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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9: 2148 - 216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180924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and “re-territorialization”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kou Village, Guangzhou

  • HUANG Xiaoxing 1 ,
  • MA Ling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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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9-0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6-12

  Online published: 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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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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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rritorialization is a key theoretical concept i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dopt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de)-territorialization to analyze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limitation on urban development is resolved by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 which the city expropriates more land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non-urban’ area is absorbed into ‘urban’ area. The actors in different scales, inclu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Based on the diachronic analysis of a case of an urbanizing village in Guangzhou, the paper summarizes three levels of territori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First,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is on space level. The land is the basic element in urbanizing process. The urban state and the peasants held the same recognition on land ownership that the land belongs to the state. The state and the city, based on the land rules and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er the rural land to urban area. In this process, the rural area is absorbed into urban area,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space is re-adjusted. In the meantime, th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is transferred from rural system to urban system, from village to community. The second level is on the 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space for interests. With their own strategies, multiple actors - local government, companies, village committee and villagers - enter the space for interests, negotiating and bargaining for their respective benefits. Different actors adopt different discourses in order to acquire more benefits. The urban state expropriates the rural land in order to develop econom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easants and the collective, they benefited from the land expropriation, but lost the stable benefits of land in the end.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peasants hope to obtain sustainable benefit. The third level is about place identity, where the competing strategie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lead to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ition of place identity. The urban sprawl brings changes to the villages as well as the villagers. The communities finally get into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he inconformity in these three levels causes discrepancies in governance at various times and further leads to the dilemma of governance. From the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iz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political scale is emerging from and reflected b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fter a review of the transitions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self-adjustment of the village, and the governance dilemma i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paper gives some advic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he boundarie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erritorializ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governance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Xiaoxing , MA Ling . “De-territorialization”and “re-territorialization”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kou Village,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 38(9) : 2148 -2161 . DOI: 10.11821/dlyj020180924

1 引言

城市化是地理研究的传统核心议题,也是多学科交叉的重要领域[1,2]。城市化指城市生活方式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3],涉及到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城市化的推进模式、乡村改变、权力结构关系的变迁等。在以往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地理学者主要关注城市化空间形态与区域格局[4,5]、城市化与经济发展[6,7]、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8]、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及生态[9,10,11]、城乡一体化和包容性发展[12,13,14]、城市群[15,16]等议题,也有学者关注城市化与行政区划调整[17]、地方制度变迁[18,19]、人口变化[20]等的关系。学者假定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线性过程,并强调由此带来的空间格局的改变、经济形态的变迁、土地使用的变化、农民向居民的身份转换等。但在村落整合到城市的进程中,对两者之间（包含多重利益主体）的历时态复杂互动关系以往研究还没有更深入系统的探讨,“城市”与“农村”之间边界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学界的关注明显不足。
边界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维度,它既包括空间的边界,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的边界。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与村落的空间边界在变化,社会边界也在动态变化,彰显的是国家的领域化策略以及村落自主性的问题。本文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和村落社区之间的相对长期的互动关系,讨论在城市空间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对原本的乡村空间进行领域化(“领域”对应的英文词是territory,也可被译为“领地”,本文使用国内现阶段较多采用的“领域”一词作为翻译;“领域化”对应的英文词是territorization,也可译为“领地化”。),以及村落的调整和两者不断协商博弈的关系和问题。国内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已开始关注到领域化的理论视角,并以此探讨自下而上城市化过程中各主体的作用机制及其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但以往领域化视角下的城市化主要围绕城市空间资源争夺的领域化、再领域化和去领域化[21,22],对领域化的不同层次和维度尚涉及不足。同时,以往研究更多假定城市化的线性作用机制,即：乡村转变为城市,而疏略领域化对城市化作用过程的反复性和多维性,领域化是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去领域化/领域化/再领域化的作用机制,城市化的过程显得更为复杂,而非从农村到城市的线性变迁。作为城乡接合边界的村落的空间边界时而锐化,时而模糊,这与复杂动态的领域化过程和城市化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了较好地分析该问题,本文讨论处于中国城市化漩涡中心的一个渔村。江口村是本研究的田野观察点,本文讨论其与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经济进程之间的关系。江口村是一个较有典型性的村落,集中体现了快速城市化区域的村落特征,如土地被征收、农转居、集体经济等。同时,该区域土地在1980年代初即被征收,这提供了一个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完整样本,能够观察到土地征收后30余年的变化。2013年,作者在江口村进行田野研究,访问了包括村干部和村民在内的31个人。同时,在村中进行参与观察,收集了1980年代以来的历时性资料（如征地拆迁、搬迁安置文件等）。2014—2017年,作者持续跟进村落的进展,完成一些新的观察和访谈。与将村落进程描述为线性过程不一样,本文观察分析村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尺度上发展的方式、过程和特点;在结论中,本文将重新讨论中国城市化的边界变化过程,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等的互动博弈,以及这个过程中城乡融合和城市治理的挑战和困境,以期为中国快速发展下的城市化提供政策思考和合理建议。

2 文献回顾与分析脉络

2.1 领域、边界与空间

“领域”（territory）是一种“被管制的、有边界的空间”（a regulated-bounded space）[23]。领域和领域性（territorality）研究最早源于18世纪对动物领域行为的观察[24,25]。20世纪70年代左右,领域性研究扩展到人类层面[26]。尽管人类领域性（human territoriality）与动物领域性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区别显著。例如,人类的领域行为往往是后天习得,人可以拥有多个领域和临时领域,而动物基本上是长期维持一个固有领域等[27]。
领域概念被应用于多学科的分析之中,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关注将领域、再领域化、去领域化等用于空间和权力关系分析,说明空间建构中的行为过程、权力博弈和身份政治。其理解可以追溯到索亚和戈特曼,他们认为人类有一种将空间组织成“有影响力和清晰边界的领地,这个区域至少对其占有者或定义者而言是排他的”的基本倾向;这种领域行为产生的社会空间存在于多重地理尺度之中,是影响人们生活的基础地理情境（geographical context）[28,29]。它不仅影响空间安排和空间流动,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塑造身份、理解地方以及人们的地方依附。地理学家萨克继承了“领域的社会性”的观点,并将“领域与领域性”发展成为政治地理研究的中心概念。人类的领域性包括了“个人或集体试图通过对一个地理区域的划界和控制来影响或控制人、资源、现象或关系”的空间策略[30]。领域性因而可以看作是人文现象中推动空间-权力运作的一种行为策略,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中如何通过空间运用而导致权力差异的问题[21],并成为透视空间-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方式。
领域化本质上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它还反映了一种关系系统,是多重行动者生产的结果。空间化和非空间化的“领域”重叠在一起,因空间尺度和能见程度不同而被赋予了多重关系[31]。在萨克的基础上,拉费斯坦强调一种关系分析的方法,他将领域不仅看成是一种领域行为下的空间结果,而是分析嵌入在这种空间结果之下的复杂的行动者互动、物质环境、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规范和权力关系等[32]。他因此强调观察人们的不那么正式的、更日常形式的领域性,比如在现代城市系统中,人们如何在城市移动,哪些是去的地方,而哪些是不去的地方等;人们移动的轨迹和地图就代表一种空间结果。许多地理上被区分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正式、非正式的关系之中,或社会文化的“偶遇”之中形成的。领域因此是多重行动者不断通过“划分边界”来建立和塑造其社会关系的方式[33]。拉费斯坦的研究突破了原本领域仅附着于空间的观点,而将领域与社会关系边界联系在一起,这对本文有较大的启发。

2.2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转变与“（去/再）领域化”

领域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空间权力的体现,这与当前空间研究中强调社会过程及关系性,突出一种关系空间理论（relational spatial theory）是一致的[34,35]。空间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讨论的是不同的空间层次和情境与空间中资源争夺、空间权利诉求的议题。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是资本获取利润的重要一环,空间被掩盖于意识形态之下,再生产得以可能[36]。现代化即是对处于具体形式中的空间-时间-存在进行有意义的重构重构过程[37]。在这种正在形成的现代性中,是一种深刻的“空间定位”,从全球到地方,社会的空间组织正在得到重构,以满足发展的迫切需要[37]。
通过将空间视为工具或短缺的商品,空间被区域化,被肢解为能够控制和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如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认为时空的区域化是连接在场与不在场的很重要的手段,通过区域化达成系统整合[38]。在大都市和区域治理研究中,目前存在着四个主要的理论框架：大都市政府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组理论[39]。在不同的框架中,将城市区域整合成为国家领域（领域化及去领域化）是重要的议题。如前所述,领域的含义呈现了某种社会关系的地图,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在领域整合过程中,常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帝国主义积累;与其相关的三个矛盾即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资源的剥夺过程）、中心和边缘的矛盾（大都市中心化的过程）以及发展和欠发展之间的矛盾（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剥削过程）[40]。通过以上三个积累的过程,领域的分层状态得以形成,并对个人和地方塑造起着极大作用。
领域作为生产工具,对于领域的占有是产生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对土地的占有或控制是最基本的,拥有权和空间的规划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表达。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领域化（territorization）的空间策略十分重要,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转型导致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巨大变化[41],它讨论的即是如何将不同的空间纳入领域范围中,这其中涉及到对于领域边界的管理。Manuel De Landa认为领域化是“定义或划清（sharpen）实际领域的空间边界”,而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则导向“使空间边界不稳定或提高内在的异质性”[42]。再领域化往往与去领域化同时出现,是一种空间的再建构,对领域是一种尺度转换（jumping scales）或再尺度化（re-scaling）[43,44,45]。城市化进程中包含城市中不同系统、不同区域之间的边界,如郊区化就是城市跨越边界的发展,包括行政管理边界和区域边界等[46]。边界是将权力范围空间化的工具[47],围绕边界人们产生“吸纳”或“排斥”的行为[48],而空间即是一种边界的安排[35]。乡村发展即是如此,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正面临全面重构的挑战[49]。
这些研究可纳入城市发展的空间模型,城市的边界正在不断被突破以包容蔓延式的发展,城市化将原先不属于城市的范围逐步纳入城市,城市化即是领域化、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过程[47]。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曾从空间的角度去讨论空间正义的问题,“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合理性的理想,就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正义的理论”[50]。这些竞争又决定了地方和国家（从村落到中央政府）不同的行动者所呈现出来的再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领域化”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策略,领域的边界是关注的重要部分[51]。领域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国家策略,领域在不同主体的实践、意义和城市空间的占有中被生产出来[52]。
城市化是对农村不断进行领域化的过程,从物理空间的土地到社会属性的身份等。以往的领域化策略更多涉及物理疆域边界等的范围,从行政和物理的角度去讨论领域化和空间资源争夺的问题,也有学者关注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利用转型[53]、城乡空间格局优化、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议题[54]。在现阶段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领域化显得更为复杂,包括从物理边界到社会边界等的变化。边界政治与族群和领土,也同时跟文化差异联系[55]。这就要求拓展原先领域化策略概念上的含义,从不同角度去谈空间的领域化问题,将不同层次的社区边界理清,以强调“城市空间的问题框架”[37]。
本文因而将城市发展和城乡边界结合在一起,从领域化的不同层次及不同尺度讨论在该情境下的城市化过程。本文对“领域化”、“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三个层次进行细化分析,把握城市化中的“领域化”进程,以回应和补充原有的城市化和领域化理论观点。本文聚焦于大都市边缘区域（城乡边缘区）,这个区域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对城乡边界变迁与领域化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反映中国城市化的特有历程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理困境。

3 研究案例：城市空间转变中的江口村——从“捕鱼”到全球经济

江口村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城郊地带,其周边水域较为密集,南边毗邻珠江,北边是河涌,辖区内江口涌流向珠江的入海口,在传统社会属于典型的渔村。1949年后,江口村编为夏南乡墩村。村落成立了渔会和农会。1953年,土地改革在江口村实施,农民分得土地。1958年,萝岗公社成立,渔民、农民都加入人民公社,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江口村大队成立。1958年底,番禺县政府将渔民迁往莲山,成立莲山渔业人民公社,农业和渔业区分开来。1962年,江口村大队与其他村合并成南村。因此,从1949年到1976年,在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等的制度下,该村形成了全新的形态,进入人民公社的高集体主义阶段。
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口村实施,农民重新分得责任田。1980年代中后期,为了支持广州市开发区建设,南村响应政府征地,历经若干次征地,东基、西基从200 hm2（3000市亩）地到现在剩下约13.3 hm2（200市亩）。第二个显著的阶段是萝岗区于2005年成立,江口村从黄埔区南村社区分出,划归萝岗（南村则划归黄埔）。区域层级和规划影响了这两个村。2014年底,萝岗区和黄埔区合并成为黄埔区,江口村重新回到黄埔区。
江口村的变迁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缩影,历次的行政管辖变迁反映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区域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2005年,萝岗区的GDP为652.84亿元;而在2014年合并之前,萝岗的GDP已经达到1997.89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4.8%。经过多年的发展,江口村形成了目前的内部结构（见图1）。
图1 广州市江口村区位和内部结构

Fig. 1 Location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Jiangkou village in Guangzhou

简短历史可见,江口村的空间、社会经济和政治边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不断地戏剧性重组,尤其是在过去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三十年中。该村落经历了与其他很多村落一致的、由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但同时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也在移动,这个边界为国家所界定,同时在不断协商博弈中变化。

4 调研结果与研究发现

4.1 城市边界扩大、国家发展的“领域化”与村落“去领域化”

土地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和最直观反映[2]。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土地从“集体”转为“国有”,是一种城市对原先土地进行领域化的过程。城乡边界被逐步打开,国家、城市与村落地方在该层次上的领域化获得了初步一致性。
4.1.1 国家发展的需要：城市空间边界拓展、土地变迁与身份转变 1984年12月28日,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奠基,面积仅有9.6 km2,发展极其受限。南村（原江口村所在村）的区位最接近开发区,村落的土地面积也比较大,成为首批征地的对象之一。1988年9月,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与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共征地114.4 hm2（1715.9市亩）。征地补偿费分为四个部分：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农田水利设施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按年亩产值六倍计算,1987年确定的年亩产值是2520元,递增14%算1988年为2872.8元,因此为每亩17236.8元。青苗补偿费按照年亩产值一倍计算;农田水利设施补偿费按照1987年征地主管部门的标准确定为2300元。安置补助费为每亩12000元,要求专款专用,存入银行之中,提取利息。如果开发区企业招收村民为合同制工人时,村委会需按每人12000元退给招工单位。经济开发区给村委会补助每亩5590.4元,作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的补助费用。每亩地一共补偿4万元,总共付给村民委员会的征地补偿费为6863.68万元。
4.1.2 村落的“去领域化”：卷入外部经济的村集体与居民 与征地伴随的是村民的身份转换,在征地协议签订90个工作日内,村民办理“农转居”手续。开发区承诺扶持村里在2~3年内发展3~5个企业项目,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在需要招临时工和合同制工人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被征地的居民。村里的农工商企业享受开发区优惠政策待遇,各种基础设施,如文教、卫生、医疗、煤气管道安装供应方面纳入开发区计划,收费与开发区职工同等待遇。村落进入城市的范畴,大部分土地归开发区建设所用,江口村完全融进了开发区的领域范围。
城市对农村的土地征收是领域化的第一个部分,而农民的认知与国家发展相接近,认为决定是国家做出来的,符合发展的政策导向。受访的村民普遍反映出当时一种乐观的态度,土地的征收带来了即时的富裕,每亩地4万元的补偿款项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村民从耕地的辛苦中解放出来,他们获得了以往未能获得、甚至不可想象的资源。从身份上,他们从农民转向居民,改变了原先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方式。而村落也开始成为更大的开发区中的城市的一部分,不再是自然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村落社区。村落和村民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包括个人的身份（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民到居民、从农村到城市）和村集体的变迁。当土地被征收,村落实际上被“去领域化”了,而开发区、城市或国家开始进入并经营这片土地。通过开发区建设,城乡边缘区域从农村转向城市,呈现出城市的空间扩展动力和规律[56]。村落开始被外部的话语所重新界定,被要求和被动地参加外部的经济发展以及更为宏观的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

4.2 城市发展的边界伸缩、村落边界锐化和村落的“再领域化”

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控制权和使用权,提升经济的发展,也支撑着地方政府更好地运作。经济发展在短时间内对原先的村落来说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而在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村集体又开始重新塑造自身的社区边界,以宣称对这些土地增值的分享权。
4.2.1 城市发展变化：经济开发区建设与村落经济形态变化 1991年,广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决定》,开发区开始进入创业阶段。东基、西基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周边被各种企业所包围,不再与其他村落接壤,加上与南村其他区域都隔着河涌,成为处于经济开发区域的“飞地村”。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给东基、西基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有着较强的正外部性。
首先,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市政配套延伸到该区域,交通的改善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参与到外部政治经济之中,减少村民对本地的依赖,从而与村落的“去领域化”相联系。村里及周边原先的泥路或沙路全部修了水泥路,路面变得平整,绿化也开始跟上,环境卫生焕然一新。自来水也进入该村落,饮水安全得到保证。
其次,村民生活逐渐好转。帮忙解决就业是征地协议中规定的内容,在征地结束后初期有一大部分人到开发区企业做工人。其他人则到其他工厂打工或做生意。村中也开始发展集体经济,解决一部分人的工作问题。村民收入普遍增加,土地征收款给村民带来了建造房屋的资金,他们开始建设新楼房。但征地之后,由于农转居及处于经济开发区管辖范围内,南村(南村即上面文中提到的2005年行政区划调整之前江口村所在的行政村。)的所有建筑都必须经过经济开发区规划审批,包括返还开发用地和宅基地等。土地使用规定限制了村民的违规扩建。村落以自身的有限土地蔓延为主,通过增加建筑层数扩大容积率[57]。同时,开发区的工厂陆陆续续建设,外来人口逐步成为村落人口的主体,出租屋经济构成了村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口进入村落,但他们很难融入本地的社区中,村落内部也存在着较强的隔阂[58]。在村集体层面,集体经济分红在征地后初期迅速增加。集体经济分红主要构成有征地补偿款存在的银行的利息、集体经济的收入等。各个经济社在留用地上盖了一些厂房出租,如制衣厂、员工宿舍等。2002年,南村开始实行股份固化,成立股份合作社。以2002年为界,进入南村的村民可获得股份。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村民的生计方式已脱离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融入到外部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之中。
4.2.2 城市边界伸缩、村落边界锐化与村落“再领域化” 在经济方面,村落进入了城市的范畴之中,城市边界扩大;但另一方面,城市并没有将村落全部纳入自身领域,基础设施只覆盖到行政村,村集体承担起了村落治理的部分职责。由此可见,城市的边界扩张并非是单线的,而呈现出一种伸缩变化的状态。村落依然保持着对自己领域的控制和责任,出租经济要求村集体借贷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工厂等,这些都是极大的成本[59]。他们被困于两个角色之中：一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自主的农业生产者角色,但却不再耕作;二是城市居民角色,但国家城市的服务并未完全覆盖到城中村。因此,尽管已经与农业分离,他们处于城市边缘区域。
开发区新的规制性环境限制了村民的各种行为。村集体成立经济组织以保护成员的利益,以及空间边界的完整性。征地弱化了村落的边缘地带,将村落整合进开发区的规制环境中。它同样将社区被置于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机会之中,村民被转化成为改革开放的新国家项目的参与者。作为失去土地的工人和出租承包人,他们享受了城市化过程的正外部性和开发区给予的优惠条件,但对外的竞争创造了村落重新锐化自身边界的需要。经济领域化、行政领域化、社会领域化在江口村中交织在一起,不断反映了自上而下的城市力量与自下而上的村落力量的互动。集体出租经济的固化同样要求村民加强与其他人的边界,如涉及到他们的文化传统因素的边界,以维护他们已经获得的新的机会,这是村民对剩下的土地再领域化的过程。集体经济的发展强化了村民作为某个经济社成员的心理意识,而重塑了集体的社会心理边界。地方认同感的强化是社会领域的重要部分,社会心理边界从打开到封闭反过来作用于经济领域和行政领域的领域化。与此同时,前期城市化带来的村落经济发展和收益逐步暴露在外部经济变化的不确定性之中,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开始凸显,此时的村落开始转向了基于地方共同体的“再领域化”策略。

4.3 地方共同体与竞争性的“再领域化”

城市化给传统村落带来了繁荣的工业和出租经济,但也将它开放给新的脆弱性以及不可见的经济危机。一方面,资本集聚的工业化带来了污染等极大的负外部性,而这正是村落所处的生态空间;另一方面,作为交换,村落在为工厂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使自身暴露在快速工业化的危机之中。
4.3.1 城市化与工业化交织的负面影响与村落脆弱性 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一把双刃剑。开发区的建设带来极大的污染,江口村所处区域为重污染企业所包围,如电厂、钢铁厂、油库、药厂等。电厂将煤炭在码头靠岸,通过输煤走廊运输给周边地区,在卸煤、运煤过程中有很大的煤尘。当发电时,电厂通过烟囱释放出废气（见图2）。污染成为最高频的词汇,几乎每个访谈者都谈到污染的现状以及对身体的影响等。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导致村民癌症高发,鼻炎、呼吸系统疾病最为严重,在2013年访谈前的两三个月中,曾经发生过五天内有三个人因为癌症病逝。
图2 村周围工厂带来的污染

Fig. 2 Pollution from factories around the village

4.3.2 “讨价还价”：地方共同体的强化 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在广州经济开发区基础上设立萝岗区,东基、西基从南村中脱离出来,划归萝岗（南村则划归黄埔）,成立江口村社区。萝岗区政府迁至香雪三路1号,江口村部分失去了原先处于开发区中心的位置。2008年前后,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周边工厂向外转移,外来人口外迁,出租屋和厂房大量空置。村民租金收入降低、分红减少,出现生计问题。这些失地农民与其他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一样,出现了适应性问题[61]。
与此同时,广州其他区域的征地政策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征地补偿金大幅度上涨,并且返还10%左右的土地,这使得江口村民产生较大的相对剥夺感。当时征地拿到青苗款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他们觉得支持了广州的经济发展,到头来却要承受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且,原先对失地农民的优先就业政策已经不再实施,有很多村民在2000年前后下岗失业,这导致他们在市场中已经全然没有优势可言。
环境污染、经济恶化导致村民的强烈反弹,而形成了较大的冲突。2008年,村民发动了两三百人堵住煤码头,要求煤码头及电厂停工。谈判之后,企业以帮扶村落治安等为名给予补偿。同时,村民在煤码头边上建了一大片围栏,希望能够挡住煤尘（见图3）。一旦出现厂家违建,村民马上上报给街道和城管,由政府来监管。在2011年,村民又聚到一起去到煤厂抗议,认为围栏没有起到作用,工厂应该进一步加强防护。多次抗议的结果是煤码头、电厂等同意给村里一定额度的绿化费用,以改善村里的环境。
图3 2008年村民为抵制环境污染兴建的围栏

Fig. 3 The fence built after villagers' petition in 2008

外界压力导致村落形成抗拒性的地方共同体,江口村在三个经济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开发公司作为索偿主体,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与周边公司进行合作,以污染社区为由进行协调,分包周边企业的一些劳务,解决村民的工作。村开发公司刚成立第一年从周边企业获得一百余万的补偿（总共3年,共300万）,与钢铁厂等签订了运输等劳务合同。公司的索偿和劳务报酬进入江口村的集体经费之中,用于村民的各种福利开支。除了广州市城镇医保之外,居委会利用污染的赔偿款给村民办合作医疗,以及修建村里的福利院。村里给村民每年报销的医疗费用达致七八十万。村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开设一些活动,邀请工厂参加,而这些企业则以慰问金等形式给村里的长者。
4.3.3 竞争性的“再领域化”：村落异地安置的失败 由于污染及抗议,区政府思量将江口村异地安置,一方面解决村民的诉求,另一方面将现有地块作为开发所用。 2012年12月28日,江口村发出一个通知《江口村居委会2012年第四季度主要工作》,确定主要工作之一是推进社区“三旧改造”（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全力启动异地搬迁前期工作。同时,居委会发出《江口村社区2012年房屋旧改新情况公布表》,写明：“接开发区管委会通知,在我社区是否整体异地搬迁确定之前,暂缓受理和审批我社区公建设施规划许可和私房报建。”这造成村民更大烦恼,村民的所有房屋暂时不能改建。另外,由于搬迁计划正在拟定之中,很多外来工也因为怕不稳定,不敢租村里的房屋,尤其是一楼的商铺更难以出租,导致出租房空置率进一步提高。对于出租经济的依赖产生一系列风险[60],很多村落发现工厂闲置,工人也离开自己村,但没有其他途径维持原先的经济。
搬迁安置计划成为2012年底到2015年的重要议题,但村民们对补偿的标准及安置地有异议。一开始区里提出将Y村附近的地块置换给江口村,但因为那里以前是乱葬岗,村民不同意搬迁。2014年上半年,区、街道领导及建设总公司派人到江口村解释新的置换搬迁方案。新方案地块远离水域、靠山,很多居民在水乡生活习惯了,尤其是村里的老渔民,不愿意搬到山边。而关键在于拆迁赔偿部分,区政府只同意以原先承认的楼层给予赔偿,赔偿四层楼房,五层及以上都算违规建筑,五层以下一平方米补偿1200元,大部分村民都难以接受。搬迁之后主要以套间补偿给居民,每家如果分得两个套间,也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房子用于出租。而参照现阶段其他村落的补偿标准,他们产生很大的不公平感。
而且,该方案中地段已经盖好房子,村民可能被打散安置到不同的楼宇之中。搬迁需要居民90%以上通过才可以实施,因此该方案也只能搁置。在方案出台及投票期间,曾经发生过二三十个居民集体到街道上访的事情。而2013年底刚好遇上居委会换届选举,街道害怕居民去区里或市里上访,置换搬迁的计划暂停。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置换搬迁最终搁置,而转向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善。江口村居（村）委会希望获取广东省的资金支持,以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同时,村落希望通过对政府施压要求重新安置,或者将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往外迁移。在2016年,江口村进入广州市幸福社区的创建点,区里投入了示范点经费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广东省正在推行“美丽乡村”的建设运动,通过政府资助推动村落进行美化项目建设。区里投入了资源进行雨污分流和三旧改造,使社区环境得到美化。
城市与农村的区分要求他们决定做居民或农民,但最后促使他们二者都不是。由于是村落形态,国家希望异地安置,整体改造,而对于村民来说却没办法选择原先的生活方式或者新的生活方式。其最终的结果即是江口村依然保持了原有的地方,其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已和城市发展连接在了一起,但却同样需要承担城市经济不确定所带来的脆弱性、生计方式的可持续问题以及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5 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边界变化、城市对不同区域进行领域化的过程。对于国家来说,城市和农村的划分是高度领域化的,因为它界定了个体与国家的不同的关系。而城市化则实际上打破城乡区隔的空间,边界在弱化,对原先的城乡划分是一种去领域化的过程。本文引入历时性的视角,对江口村的城市化进程进行拓展分析,反映出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进程。
本文结合以往关于城市化和领域化的研究,提出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领域化的三个层次,以对领域化进行系统的多层分析,从而丰富、发展了原先的领域化研究的观点：其一,土地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要素,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城市强大的领域化驱力尝试将新工业化的村落整合进城市区域、组织、文化和经济中。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在法律上是互通的,国家和农民保持相对一致的认知。这是空间层次上的领域化,通过对农村空间的转换,乡村被纳入城市范围中,城乡空间重新划分,也伴随着行政的领域化,即村转居过程。其二,基于城市发展的土地收益权的利益博弈。国家发展的需要是城市对农村土地领域化的直接原因,发展过程中也将土地纳入到城市范畴中。村民和村集体一方面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较大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够持续分享更多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在经济领域上,围绕利益的分配与争夺形成了不同的领域化策略和关系。其三,基于认同的地方共同体议题。村落变迁的核心动力是城市蔓延,后者期望将前者转变为城市区域,在这个趋势下是村落共同体的消亡。这个过程将农村尽可能地转化成为理性化的“都市集合体”,并且进入国家的城市层级结构中,接受城市的规则等。但从本研究的江口村案例来看,伴随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可持续经济收益、环境污染及社会问题等,反而促使了村落地方认同重新形成,与城市发展产生了张力和博弈。地方认同感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被强化,而形成了与外来的压力抗衡的地方共同体。三个层次如图4所示。
图4 领域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三个层次

Fig. 4 Three levels in the process of territo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因此,领域化不只是国家或城市一极,村落或社区是另外的一极。三个层次的分析丰富了城市化过程与领域化的关系讨论。第一层次与行政领域相对应,土地性质的重新调整是行政规划上的划分与调整,对村落来说是去领域化的过程,而对于城市和国家来说则是领域化的过程;第二层次与经济领域相对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获得最大的领域收益,村落则通过正外部效应获得部分收益,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村落收益减少,村民相对剥夺感增强;第三层次为社会领域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以往研究将居民自治等的落实作为社会领域的体现,但因为居委过度行政化,这可归入行政领域的最低层次。社会领域的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是较高层次的,村落的社会心理边界被激发,形成地方共同体,居委会等也被激发成为村集体利益的代表,而非简单的行政的从属,这也可被视为行政领域的去领域化过程。
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域化是多层次且递进发展的。江口村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反映了城市和乡村在这三个维度上的互动,而三个层次的不一致导致了治理困境的产生。村民和国家同时卷入到具体的变迁过程中,为发展的话语所塑造：村民的身份在发生变化,从村民到工人;从农民到城市居民;从贫乏的农业经济到繁荣的出租经济;从依赖国家到本地经济的制度化。这允许政府仅仅聚焦于物质现实,并且通过规划的手段指向城市化的终极目标。但是,城市化的过程是单向地将土地纳入城市的过程,市政基础设施的覆盖也只是工业化的附带的产物,并且只是服务于工业化。而村落内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往往依赖于村落的集体经济,城市化的成本由村落邻里承担,这是城市化不完全的体现。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全性,村落在面对外部的压力时,边界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寻求共同利益和抵抗发展的负面影响时）,即：村集体希望获得更清晰的边界,以维持村落的凝聚力,从而抵制负外部性,这个过程涉及到各种争论和协商。
可见,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国家在维持控制和治理单元塑造的领域化策略中,通过行政和空间上的手段进入村落,但并未充分考虑原先存在的社区共同体,或者未考虑在变迁过程中边界强化的共同体,最后带来了不同行动主体的内在诉求矛盾和最终两者融合的张力和治理困境。因此,如何在城乡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协商过程中充分考虑村落的自主性及其长远利益和发展,并促成其作为城市领域单元的真正现代转型,促成其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重构战略[41],应是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本文对广州江口村个案的历时态和深入剖析,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城乡关系和领域化尺度政治视角下治理问题的一个缩影,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多元主体和可持续发展视角对城市化议题进行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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