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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4: 1209 - 122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218

Academic Review

Rethinking the critical geography of tourism on Stephen Britton

  • CHEN Pinyu , 1, 2 ,
  • YUAN Chao 1, 2 ,
  • KONG Xiang , 1, 2 ,
  • LIU Jun 3
Expand
  •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17

  Accepted date: 2020-09-28

  Online published: 2021-06-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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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phen G. Britton, for the first time, brought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ies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stem to criticize tourism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tourism it is, which provided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path in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and natur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s a pioneer in critical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Britton has been dead for nearly 30 years, but his idea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recognized and valued. With the burgeoning rise of 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increasingly necessary to translate and interpret the knowledge of notable scholars with milestone achievements. Combined with Britton's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his main viewpoint that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which it is recognised that how the social meaning and materiality of space and place is creat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ourism itself, and how these representations are th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cumulation process.” Specifically, at the individual scale, as a kind of commodity, tourism has the property of capitalism. It exists in th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stem with both value and use value. On regional scale, regarded as a form of industry, tourism acts as a tool to promote urban renew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erritory competition by means of producing place and guiding new consumption preference to expand economy as well as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a global scale, tourism, as a kind of intermediary, becomes a carrier of capital to transform the marginal places into the modern mass tourist destinations,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system, further deepening the existing inequalities between investment countries and destinations. Th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llow-up scholars' application on Britton's viewpoint and points out the expansion of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labor geography of tourism,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their place transformation, rural tourism and political ecology. These themes clarify the research topics of critical tourism geography, responding to Britton's farsighted assertion at that time.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ourism was also an area worthy of study by geographers. Moreover,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direc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which emphasizes the empirical paradigm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without a theoretical system should turn to and embr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wer analysis approach.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remedies of Britton's ideas, illustrat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and trying to discuss how to go beyond the capital dimension of tourism.

Key words： Britton; capital accumulation; critical tourism geography; political economy of tourism; labor geography of tourism; spatial production and plac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political ecology of tourism

Cite this article

CHEN Pinyu , YUAN Chao , KONG Xiang , LIU Jun . Rethinking the critical geography of tourism on Stephen Britt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 40(4) : 1209 -1222 . DOI: 10.11821/dlyj020200218

1 引言

史蒂芬·布里顿（Stephen G. Britton）（以下简称布里顿）于1979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理系任教。他长期关注环太平洋岛国的旅游发展,因揭示早期国际旅游发展的“飞地”模式及其反映出来的新殖民主义特征,成为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先驱。布里顿卒于1991年6月1日,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扛鼎之作《旅游、资本和地方：走向批判的旅游地理学》（Tourism, capital and place: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tourism）也由其同事帮助完成校样才发表在期刊上,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成为未竟之业[1]。尽管如此,布里顿的学术贡献既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对后世的旅游地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奥克兰大学地理系特设史蒂芬 ⋅ 布里顿奖学金（Steve Britton Award）①(① 据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解释,Stephen是布里顿的正式名字,Steve则是其家人、同事、朋友和学生等对他的亲切称呼。
)即为最好例证。之后近30年,当学者谈到旅游的政治经济问题,如旅游地的空间生产、地方的商品化、旅游业与城市的领域竞争和旅游的不均衡发展问题等,布里顿都是绕不过去的经典。此外,也有部分旅游地理学者把布里顿的研究议程拓展到了新的方向,包括自然的商品化、自然的新自由主义化、旅游全球商品链、旅游业的治理与政府角色、旅游的文化政治经济和资本积累过剩的空间修复等议题[2],充分体现出布里顿在旅游的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不过,Gibson[3]和Young[2]相隔十年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发文都指出,尽管布里顿的论点一再得到呼应,学科内部仍没有充分认识到旅游业的本质以及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潜力。由Hall和Page著、周昌军译的西方旅游地理学教材《旅游休闲地理学：环境·地点·空间（第三版）》也有介绍到布里顿的部分观点,但是相对分散,系统性不足。Hall等延续了布里顿的观点,认为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基础薄弱,也肯定了布里顿对旅游地理研究的创新性和理论性工作以及重新思考旅游地理学的尝试[4]169,但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路径方向是什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要求学者追根溯源,再次认真审视布里顿的学术思想及其在旅游地理研究中的应用和深化。
布里顿认为,需要把旅游研究放进发展的语境中进行对话,而不是简单地就旅游而说旅游。对于旅游的讨论也不要脱离对其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和政治过程[5]。旅游由资本主义系统所固有的社会动力来驱动,并伴随着社会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生产。旅游发展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到旅游发展如何创造了空间和地方的物质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它们的表征如何被纳入到资本积累进程之中[1]。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旅游的娱乐性质的偏见,不愿将之放在更宽的视野看待旅游现象。批判主义范式也在有意无意之中绕开了对旅游的关注,而这一点对旅游地理研究的理论化走向却是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重新思考布里顿的思想观点和廓清他对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批判主义走向的贡献,这对国内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转型、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亦有借鉴之处[6,7]。本文首先解读布里顿的批判性旅游地理核心观点,旅游何以成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然后梳理后续学者对布里顿思想观点的应用并指出对其理论体系的拓展之处,从而明晰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主题和内容;最后辩证指出布里顿思想观点的不足和弥补之处,阐述对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启示,并尝试讨论如何超越旅游的资本维度。

2 布里顿的核心观点：旅游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意识到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后,国际发展机构、银行和外国“专家”等积极倡导将旅游业作为一项发展战略[8]9。但旅游被放置在与和平、保护和可持续性相关的话语框架之下,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发展[9]。布里顿从1977年开始在斐济开展旅游地理研究工作,发现旅游业确实帮助斐济走出殖民时期的困境,使其经济结构多元化,不再仅仅依赖于制糖、椰子种植和挖掘黄金等初级加工产业。然而,布里顿对斐济旅游的产业结构、空间组织、产权构成、收益分配和主导性等问题分析后深刻指出,斐济看似走出了殖民困境,其实陷入了更大的陷阱。当第三世界使用旅游作为一种发展策略,它就陷入了一个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全球系统[5]。这是因为,斐济的旅游需求不是源于本土社会,而是外部西方。斐济政府当局没有权力决定旅游发展走向,而是依附于之前的殖民宗主国,斐济就是西方资本的逐利场。由此,布里顿得出观点：旅游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论点呢?布里顿在多处文献中都或隐或显来阐述这一要义,但稍显晦涩,令人费解,特别是对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相对陌生的读者来讲。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去解读和呈现“旅游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整体含义和各层级内涵。

2.1 个体层面

微观层面,旅游作为一种商品,天然地具有资本属性,存在于商品生产和消费系统之中,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现代旅游发展是伴随着西欧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崛起而催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城市化和现代化更是加剧了旅游的流动：它们在赋予人们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而旅游成为了人们逃离现代性和化解都市生活压力的重要方式。基于这种背景,旅游一方面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在西方的消费社会里,相对于群体,个体有其存在的独特性,会追求休闲活动的分异,通过商品消费联系到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现代社会,旅游就像其他的普通商品一样,是大众消费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因此,旅游可以成为一种利润获取和资本积累的途径,也要将旅游和体验转化为产品,使其商品化,符合可复制、可营销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要求。布里顿提出旅游生产系统（tourism production system）概念来分析旅游生产的过程。旅游生产系统包括：为生产和销售旅游产品而设计的经济活动;旅游产品内包含的社会群体、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与生产系统管理有关的机构。从理论上讲,布里顿是将旅游生产系统看作是不同部门与管理机构及行业组织协调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分工[4]138。旅游产业是一个营销“体验”的过程,通过有选择性的市场宣传和促销,把新奇的、陌生的和非惯常的文化、民俗、地方、景观、行为和环境融入到一个商业和制度化的系统,建构起游客凝视的符号,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旅游行程安排,使之达到先前期待的结果,完成所谓的真实性体验[1]。
布里顿也指出,旅游生产系统“销售”地方,是为了销售作为旅游假期一部分的各种服务和物质装备（material paraphernalia）,体验的创造和销售正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公然途径[1]。在这一过程中,旅游从业者为创造旅游体验的劳动过程对旅游变成商品起到了重要作用。旅游从业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消费产品的一部分。对于导游、领队、酒店管家等人员,优秀员工的标准是友好的、乐于助人的、彬彬有礼的、传播安全感的人格特征。他们的身体被什么是好的服务标准所规训,被游客凝视,被性别化建构[1]。旅游成为性别化的景观。总之,被商品化的身体需要支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附加到旅游这一商品之中,成为最小尺度的资本积累载体。对游客而言,旅游这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使之相信他们的花费“物有所值”：通过旅游,他们购买了一种生活方式;拥有了可以炫耀的文化和象征资本;身心得到放松、精神得到振奋、视野得到开阔;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值得指出的是,一次旅游体验可能无法实现宣传手册所说的承诺,也无法满足游客的期待,这些都不一定会损害旅游业。游客被劝说购买一次旅游行程后,任何不满的感受都会通过多种途径消散。在旅游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情况下,营销媒介无处不在的说服权力仍然会使你相信,下一次或下一个真实的旅游体验会得到实现。

2.2 区域层面

中观层面,旅游作为一种产业,是推动城市更新、产业转型和领域竞争的工具和手段,通过地方塑造和引导新的消费偏好来实现扩张,以维持不断的经济增长[1]。在布里顿看来,如何分析旅游作为地区经济转型的力量,需要从一个地区的空间经济演化历史来透视[10]。1800年之前,斐济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种植的岛国。随着欧洲资本通过商人贸易方式渗入到斐济,为了配合美国贸易利益,且处于环太平洋三角贸易的有利位置,斐济成为檀香和海参的出口基地。1850年,由于美国内战爆发所引发的世界棉花出口下降,以及技术革新打开了椰子贸易市场,在斐济永久性定居的欧洲人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和椰子,以适应市场需求,也把斐济建立成为了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基地。1870—1873年世界棉花经济的倒塌和美国内战结束后,棉花产业重新进入世界市场,斐济又着力调整本国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制糖业、椰子种植和采掘黄金。而后,为了促进外国投资、增加外汇收入、吸收剩余劳动力和减少对之前产业结构依赖,斐济殖民地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末又开始推动斐济的旅游发展。旅游业的确帮助斐济克服了在经济上尚且遗留有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特征——依赖于非常有限的出口商品。它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在吸引国外资本、增加外汇收入、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旅游业为斐济提供了广泛的国际运输和通讯网络,并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扩大。但是,斐济的经济受制于国外资本,海外公司占据了大约80%的商业营业额,而原住民却获益甚少。正是旅游产业的所有权构成影响了旅游收益的漏损[11]。
上述只是论述到旅游作为应对地区产业转型的角色,在旅游业如何改造空间和地方的具体方面,布里顿亦有精彩分析。布里顿指出,地方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place）有两种形式：一方面涉及到土地本身的所有权和租赁权,它们的商业产权得到法律认可或者转让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当吸引物不能被私有化时,将包含有该地方的旅游体验和属性纳入可销售的商品中。其中空间邻近性是关键,越靠近吸引物,价格越有优势。通过这两种形式,地方通过其特有属性产生了租金的机会[1]。在旅游场域中,地方商品化表现为休闲空间和旅游景点。休闲空间按照商业路线来组织,其吸引物的营销方式与其他服务产品一样,从稀缺的公共产品中占据租金。旅游景点则主要通过3个途径来设计创造：运用已有的文化资源、创建新的旅游吸引物、旅游业融入到其他产业之中。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商品化是旅游生产系统的固有维度。旅游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动态特征,而且也把地方纳入到领域竞争和不均衡的资本积累之中。城市的企业家主义强调地方政府作为积极的企业家和地理上竞争者的角色,偏好营造良好的地方环境来吸引资本,提高城市知名度[11]。除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同样在一个地方的领域竞争和经济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场域下两者还可以相互转化。文化资本与旅游业发生关联的形式在于：一是对美好生活方式、美丽生活环境和令人兴奋的地方形象的竞争;二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来吸引消费和投资。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各地积极竞选“旅游城市”和“最佳旅游目的地”等荣誉称号,增加自身文化资本,使之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然后可以重新包装当地景点,以迎合全球旅游市场。其结果是,地方开始转变成为消费地,消费型社会空间集中在娱乐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审美情趣和商业地产等,旨在维持快速扩张的服务经济。如此以来,以文化产业为中心的消费导向的综合体,不仅重塑了消费实践,也创造了新的投资热点,推动新一轮的地方商品化[1]。

2.3 全球层面

宏观层面,旅游作为一种媒介,成为资本的载体把原本处于边缘的“空白之地”转变为现代化大众旅游的“朝圣之地”,使全球空间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一步深化了投资国和目的地之间本已存在的不平等社会经济关系,催生着一个又一个的地理不均衡[8,1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斐济成为环太平洋航线的中转补给站点。随着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兴起,斐济的旅游发展潜力得到认可,并被北美西海岸、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旅游利益团体促销和纳入为热带海岛度假型的包价旅游目的地。布里顿把英国、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地区视为大都市核心（metropolitan core）,把斐济视为岛屿外围（island periphery）。斐济的旅游发展在西方国外资本与土著酋长阶级形成联盟的权力结构下获得发展的合法性。斐济的旅游活动正是由大都市企业（metropolitan enterprise）控制,从大都市核心输出客源,到岛屿外围消费,再输回大都市核心的过程。在大都市核心的一端,大都市企业与旅游市场有着直接的联系使其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公司具有进入游客市场的金融、营销和交通优势,并凭借其管理经验有能力为游客提供理想的休闲环境。而游客可能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假期,也不知道他们想去哪里。这就使得如旅行社和旅游批发商等中介机构在游客和目的地国家之间的干预处于关键地位。布里顿在环太平洋的旅游航线中指出,绝大部分的旅游产品是通过大都市航空公司和邮轮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来完成的,旅游公司对游客的数量和方向产生着重大影响。它们有能力在航班上差别分配座位,向任何一个目的地经营的旅游公司提供成本优惠,并通过选择性地安排航班频率、中途停留时间和市场广告来宣传或贬低一个目的地[8]61。
在岛屿外围的一端,由于国外资本控制了主要旅游部门,如航空公司、港口、酒店、度假区、购物中心等,深刻影响着旅游发展的空间组织。土著社区主要参与次要旅游部门,包括手工艺品、出租车、导游、娱乐表演团体和旅游零售等。由于地方决策者在决定国家福祉过程中的无能为力,且大都市资本对其经济的结构性制约,这种制约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进一步巩固了国外资本在斐济的发展计划和权力行使[8]155-156。因此,大都市核心与岛屿外围之间形成了结构性依赖（structural dependence）：一方面,旅游活动的范围依赖于先前殖民时期的节点城市和交通网络,加剧了斐济区域本身的不均衡。只要游客上岸,殖民时期的道路网络就成为引导游客流动的因素,因为从机场和港口提供了接近旅游度假区、购物中心和娱乐中心的线路,经济集聚效应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斐济的旅游产业是新殖民经济的扩张形式,延续了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尽管旅游业有助于减轻斐济在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旅游业本身就是殖民结构的产物,它加剧了这种原始状况的许多基本特征。作为一项“权宜之计”,旅游业使斐济可以从中获得迫切需要的发展资金。但斐济政府对国外公司在何处、以何种形式投资几乎没有干预能力,也没有产生有利于斐济公民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福利的经济结果。旅游公司还可能占用国内大量稀缺的公共和私人资源,从而给国家带来不可逆转的机会成本[8]194-197。

3 后续学者对布里顿思想观点的应用与拓展

布里顿写到,《旅游、资本和地方：走向批判的旅游地理学》这篇文章不是综合性和全面性的评述,而是从多元的社会科学文献中选取例子,所做的是为了打开一些旅游与当代地理学理论和政治相关的可能性[1]。根据谷歌学术的文献检索,此文已经被引用了1231次（截止到2021年2月6日）,高频引用充分说明了该文的学术影响力。Debbage和Ioannides就评价此文已成为旅游地理学的学术经典之一,指出它为后世提供了一份经久不衰且颇具争议的路线图,也是我们理解旅游业如何操纵旅游空间的基准,甚至透视出现代社会是如何操控了人与地方的关系[13]99。为了进一步明晰布里顿所说的可能性方向及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批判主义走向,即相关引用学者对布里顿思想观点的话题应用,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梳理相关研究议题和内容,从而回应布里顿当时的展望性论断：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旅游亦会是地理学者值得研究的领域[1]。结合文献阅读,把之归纳为以下3个领域。

3.1 旅游的劳工地理

Cheer认为布里顿是有先见之明的,对人文地理学基本概念的考察——人、空间与地方,都与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动机密不可分[14]。布里顿一方面批判了旅游产业对旅游从业者的影响,包括工作强度和旅游业对身体的规训,指出旅游业的供给迫使劳动力服从由阶级、性别和市场决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批判了把旅游置于经济活动之外,低估了服务业在资本积累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忽略了旅游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关联[1]。显然,旅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工这一议题既强化了旅游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学术联系,也推动了部分学者探讨旅游的劳工地理研究,从而弥补旅游领域较多关注游客而忽视旅游从业者的不足。在斐济,Gibson揭露了旅游如何构造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生计。资本主义结合殖民遗产进行地方营销,使酒店员工“表现得像一个心甘情愿的下属,热切地微笑,急于取悦他人”[3]。Ioannides等呼吁关注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的日常和长期的流动性[15,16]。随着migrant tourist-workers群体的兴起,在工作、移民和旅游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劳工的流动性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移民,而是要把之放在资本主义重构和阶级关系重组的更大尺度上来审视[16]。Ioannides分析到,雇主利用旅游工作的季节性和不可预测性,雇佣最低合格度的工人,支付最低工资,因为知道总是有同样大量批次的学生和移民来快速填补用工需求[15]。Cañada关注了在西班牙酒店业中经历了外包服务的员工的工作环境变化,表现为薪资减少、工作超负荷、去技能化、工作不稳定、健康问题突出,维护工人集体利益的能力下降,难以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复杂纠缠[17]。Ong指出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世界遗产导游培训项目中,旨在生产以符合旅游产业和专家意见为导向的可塑造的工人,是一个资本导向的规范化过程[18]。
旅游的劳工地理研究一方面是指出劳工所面临的挑战（现代奴隶制）,另一方面强调劳工的积极能动性,工人本身就是生产、塑造和重塑日常地理环境的重要因素,并可以成为城市旅游发展的一部分。就像Tufts提到多伦多的酒店工人采用文化策略（合唱、艺术活动）来重新定义酒店员工的身份,他们不仅仅是酒店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创造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贡献者,从而提高其象征资本和社会地位[19],甚至能够为自身争取到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是,由文化项目所构成的文化空间为之提供了一个有团结氛围、分享工作忧虑的地方,并建立了对抗雇主所必需的人际关系。因此,多伦多酒店员工的实践已经超越了其职业,成为在不同尺度上组织起来反对资本的力量。更进一步,Zampoukos呼吁把移民、劳工、旅游和接待业结合起来,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交叉视角来关注劳动分工和劳动的社会-空间过程,从而了解劳工在部门内部、部门之间和地理上的流动模式,是否为之提供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门[20]。Sörensson对此作出了回应,她探讨了印度尼西亚日惹市（Yogyakarta）的当地导游因服务于西方背包客所折射出来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面对游客的各种需求,当地导游不仅被要求提供“优质”的产品,对消费者有“正确的态度”,而且在旅游工作的性别建构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同样是涉及性的服务工作,相对于男性,女性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日惹案例反映了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劳动分工,也突显了印尼女性面对工作和生存权利的困境[21]。

3.2 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地方转型

布里顿指出,旅游是不断变化的空间组织以及生产与消费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1]。对地理学者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解由旅游流动带来的资本规模,更是旅游产业改造空间和地方的力量及其复杂性[2]。旅游作为地方商品化的重要驱动力,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宗晓莲运用布里顿的地方商品化的两个维度来分析云南丽江古城的地方商品化过程及其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纳西民族文化和城市商业氛围等方面[22]。同样是研究丽江,Su关注城市遗产的商品化,不过Su在原来基础上扩大了地方商品化的分析框架,主要从房地产市场、游客市场和资本市场三个方面展示城市的企业家主义如何努力谋求利润并提高竞争优势[23]。Devine从危地马拉玛雅生物圈保护区的旅游项目揭示了非传统旅游发展新的剥夺性积累——使自然、文化和地方商品化。这种过程采取了物理暴力的形式把玛雅生物圈的居民从保护区中驱逐出去,圈占稀缺资源并转为私有化,从而供游客使用,也体现在社会空间关系的非物质层面,使东道主社区与控制生产他们身份、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分离[24]。
地方商品化的过度发展与旅游绅士化极为相似,上述的危地马拉案例就折射出这一趋势。Cocola-Gant指出,旅游不仅创造了新的空间,也在空间的生产和消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了不同形式的置换。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旅游业需要被视为一种绅士化的形式[25]281。他划分了三种类型：住宅式置换（residential displacement）、商业式置换（commercial displacement）和基于地方的置换（place-based displacement）[25]283-284。绅士化既是经济上,也是文化上的,因为它不仅在住房价格、公共空间使用等物质层面带来了流离失所,土著居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也在邻里关系、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等方面表现出排斥感和剥夺感[25]284。葡萄牙的里斯本就是旅游绅士化的典型例子,旅游业发展被视为克服2008年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住宅市场的自由化促使了新一轮住房重建的浪潮,为的是开设酒店旅馆和短期租赁,结果导致当地居民被无情驱逐。Cocola-Gant认为,旅游绅士化是一个游客增长威胁到现有人口“居住权利”的过程。这对公共政策至关重要,因为它挑战了游客增长本身是积极的这一固有假设[25]292。
布里顿敦促地理学者关注“旅游空间的标志”——诸如地图、宣传册图片、旅游区指南等表现形式[1]。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表征与更大的空间和政治经济趋势联系起来。因为,它可以帮助认识地方意义是如何随时间而演变,存在什么冲突,如何影响景观的再现和地方的社会形象。实践中,它反映了美国马歇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Bikini Atoll）从核试验基地变成热带旅游天堂[26],冰岛的旅游业从2008年之后一跃成为三大经济部门之一[27]。典型的如,Gotham研究了新奥尔良的狂欢节对城市转型的影响。起初,狂欢节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一种本土的庆祝活动,不符合市场交换和资本流通的逻辑。但在城市营销的背景下,狂欢节成为一个更大的以旅游导向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利用复杂的广告技术建构地方形象,促进消费幻想,操纵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以吸引资本和消费者。旅游商品的生产也不再面向当地消费,主题休闲空间不断更迭,新奥尔良成为“创造性破坏”的一个典型例子[28]。总之,旅游业明确地推销和包装地方：地方越来越被市场推广为理想的产品从而推销给游客,但这不一定是为了地方本身,而是为了游客参观,以及游客对预期的标志、符号和象征的寻找。地方是一种可以被收集、消费和比较的体验载体,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明确空间维度的社会建构[13]105-107。
布里顿的旅游生产系统概念也得到后续学者的细化研究。如Rogerson分析南非在1990—2010年间的酒店业变化,除了提高质量标准、引入新的酒店产品、市场细分和布局集中等特征,也出现了酒店住宿生产过剩的新兴问题[29]。Su则强调旅游企业主移民的嵌入性是旅游生产系统的重要部分,不同于政府、企业的供给,旅游企业主移民在流动性社会中作为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产生了复杂的、情境化的行为,并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关系和管控制度如何构成了旅游生产系统的重要一面[30]。但也有学者批判到,旅游生产系统并不能包罗万象,除了深化对它的理解,也要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
旅游把人、地方和资源带到全球经济的资本积累洪流之中,Agarwal、Saarinen等学者揭示了飞地旅游空间对当地社区的排斥、割裂和多重剥夺[31,32]。Torres指出了坎昆度假区（Cancun）在跨国力量的作用下,包括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跨国酒店管理集团、国际游客和旅游就业的跨国跨境流动所造成的旅游生产-消费体系,正在塑造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不平衡[13]。由此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抵抗,此种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成为旅游决策的新方向。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单一向度的管制,治理强调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需要开放公共和私人行动者之间的政治空间,以便与各种非传统利益相关者进行接触,建立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以取得更为可持续发展的结果[33,34]。
因此,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不是反对旅游发展,而是要将隐藏在旅游发展背后的话语和权力关系揭示出来,理解不同行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与失语人群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他们基于地方知识与资本、政府等其他强权行动者的冲突协商,最终目的是启蒙和解放,什么样的世界才是更好的[35]。正如Pegram探讨了当前阿拉斯加巴罗市的旅游业与原住民价值观之间的融合与分歧,巴罗的领导人考虑了未来旅游业的增长前景,确定了当地以适当的方式在文化上发展旅游业的设想,把支持土著价值的能力提上了议程,并探索旅游目的地内资本主义及其替代方案（例如社会合作社、自给自足、自我雇佣、文化赋权）之间的关系[36]。

3.3 乡村旅游与政治生态

布里顿之所以被拜为经典,也是因为他前瞻性地考虑到了旅游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其一是拓展了对旅游业所带来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效应的分析,这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也表现城乡之间;其二是把不同行动者、资源使用和环境变化放到批判性的理论方法来分析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为旅游中的政治生态研究提供了基础。从理论建构上讲,政治生态分析把自然、生态、空间、地方与不平衡地理发展联系起来,为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指引了新的路径。
布里顿指出,因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加工厂倒闭以及资源枯竭而出现的乡村衰落问题,旅游是帮助乡村复兴的有效方法之一。乡村旅游是空间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涉及到乡村空间的使用、对乡村性质的争论,以及乡村与城市的融合问题[1]。他提到了farm-tourism（牧场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户家庭能兼顾农事活动和为游客提供食宿,在理想情况下,乡村景观保护和牧区经济发展可以实现互补。不过,布里顿也敏锐地察觉到,乡村旅游引发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第二居所业主、游客和村民之间关于土地使用的冲突[1]。旅游发展带来了内部的分异：乡村旅游发展一方面对经济状况较好、拥有土地的家庭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农民收入的差距,对改变贫困农业家庭的财政困境几乎没有帮助。从宏观上来看,这种政治生态分析也应用于全球北方（资源消费方）和全球南方（资源供给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生态旅游与旅游飞地度假区[5]。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推-拉”的作用力下,乡村不可避免地与现代化的市场联系在一起。乡村旅游把乡村营销为自然环境优美、享受田园牧歌、追求生活本真的地方,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高度可见的“美丽环境”的生产有多复杂[37,38]。
后续学者延续了布里顿对旅游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批判。Fletcher认为,旅游业作为资本主义增长的一部分,是由少数的跨国资本主义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来主导和推动的。特别是生态旅游扮演着资本主义扩张的角色,因为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存在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态旅游是通过对环保体验的需求而推动了旅游业的增长,它只是开发了一个被大众旅游忽略的市场来寻求利润。最终是通过各种时间、空间和环境的修复来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从而维持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幸存[39]。Duffy关注非洲博茨瓦纳所谓的宣称为“回归自然”的旅游体验——游客与训练有素的大象互动的旅游形式,反映出乡村旅游发展趋势,即把自然纳入旅游生产的范畴。互动式大象旅游体验被制作成为一个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兜售,但这种旅游发展形式对地方社区和大象本身的影响,几乎没有人关注[40]。自然是资本积累的新前沿,博茨瓦纳案例揭示了自然、旅游和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并增加了对旅游业如何通过瞄准和拓展新的自然边界来推动对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理解。
更进一步,Rainer重回Smith的经典之作——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的生产）,把“自然的生产”概念带到旅游与政治生态的研究之中,并重点分析其资本积累的过程[41]。Rainer指出,高舒适度的景观（high amenity landscape）不仅因其地方性而具有吸引力,也因为它满足了日益全球化的期望,即高舒适度的场所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外观来契合城市中产阶级对乡村的想象、消费和审美需求。因此,新兴的旅游类型如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以及大型高端休闲和旅游综合体也已成为投资者寻找机会再生产全球剩余资本的一项策略。但它比以往任何一种资本积累方式都隐蔽,通过生产自然（如湖泊、森林、开放绿地、自然保护区和高尔夫球场）这个对旅游发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象来增加土地价值和投机,从而获取利润。出于旅游目的所消费的自然,经常被描绘成田园诗般的和质朴的环境,处于一种近乎未受破坏的状态来等待着游客。然而政治生态学者已经观察到,这些自然景观经常被彻底地改造和重新设计来适应游客对乡村的期望。旅游和休闲的“自然”是哈维所讲的空间修复的物质表达,通过在空间上固定投资,将其嵌入土地,为资本积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来实现资本的地理扩张。特别是在周边农村地区,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给开发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也迫使那些付不起钱的人离开,加剧了社会生态的不平等[41]。Jönsson针对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霍夫斯洛特兄弟高尔夫俱乐部（Bro Hof Slott Golf Club）的案例研究也发现,巨大的投资使海岸线变成了精心设计的高档高尔夫球场。它既展示了旅游业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力量,也在揭示乡村的商品化趋势——以消费为导向的精英阶层使用的后生产主义乡村[42]。

4 结论、启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考察布里顿的著作和相关引用分析,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布里顿运用依赖理论分析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发展,解释了政治经济的结构是如何通过强化原先的殖民关系和所有权模式,从而有利于大都市核心的资本积累。旅游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体现在其商品属性、产业属性和资本流动的媒介属性。旅游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牢牢地嵌入在社会之中。第二,布里顿开创了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指引后续学者探讨了一系列与旅游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通过梳理,布里顿对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批判主义走向的贡献体现在3个方面：旅游的劳工地理、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地方转型、乡村旅游与政治生态。总而言之,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是对长期以来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着旅游地理学发展的一种超越。它预兆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试图带来新的旅游研究范式,包容多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差异[9]。尽管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范畴不限于上述3个领域,但是布里顿在这一方面奠定了基石。沿循布里顿的批判研究脉络,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研究,与国际主流趋势对话,无论是对于解决学科引领性问题体系缺失、学科范畴迷惘的问题,还是学科吸引力及其在地理学科中影响力的问题[7,43],都有一定裨益。
布里顿的思想观点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是相对忽略了政府的角色,未能承认地方政府、行业和个人有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事实上发展结果是地方团体、个人与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协商过程”[44]。针对这一点,可结合调控理论（regulation theory）分析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45]。如研究旅游与城市产业转型问题,需要解剖政府在塑造旅游业中特定积累体制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厘清不同尺度下政府与非政府社会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对旅游发展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相对忽略了微观权力、话语和表征的问题,带有结构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把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局限到资本积累逻辑之上。针对这一点,可结合旅游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tourism）分析资本积累的本质特征以及特定话语、观点如何获得物质力量和塑造制度持久性的方式[9,46]。如研究旅游与政治生态问题,可以把自然这种有形的、物质的生产与赋予在景观上无形的、话语的意义结合起来,从而提供一个包含了物质和话语要素的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

4.2 启示

从整体来看,布里顿的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提醒学界无须广泛地夸大旅游发展的力量。一方面,旅游可以是“现代化的同盟军”,与其他推动社会变迁的常规力量并无二致,甚至成为彰显现代化优势的积极力量[47]。正如他在对比分析太平洋三个岛国旅游发展后所得出的结论：斐济和库克群岛因为先前的殖民历史和国外资本,其经济发展水平反而高于没有殖民历史、被认为是自力更生的汤加（Tonga）[5]。另一方面,旅游也有其阴暗的一面,旅游发展背后所暗藏的资本力量,正如Smith的“蝗灾”比喻——它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吞噬价值,然后又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祸害,直至将在该地区创造的剩余价值吞噬得干净彻底[48]。重要的是,理解旅游产业是如何展现的,谁从旅游发展中受益,从而分析旅游产业本身的商业结构和组织,特别是旅游活动中的权力、主导性和所有权的问题[5,8]。
从具体来看,布里顿的思想观点对当下轰轰烈烈的乡村旅游开发也具有启示意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当年布里顿所讲的核心与边缘、发达与欠发达的隐喻。旅游业本质上是一项以市场为基础、以商品为驱动的活动,涵盖了人、地方与自然的商品消费。中国乡村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生态系统。随着旅游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平衡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带来不稳定性[49,50]。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房地产资本在不同乡村地区的投资,酒店业和旅游地产及其相关的配套项目成为这股显而易见的投资流的核心。随之而来的流离失所、商品化、排斥和驱逐等需要批判性旅游地理学者的持续关注。更为全面的思考的是,正如Bianchi所言,21世纪的旅游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要解决资本积累和阶层权力交织的系统性力量,以及在现代旅游业中从根本上重组复杂的、多尺度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利润获取的创新方式[9]。

4.3 讨论

现代性对世界的符号化和编码过程导致了旅游对于自由和解放潜能的初衷的背离[51],那么又该如何突破资本对旅游的“绑架”?Gibson认为,增长的概念不用完全抛弃,而是需要就责任（responsibility）展开另一场对话[52]。这也意味着与增长概念紧密相关的、把旅游过多强调为经济活动和产业属性的固有认知需要得到改变。正如马凌等指出,过分强调旅游的经济功能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限制了思维的想象力,也简化了对旅游功能与作用的更深入分析,从而制约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旅游新现象的解释力[53]。马凌等基于人文主义的视角去探讨面向人的存在的旅游功能,对此作出了一个尝试[53]。从更为根本的路径来看,通过旅游教育认识并发挥旅游的多元功能价值,或许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突破方向。
回到布里顿的个人经历,布里顿把质疑、改革、宽容和见多识广的专业精神带到奥克兰大学地理系,推动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变革,帮助同事更好地理解学科发展。在社会责任上,布里顿参与到他所在的社区,成为Birkdale小学董事会的秘书,也服务于中学老师的课程咨询、新西兰地理学会和在太平洋岛国的学生,把平等、人权、效率、睦邻等理念带到旅游教育之中②(②1991年奥克兰大学Warren Moran为布里顿所撰写的讣告。)。旅游教育包含了旅游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它不仅仅是“知道”的方式,更是一个“成为”的过程[54,55],从而挑战（尤其是固化的,被给定的）主流知识[56]。这要求深入了解旅游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的各种可能载体,更要从知识创造的根源出发去解构它,发挥旅游的多元功能价值,并积极传播之,回归旅游的“初心”。例如,将旅游的教育价值全面融入到旅游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对旅游人才或学生的培养,一定程度上去除过度功利化的旅游认知,确保他们意识到旅游中的可能性和存在问题,也应学习旅游中有争议的思想,将学习者从基础知识转移到更复杂的社会问题[56];另一方面,通过旅游教育提升游客的审美和消费伦理,帮助认识旅游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购买片刻,而是关乎到更大和更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无论是旅游从业者还是游客,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而言,旅游是实现由客观物返回其生命性和提高人性以及共同伦理的一种教化实践[53]。从旅游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批判性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强调启蒙、反思、实践和解放[56],即把从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有益知识再应用到旅游发展实际当中,实现“旅游让生活更美好”的永恒追求。这体现在两个层次：理论上,通过引介先进的发展理念来促进意识形态的觉醒以及调和先进发展理念的本土适应性,使得改变社会困境成为一种可能（即批判性启蒙与批判性反思）。实践上,通过提出适用具体地方的旅游发展方案来均衡旅游发展利益并多次修正方案,使得改变社会困境成为一种现实（即批判性实践与批判性解放）。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奖学金办公室Elizabeth Milne和环境学院副教授Wardlow Friesen提供了布里顿的基本信息,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苏晓波教授为初稿提供了宝贵建议。在论文投稿过程中,得到了匿名外审专家约万余字见地深刻且非常详实的意见,其中在选题价值、文献梳理的逻辑性、内容分析的严谨性,结构优化和研究贡献等方面不乏尖锐而深刻的观点。作者在认真学习和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历经4轮修改,才使得文章达到发表水平,对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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