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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6: 1637 - 165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0758

The nostalgia and placed criticism in post-urban landscape: An image analysis on Pearl River Night Tour art exhibition

  • MA Ling , 1, 2 ,
  • CHEN Haoran 1, 2 ,
  • ZHU Hong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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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Research Centre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re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8-07

  Accepted date: 2021-01-04

  Online published: 2021-08-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Landscape stud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geography and a key subject of geographic analysi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types, form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landscap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Under the dominance of visual mechanism in post-modern society, people's impression of the city mostly comes from the city landscape. However, landscape studies in China were often confined to the material landscape, while ignoring the conceptual landscape. Through an image analysis on Pearl River Night Tour art exhibition in Guangzhou by adopting a German semiotician Uwe Flick's theory of mimesis, together with the analysis from exhibition audiences' (urban residents') interview,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nostalgia and placed criticism are two important themes among the exhibited art works and conceptual landscape.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at landscape is a symbolic tool for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 conceptual landscape is mimesis of material landscape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al world. The Pearl River Night Tour art exhibition used numerous symbols and conceptual landscape to present a unique place perception and memory of the peop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post-urban era, and to show a critical thinking on the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city under the context of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of this reg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use of image and nar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conceptual landscap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which deserves to draw more attention to landscape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It provid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place interaction and the impact of urban development from urban residents'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nceptual landscape; theory of mimesis; nostalgia; placed criticism; Guangzhou

Cite this article

MA Ling , CHEN Haoran , ZHU Hong . The nostalgia and placed criticism in post-urban landscape: An image analysis on Pearl River Night Tour art exhibi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 40(6) : 1637 -1651 . DOI: 10.11821/dlyj020200758

1 引言

自20世纪后半叶始,西方城市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1],城市出现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特征,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2]。在变革的浪潮下,城市还出现技工下岗[3]和土地空置[4]等各种社会环境问题。由此,激发了一批西方学者对当代城市空间和城市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即“空间转向”思潮[5]。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人类生活的空间,但“城市空间”却具有多重性——“城市”不仅是具象的实体,还是人们对于城市的抽象感知。一方面,人们每天都在城市之中穿梭,身体与城市相互纠缠（entanglement）;另一方面,人们对城市的认知与想象又不尽相同,由此建构出不同的城市意象。“城市”因而成为一个即真实又虚构的多元空间。
在视觉机制的主导之下[6],人们进入城市空间后,首先是在观看城市景观。空间是景观的载体与容器。景观（landscape）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希伯来语“noff”,用于描述耶路撒冷的壮丽景色,其最早的含义就是指城市景象,“景观”是“城市”的延伸[7]。与此同时,城市景观是空间与知识协同作用下的外显表征[8],亦即可从物质空间与知识观念两个角度来重审城市景观：景观除了是视角的焦点与城市设计的实践之外,还是一种人与地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下,城市已沦为一个工业产品或一个消费化的空间,而不是一个集聚了历史长河中人类各种精神文化的艺术品（oeuvre）[9]。他追求用诗歌和艺术来抵御消费,呼吁人类社会回归理性与浪漫。其学生居伊·德波（Guy Debord）继承了这一学术思想,撰写《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书来描述当代的消费社会：由于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社会的主题就是围绕着商品来进行消费[10]。德波在书中定义景观（spectacle）是以影像为引介的社会关系,认为“景观”带来一种被物化的世界。可见,在物质景观之外,还存在一种批判现实的观念景观。因此,尽管landscape和spectacle在中文语境下都被译为“景观”,但前者侧重于自然或人工的物质景观,后者则侧重符号或结构的观念景观,即从景观的存在性质而言,可以分为物质景观和观念景观两种。事实上,地理学也有“观念景观”的类似定义：“特定文化群体透过人文现象或活动赋予自然环境一种象征或符号系统的再现”[11],这种将景观视为一种主观构成的研究视角,即是地理学之中的观念景观研究。
如上述,城市空间与城市景观都具有物质性与观念性的两面,城市事实上是真实世界与符号世界的融合和互动。由于物质景观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幕”,更容易被目光所捕捉,因此人们常常容易忽视观念景观。此外,被忽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观念景观的观看及解释方式一直被认为是难以捉摸的,也一直被视为是物质景观的“倒影”。而观念景观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不仅展现或部分再现了城市的现实景观,也在于其体现了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居民（观看者）的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12]。此外,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文化越来越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包括其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所体现的各类社会群体的价值[13]。观念景观是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景观,带有深刻的文化设想,更是充满批评与思考的张力。在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下,依附于景观之上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体验日益多元和复杂,对于景观的意义解读和背后的主观价值之讨论变得愈发重要。因此,本文对城市的观念景观进行深入探究,以广东美术馆2019年“珠江夜游——后珠三角景观”艺术展览为案例,采用德国符号学家弗里克的“拟态理论”和焦点小组访谈法对其展开图像和内容分析,以重新审视后城市化时代观念景观中所折射出来的乡愁与地方批判,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当代城市居民的地方感知及其与城市之间的人地关系。

2 文献述评

2.1 文化景观分析：从物质到符号

地理学长期采用地图等的符号性工具[14],文化地理学也注重通过景观和文化图像来体现特定地方中的人地关系。如果说地图是对空间距离的拟态,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则认为人地议题的分析依赖于实体景观[15],“人们唯有对环境先有了识觉,而后获得经验,才能产生对待环境的意向和概念”[16]162。可见,景观是研究人对地方的认知、经验、感受和建构等人地关系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表1）。
表1 地理学中的符号性工具

Tab. 1 Symbolic tools in geography

符号性工具 对应议题 拟态内容 图像类型
地图 空间分析 空间距离 距离图像
景观 人地关系 地方感知 文化图像
在以往的地理学研究中,景观被大致划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景观是一种自然地域综合体,而文化景观则是一种社会产物[11]。1925年,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在其《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中首次阐释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自然景观在文化群体的作用下转变为文化景观：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7]56-64。显然,作为人类文化集中地的城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以索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强调了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他的研究将文化视为控制和决定人类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决定要素,将文化视为一种稳定地覆盖于人类社会之上的“超机体”,拥有凌驾于个体的法则力量,具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色彩[18]。文化景观研究借助经验事实和证据探寻景观与预设的文化机制之间的联系,寻找景观背后的文化凝聚力[19],并以此对不同文化发源地和文化区进行系列研究工作[20]。这一研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前在景观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反思传统的文化理念,认为其将文化视为脱离于个体的、静态的、同质化的存在,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亦抹去了人类个体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21]。由此,文化地理学开始了“文化转向”,摈弃这种将个体与文化割离的视角,而将文化视为微观的、与个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存在[18]。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并不存在孤立于人类社会之上的“同质性”文化;相反,它存在于具体和动态的社会情境之中,与人们富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日常实践息息相关[22],它不仅是人们所看到的风景,更是人们观看的方式[23],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意涵[22]。景观研究开始重视对景观意义及价值的再思考[21],主张将景观放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解读[24],尤其注重对构成景观的价值观念和符号意义的解析[25]。研究从自然地理实证经验走向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现象逻辑解读[21],从景观的文化性（探寻景观与既定文化的联系）和景观的空间性（探寻景观的空间分布规律）,转向景观的符号性和政治性,聚焦景观背后的象征意义、情感价值和社会属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寻景观与地方、空间和城市等的联系。
因此可见,传统和新文化地理学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13]：对于景观的认识由物质转向表征,而文化转向将文化研究由普遍的人类带入现实的个体。因此,景观是“观看”的主体性认知方式,由个人以其特有的视角加以诠释,也是“我们想什么”与“景观是什么”等认识论与本体论合二为一的认知方式[13]。同时,新文化地理学受到文化转向等的启发,开始从归属与认同、社会正义与空间公正等方面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关注物质形式上的不同,也关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新文化地理学者的研究重心转移到观念景观上,注重分析与个体和自我相关联的景观现象,地理学研究尺度也随之转向微小的个人尺度,关注“身体、自我、个人观念、能动性、行动者以及身份和认同”[21]等微观层次、象征层面和社会维度的地理。

2.2 城市景观变化中的乡愁与地方批判

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重要人文景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城市景观、空间及其社会的研究由来已久。人们早期为摆脱以往部落居民居无定所的生活,开始在城市定居[26]。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城市迅速发展,经历了由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27]。比如,20世纪初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巴黎拱廊商业街的研究开启了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与城市消费景观研究的先河[28]203-205。随后的城市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对更多代表新兴城市文化的主要场所进行研究,包括商业大街、超级市场、百货商店、大型购物中心[28]181-182以及创意阁楼（loft）[29,30]等。商业的推进使得城市越来越成为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地方。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开始脱离自然,越来越多地被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所代替。土地不再是大自然生长的土壤,而变成了更大的商业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城市中,制造工厂、金融大厦、写字楼、购物商场和各种娱乐场所逐渐增加,而绿地或以往的一些精神及传统场所（如寺庙、教堂和宗祠等）逐渐减少。人们逐渐远离自然,在获得财富积累和物质便利的同时,城市也开始进入一个“后城市化”时代：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和环境污染等城市矛盾尖锐,社会原子化、文化多元化和贫富不均化并存。
在城市景观改变和城市化的生活革命下,逐渐瓦解着人们传统的生活秩序,使部分人陷入精神迷失的危机之中[31]——在精密的社会分工下,市民无需与他人维系关系也可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这种独居的生活方式容易使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感,从而勾起一种对原乡的思念,或是对城市的批判。乡愁（nostalgia）开始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成为批判现代性的工具[32]。最初,乡愁被认为是一种疾病,易发于征战四方的士兵;但进入工业革命后,乡愁成为了一种对当代社会集体精神世界的思考[33]。乡愁一直更多地被刻画成一种对城市生活的反抗,把“原乡”美化成无暇的“乌托邦”,这一视角常使“乡愁”沦为巩固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有力武器。乡愁的本质是一种怀旧的人文记忆[34],空间、地方与景观的变迁都会影响记忆的建构[35]。由于物质景观的存在状态和修复并不稳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衰落甚至消失,因此这种变化会激发起人们的怀旧情绪。近年来,乡愁与景观交织的地理研究日益丰富,包括探讨地理学中乡愁研究的理论框架[36,37],文化遗址中的记忆道德[38]、城市景观的乡愁叙事与品牌重塑[39]和马六甲海峡华人的文化遗产与怀旧景象[40]等。需指出的是,乡愁并非是移民才拥有的社会文化实践[41],城市本土居民也有被漠视或遮蔽的乡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目睹家乡的剧变,因此当代学界亟需回应这种“不离地的乡愁”。
如果说乡愁是一种对城市生活革命的保守的怀旧愁思,那么地方批判则更接近一种激进的不满批评。这种批评最早源于1978年Rueckert首次在文学领域提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它延续了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对环境的反思[42]。有学者指出“生态批评与自然和环境都直接相关”[43]。生态批评的研究重新审视人类的荒野观,并将“地方”提高到与性别、种族和阶层等社会议题的同一高度。之后,Ball提出基于地方的生态批评,即地方批判（placed criticism）[44],以引导人们对地方进行认识和反思。其中,城市化对自然进行大刀阔斧般的改造,带来大量的环境污染甚至生物物种灭绝等问题。在后城市化时代重新审视城市之时,地方批判提供了一个新的关怀地方的视角,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当下城市弊病,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城市何以成为安居之所”的命题。
要言之,工业革命带来一个工业化或现代城市,乡村湮灭在其中,人类社会被重塑。当下,工业城市已经发展数百年,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人们对城市不再是简单地向往,而是开始反思城市是否真的是人类宜居的伊甸园。一方面,浪漫主义的市民开始怀念乡村、美化乡村,将逃避城市的思绪凝结为乡愁;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市民开始批判城市、贬责城市,希望通过地方批判来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乡愁与地方批判并非绝对割裂,仅仅是用以重新审视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主体）与城市（地方）关系的两个理论工具,而人们在城市物质景观或观念景观中所表达的乡愁或地方感的思考,为理解后城市化时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路径。

3 案例选择及研究方法

3.1 案例介绍

2019年3月21日至4月7日期间,广东美术馆主办“特展：珠江夜游——后珠三角景观（Night tour of the Pearl River: The landscape of the post-Pearl River Delta）”,共有布面油画、装置、单频道录像、摄影等多种形式的百余件作品,吸引了上万名市民参观。该展览是由王绍强（广东美术馆馆长）和孙晓枫（广东美术馆策展人）共同策展的一个艺术展览,强调艺术的“在地性（site-specificity）”[45],大多数的艺术家都为广东籍,展览从多角度展现珠三角地区的艺术生态。作品主要围绕“后城市景观”的思考而创作并组稿,呼应着这一区域自然和社会文化景观的变迁[46]。策展人尝试通过先锋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实践,以及群体性地对珠三角在地空间的档案记录,探讨珠三角地区对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地方响应,进而开展对后城市景观的反思。本研究选取广州这一个快速发展和变迁中的前沿城市,通过具有典型和代表意义的展览及其作品来分析其观念景观,可以很好地符合本文的分析目的。

3.2 研究方法和过程

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焦点小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取图像和文本数据,以及参展观众的访谈数据,而后通过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对艺术展的展品、文本、作家创作意图和观众感知进行图像和内容分析,以深入理解观念景观背后的议题与意义。
3.2.1 参与式观察 2019年3—4月期间,多次前往广东美术馆观展,重点记录策展人撰写的文本资料以及作者对其作品的简要说明;对所有作品使用数码相机进行拍摄保存并分类整理。此外,本次展览馆方已进行数字化保存,能随时进行3D展览回顾①(①广东美术馆3D展览回顾地址：https://www.artvrpro.com/gdmoa。)。
3.2.2 焦点小组访谈 2019年4月30日,预约并组织了15名参展观众的焦点小组访谈。访谈观众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不同学者;另外,考虑到本次展览是植根于珠三角地区,有一定的地方特殊性,因此选取的受访者均需在珠三角地区有生活经验。其中,男性6位,女性9位;历史学者1位,地理学者1位,社会学者1位,艺术学者1位;受访者中,广东籍共有11人;所有受访者都在珠三角地区学习、工作或生活,最短的为1年,最长的为24年;受访者年龄在20~50岁之间;所有受访者都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访谈总时长为240分钟,具体过程如下：在开始的30分钟内,主持人简要介绍该展览的具体背景,然后依次介绍所有展出品,受访者按访谈提纲上的问题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主要围绕受访者对展出品的认知与感受：① 对展出品进行译码,分析展出品的外部叙述与内部叙述,阐述展出品的题材、符号和意义;② 记录受访者与展出品相关的自身在城市的生活体验。随后的210分钟内,各位受访者围绕提纲的问题,共同自由和充分表达对图像的诠释与感受。所有访谈资料进行了文字的誊写,共4.2万字。
3.2.3 符号学分析方法 文化景观的本质是人类活动赋予自然环境的一套符号系统的再现[47]。德国符号学者伍威·弗里克（Uwe Flick）采用人文社科中的拟态（mimesis）概念,指出“拟态是指将（真实）世界转化为符号世界”的过程[49]65-67,本文在其基础上补充了物质景观和观念景观等内容,用以重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图1）。本文认为,物质景观是真实世界中的自然或社会的被观察物,人们生活在景观之中,观看景观、感受景观,积累对景观的认知,成为一种经验（experience）,而经验又会被人们凝练为日常的或科学的话语（discourse）。而后,这些话语被创作者加工成文字或图像等文本（text）,从而建构出一个符号世界中的观念景观。观众在阅读或观看文本后,便会接收到创作者所传递的信息,并将观念景观与物质景观进行比较,从而得到一套解释（interpretation）叙事。当观众重审真实世界时,将获得新的经验。而这一过程不断循环时,人们就得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观念景观。因此,拟态过程的实质是从真实世界建构出符号世界的过程。
图1 物质景观和观念景观之间的关系和拟态过程

Fig. 1 The process of mimesis between material landscape and conceptual landscape

“拟态理论”反映了人们从“物质景观-观看反思-观念景观”的思考过程,也体现了人们从“经验到解释到再经验”的一种人地关系互动的基本路径,尤其在解释方式和分析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它使文化景观完成从物质到符号的分析过程,连接起物质景观和观念景观的桥梁,通过对两者的双重分析,可以对后现代社会和城市中的各种复杂景观的现实存在进行探讨,并更深入地理解城市景观与当代城市居民生活之间的人地关系。

4 珠三角城市景观及其分析：“珠江夜游”艺术展

4.1 从经验到建构：展览中的后珠三角时代和城市

珠江三角洲本应是一个地貌学的概念,指代珠江入海口的边界状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片地区一直以水乡的形象铭刻在中国大地上,农业和手工业等小农经济是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城市化、现代化与全球化,集聚大量人口、承接各类产业,“珠三角”被赋予了新的经济及社会意义,成为“发达城市群”的同义词。自20世纪90年代始,“珠三角”已成为一个充满地理想象的区域——“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市场经济下的广东被建构成一个机遇之地。然而,在21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后,该地出口导向型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停工甚至破产,珠三角地区开始加快经济转型,高新科技等新兴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尤其是伴随着广州塔和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落成,媒体中的“珠三角”倾向以高楼大厦与玻璃幕墙为背景进行宣传,逐渐出现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地理想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珠三角地区更是被赋予新的全球化假想,成为中国最具国际性和创新性象征的区域之一[50]。广东美术馆馆长指出这种“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角力,到城乡语境的置换,以及其中由人所产生的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重塑了当前珠三角地区的复杂社会景观,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性构成,“是城市区域的飞速发展与历史沉淀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广东美术馆策展人认为：“‘后珠三角时代’是后置式的概念,建立在‘珠三角’种种文化假想与现实的基础上”。在短短四十余年间,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过程走在全国前列,从最初的水乡基塘到工厂作坊再到商务大厦,城市景观因为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而发生剧变。由此,通过划分出“珠三角”和“后珠三角”两个城市化的不同时期,可以辨析这一地区的迅速城市化过程。正如广东美术馆馆长所讲,“该地域活跃的经济动力所带来的复杂的景观面貌,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别样’的存在,呈现出对矛盾综合体的独特叙事。……随着区域的深度发展,从‘珠三角’到‘大湾区’——‘后珠三角景观’杂糅了更加多的包容和丰富性”。
城市景观不仅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51],城市景观可以被视为社会变迁的“标本”。“珠三角时代”是一种混沌的城市化初期,城乡混杂,农工不分。在此基础上,城市化与全球化推动珠三角地区再次转型,进入“后珠三角时代”,使广州成为一个新兴的全球城市。但“后珠三角时代”依然是混沌模糊,各种急剧城市化的产物堆砌糅合在一起——正如高楼林立的珠江新城,背后是各种握手楼的城中村冼村,冼村内又还保留着鱼塘与芭蕉等。在此次展览中,策展人希望通过剖析“珠江夜游”等后珠三角景观的地方性,讨论这一区域由于“人口迁移、技术迭代、经济模式转型、文化吸收杂糅”所带来的实践与思考,聚焦“迁徙、加工型、生产基地、外来工、码头、在地、大工厂”等关键词。诚然,这也是一种城市包容性和丰富性的体现,使珠三角地区成为一种特殊又矛盾的存在,也成为后城市化的批判场域。
在历经城市化后,城市本地居民得到一种生活经验,并将其建构为后珠三角时代的两种社会话语——乡愁与地方批判。于此,讨论后珠三角城市景观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代不可回避的议题——离乡背井的人固有对故土的愁思,而安土重迁的人也难逃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只能在原乡就地怀念记忆中的昔日家园,或批评现城市中还存在的混沌无序和治理问题。正如广东美术馆策展人所说那般,“‘三角洲’现象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尤为显目,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正不断地修正‘三角洲’的意义和价值”。在剧变的时代浪潮之中,一批扎根于珠三角的先锋艺术家开始了对当下的思考与创作,以凝练其观察所得的经验,建构出后珠三角时代的观念景观。

4.2 从建构到解释：展品和观念景观中的乡愁与地方批判

“珠江夜游”展览中的展品共同构成一系列相近的观念景观,组成一个后城市化时代的符号世界（表2）。这些展品是对珠三角城市景观的拟态,探索着自然或社会关系,凝聚着创作者的乡愁与地方思考及批判。广东美术馆策展人认为：“‘珠江夜游’……是对在地文化最为浮表的推介”,换言之,如何打破后珠三角时代景观的表象与内里是本场展览的核心议题。就展品、创作者和观众的关系而言,展品是符号世界中的“演员”;创作者是编剧,将真实世界中的物质景观加以“筛选”与“改造”后撰写成剧本,交予展品呈现出来;观众也并非仅仅被动地观看,而是能从自身经验出发,与展品产生互动与对话。
表2 “特展：珠江夜游—后珠三角景观”部分展品简介及其观念景观

Tab. 2 Some exhibits and their conceptual landscape in Night tour of the Pearl River

作品 简介
名称：-
内容：一系列的粤语熟语
符号：方言
作者：-
形式：现场的装潢设计
名称：凝固的时间
内容：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台老式电视机在播着黄山松的画面
符号：黄山松、老式电视机
作者：黄伟鸿
形式：布面油画
名称：XS29
内容：一个农民工叉腰站在废墟之上,眺望远方
符号：农民工、废墟
作者：刘声
形式：纸面水彩
名称：XS26
内容：一个农民站在污水之中,身上长着几片芭蕉叶,但大部分都已枯萎
符号：农民、污水、芭蕉叶
作者：刘声
形式：纸面水彩
名称：艺术计划·夕阳为民理发点
内容：循环播放一段对店主梁伯的采访记录视频,展示该理发点的周边环境;现场还摆放着来自该理发点的部分器物
符号：城中村、窝棚
作者：喻旭东
形式：装置
名称：为什么看房
内容：循环播放一段作者在不同地方看房的视频;现场还摆放着作者配合该视频而撰写的辅助性小册子
符号：出租房、青年
作者：秦晋
形式：装置
名称：当代景观之错误的覆加No.3
内容：废墟中仅剩下一栋摇摇欲坠的平房,就像是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色调为黑白
符号：钉子户
作者：莫希亮
形式：布面油画

图片来源：2019年3月作者拍摄于广东美术馆。

4.2.1 乡愁 展览现场的装潢设计是一系列的粤语熟语及歇后语（表2）,但在新一辈年轻人当中已经基本没有人会经常使用。然而,这些粤语熟语曾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记录着社会变迁：如“教会休息,唔讲道理”②(②这句歇后语的字面意思为“教堂正在休息,神父没在布道”,而后半句“唔讲道理”的本意为“（你）讲的话毫无逻辑,蛮横无理”。)和粤语中还保留的“唔同你讲耶稣（不和你讲废话）”等用法,都是一种在清末时期基督教初入广东时的记忆保留。这些熟语被放置在展厅的外围,给观众一种强烈的情绪感受。“我一看到这幅画,就会想起现在会说粤语的人越来越少了”（受访者C）。尽管各有理解,但以文字形式所展现的粤语俗语是一种怀旧记忆的语言符号,折射出本地居民的失落。换言之,方言已经超越了日常沟通的应用意义,上升为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符号。
由于早年只有广东地区能接受到香港地区的无线电视信号,且香港电视节目常以粤语播出,因而从小观看港台片亦成为了广东地区的一大特色。黄伟鸿的《时间的凝固》（表2）则恢复了这一独特的景观记忆。“以前看香港台的时候,一旦出现内容不适宜的话题,就会弹出这个黄山（迎客）松”（受访者Z）。电视屏幕会一直停留在“迎客松”的画面,宛如时间凝固住。远在安徽省的迎客松,在当时观看电视节目的背景下,变成了一种广东对香港的地理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日益密切,粤港之间的联系也不再特殊,广东身上的“香港色彩”已消磨殆尽。这种在特殊时期的“凝固的时间”,逐渐变成一种“凝固的记忆”。在此展品中,电视屏幕中的迎客松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反映了广东之于全国的地方性、替身性与特殊性。
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珠三角的本土居民还表现出一种对“家”景观消亡的担忧,刘声在《XS29》（表2）之中深刻地描绘出这种都市情感。“传统的农业生计模式消亡,集毕生积蓄所建造的小平房被拆除……带着草帽的农夫站在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家中,满眼都是迷茫”（受访者M）。倘若说前述两个展品是城市居民普遍拥有的集体记忆,那么这种“被时代抛弃”的迷惘则更多地集中在城郊居民的身上。这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之中,再次聚焦工业化与城市化之于珠三角社会的情感重塑——当部分居民以往生产和生活的环境被完全改变之后,社会与时代应对其现代主义的乡愁作何回应。此外,这一形象也被认为符合在珠三角地区活动的外来农民工,“他们来到广东拆掉别人的房子,以此赚钱来养活远方自己的家人。他们在毁灭和经营两个层面上重新认识家的意义”（受访者C）。就此角度而言,《XS29》描绘了另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乡愁。通过将视野投向珠三角地区谋生的外地务工人员,剖析他们在拆除房屋时所联想到的自己在家乡建起的房屋,或许终有一天在城市化过程中也遭遇同样命运,进而理解他们在时代浪潮下的紧张和无力感。可以看出,快速城市化之下的乡愁代表着站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城市居民的一种迷茫和惆怅,对传统的城市定位和文化丧失的担忧,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的隐忧。
4.2.2 地方批判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惠及城市中所有的居民,它同时带来了贫富差距等问题。喻旭东展出了一个名为《艺术计划·夕阳为民理发点》的作品（表2）。该理发点位于广州东沙桥桥底的一处窝棚,年迈的店主用各种废旧木材书写着涵盖着各时代的良言警句,但难掩其中的破落气息。“附近是一个很成熟的花园式楼盘——锦绣半岛,但这个理发点是在桥底,对比很强烈”（受访者H）。城市化重塑出一个非均质的空间,尽管依附在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也拿着城市户口,但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理发点与锦绣半岛之间的景观冲突被掩盖在对城市的美好想象之下：当人们提到城市时,并不会常联想到破落的民居。即便是“城中村”,也以“城”为前缀,增添了一丝梦幻的气质,并被建构为一个低成本的融入“真正”城市的跳板。与此类似,秦晋也通过《为什么看房》（表2）来关注社会的住房问题。他在其作品中写道：“我相信我终有一天可以搬进其中一户我喜欢的房子……我没有钱买房子,但我真的愿意多望两眼,那并没有错……我收藏拥有参观它们的任意时刻,哪怕只是十分钟,哪怕要和其他看房的客人共同分享……这是我融入（城市）世界的绝好的时机啊”。可以说,“看房”这一行为已经超越了其消费的性质,成为人们融入“真正的”乌托邦城市世界的日常生活体验。住房成为了城市不同居民之间最强而有力的阶层划分指标,看房则成为了反映不同阶层之间消费能力差异的行为隐喻。
除了社会环境,艺术家也关注到快速城市化之下的自然环境。刘声在《XS26》（表2）中塑造了一个卡夫卡小说式的人物——在污水之中,“芭蕉人”的身体出现病征,身体和叶子都开始枯黄。芭蕉树是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在珠三角地区随处可见,农村地区往往将芭蕉树种植在水田附近。而《XS26》之中,无论是人还是芭蕉树都是被“污水”摧毁的结果,带有强烈的隐喻意义。“污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形成的一种新“工业景观”。在后珠三角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我曾经听我爸爸说他小时候经常跳下去河涌游泳玩耍,但我从小都是去游泳池的。……现在我们的食品安全也经常出问题,我们家买菜也要小心翼翼”（受访者X）。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彻底改变了工业化之前的人地关系：城市郊区的农民“洗脚上田”,进厂打工,农田变为厂房仓库,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经历了剧变。这种社会转型后的城市景观重构,很难说实现了“在废墟上建起新奇的景观”[52]。这是一次后珠三角时代中,城市居民对工业景观的环境反思。
可以看出,快速城市化导致自然或社会环境的重构,部分居民因韧性不足而容易受其负面作用的影响,因此地方批判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在表达因城市空间的发展不均衡而感到失落,另一方面则指出其城市生活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地关系的失调。

4.3 从解释到经验：重新审视“珠江三角洲”

从生活经验到观念景观,在经验解释与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珠江三角洲及人们的生活,显然给了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当下生活的独特视角。展览名称“珠江夜游”中的核心载体——“船”也一度是这个区域的重要符号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组合。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居民而言,船本来是渔民在河海捕鱼的工作空间。在工业化时代,船装上了马达,变成了轮渡,成为了珠江两岸居民的交通工具。在城市化之后,珠江两岸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披上了极具商业色彩的霓虹灯,资本把以往的轮渡包装为一艘艘游船。这时的游船代表着商品化之后的日常生活,让人们沉醉在如梦如幻的景观消费之中。
对于这一展览而言,“珠江夜游”只是一个引子或隐喻,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后珠三角景观”而开展的思考讨论与艺术实践：如何理解珠三角出现的景观冲突,一方面是现代化商品化的景观消费,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性地方性的景观保护。“游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一个让人们重新思考“珠江三角洲”究竟为何物的引子。“由于这座城市（广州）在过去二、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游船与其相生相伴,变成一个旅游产品,或是一个文化产品。夜游不是日游,夜游能让游客看到城市更风光的一面”（受访者Z）。在以往城乡二元结构的话语之中,城市总是被建构成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先进、现代和繁华常是城市的代名词。然而这种地理想象同时掩盖了城市内部的一些失意之处——城市并非完美无缺。从莫希亮的作品可以看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改造项目带来了本土居民对其生活环境变化的紧张,城市景观呈现出一种全球同质化的过程（表2）。城市本土居民与城市之间的依恋与认同被重构。当人们发现不再是熟悉的“珠三角”时,一种在“家”的乡愁感便油然而生。
对于珠三角的本地居民而言,理解“珠三角”是一个“灯下黑”的状态。城市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瞬间,由此本土居民对其温和的剧变已经脱敏,并默然接受。如若没有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来解读城市化,则容易被其繁华的景观所遮蔽。“我从没想过城市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些作品给了我很多新颖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身边的这个城市”（受访者C）。在对比物质景观和观念景观之后,能对现实赋予新的解释,获得一种审视城市的新视角。列斐伏尔等学者认为要重视日常生活中人的主体地位[53],因而人们观看珠江三角洲的方式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探讨。“珠三角”在这一审视的视角之中被拉下“神坛”,城市本地居民重拾“在地”意识,重新思考眼中的“珠三角”与生活的“珠三角”之间的鸿沟,进而获得一种新的经验。

5 结论与讨论

人类社会快速城市化以来,城市景观成为理解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指出城市景观具有物质性与观念性的两面,观念景观是对物质景观的拟态,是基于真实世界之上的景观。本文基于弗里克的“拟态理论”解释了观念景观的建构过程,提出了一个解读符号世界中的观念景观的理论框架,并就后珠三角城市景观与“珠江夜游”艺术展展开实证分析,发现：① “珠江夜游”艺术展连接了物质景观和观念景观的桥梁,可从中窥视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和互动机制（表3）。通过在真实的不断变化的城市日常现象（物质景观）中提炼出若干符号,刻画出城市本地居民理解城市变迁的多个侧面及其所构成的观念景观,从而使景观发挥解释文化现象的作用;② 城市本土居民表现出一种“不离地的乡愁”,这扩展了传统乡愁研究的讨论对象,即以往将乡愁主要基于乡–城二元对立的讨论,此外还指出城市景观变迁是导致这种乡愁出现的主要原因;③ 展览作品中所体现的地方批判的概念进一步有效揭示了当代城市本土居民的消极地方感[54]之成因,并从侧面反映了城市出现的环境破坏和人地关系失调的状况。由上分析可见,在城市转型与进入后城市化时代的过程中,在关注城市物质景观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人们基于物质现实所思考的观念景观、地方认知和地方想象。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市民会产生一种对原乡的想象,表现出对昔日生活的怀旧情绪;另一方面,市民也会对当下的城市弊病进行批评和建议,以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表3 物质景观与观念景观之对应理解

Tab. 3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landscapes and conceptual landscapes

景观类型 对应世界 主要呈现的内容 意义
物质景观 真实世界 城市化之后的自然或社会环境 反映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
观念景观 符号世界 方言、芭蕉叶、窝棚、出租屋等
社会文化符号及其相关作品		 理解人地关系的互动机制
尽管受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分析展览中的所有艺术作品,但仍可就此窥探珠三角地区所经历的不同城市化阶段,和其居民对地方的感知和批判。香港节目、工业污水、普通话、城中村、出租房、钉子户等系列符号代表或记载了珠三角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最终构成了复杂多元的城市景观。于此,乡愁不再是离开家乡的人们才拥有的地方感知,珠三角的本地居民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乡愁——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或间接摧毁了原有的“家”,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让人们无所适从。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变得多元而碎片化,社会与环境问题突出,人们开始批评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思考是否城市就一定意味着美好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在广东考察期间所指出那般,“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越是这样越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55]。如何一边保护、一边开发,使居民既能感受到城市现代化的便利,也拥抱城市旧风貌的韵味,值得学界、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思考和努力。
由于长久以来的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56],景观一直占据着解释社会的重要地位。自拉采尔到索尔,文化地理学长期聚焦于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新文化地理学则试图从人的主体性解释景观的意义[48],讨论人们是如何凝视（gaze）景观。但是,从总体上看,文化地理学一直囿于讨论作为物质实体的文化景观,或者人们是如何观看、想象及赋予景观意义,忽视了“文化景观是观念景观的再现”[47],对城市中符号化的观念景观重视还不够,对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与物质景观以及与人的关系的探究也较为缺乏。此外,以往对于观念景观的研究多集中在文本分析上,忽略了对城市先锋艺术家作品等的图像分析。图像分析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它主张在视域之中观看和理解,与文字相比,图像以更具体直接的视觉方式展现符号世界,并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社会与文化的秩序。而延续地域性叙事的艺术展旨在记录当下的思考与实践,是对地方之观念景观的集中和忠实复现。随着后城市时代和新媒体技术下更多元和包容文化时代的来临,观念景观中的符号辨析、提取与解读,应成为景观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方向。剖析观念景观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衔接,能更好地了解城市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对于由丰富的文本图像构成的观念景观的分析能用以开展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在其中打开一个新的理论和分析视角。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内容分析以及结论梳理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Gershuny J.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myth of the service economy. Futures, 1977, 9(2): 103-114. DOI: 10.1016/0016-3287(77)90003-9.

DOI

[2]
Powell W, Snellman K.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1): 199-220. DOI: 10.1146/annurev.soc.29.010202.100037.

DOI

[3]
李培林. 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 后工业化和市场化: 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 社会学研究, 1998, (4): 1-12.

[Li Peilin. Unemployment administering in old industrial bases: post-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 survey of 9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Northeast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1998, (4): 1-12.]

[4]
O'hanlon S, Hamnett C. Deindustrialisation,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inner city: London and Melbourne, c. 1960-2008.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009, 27(3): 211-216. DOI: 10.1080/08111140903161894.

DOI

[5]
胡大平. 哲学与“空间转向”: 通往地方生产的知识. 哲学研究, 2018, (10): 24-34, 128.

[Hu Daping. Philosophy and the spatial turn: Towards local knowledge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18, (10): 24-34, 128.]

[6]
高燕. 视觉隐喻与空间转向: 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视觉文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Gao Yan. Visual Metaphor and Spatial Turn: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俞孔坚. 景观的含义. 时代建筑, 2002, (1): 14-17.

[Yu Kongjian. Meanings of landscape. Time + Architecture, 2002, (1): 14-17.] DOI: 10.13717/j. cnki.ta.2002.01.002.

DOI

[8]
O’brien J. Shaping Knowledge: Complex Social-spatial Modelling for Adaptive Organizations. 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 2015.

[9]
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1996: 157.

[10]
Debord G.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St Petersburg: Black & Red Publishers, 1970: 25-34.

[11]
范建红, 张弢, 雷汝林. 国外景观地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世界地理研究, 2007, (1): 83-89.

[Fan Jianhong, Zhang Tao, Lei Rulin. Retrospect and expectation of landscape geograph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7, (1): 83-89.]

[12]
Berger J. Ways of See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7-33.

[13]
毕雪婷, 韩锋. 文化景观价值的解读方式研究. 风景园林, 2017, (7): 100-107.

[Bi Xueting & Han Feng. Study on the ways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7, (7): 100-107.] DOI: 10.14085/j.fjyl. 2017.07.0100.08.

DOI

[14]
Harvey 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9: 576-582.

[15]
Tuan Y.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陈惠龄. 乡土性·本土化·在地感: 台湾新乡土小说书写风貌. 台北: 万卷楼, 2010: 162.

[Chen Huiling. Nativeness, Localization, Sense of Place: The Looks of Writing in Taiwan's New Fiction. Taipei: Wan Juan Publishing House, 2010: 162.]

[17]
蔡运龙, Wyckoff B.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56-64.

[Cai Yunlong, Wyckoff B.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ographical Thoughts Scriptur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56-64.]

[18]
唐晓峰, 周尚意, 李蕾蕾. “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 地理研究, 2008, 27(2): 431-438.

[Tang Xiaofeng, Zhou Shangyi, Li Leilei. The concept of super-organism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2): 431-438.]

[19]
Groth P, Wilson C. The polyphony of cultural landscape study: An introduction. In: Wilson C, Groth P. Everyday America: Cultural Landscape Studies after J. B. Jack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22.

[20]
Sauer C. Cultural factors in plant domestication in the new world. Euphytica, 1965, 14(3): 301-306. DOI: 10.1007/BF00149516.

DOI

[21]
李晓黎, 韩锋. 文化景观之理论与价值转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风景园林, 2015, (8): 44-49.

[Li Xiaoli, Han Feng. The turning point i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lluminations on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5, (8): 44-49.] DOI: 10.14085/j.fjyl.2015.08.0044.06.

DOI

[22]
Duncan J.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2): 181-198. DOI: 10.1111/j.1467-8306.1980.tb01306.x.

DOI

[23]
Jackson J.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
李蕾蕾. 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 人文地理, 2005, (2): 77-83.

[Li Leilei. Introduction on knowledge genealogy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05, (2): 77-83.]

[25]
唐晓峰.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读书, 2005, (6): 72-79.

[Tang Xiaofeng. Cultural turn and geography. Reading, 2005, (6): 72-79.]

[26]
Lehan R.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7]
马凌. 城市舒适物视角下的城市发展: 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 山东社会科学, 2015, (2): 13-20.

[Ma Ling.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menitie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and policy framework.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5, (2): 13-20.] DOI: 10.14112/j.cnki.37-1053/c.2015.02.003.

DOI

[28]
罗钢, 王中忱. 消费文化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81-182, 203-205.

[Luo Gang, Wang Zhongchen. The Consumer Culture Reade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181-182, 203-205.]

[29]
Zukin S. The Cultures of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5.

[30]
Zukin S. Urban lifestyles: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in spaces of consumption. Urban Studies, 1998, 35(5-6): 825-839. DOI: 10.1080/0042098984574.

DOI

[31]
Jaspers K. Man in the Modern Age. Abingdon-on-Thames, UK: Routledge, 2009.

[32]
周星. 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 民间文化论坛, 2017, (2): 42-61.

[Zhou Xing. Life revolution, nostalgia and Chinese folklore. Folk Culture Forum, 2017, (2): 42-61.] DOI: 10.16814/j.cnki.1008-7214.2017.02.007.

DOI

[33]
王新歌, 陈田, 林明水, 等. 国内外乡愁相关研究进展及启示. 人文地理, 2018, 33(5): 1-11.

[Wang Xinge, Chen Tian, Lin Mingshui, et al. Review of nostalgia research. Human Geography, 2018, 33(5): 1-11.]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8.05.001.

DOI

[34]
张宝秀, 张勃, 孟斌. 北京学研究: 2015.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Zhang Baoxiu, Zhang Bo, Meng Bin. The Study of Pekingology: 2015.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6.]

[35]
汪芳, 吕舟, 张兵, 等. 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 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 地理研究, 2017, 36(1): 3-25.

DOI

[Wang Fang, Lv Zhou, Zhang Bing, et al. Memory and homesickness in transi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logic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 3-25.] DOI: 10.11821/dlyj201701001.

DOI

[36]
成志芬, 周尚意, 张宝秀. “乡愁”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角.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13(4): 64-70.

[Cheng Zhifen, Zhou Shangyi, Zhang Baoxiu.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on “nostalgia” research.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13(4): 64-70.] DOI: 10.16255/j.cnki.11-5117c. 2015.04.012.

DOI

[37]
Colin C. La nostalgie comme catégorie géographique: Une proposition théorique.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 Le Géographe Canadien, 2018, 62(4): 494-504. DOI: 10.1111/cag.12457.

DOI

[38]
Riding J. Landscape after genocide. Cultural Geographies, 2020, 27(2): 237-259. DOI: 10. 1177/1474474019876619.

DOI

[39]
Gregory S. Authenticity and luxury branding in a renewing Detroit landscape.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2019, 36(2): 182-210. DOI: 10.1080/08873631.2019.1595913.

DOI

[40]
Tan E, Teoh S. A nostalgic Peranakan journey in Melaka: Duo-ethnographic conversations between a Nyonya and Baba.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9, 32: 100570. DOI: 10.1016/j.tmp.2019.100570.

DOI

[41]
周尚意, 成志芬. 关于“乡愁”的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评价. 人文地理, 2015, 30(6): 1-6.

[Zhou Shangyi, Cheng Zhifen. On the morality of nostalgia. Human Geography, 2015, 30(6): 1-6.] DOI: 10. 13959/j. issn. 1003-2398. 2015. 06. 001.

DOI

[42]
Barry P.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4th e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43]
Oppermann S. Ecocriticism: Natural world in the literary viewfinder. Hacettepe University Journal of Faculty of Letters, 1999, 16(2): 29-46.

[44]
Ball E. Literary criticism for places. Symplokē, 2006, 14(1/2): 232-251. DOI: 10.1353/sym.2007.0000.

DOI

[45]
安德里亚·巴尔蒂尼. 论公共艺术的在地性. 文艺理论研究, 2016, 36(2): 78-83.

[Baldini A. On the site-specificity of public ar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016, 36(2): 78-83.]

[46]
黄宙辉, 吴大海, 刘丹妮. 两广东本土艺术家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开展. 羊城派, 2019-03-24.

[Huang Zhouhui, Wu Dahai, Liu Danni. Two exhibitions of Guangdong native artists at Guangdong Museum of Art. Young Pai, 2019-03-24.]

[47]
Cosgrove D. Prospect, perspec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ide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5, 10(1): 45-62.

DOI

[48]
周尚意, 戴俊骋. 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 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21-1532.

DOI

[Zhou Shangyi, Dai Juncheng. Logic analysis of concept and theory of cult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s Mainlan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21-1532.] DOI: 10.11821/dlxb201410011.

DOI

[49]
Flick U.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6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shing, 2018: 65-67.

[50]
刘毅, 杨宇, 康蕾, 等.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地理研究, 2020, 39(9): 1949-1957.

DOI

[Liu Yi, Yang Yu, Kang Lei, et al.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lobal model and local respons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9): 1949-1957.] DOI: 10.11821/dlyj020200820.

DOI

[51]
童强. 社会转型与城市景观变迁. 学术研究, 2017, (10): 170-176.

[Tong Qia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urban landscape. Academic Research, 2017, (10): 170-176.]

[52]
童强. 现代城市景观批判. 文化研究, 2016, (2): 71-81.

[Tong Qiang. Landscape criticism of modern city. Cultural Studies, 2016, (2): 71-81.]

[53]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London: Verso, 2008.

[54]
李如铁, 朱竑, 唐蕾. 城乡迁移背景下“消极”地方感研究: 以广州市棠下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17, 32(3): 27-35.

[Li Rutie, Zhu Hong, Tang Lei. The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sense of place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urban village Tangxia,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7, 32(3): 27-35.]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3.004.

DOI

[55]
习近平: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人民日报, 2020-10-15.

[Xi Jinping: Promote reform and opening-up from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with greater courage. The People's Daily, 2020-10-15.]

[56]
Jay M. The rise of hermeneutics and the crisis of ocularcentrism. Poetics Today, 1988, 9(2): 307-32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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