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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3: 869 - 88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865

Articles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gether: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memory amidst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uim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 GUO Yunjiao , 1 ,
  • WANG Yanran 1 ,
  • LUO Qiuju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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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09

  Accepted date: 2021-01-10

  Online published: 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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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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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hanges in Xi′an′s Huim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are causing a re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local residents amidst the urban plann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reets. Aside from its role as part of the city′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urism area, Huimin street is a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comprising many residents who have their everyday experiences and daily cultural memory associated with living in this particular area. Given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inheritors of cultural memory is the local residents who have lived in this area for generations, the changes made to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memory of shared community space as a resul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s therefo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elevance to them,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overall local identiti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memory and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of 23 local resid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ultant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memory as a resul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ur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1) Tourism development creates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in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ies amongst the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herited cultural memory, these collective memory still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ink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 influence the residents′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in the district. (2) The resiliency and strength of cultural memory is dependent on the depth and extent of the personal, cultur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laces, people and events. Significant local landmarks such as Qingzhensi, the long-standing restaurants in the neighbourhood′s alleys, residents′ personal homes amongst other intergenerational shared spaces are spatially important for generation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share memories, which represent an enduri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lden times and the present in the ongoing tourism development of Huimin Street. (3) The commonalities in cultural memory can strengthen residents’ social and personal identity and foster stronger community bonds even while they face drastic changes in their key surroundings as a result of the sweeping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s; cultural memory; intetrgenerational memory; Huimin Street

Cite this article

GUO Yunjiao , WANG Yanran , LUO Qiuju .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gether: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memory amidst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uim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 40(3) : 869 -884 . DOI: 10.11821/dlyj020200865

1 引言

1.1 旅游地理学视野下的城市历史街区记忆

近年来,社会或文化记忆的研究已成为贯穿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并且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地理学[1]。城市文化与记忆的恢复与传承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记忆理论逐渐受到国内旅游地理学、建筑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2]。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3]。改革开放后, 城市旅游为中国民族历史街区提供了生存的机会[4]。历史街区旅游迅速兴起,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类型[5]。对于居民而言,中国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代际差异性的概念[6],旅游化进程中的历史街区记忆也是一个复杂系统[7],旅游化过程不断地创造和再生产场所空间和人[8]。源起于过去生活、生产背景的历史街区,进入现代社会,受到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的影响,尤其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拆除改造和开发建设后,城市记忆载体的消失,使得所承载的一辈辈人的记忆不断遭受着冲击[7]。本地居民作为历史街区地方文化的创造者与所有者,也是街区记忆主体。在旅游发展影响下不同代际的本地居民对于历史街区的记忆是否存在差异性与延续性?哪些记忆媒介及其如何在构建代际居民记忆的连续性与传播文化的地方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以居民作为主位视角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同时其解答不仅有助于全面地认知承载目的地社区记忆的时空要素,对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和延续居民的乡愁文化记忆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当下记忆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新课题[9],关注记忆亦体现了对居民地方生活经验与情感、感受的重视,但旅游视角下的记忆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范式[10],研究内容和方法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2]。目前,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国内外围绕记忆、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及旅游所展开的研究主要聚焦在：① 从空间维度探讨旅游开发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影响,包括旅游对历史街区记忆空间的改变[7]、旅游与空间道德[11]、以及旅游对旅游地居民家的空间重构[12]等。Hoelscher等认为,记忆、地方和空间的结合也产生了现代身份认同的诸多探讨语境[13]。汪芳等以什刹海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认为旅游是促使历史街区宏观格局和微观空间类型、分布和特征变化的主要力量,且主要通过影响空间来影响记忆的形成和强化[7]。② 多从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视角出发,研究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持续性保护,侧重对记忆的空间化阐释与物质性表征研究,关注如何通过物质或符号化的记忆空间或景观塑造城市记忆的认知和情感。Maoz Azaryahu等将城市中的历史空间作为叙事媒介,研究历史遗迹空间叙事策略对集体记忆感知的影响[14]。李凡等学者从地理学视角,探讨城市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空间特征,认为集体记忆在认知空间上所具备的时空属性对塑造地方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周尚意等以地理学中的尺度转换理论与非表征理论,以北京西四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阐释了权威性与非权威性的记忆空间、以及个人与集体对历史文化街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3]。③ 将游客（非居民）作为旅游地文化记忆研究的主位,从游客视角研究旅游目的地独特文化记忆与文化体验的生产。Hsu等认为旅游者的视角和态度是透彻解析游客文化记忆与体验的必要部分[15]。Li等研究了文化接触对增强游客文化记忆与产生目的地依恋的积极中介作用 [16]。吕龙等将文化记忆理论的框架引入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中,阐析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并指出文化记忆理论能够作为旅游地文化与认同、旅游景观建设和旅游者行为等研究的重要突破口[17]。
综上,一方面,尽管在城市历史街区的旅游发展中街区内的居民是关键因素[18],但目前居民并未成为城市历史街区记忆研究的主要对象。尤其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有学者认为旅游开发造成了文化变迁[19,20]和记忆消失[1],但对旅游街区居民系统中的代际居民记忆传承与断裂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国内少部分学者通过对民族社区的研究发现,民族社区文化记忆景观作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文化代际交流的重要媒介作用[21],但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多侧重研究文化记忆的空间维度以及物质形态的保护及活化[1],较少涉及除景观以外的其他非物质性媒介对城市街区文化记忆的传承作用。

1.2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文化影响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影响作为旅游发展和目的地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2],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2,25-29]。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影响一般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影响四种类型[22]。尽管,相较于经济与环境影响的直观性,旅游开发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中的难点[23],居民的文化情感与心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24],但近年来旅游发展的非经济性测量,逐渐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25]。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侧重从社区依恋[26,27]、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22,25,28]、心理压力评估[20]等客观指标测量与关注旅游开发对社区居民产生的微观影响[22]。
Gu等认为,中国大陆旅游业对社区影响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一直是旅游学术研究文献中的主流[27]。由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研究旅游影响性质及程度的重要途径[29],故现有研究多以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作为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切入点。一方面,聚焦于居民对旅游态度产生的影响因素研究。王纯阳等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别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获益感知作为中介变量,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30]。Liang等从生活质量（QOL）与居住状况两方面,探讨两者对居民未来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发现中国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主要取决他们是否将社区视为谋生之地还是居住之地[28]。可见,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结果与居民对旅游的态度的原因,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收入[29]等物质性要素,居民心理生活空间中的情感与记忆[1]也作为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肯定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态度与情感因素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如Hung等通过模型（MOA）验证了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动机、机会与参与能力,并提出在促进更可持续的旅游规划和发展的努力中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态度[31]。卞显红等运用SPSS统计,通过定量方法衡量了居民对在当地社区正在进行的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与态度,认为充分考虑居民的情感与观点将有助于旅游规划者制定符合社区利益的旅游发展规划[32]。但Sedigheh等认为现有研究中使用的大多数变量都基于人口、居住、空间和经济指标来阐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33],较少从微观的非物质角度剖析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原因,以及关注到旅游开发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情感、记忆所产生的内在影响。保继刚和黄锋则进一步指出,旅游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代际关系、代际差异出现了哪些新特征等问题也并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34]。
对旅游开发影响下的代际文化记忆传承问题的探讨,不仅关乎居民对社区记忆和地方感的心理需求,提升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同时也关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旅游规划向人文主义的转变。因此,在旅游开发与发展情境下社区内部的不同代际人群,他们在旅游发展影响下对于社区文化记忆是否具有差异性或同一性,文化的传承是否依然具有连续性抑或产生了断裂,则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与阿斯特莉特·埃尔的文化记忆的媒介框架（德文：cadre medial）,从跨学科的视角将文化记忆媒介理论引入旅游地理的研究之中,从居民的角度探究旅游开发影响下的居民主体与记忆载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记忆媒介-地方认同-文化延续之间的关联关系。以期揭示联结代际居民地方情感与记忆的时空媒介信息,探究旅游影响下社区居民对自身地方文化与记忆的传播与传承过程。

2 文化记忆媒介理论分析框架

2.1 文化记忆媒介理论

德国海德堡大学学者扬·阿斯曼发展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提出了“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关键概念,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35]1。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并非借助基因继承,它只能通过文化的手段传承下去,即通过各种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媒介进行存储、激活和传达意义。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阿斯特莉特·埃尔提出的记忆的媒介功能框架,其进一步关注的是媒介在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传承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并提出记忆的媒介所具有三个功能为存储、传播和暗示：① 存储是记忆媒介的经典功能,即媒介必须储存集体记忆的内容（以及事件）,并且可以随时唤起这些记忆内容。通常存储媒介发挥存储功能时,其本身既作为唤醒记忆的媒介,又作为被回忆的对象,可以形成文化的同一性和社会的内聚力。② 传播是指媒介在发挥传播功能时,既介绍过去,而本身又保持透明性,可以使文化的交流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告知信息接收者有关集体身份、历史观、价值和标准等信息。③ 暗示是指媒介在发挥暗示功能时,可以将共同的回忆现实化,启动回忆的过程。暗示功能实质上是对一个集体成员共同身份和归属感的触发与培养,通过暗示功能获得特定的意义关联,从而使文化记忆被集体记住并且不断被回忆。

2.2 文化记忆媒介理论对代际传承研究的适用性

文化记忆媒介理论的核心功绩在于系统性地、以差异化的概念和理论为基础揭示了记忆、文化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36]250,并从文化角度对记忆的形成以及对组织“文化和记忆之间关系”的媒介和机构进行探究[35]20。该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记忆的媒介,突出了记忆媒介在代际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发挥,并将记忆媒介-地方认同-文化的延续三者相关联。媒介不仅承载着居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记忆,也是不同代际人群建立情感联结的纽带,记忆的媒介确保了代际间交际的识别性和连续性。二是强调了作为记忆媒介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媒介的统一。每一个记忆都由特定的一组社会人群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承载[37],都需要得到具有时空边界的群体的支持[38]284,因而,不同代际居民对社区地方的文化记忆不仅具有时间性,同时具有时间性的记忆也正是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媒介的共同作用下,在空间的框架下展开,在社区空间里不断被生产、表征与建构。
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发现延续文化记忆的时空媒介,亦即发现了维持文化延续与传承的符码、方式、地点与空间,既有利于从更微观尺度探究构成代际间记忆的延续或造成断裂的文化与情感空间,揭示旅游开发影响下人与地方互动方式的更新与认同过程的变迁,也有助于弥补当下在社区居民在建构自身文化、意义与认同方面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研究的不足。
因此,本文基于文化记忆及其媒介理论展开对旅游介入影响下社区文化记忆的传承研究,尝试结合记忆媒介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阐释其对文化传承在历时与共时维度上的推进,并通过突出媒介在代际群体间的具体功能呈现作为阐释代际间文化记忆的传承过程的方式,基于该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记忆媒介理论的解释框架

Fig. 1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3 案例概况和研究方法

3.1 旅游背景下西安回民街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回民街是西安市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聚居区,本地居民称之为“回坊”。回民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明清时期回坊居民已经相对稳定,形成著名的“七寺十三坊”,回民街上保留大量历史古迹,包括高家大院、化觉巷清真大寺、都城隍庙、西羊市街等（如图2所示）,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安市政府开始对回民街区进行旅游开发,将北院门至西羊市打造为回坊风情街（图2红色划线位置所示）,售卖牛羊肉泡馍、腊牛肉、灌汤包子、柿子饼等上百种西安地方食物。在预调研的初步访谈中发现,外地游客与本地居民对回民历史文化街区空间范围的认知具有较大差异,同时居民与游客对回民街（地方）文化认同空间也存在不同。西安本地居民经常到访的街区空间主要集中在洒金桥与大、小皮院等日常的非旅游开发空间（图2蓝色椭圆标注的区域）,而游客来访的空间区位主要为回坊风情街（图2红色区域）。被旅游开发后的历史文化街区通常成为供外地游客游览的专属地,本地居民却很少光顾,这不仅是目前国内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街区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在旅游发展中值得重视和反思的问题。而居民对回坊社区内一些承载日常生活经历的非旅游空间场所给予强烈的地方认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些空间依然存储的记忆和情感。
图2 回民街历史街区景点分布

Fig. 2 The map of Huimin historical district

回民街既是具备旅游功能的社会空间和本地居民生活的日常空间,也是西安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载体。游客的增多和为迎合游客需求而产生的文化交织局面,以及社区居民与游客两者的互动、冲突、差异与融合,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与情感记忆。尽管旅游会为居民带来就业发展机会,但也会对原有社区的文化与地方传统产生影响[19],如社区文化的“去地方化”[39],代际间记忆与文化的断裂[40]等问题。以回民街作为研究对象,在记忆客体与记忆主体两方面都具备实操性,同时具备解释和回应当下现实问题的价值意义。本文借助文化记忆媒介的理论框架,以回民街为案例研究地,分析历史街区的旅游文化对本地居民文化记忆的重构及代际影响,探究不同代际的文化记忆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储存、传播和暗示,尤其在旅游文化介入的背景下,试图从记忆主体代际居民的角度探究具有乡愁文化记忆的历史街区发展路径,并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3.2 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来获取研究数据。2019年3月,笔者前往西安回民街进行实地调研。首先在回民街现场感受旅游气氛,对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皆进行了初步访谈,为后续对居民的深度访谈提供基础。其次,笔者寻找23位本地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其中女性受访者8人,男性受访者15人。具有长期居住回民街生活经历者16人,占总受访人数的70%。由于回民街的旅游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因此以1980年作为划分新老两代的依据,其中新一代受访者12人,老一代受访者11人,新老一代截取比率趋于均衡。访谈时间从15~60分钟不等。对受访者进行编码,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受访对象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类别 说明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民族 居住地
新一代：
NY01-NY12
 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千禧一代的本地人
 NY01 男 80后 民宿老板 汉 目前居住在回民街
NY02 男 90后 民宿老板 汉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Y03 男 80后 个体户 汉 目前居住在回民街
NY04 男 00后 学生 汉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Y05 男 90后 书店老板 回 童年居住在回民街
NY06 女 90后 学生 汉 童年居住在回民街
NY07 男 90后 学生 汉 童年居住在回民街
NY08 女 90后 学生 汉 童年居住在回民街
NY09 女 90后 学生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Y10 女 80后 国企职工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Y11 男 80后 国企职工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Y12 女 80后 国企职工 汉 目前居住在回民街
老一代：
NZ01-NZ11
 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70年代的本地人
 NZ01 男 50后 寺院工作人员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02 女 70后 国企职工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03 男 70后 国企职工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04 男 40后 个体户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05 女 70后 书店老板 汉 目前居住在回民街
NZ06 男 60后 退休职工 汉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07 男 40后 退休职工 汉 童年居住在回民街
NZ08 女 30后 大学老教师 汉 目前居住在回民街
NZ09 男 70后 个体户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10 男 60后 回坊寺庙阿訇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NZ11 男 70后 个体户 回 一直居住在回民街
访谈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例如年龄、职业、家庭区位等;② 受访者对于回民街的文化记忆,例如对回民街的记忆与情感是什么、对回民街具有较强文化记忆的事物、地点是什么。③ 目前对回民街的认同情感、对回民街旅游开发的看法等。④ 受访者对于文化记忆的传播与分享意愿,例如家庭传统如何传递、习俗如何传承等。

4 研究发现

4.1 基于媒介存储功能的记忆差异与认同

4.1.1 老一代：对院落式居住场所的空间怀旧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家和西安市政府对回民街区做出规划,将北院门、西羊市、广济街陆续进行旅游开发,拆除部分老旧建筑,对街区内的文物进行补修和保护。对于老一代人而言,尽管居住环境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但对非改建时期邻里关系交往的频繁与和睦,成为他们对回民街社区文化记忆最强烈的表达,大院式的建筑成为承载老一代居民怀旧情感的主要载体和叙述社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老一代人经历回民街由纯粹的居民区向商业街与旅游景区的转变过程,旅游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他们原有的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空间,“我们小时候骑个自行车,街上也没多少人,非常顺畅,现在游客进来以后,我们连步行都特别费劲,回家就觉得特别的难”（NZ11）,且通过对回民街现在为旅游空间的确认,表达对回民街曾为单一居住空间的怀旧,“那时候（回民街）不是旅游景区,就是纯粹的居住区域”（NZ09）“那种院子住着确实亲情在,邻里和睦”（NZ09）,并在今非昔比的对比情感下,将未改造前的建筑及其营造的日常生活空间作为理想社区文化记忆的重要表征,“我喜欢我奶奶在的时候的那种院子,而且喜欢那种氛围,那时候就是一个纯的生活环境”（NZ03）“当时人情味很浓,关系融洽”（NZ03）“现在没有以前那种居住在一起的亲情”（NZ09）。另一方面,老一代人将旧有的院落建筑作为承载社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我们小时候都住在院落里,家家户户都有果树。而且风气特别好,我们感受过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NZ02）。同时,老一代人往往通过回溯过去与个体生活经验相关的空间、时间,来重构自身对回民街社区文化记忆的认同以及社区认同,并将个人过往的日常生活记忆片段附着于建筑空间之中,“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饭时大家都可以串,就串到一块儿,在这家吃一下再到那家吃一下,就是像那种胡同的那种感觉,而且特别亲,谁家的门都是敞着的”（NZ03）。
旧有院落式的建筑对于老一代人而言,不仅是曾经居住过的物质空间,也是存储个人、群体以及社区文化记忆的情感空间。老一代受访者在回忆中反复提及院落生活时期的社区生活样貌,表述与传递对老回民街的文化记忆场景及情感：放学、玩耍、树、夜深人静、家门无锁、人情味等等。可见,未改造前的院落式建筑成为老一代人怀旧话语实践中对回民街文化记忆表征的重要媒介与符号,同时,大院建筑所塑造的日常生活空间与邻里文化则是建筑媒介发挥存储功能时储存的主要记忆信息和内容。老一代人对未改造前的“院落式”居住空间的怀旧,实质是表征了老一代居民对回民街以往社区人际交往关系与邻里文化的认同。
4.1.2 新一代：以旅游景观作为重要的记忆空间 相较于老一代人对回民街院落式居住场所的空间怀旧,新一代人对老一代描述的邻里文化记忆呈现陌生感,新一代自小生活的建筑空间已多为居民楼,缺少对未开发前的院落生活经历和体验,他们对街区的记忆在很大程度和旅游相关。在新一代群体记忆中,大院式的建筑空间所塑造的回民街文化记忆出现了断裂和缺失,取而代之的是旅游文化景观与空间。
一方面,回民街旅游景观的不断变化伴随着新一代的出生与成长,是新一代对回民街文化认知中最鲜明的文化记忆符号,旅游景观叙述也成为新一代对回民街社区文化记忆的重要表征内容,“我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回民街游客就很多了”（NY02）“回民街更像一个商业的旅游景点”（NY07）“回民街现在是个景区”（NY03）“现在以旅游为主,不适合居住了。小时候在街上还玩个捉迷藏啥的,现在基本上没空间了” （NY11）。另一方面,在记忆空间表达上,新一代本地人用非游客区的背街小巷作为表征回民街文化记忆的空间,“小巷子里面还能找到一些老味道、老传统”（NY11）“偶尔去回民街就是要去吃那么一两家店、从小吃到大的,位置比较深”（NY07）“我们现在来吃东西尽量往里面一些,非游客区那里去找”（NY05）“回民街真正的东西得去那些背街小巷,那里都是传统那种,那些小店门面不怎么样,味道是真不错”（NY03）。同时,将特定街道的饮食空间作为划分“本地人”与“游客”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本地人不在这条步行街（指北院门商业街）吃饭”（NY03）“我们在这住,像鼓楼一条街那些饮食,我们从来不去”（NY11）。
空间场所消失带来的记忆断代与消亡,新的空间更迭则重塑了新的社区记忆。由于居住建筑与生活空间的变化与不同,也即大院式建筑作为记忆存储媒介的消失,新一代人无法对老一代记忆中的亲密邻里关系产生强烈的共通感与怀旧感。然而,未被旅游开发的背街小巷成为新一代居民表达对回民街文化记忆的重要记忆空间和文化符号,尤其是存留在背街小巷地点中的老味餐馆和美食文化：卖馍店、盛家凉皮、买腊牛肉、胡同烤肉、老乌家小炒等等。可见,在旅游文化景观的介入下,背街小巷中的老餐厅既成为存储新一代居民延续回民街传统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同时也作为重要的记忆存储媒介强化了新一代居民对回民街的文化认同。

4.2 基于媒介传播功能的记忆延续与认同

4.2.1 老一代：以日常生活空间叙事向下传递回民街文化记忆 旅游的开发使社区空间从纯粹的日常生活空间转变为开放的社会空间,由于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与文化体验的差异,年轻一代已经无法对昔日回民街未开发前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景象产生熟悉与认同。在社区环境不断变迁之中,老一代人普遍期待新一代人能对他们记忆中的社区文化与情感产生共鸣和共情,同时也对这种群体记忆的延续表示担忧,“担心下一代不知道过去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习俗”（NZ02）“我们坊上好多历史文化……我能理解,但是下一代都不太能理解了”（NZ09）。
在研究中发现,回民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社区文化记忆并未呈现彻底的断裂,在新老一代之间依然存在着延续性。这种渗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传承往往在空间上具有选择性,同时在传播方式上常常融入叙事,主要表现为“亲临地点”与“家庭空间”中的故事讲述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家庭生活空间中的“言传身教”,成为老一代人向新一代人传递社区文化与传承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言传身教,比如封斋节我们全家都封斋,孩子也一样,她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她也愿意”（NZ03）“身体力行,给孩子们讲信仰”（NZ04）。同时,在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向下一代传递文化记忆的信息中,老一代以带领新一代亲临地点的方式,强化代际间文化情感的互动性。“他们（老一代）基本上都是带我去吃,像我爷爷很早就带我去吃米家泡馍……以前我爷爷骑自行车带着我爸和我二爸去吃。回民街还有一个西仓鸟市,我们一家三代都逛,这是个传统,到现在都觉得很有意思”（NY07）。另一方面,故事讲述成为社区家庭空间中最主要的记忆传播媒介。“我们现在有时候像家里聚会,然后就会说小时候的故事,大家都有记忆”（NY03）。同时,某些历史场所因与记忆具有固定而长期的联系成为代际之地,这些地点对于本地居民文化记忆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讲故事的场景很重要,场所拆了就全部断裂了。即使你去描述,下一代也没感觉,因为他眼前只有高楼大厦,所以一定要保留场所”（NZ04）“反正我每天都会给孩子讲讲这些……我们住的那条巷子有一个化觉巷小学,每次从那里经过,我就讲这里边原来有个啥,每次都会给他讲……他喜欢听这些故事,而且我娃会把这些都写他的作文里,写回坊情,我看了后很欣慰,我觉得起码这些东西在传承”（NZ11）。
可见,代际间记忆信息的传递不仅需要场所这一物质载体的在场,非物质形态的故事作为传播媒介,同样对社区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家庭成员中的父辈以言传的故事讲述使子辈对过去社区文化获得感知,以带领子辈亲临场所的身体实践不断创造社区文化记忆的在场。存储在现存物质媒介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借助故事不断在新老一代的记忆中被重新唤醒和激活。过去的社区文化记忆通过家庭成员间的持续性叙事,使代际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代际间不断生成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情感。
4.2.2 新一代：以代际之地向外传播回民街文化记忆 赋予某些地点一种特殊记忆力的首先是它们与家庭历史的固定和长期的联系。代际之地的重要性产生于家庭或群体与某个地方长期的联系[41]356。“回民街里每家都有每家固定的地点,……当一提到大皮院（街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动条件反射,大家都知道那儿有啥,那条街里的店,比如在路口的饺子馆”（NY09）“就是很熟悉,你就知道该去哪家买馍,谁家的馍好吃,我妈都会和我说……就从小那样过来的,就是有熟悉感,然后有一部分童年的回忆在里头”（NY06）。新一代对回民街日常生活空间中的街道、餐馆、店面的认知与认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体在家庭的日常生活活动中与街道空间发生的持续互动,在日常的习惯中形成了记忆的连接和传统的延续。
一方面,新一代将融入个体日常生活记忆与认同的饮食场所作为对外传播的文化符号,将对老味道的饮食体验作为向外再现回民街特色文化的主要方式,“会带朋友去小巷里正宗的地方”（NY12）“我带外地朋友不在北院门这条街吃,我们都去我们小时候去的那些地方”（NY03）。另一方面,新一代在回民街特色文化的传播与展示上存在矛盾心理,尽管新一代并不完全认同现存旅游开发后的文化景观可以展示回民街文化的真正特质,“我觉得居民化的地方代表回民街,那个才是回民真实生活的样子”（NY12）“真正的风俗文化不在这条街（指北院门的旅游商业街）……回民街以前根本就不卖这些东西,什么榴莲芒果”（NY03）“外地的商业化都进来了,招牌上写着大章鱼什么的……明显不符合这个街道的气质”（NY06）,但新一代仍选择通过对标志性旅游街区进行打卡式观光,作为向外表征当下回民街文化的方式之一,“我会先带他们到那条街（北院门回坊风情街）看一下”（NY12）“有时候穿一下（北院门回坊风情街）,带外地同学穿,自己平时不会去”（NY06）。
仍被保留在固定位置与地点中的老味餐馆与门面,其本身既是传播的内容,也是传播的媒介,其传播功能发挥既可以弥合不同代际人群对回民街社区文化记忆的差异与断裂,又可重构代际文化记忆的同一性与审美传统的相似性。对于新一代而言,尽管旅游文化的介入已经重新建构了年轻人对回民街的文化记忆的内容,但新一代是以非旅游空间来对抗旅游开发与记忆断层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他们通常筛选其所认同的场所和体验作为向外展示回民街文化的空间和内容。同时,通过向导式的实地体验向同代分享从父辈沿袭而来的记忆,试图在社区之外建立更多的情感连接与共鸣。

4.3 基于媒介暗示功能的集体凝聚与认同

4.3.1 老一代：以旅游向外展现回民街文化的自豪感 对于长期生活在回民街的老一辈居民来说,物质形态的场所的存在与非物质形态的传统的保留,既在时间上承载和延续了代际记忆和情感,也在空间上昭示了“根”的位置和归属。媒介暗示所发挥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稳固的文化归属感延伸为向外展示的自豪感。
一方面,“清真寺”是老一辈表达对回民街文化强烈认同感的主要暗示媒介,也是个体寄托对社区的依恋与归属情感的场所,“我们从小生在这、长在这,我们的根就在这……依寺而居,清真寺在这儿……我们也离不开这个地方”（NZ11）“老人不愿意离开（回民街）,因为离清真寺近……也就是恋家的感觉”（NZ09）。同时,清真寺所发挥的暗示功能,一则体现在老一辈居民对伊斯兰教习俗和文化的强调和维护,“我们希望越来越保持我们的文化,保持我们的建筑,保持我们的清真寺”（NZ03）“希望环境越来越好,然后还保留着这块居住的地方,我们那些文化也没有被破坏”（NZ02）。二则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具有向外展示自身文化的强烈意愿,“游客到这个地方来,是看一个城市原生态的状态,看老一代保留着的伊斯兰教的所有的这些习俗”（NZ03）“我希望游客进来看到真正回民街”（NZ11）“老的东西要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看到原汁原味的文化”（NZ10）。另一方面,“老味”传统的存在与“老味”记忆的保留,既是老一辈建立回民社区文化自豪感与独特性的主要载体,也是激活社区群体记忆并强化文化认同的主要暗示媒介。“正宗的老味不能改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NZ04）“保持一些（回族）穆斯林原来那种传统、那种经营理念……做泡馍的时候,老人就会说手放松点,多给肉,这就是传承”（NZ09）。基于对老传统饮食文化的充分认可,不仅引发了他们对社区文化内涵的自信,同时再次强化了对自身优良文化传统的对外宣传意识。“我肯定是希望回坊文化能够在全国都是有特色的,你到西安来吃到的东西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然后人来了之后还愿意再来”（NZ03）“多宣传老牌子,把（回族）穆斯林真正的文化宣传出来”（NZ10）“以诚相待……让游客看到回民的优良传统”（NZ09）。
4.3.2 新一代：对回民街文化内涵再现的反思与焦虑 由于成长的社会语境与文化经历的不同,不同代际群体通过记忆媒介的暗示产生了不同的认同效果与情感反应。与老一辈不同,新一代对新媒介技术的广泛使用,引发了生活在回民街的年轻一代群体对旅游进程下回民街文化内涵再现以及传播内容上的反思。同时,除与老一代在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具有一致的认同与自豪感之外,新一代对回民街文化的传播方式与传承内容更具主动性与创新性。
一方面,新一代对旅游传播中的回民街文化丰富性的单一化呈现,具有较强的反思性,“回民街绝对是有特色的,但是现在可能游客过来几乎就看不到特色的一些文化,包括习俗观念什么的,只是变成单纯商业化的吃”（NY12）。此外,由于新一代对新媒体的广泛接触和使用,很大程度上地激发了新一代对回民街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期待与创想。“他们（指回坊中做生意的居民）要在创新手段上下点功夫……传播手段”（NY09）“就讲一家店一代人的传承,喜欢这种,我觉得回民街还能做很多内容,很多可以挖掘”（NY07）“如果要开发的话,就从传统走,比如像陕拾叁（回民街的一家人气较高的冰激凌店）的话,它就比较发扬那种传统,以传统为底蕴,有自己特色”（NY08）。另一方面,新一代居民对旅游化进程中回民街特色饮食文化的呈现具有明显的焦虑感：一则体现在外来饮食对回民街真正特色饮食文化传播的干扰。“外来食品对我们本地人没什么影响,但是对外地人造成误导。那些东西不正宗,不是回民的特色”（NY08）“那些网红食品我觉得没必要在回民街出现,吸引不到外地人,更吸引不到本地人……外地人肯定在别的地方也见过”（NY06）。二则体现在旅游需求的持续扩张对当下回民街特色饮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担忧,“其实很多东西是不能标准化生产的……游客多生意特别火爆,已经明显超出供应能力,质量可能就要差一点”（NY05）“游客来回民街都是一次性,不会再来”（NY02）。
新一代对回民街文化内涵的反思性恰恰是基于对回民街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情感,他们对自身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焦虑感也体现了由媒介暗示所触发的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与守护。可见,媒介的暗示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而是生成一种影响力,对不同代际人群的思想、感知、记忆和认同产生持续的影响。反思性会使得新一代在由内向外地向游客传播自身文化中具有创造性,而自豪感恰恰是文化自信与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其在新老代际间触发的文化情感价值在于,不仅强化了居民的文化凝聚力,也生发了居民向外传播社区地方文化的自信力。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旅游开发影响下新一代与老一代居民对回民街文化记忆的认知和表达存在差异,但由因媒介存在和由媒介建构的记忆延续性,可以强化认同的持续性与一致性。具有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媒介,作为中介变量确保了记忆的延续和文化传承,如图3所示。
图3 旅游文化影响下回民街记忆的传承与传播

Fig. 3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memory in Huimin street under influence of tourism culture

首先,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42]32。代际间记忆的延续对实体空间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但记忆媒介空间的生成需要实体的空间与具有时间性的情感经历的交织与交互,两者缺一不可。无论是老一代对大院生活景观的怀念,还是新一代对非旅游空间的认同,皆源于这些空间所承载的日常生活经历与文化情感记忆。清真寺、背街小巷中的老餐馆等空间作为“代际之地”,不仅成为父辈与子辈间共享共同回忆的交往空间,也是居民在不断发展的旅游情境中寻找连接当下与过去的重要情感媒介。
其次,“叙事”是记忆媒介作用于文化传承时空维度中的重要要素。本文在既有文化记忆理论中所提出的“代际之地”这一概念基础上,具体探究了代际空间发挥传播与传承功能的方式,并从记忆的媒介视角重新认识人地互动中所依赖的记忆空间与方式,以及记忆的媒介空间所建构的地方情感与意义。在回民街社区居民的代际传承过程中,作为代际之地的特殊地点或空间通常以与叙事（故事讲述）相融合的方式,在人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由上（老一代）到下（新一代）传递有关地方的情感与记忆信息,并在代际间形成与地方有关的共同的文化记忆,促进文化认同的实现。文化地理学者将物质视为人与空间交流的重要媒介[44],而通过本研究发现,记忆媒介力量的发挥需要人-地（空间、物质维度）-叙事（时间、非物质维度）的互动与共在,这是居民通过媒介对自我的认知与归属进行现实化的重要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居民在旅游发展情境中如何依赖媒介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能动性过程。
最后,每一种媒介在发挥存储、传播、暗示功能时,并非截然独立和分离,则是以互补并存、叠层交叉的方式在文化的传承中针对不同形式的持续性和断裂发挥着不同层次的作用。如老餐馆,既是存储记忆信息的场所,其本身也是传播记忆和交流情感的载体,其存在实质是触发了不同代际社区居民拥有的共同回忆和归属感。高度且持续的认同情感往往使得居民在由内向外地向游客传播自身文化内涵中越发具有反思性与创造性,这不仅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媒介对于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能从更为微观视角以居民为主位去挖掘文化与记忆传承的诸多细节和方式,如诸多代际空间的发现,对其的保留、保护与利用将对如何在旅游开发中关注居民的地方情感、感受,以及如何在变迁和流动中留住居民的乡愁文化记忆具有现实意义。

5.2 讨论

以往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文献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东道社区的居民在旅游业的发展中会经历负面的社会文化变迁[20],同时,旅游的商品化是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丧失与文化记忆断裂的主要因素。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目的地社区居民在建构自身文化、意义与认同方面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44]。在现代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开发与本地居民文化记忆的延续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商品化也并不会从根本上造成记忆的断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重要记忆媒介的实体空间和空间中居民行为活动的存在,才是目的地社区居民守护文化传统与维持记忆延续的重要力量。
一个时代与过去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和文化记忆的媒介的关系[41]229。媒介被视为人类记忆保存与传递的载体,直接作用和影响个体与群体记忆,这是对媒介功能与效用的重新定位与全新认识,也是对媒介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再挖掘。尤其在现代旅游发展情境下,对记忆与记忆传承媒介的挖掘和重视,一方面可以在不断流动的时空中,将微小的文化记忆信息由个体层面延伸到群体层面,透析旅游开发背景下代际居民的地方文化认同变迁。对承载居民日常生活情感的记忆空间的保护与利用,可弥合代际间文化记忆断裂的鸿沟,为传统历史文化的跨代际延续和共享提供更多的可能。另一方面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再现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和典型空间,以社区居民心理诉求和情感表达为导向的文化记忆空间与活动的提取,可重构目的地社区-文化记忆-游客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通过文化记忆的媒介传播与传承文化记忆,有效发挥旅游与记忆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不仅可以优化游客的文化体验空间,提升旅游目的地社区文化品位与内涵,实现文化记忆在现实意义上的功能价值的同时,也能为留住城市乡愁寻找到更为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整个论文评审中对本论文所付出的辛劳,及对论文提出的中肯而细致的修改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笔者对文章诸多细节之处的思考,最终使论文在不断的修改中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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