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19 , Vol. 38 >Issue 5: 1045 - 106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70862

Urban Research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areas and urban system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600 years

  • QIN Lijun , 1, 2 ,
  • JIN Xiaobin , 1, 2, 3 ,
  • JIANG Yuchao 1 ,
  • XUE Qiaofeng 1 ,
  • CHENG Yinong 4 ,
  • LONG Ying 5 ,
  • YANG Xuhong 1, 3 ,
  • ZHOU Yinkang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Zon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entr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4.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 5.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8-2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12-23

  Online published: 2019-05-13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extracted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ancient maps and remote sensing, qu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ancient city from history study, this study reconstructed urban areas of 113 cities and tow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iming to analyze the expansion progress of urban area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system of this regio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we took the years of 1461, 1820, 1930, 1970, 1980, 2000 and 2010 as time sections, and adopted the urban expansion rate, urban expansion efficiency, urban primacy index and rank-size rul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urban area of 113 cities increased markedly in the past 600 years. The average increment is 31.27 times as 1461’s, from 205.98 km² to 6442.19 km², and Shanghai region has the greatest increment, 63.41 times as 1461’s. The urban expansion of the past 60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rocesses: the embryonic stag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arting stage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growing stage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2000)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21st century). The urban expansion rate was accelerating whil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expans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2) As for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cities of Suzhou and Nanjing were the largest ones in the reg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hanghai substituted Suzhou and Nanjing and became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rge and medium scale citie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the Taihu Lake Basin, while the small-scale cities were mainly in Anhui Province.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urban system appeared to be the first-place pattern. The urban primacy index was high and the urban primacy index was low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arge-scale cities had more advantages and they developed faster, resulting in a wider gap between different scale cities.

Key words： urban system; spatial pattern; land us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ast 600 years

Cite this article

QIN Lijun , JIN Xiaobin , JIANG Yuchao , XUE Qiaofeng , CHENG Yinong , LONG Ying , YANG Xuhong , ZHOU Yinkang .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areas and urban system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600 year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5) : 1045 -1062 . DOI: 10.11821/dlyj020170862

1 引言

长江流域在距今约4000~6000年前就已出现早期城镇[1],长江三角洲在经历六朝至宋元时期由微而盛逐步崛起的过程之后,区域城镇格局基本形成,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城镇密度最高、城镇发展最快的区域[2],并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六大城镇群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开发后,在六朝、南宋与民国时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他时期也都处于经济中心的地位[3]。自隋唐以来,凭借自然地理条件优势,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产粮地区。随着漕运开通,宋朝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呈现“苏湖熟,天下足”的景象,明代江南地区水稻产量更达到全国的70%[4]。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快速增加,江浙地区人口在宋元时期已占全国的26%,人口密度达到114人/km²,至清末,人口密度更达到400人/km²[2]。至明朝运河全线开通后,运河两岸城镇发展加快,沿岸著名工商业城镇（如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的商业、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内外贸易的扩大,上海港迅速取代广州港,成为全国外贸进出口的最主要港口,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城镇发展并不是独立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存在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城镇,这些城镇依靠江河、铁路等交通方式,通过人口迁移、商品流动等产生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定的空间结构体系,这一体系既受城镇人口、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影响,同时也推动城镇用地扩展、引导区域土地利用变化[5,6,7,8,9]。明代以来的近六百年是世界城镇发展变化最快且最剧烈的阶段,中国也经历了人口增长加快、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以及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转型、城镇现代化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等过程,由此引起城镇体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长江三角洲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研究该区域城镇空间扩张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变对深刻理解其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和地方性,提升中国城镇化历史特色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国外相关学者就已开展对城镇体系的相关研究[10],在历史城镇的研究中,Bures等[11]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地区历史城镇体系演变与影响因子做了相应的研究;Osada[12]基于城镇人口的增长,分析了日本1970—1990年城镇体系的发展;Chandler[13]基于人口普查、游记、军事、灾害等数据,形成各大历史时期世界重要城镇的人口数据;Modelski[14]在Chandler[13]的研究基础上,运用Zipf法则,分析描述了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2000年城镇等级与规模之间的联系;Gabaix[15]运用现代方法说明,不同经济结构和历史的国家和地区的城镇都存在Zipf定律;Reba等[16]基于Chandler[13]与Modelski[14]的研究成果,对两大著作中的数据进行集成、电子化、转录和地理编码等操作,恢复了过去6000年以来世界城镇演化过程,对城镇区位和人口规模的演变信息进行分析,并形成了公元前3700年至公元2000年世界城镇长时段历史数据库;Matsumoto[17]采用引力模型,通过亚洲、欧洲和美洲城镇之间的飞机客流量与货运量数据,分析了1982—1998年间国际城镇体系的空间联系关系。国内城镇体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0],不少学者[1, 18-23]对中国历史时期城镇的发展和演变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Fang等[24]和Zhou等[25]根据Zipf法则分析研究了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体系在不同时期政府城镇发展政策下的城镇规模分布;吴宏岐[26]通过详实的史料,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分析总结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互动演变的特点与规律;邹逸麟[27]对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的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变化及其规律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历史数据处理与获取方法上,成一农[28]、李孝聪[29]归纳介绍了基于传统文献、古代地图与长期积累的经验,在现代城镇中复原中国古代城镇外部形态的方法;陈刚[30]对现代历史地理学新资料、新方法与新技术应用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进展,强调了GIS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谭瑛等[31]通过分析历史地图中隐含的空间要素与内涵信息,详细阐述了历史地图解译的方法技术,解译并分析了潍坊白浪河中心区域的历史空间格局;龚泽仪等[32]集合地学信息图谱、现代地图学与GIS工具,对明清及民国地图进行矢量化并构建数据库,分析了明以来中国中心城镇空间格局演化;李建等[33]通过对杭州古代城镇地图与城镇历史地图的转译,分析了南宋以来的杭州城镇格局;严巍等[34]通过构建历史时空信息梯度网络,通过历史地图转译叠加,总结了洛阳城历史文化空间变迁过程及特点;林忆南等[35]通过构建建设用地重建方法,恢复与重建了清代中期江苏省建设用地数据。在定性研究方面,冯文勇等[36]以城址周长、城镇官职设置等指标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自汉代以来城镇等级体系的基本状况;金勇强[37]通过史料分析,研究了河湟地区唐至北宋时期城镇体系的特征及变化情况;张芳[38]结合历史资料,将现代城镇体系与区域历史地理理论相结合,分析了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城镇体系演变情况。在定量研究方面,沈惊宏等[39]通过构建场扩散模型,结合扩散理论与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1978年以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场空间结构演化格局;管驰明等[40]综合城镇人口密度、非农人口规模、城镇密度变化率和城镇规模结构,分析了百年尺度下中国城镇空间分布格局演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修琦等[41]综合历史文献,从城镇密度空间变化过程分析了170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镇体系演变与土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王茂军等[42, 43]利用1932年民国时期山东省进口洋货流通数据以及1979年大宗商品的流向计划数据,分析了民国时期山东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子,以及1932—1979年城镇体系与地域结构变动情况。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渊源,南京、杭州、扬州、苏州、镇江等主要城镇在隋唐及之前就已建立,留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研究该区域城镇发展历史过程提供了数据支撑。现有研究多结合资料对区域内单个城镇的历史变化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或通过现代数据解析当代区域城镇体系格局,但历史时期区域整体性研究仍较为缺乏,而利用多数据源,全面分析历史时期城镇形态,并对数百年时间尺度下区域城镇体系格局的分析尚属空白。

2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地处长江流域下游长江入海口冲积平原;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气候分明,属于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性气候;地形以平原为主,东临黄海、东海,地跨长江,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带来江河及海上交通的便利。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唐朝中晚期时,就出现“扬（扬州）一益（成都）二”的说法,南宋时期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描述,更体现出江南的繁荣与富庶。明清时期,南京、扬州、苏州等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镇,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之最;而上海地区的棉布当时已畅销全国,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京杭运河的开通,直接影响了区域的城镇格局,明代仅杭州至镇江段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已达9个[2]。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并兼具中原、江淮、金陵等多元文化特征。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经济区域”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不同。传统意义上多指江南地区,就明清而言,江南地区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44];近代江南主要包括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上海地区[45]。随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城镇间的联系不断加强,特别是明中叶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市场率先发展并日渐成熟,许多徽商在苏浙沪地区活动频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长江三角洲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广义上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东部;在现代经济圈范围上,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则包括了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16座城镇[46]。综合考虑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联系、城镇经济水平及传统文化特征,参考国家发改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6月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06/t20160603_806388.html。）,研究范围包括（图1）：① 上海市;② 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③ 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④ 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26座城市。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1 研究区范围

3 研究方法与基础数据

本研究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自明朝以来具有连续记载的113座城镇作为研究对象（表1）。考虑到城镇连续变化过程及后期融合发展情况（后期逐步发展为109座独立城镇）,故将部分现市辖区视为独立研究单元,具体处理情况如下：① 南京包括主城区（江宁）、高淳、溧水、浦口、六合;② 常州包括主城区（武进）、金坛;③ 苏州包括主城区（苏城）、吴江;④ 杭州包括主城区（杭城）、余杭、萧山;⑤ 宁波包括主城区（甬城）、镇海;⑥ 台州黄岩区（台州）;⑦ 上海包括主城区（申城）、崇明、宝山、嘉定、金山、奉贤、青浦、松江、南汇、川沙,随着城镇的不断扩张,萧山发展成为杭城的一部分,宝山、南汇、川沙逐渐发展成为申城的一部分。
Tab. 1 The statistics of reconstructed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表1 本研究所复原城镇统计（共113座）

区域 复原城镇
上海地区（10座） 申城、松江、奉贤、宝山、金山、嘉定、崇明、南汇、川沙、青浦
江苏地区（33座） 江宁、高淳、溧水、六合、浦口、无锡、江阴、宜兴、武进、溧阳、金坛、苏城、常熟、昆山、太仓、吴江、南通、海门、如皋、盐城、东台、阜宁、扬州、宝应、高邮、仪征、镇江、丹阳、句容、泰州、泰兴、兴化、靖江
浙江地区（39座） 杭城、富阳、临安、桐庐、萧山、余杭、甬城、奉化、宁海、象山、余姚、镇海、嘉兴、海宁、海盐、嘉善、平湖、桐乡、湖州、安吉、德清、长兴、绍兴、上虞、嵊州、新昌、诸暨、金华、东阳、兰溪、浦江、武义、义乌、永康、台州、临海、天台、仙居、温岭
安徽地区（31座） 合肥、巢湖、庐江、芜湖、南陵、繁昌、无为、当涂、含山、和县、铜陵、安庆、潜山、太湖、桐城、望江、宿松、滁州、定远、凤阳、来安、全椒、天长、池州、青阳、宣城、广德、绩溪、泾县、旌德、郎溪

3.1 历史城镇数据收集与处理

3.1.1 历史数据与城镇建成区复原方法 本研究时间跨度长,期间共经历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阶段,所涉及的历史资料多样,数据处理方法也存在差异。历史城镇边界获取的主要技术方法如图2所示。
Fig. 2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 use of an ancient city (e.g. Yangzhou City)

图2 典型城镇（扬州）历史形态复原过程示意

（1）明清时代。主要采用历史学中古代城镇外部形态复原方法,对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城镇数据进行梳理整合,提取城镇历史要素,确定城镇历史空间要素的地理位置并进行数字化转译,进而复原古代城镇外部形态[31,32,33,34]。城镇历史要素包括历史空间要素和历史信息要素,空间要素包括城镇山水要素、城镇街巷要素、城镇建筑要素等。随着城镇的不断发展,城镇街道作为城镇发展中最稳定的要素,以及古代城镇中保留的建筑（衙署、寺庙、园林等）、沿用至今的地名等,都为古代城镇外部形态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29]。
①历史文献资料搜集。包括纸质资料、电子文献、历史地图、图书馆馆存史料等。本研究主要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47]《中国古代城池基础资料汇编》等[48]对于古城池筑城史、城周等的记载,结合各地方志、历史城镇街巷分布图、民国地形图、前人研究成果等资料,整理分析城镇筑城史等情况。
②城镇历史要素提取。主要指对城镇历史空间要素及城镇规模要素的提取。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解读与整理,提取的城镇历史要素包括：城镇周边自然地形以及城镇的主要形态、护城河位置、城周等;提取城镇街巷要素,包括主要街巷的位置与走向;提取城镇建筑要素,包括城墙、城门（数量、名称）、典型地物（钟鼓楼、寺庙）等。
③数字化转译。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中关于城墙、城门、典型建筑物（如钟鼓楼、寺庙）等的记载,参考现代城镇地图或遥感影像,分析确定当前位置;以Google Earth为底图,根据确定好的城门位置,绘制城镇范围并计算面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城周加以验证。
（2）民国时期。利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30年代民国军用地图（比例尺为1:5万或1:10万）,进行扫描和拼接修复后,选取标志性地物（如城门、湖泊、寺庙等）进行配准并数字化。
（3）现代。1970年代数据采用Landsat2-MSS遥感影像（分辨率为57 m×57 m）（http://glovis.usgs.gov/）,在ENVI5.0软件中进行图像裁剪,并进行目视解译和数字化。1980年数据采用Landsat TM遥感影像（分辨率为30 m×30 m）,并进行目视解译和数字化。2000年和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
3.1.2 其他基础数据 除历史城镇复原数据外,本研究还收集了城镇人口数据以及近现代城市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9]、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等研究成果（http://cpgis.fudan.edu.cn/cpgis/default.asp）、《中国人口史》[5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5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52]《中国县域统计年鉴》[5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54]及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江苏省及64县市志略》[55]《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年)》[56]《江苏五十年》[57]《江苏统计年鉴》[58]及各市县统计数据等;《光辉的60载：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9年》[59]《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年）》[60]《上海统计年鉴》[61]及各县区统计数据等;《安徽60年》[62]《安徽统计年鉴》[63]及各县市统计数据等;《浙江统计年鉴》[64]《浙江省财政税务志》[65]《浙江60年》[66]及各县市统计数据等。

3.2 城镇建成区扩张过程演变分析

为分析城镇扩张时空变化特征,引入城镇的扩张速率和扩张效率,研究一定时期内城镇建成区面积变化状况,以及城镇面积变化与人口变化的关系,计算方法为[67, 68]：
V = ( S i t 2 - S i t 1 ) / ( t 2 - t 1 ) （1）
K = [ ( S i t 2 - S i t 1 ) / S i t 1 ] / [ ( P i t 2 - P i t 1 ) / P i t 1 ] （2）
式中： V 和 K 分别 表示城镇 i 在一定时期的扩张速率和扩张效率; i 表示城镇; t 表示时间; t 1 与 t 2 分别表示研究时段期初与期末时间; S i t 2 和 P i t 2 分别为城镇 i 在期末 t 2 时间下的建成区面积和城镇人口; S i t 1 和 P i t 1 表示城镇 i 在期初 t 1 时间的建成区面积和城镇人口。
参考文献[68,69],理想状态下 K = 1.12 ,表明城镇规模与人口发展较为协调;当 K > 1.12 时,表明城镇扩张较快而扩张效率低;当 K < 1.12 时,表明城镇扩张较慢且扩张效率低。

3.3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分析

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综合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总产值计算城镇规模,采用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分析近六百年来研究区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
（1）城镇规模。早期研究中,城镇规模多采用人口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GDP）表征[70,71,72];当前的研究更倾向将人口/GDP与更多社会经济指标复合后进行分析[73,74]。本文基于历史数据的可得性,明清及民国时期综合城镇建成区面积与总人口,1949年后综合城镇建成区面积、总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总产值,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城镇规模,计算公式为[73]：
G it = P it × S it 2 （3）
G it = P it × S i t × E it × M it 4 （4）
式中： i 表示城镇; t 表示时间; G it 表示城镇 i 在 t 时期下的规模。 P it 、 S it 、 E it 和 M it 分别表示城镇 i 在t时期下的人口、城镇面积、第二产业总产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研究根据城镇规模,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将不同时期城镇划分为一级城镇、二级城镇、三级城镇、四级城镇、五级城镇和六级城镇等6个等级（规模依次递减）。
（2）首位度指数。首位度最早由杰斐逊（Jefferson）提出,通过人口聚集程度研究城镇规模分布规律,即首位城镇的人口数与第二位城镇的比值。随后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四城镇指数和十一城镇指数等[21,68]。本研究利用首位度指数,分析研究区内城镇规模的聚集程度,计算公式为[68]：
W 2 = G 1 / G 2 （5）
W 4 = G 1 G 2 + G 3 + G 4 （6）
W 11 = 2 × G 1 G 2 + G 3 + ⋯ + G 11 （7）
式中： W 2 、 W 4 和 W 11 分别表示首位度二城镇、四城镇指数和十一城镇指数; G 1 , ⋯ , G 11 表示降序排列的城镇规模。根据奥尔巴赫（F. Auerbach）的位序-规模原理,理想状态下,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为2,四城镇和十一城镇指数为1,表示各个城镇分布均匀。
（3）位序-规模法则。位序-规模法则从城镇规模与城镇位序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区域内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18, 21]。本研究利用该方法分析区域内城镇规模和城镇体系规模位序关系的演变状况,计算方法见下式[68]：
ln R it = ln A t - α ln ( G it ) （8）
式中： R it 表示城镇 i 在t时期下的位序; G it 表示城镇 i 在t时期下的规模; A t 表示t时期下的一级城镇的规模; α 为帕累托指数。
一般而言[21],当 α >1时,城镇体系内的规模较小的城镇占优势,城镇首位度低,各城镇等级呈位次分布;当 α <1时,区域内规模较大城镇占优势,城镇首位度高,各城镇呈首位型分布;当 α =1时,称为Zipf定律,各等级城镇的规模为首位城镇规模自然序列倒数的倍数。

4 城镇扩张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选取1461年（明天顺五年）、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1930年（民国中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70年、1980年、2000年与2010年作为7个时间断面,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完整建城资料的113座城镇作为研究单元,分析近六百年区内城镇建成区变化过程。
研究期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都经历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显著扩张。近六百年来,所研究的城镇,在面积上共扩大了31.27倍,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上海地区（含郊县）,共扩大了63.41倍。而就申城（历史时期仅考虑上海县）而言,则扩大了415.64倍。研究区内地级以上城镇（24座）建成区范围的变化过程见图3。
Fig. 3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600 years

图3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地级以上城镇建成区范围变化过程

近六百年来,研究区内各城镇面积不断扩大,扩张速率不断加快,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清至民国中期,城镇扩张较为缓慢,研究区内大部分城镇未向外扩张修筑新城墙,所研究的城镇总面积由205.98 km²增加到281.46 km²,平均扩张速率仅为0.16 km²/a。这一阶段内仅有7座城镇扩张效率大于1.12,表明城镇扩张缓慢且效率较低。第二阶段为民国中期至改革开放前夕,至20世纪70年代,城镇总面积增加到498.31 km²,平均扩张速率提升至5.42 km²/a,这一时期中国天灾、人祸不绝,对研究区的影响更甚,总体扩张效率依然较低。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城镇总面积增加到2717.49 km²,平均扩张速率达到73.97 km²/a,大多数城镇扩张效率大于1.12,城镇扩张速度加快但扩张效率依然较低。第四个阶段为2000年至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率进一步提升,城镇总面积增加到6442.19 km²,平均扩张速率为372.47 km²/a。总体而言,研究区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加速阶段;明清至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城镇扩张速率缓慢且扩张效率较低;改革开放后,城镇扩张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城镇面积显著增加,但城镇扩张效率依然较低,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与城镇人口增加不甚协调。在区域特征上,沿海沿江城镇的扩张速率高于其他城镇,平原地区高于丘陵地区（图4）。快速扩张的城镇主要集中在上海、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地区。其中,位于上海地区与苏锡常都市圈（太湖流域）的城镇,凭借其区位和资源优势,城镇扩张最快。同时,不同规模城镇的扩张状况存在较大差距,规模较大的城镇在扩张速率上明显高于规模较小的城镇,且城镇规模的相对差距不断加大。
Fig. 4 The comparison of urban expansion rate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4 各城镇不同时期建成区扩张速率对比

5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

5.1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变化

将各时段下城镇等级投影到地图上（图5）,可以反映出近六百年内研究区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的空间分布情况。主要特征如下：
（1）明初。为缓和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生产力,明朝统治者采取了如普查户口、解放驱口、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措施,鼓励农民生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同时开展多项移民、招揽商户、恢复海上贸易等活动,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全国农业与手工业发展基本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明代城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全国城镇数量较宋元时期有所增加,城镇人口增加,同时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出现了全国性的筑城高潮。除经济繁荣对城镇发展的推动外,明朝政治对城镇发展推动作用也十分巨大。明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较过去进一步强化,因此这时的都城和府城发展很快。明代陆上交通较前朝更发达,加上运河水系的发展刺激,各地城镇间联系更加紧密。当时,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镇基本都集中于运河沿岸和太湖流域。应天（今南京）虽为都城,但其城镇规模尚不如苏州。同时,三级以上城镇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和运河沿岸,而安徽地区多为五级、六级城镇。
（2）清代。康熙加强了黄河与运河治理,并积极推动江南经济发展。一方面清时期政治、军事力量对城镇发展影响依然很大,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逐渐成为许多大中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至乾隆朝,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水平已超越明朝鼎盛时期。苏州依然是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镇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北京;扬州作为漕运的枢纽和南北货物的集散地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南京作为两江总督衙署,因交通便利,成为物阜民丰的工商业大都会;杭州作为清代中国的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镇。同时,清政府不断开辟商路,推动商品流通。清代水路交通较明朝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水路运输发展较快,陆上运输在铁路兴起前处于辅助地位。此时,南京作为该区域的中心城镇,是唯一一座一级城镇,三级以上城镇依然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和运河沿岸,长江沿岸部分城镇的等级有所提升。
（3）清末。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上海、南通等通商口岸陆续开放,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开埠城镇,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城镇早期现代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如1848年到1915年间,上海租界面积扩大了12倍[1]。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新政”改革实施,一批民族工业兴起,且大多是在省一级中心城镇和通商口岸城镇实施,对此时城镇的发展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进一步带动了上海、南通、无锡等城镇的发展。民国抗战前夕,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特别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后的十年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运河运输作用减弱,随着轮船航运业的发展,长江干流沿岸城镇得到较大发展;陆上交通运输功能显现,铁路与公路在中国东部地区普遍修建,据20世纪30年代初统计,江南地区铁路修筑比例占全国22%[1],铁路兴起后,因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带动沿线城镇增加和发展。这一时期,沿海沿江一带的城镇规模显著扩大。据统计,1937年抗战前夕,上海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达1279家,占全国总数的32.5%[1]。此时,上海凭借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的便利,加上多条铁路的修筑,其逐渐发展成为区域一级城镇,同时,其中心城镇地位逐渐显现,以南京或苏州为中心的城镇格局逐渐被打破,而六级城镇主要分布在安徽和浙江地区。
（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逐渐恢复并快步走向繁荣,城镇发展速度也随之加快。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稳健的工商业基础,城镇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综合发展水平始终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段制定的城镇发展战略对区域城镇规模分布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1978年前反城镇化战略,演变到1978—1999年间的反大城镇开发战略,再到2000—2012年间的协调城镇化。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规模分布趋于稳定,2000年后城镇等级规模分布趋于协调,四、五级城镇数量增加,上海的中心城镇地位更加稳定,沪宁合杭甬发展带、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步形成并取得一定发展,浙、皖地区分布着较多六级城镇。
Fig. 5 The evolution of scale structur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system

图5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变化格局
注：① 1461年（明朝）行政界线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75];② 1820年与1930年行政界线分别来自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ttp://yugong.fudan.edu.cn/index.php）中1820年与1911年府界数据;③ 其余年份行政界线来自中国基础地理数据。

5.2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空间结构演化

基于对各时期城镇规模的计算,得到相应的城镇首位度（二城镇、四城镇和十一城镇）指数,采用位序-规模法则,对城镇规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时段下城镇规模与城镇位序双对数回归曲线,见图6。
Fig. 6 Estimates for city rank-size rul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图6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位序-规模线性拟合

研究显示,首位度二城镇指数均值为2.08,四城镇指数均值为0.88,十一城镇指数均值为0.80,位序-规模法则回归拟合的相关性（R²）均在0.86以上,且α值的估计结果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拟合效果较好。 α值均小于1,说明区内城镇规模差异较大,大城镇的规模发展速度总体上强于中小城镇,呈现出首位型分布。研究期内首位度指数与α值的变化也呈现了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明清至1970年,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区域的首位城镇也由明时的苏州,发展至清朝的南京,至民国逐渐转为上海。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强化,都城和府城发展较快,长江、运河沿岸及太湖周边城镇因水运交通优势发展较快,规模较大,α值均值为0.93,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为1.43,规模较大城镇发展优势较大,五级与六级城镇数量相对均衡,城镇等级规模分布较为集中;民国时期至1970年,运河逐渐没落、海上航运和长江干流航运进一步发展,加上陆上铁路交通的兴起并逐渐发展,部分长江干流沿岸及铁路沿线城镇发展加快,城镇规模增加,上海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级城镇的地位逐渐显现并稳定发展,而运河沿岸部分城镇规模降低,此时α值均值为0.73,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为1.9,城镇等级规模差异增加,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较明清时期不均衡,首位城镇优势更加凸显。总体上看,这一时期,α值逐渐减小,由最初的0.97减小到0.65,首位度二城镇指数由1.20增加到2.71,这一时期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不均衡程度逐渐增加,首位城镇与二级城镇差距逐渐凸显。
（2）1970年至2010年,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带动城镇的扩张。这一时期,国家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978—1999年间反大城镇开发战略的实施,α值由1980年的0.76增加到2000年的0.90,首位度二城镇指数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小;2000—2012年实施协调式城镇化战略,区域内四级城镇数量存在较小程度增加,区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存在协调性发展趋势。总体上看,这一时期,α值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增加到2010年的0.90,1980年之后首位度二城镇指数超过理想值2,说明位序靠前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张较快,城镇之间的差距扩大;上海维持其核心首位城镇的地位,且对区域其他城镇的影响力加强,城镇首位度明显,核心城镇地位愈加突出。
总体上看,明清至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不均衡程度较低且逐渐增加,首位城镇与二级城镇差距逐渐凸显;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区域首位城镇,其与区域内二级城镇差距逐渐拉大,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不均衡程度增强,2000年后区域城镇等级规模协调性分布显现,但较大规模城镇发展速度仍快于小规模城镇。

6 结论与讨论

历史时期城镇的发展以及城镇体系的演变是朝代更替、自然地理条件、行政演变、基础交通条件、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江三角洲的城镇形成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六朝至宋元期间,经历了由微而盛逐步崛起的过程,城镇分布的格局基本形成,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经济走向成熟发展,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了走向近现代的转型[2]。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稳健的工商业基础,城镇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为分析明清以来区内城镇扩张与城镇体系演变,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资料、古地图以及现代遥感数据等,复原（提取）了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等7个时间断面113座城镇的建成区范围,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对近六百年区内城镇空间扩张及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进行了探索,取得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迅速,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显著。所研究的城镇总规模扩大了31.27倍,其中江、沪地区的城镇规模增长更为显著,而规模增加最大的是上海地区（含所属郊县）,研究期内城镇面积扩大了63.41倍; （2）在城镇扩张速率上,明清以来共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加速阶段等4个阶段,但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发展难以匹配,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也不甚协调,城镇扩张效率仍然较低。在空间分布上,区内城镇发展不均衡,江、沪地区及太湖周边城镇的扩张较快; （3）在城镇体系演变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属于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二级以上城镇的地位及影响力较为突出。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由于政治优势及漕运之便,是区内规模最大的城镇。民国后,上海凭借其海上交通便利,逐渐由五级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并随着长江三角洲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其核心地位与影响力愈加增强。同时,由于区内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城镇发展较明清时期不均衡程度有所扩大,不同等级城镇发展差距拉大,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毋庸讳言,受基础数据、技术方法等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一是,基础数据有待深化。受历史文献资料和数据解读能力的限制,本研究尚未对城镇内部土地利用分区、细部城镇空间格局、内在土地利用强度等进行挖掘,未能深入分析城镇内部用地特征与空间转换特点;二是,现代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已较为成熟,而其之于历史城镇分析的有效性仍有待商榷;三是,在历史城镇化进程中,有效衡量不同等级城镇发展的均衡度,判断其等级结构的合理性仍待深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He Yimin.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tie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张尚武. 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形成及发展的历史特征. 城市规划汇刊, 1999, (1): 40-46.本文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总结了这一地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明清时期城镇群的特征以及近代工业化带来的区域空间形态转型的过程．主要结论是从形成机制上看，这一地区的发展具有较强历史延续性，不同于完全由于工业化或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发展类型；历史地形成了以区域为背景的城市化特征．

DOI

[Zhang Shangwu.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y region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Planning Forum, 1999, (1): 40-46.]

[3]
陈建新, 邓泽辉.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城镇历史沿革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7(6): 24-31.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古代城镇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置,另一种是由“圩”、“场”和“墟”等发展演变而来。两个三角洲的城镇都处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有效管理之下,县与府(州、郡)由中央政府统一设治,农村则实行乡里亭与保甲制度,农村中的市镇与圩市主要由乡族势力控制,部分重要市镇由封建王朝控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后,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工商业、手工业发达,先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区。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主要分布在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方、沿水陆交通线、沿海、大城市周围等地方。

DOI

[Chen Jianxin, Deng Zehui.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iti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 7(6): 24-31.]

[4]
杜石然, 范楚玉, 陈美东, 等.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Du Shiran, Fan Chuyu, Chen Meidong, et al.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葛全胜, 戴君虎, 何凡能, 等.过去三百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与陆地碳收支.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Ge Quansheng, Dai Junhu, He Fanneng, et al.Land Use Changes and Terrestrial Carbon Budgets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300 Year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6]
葛全胜, 方修琦, 张雪芹, 等.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 关于全球环境变化区域研究的思考. 地理研究, 2005, 24(3): 345-358.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越来越重视全球问题与区域问题的结合,强调全球环境变化的问题应主要通过区域研究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下半叶,强烈的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背景叠加,使我国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自然过程与环境要素的变化包括: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带的明显摆动,降水南增北减使南方洪涝增加、北方干旱日趋严重,巨大的物质和能源需求与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天然水文过程的重大改变。在地理格局变化方面,工业化过程带来的产业与经济格局变化,改变了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以及自然资源供需格局,地表景观格局因此而发生显著的改变。资源环境已经从发展的条件演变为制约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关

DOI

[Ge Quansheng, Fang Xiuqi, Zhang Xueqin, et al.Remarkable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A case study on regional research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eogrophical Research, 2005, 24(3): 345-358.]

[7]
刘纪远, 张增祥, 庄大方, 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地理研究, 2003, 22(1): 1-12.

[Liu Jiyuan, Zhang Zengxiang, Zhuang Dafang, et al.A study on the spatial-temporal dynamic changes of land-use and driving forcing analyses of China in the 1990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1): 1-12.]

[8]
刘纪远, 张增祥, 徐新良, 等. 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地理学报, 2009, 64(12): 1411-1420.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以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动态为核心的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研究逐渐成为土地变化科学（LCS）研究的新动向。基于覆盖中国21世纪初5年间隔的遥感卫星数据获取的1km网格土地利用变化空间信息,依据近5年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分异的显著特征,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综合考虑,设计针对21世纪初5年新的中国土地利用动态区划图,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总体上,21世纪初5年中国处于土地利用快速变化期,黄淮海平原、东南沿海地区与四川盆地城乡建设用地显著扩张,占用大规模优质农田,导致南方水田面积明显减少;西北绿洲农业发展与东北地区开垦导致北方旱地面积略有增加;受西部开发＂生态退耕＂政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林地面积显著增加,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成效明显,对区域土地覆盖状况的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段国土开发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家重大政策,加之快速的经济发展是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DOI

[Liu Jiyuan, Zhang Zengxiang, Xu Xinliang, et al.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2): 1411-1420.]

[9]
刘纪远, 匡文慧, 张增祥, 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 地理学报, 2014, 69(1): 3-14.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年代末到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两个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DOI

[Liu Jiyuan, Kuang Wenhui, Zhang Zengxiang, et al.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patterns and cause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80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 3-14.]

[10]
鲍超, 陈小杰. 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评述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10): 1300-1311.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与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等方面,对国家尺度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现状特征、演变过程及形成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并据此得出:当前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虽较多,但仍需深化和完善;基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的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较少,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城市体系空间格局优化理论与合理性评价研究较为缺乏,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式研究则更为薄弱。因此,未来应在深化和完善现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强化中国城市体系的生态安全格局、资源环境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空间耦合研究,加强中国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理论、合理性评价方法、系统模拟方法、优化模式及优化对策研究,并形成综合集成体系。

DOI

[Bao Chao, Chen Xiaojie.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urban syste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10): 1300-1311.]

[11]
Bures R, Kanapaux W.Historical regimes and social indicators of resilience in an urban system: The case of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Ecology and Society, 2011, 16(4): 16.

[12]
Osada S.The Japanese urban system 1970-1990. Progress in Planning, 2003, 59(3): 125-231.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population growth pattern of the Japanese urban settlements and the factors behind the changes between 1970 and 1990.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Japanese urban settlements on the basis of functional urban regions, a new defini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regions called ‘Japanese Functional Urban Area’ (JFUA) was established. Analyses based on the new JFUA definition, such as population change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ages, show that the Japanese settlement system witnesse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to larger settlements in the 1970s and the 1980s. The largest settlements such as Tokyo and Osaka recorded growth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addition, the Tokyo area showed a ‘unipolar concentration’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We can classify these areas with high levels of population growth into two types. The first one is JFUAs that contain a prefectural capital city, political centre of its region, and the second one is small or medium-sized settlements that are located near the largest settlements such as Tokyo or Nagoya. Declining areas shar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remote from the largest settlements and relatively small in size. In addition, some old style manufacturing centres recorded population loss in the 1980s. Although the Japanese settlement system presents a different growth pattern from the US and UK,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urban change in Japan turned out to be similar. 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was highly important to growth, whilst the declining industries such as steel and shipbuilding were no longer important in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d urban declin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pattern of selected areas that are treated a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arget areas, and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ny evidence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DOI

[13]
Chandler T.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An Historical Census.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7.

[14]
Modelski G.World Cities: -3000 to 2000. Washington DC: FAROS 2000, 2003.

[15]
Gabaix X.Zipf's Law for cities: An explan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3): 739-767.

[16]
Reba M, Reitsma F, Seto K C.Data descriptor: Spatializing 6000 years of global urbanization from 3700 BC to AD 2000. Scientific Data, 2016, 34: 1-16How were cities distributed globally in the past? How many people lived in these cities? How did cities influence their local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ra of urbanization, we must understand long-term historical urbanization trends and patterns. However, to date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spatially explicit, historic, city-level population data at the global scale. Here, we developed the first spatially explicit dataset of urban settlements from 3700 BC to AD 2000, by digitizing, transcribing, and geocoding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census-based urban population data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tabular form by Chandler and Modelski. The dataset creation process also required data cleaning and harmonization procedures to make the data internally consistent. Additionally, we created a reliability ranking for each geocoded location to assess the geographic uncertainty of each data point. The dataset provides the first spatially explicit archive of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urban populations over the last 6,000 years and can contribute to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urbanization trends.

DOI PMID

[17]
Matsumoto H.International urban system and air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Some calculation.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2004, 10(4): 239-247.lt;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paper examines international urban system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nternational air traffic flows and analyzes the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air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within and among the Asian, European and American regions. After evalu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ir network structures in 1982 and in 1998, the degree of &lsquo;hub-ness&rsquo; for prospective hub cities from 1982 to 1998 is clarified by a basic gravity model composed of GDP, population and distance introducing city-dummy variabl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okyo,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Asia, London, Paris, Frankfurt and Amsterdam in Europe and New York and Miami in the US are strengthening their positions as international hubs.</p>

DOI

[18]
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 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Gu Chaolin.Urban System of China: History· Present· Outlook.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2.]

[19]
顾朝林, 柴彦威, 蔡建明, 等. 中国城市地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Gu Chaolin, Chai Yanwei, Cai Jianming, et al.Urban Geography of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20]
隗瀛涛. 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Kui Yingtao.Different Types in Chinese Modern Urba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Zhou Yixing. Urban Geography.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22]
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Yoshinobu Shiba.A History of Chinese Towns and Cit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23]
施坚雅.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本书内容有：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传统城市里的大家族等。

[Skinner G.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24]
Fang Li, Li Peng, Song Shunfeng.China’s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Zipf’s law. Urban Studies, 2017, 54(12): 2818-2834.

[25]
Zhou Shangyi, Dai Juncheng, Bu Jianhua.City size distributions in China 1949 to 2010 and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Cities, 2013, 32(3): S52-S57.Since 1949,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China has been changing. This change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cut-off point of the two stages is 1978, the yea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started. In both stag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The main interventio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not Keynesian approaches but political. First, it enhanced economic vitality by implementing a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econd,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ackward or declining cities by transfer payments. Consequently, metropolises and large cities have not grown abnormally large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 201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DOI

[26]
吴宏岐.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1.

[Wu Hongqi.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olu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han: Yangtze River Publishing House, 2011.]

[27]
邹逸麟.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与环境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Zou Yilin.Study on Urban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28]
成一农. 乌鲁木齐的秘密: 现代城市中隐藏的古代城市. 阅读地球, 2011, (2): 66-71.正作为一名喜欢"步量"老城的驴友和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者,来到乌鲁木齐,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一张乌鲁木齐的城市地图。和一般游人不同的是,我摊开地图,不是为了搜寻小吃和购物场所,而是要确定"步量"的目的地,并解开乌鲁木齐隐藏的秘密——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市。

[Cheng Yi'nong. The secret of Urumqi: Ancient cities hidden in modern cities. Geography, 2011, (2): 66-71.]

[29]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 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Xiaocong Glory Hugh Festschrif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30]
陈刚. “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3): 136-142.历史地理信息化是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伴随近年来人文社会学科兴起的"空间转向"研究思潮,逐步形成了以GIS技术为支撑的"空间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并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地理学"时空观"的演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兴起等问题,对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概念、方法、现状和前沿方向进行评介,并对开展历史地理信息化、推进数字人文研究和创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DOI

[Chen Gang.Digital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ization studies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4, (3): 136-142]

[31]
谭瑛, 张涛, 杨俊宴.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历史地图空间解译方法研究. 城市规划, 2016, 40(6): 82-88.历史地图在城市规划中可以分析历史空间信息,追溯历史发展沿革,探寻历史文脉,对规划设计中的保护与传承均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地图的模糊性和意象性,其内涵的空间信息很难在现代的矢量地形图上精确再现。本文从历史地图解译的基础理论入手,分析历史地图中隐含的空间要素和内涵信息,并从分类提取、类型分层、数字化转译、参考系叠合等步骤,详细阐述历史地图解译的技术方法,并结合城市规划实际应用案例进行详细剖析。

DOI

[Tan Ying, Zhang Tao, Yang Junyan.Study on spatial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of urban historical map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6): 82-88.]

[32]
龚泽仪, 齐清文, 夏小琳. 基于中国近代地图的城镇体系演变信息图谱. 测绘科学, 2014, 39(8): 103-110.文章基于对近代(明-清-民国时期)地图数据的搜集、整理、对比、矢量化等分析,采用地学信息图谱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模式,结合现代地图学与GIS工具,深度利用古地图数据并挖掘近、现代中国中心城市、城市群和城镇体系“三级层”的发展演化规律,分别形成中国近现代中心城市空间格局演化图谱、中国近现代城市群形态结构分类图谱与演变图谱、中国近现代城镇体系演化信息图谱,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Gong Zeyi, Qi Qingwen, Xia Xiaolin.Research on urban system evolution information Tupu based on China modern map. Sci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14, 39(8): 103-123.]

[33]
李建, 董卫. 古代城市地图转译的历史空间整合方法: 以杭州市古代城市地图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2008, (2): 93-98.每一座历史性城市在不同时期都会形成特有的信息,但很多信息随着城市的发展被逐渐遗忘。借助古代城市地图上的图形信息以及历史文献中的文字资料,对城市历史空间形态加以整理与模拟,从中得出重要的历史文脉并纳入到现代城市空间系统之中,是历史城市保护的一种新方法。在规划的操作层面上,将转译古代城市地图而形成的新历史地图与相应的城市规划相结合,则可建立起一套历史环境中的空间规划设计及其管理体系,对历史城市保护与建设加以理性引导与控制。

DOI

[Li Jian, Dong Wei.An integrated research approach on city map decoding based on reshaping decoding of ancient map of Hangzhou city.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 (2): 93-98.]

[34]
严巍, 董卫. 历史城市时空信息梯度网络构建方法及应用研究: 以洛阳老城为例. 建筑学报, 2015, 1(2): 106-111.以洛阳为对象,提出了“城市历史文化空间梯度网络”的概念,通过 古代城市地图图解、文献阅读、考古发掘、信息收集等手段,对不同时期洛阳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网络在时间、空间形成的梯度变化进行研究,并以其演变与解读及历 史信息的整合为例,探讨构建老城合理时空信息梯度网络的方法,并在一体化的城市保护与发展时空观的基础上,探索城市更新过程中以历史信息引导城市空间发 展、管理的方法.

[Yan Wei, Dong Wei.Th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of space and time in historic c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old city of Luoyang city.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5, 1(2): 106-111.]

[35]
林忆南, 金晓斌, 杨绪红, 等. 清代中期建设用地数据恢复与空间网格化重建: 方法与实证. 地理研究, 2015, 34(12): 2329-2342.以典型历史断面下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数量重建控制下的空间格局重建思路,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中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和农村聚落用地）的重建方法。其中,城镇用地主要基于城垣周长、城池形态进行数量重建,以历史治所为中心,以城池形态为控制边界,进行空间配置;农村聚落用地主要基于农村人口、户均居住用地需求进行数量重建,以潜在农村居民点重心为中心,考虑用地宜居性和连片性等特征进行空间重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历史资料较为丰富的1820年为研究期,恢复了江苏省建设用地数据,共1006.45 km2,其中城镇用地222.51 km2,农村聚落用地783.93 km2,重建形成了100 m×100 m空间网格下的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并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

DOI

[Lin Yinan, Jin Xiaobin, Yang Xuhong, et al.Data set establishment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built-up area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Method and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2): 2329-2342.]

[36]
冯文勇, 王乃昂, 何彤慧. 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城市等级体系研究. 城市规划, 2014, 38(8): 30-34.结合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多次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我国农牧过渡带-鄂尔多斯地区内209座历史城市的等级体系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历史时期研究区城市等级体系明显;城址周长规模的等级差异明显;各个阶段城市等级体系存在差异;城市等级体系也体现在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官职设置等方面。

DOI

[Feng Wenyong, Wang Nai'ang, He Tonghui. Research on the grading system of historic cities in Ordos Area.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8): 30-34.]

[37]
金勇强. 唐宋时期河湟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变. 西藏研究, 2015, (5): 15-20.唐初至"安史之乱"前,河湟地 区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城镇体系:即军镇体系和政区体系。"安史之乱"后到北宋中期,随着吐蕃势力的渗入,流动性的部落体制占据了主导,原有的城镇体系趋 于瓦解。北宋后期,随着熙宁拓边,河湟一带的城镇体系再度确立,但在管理机制、城镇空间布局和职能构成上,已经与唐代大有不同。

DOI

[Jin Yongqiang.The evolution of urban in Hehuang Are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ibetan Studies, 2015, (5): 15-20.]

[38]
张芳. 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城镇体系演变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明清定都北京使辽东成为京畿左辅，地位显著提升，因此辽东半岛城镇体系建设也备受重视。分析探讨明清时期该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管理制度下，城镇体系格局变化的动力，为现代城市体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运用现代城市地理学的主要概念之一——城镇体系，结合历史文献，对辽东半岛内明清时期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在政治局势、地理环境、人口迁徙、交通发展以及聚落变迁等因素影响下的表现、特点与原因进行了探讨。　　 第一章论述了历史时期内辽东半岛的区位特征:连接中原、南方与东北地区的海路交通线;明清...

DOI

[Zhang Fang.Study on urban system evolution of Liaodong Peninsula during Ming-Qing Dynasty. Beij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2012.]

[39]
沈惊宏, 周葆华, 余兆旺. 泛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 地理研究, 2016, 35(3): 482-492.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和成本问题,长江三角洲泛化势在必然。研究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规律,从而为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扩散理论并结合现代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场扩散模型,从城市场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分析泛长三角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泛长三角地区经历了行政中心孕育、行政中心极化、点轴扩散、网络化过渡和复合式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五个阶段。城市场主体区经历了＂之＂字型—＂几＂字型—＂虾＂型—＂鳊鱼＂型四种空间形态;场强极强区—场强较强区—场强一般区面积呈递增格局并且各自逐年递增;城市节点、扩散通道（线）、行政区面的扩散值大大增强,但中部区域普遍大于外缘地带。

DOI

[Shen Jinghong, Zhou Baohua, Yu Zhaowang.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Pan Yangtze River Del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3): 482-492.]

[40]
管驰明, 崔功豪. 10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演变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4, 23(5): 28-32.文章剖析10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特点、成因,并展望演变趋势.对城市人口密度、非农人口规模、CD值和城市规模结构的综合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具有东密西疏、呈三级阶梯状分布、省际差异大、交通指向明显的特点.这种地带性差异由来已久,是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环境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在空间上存在很大差异,且要素协同作用时,具有惯性和马太效应,中国未来城市空间格局的差异仍将持续存在,并有可能扩大,东部沿海新城市空间将成为未来城市格局的主体.

DOI

[Guan Chiming, Cui Gonghao.Research on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past over 100 years.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4, 23(5): 28-32.]

[41]
方修琦, 叶瑜, 葛全胜, 等. 从城镇体系的演变看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 地理科学, 2005, 25(2): 129-134.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两个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过程,东北地区州、道、府、县等各级民事行政管理机构是为了管理从事农业开发的汉民而设立的。从城镇体系演变及城镇密度空间变化过程来看清代东北的土地开发,得出结论:清代东北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可区分出4次城镇设置的增长时期;清代城镇体系在空间上呈现出从南向北、从中间向东西两侧的阶段性扩张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清代东北土地开发也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浪潮并发生了垦殖界线的北移;重点开垦区域是沿今沈阳-吉林、长春-哈尔滨一线不断往北的,且自该线往东西两边扩展,体现出自然区位条件、地形因素及政策等对土地开发的限制和影响。

[Fang Xiuqi, Ye Yu, Ge Quansheng, et al.Land exploitation in the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ferr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own syst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25(2): 129-134.]

[42]
王茂军, 申玉铭, 高宜程. 民国时期山东城镇体系的空间组织: 基于洋货空间流通的分析. 地理研究, 2007, 26(6): 1221-1232.本文利用1932年民国时期山东省进口洋货的空间流通数据,运用定性和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建立了基于洋货流通的山东省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模式。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市的联系表现为三等级的空间结构模式。其中,济南结节地域Ⅰ-1、青岛结节地域-Ⅰ2、天津结节地域-Ⅰ3、济宁结节地域Ⅰ-4、潍县结节地域Ⅰ-5、烟台结节地域Ⅰ-6、周村结节地域-Ⅰ7、博山结节地域-Ⅰ8、上海结节地域Ⅰ-9、临清结节地域-Ⅰ10组成了第一等级;青岛结节地域Ⅱ-1、济南结节地域Ⅱ-2和天津结节地域Ⅱ-3组成第二等级;青岛结节地域-Ⅲ1和天津结节地域-Ⅲ2组成第三等级。第二,在第一等级中,各结节地域的独立性不同。其中,济南结节地域-Ⅰ1、青岛结节地域Ⅰ-2、天津结节地域Ⅰ-3、济宁结节地域Ⅰ-4、周村结节地域-Ⅰ7的自立性强,其他结节性地域自立性较差。

DOI

[Wang Maojun, Shen Yuming, Gao Yicheng.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dong urban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put goods spatial flow.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7, 26(6): 1221-1232.]

[43]
王茂军, 刘志林, 霍婷婷, 等. 1932—1979年山东省城镇体系结节地域结构的变动分析. 人文地理, 2010, 25(3): 47-54.论文利用1932年山东省进口洋货的流通数据和1979年36种大宗商品的流向计划数据,分 析了两年度山东省城镇体系结节地域结构的变动,有以下发现：第一,1932—1979年山东省城市结节地域融合和裂解并存。第二,物资供销区划中二级站的 供应范围在济南、青岛、济宁、潍县、烟台结节地域的扩展和回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1932—1979年结节地域的城市等级结合型式由简单的等级联系 的克里斯泰勒型结构向复杂的等级联系、水平联系、上方联系并存的普雷德型结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城市工业职能的专门化分工发挥了重要作用。

[Wang Maojun, Liu Zhilin, Huo Tingting, et al.The succession variation of nodal region in Shandong urban system in 1932-1979. Human Geography, 2010, 25(3): 47-54.]

[44]
李伯重. 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1): 100-105.傅衣凌先生是我国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他脍炙人口的名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以及一系列专题论文,为我国的江南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带动与影响下,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江南经济史研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显学”。作为傅先生的弟子,我有幸亲承教泽,蒙他老人家耳提面命,专攻明清江南经济史。今值傅先生八秩诞辰将届之际,谨藉此文表达对先师的深切怀念与感激之情。

[Li Bozhong.The Definition of "Jiangnan Area".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991, (1): 100-105.]

[45]
徐占春. 上海开埠后江南地区的变化及其对上海发展的影响.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9, (3): 102-106.从唐宋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其传统经济的发展和近代的调整,适应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上海的开埠在近代江南地区人口和市镇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对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DOI

[Xu Zhanchun.The opening of Shanghai Port and its changes and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and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Journal of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2009, (3): 102-106.]

[46]
陈雯, 闫东升, 孙伟. 长江三角洲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与态势的判断. 地理研究, 2015, 34(3): 397-406.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当下,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等背景及资源环境瓶颈压力趋大等因素交互影响,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特征和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化发展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更是与人口、资源、经济要素的流动及变化息息相关。因此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从人口流动、用地变化、经济增长等要素演化及其互动协调关系入手,进而对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的步调、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走势、城乡关系中的乡村衰退与复兴趋势、城镇化发展的粗放与集约等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DOI

[Chen Wen, Yan Dongsheng, Sun Wei.Analyzing the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397-406.]

[47]
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Mu Zhang'e,et al.Jiaqing Rebuilt Chi Unific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48]
成一农. 中国古代城池基础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Cheng Yinong.Compilation of Basic Data on Ancient Chinese Cities.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6.]

[49]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正 1.古代社会关于计算人口、土地和编造户籍、地籍的历史发展根据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的研究,人类社会对事物数量的计算知識及计算方法的发展程度是极不平衡的:有些落后的部落,直到今天,从事计数时,只能到三或五为止。三、五以上的数目,就都说“多”来表达意思。另一方面,有些进步较早的部落,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新石器时代,就已經会用刻痕,或算筹、绳结等方法来表示数目了。但这些原始的方法用于记录较巨大的数量实在太过麻烦;所以,更进一步的方法就是用简单符号或图解方式来记录数字。象这一类的遗物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远古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例如在苏末、亚加德两地(即后来的巴比伦利亚)发现的泥板,其上面所載

[Liang Fangzhong. Historical Population, Land, Land Tax Statistics of Chin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50]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Ge Jianxiong.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s Population Statistic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1.]

[52]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2001, 2011.

[Department of Urban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85, 2001, 2011.]

[5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01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Investigation Division. China County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1, 2011.]

[54]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 公安部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Compilation of Demographic Dat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hinese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1988.]

[55]
朱沛莲. 江苏省及64县市志略. 台北: 国史馆, 1987.

[Zhu Peilian.Statistics of County Annal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64 Cities. Taipei: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1987.]

[56]
王樹槐.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江苏卷(1860—1916). 台北: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Wang Shuhuai.Regional Studie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Jiangsu Province (1860-1916).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84.]

[57]
江苏五十年编辑委员会. 江苏五十年: 1949—1999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Editorial Board of Fifty Years of Jiangsu Province. Fifty Years of Jiangsu Province.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99.]

[58]
江苏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 江苏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2001, 2011.

[The Bureau of Jiangsu Province, NBS Survey Office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85, 2001, 2011.]

[59]
上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光辉的六十载: 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The Bureau of Shanghai City, NBS Survey Office in Shanghai City. Brilliant Sixty Years:Shanghai Historical Statistical Data Assembly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9.]

[60]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The Bureau of Shanghai City.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Shanghai'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1.]

[61]
上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上海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1, 2001, 2011.

[The Bureau of Shanghai City , NBS Survey Office in Shanghai City. Shanghai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81, 2001, 2011.]

[62]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60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Anhui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Sixty Years of Anhui Province.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9.]

[63]
安徽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安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2001, 2011.

[The Bureau of Anhui Province, NBS Survey Office in Anhui Province. Anhui Provi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89, 2001, 2011.]

[64]
浙江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浙江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2001, 2011.

[The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NBS Survey Office in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84, 2001, 2011.]

[65]
浙江省财政税务志编纂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税务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Finance and Taxation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Zhejiang Province. Financial and Tax Chi of Zhejiang Provinc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66]
浙江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The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NBS Survey Office in Zhejiang Province. Compilation of Statistical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for 60 Years.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9.]

[67]
孙雁, 刘志强, 王秋兵, 等. 百年沈阳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分析. 资源科学, 2011, 33(11): 2022-2029.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cities expedite greatly. Examining mechanism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analyzing urban expansion motivation in Shenyang Cit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ration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lans there. This study built an urban land use expansion database for the last a hundred years in Shenyang City using an object-oriented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data sources. On the basis of th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nge, speed, and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urban land use expansion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in Shenyang City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land use velocity model of land use, a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model,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 show that spatial extension of land utilization in Shenyang was considerably large ove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total area of land use was only 21.05 km in 1910; however, it was 480 km in 2010, 22.8 times of that of 1910. Expansion was most significant during the period 2010-1996, showing an area of 218.6 km, which was 60% of the total extension area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east expansion occurred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wing an area of 62.65 km, accounting for 17% of the total amount. In general,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spatial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use was not balanced. The most rapid urban expansion took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1996-2010, with a mean annual expansion of 15.61 km. Urban expansion was, however, most slow for 1910-1931, showing a mean annual expansion of 0.88 km. In this context, spatial morphology of urban land use evolved gradually. Urban space expanded consistently to the external circle layer with time lapse, expanding mostly towards east and west. The urban morphology exhibited an east-west bel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ontrast, the city expanded towards south and north, showing a palm shape. The underlying factors driving the land use change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al change is the dynamic factor for the land use expans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land use expansion. Economic transition is the intrinsic reason for the land use expansion, i.e., the land use expansion is a process of adaption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change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land use expansion.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imarily affects the evolution of land use spatial structure.

[Sun Yan, Liu Zhiqiang, Wang Qiubing, et al.Spatial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use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Shenyang C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Resources Science, 2011, 33(11): 2022-2029.]

[68]
贾雁岭. 我国城市扩张的特征及效率分析我国城市扩张的特征及效率分析. 建筑经济, 2017, 38(2): 19-25.

[Jia Yanling.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iciency of urban sprawl in China. Construction Economics, 2017, 38(2): 19-25.]

[69]
王家庭, 张俊韬. 我国城市蔓延测度: 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家, 2010, (10): 56-63.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和无序扩张的现实问题,对1999—2008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蔓延现象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蔓延指数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大多数城市表现出蔓延现象,平均蔓延指数为3.9047,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为122.67%,市区人口增长率为47%,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低密度扩张趋势;(2)我国城市蔓延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性,东部地区城市蔓延程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

[Wang Jiating, Zhang Juntao.Measurement on the urban spreading in Chin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5 large and middle cities. Economist, 2010, (10): 56-63.]

[70]
肖磊, 黄金川, 孙贵艳. 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2): 215-223.基于1985、1990、2000和2007年的非农业人口，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系统研究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的演化。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虽为&ldquo;双核&rdquo;结构，但一直处于分散发展趋势，京、津两个巨型城市的非农人口占京津冀都市圈的比重日趋下降；京津轴线为京津冀都市圈最重要的城镇密集区，以其为中心形成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河北各市影响力相对有限，都市圈西部、北部地区受辐射带动明显不足；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趋于合理，在京津双核主导格局下，石家庄、唐山等次中心逐渐发育，秦皇岛&mdash;唐山&mdash;北京&mdash;保定&mdash;石家庄沿线及曹妃甸&mdash;滨海新区&mdash;黄骅港的城镇发展带也逐渐呈现。

DOI

[Xiao Lei, Huang Jinchuan, Sun Guiyan.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in Jing-Jin-Ji Metropolitan Region. Progress in Geoography, 2011, 30(2): 215-223.]

[71]
毛广雄, 曹蕾, 丁金宏, 等. 基于传统和五普口径的江苏省城市规模分布时空演变研究. 经济地理, 2009, 29(11): 1833-1838.基于传统和第五次人口普查两种口径,结合相关模型分析了江苏省城市规模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基本满足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分布的集中性趋于减弱而均衡程度则趋于增强;②城市GNI指数的区域差异明显,苏南>苏北>苏中;③统计口径影响很大,相比而言,五普口径较传统口径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的总体趋势.研究表明,经济因素与城市规模分布变动呈明显的相关性,但政治结构因素(行政区划调整和统计口径)是引起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的根本原因.

[Mao Guangxiong, Cao Lei, Ding Jinhong, et al.Spatial-temporal dynamics of city-size distribu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both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standard and the fifth national census statistical standard.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29(11): 1833-1838.]

[72]
顾朝林, 庞海峰. 基于重力模型的中国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与层域划分. 地理研究, 2008, 27(1): 1-1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主要从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金融流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有运用图论原理进行Rd链分析。近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异常复杂、数据不易得到。本文试图运用重力模型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定量计算,据此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从研究结果看,所得结论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DOI

[Gu Chaolin, Pang Haifeng.Study on spatial relations of Chinese urban system: Gravity model approa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1): 1-12.]

[73]
朱道才, 陆林, 晋秀龙, 等. 基于引力模型的安徽城市空间格局研究. 地理科学, 2011, 31(5): 551-556.

[Zhu Daocai, Lu Lin, Jin Xiulong, et al.Spatial patterns of city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gravity model. Scientia Geogrophica Sinica, 2011, 31(5): 551-556.]

[74]
李陈, 靳相木.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心镇空间联系测度研究: 以浙江省金华市25个中心镇为例. 地理科学, 2016, 36(5): 724-732.根据中心镇之间经济社会要素空间流动特征,对引力模型和断裂点公式进行改进与整合,形成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心镇空间联系测度方法体系,并将其应用于金华市25个中心镇空间联系强度和空间引力范围的定量测度。结果显示:1金华市中心镇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明显的组团化空间格局,中心镇发展可进行"两轴线、四组团"的空间整合;2市域中心镇空间联系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需采取差别化的措施促进中心镇协同发展;3金华市中心镇空间引力范围差异较大,中部中心镇组团空间引力范围最大,东南部、西部组团次之,北部组团最小;4中心镇与断裂点之间的距离关系,可作为判断中心镇组团内核心中心镇及关键节点中心镇的重要依据。

DOI

[Li Chen, Jin Xiangmu.Measurement of spa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towns based on the gravity model.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5): 724-732.]

[75]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8.

[Tan Qixiang.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Beijing: Sinomaps Press, 1988.]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