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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2: 556 - 57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051

Articl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human-ocean relation

  • PENG Fei ,
  • FU Ningning ,
  • HAN Zenglin ,
  • LIU Tianbao ,
  • YANG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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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1-20

  Accepted date: 2020-07-16

  Online published: 202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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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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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geopolitics focuses mainl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litics and marin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are committed to shap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of the worl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Starting with the interplay of human and ocea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evolution, discusses the elements of human-ocean relation and state-ocean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path,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stage features of the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of China and the West. Human-ocean relati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ocean, is composed of the main body of human activities, land and ocean. The st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spatial organizational units for studying human-ocean relatio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in the marine geopolitics. National will and demand, national cultural gene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re the main factors for the state and the ocean relations. As human-ocean relation progresses, some stage features appear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from land to sea, using marine resources to support land”, “expanding from land to sea, and opening up sea routes”, “checking and balancing the land with the sea,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land”, and “coordinating the land and the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ocean,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have both commonaliti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similar trends developing and many thoughts in common, they have all specifically evolved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 the other hand, some major differences in philosophical basis, thinking concepts, and cognitive horizons exist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s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Realism” and “peace-cooperativism”, “conflict expansion” and “negative conservatism”, “global vision” and “Huaxia Center” formed a striking contrast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gather together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ine shared community for mankind, and enrich Chinese marine geopolitical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political geography; marine geopolitics; human-ocean relation; national marine geopolitical space;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Cite this article

PENG Fei , FU Ningning , HAN Zenglin , LIU Tianbao , YANG Xin .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ne geopolitical thou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human-ocean rel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 40(2) : 556 -570 . DOI: 10.11821/dlyj020200051

1 引言

地缘政治是探讨地理与政治间互动关系的法则[1],海洋地缘政治则关注人类政治事象与海洋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2]。从国家形态产生之初的部落城邦,到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趋于整体化发展,人类文明对海洋的认知,经历了由活动范围的“边际”到文明间接触的“媒介”,再到国家间博弈“场所”的一系列变化[3],海洋的政治经济意义始终和国家的国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4]。正如地缘政治学家拉采尔所言：“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越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海洋与国家政治行为理论探究中,海洋地缘政治理论的描述、衡量、评价特性突出[5]。从葡萄牙、荷兰到英国和美国,海洋成为大国兴衰沉浮的表演舞台,海洋地缘政治成为各国政治活动的重要考量[6]。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宏观的视野和对国际问题的“非常规”解读,海权论、边缘地带论等一系列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极大的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7]。历史不断印证“大国崛起”之途即为“海洋强国”之路的铁律,“新兴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博弈聚焦于海洋优势的竞争[6]。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国际权力转移、国际格局重整和国际秩序重构中扮演关键角色[8]。中国历史时期,尤其明末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对海洋的漠视及近代西方殖民扩张造成的国家海权丧失,致使中国海洋事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局面。时下中国又受海洋地缘现实问题的束缚,诸如海洋发展空间受到域外国家干扰和限制、周边海洋地缘环境错综复杂以及远洋航运贸易遭到美印等国胁迫和挤压等困境[9,10,11]。因此,重新审视和充分利用长期游离于国家战略核心区域的“海洋”,并以人类的海洋智慧和理念构筑和平包容的海洋发展环境,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之途的关键机遇[12]。纵观中国探索海洋思想的历程,“多海洋思想、少海洋理论”是其长期存在的缺憾[13]。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在很长时期内对国家战略需求支撑不够,迫切需要对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从而建立符合时代潮流以及中国国情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体系,从理论上响应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现实问题[14]。
海洋地缘政治关注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与海洋地理环境的互动过程,可将其理解为一种空间过程,对其空间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恰是地理学的范畴之一,决定了地理学在海洋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基本功能和地位[1]。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15],人海关系是特殊的人地关系[16]。人海关系思想是地理学对人类涉海活动的哲学性总结和概括[17],海洋政治活动是人类涉海活动中极为突出的重要方面,国家是其最核心的空间主体[2]。国家的技术革新通过改变地球表层地理空间的性质[18],使海陆空间具有不同的权力意义,形成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19]。航海技术的提升打破了国家政治活动主要在陆地范围的束缚,使海洋空间释放出良好的机动性,地缘政治空间的“海洋”特性空前凸显[20]。海洋地缘空间对国家、地区间的对立、遏制及战争的相互态势与演化过程有着显著的驱动与聚合意义[21],同时,也为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多维度、多尺度的交互平台。国家与海洋间关系是国家主体聚焦于一定的海洋地缘空间范围,对其涉海政治活动的抽象表述。不同时期国家主体对“海”认知的变化影响着国家意志和国家主体对“海”的主观改造行为,进而推动国家与海洋关系的不断演变[22]。因此,海洋地缘政治思想脱胎于人海关系理论并受制于国家与海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阶段,国家与海洋关系的互动模式和发展水平都会成为促进或制约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23]。本文基于地理学视域下的人海关系思想,从国家与海洋互动关系演化的视角出发,梳理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路径、内容构成和阶段特征。面向海洋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批判性的探讨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新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发展方向,以期丰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和支撑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2 人海关系互动机制下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化分析框架

海洋地缘政治主要探讨国家政治活动与海洋的互动关系,是国家依据海洋地缘环境因素对其安全与发展政策的统筹规划[2]。国家是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重要主体,从人海关系看国家属性,国家具有主导性和反思性两个基本属性特征。在主导性的作用下国家主体参与海洋地缘政治实践,并在反思性中凝结成一定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因此,基于人海关系要素构成以及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机制,从国家与海洋的关系互动演进层面,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进行反思与解析有着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1 国家海洋地缘政治中的人海关系要素构成及其互动关系

人海关系是人类海洋实践的抽象总结概括[17],对人海关系要素构成的解构有利于更深层次的理解、明晰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相关问题（图1）。地球表层是由陆地和海洋两大系统构成的巨系统,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并相互作用。人海关系是人类活动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以陆地为基础,以自身的发展需求为目标,根据自身的海洋知识和科技能力,对海洋进行开发和利用。人海关系也是具有社会历史特征的辩证关系,并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进程而发展。人类与海洋多重、复合的实践关系,导致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活动主体对海洋的差异化理解[24]。人海关系系统的要素构成包括人类活动主体（国家）、陆地与海洋,各要素的属性特征共同构成了人海关系系统的总体属性特征,涉及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关系属性三方面[22]。国家是研究人海关系最重要的社会—空间组织单元,也是海洋地缘政治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25]。国家是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被人创造出来的,并在市民社会中逐渐成长[26,27]。不同时期国家的形成表现存在差异,西方大致经历了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帝国（马其顿或罗马）和现代民族国家[28];而中国历史上国家形式较单一,先秦时期主要表现为部落,秦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已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领土”概念在古典城邦和中世纪意大利主要指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管辖权[29],1494年被定义为属于一个国家统治者的土地,直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领土和国家主权相联系并确立为现代国家间体系的法律基础,并诞生第一批“民族国家”,随后,以领土和主权为前提的新的世界政治观逐步形成[30]。而海权思想作为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长期的涉海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海洋相对稳定和系统的认知,主要体现在海权在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影响以及它们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不同历史时期对海权的理解有所差异,西方古典历史语境下突出表现在以控制海洋为目的的“制海权”,殖民扩张时期体现为“生产”“海运”和“殖民地”三要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为对“海洋霸权”的争夺,至20世纪末期则转变为对“海洋权利”的追逐。
图1 人海关系要素相互作用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ocean

在明确人海关系要素构成后,从国家这一特定的人类活动主体出发,对要素间相互关系进行解析：① 国家与海洋。海洋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国家一般先对自己领域内的海洋进行开发和利用。随着国家需求增长,会导致领域海洋不能满足需求,或者意识到域外海洋资源的获取更容易并且存在本地没有的产品时,地方性就会被打破,转换的方式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例如：物质资源从早期的渔盐获取,发展到工业社会的矿产及能源开发;空间场所由早期的滨海渔港,发展到今天的海上经贸通道及海防空间保障等。② 国家与陆地。在国家与陆地的互动关系中,国家同样居于主动和主导地位。其互动关系也存在为满足国家多样化需求,而呈现由近及远的“领地化”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具有暴力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和平的交流与贸易方式成为主流,国家对领土空间的控制逐步转变为对资本的控制,地缘政治逐步转变为地缘经济影响和控制[31]。③ 陆地与海洋互动关系。国家主体同时拥有陆地和海洋两方面的资源和场所,对海洋和陆地的开发利用导致了海陆间互动关系的发生,从而形成了海洋与陆地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功能互补。

2.2 人海关系中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机制

在国家与海洋的互动关系中,国家是具有主体意愿的能动一端,海洋作为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一端,从国家主体出发将国家意愿施展到海洋,再由海洋反馈到国家,从而形成国家与海洋互动的闭合循环回路（图2）。海洋空间属性和海洋地缘空间是国家与海洋互动中,国家对海洋属性特征和地缘空间范围的认知和实践,这种认知和实践在不同时期表现各有侧重。海洋空间属性认知是指国家主体对自身海洋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判断以及相应发展政策的制定,并影响着涉海实践活动[32]。不同时期国家主体对海洋的认知深刻影响着海洋的利用方式和强度,并赋予海洋相应的属性特征。国家在涉海实践中对海洋属性特征的认知,经历了从早期的景观、资源等自然属性特征到航运、权力等社会属性的转变,最终呈现出多样化属性认知的演变过程。国家政治行为与海洋在不同地域空间存在联系和互动,涉及多个维度和尺度,并且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呈现竞争与合作、和平与暴力等多样化的表现。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在初期一般只局限在本地范围内,伴随国家需求的增长,国家的海洋领地化意识出现,国家经略海洋范围的地方性被打破,国家海洋地缘空间的范围发生转移或扩张,从而形成海洋地缘空间的尺度变化。可概括为海洋本地化空间、海洋领地化空间和海洋全球化空间3个阶段,影响国家与海洋关系演进的驱动力主要涉及文化基因、国家意志和技术变革3个方面。
图2 国家与海洋互动关系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ocean

国家与海洋互动过程中,国家兼具主导性和反思性双重属性特征。主导性是指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积极、能动的开展涉海活动,通过国家目标和意愿主导国家与海洋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反思性是指国家对其涉海活动取得的成效和产生的影响进行事后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指导涉海实践。国家主体在主导性的作用下参与海洋地缘政治实践,在反思性中凝结成一定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由此,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是在国家与海洋的关系互动演进中形成,具体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来源于具体历史背景下的海洋地缘政治实践。

2.3 国家与海洋间关系互动演进的驱动因素

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的深层次原因寓于国家政治行为与海洋的互动之中,明晰国家与海洋间关系的驱动因素也就揭开了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的内在机理。具体来讲,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2.3.1 国家意志和需求是国家与海洋关系演化的导向因素 国家意志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总的意志”,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历史上集权统治者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甚至替代国家意志和需求。不同时期国家意志和需求变化的最原始动力在于国家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国家意志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如贯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追求“大一统”的国家意志,就是其最鲜明的写照。国家与海洋互动过程中的国家意志由“国家意愿”和“国家行动”两部分共同组成。国家意愿是指国家采取的与海洋互动的理念和方式,主要反映国家对海洋及涉海活动的认知和态度。国家行动则是指国家行为与海洋互动方面所做出的承诺和要求,体现了涉海的实际行动。国家的意志决定其对海洋事象的态度,进而决定国家与海洋互动的具体行为。因此,国家意志和需求决定着国家与海洋关系发展演化的方向。
2.3.2 国家文化基因是国家与海洋关系演化的关键因素 国家文化基因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海洋文明,也体现在国家与海洋互动关系的差异中。它能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穿越,在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中得到印证性体现,规制着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模式和程度等[33]。“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内向性”与“外向性”的差异、“积极扩张”与“消极保守”的相对等均体现出不同时期中西方国家文化基因对人海关系的影响。同时,中西方国家文化基因也在传承与积淀中,实现彼此的交融与互进。
2.3.3 国家技术变革是国家与海洋关系演化的推动力量 国家主体对海洋地理环境的改造程度是随着其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国家技术变革作为强有力的中介,推动国家与海洋关系发生实质性的演化,并深刻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同时,技术进步与国家主体对海洋空间属性的认知紧密相连,国家技术变革促使海洋空间属性发生动态变化,从而改变了国家与海洋的互动方式,进而也影响了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流变。在没有罗盘、仪表的时代,国家政治活动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带;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海洋运输技术和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打破了国家政治活动主要发生在陆地范围的束缚,使海洋空间释放出良好的机动性,国家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显著改变,马汉的海权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正是受此影响。而铁路技术的发展使陆上机动性形成对海上机动性的挑战,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控制“心脏地带”成为海洋霸权国家英国的重要战略目标[34]。

3 人海关系视域下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

海洋地缘政治思想随着人海关系历史背景发生着变化,同时受到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演化的支配。只有在了解国家与海洋间关系的变迁基础上,去理解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才能全面梳理其演进过程和阶段特征。因此,将西方国家与海洋关系互动演进划分为4个时期,即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时代、开拓殖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分别对应西方海洋地缘思想演进的初步形成期、迅速发展期、稳步成熟期、调整革新期4个阶段。

3.1 初步形成期（15世纪末期以前）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限于西方城邦、帝国航海技术发展水平,国家与海洋的互动表现为以陆涉海、以海养陆的特征。国家政治行为与海洋的互动主要在沿海城邦和帝国的本地化空间范围内展现,海洋更多体现其自然属性框架下的“共有性”。西方城邦和帝国的海洋地缘思想,形成于海洋地理环境对国家政治行为决定性影响的相关论述,以及海洋地缘政治实践过程中海权意识的萌发和海权思想的讨论。通过考察陆海地理位置、沿海自然环境等因素,分析地中海地区滨海和内陆社群的区别,并与城邦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过解释米诺斯城邦成为海上霸权的地理环境基础,强调海洋空间属性的自然属性意义,首次展示了未成体系的海洋地缘思想[35]。古典时期雅典的海上实践活动持续发展,海权意识逐渐形成,对制海权的长期追求成为雅典的重要历史轨迹,海权与帝国、财富以及民主制的内在关系在该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探讨。围绕海权与帝国的关系,开始强调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探讨海防建设与帝国安全的关系、海上军事力量的对外威慑作用以及海权与帝国实力关系,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已体现出海权强国思想[36],修昔底德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将海权强国意识与帝国主义思想联系起来[37]。而环海而居的优势地理位置使古希腊人较早享受到海洋资源带来的丰富财富,对海域的控制促使城邦间航海权的争夺初步显现,海权与财富的内在关系也得以讨论。对于海权与民主制的关系,均认为雅典极端民主制的形成是海权发展的结果,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等对此进行了明确论述[38]。

3.2 迅速发展期（15世纪末期—19世纪中后期）

15世纪末期,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西方国家商业文明的扩散以及海洋技术的发展,国家与海洋关系的互动表现为以陆拓海以海通陆的特征。国家的海洋领地化意识逐渐增强,使西方国家经略海洋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本地化范围,对海洋的认知由探索、开拓转化为占有、控制。海洋地缘空间已从“共有”向“无主”转化,而“无主”使得“占领”与“先占先得”持之有故。西方海洋强国通过已逐步网络化的世界海洋通道,凭借强大海洋军事力量开始寻求海外领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外殖民体系[39]。同时开始在全球层面把海洋当作整体来思考,尝试建立系统的海洋战略思想,这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强国的地缘政治实践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他们将争夺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作为其海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其战略的核心变量体现为后来马汉所提出的发展海权的“三要素”——生产、海运和殖民地,旨在发展海上贸易、占据海外殖民地以获得国家实力的提升,以及维护日益覆盖全球的贸易网络和殖民体系。西方主要涉海大国都将海军作为关键战略资源,国家间围绕海洋的博弈,实质上是维护海上贸易而采取的大航海时代的海军较量。纵观整个开拓-殖民时代,这也是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迅速发展时期,有代表性的主流思想秉承“先占先得”“弱肉强食”等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海权的战略意义飙升,海洋权力迸发出改变地区和影响全球的潮汐之力[40]。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中开始萌发,国际法理论的鼻祖胡果·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提出“所有人依国际法均可自由航行”的主张[41],认为航海对于一切人类是自由的,并驳斥了那种认为海洋属于最初航海国家所占有的认识,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也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理论起源之一。

3.3 稳步成熟期（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末期）

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促使各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大陆与海洋地缘空间基本被西方海洋强国瓜分完毕。国家与海洋间关系的战略意义空前凸显,其互动特征为以海制陆,海陆冲突,海洋权力空间属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洋也真正成为国家扩张的“生存空间”[42]。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开始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审视海权,以其整体性的分析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43],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等学者均做出了重要贡献[44,45,46],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中指出“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国家间政治行为的权力得以在全球地理空间中展现,并受国家行为体的位置、空间、资源等地理因素制约,追求在空间、资源等地理环境方面的优势和有利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海洋地缘政治的主要内容。探求国家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成为地缘政治学者们心中的信条,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把海洋地缘政治学经典理论从象牙塔带到了实践舞台,冲突性海洋地缘政治思想也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海洋被看作权力集群的代表,麦金德提出“陆心说”[44],从全球视角将世界版图划分为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马汉提出的海权论[45],也以亚欧大陆为中心从全球视角对陆地运动与海上运动进行了比较;其后斯皮克曼又提出“边缘地带”理论[46],认为位于“心脏地带”与海洋边缘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是控制世界的关键,鲜明的突出了海陆二元性。二战后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两极对峙体系得以确立,英美战略家都在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理论范式下思考资本主义海洋世界如何对抗社会主义大陆阵营,“海员对抗大陆人”的地缘政治现象反映出其“海陆空间争夺”的实质[47]。例如美国学者科恩,基于区域主义构筑了“区域性世界”的图式,其思想也没能摆脱海陆两极的世界观,两大地缘战略区同样建立在“依靠贸易的海洋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的海陆两极基础上[48]。

3.4 调整革新期（20世纪末期以来）

后冷战时期,随着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国际法赋予了主权国家海上权利。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形成了具有约束力的海洋空间划分与权力和利益界定,海洋秩序逐步从海洋霸权政治向海洋权利政治发展,世界海洋秩序得以重建,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相应的出现调整革新[49]。海洋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国家对海洋空间属性的认识趋于多样化,并将发展海洋空间作为解决人口膨胀、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可靠途径。在国家与海洋关系上更加突显国家主体对海洋物质世界的利用和改造,更加强调和追求国家间在海洋地缘空间的利益重叠而非对抗矛盾,更加强调陆海统筹的重要性。同时,随着两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以及受到后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各国学者基于地区视角和合作目的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纷纷出现。“新地区主义”的思想与其实践相得益彰,地区主义下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呈现出复合性和全球性态势。海洋地缘政治开始出现新的表现形式,“低级政治”因素成为地缘政治分析的重要对象,世界海洋地缘政治思想逐渐向国际海洋制度[50]、海洋地缘经济[51]、海洋生态政治[52]、海洋地缘文化[53]等领域转向。

4 人海关系视域下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

中国人海关系的历史演进与人类海洋文明发展大趋势相符,站在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国海洋地缘思想的历史嬗变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演进又根植于人海关系历史背景,并深受历代统治者影响,朝代更迭和历代统治者治国需求的变化决定了具体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变[54]。因此,将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演进背景划分为东夷百越时代、传统海洋时代、海国竞逐时代和重返海洋时代4个时期,分别对应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进的缘起萌芽时期、兴起发展时期、迷惘探索时期和复兴重塑时期4个阶段。

4.1 缘起萌芽时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

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频海而居的部落初步涉海实践,以东夷百越族群建立的“海洋国家”为雏形,形成的海洋活动行为主体,与海洋发生积极互动关系,海洋也深层次的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55]。先民们依附于滨海地理环境,在有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自发形成谋取部族生存权力的朴素海洋地缘思想,这些思想基本都是将海洋作为地理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意义进行思考。沿海部落依靠海洋发展为地域性的国家组织,被称为“海王之国”的齐国成为霸主,出现“历心于山海而国富”等依海立国的思想,伍子胥提出的“陆人居陆之国”“水人居水之国”则表现出海陆二元划分思想。海上征服和掠夺是部落国家平常的生存方式,吴、越和齐国都有强大的船队和海军,三国之间常年征战,形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等水上战术思想。这一时期的中国海洋地缘思想,既包含部落国家对海洋地理环境的依附性论断,也体现出一定自发成长性与本地性特征,中原地带部落国家的地缘认知对沿海部族的影响还未显现。

4.2 兴起发展时期（公元前3世纪—15世纪前期）

随着中国大一统王朝秦朝的建立,沿海“水人之国”被纳入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体系。中国海洋地缘思想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中,日益显现出被大陆文明深刻塑造的风格特征。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逐步形成,其后在以朝廷为首的海洋行为主体影响下,“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理念成为这一时期海洋地缘思想的底色。秦始皇南海置郡[56],使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得以空前延长,海洋逐渐被视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提出“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的思想,正是其追求国家真正“大一统”与海洋关系的探索。历代王朝国家开始将海洋地缘思想落成实践,以海洋军事与文化传播为主的涉海活动,实质上是陆地上朝贡体系在海上的延伸,并服务于“华夏中心”的海洋地缘认知。汉武帝派使臣从南海至印度洋与海上各国进行友好往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至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兴盛,唐王朝允许各藩属国来朝“觐见”、学习,进一步放开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商贸活动以形成宗藩关系;再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也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这一世界性通道对宋王朝国家机器运转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极盛时期,中国历史上“天下观”主导的海洋地缘思想也发展到顶峰[57]。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以“天下”观为主导,但“和合主义”始终蕴含在中国海洋地缘思想特质中[58],如郑和七下西洋始终与沿途国家进行友好往来,并未走上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4.3 迷惘探索时期（15世纪前期—20世纪中后期）

明朝郑和下西洋停罢之后,王朝国家统治者的海禁政策占据了绝对主导位置,海上社会力量受到禁锢和压制,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由盛转衰。同时,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逐步开启,中国的海权受到威胁。由此,中国的海洋地缘思想出现重大折转：消极保守的海洋地缘思想开始占据绝对主导位置,农耕文明的内向性和集权统治者意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海洋地缘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国家海洋地缘政治发展出现了变形和断层,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衰退,同时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丧失了原本海上强国的优势,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步伐,错失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一系列海权思想的提出,例如明朝的郑芝龙、郑成功发展海上军事力量,萌发海权的意识[59];中国近代化进程和洋务运动中,林则徐、魏源等围绕海防建设提出“兴海富国”的海洋经略思想[60];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作为中国海权思想的杰出代表提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的论述[61],但从海陆关系、海洋空间利用、海洋于国家进步与发展等方面看,此阶段的中国海洋地缘思想在内外交困的现实中处于一种迷惘探索的状态。

4.4 复兴重塑时期（20世纪中后期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沿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在真正意义上从国家发展层面重视海洋、面向海洋。农耕文明为主体、海洋文明边缘化的状态在这一时期逐步转变,并开始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思想。伴随着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国家与海洋间关系的转化演进,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相继涌现并不断重塑,经由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从反对海洋霸权到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等。改革开放以前,在海洋方向外部环境极为险恶、海洋战略空间受到美国等相关国家严重挤压,中国提出了反对海洋霸权的战略思想体系;在国际海洋秩序深刻变革与中国海洋权益面临岛屿争端等新挑战时,又出现“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并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具有崭新政治思维的海洋政治战略思想。进入21世纪,中国的海外利益日渐扩大,“远海防卫”的海洋战略思想得以重视并且逐步落实,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海洋强国”思想也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得到鲜明体现,其内涵也日益丰富。海洋地缘思想不断朝宽泛化发展,国家海洋经济发展[62]、海洋文化[63]、海洋能源资源[64]等因素对海洋地缘政治的影响得到重视,多元性、开放性的海洋地缘思想逐步形成[2]。复兴重塑时期,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提倡从海洋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摒弃大国中心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方式,摒弃冲突性与“零和”的海洋发展利用方式。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从人海关系思想入手,在国家与海洋关系演进背景下,对不同时期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演化特征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比较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异同,总结演变的阶段性特征,为构建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提供启示。

5.1 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比较

从国家与海洋间关系演进的视角来看,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既有共性,也有显著差异。在共性方面,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有着类似的发展态势,很多观念十分贴近,如早期中西方关于国家政治行为对海洋地理环境依附性的相关论述;西方对滨海社群和内陆社群的划分思想,也类似于中国“陆国”和“水国”的海陆二元划分。在差异方面,不同时期西方国家和中国在文化基因、国家意志、技术变革等方面的区别,造成了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有其各自的演进路径、阶段特征和内容构成,使得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在哲学基础、思维理念、认知视野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如下：
第一,在哲学基础上,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主导,与中国“和合主义”的文化特质有很大差别。西方国家的文化基因蕴含着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扩张精神传统,其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有着扩张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深刻烙印。例如对权力在国家安全和国家行动能力上重要性的认识,在特定历史时期转化为西方海洋强国的侵略扩张和敌对行动,甚至直接推动了战争的出现和升级。而中国长期受儒家哲学思想“和而不同”哲学观念影响,强调国家内部和谐统一与国家之间“美美与共”的状态,因此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始终蕴含、延续着“和合主义”的思想特质。
第二,在思维理念上,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长期表现为积极扩张型特征,与中国历史上消极保守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便萌发了海权意识,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中世纪晚期以后,西方海洋强国日益具备了海外扩张的动力和能力,并在国家意志层面达成一致。其海洋地缘政治思想长期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出发,将西方特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观念意识、经验等放大化和普世化理解,为其殖民扩张和称霸海洋寻求理论依据,同时也人为的增加了世界冲突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即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世界性通道,统治者也没有海外扩张的热望,只是重视在朝贡体系下基于宗藩关系的友好往来。在郑和下西洋停罢之后,海禁政策和海权受损形成了内外交困局面,其更是使消极保守型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重要位置。
第三,在认知视野上,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着眼全球,整体性思维和综合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西方国家对航海技术的充分利用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海洋拓荒,也促成了其海洋地缘政治思想更宏观的视野。诸如马汉、麦金德、布热津斯基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者,他们均致力于从陆地与海洋结合的宏观空间视角,综合分析政治、环境、军事、经济等地缘因素,力图在整体上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基本规律。而历史上的中国长期受“华夏中心”人海地缘观的桎梏,国人放眼全球的视野受到限制,与此同时,长期受列强侵略的地缘政治现实更加阻碍了全球视野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

5.2 中国新海洋地缘思想发展启示

中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大致呈现各自发展（分）-碰撞交融（合）-和而不同（和）的发展态势。在当下,世界各国以人海关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追求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海洋利益的有机统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需要继承与发展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国家海洋地缘思想,批判与重构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形成基于人海命运共同体的新国家海洋地缘思想,以指导国家海洋地缘政治实践,并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理论支撑。对于新国家海洋地缘思想的构建,应从以下3个方面把握：
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多学科结合的宽广视野。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全球性的思考,海洋地缘政治关注海洋地理及其环境要素对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作用,从而在地理上展现对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思考。基于地理学的综合性思维,结合国际关系学、海洋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为新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支撑。
二是立足“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从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命运看,带有进攻性、扩张性思维的冲突型海洋地缘政治思想逐渐走向了尽头,即使后冷战时期追求权力政治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仍拥有市场,但寻求共同发展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不断涌现。人海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它突破了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对抗性思想内核和控制扩张思维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维局限,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基于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将不断走向强势。
三是兼顾“海权”和“陆权”的思维理念。海陆复合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深受其政治版图所导致的地缘政治缺陷的制约,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海陆统筹与平衡能力。中国是典型的大型海陆复合国家,且具备崛起的条件和能力,国家海洋地缘战略的制定应坚持海陆统筹兼顾的原则,把海洋潜力转化为国家实力,从而实现和平崛起。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国家”等关键概念、海洋地缘政治思想阶段划分等提出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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