街与沙头角禁区》以及《从封闭走向开放：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等。通过抽取相关史料,基本把握了中英街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然而,上述史料缺乏对选题的中英街边界与跨境生活空间的文本资料。因此,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完成相关数据资料的补充。实地调研于2016年到2017年3月期间实施。由于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英街边界与边境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互动,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所以难以实施大样本量的结构化访谈调查,更适宜采用深度访谈法。为此,特别寻找长期生活在中英街地区、实际参与及影响中英街地区发展变化的核心人物进行深入访谈,如中英街博物馆的前任馆长、中英街沙栏吓村的村长和老干部、中英街社区的工作人员等,以详细了解中英街边界的变化对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同时,也对其他土生土长的沙栏吓村原住民、20世纪90年代后居住在中英街地区的新居民、中英街地区的工作人员和务工人员、活跃在中英街的水客以及普通游客等进行了时长0.2~2小时的访谈,并对中英街的商业设施和居民区的生活设施等进行了实地调查,以期从不同群体和空间景观等多视角还原真实的中英街地区（表1）。
Tab. 1 Attributes of the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属性

No. 性别 出生年代 居住地 职业 属性 备注
1 男 1950s 龙岗区 原博物馆馆长 深圳人 黄证
2 男 1960s 中英街社区 村委会干部 原住民 中英街户籍
3 男 1940s 中英街社区 退休村委会干部 原住民 中英街户籍
4 女 1970s 盐田区 村委会工作人员 盐田区居民 1985年起在此工作,黄证
5 男 1980s 盐田区 社区管理人员 盐田区居民 2000年起在此工作,黄证
6 男 1970s 深圳其他区 社区工作人员 深圳人 2010年后在此工作,黄证
7 女 1950s 深圳其他区 菜市场小贩 深圳人 黄证
8 男 1970s 中英街社区 搬运工 潮州人 中英街户籍
9 男 1960s 深圳其他区 环卫工人 湖北人 黄证
10 男 1960s 深圳其他区 环卫工人 广东人 黄证
11 女 1960s 深圳其他区 环卫工人 广东人 黄证
12 女 1960s 中英街社区 水客 潮州人 黄证
13 男 1960s 不明 职业托 浙江人 黄证
14 男 1970s 深圳其他区 游客 深圳人 蓝证

注：黄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环卫工、保姆等务工人员可申请3个月有效的黄证;中英街地区内的行政单位人员和国企相关人员等可通过单位申请半年有效的黄证;在中英街地区购房但没有中英街户籍的人员可申请1年有效的黄证;盐田区居民每户可申请1~3个月的黄证,等等（来自No.5的访谈）。笔者以大学研究人员的身份申请了为期10天的黄证,申请时需要提交身份证明和职业证明、调研事项、大学出具的介绍信等材料。蓝证是当天有效的旅游签注,深圳户籍居民每周,非深圳户籍内地居民每月可申请一次,但政策时有调整变化,管控期间是每月,每3个月申请一次。

3 边界与中英街地区的历史变迁

3.1 边界设立后居民的生活变化（1899-1949年）

中英街社区（原属深圳沙头角）和香港沙头角原本同属深圳东部梧桐山脚下大鹏湾畔的沙头角,归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是一个以渔业、农业、盐业等小农经济为主的物产丰富的渔村,村民以客家人的吴姓氏族为主[9]。1835年前后自发形成东和墟市,并很快发展成为深圳粮食物资的重要供应地,而墟市的收入成为沙头角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1899年3月18日,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英新租借合同》为依据,中英两国在沙头角进行勘界,划分两国分别管理的“深圳沙头角镇”（今深圳盐田区）和“新界沙头角乡”（今香港新界沙头角墟）,中英街就是起源于勘界过程中形成的中英陆地边界线[9]。
由于边界线从沙栏吓村南边缘绕过,沙头角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被迫适应边界线的出现而作出改变。首先,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水井、宗教信仰的天后宫等被划分在深圳,新界沙头角乡的居民需要跨越边界到深圳汲水和祭拜;而沙栏吓村的部分土地被划到新界,深圳沙头角镇的居民需要跨越边界到新界开荒种地、出海捕鱼等[9]。其次,由于东和墟被划到深圳,为逃避海关繁杂的手续和关税,避免将日常的经济交易活动演变为进出口活动,同时方便新界居民到东和墟赶集,部分深圳店铺经营者将店铺搬迁到边界线上。至1930年代时边界线上形成了50多间店铺相连的街道,店铺种类包括有海盐大米、海鲜鱼干等批发零售业,酿酒、造船、木匠等手工业作坊,理发、当铺、旅店等服务业[26]。因边界效应而逐渐集中到边界线的商业街,就是中英街的原型。然而,1937年的一场强台风摧毁了东和墟市,大部分建筑遭到破坏,原墟市的店铺经营者将店铺移到新界沙头角,带动了新界沙头角乡的经济发展[27]。尽管沙头角被边界一分为二,处于中英两国的管辖下,但由于当时没有设边界管理关卡,除海关检查进出货物外,两侧居民仍是相互走亲访友、赶墟交易、互通婚姻等,日常生活活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制约。

3.2 边界封锁后居民的生活变化（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考虑以及打击非法入境和其他跨境犯罪活动,粤港双方决定封锁边界。港英政府于1950年颁发《人民入境统制条例》,开始限制中国籍居民自由进出香港;1951年颁布《边境封闭区域命令》,在新界北部划定一个边境禁区实行封锁,沙头角则位于边境禁区内。而广东省政府于1951年、1954年分别颁布了《关于往来香港、澳门旅客的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出入境港澳旅客管理暂行实施细则》,并由边防总队负责深圳沙头角边防禁区的执勤任务[9]。
受边界封锁的影响,之前可自由往来边界两侧的沙头角居民,其生活和经济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日常生活方面,深圳沙头角居民在进行过境耕作、过境搬运等过境作业时需要出示通行证件,镇外居民则需要办理“沙头角边防禁区通行证”才能进入;而新界沙头角乡民进出需定期申请禁区通行证,亲友探访亦需要当地居民作为担保。而随着边界贸易的来往密切,海关、边检、外贸等部门对深圳居民携带入境的物品实行“三个五”规定：每月限5次、每次重量不超过5 kg、物品总值5元以内[26]。其次,经济活动方面,加剧了店铺向中英街边界集中的趋势。由于1950年代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深圳沙头角居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副产品丰富且物价便宜。深圳中英街的店铺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向新界居民销售大米、蔬菜、肉类等产品。而新界沙头角居民则将香港市场的“西风”与“洋货”带到中英街,以经营舶来品和内地紧缺物资的火柴、煤油、布匹、药品等商品居多[28]。边界两侧经营商品种类的鲜明对比,也从侧面折射了当时香港和内陆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3.3 边界功能的发育和转变

自中英街边界设立以后,中英街边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对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发育并呈现了不同的边界功能。前一阶段,由于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占据主导地位,边境居民利用边界线处于两种司法管辖权交织的不明确状态,自发形成了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第三地带”,从而使得两侧居民在不挑战边界管理者权威的前提下能满足双方的日常生活需求。边境管理者也对这一状态表示理解和默许,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因此,边界主要发挥渗透效应功能,促使“第三地带”的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尽管如此,边界的渗透效应只局限于边防禁区内的边境居民群体,其他群体仍被严格隔离于边防禁区之外。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深港两地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国内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边界两侧的主要社会矛盾上升到经济和政治层面,特别是深圳沙头角、盐田、梅沙及周边地区均出现通过中英街偷渡香港的现象。边界功能也从渗透效应转变为屏蔽效应,以应对这一阶段出现的乡民的逃港潮[9]。据沙头角统计,从1949年沙头角镇解放至1978年底,外逃香港人员达2518人,相当于沙头角镇1978年人口的两倍[26]。边界从开放转变为封闭,除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与边界两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原来的基本相当逐渐变为出现差距、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有关,而发展差距正是促使人口跨界流动、追寻更好生活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一行为打破边境空间的和平,挑战了边界管理者的权威地位。结果是：边界被封锁,边境管理者加大边界管理的力度,以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

4 改革开放后中英街地区的发展演变

4.1 中英街地区的空间范围扩张

直到1979年,深圳沙头角面积仅0.09 km2,新界沙头角面积0.12 km2;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和新界先后实施填海工程,深圳沙头角面积增加到0.166 km2,新界沙头角增加到0.167 km2 [26]。在这一过程中,根据No.2、No.4、No.5的访谈资料,可以归纳出中英街地区的空间范围扩张的3个阶段（图4）：① 1980年代的填海造田阶段,其中部分填海土地用于建设村集资房,主要面向沙栏吓村村民出售。② 1990年代中后期的楼盘建设（位于左下方地块）共5个商品房住宅区,占地面积为2.68万m2,商品房面积为5.06万m2,此外还建有少量别墅[26]。由于当时房价便宜,通关便利,90%以上的购房者为新界居民。③ 21世纪以后的别墅区建设,主要位于碧海路和临海路之间。购房者以外地人居多,其购房目的较为复杂,可能是追求中英街地区的优美环境和良好治安,也可能是为利用中英街的边界属性获取走私逃税等便利。而据No.4介绍,由于1980s时国有企业的沙头角旅游公司获得了很大一块填海土地,新建的楼盘大部分是沙头角旅游公司投资建设（沙头角旅游公司的主要业务板块实质是房地产业）。可见,尽管原住民参与了填海造田工程,但在中英街地区的空间扩张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外来投资开发商发挥了主导作用。
Fig. 4 Changes in spacial scale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图4 中英街地区的空间范围变化

（根据访谈资料制作）

4.2 中英街社区的人口结构变化

直到1990年代末,中英街社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政策,即使是结婚对象也不能轻易将户籍迁入中英街,导致其户籍人口数只出不进,在整个1990年代时基本维持在900多人左右（表2）。1997年末时,中英街社区的人口为1740人,其中户籍人口967人,暂住人口773人;相比较之下,新界沙头角的常住人口为5000多人[26]。此后,中英街社区才逐渐放开户籍政策,允许结婚对象、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等将户籍迁入中英街,户籍人口数量开始有所增长,同时也打破了此前以原住民为主要构成主体的人口结构,人口构成开始复杂化。
Tab. 2 Statistics on household population of Chung Ying Street community (by person)

表2 中英街社区部分年份户籍人口统计表(单位: 人)

年末统计 1983 1990 1991 1992 1993 1997
人口 881 941 952 984 1026 967

资料来源：沙头角镇内派出所。

据No.5提供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中英街社区总人口为6160人,包括：户籍人口1392人,暂住人口1451人,香港居民3313人,外国居民4人。其中,户籍人口是指中英街户籍居民;暂住人口大多为在中英街社区购房或租房,但非中英街户籍的居民,购房者以深圳盐田区和龙岗区居民较多;而香港居民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中英街社区购房居住的香港人,这是由于中英街社区的房价相对香港便宜,居住环境和治安好,几年前还能获取一年的内陆居住证等,由此吸引了不少新界居民选择“中英街社区居住、香港就业”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沙栏吓村的原住民,部分原住民早在60、70年代已获取了香港身份证,而1990年代后出生的原住民子女几乎均选择香港户口①(① 由于香港回归后香港和大陆户口只能选择其一,原住民中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都为香港户口（来自No.4的访谈）。)。部分持深港两地身份证的原住民,在社区调查时根据其本人的意愿既可能归入中英街户籍人口,也可能归入香港居民。由于各类别的人口属性差异大,中英街社区的居民呈现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原住民主要居住在左侧的沙栏吓村,香港居民多居住在沙栏吓村东南侧的商品房,其他外来人口多居住在沙栏吓村东侧的商品房和别墅区（图5）。换言之,由填海造田和楼盘建设所推动的中英街地区的空间扩张,主要是通过吸纳新界的香港居民和中英街社区外的外来人口的居住,得以顺利实现。同时,这一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也促使香港新界与中英街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他们又不可避免都被卷入深圳的经济高速发展浪潮中。
Fig. 5 Diagram of residential space in Chung Ying Street community

图5 中英街社区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示意图

4.3 中英街社区的生活设施现状

根据实地调查发现,中英街社区的生活设施高度集中分布在沙栏吓村,如图6所示。社区内较为重要的生活设施包括有2所学校（1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1所医疗门诊部、1个菜市场以及1家工商银行。此外的生活设施共有71家,包括：小规模的批发和零售业45家,餐饮业9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5家,补习班1所。总体而言,中英街社区的生活设施结构单一,63%的设施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且部分是中英街的旅游商业设施的上下游配套设施;面对6千多的社区人口,为居民服务的发廊（5家）、按摩（3家）、维修（3家）、搬家服务（1家）、复印打印（1家）、牙科（1家）等设施仅为15家,餐饮业也有且仅有9家。
Fig. 6 Distribution of life facilities in Chung Ying Street community

图6 中英街社区的生活设施的空间分布图

生活设施的这种高度非均衡空间分布的原因,推测与中英街社区的房屋产权和建筑特点、社区居民不同的身份属性以及边界管理政策等因素有关。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沙栏吓村的住宅一般为原住民的自建房屋或村集资房,从经营成本上考虑更易于原住民开设店铺;而沙栏吓村以外的东侧的住宅基本是商品房,居住主体的外来人口和香港居民经常往返于深圳—中英街和香港—中英街之间,不管从经营成本还是顾客的需求和稳定性来考虑,都不是理想的选址地。根据No.2、No.3的访谈,社区人口的老龄化严重②(②在1392名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57人,老龄化程度高达40%以上。),青壮年大多在中英街地区以外工作,社区内生活设施的利用频率不高;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的吃用部分大多用港货,基本在中英街得到满足;大件耐用品多在深圳购买（中英街关卡虽然对居民带出境的商品有500元上限的金额限制,但对入境商品管理不严）;部分持香港身份证的居民也可从香港采购所需物品。同时,鉴于中英街地区的边境属性,政府长期以来严格控制该地区商业经济活动的自由发展,其服务群体在1990年代后开始偏重于到中英街短暂停留消费的游客（实质也包括水客）。

5 中英街边界的旅游商业化及其影响

5.1 中英街边界的旅游商业化

1983年中港双方签订《开放中英街协议》,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来修建街道和店铺,推动边贸旅游经济的发展[28]。由于中英街具有毗邻香港、免税的独特优势,所售商品价格低于内地市场,部分商品在内地市场少见,因此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并在数年内迅速发展成为商贸业集散地、免税的“购物天堂”。在1980年代前期,中英街两侧的店铺多经营布匹、服装、雨伞、丝袜、香皂、味精以及食品等日常生活用品,购买者以到深圳旅游的内地游客居多,日均游客3万~4万人;到1980年代中后期,由于金饰的热销、金价在香港和大陆的差价,中英街两侧的店铺经营转为以金饰为主[9]。到1988年时,港方一侧金铺达32家,香港著名的四大金铺均有进驻,深圳金铺15家,中英街以巨额黄金交易闻名海内外。据当时的沙头角管理区统计部门资料显示,深圳街区商业的销售额1979年为590万元,1988年增至15.68亿元[26],可见当时的繁荣程度。到1990年代,内陆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英街的黄金热逐渐减弱,其经营模式转为多种商品的混合经营。根据《中英街志》统计资料,1997年,深方一侧有商场门店店号20家,主要经营金饰、摄影器材、家用小电器和服装等,其中销售金饰和摄影器材的店铺为17家;港方一侧商店57家,主要经营金饰、服装、皮制手袋等商品,其中销售金饰的店铺仍有24家[26]。从表3的深圳沙头角的税收变化中也可看出中英街边界的旅游商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Tab. 3 Taxation statistics of Shatoujiao from 1980 to 1997 (ten thousand RMB)

表3 深圳沙头角1980-1997年税收统计表（单位：万元）

年份 金额 年份 金额 年份 金额
1980 49 1986 811 1992 6383
1981 68 1987 1106 1993 10083
1982 72 1988 1609 1994 18312
1983 198 1989 3002 1995 8488
1984 312 1990 4305 1996 8943
1985 528 1991 4450 1997 9002

（资料来源：深圳市盐田区国家税务局,文献[26]。这里的深圳沙头角包括禁区内外的历年税收。由于1995年以后分设国税和地税,1995年以后的为国税收入,不包括地税收入。）

香港回归后,中英街的旅游商业经济开始走向衰落,黄金、电器、数码产品的热潮已逐渐褪去。2008年深圳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英街商贸管理的实施方案》,提出中英街的商业定位应以销售日用品和化妆品等零售业为主。特别是毒奶粉事件之后,为追求更好的食品安全和商品质量,大陆居民纷纷涌入中英街购买婴儿奶粉、纸尿裤,日用品等（来自No.12的访谈）。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中英街两侧共有店铺95家;其中,港方中英街64家,深方中英街31家（图7）。港方的店铺以销售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零食等杂货店居多,约占4成;其次是化妆品店、皮包店和药房,分别为9家、8家和5家;而1980年代林立的金铺只剩下1家。而深方的店铺以百货免税店居多,占2成,其次为化妆品店、皮包店和杂货店,均为4家。相比较之下,港方店铺多,但规模小、装修简陋（图8）;深方店铺少,但规模大、装修豪华（图9）。两侧店铺的规模、外观的鲜明对照,是由于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所致。在1980年代,深方中英街的店铺所属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居多;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逐步改制,开始出现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部分国企店铺转让给了沙头角商业外贸有限公司;其后才进一步出现个人承包制、租赁制,但比例至今仍较小[26]。直到现在,沙头角商业外贸有限公司在中英街仍占有重要地位,2010年注资成立“深圳市中英街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英街商贸体制改革[29]。而港方中英街的店铺产权私有,在发展前期大多实行家庭或家族式经营,21世纪后转为出租给大陆人经营,现在以租赁制为主。
Fig. 7 Distribution and category of stores in Chung Ying Street, July 2016

图7 中英街店铺的构成状况（2016年7月）

Fig. 8 Stores in Chung Ying Street assigned to Hong Kong

图8 港方中英街的店铺

照片来源：作者于2016年7月调查期间拍摄,下同。

Fig. 9 Stores in Chung Ying Street assigned to Shenzhen

图9 深方中英街的店铺

5.2 边界旅游商业化对居民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内地处于物资匮乏时期,商店、超市等经营业态还较为罕见。相比较之下,中英街率先实行市场化经济,给中英街地区及附近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下面内容主要整理自No.4③(③ No.4从1985年起在中英街地区工作,曾是沙头角旅游公司的职员,熟知中英街近30年的变化。)的访谈。首先,中英街地区、盐田区的居民（当时盐田区居民每户按额分配有1~2张通行中英街的黄证）获近水楼台之便利从中英街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如当时内地少见且昂贵的电饭煲、床垫、冰箱等均可从中英街,甚至新界沙头角购买（边界关卡的设定是在香港回归后）。盐田区居民购买后到口岸填写证明、交税后即可出关,但自用物品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而非持黄证人员则不能携带电器等物品出关。其次,由于当时签注有数量限制,一般是单位机关人员等较易获取签注。为满足其他群体的购物需求,中英街地区、盐田区的居民以及中英街地区的工作或务工人员多有从事代购活动,从中赚取香港和内地商品的价格差和汇率差。No.4也表示,当时经常有亲朋好友请求帮忙在中英街购买裙子、丝袜、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利润非常高。此外,原住民被允许把生产的蔬菜或从深圳采购的蔬菜直接运到香港销售,而不需报关和检疫,大大增加了其经济收入;如每斤1~2元的进货价,可在香港卖到7~8元。当时沙栏吓村有20多户人专门从事该行业。可见,中英街边界的市场化和旅游化发展,不仅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丰富多样的商品,也为他们的经济来源提供了可行途径。但香港回归后,内地物资逐渐丰富并可直供香港,中英街的这种优势已逐渐消失。现在,已鲜见原住民从事代购活动,而从事卖菜行业的村民也只剩4、5户。

5.3 边界旅游商业化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

自中英街作为“香港窗口”的功能在香港回归后大为削弱后,中英街的商业旅游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而逐渐增多的水客、售假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中英街的形象,也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诸多不良影响。根据盐田区的新闻报道,进出中英街的人员6成以上是专业水客,游客仅占3成左右[30]。大部分水客是来自中英街以外的大陆人,他们多以30~50元和500~4000元的价格买到工本费仅为10元的蓝证和黄证,从而实现“蚂蚁搬家”式的携带货物④(④ 海关对持黄证人员可携带出关的商品限制在500元以内,游客在3000元以内。)。而从图6也可知,中英街除了购物店铺以外,几乎没有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有且仅有一家2015年开设的麦当劳,工商银行也是近几个月才设立,导致水客或游客大多在中英街停留1~2个小时后直接离开。他们甚少进入居民区消费,更提不上带动居民区的经济发展。
除少部分居住或租住在中英街地区的人员有从事水客活动外,中英街地区的原住民、受工作单位制约的中英街地区的工作或务工人员则较少参与。随着外来水客人员的增多,边防和海关加强了对中英街边界的管理,由此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根据访谈资料整理以下几点：① 外来人员的进出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和限制,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电器安装或维修、下水道的疏通、关外物资的运送、寄收快递等,都需要大量外来人员的协助。但非深圳户籍的外来人员,按照政策规定一个月只能进入一次,如果发生装修或维修师傅因病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在当天完成工作的情况,只能下个月再申请办理蓝证或更换师傅;可进入中英街地区的车辆均需持证,如家具、电器等大件物品的搬运,从关外到关内则需要多次更换车辆;收发快递也只能通过边界的栅栏传递,等等,都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办事效率低下。② 按照规定,从凌晨到早上7点期间,任何车辆均不能进入中英街地区。假如遇上居民突发急病需要叫救护车的情况,需要与边防人员协商后才能进入,但往往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③ 内地亲戚过来探亲受到限制,居民个人不能作为担保人,需要提交多种证明材料,不仅手续麻烦,而且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的探亲访友活动。④ 在2016年工商银行设立之前,社区内并没有银行,而居民每次可携带出关的人民币不能超过2万元,特别是给做生意的居民带来提取款的不便。⑤ 随着水客的增多,海关和边防对水客的打击力度越发严厉,但并没有对水客和居民进行明晰的区分,给居民的日常通关带来不便。特别是在以前并没有居民通道,居民和游客共用同一通道;后经居委会与部队协商才开通居民通道,现在主要有黄证通道、蓝证通道、居民通道和学生通道。
此外,在访谈过程中,所有受访者均提到,有的受访者则多次提到,在中英街地区的生活就像“牢笼”,日常生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极度不自由;而长期生活在中英街地区的原住民也表示,香港回归后生活的不自由程度明显增加。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以往的相关研究都承认边界在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21,22,23,24,25],但这些相关研究都忽略了在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边界是如何作为其生活空间的一部分,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边界的可塑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纵观中英街地区的历史发展变迁,实质上呈现出了“边界设定”“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以及应对这种边界演变时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一系列变化。在第三章中,中英街边界被人为地设定,但由于在经济活动、民族认同、精神文化等共同的生存需求的面前,两侧居民都自发地将中英街边界作为媒介,持续不断地进行生存需求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换,从而促使了中英街商业街的形成。边境居民既是中英街商业街的主要经营者,同时也是其重要的消费者,中英街商业街作为边境居民生活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维持了边境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正常运作。由此可见,边境居民通过将经济活动集中在边界线的能动反应,努力消除“边界设立”所带来的屏蔽效应,而这一过程又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去边界化”,从而使边界与边境居民的生活空间自成一体。
然而,这种一体化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后中英街的旅游商业化逐渐走向破裂,甚至对立。旅游空间的新身份为中英街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导致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日益扩大,而边境居民作为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机构拥有深方中英街店铺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具体表现在深方中英街的店铺基本是以集体、公司或单位的名义申请和获取营业执照（如以前的深圳市水产公司沙头角分公司、沙头角综合公司到现在的沙头角商业外贸有限公司等）。而作为中英街地区的历史见证者和亲历者的原住民,实际上并没有被赋予参与到中英街经济活动中的权利。直到前几年在沙栏吓村村长的争取下,政府才开始放宽条件,给个人颁发个体营业执照,但可经营的店铺被限制在中英街居民区内,实际上仍没有中英街店铺的经营权（来自No.2~No.5的访谈）。换言之,深方中英街的旅游商业化发展是行政力量占主导地位,中英街居民基本被排斥在其经营体系之外;中英街在逐渐退出边境居民生活空间的同时,对边境居民的生活空间造成了挤压和冲击。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英街店铺租金不断上涨,港方中英街店铺的香港人所有者更倾向于将店面出租以获取高额租金。因此,港方中英街的店铺大多是在香港注册,但实质是少数香港人和多数大陆人（特别是潮州人）的个体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大陆人通过承租港方店铺的行为实现跨越边界实践,占据港方中英街的经济和旅游空间,从而达到参与中英街旅游商业化发展并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尽管港方中英街仍归香港管辖,但实质上已逐渐与深方中英街融为一体,成为主要服务大陆游客的旅游商业街。由此可见,中英街通过旅游商业化实现了“再边界化”,但这种“再边界化”同时导致了边界与边境居民生活空间的割裂。
在中英街地区的案例研究中,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受到边界分割干扰的影响,此外还叠加了市场化、旅游化等干扰因素。边境居民时刻体验着与边界相关的各种限制,如通道、关卡、监管等。尽管边界是隔离的,但边界同时也成为边境居民可利用的资源。边境居民在生存需求、民族文化认同等愿望驱使下,利用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本地知识,将边界作为一种资源加以积极利用,从而实现最优的生存战略,达到经济收益最大化。原住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跨边界行为就是最有力证明。
一方面,沙栏吓村的原住民原本多为渔民,1980年代时由于大鹏湾沿岸多处实施围海造田,鱼类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产量下降,导致大多渔民不得不上岸从事其他工作;但由于中英街地区内的就业机会少,原住民中的青壮年大多转向香港工作、经商或打零工,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还曾通过到香港拾捡废旧物品并在深圳二次销售的方式实现沙头角的初步发展资金的积累[9]。原住民的这种“早上出关,晚上入关”的生活方式延续至今,仍是大部分沙栏吓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景观。此外,也有部分原住民借身份之便利,充当了香港商品跨越边界流入中英街的媒介（图10）⑤(⑤ 由于货车进出关受到严格限制,搬运工多采用手推车将货物从新界沙头角搬运到深方中英街,不需任何报关手续,港方货物可自由供应中英街（来自No.2的访谈）。No.8就是其中一名搬运工,据他介绍,搬运工大多持香港身份证,负责把货物从香港搬运到中英街,工作是按搬运趟数结算;工作时间较为弹性,从早9点到晚6点,周日休息。)。这种生活方式得以顺利维持,源于原住民在1960-1970年代时对当时香港的相关政策的灵活运用⑥(⑥ 据1962年的港英政府对非法越境的政策,凡在香港有亲人或成功越过边界禁区进入市区的非法越境者,可获准在香港居留;其余的一律予以拘捕,集中押送回广东。1974年,港英政府出台“抵垒政策”：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香港市区,就可在亲友陪同下领取香港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在港居留权[9]。),他们采取了持有深港两地身份证的策略,其子女也大多选择了香港户口。另一方面,由于新界沙头角至今仍保留在边境禁区内,导致新界沙头角经济发展落后,加上新界沙头角居民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出入香港市区极不方便（约1个多小时车程）,给沙头角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舍远求近跨越边界利用深侧的生活资源也成为新界沙头角居民的日常生活选择。如新界沙头角居民经常利用中英街地区的菜市场、医疗设施等。No.6表示,菜市场所销售的肉类、蔬菜等均从深圳经过海关进入中英街,价格略高于深圳但仍比香港便宜,因此形成新界居民跨越边界到中英街买菜、深圳居民出关到新界卖菜的特殊现象。同时,随着中英街社区医疗设施的不断完善,新界沙头角居民到中英街社区看病取药的现象也不鲜见。再者,1980年代以后部分新界沙头角居民选择到中英街地区购置房产,与深侧居民互为邻居,等等。
Fig. 10 A porter and Hong Kong resident are crossing Chung Ying Street border

图10 正在跨越中英街边界的搬运工和香港居民

正由于深港两侧的各方面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优劣,不能简单以经济指标判断孰强孰弱,两侧居民都根据自身的生活需求,灵活运用边界效应,促使边界在其日常生活实践中作为生存战略的重要手段被“工具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共享／互换两侧资源的边境社会空间。而边界工具化的灵活变动,也离不开“一国两制”的背景前提,这意味着边境居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更多采用的是“求同存异”策略。这与以往研究中关注国家间边界,以国家间差异性为前提的研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弱势方的日常生活实践容易被经济强势方影响,甚至是同化。

6.2 讨论

在中英街地区的实证案例研究中,边界、边境居民与边境空间的构建以改革开放为界线,可分为以下两个循环阶段（图11）。
Fig. 11 Cycl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order space in Chung Ying Street area

图11 中英街地区边境空间的循环构建过程

第一循环阶段,中英街边界的设立及其后的边界封锁决定,导致边界两侧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边境居民主动改变其自身的生存战略以适应边界从无到有、从开放到封闭等变化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具体表现在：① 原本为一个整体的沙头角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阵营的影响,逐渐出现分化和差异。两侧居民在跨边界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萌生了利用过境的进出便利,携带物品出镇以赚取商品差价的现象。这体现原住民随边界设立而产生边境居民这一新的身份属性,同时又在其日常生活实践中对边境两侧的差异管理不断适应、调试,乃至积极运用。② 原本为两侧居民共享的经济中心——东和墟,逐渐被转移到边界线上,以继续发挥满足两侧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作用。由此在中英街边界线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边界小额贸易经济,成为促使中英街边界发生功能作用变化的契机,从而进入第二循环阶段。中英街边界利用前一阶段形成的“香港品牌”效应,积极推进其旅游商业化发展。
然而,与前一阶段边境居民作为适应边界变化的能动性主体不同,在此阶段,边境居民被排斥在由政府作为重要推手的旅游商业化的发展体系之外,边境居民只能在其中扮演了被动适应的角色。尽管边境居民在前期享受了边界旅游商业化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但随着深港两地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渐缩小、中英街免税优势地位的下降,以及日益增多的水客活动导致的边界管制的加强,都严重影响了边境居民的生活空间,这反过来又刺激和促进边境空间进入下一轮的构建过程。在边境管理者、边境居民、游客、水客等多方力量的持续互动角力的影响下,中英街地区的边境空间构建呈现了上述的不同发展阶段,今后边境空间仍将继续处于动态的构建过程中。边境居民今后的生存战略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有待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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