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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s'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s a result of the two-way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and segregation: A case study of Fuzhou-Xiamen-Quanzhou Urban Cluster

  • XIAO Baoyu , 1, 2, 3 ,
  • ZHU Yu , 3, 4, 5 ,
  • LIN Liyue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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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4.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 5.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1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7-20

  Online published: 202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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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into destination citi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and long-standing topic in the field of migration research in China. So far most research has treated such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s a combined process of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little efforts to single out the former and conduct multi-dimensional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it. Using data from a migrant survey of Fujian Province in 2017 and taking Fuzhou-Xiamen-Quanzhou Urban Cluster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gap of research and examine the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nd its determinants by comparing their two-way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migrants'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is high, with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stronger than that of segregation. (2)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s jointly influenced by migra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obility patterns, social networks, and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relevant policies.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than the Hukou system, 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e of their assimilation and the decrease of their segregation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Those migrants who have higher income and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more frequently contacts with local people and participation in lo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do have higher degree of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in destination cities. The effects of land, family difficulties and local attachments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expected, demonstrating both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egregation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Short-distance migration and long-term settlement with more family members promote assimilation as well as reduce segreg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we suggest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romoting the o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nd coordinating its development with that of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hange the one-way approach of promoting migrants' full citizenship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taking factors from both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into account, and to shift the focus of promoting migrants' full citizenship from facilitating their urban settlement to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o that migrants are not only willing but also able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ies.

Cite this article

XIAO Baoyu , ZHU Yu , LIN Liyue . Migrants'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s a result of the two-way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and segregation: A case study of Fuzhou-Xiamen-Quanzhou Urban Cluster[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 39(12) : 2796 -2807 . DOI: 10.11821/dlyj020200301

1 引言

全球城市转型的背景下,人口流动趋势加强所导致的社会极化和社会融合问题是东西方城市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1]。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形式不断出现新特点和新趋势[2]、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也愈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同时,社会经济和城镇化进入了注重发展质量、“以人为核心”的转型发展阶段,党和国家政府相继提出了要“有序”“逐步”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成为重要的战略规划[3]。促进城市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不仅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关键,也是新时代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4]。已有研究在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市民化的理论内涵、测量体系、影响因素、社会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打下重要基础,但仍有一些不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虽然存在不同的表述,但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互动的概念已逐渐成为共识[5,6],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7](有的研究也称为结构融合与情感融合[8]、关系成分与意识成分[9]、行为与情感(态度)[10]),前者具有显性特征,为外在的社会融合,后者则具有隐性特征,属于内在的社会融合[7,11]。主观社会融合不仅在表现形式、逻辑机理和影响因素上与客观社会融合存在差异,而且内部的思想观念、融合意愿和感知、身份认同等不同维度亦有不同的特点,主观社会融合与客观社会融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综合的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市民化目标的实现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生产与生活空间、户籍与职业身份上的乡城转化等外在、显性的客观方面,还在于社会感知、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主观方面的转化和扬弃过程。现有相关研究大多是针对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社会融合的综合,少数有关主观融合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身份认同、归属感、主观幸福感等单个维度[7,12,13],有必要对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展开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融合是外来人口与流入地社会双向互动的状态和过程[6,14],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合往往呈现为隔离、选择性融入、社会融合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轨迹[5]。隔离最初被提出用来分析城市里不同阶级、种族和年龄群体之间的空间差异、隔阂与疏离[15],但隔离并不仅限于物理空间,还包括社会关系层面,可能是自愿性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16];融入则指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群体的接触、交往,逐渐适应流入地主流社会。就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而言,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喜爱和认可、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接纳包容构成了融入的组成部分,而流动人口对家乡传统的遵守和保持、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偏见和排斥等则是隔离的具体表现。根据隔离与融入相互作用及演化路径的不同,西方学者形成了“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中国学者则提出了“再社会说”“新二元关系说”“融合递进说”等观点。其中“同化论”与“再社会说”着重强调外来移民单向度地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最终与流入地实现完全同化,具有一定的被动性[17,18],而“多元文化论”“新二元关系说”“融合递进说”则更为强调融入的多样性和差异化,认为不同社会群体享有平等的权利,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19,20,21]。尽管随着流动人口在选择是否融入流入地城市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不断加强[12,13],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多元互动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在传统城市偏向主义思维影响下,人们往往局限于以流动人口单向度地融入流入地(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作为其融合状态的评价标准和政策目标,因此有必要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主观社会融合进行融入与隔离的双向对比研究。
根据现代推拉理论,流入地和流出地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优劣构成了人口流动的推力和拉力,流动人口能通过城乡“推力”和“拉力”的权衡来选择社会融合的努力程度[13],使得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22],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应该同样来自于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方向。然而,现有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中,大多针对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在流入地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社会资本以及顶层设计如户籍制度等[13,23],对流出地的分析相对不足,亦缺乏将流入地与流出地影响的联系与对比。近来已有学者在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将城市因素和家乡因素进行统筹考虑,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24],将流出地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并与流入地因素进行对比,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
福厦泉城市群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区域,属于区域性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的组成部分[25],城市群内三个城市各有特色,福州为福建省的省会、厦门是中国首批特区城市、泉州民营企业发达。2018年底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达35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7.37%,而在城市群内的部分地区流动人口比例则超过了50%。该城市群不仅是中国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也相对较好,在2018年全国50个主要人口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水平评估中,厦门市、泉州市和福州市分别排名第1、第15和第36[26]B1:1-2,其中厦门市和泉州市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试点城市,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方面形成了“服务融合型”“政府主导型”等特色。从已有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研究区域和空间尺度来看,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中国人口主要流入地这一事实,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上述区域,而对同为流动人口聚集区,经济发达程度、流入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城市群规模均相对较小的福厦泉城市群关注并不多。但从全国城市群空间格局来看,与上述三大城市群体量相当的区域并不多见,尤其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数量更多的是与福厦泉城市群更为相似的中等规模城市群。随着中国城镇和区域发展格局的调整,中西部地区大量中等规模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研究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将为这些城市群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市民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以福厦泉城市群为案例,从融入与隔离对比的视角分析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下文“双向”主要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具有融入与隔离正反两个方向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同时受到流入地与流出地双向地域因素影响的意思。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福建部分。该调查以2017年福建省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式,以在流入地居住达1个月、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的跨县(市/区)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研究区样本量合计为5799份。调查样本中,男女性别比为117.60,年龄在20~49岁之间的比例高达89.86%,20岁以下和50岁及以上分别占3.41%和6.73%;78.39%的流动人口为农业户籍,其余为非农业或农转居类型;初婚和未婚比例分别为78.65%和16.85%,离婚丧偶同居的比例较低;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比例最高,为48.84%,其次是高中/中专、小学、大专及以上的20.81%、15.81%和12.52%,未上过学的比例最低,为2.02%;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依次降低,分别为58.75%、32.35%和8.90%;从事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比例分别为44.83%和42.92%,专业技术人员占7.98%,其余职业类型均在3%以下。总体上调查样本以持有农业户籍、具有初中教育程度、中青年已婚男性为主,大多为跨省或省内跨市的中长距离流动,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一特征与中国流动人口整体特征基本一致,保证了分析结果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2.2 主观社会融合程度的测量

已有研究与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相类似的概念涉及身份认同、心理融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文化适应、社区融合、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感受等,这些概念相互交叉又略有不同。本研究以社会融合是动态、渐进、多维度和互动过程[5,14]这一核心要义出发,认为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互动后形成的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的过程,融合程度取决于融入与隔离正反双向作用的综合结果,如果融入作用的绝对值较大且大于隔离作用的绝对值,则代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以融入为主、隔离为辅、融合程度较高,二者差值越大、综合融合程度越高,反之相反。本研究探讨的融入和隔离侧重于区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主观评价、感受及其对流入地与流出地文化和习惯的选择,从而形成对流动人口主观层面的社会融合状况的总体认识,此处的隔离侧重指流动人口疏离流入地文化的心理倾向,与经典研究中的隔离概念略有不同,但基于已有研究的用语习惯,为了便于比较仍继续沿用这一术语。对于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概念的这种理解,构成了本研究测量主观社会融合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
在分析国内外已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特点,本研究建立了一套反映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程度的指标体系。其中融入方向的指标包括:① 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喜爱、关注程度及融入意愿(具体问题为“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和“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② 流动人口感知到的流入地接纳程度(具体问题为“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③ 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程度(具体问题为“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隔离方向的指标包括:① 流动人口对流出地风俗文化的遵守程度(具体问题为“按照老家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② 流动人口对流出地行为习惯的保持程度(具体问题为“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③ 流动人口感知到的流入地歧视程度(具体问题为“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对每个指标采用四分变量赋值(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基本同意,4=完全同意)。
由于研究时段、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存在差异,目前学界未见统一的社会融合程度计量标准,已有文献中多将各维度融合因子得分等权重[14,27]相加或用均方差权值、因子分析法等确定权重[26,28]计算累计得分。社会融合理论上的取值区间为0~100,得分越高代表融合程度越高,得分为0代表完全隔离、融合程度最低,100分为完全融入、融合程度最高。多数实证研究的定量结果介于40~70分之间,定性描述大致以50为中界限,高于50的大多被描述为融合程度相对较高,而低于50则被认为融合程度较低[26,28]。本研究参照上述文献,采用等权相加法并进行百分制标准化求取各指标的分值;把主观社会融合当成矢量,以计算得分的绝对值代表二者的作用力大小,取值区间为0~100,若取值在55分以上则代表该方向的作用力较强,50分以下代表该方向作用力较弱,50~55分为中等;以“+”和“-”分别代表融入方向和隔离方向的作用,若二者绝对值的差值大于0,则代表以绝对值较大者的作用为主,反之相反,若二者绝对值的差值为0则代表融入和隔离的作用大致相当。

2.3 主观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已有研究大多利用各种统计模型定量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受到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支持、制度和公共服务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亦有学者从人力资本(微观层次)、社会资本(中观层次)和制度因素(宏观层次)进行讨论[14,27-29]。参考已有研究及区域实际情况,本研究认为:首先,在流动人口群体异质性逐渐增强及流迁模式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构成了人力资本的基础,流动的时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化模式及迁移动机差异也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其次,在当今城乡界限淡化和交通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许多流动人口具有城乡两栖或多重地域身份[5,22],用同时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生计资本可能比传统研究中单纯考虑流入地“就业”“收入”“生存”等单向因素更能反映出主观社会融合的多元性和复杂性[29]。此外,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但流出地指向的初级社会资本与流入地建构的次级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均存在差异[30],而在流入地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对象、频率无疑是流动人口获取次级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和外在表现,回乡频率则体现了初级社会资本的影响及故土情结、乡情依恋等情感依托。最后,城乡差分和内外之别的二元体制及附着其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通过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及居住证/暂住证、社会保障卡等形式具象化。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的融入作用和隔离作用,自变量分别选取人口特征、流迁模式、生计资本、社会网络、制度政策等5个变量22个因子(表1)。
表1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Tab. 1 Description of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变量分类 具体变量 变量类型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口特征 性别 男=1,女=2 1.46 0.498
年龄 30岁以下=1,30~49岁=2,50岁及以上=3 1.69 0.590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小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学专科=5,大学本科=6,研究生=7 3.29 1.025
婚姻状况 单身=1,在婚=2 1.81 0.393
流迁模式 流动范围 省际流动=1,省内跨市流动=2,市内跨县流动=3 1.50 0.654
滞留年数 数值变量 5.20 5.422
流动原因 经济原因=1,社会原因=2 1.10 0.298
流入地家庭规模 数值变量 2.54 1.234
生计资本
流入地月收入对数 数值变量 8.30 0.515
流入地住房类型 非正规场所=1,免费宿舍或廉租房=2,租住私房=3,自购自建房=4 2.77 0.576
在流入地困难 无=1,不清楚*=2,有=3 1.52 0.500
家乡承包地 无=1,不清楚=2,有=3 2.05 0.934
家乡宅基地 无=1,不清楚=2,有=3 2.70 0.673
在家乡困难 无=1,不清楚=2,有=3 1.40 0.490
社会网络 业余主要交往对象 很少与人来往=1,同乡=2,其他外地人=3,本地人=4 2.24 0.912
参加流入地社会组织数量 数值变量 0.98 1.104
参加流入地社会活动频率 没有=1,偶尔=2,有时=3,经常=4 1.02 0.149
未回老家年数 数值变量 0.38 1.289
制度政策 户口性质 农业=1,非农业=2 1.22 0.412
个人社会保障卡 未办理=1,不清楚=2,已办理=3 2.53 0.827
暂住证/居住证 未办理=1,不清楚=2,已办理=3 2.68 0.728
居民健康档案 未办理=1,不清楚=2,已办理=3 2.08 0.947

注:“不清楚”选项取中间值2作为近似值,因该类型所占比例不大,对统计结果或有微小影响,但不影响总体可信度。

3 分析结果

3.1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状况

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程度的计算结果如表2,融入作用与隔离作用的均值分别为75.80和53.63,二者绝对值的差值为22.17。根据上述判断标准,认为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以融入作用占主导地位,隔离作用相对较弱,主观社会融合的综合程度较高。
表2 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程度

Tab. 2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Fuzhou-Xiamen-Quanzhou Urban Cluster

指标 融入作用 隔离作用
主体评价 客体感知 平均
得分
主体评价 客体感知 平均
得分
对流入地
评价
身份
认同
流入地
接纳
对流出地风俗
文化的遵守
对流出地行为
习惯的保持
流入地
歧视
得分 82.09 66.98 78.33 75.80 64.67 48.17 48.06 53.63
在融入方面,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主观评价和对流入地接纳程度的客观感知分值较为接近,分别为82.09和78.33,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大多具有积极的评价、较强的融入意愿,感知到的流入地接纳程度也较高,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构建了相对良好的互动关系。流动人口持“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看法的比例分别为97.69%、94.29%和88.31%,88.58%的流动人口认同本地人愿意接受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认同度得分为66.98,60.44%的流动人口觉得自己已经是本地人了,但达到“完全同意”程度的比例仅为2成,对心理归属和身份认知等深层问题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多元分化。
在隔离方面,来自流入地的作用相对较弱,更多体现为流动人口在自身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对流出地的依赖与对流入地的偏离,即使在日常生活习惯等外在行为方面适应了流入地,但内在思想观念仍带有流出地的烙印:流动人口作为客体感知到的流入地歧视的程度较低,评价分值仅为48.06,“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 的流动人口仅占15.97%。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能力较强,评价分值为48.17,仅有16.93%的流动人口感觉“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流动人口对流出地风俗文化的传承与遵守较为稳固,持有“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观点的比例达到了54.37%,该指标的得分为64.67。

3.2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根据前述研究方法,回归结果如表3,融入作用和隔离作用回归模型的F检验值分别为17.523(P<0.01)和7.296(P<0.01)。绝大部分自变量对融入与隔离的影响方向相反,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比较,以表3各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为权重,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贡献率(图1)。结合表3图1可见,无论是对融入还是隔离,生计资本的影响均最大,其次是流迁模式和社会网络,而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各影响因素对融入隔离影响的具体差异如下:
表3 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Tab. 3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in Fuzhou-Xiamen-Quanzhou Urban Cluster

变量分类 具体变量 融入作用 隔离作用
人口特征 性别 0.014 -0.001
年龄 0.075** 0.016
受教育程度 0.064** -0.090***
婚姻状况 -0.054 0.006
流迁模式 流动范围 0.098*** -0.046*
滞留年数 0.102*** -0.054*
流动原因 -0.024 -0.025
流入地家庭规模 0.070** -0.009
生计资本 流入地月收入对数 0.047* -0.014
住房类型 0.093*** -0.059**
在流入地困难 0.045* -0.032
家乡承包地 0.053* -0.045*
家乡宅基地 -0.038* 0.015
在家乡困难 -0.070** 0.024
社会网络 业余主要交往对象 0.034 -0.062**
参加流入地社会组织数量 0.130*** -0.079***
参加流入地社会活动频率 0.039* 0.003
未回老家年数 -0.040* 0.036
制度政策 户口性质 0.011 0.018
个人社会保障卡 0.046* -0.056**
暂住证/居住证 0.057** -0.029
居民健康档案 0.070*** -0.030
常量 4.877 5.354
F检验值 17.523*** 7.296***
调整R2 0.129 0.062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图1 福厦泉城市群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贡献率对比

Fig. 1 Contribution rate of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subje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in Fuzhou-Xiamen-Quanzhou Urban Cluster

在人口特征方面,与已有研究结论[14,31]相类似但又略有不同,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改善人力资本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在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上更好地适应流入地,更快积累在本地的次级社会资本,从主观上增强融入、减少隔离。年龄则对主观的融入和隔离均存在正效应,这可能在于相对年长者相对丰富的职业经历和财富积累增大了融入的可能性,但同时对流出地的风俗文化和行为习惯更为坚守;而新一代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也更加注重自身的发展,因而对流入地有更高更全面的要求,降低了主观评价分值。性别和婚姻的影响则不具显著性。
流迁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流动距离越小、在本地滞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其融入程度越高而隔离程度越低,在本地家庭规模的增加对融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29,32]等研究经验基本一致。流动原因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地理空间迁移阻力作用确实存在,近距离迁移者的流出地与流入地具有较相似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更好地适应,也往往对流入地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感。随着滞留时间的延长和在流入地家庭成员增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逐渐沉淀下来,无论是内在情感还是外在行为都不断发生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偏移和转化,融入程度不断增强、隔离程度逐渐减弱。
生计资本对融入和隔离的影响方向相反,对融入的影响程度更深。其中,本地月收入越高、住房状况越好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作用越强,从侧面验证了经济融合是文化心理等主观类社会融合的基础[5,20,33]。在老家拥有承包地能显著增强融入、减弱隔离,而拥有宅基地的作用则相反,这与陈春等的研究结论[34]不同,而与刘涛等的观点[4,35]类似。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影响差异体现了当下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的矛盾心态:承包地不断弱化的经济产出功能降低了流动人口对其依赖性、淡化了与流入地的隔离,但其社会保障功能则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使其主观上能够更积极地融入流入地;但宅基地的影响则恰恰相反,在追求自有住房传统文化与流入地一房难求现实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宅基地的资产价值和住房保障功能却日益凸显,尤其对拥有位于城市近郊农村宅基地的流动人口而言,出于对家乡土地在今后保值与增值收益的预期,无形中势必增强对家乡的身份认同,从而削弱了流动人口在当前流入地的主观融入程度。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存在的困难对融入和隔离的作用正相反:家乡存在困难主要集中在老人赡养、看病缺钱、子女教育等涉及社会保障方面,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融入的经济成本、亲情成本和心理成本,也使流动人口对城乡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差距产生更强烈的感受,降低了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而流入地存在困难并不妨碍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正面评价,这可能是因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困难主要集中于收入不高、生活不习惯、难找到稳定工作等与自身人力资本相关的方面或购房困难等宏观环境因素,与流入地城市本身相关性不强,而作为市场经济发育相对成熟的福厦泉城市群,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城市环境反而激发流动人口拼搏和融入的热情。
社会网络的影响方向大体上与已有研究[28,36]相类似,多与本地人交往、多参加本地社会组织及活动确实有助于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少隔离,其中参与本地社会组织的影响最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参加至少1个本地社会组织的比例仅为57.54%,且以老乡会和同学会这种带有地缘性质的类型为主,在流入地构建的次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由于流动人口的社会活动仍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同质性(97.88%的流动人口只是偶尔甚至完全没有参加本地社会活动),因而参加活动在增强融入的同时也强化了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的身份认知,加深了隔离程度。未回老家时间越长、在流入地的隔离程度越深、融入程度越小也表明流动人口对流出地初级社会资本的依赖,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乡情依恋等流出地因素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深度融合的阻碍作用亦较为显著。
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相对低于非农流动人口[14,29,37]。本研究发现制度政策这一宏观因素依然重要,但其影响程度相对小于上述其他因素,且以户口性质为核心的刚性制度影响让位于以社会保障、健康服务等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柔性政策:办理暂住证/居住证、社会保障卡和在流入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流动人口融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隔离则有削弱作用,而户口性质对双向融合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暂住证/居住证、社会保障卡和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均承载了淡化户籍影响、缩小社会福利待遇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可见相比于户口性质本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否才是影响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的更重要因素。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从融入和隔离双向对比的视角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尽管已有研究大多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本研究发现,单就主观层面来说,流动人口的融合程度比较高,融入作用显著大于隔离作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环境较好,大部分流动人口能感知到流入地友好的接纳和包容,喜欢、关注所在地并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对流入地身份也有较强的认同,融入程度较高。但流动人口自身行为方式上仍带有较强的流出地特征,内在的思想观念转变又相对滞后于外在的行为习惯适应,与流入地社会文化尚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隔离特征。
其次,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受到了从宏观的制度政策到中观的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及微观的人口特征和家庭迁移模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已有认识不同的是,宏观的制度政策因素并非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根本性障碍,微观个人特征的影响也不突出,但中观的生计资本和社会网络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且存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双向影响。
第三,从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主观融入和隔离的影响来看,宏观上以户籍性质为代表的刚性制度约束被社会保障、健康服务等一系列均等化公共服务组成的柔性政策冲淡,对促进融入、减轻隔离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均有助于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
基于上述结论的相关思考与讨论:① 充分重视流动人口在中等规模城市群主观社会融合度较高、融入程度较强的事实,扫除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政治参与、社会适应等客观社会融合障碍,让主观和客观社会融合相匹配,从而达到较好的综合社会融合效果。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挖掘中等规模城市群发展潜力,吸引周边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和市民化。② 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密切关注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家庭化、长期化趋势及回流不断增强等新形势和新特点,深入分析流动人口多方生计资本和困难,为不同方向融合需求的流动人口创造多样化可选择的社会融合条件。③ 探索创新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改革路径,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研究区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与当地较早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质量较好不无关系,例如泉州市关于流动人口廉租房供应、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建设、异地高考衔接等公共服务改革均在全国具有超前性,厦门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全国主要人口流入地城市中长期名列前茅,福州市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一心”服务等工程也独具特色。相比于户籍制度的稳定性和改革的渐进性,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和更灵活的操作方式,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展基本公共服务改革也将比一刀切地放开城市落户更有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④ 加强中观尺度的助推机制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机制的多尺度衔接。发挥社区及社会组织等中观机构在宏观制度政策与流动人口个体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规划调整和改善流入地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增加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的场所和机会,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和流动人口的多方向、多层次、综合的社会融合。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基于主观社会融合范畴的融入-隔离概念说明、结论梳理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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