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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7 >Issue 11: 2318 - 233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1015

Articles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 FANG Yuanping , 1 ,
  • YI Ying 2 ,
  • BI Doudo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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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Rongg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Foshan 528305, Guangdong, 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3-2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9-28

  Online published: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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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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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n China, rural area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Rur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y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rural space transition with the influence by different subjects of produc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Xiaozhou village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change and become a creative tourism destination from a typical ancient village mainly in three phases, i.e. the organic development of an ancient village; spontaneous agglomeration of artistic elites; rural and cultural creative tourism develop simultaneously, which are one-to-on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ace of the water village, the space of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the space of creative tourism. (2)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reative class, local government, capital, and tourists, the space production subjects have been oriented towards multiple villagers from the single villager previously in Xiaozhou village. (3) Under the impact of capital imbalance, multi-stakeholders including local villagers, creative class, tourists,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s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Xiaozhou village's space transition. Local villagers, creative class and tourists fully act as the bottom-up active function. The government exerts the top-down control effect, despite of the ineffectiveness when local villagers' spatial resistance occurs. Against the uneven promotion of capital,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How the spac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goes on, who are the subjects, and what are the result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th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urbanization drive.

Key words：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ubjects of production; Xiaozhou village

Cite this article

FANG Yuanping , YI Ying , BI Doudou .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 37(11) : 2318 -2330 . DOI: 10.11821/dlyj201811015

1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中国传统乡村聚落正面临空前的形态演变和现代转型。外部环境对乡村的经济空间、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等进行解构,引起乡村社会由量到质的空间变迁[1]。自“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对于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诸多尝试,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乡村发展与转型问题。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人们对家乡的记忆和怀念[2],是对往昔美好事物的文化依恋和精神需求[3],乡愁的实践不应束缚人性创新的本能,记住乡愁应与创新相结合。随着21世纪初创意浪潮的来临,传统村落在空间变迁过程中逐渐与创意活动相结合,出现了艺术村或创意园区等崭新的乡村空间形态。21世纪初在广州大学城建设的影响下,广州小洲村从岭南水乡古村落转变为创意艺术基地,并由此成为热门旅游地,从而实现了由传统村落空间到创意旅游空间的变迁。
乡村空间转型涉及乡村地域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以及空间布局演变等复杂过程,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根本动力是空间生产[4];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5],从而将空间的科学研究转向空间本身,研究范式出现了人文社会倾向。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小洲村的空间转换过程进行剖析,着重关注其社会空间变迁过程,从“空间转换过程”“空间生产的主体”“空间生产的结果和机制”三个维度,对小洲村的空间转化进行解读,探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空间主体如何进行生产并产生怎样的空间,阐明其内在机理,期望了解典型传统乡村空间转型的特征、规律、影响因素和推动力量;为传承和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创新发展乡村产业和建设美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
空间不仅是物理环境,也是承载人类情感的场所。它不断谱写和记载着人类历史的记忆,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6]。国外学者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主要涉及乡村聚落模式的演变[7]、乡村话语权[8]和乡村的社会性表征面[9];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乡村空间转换中土地利用变化[10]、乡村居民点布局特征以及空间变迁[11]、乡村用地产权空间特征演变[12]、乡村空间结构优化模式[13]等。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产物”,他认为权力和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空间表征的作用,而普通人或空间使用者则受控于表征的空间之内[14]。然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主要聚焦于城市,对乡村地区并没有多少涉及。乡村空间生产是否仅资本和权力起关键的控制作用,村民、游客等使用者仅产生行为,乡村已不是纯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被乡村居民、乡村迁入者、政策制定者等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构建而成的异质空间[15]。一部分学者强调乡村转型是非主动行为,是一种资本化现象,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是推动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的主要力量[16],村民常处于被压制、被隐性规训和顺从的状态[17]。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资本和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但是当地居民也会形成抵制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他们用自身独特的民俗生活、日常交往等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由此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18]。
综上所述,资本和权力对空间的操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多数学者侧重分析在某个阶段,单个或多个生产主体对空间产生的作用,然而从多阶段、多主体交互作用角度综合考虑的学者不多。其中,陈培培等在行为者网络理论的指导下,发现地方政府是改变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关键网络行动者,而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社会空间重构的关键行动者[19]。另外,外部力量的介入也会使本地社会文化发生变迁,从而形成新的地方再生产[20]。外来者（如游客、学者）对乡村的形象构建具有关键作用[21],现代传媒也是乡村空间构建的重要因素[22]。学者大多关注旅游开发前后乡村空间生产的发展变化。彭丽娟指出旅游开发之后古村落拥有了双重空间性质,既是生活居住空间又是游览观光空间,空间功能上的重叠产生了游客与居民的对抗和协商[23]。
实际上乡村空间转换是资本的城乡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在城乡不平衡发展格局下,权力、资本、空间使用者和所有者在乡村空间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城市有明显的差异,他们对乡村空间生产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这些空间生产力量在乡村转换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彼此之间的力量博弈对空间转换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广州市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梳理小洲村的空间转换过程,探讨不同阶段各空间是如何相互博弈以及如何影响小洲村历史演变,以期揭示乡村空间转换过程的本质与规律。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小洲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南端（图1）万亩果园核心区,是广州都市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保存最完整的岭南水乡,先后被评为“最佳文化古村镇”“旅游特色村”“广东省生态示范村”和“首批全国生态示范村”。根据2016年数据显示,小洲村总面积约4.5 km2,其中果园270 hm2,水网面积30 hm2;总人口约10000多人,常住人口约6500人,流动人口约3500人①(① 数据来源：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官方网站.华洲街概况。 http://www.haizhu.gov.cn/site/hzj/hzfm/jj/201107/t20110704_127053.html, 2016-06-08.)。本文主要研究小洲村的旧村部分,即小洲村保护规划中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图2）。
Fig. 1 Loc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图1 小洲村区位图

Fig. 2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in Xiaozhou village

图2 小洲村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图

小洲村原本是以果树种植为主的岭南水乡古寨,在21世纪初广州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从岭南水乡古寨逐步演变成为创意艺术旅游区。通过分析小洲村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空间转换过程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探究各空间主体在空间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深入揭示小洲村空间转换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2 研究方法

本文构建了“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适合于深入分析微观村落空间的生产过程及其内在机理。根据空间生产主体的不同,主要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访谈法。课题组于2014年3月-2015年2月期间对小洲村23位村民、艺术家和游客等进行访谈,通过对访谈对象的话语分析,深入了解空间生产主体对小洲村进行了怎样的空间生产。第二,文本分析法。课题组于2015年1月份走访海珠区地方志办公室和小洲村居委会,并通过一些搜索引擎,收集政府文件、统计年鉴、相关规划文本、小洲历史资料以及游客博文等。首先,利用宏观的政策和规划文本探讨小洲村空间演变过程;其次,通过分析网络文本（游记）补充游客对小洲村空间形象构建过程。

3 小洲村空间转换过程

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社会形态的变化必定会带来空间的变化[24]。因此,乡村空间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变的。在演变过程中,空间受到内生发展需求与外源动力驱动、自然力与非自然力、强势空间主体与弱势空间主体等共同作用的影响。小洲村在各类空间主体作用力的驱动下,乡村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旧的空间形式不断被瓦解,新的空间形式不断被生产出来。根据空间主体的划分,可将小洲村乡村空间转化分为传统农耕时期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表1）。
Tab. 1 Space produc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by phases and the features

表1 小洲村空间生产的阶段及特征

类别 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 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
时间 古代-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2008年 2008年至今
内容 乡村农业生产生活空间 乡村农业生产空间逐步消亡,艺术创意空间逐步出现 艺术创意空间不断发展,催生创意旅游空间
主体 当地村民、宗族、官府 创意阶层、政府、村民 创意阶层、游客、政府、资本

3.1 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古代-20世纪50年代）

古时候的珠江三角洲是个大海湾,大片陆地还处于江海波涛之中,随着泥沙的不断堆积和珠江前、后航道的挟持,河南②(② 以前人们习惯将海珠区称为“河南”,珠江对岸的越秀区、荔湾区等称为“河北”。)东南低地涌现出很多小岗丘,小洲村便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小洲村于元末明初建村,古称瀛洲,最早记录小洲地名的史册是清同治年间的《番禺县志》（图3）。县志“茭塘司图”把小洲列入此图,属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仑头堡管辖,而后在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被设为彬社（乡）属下的九个村之一。
Fig. 3 Xiaozhou village in the Map of Jiaotang Division in the then Panyu County Annals

图3 《番禺县志·茭塘司图》中的小洲

来源：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点注本·卷二舆图》。

小洲村素有“岭南水乡,瀛洲古寨”之称,村内河涌密布、拱桥流水、渡口帆船、古榕老树、古祠庙宇、岭南民居错落有致,周边则是郁郁葱葱的岭南果园。古代村民多以种果、打鱼、养鱼等为生,以舟代步,形成相对封闭的岭南水乡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总和,涵盖了个人意识的大部分,受共同感情的支配[25]。集体意识代代传承,便成为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乡愁情感[26],集体记忆可以理解为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准则,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宗教信仰和宗族传统。
首先,珠三角地区多台风暴雨的天气及水乡渔猎、果基鱼塘种植的生产生活方式,使明清时期小洲村形成信奉掌管水的北帝及保护渔民的妈祖等宗教信仰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村民修建北帝庙（玉虚宫）和天后宫等各种庙宇供奉神灵,由此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宗教符号和神圣空间,并延续至今。其次,小洲村村民以简姓为主,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与地方官府和帮派势力制衡的宗族群体,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灵魂的宗族社会团体。简氏宗祠、西溪简公祠等是宗族认同的空间载体,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族规家法的约定规则成为宗族的集体意识,维系着小洲村的社会秩序,形成了身份认同的话语和族群分类的标签,可以帮助族人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支点[27]。简氏祖先的象征力量成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得以维持的最主要手段,由此形成区别封建正统的草根政治[28]。再者,村民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要素,就地取材,用蚝壳与黄沙修建冬暖夏凉的蚝壳屋;他们基于岭南水乡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创造了多样化的水乡生活空间（古榕树、河道、舟帆、古拱桥、古渡口、码头、古井、街巷等）。村民在日常浣衣洗物、生活取水、纳阴乘凉的同时,营造了他们谈话聊天、思想交流的场所。
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小洲村民的集体意识催生了蚝壳屋、水巷空间、庙宇宗祠等建筑空间。简氏祠堂、西溪简公祠、天后宫、北帝庙（玉虚宫）、粤梅祖、慕南祖等祠堂庙宇传承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村民生活记忆,深刻体现了“神”和“祖”力量对早期小洲村空间生产的影响。

3.2 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8年）

自发集聚的初期,水乡宁静恬淡的自然风光和质朴的人文风情成为吸引艺术精英集聚的主要原因。到20世纪60年代,小洲村仍被一片水域包围,只能通过船只与外界往来。正是因为相对较闭塞的地理环境,小洲村原生态的古村落面貌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河涌蜿蜒交错,祠堂规整有序,宫庙朴实淡雅,传统民居参差错落,古井、古树、灰垣、素瓦等具有岭南水乡特点的元素完美地汇聚在一起,滋润了艺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被这里独特的岭南风貌所吸引,长居于此从事艺术创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关山月和黎雄才等人自筹资金,在小洲村西南角建造了“艺术村”,主要供60多位在艺术界享有名望的艺术家集居。由于名人效应,小洲村随后吸引了众多中青年艺术家自发集聚于此。在艺术家的眼里,小洲村不仅仅是生活和生产的空间,更是一个激发创作灵感的“艺术伊甸园”。
“主要是一帮同道中人交流作用比较大,另一方面就是环境清静、这里古建筑保存得好,适合思考。”（“青木园艺术馆”某画家,2015.02.06）
自发集聚的中后期,水乡环境和廉价租金成为吸引艺术精英及艺考生集聚的主要原因。2004年广州大学城的建成及启用,加快了艺术家向小洲村聚拢的速度。进驻大学城的艺术类院校师生看中小洲村良好的创作环境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用村内旧屋作为自己的工作室,主要涉及绘画、雕塑、摄影、书法、音乐、曲艺和民俗文化等艺术创作门类。同时,艺术院校的进驻也带来了艺考风潮,间接推动艺术培训机构的集聚,使小洲村形成了“画家村”和“美术村”的空间形象,成为广州市创意产业的一张名片。同时,创意艺术的集聚催生了小洲村商业化氛围,使得古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即政府与村民、村民与艺术家们关于拆旧建新的博弈与协商。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下,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手段来塑造和影响空间发展及组织过程[29]。小洲村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村内的建筑形态受到了政府整体保护、统一风格的要求,即除历史建筑以外的一般建筑在建筑材料、建筑色彩、建筑构件、建筑高度等必须与整个区域保持一致,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政府将强制拆除。此外,政府为了严控违法建设而加强了监管,并延长监管巡视的时间。但村民掌握政府监管人员的工作时间后,选择下班以后（夜晚）加班抢建。另外,政府禁止钢筋、水泥、混凝土、泥沙等建材企业向违规业主供应材料,违建村民为了规避政府的管制,从管辖区外进行采购,由此大量的违建房屋突破了政府的监管防线拔地而起。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与政府进行了资源的争夺,将大量生产资源（土地）转变成为待租商品（房屋）。
“政府有什么好干预的,这地是我的,我喜欢拆就拆,你乡下有没有农村?他们有没有重建房子?有,对不对,那就对啊,其实你也别想那么复杂,这里就是一个农村,农村要把旧房子拆了建新房子是很正常的事,至于政府,不是已经把该保护的建筑都围起来了吗?不动那些就好啦。”（当地村民,2014.04.09）
为应对居民拆旧建新对小洲村传统建筑风貌的破坏,艺术家以租用旧房或祠堂的形式保护建筑文物,维护创作源泉。泗海公祠、瀛山简公祠、吕山祖等租给了木雕创意工作者、绘画工作者,简氏大宗祠也不定期用作展览场所。祠堂原本是宗族议事和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所,主要起到维系宗亲、维护礼教等目的,具有宗族认同的象征意义。现在的祠堂被重新构建为“舞台化”艺术展览、艺术创作和交流的场所。可见,创意阶层的入驻推动了传统祠堂由神圣宗族空间向公共艺术空间的“旧瓶装新酒”式的转变。
“如果不租,可能就会破败,没人保护。现在有很多旧房已经十分破败不堪,如果要租这些,可能就要投资上百万来维修。以租用的形式来保护旧房,艺术家可以实现旧房与艺术的结合,村民也可以收到租金,达到双赢。”（“青木园艺术馆”某画家,2015.02.06）
“（政府）为保护果林给村民分钱,村民有钱就会想拆旧建新房。我们实行一次性付款,让他们有钱装修就不会拆这些老屋了,这样老屋就会得以保留。”（某艺术机构负责人,2015.02.06）
在此阶段,艺术家通过自身艺术感知寻觅到小洲村,并在此集聚。在艺术创作的氛围影响下,小洲村不断被塑造成“艺术创意基地”,由此衍生出商业化现象,引发了村民对房屋租赁利益的追逐,导致村内传统建筑空间不断被瓦解。艺术家以租赁的形式保留了小洲村部分旧房、宗祠作为艺术创意空间,为之后的空间转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3 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2009年《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将小洲村定位为“广州万亩果园中的水乡古寨和艺术创作基地” ③(③ 来源：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8。)与旅游胜地。2012年广州市委第十届三次全会更是吹响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将小洲村确定为“广州市最美乡村”。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的话语构建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岭南水乡古寨”,这是权力对小洲村空间生产的表征过程。在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游客日益关注并造访这个岭南水乡创意艺术村。于是小洲村被表征为村民的居住地、创意阶层的创作地、游客的创意旅游体验地。
“之前会几个朋友一起骑单车过来,看一看,放松一下吧,喝杯咖啡,跟朋友聊聊天什么的。”（游客,2014.03.29）
“游客来这里看什么呢?首先就是看这里农村的原始的一些景色,看艺术家怎么艺术法,他们想看看那种境界。”（潘鹤雕塑工作室潘放,2014.04.19）
现代旅游消费者或都市“文艺青年”追求一种“沉浸式剧场”④(④ “沉浸式剧场”由国外传入国内,与传统剧场在观众席正襟危坐的体验不同,它以整栋建筑作为演出空间,观众在内部戴上白色面具自由行动,零距离观看表演,也可以在固定时间摘掉面具参与互动演出。)消费体验,讲求旅游的真实性和高度参与性。与沉浸式剧场相似,游客完全沉浸在小洲村“老榕树、祠堂、古桥、古码头、小舟”的岭南水乡古村景观与浓厚的美术创作氛围里,随意穿梭其中。游客用“漫游者”的方式创造了小洲村独特的空间记忆,并通过博客、摄影、旅行日记等话语形式进行着独特的空间生产。网络上关于小洲村的旅游博文,标题多采用具有文艺气息的措辞,如“遇见小洲村”“邂逅小洲村”“文艺小洲村”“小洲·印象”等。游客们运用各自生产的旅游文本,勾画出恬静、淡雅、“文艺小清新”的小洲村旅游空间形象,再经过有意识的形象提炼和记忆输出,小洲村由一种具象空间升华为文化意义上的“情感空间”或“想象空间”。
民居沿河而建,居民枕河而居,随处可见的百年古榕浓荫蔽日,五六百年高龄的蚝壳屋见证着岭南的曾经沧海,阡陌交错间随便跨过的一口古井都有几百年的沉淀……下了车,就可以沿着桥的方向一直往里面走了,走到里面,可以看到路两边到处都是涂鸦~超级文艺⑤(⑤ 来源：蚂蜂窝.周末文艺游: 小洲村. http://www.mafengwo.cn/i/5351797.html, 2015-12-14.)。
小洲村,一个小文艺、小清新的闲游之地……生活是一种态度,小洲给我的印象很安静,走进小洲你看不到人们急促的脚步,你会很自然地停下脚步窥视从你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⑥(⑥ 来源：蚂蜂窝.小洲村·印象. http://www.mafengwo.cn/i/887238.html, 2012-05-15.)。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创新型产业发展,《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提出将发展小洲美术原创基地作为加快建设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圈广州核心基地的重要节点⑦(⑦ 来源：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的通知》. http://www.gz.gov.cn/GZ00/2.2.1/200908/515643.shtml, 2009-08-29.)。在此政策背景下,益源实业有限公司在华南快速高架桥底下投资建设小洲艺术区,成为全国目前为止唯一高速公路桥底下的艺术区。它既不争农田和居住用地,又有效地利用闲置空地,依靠资本力量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创作展示空间,给小洲村添置了一处更具活力的艺术空间。同时,投资者利用小洲村的创意艺术资源获得了资本盈利,达到了双赢。另外,为了营造艺术创意氛围,为艺术家和公众提供艺术体验和交流的平台,小洲文学联合会和小洲青年艺术节组委会等民间艺术组织自发策划、组织小洲村艺术节。这种由草根创意阶层发起并主办的艺术节,展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强大生命力。
“对外来说,这是一个公众教育的平台。我们举办的一些展览中,也会强调一些艺术家与群众互动的活动。”（小洲艺术区发展部祁霄莉,2014.04.18）
2011年广州市出台《海珠生态湿地综合保护方案》,正式启动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工作;2012年根据《万亩果园湿地保护区土地征收方案》,广州市政府以“只征不转”的征地政策,完成了小洲村果园等农用地的征收。小洲村民拿到征地款后,有了拆旧宅建新房的资本,变本加厉地大肆拆建。据粗略统计,在此期间400多间旧房,只剩100多间。古老的青砖瓦房被钢筋水泥的“豆腐块”式现代民居所取代,水乡古村的艺术氛围越来越差,但是租金却越来越贵,导致艺术家和艺考生大规模撤离,画室和工作室所剩无几。但是创意艺术空间并没有消失殆尽,艺术的衍生产品及相关的服务业仍在不断拓展,饰品、服饰、咖啡、艺术写真和手工艺等对创作环境要求不高但需要低廉租金的小型商店开始进驻小洲村。旅游业的持续升温也拉动一些民宿和连锁公寓的进驻,如流水光阴客栈、进士第客栈、广州友怡连锁公寓,由此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氛围。
“以前会根据这里的特色设计一些手工艺品,比如明信片、火柴盒、杯子、相册,销量非常好。但现在不卖了,因为那些东西都被拆了,游客会问这是哪里,不敢做了。在这里挖掘一些原汁原味的工艺很难,都已经被商业化了,目前出售的东西都是来自其他各地、各民族的特色产品。”（饰品店主,2015.02.09）
在权力（政府的政策指引）、资本（开发商）和创意阶层的推动下,小洲村正朝着文化创意产业方向发展;同时,村民和游客也通过各自的方式进行着小洲村的空间生产。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小洲村的水乡环境和创意艺术氛围日渐衰减,但旅游商业化气息却日益浓厚。

3.4 小洲村空间转换的机理分析

在800多年的历史洪流中,小洲村完成了从古代岭南水乡村落到文化创意（旅游）村的空间转变。在城乡资本不平衡发展下,权力、创意阶层、资本、村民及游客均对小洲村的空间转换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自上而下来看,在快速城市化大潮中,政府越来越重视传承与保护传统古村落的独特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更加懂得利用“保护式更新”手段来塑造城市个性,引导旧村改造,这是权力规训的使然;自下而上来看,草根创意阶层、商业资本和游客的介入以及村民的参与推动了小洲村空间环境的转变,既有古村精神文化价值的传承,也有新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创新,反映了外来文化资本、商业资本和本土资本（村民）共同推动了小洲村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商业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时而协商、时而抵抗,空间生产主体在相互作用、相互博弈中共同推动了小洲村的空间转换（图4）。
Fig. 4 The space transition mechanism of Xiaozhou village

图4 小洲村空间转换机制

3.4.1 村民价值观从集体意识到逐利观念：文化创意空间的形成与破坏 村民的集体意识为文化创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小洲村民在传统自然环境和封建统治下,拥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准则,并以集体意识作为空间生产的主要指导。村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临河设巷、巧用建材,形成水巷空间和蚝壳屋等水乡空间形态;对神明、祖先的虔诚崇拜和宗族血缘的集体凝聚催生了多座庙宇和宗祠,产生了北帝文化和各种民间传说,它们的存在是一种信仰和精神微反抗,为创意集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和文化基础,也为小洲村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本提供了条件。
然而,村民逐利使得传统神圣空间和水乡人居环境遭到破坏。农民对利益的追求是一种“即时满足的实用主义”,即农民由于长期受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影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极强的时效性[30]。由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在小洲村内外形成极大的反差,在周边村落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而获得巨额经济补偿情况下,小洲村的发展机会因万亩果园保护和湿地公园建设而被剥夺,面对艺考经济红利,村民做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拆旧建新以增加房屋出租数量。这做法实质是将生产资料（土地）尽可能地转化为货币资本以弥补“空间剥夺”带来的损失。这一举动破坏了小洲村的文化遗存和水乡风貌,受到了权力的制约,然而村民以“抢建风潮”进行空间抵抗。村民这种以自身利益为考量的空间抵抗,导致了小洲村水乡风貌的破坏和创意环境的消弭,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资本的不平衡发展所致。
3.4.2 艺术创作从小众到大众：创意阶层的集聚与撤离 艺术家群居是一种小众的群体生活方式,它使得相对分散和独立的艺术力量凝聚在一起[31]。小洲村的创意集聚始于建国初期黎雄才、关山月等艺术家的群居,他们在小洲村建立自己的画室和工作室,以小洲村作为创作对象和创作基地,进行着空间生产,建构了具有艺术想象的“画家村”,在社会传媒和民间口碑宣传的累积效应下,21世纪初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创意阶层集聚现象和文化资本的形成,小洲村成为广州乃至全国知名的创意艺术村。
艺术家宣扬一种体制外的自由创作,具有文艺先锋精神。他们追求个性、独立、自我,这对于普通大众来讲是小众的生活,具有神秘性、独特性和专业性。正因如此,由小洲村草根阶层自主举办的小洲艺术节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人气高涨,继而不断出现各种艺术培训与展览活动,并诱发政府、商业资本及游客的参与。在此过程中,权力的介入（以政策支持、引导的方式）、商业资本的参与,游客的进入,使得艺术价值让位经济价值,创意集聚逐步转化为商业集聚,推动了小洲村的繁荣和商业化,但却瓦解了艺术家群居的小众性,小洲村由艺术家村的小众空间转换成为大众消费场所。
由于资本在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导致权力介入、资本渗入和消费导入,使得小洲村空间生产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空间内容由单纯变得复杂。艺术家被迫撤离日益商业化的嘈杂的创作地,开始寻找新的“根据地”,小洲村创意集聚由此走向解体。
3.4.3 空间转换动力从文化资本到商业资本：艺术创意氛围的增强与消减 正如哈维所说,资本对空间的渗透是无处不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推动小洲村空间转换的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艺术家及创意阶层）、商业资本（培训机构及相关配套服务业）和本土资本（村民的自有资金（含征地款）和集体建设用地）;随着大量艺考生的涌入,催生的艺考培训需求的出现,外来商业资本的逐利行为导致众多艺考培训机构和教育中心在小洲村纷纷涌现,对空间进行了侵占和控制,并激发了本土资本（村民）的逐利行为,使得古老建筑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资本需求的现代民居。另外,益源集团在高速桥下投资建设小洲艺术区脱离了古村创意文化环境,形成纯粹的商业化艺术空间,与古村创意艺术区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部分剥夺了村民及艺术家文化资本,并将小洲创意艺术区推向了商业化。
村民、投资者将生产资本（土地资源、文化资源等）转变为商品资本（楼房、培训机构等）,从而实现了货币资本的获取,这一资本循环过程的实质是空间主体间的空间剥夺。游客的涌入、旅游的发展使小洲村商业气息更加浓郁。为了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餐饮、饰品、客栈等各种各样的商业设施出现在小洲村,古朴而传统的乡村氛围被破坏,艺术家开始撤离,创意艺术氛围消减,小洲村逐步演变为披着创意艺术外衣的世俗消费的狂欢之所。
3.4.4 空间主体博弈由简单到复杂：岭南水乡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政府—村民”的博弈。政府对小洲村的物质空间进行了规范管理。政府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考虑,将小洲村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资本的形成。但权力的制约造成了资本的空间不平衡,也是对村民发展权的“空间剥夺”;对此,村民采用逃避规制的非正规途径来反抗这种“剥夺”,并导致权力规制与监管失灵。
“政府、资本—游客、创意阶层”的博弈。一方面,政府通过“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等话语的规训,实现了权力对空间意义的构建（空间管治）;另一方面,资本对小洲艺术区进行商业化的打造,并符号化为文化艺术展览场所（空间生产）。对此,游客在网络中通过独立的形象记忆输出,生产网络文本,建构自己眼中的小洲村（空间消费）。而创意阶层则通过融入自身的精神内涵和感情,为空间贴上新的符号,构建属于自己的空间。
博弈的力量中有传承也有嬗变,传承了小洲村的水乡文化、古村情怀,创新了小洲村的传统发展模式和物质空间格局,但村民的“抢建”行为破坏了水乡的创意环境,导致文化创意产业萎缩,反过来又对自身的租房收益造成影响。

4 结论

在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导致资本的城乡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优化发展,传承与保护传统乡村的人文精神和物质空间,同时又满足村民自身发展需求,如何留住“乡愁”成为乡村转型的一大难题,乡村与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相结合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前进方向。本文通过对小洲村的空间转换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① 小洲村经历了三个空间转换阶段：传统农耕时代下的岭南水乡古村落、艺术精英自发集聚的艺术创意空间、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创意旅游空间。② 随着创意阶层、权力、资本、游客等的介入,小洲村的空间生产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岭南水乡古村落阶段,主要由当地村民进行着乡村空间生产。在艺术创意空间阶段,创意阶层发挥着主要的艺术空间生产作用。创意旅游空间阶段,权力、资本、村民和游客对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产生主要影响。③ 在小洲村空间转换过程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权力和资本起到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作用。总的来说,小洲村的空间生产主体主要包括当地村民、创意阶层、游客、政府和资本,他们共同推动了小洲村从历史古村落向创意旅游目的地发展转变。
小洲村的空间转换,归根到底是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小洲村在历史演化中形成的岭南水乡古村是文化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早期创意精英的进驻,推动了古村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本的转化,促成了小洲创意空间的生产。21世纪以来政府对小洲村的保护规划与空间规制,既维护了文化资本的续存,又直接造成了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面对周边村落（村民）因快速城市化而获得巨额利润（征地补偿）,权力对小洲村发展的制约实际上是对小洲村民发展的“空间剥夺”。文化资本的获利使得商业资本趋之如骛,加上艺考生、游客作为消费力量的拉动,推动了小洲村商品化空间的生产和消费。政府对小洲村的限制开发、村民宅基地的集体产权性质和非商品性、不可交易性特点,又制约了大规模商业资本的涌入,给小洲村村民带来机会,使得以村民为主导的本土资本以“违建、抢建”的非正规方式介入小洲村“商业化”的资本狂欢盛宴,以抵抗政府“空间剥夺”带来的利益损失,但最终却导致创意文化空间的消弭。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而产生的,空间生产的主体涉及资本、权力、（城市）空间,在西方市场化机制作用下,空间主体的关系是相对清晰的,其核心就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及资本不平衡发展导致城市空间的资本化生产,权力和资本往往结成“增长联盟”。在中国政治制度下,乡村空间（农村集体土地）并非完全商品化空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小洲村空间生产的主体多元化,包括政府、艺术家及创意阶层、游客（含艺考生）、本地常住居民、外来居民（经商者）等等,导致不同空间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由此引发复杂的空间转换机制。虽然小洲村的空间转换总体上是由于资本的空间不平衡发展所致,但根本原因并非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而是在权力主导下各空间主体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政府理应作为资本收益分配的协调者和公共利益的监护者（生态与文物保护）,但由于其对村民的征地补偿未能达到村民的预期,导致其对小洲村的空间管治基本失灵。不同空间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影响效果不一样,并且相对弱势的空间主体（村民、游客、创意阶层等）在强势空间主体（政府、资本）的空间表征中并非一味消极顺从,他们也能发挥能动的抵抗作用。
当前中国进入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的白热化阶段,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对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的有效管治,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保障各空间主体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能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促进创意文化和旅游新业态的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小洲村作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多元主体作用的空间转型的典型案例,其经验及教训值得其他转型中的乡村地区借鉴与参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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