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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0 >Issue 9: 2399 - 242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01029

Articles

The evolution theory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Sino-Russia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YU Huilu , 1 ,
  • LI Fei 2 ,
  • LIN Yinghua 2, 3 ,
  • CUI Yat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Shandong,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23

  Accepted date: 2021-05-11

  Online published: 2021-11-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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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scribing the evolution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mploys it to analyze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Sino-Russian Arctic coopera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national need and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and puts forward three evolution models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in bilateral relations: relatively stable model, optimizing cooperation model, and tensing relationship model. It is believed that national needs are the same as individual needs, and there is an evolution trend from low-level to high-level. "Low-level needs have been satisfied"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scalation of the level of needs. Secondly, we employ evolution theory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to analyze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facing Sino-Russia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 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maintain the good momentum of Sino-Russia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roperly handling Sino-U.S. relations is the top priority because the U.S. factor is an active obstacle for the Sino-Russia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tical mutual trust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Sino-Russian Arctic coopera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etween two countries is an effective policy instrument. We should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cooperative projects and share relevant data of projects'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expand common interests and maintain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America’s allies. As a non-Arctic country,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to a proper extent". Finally, we draw several conclusions: The evolution theory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can explain the core viewpoints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volution model of the need structure of bilateral countries focuses on the regularity of sudden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elps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pre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ris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mergency plans; the theory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eign policy making of different countries.

Key words： evolution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need intensity; national need curve; cooperation space; Sino-Russia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ite this article

YU Huilu , LI Fei , LIN Yinghua , CUI Yating . The evolution theory of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Sino-Russia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 40(9) : 2399 -2425 . DOI: 10.11821/dlyj020201029

1 问题的提出

1.1 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与国家需求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理论都是由美欧等西方国家学者提出来的,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从利益和权力的角度解释国际行为,自由主义从规则和制度的角度解释,建构主义从文化和观念的角度解释[1]。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所构建理论的终极关怀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由理论推导出的政策主张具有明确的目标倾向,即为永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服务[2]。与国际关系理论相似,主要地缘政治理论学说如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理论大都服务于大国的全球霸权争夺战略,尤其是海权论和陆权论始终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视作压倒性的主题[3,4,5,6]。唯物史观把社会及其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认为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规律也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7]。基于上述两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便很容易受到非西方学者的质疑：主要以服务于美国等全球大国争夺霸权为出发点而构建的理论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全球国际关系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相关学者认为世界史不是西方史,国际关系理论应表现出具有普适性的多样性[8]。
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际行为体行动的逻辑[9]。国际关系无论表现为合作、竞争还是战争,都体现了国家（对其他国际行为体也适用,为方便起见,后文以国家代表国际行为体）内在的行动逻辑。因此,揭示了国家国际行为内在逻辑的规律性就等同于揭示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要探讨国家国际行为内在逻辑规律性的前提必须得先弄清是什么力量推动国家开展相关国际行为,此处称为国家国际行为的内在动因,简称内在动因。因此,定义国家一切国际行为的内在动因就成了构建国际关系理论或地缘政治理论必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很显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像现实主义所关注的权力和利益无疑是国家国际行为最重要的内在动因。但国家国际行为的内在动因绝不会仅仅是权力和利益,其他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来,否则,所构建理论的解释力就会受到削弱。例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就无法解释国际行为体的利他行为[10]。
在查阅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论著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国家国际行为的内在动因,发现其组成成分非常复杂,至少包括如下一些因素：权力[11]11、经济利益[12]67、安全[13]、独立[14]、自主[15]、尊严[1]、道德[16]、荣誉[17]等等。这些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以什么方式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目前这类问题还没有权威答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所关注的只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子：权力、经济利益等;只是在国际关系叙事时,因分析情景需要才将其他的因子引入进来。仔细分析一下,有些内在动因带有浓厚的“大国”色彩,并不具备普适性,很难用来分析一般国家的情况。例如权力,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权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力,即某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11]11。在目前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具有这种权力的应该是极少数,大多数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尽量避免被拥有权力的国家支配或伤害。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作为国家国际行为的内在动因,其实权力、经济利益等并非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它们不过是国家满足自身某种需求（国家需求）的“利益”。例如,大国追求权力,获得权力无非是可以为实现其他目标,如获取经济利益、取得竞争优势、提升国家的集体荣誉感等国家目标提供更好的保障。其实获取经济利益、取得竞争优势等也不是国家国际行为的最终目标,也只不过是满足国家深层次需求的“利益”。例如获取经济利益是为了满足国民对更好生活和生产条件的需求。从国家需求的视角审视上述权力、经济利益、安全、独立、自主、尊严等国家国际行为的内在动因,它们都可以被视作是国家为满足某类需求而必须争取的“利益”。相对于权力、经济利益等因子而言,国家国际行为逻辑所体现的“国家需求”更具有客观实在性。不同类型的国家,无论是霸权国家、新兴大国、地区强国还是一般国家,其国家需求的构成成分是相同的,区别在于相同性质的需求,例如安全需求,不同国家具有不一样的需求强度,但不存在“此有彼无”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国家需求”丝毫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一点上,以“国家需求”作为分析国家国际行为逻辑以及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核心指标,满足了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普适性”的要求,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行为体都适用,当然也适用于地缘政治或地缘关系的分析之中。

1.2 北极开发研究综述

受全球变暖影响,北冰洋夏季冰雪消融加剧,无冰期有延长趋势,这为开辟欧亚海洋运输的北极航道提供了可能性,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开发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行性[18,19]。全球政治经济精英都看到了北极地区潜在的政治经济价值。一般认为,北极航线的开发和稳定运行将对全球海洋贸易格局甚至全球产业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北极能矿资源的开发也会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20]。在此背景下,“北极地区”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其中,北极地区地缘政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学派。目前,有关北极地缘政治的研究,学者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基本上与三大学派的研究思路保持一致。
侧重于现实主义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多,在该领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Kawasaki, T.分析了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构成以及加拿大在其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其将俄罗斯和中国看作一种威胁,而美国则是其准同盟;文章探讨了加拿大在北极地缘政治交往中应该采取的国家方略;作者观点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色彩[21]。Kapyla, J.等通过分析北极地缘经济转型的基本前提,重点探讨了北极经济转型所面临的自然环境障碍和地缘政治环境挑战,认为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可能会阻碍北极地缘经济潜力的实现,该地区的地缘经济重要性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22]。郭培清等分析了中美俄三大国北极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认为俄美合作回旋空间缩小而冲突会持续存在,中俄基于互补性利益诉求关系的北极合作将持续深化[23]。
侧重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文献也占有重要地位。相关学者都力图从规则和制度的层面研究北极国家倾向于以合作的态度处理北极事务的深层次原因。例如,Staun, J.分析了俄罗斯北极国家战略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大派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倡导合作共赢的自由主义主导了俄罗斯的北极战略方向,俄罗斯加强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意味着其和平开发利用北极的国家战略发生动摇[24]。Oran R. Young探讨了在北极事务中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力此消彼长背景下,北极理事会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前景[25]。罗猛等从共同开发的视角探讨了北极资源开发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路径,认为应当建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适用基础,以共同开发为实现路径,以谈判协商为主、调解为补充的多层次争端解决机制[26]。
侧重于建构主义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仅有少数学者从文化和观念的视角研究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例如,Hansen-Magnusson, H.运用“地缘诗学”的地理学研究方法来探讨俄罗斯北极政策的历史文化根源,指出俄罗斯政策的基础是20世纪20年代及尔后几十年得到广泛传播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理想[27]。
无论倾向于哪个学派,当前的研究大多依据北极不同国家之间在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发展理念等领域发生的互动关系来探讨未来北极事务的发展前景;学者们注重互动关系的趋势性分析而往往忽视了突变性因素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中的突出作用。这种“准静态性”的研究与现实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主要受突变性因素影响的规律相背离。例如,2012年美国提出并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而言就是一个突变因素,当时中菲黄岩岛对峙、中日钓鱼岛纠纷都是地缘环境对该事件的反应[28]。“克里米亚”事件则对俄欧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9,30]。定位突变性因素、预测其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对制定地缘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研究提出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来定位促使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甚至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动的突变因素;在中美关系恶化、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运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分析北极不同国家需求结构的特点及其演变方向,探讨其对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能够为中俄维持北极开发合作的良好势头提供决策参考。

2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

2.1 基本概念和基本假定

2.1.1 国家需求 西方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家具备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基本要素：是统一的单一整体,具备“施动性”（有主动行为观念和行为意图）和利益动机;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界把团体行为体拟人化的做法相当普遍,甚至认为“国家也是人”“没有这种比拟,我们就很难想象怎样建立国际政治理论、怎样从事国际政治实践”[31]195。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和个人一样,其行为受利益动机驱使,而利益动机体现国家需求。参照现代心理学有关需求的相关表述[32]40,国家需求可这样定义：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家通过获取资源或利益,以及协调自己与他国、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关系,以实现维护自身安全,远离贫苦和灾难,并最终实现提高本国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等目标的国家意志力和执行力。
2.1.2 个人需求与国家需求的构成 对社会中的个体而言,人的需求是有层次性的。关于需求的层次性,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丰富的论述。比如管子就曾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33]。显然,在管子看来,生理需求满足之后,文化、尊严等方面的需求才具有了现实性。这本质上也是个人需求具有层次性的一种观点。近代美国社会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细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其他更高级的需求会立即出现,并开始控制机体为满足该类需求服务,当这种需求得到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需求出现了,依此类推[32]40-54。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关于国家需求的论述,其中亚历山大·温特的论述较为详细。温特区分了国家的四种身份和两种利益（客观和主观）,认为每一种身份都有与之相关的需求和客观利益;他把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客观利益,认为它包含四种需求：生存、独立、经济财富、集体自尊[31]197。通过比较可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大致分别相当于温特理论中的经济财富、生存、集体自尊。后者的“独立需求”在马斯洛理论中找不到相对应的内容,而社交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温特的国家需求类型中也找不到对等的内容。其实“独立需求”的内涵在生存和集体自尊中已有体现。现今国际舞台上广泛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同盟”“伙伴关系”“合作组织”等跨国政治团体,这也可以理解为“国家也有类似于个人需求的‘爱与归属需求’”。这样,国家需求的四种类型生存、经济财富、集体自尊、归属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前四种类型就大致对应起来。与个人需求的层次类型相似,国家需求也应该有比归属需求更高的需求层次。
本研究假定（假定一）：随着低层次需求的不断满足和高层次需求的不断出现,国家为满足需求而开展的国际行为的性质逐渐从“自利为主”向“自利利他”再向“利他自利”方向转变。如果将国际行为的“善恶”属性依据其对己方和对方所产生的利害影响进行界定,即：“自利损他”是恶,“自利而不损他”为中性,“自利利他”到“利他自利”为善,那么“假设一”基本上等同于如下观点：随着生存环境的优化,国家行为的“善恶”属性亦发生变化,其“恶”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善”的成分逐渐增加。
有学者指出,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隐含着对人性的假定[34]。人性的复杂性特点为“假定一”的合理性提供了“存在空间”。正如肯尼思·华尔兹所言：“人性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它可以证明我们可能持有的任何假设”[35]。在“褒善贬恶”是人类共有文化理念的大背景下,有理由相信,如果采用“善”的行为可以实现目的,国家就不会采取“恶”的行为;且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采用“恶”的国际行为实现目的的意愿会下降。
关于假定一,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都有相关的论述。中国学者阎学通将国家利益按重要性分为五种类型,即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利益、主导地位、世界贡献[12]67。世界贡献排在最后一位,相对于其他四种类型而言是最不重要的,但从谋求“民族生存”过度到做“世界贡献”,约略可看出国家行为从“利己”到兼顾“利他”的方向性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学派也有国家国际行为的善恶属性存在逐步进化规律的阐述。有学者指出,温特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进化理论,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可以由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36]。温特认为,国际关系的历史是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发展;从霍布斯文化进化到洛克文化,再进化到康德文化,这种进步是存在的,但进步是有条件的,不是必然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分别基于敌人、竞争对手、朋友三种关系[27]。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交往对象的身份从敌人依次转变为竞争对手、朋友时,国家行为的属性从“利己”转向“自利利他”,甚至升华为“利他自利”具有内在逻辑的合理性。
依据假定一,本研究将“归属需求”之后的需求类型称为“福祉外溢需求”。从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演进的过程中,国家的国际行为不仅实现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还惠及了“交往国”,实现了国家利益的升华。这样,国家需求就与个人需求在五个层面上都对应起来（见表1）。
表1 国家需求的构成

Tab. 1 The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needs

马斯洛需求层次 人的需求的内容 国家需求的内容 对应的国家行为 国家需求层次
生理的需求
衣、食、住、医药等
领土、资源、人口等
拓展领土、开采资源、争取国际援助、发展贸易等 经济发展
安全的需求
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等
主权不受侵犯等
加强国防建设,防范外敌入侵 安全巩固
爱与归属的需求

配偶、家庭、组织、国
家等
加入国际组织等

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寻找合作伙伴,借助国际力量促进国家发展 归属强化

尊重的需求

被社会认可,拥有一定的地位等
被国际社会认可,拥有国际地位,参与或主导全球治理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本国的存在,包括历史、文化等
尊严提升

自我实现的需求
依据自我定位,实现发展目标 世界因本国的存在和发展而更美好 尽国际义务,促进全人类发展 福祉外溢
依据现代心理学的逻辑,利益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的,需求产生行为动机,动机催生主体行为,获取利益使需求得到满足[32]19-24。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也是这种关系。经济发展需求是指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发展贸易、经济技术合作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从而满足本国人民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愿望[12]120。安全巩固需求指国家主权不被侵犯,国家能够按本国选定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发展的愿望。尊严提升需求指国家得以按不低于国家对本国价值的集体自我认知被国际社会接纳认可的愿望[31]230。尊严提升的主要表现是在国际体系中该国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能够获得保障甚至不断得到提升和扩大。归属强化需求指认可本国发展理念和国际交往准则倡议的国家数量增多和对本国支持力度增大的愿望。福祉外溢需求指通过本国的努力实现提高他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愿望。福祉外溢需求主要体现在国家对世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上。
2.1.3 国家利益最大化与国家利益效用 本研究假定（假定二）,国家国际行为都遵循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国家一切国际行为都服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
利益是相对于主体的需求而言的,对应国家需求的五个层次,国家利益有五个组成部分,分别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尊严利益、归属利益、福祉外溢利益。国家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国家需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本文用“国家利益效用”度量国家需求的满足程度。政府将国家可支配资源按一定的比例关系投入到国家需求的五个层次领域,并通过调整所投资源在各层次领域之间的比例关系,使获得的国家利益效用达到最大,从而使国家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假定二暗含着两个假设：一是国家有能力按效用的大小给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排序,或按效用大小给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赋值;二是随着所获取的某层次国家利益的增加,该层次国家利益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为描述国家对不同层次需求的重视程度,引入需求强度概念：在一段时间内,政府调用国家可支配资源或付出一定的代价以满足某类国家需求的意志力和执行力。需求强度越高,政府调用资源的规模越大,或意愿付出的代价越大。最重要的需求就是需求强度最大的需求。当国家集中精力开展国际行为以满足需求强度最高的需求时,其可以整合涉及其他各个需求层次领域的资源来实现该目标。在某个时期内,国家核心外交政策主要受该阶段需求强度最大的需求层次的影响,该需求层次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外交政策的性质和方向。
本研究假定（假定三）：各需求层次的需求强度与相对应的国家利益效用呈正相关,国家利益最大化等同于国家利益效用最大化,国家利益效用最大化等同于国家需求强度最大化,即各需求层次需求强度之和最大化。为方便起见,本文用各层次需求的需求强度值来表征国家利益效用的大小。由于国家利益效用很大程度上属于主体的主观体验,而且与需求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在衡量各自变量值大小时将两者划上等号并不会导致所推导出的国际关系演变趋势及结论发生改变。
2.1.4 需求强度与国家需求的层次性 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总是更重视当前最重要的需求。最重要的需求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而变化,变化的顺序是从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演进。阎学通认为五种国家利益（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利益、主导地位、世界贡献）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国家需求由低级向高级的升级表现[12]73。值得注意的是,温特认为需求与国家的身份设定有关,他的理论并没有关于国家需求层次性变化规律的明确论述[31]220-228。
本研究假定（假定四）：对于国家需求而言,在任何情况下,各个层次的需求都会存在,国家总是将资源优先投入到满足低层次需求的行动中去,当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再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为满足更高层次需求而开展的行动中去,依此类推;同时,随着国家需求不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需求的物质性特征下降而精神性特征增强。按着层次由低到高排序,国家需求的五个层次为：安全巩固、经济发展、尊严提升、归属强化、福祉外溢。其中,安全巩固需求和经济发展需求更大程度上属于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尊严提升、归属强化和福祉外溢虽然也必须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但就国家利益效用而言,主要涉及到国家集体意识层面的需求满足问题。五个层次的国家需求中,经济发展需求是其他四种需求的基础。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经济合作而开展的。
国家最低层次的需求是安全需求,其次是经济发展需求、尊严提升需求、归属强化需求和福祉外溢需求。当然,这个排序并非无差别适用于所有国家,受国家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国家可能会将归属强化需求排在尊严提升需求之前。将一国不同层次需求的需求强度标示在一个以国家需求层次为横坐标、以需求强度为纵坐标的坐标系内就得到国家需求曲线（见图1）。各需求层次的需求强度以及各需求层次之间的关系称为国家需求结构。国家需求曲线形象地描述了国家需求结构的内容。
图1 国家需求层次演进方向示意

Fig. 1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the national need hierarchies

2.1.5 需求满足门槛线 依据假定四,当安全巩固需求得到满足后,属于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需求的需求强度将会超过安全巩固的需求强度。本研究将经济发展领域需求强度超过安全巩固领域需求强度的时间点视作需求层次升级的门槛。此时从安全领域需求强度最小的一点画一条平行于横坐标的直线,此直线即为安全满足门槛线,其含义是国家对于安全巩固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国家需求层次实现了升级,经济发展需求已上升为国家当前最重要的需求即需求强度最大的需求。依此类推,如果国家需求结构持续升级,经济发展需求、尊严提升需求、归属强化需求将依次越过相应的门槛线。当国家需求曲线越过这些门槛线时,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尊严提升需求和归属强化需求分别依次得到了满足,国家需求结构也实现了升级（见图1）。
2.1.6 需求满足门槛难以超越 当今世界诸如大国竞争失控、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等等问题持久地威胁着世界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显然,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的国家需求结构并没有实现持续升级。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国家的集体意识,尤其是取决于各国政治精英的主观体验。而且安全与否、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是否被尊重、是否被世界各国所认可等等问题,不仅取决于本国的客观情况,还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而国际体系并不是静态的,各国军事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的此消彼长,以及执政党的更迭,甚至执政理念的变迁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对几个层次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体验。无论是安全巩固需求、经济发展需求、尊严提升需求,还是归属强化需求,都很难达到国家需求层次升级所需要的门槛条件。
首先,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国家需求曲线都难以越过安全满足门槛。这正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无法求助于更高的权威为他们提供安全,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尤其是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而此类行为往往会危及他国的安全,他国必然会针锋相对地作出回应,从而导致国家间产生军备竞赛并不断升级,国家陷入安全困境[37]。在国际体系中,安全困境的存在导致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确信自己国家是绝对安全的。
其次,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局限性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持续追求形成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现实世界中任何国家都难以超越经济满足门槛。目前,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头号经济强国,但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38]。美国人口数量约占世界的4.3%,一次能源消耗量却占到了世界的16.6%[39]。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离经济满足门槛尚且遥不可及,何况其他国家。目前,虽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实现充分发展,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40]。超越经济满足门槛对任何国家而言似乎都难以实现。
第三,国家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相对性变化导致所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都不是永久性的,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本国的地位相对于他国永远处于优越的位置,也就意味着国家很难超越尊严满足门槛,即便是超越了,也是暂时性的。回顾历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苏联等国家,都曾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到如今像苏联已经解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难以再称为大国。即便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其国际地位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
第四,受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牵制,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同属于某一个联盟,一国的国际行为也无法总是得到盟友的普遍认同,任何国家都难以超越归属满足门槛。例如,近年来,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游说盟友在建设5G时弃用华为设备,但并没有得到盟友的普遍认可[41];德国与美国围绕其和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展开的外交博弈充分揭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和利益矛盾[42]。

2.2 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

2.2.1 国家需求的特点与双边国家需求结构 如果安全满足门槛无法超越,依据假定三,这意味着所有国家的需求曲线中,安全巩固的需求强度最大。但这与国际体系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现实世界中,经贸合作是最为频繁的国际交往内容,剑拔弩张、相互敌对的双边关系并不是国际关系的主流。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需求曲线超越了安全满足门槛。不仅如此,在某些时候,有些国家的需求曲线很明显超越了经济满足门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应中国政府请求,苏联以给予贷款、提供技术、派遣专家等方式援助了中国立项的156个工业项目,一举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38]。很显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动机是超越经济利益的[43]。这种情形发生的前提条件是苏联当时的国家需求曲线已然超越了经济满足门槛。相似的情形还有“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中国于2013年提出并逐步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突出强调“自由包容性贸易”和“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其政治理念和梦想是让经济全球化惠及所有地区和所有的人[44]。
既然国家需求满足门槛难以超越的结论与世界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一致,那么至少可以判断前文结论需进一步修订。其实,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明晰的时空属性。空间属性描述了国家需求的方向性,即一国与世界上具体的某个国家交往时所表现出的国家需求具有独特性。一国在与某个具体国家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需求层次的需求强度以及各需求层次之间的关系称为双边国家需求结构。一国的国家需求结构是该国与所有交往对象国双边国家需求结构的总和。一国的国家需求结构决定着该国的国际行为特征。
时间属性揭示了国际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随着本国和交往国政府的更替以及彼此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双边国家需求结构也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需求强度最大的需求层次并非固定不变。另外,国家需求本身具有主观性特点,需求满足的程度体现在国家集体意识对国际行为所获取的国家利益效用的主观判断。综上所述,国家需求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即方向性、阶段性、层次性和主观性。从国家需求的四大特点出发,可以对“国家需求满足门槛难以超越”的结论做更进一步的完善。
一个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交往对象国,这些国家以该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系统;不同的交往对象国在该国的国家集体意识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依据利益共同点多寡表现出的亲疏关系,可赋予交往对象国以不同的身份：朋友、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敌人。对敌人而言,在双边国家需求结构中,安全巩固的需求强度最大;对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而言,经济发展的需求强度最大;对朋友而言,归属强化或福祉外溢的需求强度最大。
在一个国家的交往对象国中,因为“安全困境”的存在,总有一个或几个国家被该国认为是能够威胁到自身安全的潜在“敌人”,在双边国家需求结构中,安全巩固的需求强度最大。对邻国众多的国家而言,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从这个视角看,安全满足门槛难以超越。除“敌人”外,相对于发展水平不同的交往对象国,该国的双边国家需求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相对于本国,该国的交往对象国中总有一部分落后的国家。相对于此类国家,该国的国家需求曲线比较容易超越经济满足门槛,甚至超越尊严满足门槛和归属满足门槛。大国在与小国进行交往时,其双边国家需求曲线容易超越经济满足门槛的一个重要原因,表现为小国更看重安全和经济利益,容易在经贸规则制定、区域事务发言权、全球治理等方面对大国进行妥协;相对于经济利益,因为小国经济规模有限,大国对尊严提升、归属强化的需求强度更大,两种利益相较,大国更容易舍前而取后。对于比自己富裕且对本国不构成威胁的国家,双边国家需求曲线也能够超越安全满足门槛,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需求强度最大。
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实力最强的少数强国对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世界大国的双边国家需求结构基本上与上述论断相一致。但对于众多中小国家而言,国家需求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区域强国甚至世界大国,双边国家需求结构的体系并不完整,交往对象国中“朋友、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敌人”等身份并不十分明显。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2.2 需求强度与国家综合实力 本研究假定（假定五）：需求强度越大国家行为动机越大,国家投入的资源就越多,从而国家在此领域所积累的综合实力就越强。也就是说,需求强度与国家综合实力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见图2a和图2c）。
图2 需求强度与综合实力关系示意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need intensity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国家需求曲线描绘了不同层次需求在国家总体需求中的相对地位,形象地揭示了国家需求结构的特点;国家综合实力曲线描绘了国家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能力。将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需求曲线或综合实力曲线,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需求曲线或综合实力曲线画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可以形象地揭示出在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或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态势。如果甲国需求曲线上一点比乙国相对应的一点的需求强度大,则反映出在该领域内甲国的综合实力比乙国强。例如,在图2a和图2c中,T点和R点分别代表甲国和乙国需求曲线上与经济领域K种需求类型相对应的两点,两点的需求强度值分别是t和r,且t>r;P点和S点则分别代表甲国和乙国综合实力曲线上与经济领域该需求类型相对应的两点,两点的综合实力值分别是p和s,因为t>r,可以推出p>s。
2.2.3 需求差异、互补程度、影子需求曲线与合作空间 对于综合实力存在差异的两个国家而言,两国需求曲线上相同位置点的需求强度是不同的,两点的需求强度差值越大则意味着两国在该领域的互补程度越高,进而意味着两国进行合作的潜在空间越大;两国只要不是处于“完全脱钩”的敌对关系之中,两国的潜在合作空间就会部分或全部地转化为合作空间。国与国交往过程中,受政治互信水平的影响,一国实际表现出来的希望通过与另一国之间的交往而实现满足本国需求的意愿总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有所保留。即一国并不按本国真实的国家需求结构来与另一国开展交往,表现在坐标系中,除了国家需求曲线外,一国还有一条影子需求曲线存在,该国与别国交往时,是按着影子需求曲线的情况来与对方开展交往活动的。
将两国影子需求曲线对应位置点之间的连线命名为需求差异线,汇集所有需求层次所有位置的需求差异线则形成了两国的合作空间。一般来说,综合实力强的国家,其影子需求曲线在国家需求曲线的下方,综合实力弱的国家,其影子需求曲线在国家需求曲线的上方。国家需求曲线与其影子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可称为防范空间（见图2b）。为方便起见,在包含有两个国家需求曲线的坐标系中,需求曲线在上方的国家,将其国家需求曲线的需求强度函数（名称）标注在曲线上方,将其影子需求曲线的需求强度函数（名称）标注在曲线下方;需求曲线在下方的国家则相反,将国家需求曲线的需求强度函数（名称）标注在曲线下方,将影子需求曲线的需求强度函数（名称）标注在曲线的上方。国家需求曲线用实线表示,影子需求曲线用虚线表示。
潜在合作空间等于合作空间加上两国的防范空间。一国影子需求曲线的位置以及与本国需求曲线之间的距离定义了交往对象国的身份特征,即属于朋友、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或敌人。防范空间越大,意味着该国对交往国的信任水平越低,相反则越高。对于双边关系而言,两国防范空间之和的大小意味着两国政治互信水平的高低。
因为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水平难以达到让彼此之间的隔阂完全消除的程度,对两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产生影响的需求差异主要表现为双方影子需求曲线之间的差异。例如,在图2b中,W点代表经济领域的某类技术,两国的需求差异应该是UW与VW之间的差异,其值为u-v。甲国不愿意将本国最先进的技术用来与乙国开展合作,担心乙国在该领域获得技术进步进而削弱本国的技术优势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乙国就该类技术与甲国展开合作时也没有表现出与本国对该类技术的需求强度相一致的合作意愿,对甲国该类技术不满意或拥有其他获得该类技术的渠道,可能是乙国按影子需求曲线所描述的需求强度与甲国进行合作的重要原因。
前文已经说明,需求强度与综合实力是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甲国的需求曲线位于乙国的上方,意味着几乎在每一个领域甲国的实力都要高于乙国,但这并不等于说两国没有合作的机会,相反这恰恰说明两国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扩散的趋势是从高技术区域向低技术区域扩散[45],甲乙两国之间存在的技术水平差距为两国开展技术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依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即使乙国在所有生产领域都落后,甲乙两国通过生产专门化分工然后进行贸易,两国都可以实现获利[46]。另外,甲乙两国双边需求结构不同,则需求强度最大的领域也不同,意味着两国都有各自的核心关切,这为双方通过利益交换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各自的国家需求提供了可能。在图2b中,W点是乙国需求强度最大的点,而甲国则是E点,两国的核心关切点存在差异,为双方通过谈判促成合作提供了有价值的交换筹码。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就是此类国际合作的典型[47]。因此,换个视角看,两国的需求差异（相同层次相同位置需求的需求强度之差）可以看作是两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机会,需求差异越大,两国需求互补程度越高,则合作的机会越大。本文用互补程度来描述交往国双方在某领域进行合作的最大深度,它的值等于需求差异线的长度。以互补程度为纵坐标轴,以国家需求（从左向右按需求层次由低到高进行排列）为横轴,将双边国家需求曲线上各对应点的需求差异线的值标在坐标系内,就会得到一条需求互补曲线（见图2b和图2d）。在图中线段ZW的长度等于上方坐标系中线段UV的长度,即z = u-v。由图可知,W点是乙国需求强度最大的点,E点是甲国需求强度最大的点,需求互补曲线上与W点相对应的Z点互补程度远远小于与E点相对应的F点的互补程度,即UV的长度远小于MN的长度,意味着甲国（综合实力强于乙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2.4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类型 本文将国家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实这只是粗略分类,若仔细辨析,在每一层次中,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无数子需求。如经济发展需求可以细分为能矿资源需求、金属矿产需求、劳动力需求、技术需求、市场需求等等,而这些子需求仍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按着这个思路进行细分,则国家需求会有无数个子类（后文简称为层次类型）,一条按需求层次类型和需求强度依序绘成的国家需求曲线可以近似看作是一条连续的平滑曲线（见图3）。图3中,y=f1（x）、y=f11（x）、y=f2（x）、y=f21（x）为国家需求强度函数,y为需求强度,x是国家需求的层次类型。为叙述方便,分别以f1、f11、f2、f21表示四条函数曲线。国家需求曲线是连续平滑曲线,依据定积分存在定理,需求强度函数可以近似地被视作可积函数[48]。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双边关系中,国家需求曲线会逐渐向上向右移动。一般而言,低层次需求基本获得满足后其效用会下降,而高层次的需求类型的效用会提升,因此国家将资源投入到高层次需求所属领域会提高国家需求的满足程度,一方面各需求层次的满足程度会增加,另一方面,国家总体的满足程度也会提升。图3a中,国家需求曲线由f1演变到f11的位置,两者之间的面积（面积1）即是国家需求增加的部分,也代表着国家利益效用增加的幅度。如果国家综合实力长期下降,则国家需求曲线会逐渐向下向左移动,情况刚好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情况相反。依据国家需求曲线移动的方向可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情形进行分类：需求曲线向上向右移动的称之为国家需求结构升级,反之则称之为国家需求结构退化。
图3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类型

Fig. 3 The evolution types of the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短期来看,国家综合实力可以近似视作没有变化,受国家战略调整和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政府也可能调整资源分配方案从而改变国家的需求结构。此时,由于政府可以调用的资源总量没有变化,国家需求曲线下的面积不变;提高某层次类型需求的需求强度意味着就得降低其他层次类型需求的需求强度。依据需求强度最大的层次类型移动的方向,可以将短期国家需求结构的演变分为两类：若需求强度最大的层次类型由左向右变动,则称为国家需求重心前移,反之则称为国家需求重心后退（见图3c）。
图3c中,如果国家需求曲线由f2位置移动到f21,则称为国家需求重心前移。如前文所述,国家需求强度与相对应的国家利益效用呈正相关,由于满足国家需求的总投入没有变化,因此国家利益效用也没有变化,面积3应该等于面积2。因为需求强度函数为可积函数,面积3与面积2之间的关系可用公式（1）表示。相反,若需求强度最大的层次类型由右向左变动,则称为国家需求重心后退,表现在图3c中,即由f21位置移动到f2。此时,面积3与面积2之间的关系同样可用公式（1）表示。
∫ r n f 21 x - f 2 x dx - ∫ m r f 2 x - f 21 x dx = 0
式中：f21和f2为同一国家不同阶段的需求强度函数;x为国家需求层次类型;y为需求强度;m、n分别为最低和最高的需求层次类型;r为f2、f21两条需求曲线交点的国家需求层次类型。
总的来看,国家需求结构的演变是长期和短期演变类型的整合,具体演变方向要看国家和外部环境的发展态势。
2.2.5 两国对第三国“合作空间”的竞争模型 当两个国家同时与第三国进行交往时,它们之间客观上形成了对第三国“合作空间”的竞争局面。此时,如果两个国家的需求曲线相同,则防范空间更小的国家将会胜出。在图3b和图3d中,y=f3（x）、y=f4（x）、y=f5（x）分别是与甲国、乙国和丙国（丙国是甲乙两国共同的交往国）的需求曲线相对应的国家需求强度函数,y=f31（x）、y=f41（x）分别是与甲乙两国影子需求曲线相对应的需求强度函数,y=f51（x）、y=f52（x）分别是丙国相对于甲国和乙国的影子需求曲线函数。则甲国的防范空间GS35、丙国防范空间GS53、两者的潜在合作空间PCS35以及合作空间CS35可分别用公式（2）~公式（5）描述：
G S 35 = ∫ m n f 3 x - f 3 1 x dx
G S 53 = ∫ m n f 5 1 x - f 5 x dx
PC S 35 = ∫ m n f 3 x - f 5 x dx
C S 35 = ∫ m n f 3 1 x - f 5 1 x d x
同理,乙国的防范空间GS45、丙国对乙国的防范空间GS54、两者的潜在合作空间PCS45以及合作空间CS45可分别用公式（6）~公式（9）描述：
G S 45 = ∫ m n f 4 x - f 4 1 x dx
G S 54 = ∫ m n f 5 2 x - f 5 x dx
PC S 45 = ∫ m n f 4 x - f 5 x dx
C S 45 = ∫ m n f 4 1 x - f 5 2 x d x
由于甲乙两国的国家需求曲线相同,两国与丙国合作空间之大小取决于本国防范空间以及丙国对己方的防范空间之大小。假定甲丙两国的合作空间大于乙丙两国的合作空间,则必满足公式（10）所限定的条件。
G S 45 + G S 54 - G S 35 + G S 53 > 0
如前文所述,防范空间的大小反映出交往双方政治互信水平的高低。当甲乙两国的国家需求曲线相同时,谁与丙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水平高,谁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即使在乙国的国家需求曲线落后于甲国的情况下,如果乙丙两国政治互信水平高于甲丙两国,只要满足公式（11）所限定的条件,乙丙两国的合作空间仍可以大于甲丙两国。
G S 35 + G S 53 - G S 45 + G S 54 > ∫ m n f 3 x - f 4 x d x
依据假定一,随着国家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需求强度最大的需求类型逐渐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国际行为的“利他”成分会逐渐增加。当一国对交往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利他”倾向时,两国的政治互信水平会逐渐提高,进而导致国家影子需求曲线发生变化,它们会逐渐靠近国家需求曲线,从而使防范空间逐渐缩小,而合作空间逐渐增大。因此,在国家需求结构短时间内无法升级的条件下,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在与另一强国竞争第三国合作空间时,可以通过政策调控,压缩对第三国的防范空间,使本国对第三国的影子需求曲线更靠近己方国家需求曲线,弱国仍有希望获得比强国更大的合作空间。
2.2.6 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三个模型 合作空间是指示双边关系演变趋势的标志性变量。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决定因素。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需求曲线会向上向右移动;如果国家综合实力衰退,国家需求曲线会向左向下移动。体现在双边关系之中,假定两国的政治互信水平保持稳定,随着交往国彼此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依据两国合作空间面积的发展态势,可以将双边关系划分为三种类型：相对稳定型、合作优化型、关系紧张型。
国际体系中,甲国和乙国互为交往对象国,两国政治互信水平保持稳定,甲国综合实力强于乙国。如果两国综合实力增长的规模大体相当,则两国的国家需求曲线相对位置保持稳定,合作空间基本保持不变,两国双边关系处于稳定状态。这种双边关系可称为相对稳定型。
如果甲国综合实力增长的规模持续大于乙国,则两国的国家需求曲线会逐渐拉开距离,意味着两国的合作空间会持续扩大,两国关系将进一步优化。这种双边关系可称为合作优化型。
如果乙国综合实力增长的规模持续大于甲国,则两国的国家需求曲线会逐渐靠近,意味着两国的合作空间在萎缩,两国合作的意愿会快速下降。这种双边关系类型可称为关系紧张型。假设甲乙两国都是世界强国,甲国为守成大国,乙国为新兴大国,如果甲国难以接受乙国综合实力增长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威胁,继而动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打压围堵甚至军事打击,则两国关系就会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国家需求结构分析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可以为分析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和国际关系发展态势提供新的视角。下面以中俄北极开发合作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对提升双边国际合作空间的战略启示。

3.1 运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分析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逻辑思路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是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中俄北极开发合作是运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分析北极地缘政治环境的前提假设。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的视角审视,促进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相当于扩大中俄合作空间。在图3b中,甲丙两国的潜在合作空间就是两国国家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如公式（4）所示;两国的合作空间是两国的影子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如公式（5）所示。因此,两国合作空间的扩大取决于两国国家需求曲线演变的相对态势和两国的影子需求曲线。
受特殊地理位置和脆弱环境的影响,北极地区开发会涉及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众多关乎全球治理的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北极国家。目前,中国深入参与到俄罗斯的北极开发活动之中,已引起北极国家的密切关注。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看,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对北极国家所有层次类型的国家需求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当北极国家的核心关切受到冲击时,就会通过制造不利于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国际舆论环境,或通过国际政治经济等诸多传导机制,为中俄合作制造障碍。因此,剖析北极国家的国家需求结构,甄别北极国家与中俄有关北极开发合作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误会和隔阂,对扩大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运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分析中俄北极开发合作,一方面要分析中俄国家需求曲线及其演变态势,另一方面也要分析其他北极国家的国家需求结构特点,找出潜在的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障碍性因素。

3.2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地缘政治环境分析

3.2.1 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国家需求结构分析 中俄北极合作主要是围绕油气资源开发和北极航道建设而展开的,这属于北极事务的核心议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影响。以对北极事务所拥有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标准,可以将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划分为如下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北冰洋沿岸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五国;第二梯队为瑞典、芬兰、冰岛三国,这三国与第一梯队同属于北极国家;第三梯队为欧盟,因其成员瑞典、芬兰、丹麦属于北极国家,为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便利条件,影响力不容忽视;第四梯队为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和意大利六国,2013年被北极理事会接纳为正式观察员[49,50]。第四梯队属于北极利益攸关方。因非政府组织对具体国家行为的影响力较弱,在此不单独讨论。
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国家利益诉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维护国家主权、开采资源到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利益诉求反映的是政治行为体内在需求,从国家需求视角对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进行分类是分析、预测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前提。
为方便分析,此处对北极相关文献中提及频率较高的国家利益诉求进行归纳总结并标上不同的序号：①保障国家战略安全;②领土主权争夺和维护;③军事力量部署和控制;④油气资源开发和利用;⑤北极航道建设和利用;⑥无害通过与自由航行;⑦促进北极治理国际化;⑧推动国际合作;⑨促进可持续发展;⑩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⑪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⑫原住民利益保护;⑬科学研究与考察;⑭建设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据前文有关国家需求层次类型的定义,可以将上述国家利益诉求与国家需求的层次类型对应起来。其中,①、②、③ 属于安全巩固需求。④、⑤ 属于经济发展需求。⑥、⑦、⑧、⑨ 体现行为体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属于尊严提升需求。例如,美国不承认北冰洋北方海航道为俄罗斯内水,多次派舰船到该水域自由航行[23],以彰显其在维护国际规则方面的作用,是典型的尊严提升需求。⑩、⑪、⑫、⑬反映政治行为体的发展理念和政治主张,属于归属强化需求。⑭属于福祉外溢需求。福祉外溢需求体现在国家有积极为世界发展做贡献的愿望。《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中国致力于同各国一道,在北极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1]。上述表述说明中国有为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的国家愿望,这种国家需求应归类为福祉外溢需求。参考国内学者对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利益诉求的剖析[23,49,50,52],可得其国家需求结构的大体框架（见表2）。
表2 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国家需求结构

Tab. 2 The national need structure of Arctic geopolitical actors

安全巩固 经济发展 尊严提升 归属强化 福祉外溢
俄罗斯 ②③** ④⑤*** — ⑩⑪⑫⑬* —
美国 ①③*** — ⑥⑧⑨** ⑩⑪⑫⑬* —
加拿大 ①②*** ⑤** — ⑩⑪⑫⑬* —
丹麦 ②** ⑤*** — ⑩⑪⑫⑬* —
挪威 ②*** ④⑤** — ⑩⑪⑫⑬* —
瑞典 — ⑤*** ⑧⑨** ⑩⑪⑫⑬* —
芬兰 — — ⑧⑨** ⑩⑪⑫⑬*** —
冰岛 — — ⑧⑨** ⑩⑪⑫⑬*** —
欧盟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
中国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①④
日本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
韩国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
新加坡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
印度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
意大利 — ④⑤*** ⑥⑦⑧⑨** ⑩⑪⑫⑬* —

注：符号***、**和*表示需求强度排在前三位的需求层次类型。

3.2.2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中俄以油气资源开发和北冰洋东北海航道建设为中心的北极合作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双方利益高度一致。东北海航道的开发建设可以大大降低中俄国际贸易的海运成本,对双方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方面在前文已有所论及,在此不再赘述。中俄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合作的意义尤为重要。从发展战略层面看,中俄合作目标高度协调。一方面,此类合作符合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能源安全战略;另一方面,中俄油气开发合作也同时与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因受到美国和欧洲制裁而大力发展远东的重心东移战略相契合。从生产要素层面看,中俄合作具有互补性优势。俄罗斯北极地区虽然油气资源丰富,但在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背景下,单靠自身无法解决开发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而中国可以为合作项目提供消费市场以及开发所需资金和技术。运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俄两国属于合作优化型双边关系类型（见图4a和图4c）。
图4 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双边国家需求曲线演变趋势

Fig. 4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bilateral national need curve between Arctic geopolitical actors

在图4中,可将图4c看作是图4a的未来发展阶段,其中f11、f111、f21、f211分别表示中国当前需求曲线、中国当前影子需求曲线、俄罗斯当前需求曲线、俄罗斯当前影子需求曲线;f12、f121、f22、f221分别表示中国未来需求曲线、中国未来影子需求曲线、俄罗斯未来需求曲线、俄罗斯未来影子需求曲线。2019年中国GDP是俄罗斯的6.5倍,近十年平均增长率快于俄罗斯5.7个百分点（表3,见第2415页）。
表3 近十年北极相关国家GDP及其增长率数据

Tab. 3 The GDP and its growth rate data of related Arctic countri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

年份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GDP % GDP % GDP % GDP % GDP % GDP %
2010 1.52 4.50 6.09 10.64 14.99 2.56 2.13 1.71 2.64 1.95 3.40 4.18
2011 1.59 4.30 6.67 9.55 15.22 1.55 2.15 0.71 2.70 2.19 3.53 3.92
2012 1.65 4.02 7.19 7.86 15.57 2.25 2.09 -2.98 2.71 0.31 3.54 0.42
2013 1.68 1.76 7.75 7.77 15.85 1.84 2.05 -1.84 2.72 0.58 3.56 0.43
2014 1.70 0.74 8.33 7.42 16.24 2.45 2.05 0.00 2.75 0.96 3.64 2.23
2015 1.66 -1.97 8.91 7.04 16.71 2.88 2.06 0.78 2.78 1.11 3.70 1.74
2016 1.67 0.19 9.52 6.85 16.97 1.57 2.09 1.29 2.81 1.10 3.78 2.23
2017 1.70 1.83 10.19 6.95 17.35 2.22 2.12 1.67 2.88 2.29 3.88 2.47
2018 1.74 2.54 10.87 6.75 17.90 3.18 2.14 0.80 2.93 1.79 3.94 1.53
2019 1.76 1.34 11.54 6.11 18.32 2.33 2.15 0.30 2.97 1.51 3.96 0.56

注：表中数据依据世界银行资料计算而得（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按当前的发展趋势预测,中国国家需求结构将逐步实现升级,即需求曲线会向上向右移动,俄罗斯国家需求结构也会实现升级,但速度会略滞后于中国。因此,在保持政治互信水平基本稳定的条件下,中俄两国未来影子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会逐渐增大,即满足公式（12）。如果中俄都是理性行为体,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中俄合作空间会逐渐扩大。2019年,中俄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政治互信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理由相信,未来两国在北极会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 m n f 12 1 x - f 22 1 x dx - ∫ m n f 11 1 x - f 21 1 x dx > 0
3.2.3 俄罗斯北极开发语境下北极相关国家的国家需求差异
（1）欧盟、中、日、韩是潜在受益者,是俄北极开发的积极因素。俄罗斯北极航道建设有利于降低欧洲和东亚之间国际贸易的海运成本。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中心的欧洲和东亚,是世界贸易主要的货物进口地和出口地,也是主要的国际能源消费市场。近年来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货物贸易充分显示了欧洲与东亚之间海洋货运的需求潜力（见图5a和图5b）。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53]。自2004年以来,欧盟连续15年一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中欧双方互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54]。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北极航道可分担50%的欧洲到东亚之间的集装箱货运量[55]。北极航道一旦开通,可将绕道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连接欧洲、东北亚和北美的传统海上航线航程与航期缩短40%以上[56]。北极航道对欧洲和东亚的海运公司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图5 北极开发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经济关系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交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图5a为美国、中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以及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图5b则相反,为俄罗斯对美国、中国、欧（盟）以及欧（盟）对中国的出口额。图5c为HS27在俄罗斯对美国、中国、欧（盟）等国家出口额中的占比;图5d为 美国、中国、欧（盟）等国家进口能源（HS27）对俄罗斯的依赖度。其中,欧（盟）以德国、法国、意 大利三国为代表,图中数据取三国的总和。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国,能源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货物（见图5c）,其北极油气资源开发有利于保障欧洲和东亚的能源安全。以国际贸易HS编码第27类货物（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制品;沥青物质;矿物蜡。后文用HS27表示）为例,俄罗斯出口额占到世界总出口市场的10.8%。以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东亚的中国为例,其进口能源（HS27）高度依赖俄罗斯（见图5d）;2018年,中国进口能源（HS27）对俄罗斯依赖度为16.9%,德国、法国、意大利则分别达到21.7%、12.9%、15.6%。俄罗斯也是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除德法意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重要能源合作伙伴。显然俄北极油气资源开发使这些国家的能源安全有了更好的保障,这些国家也乐见俄罗斯在北极油气资源开发方面取得进展。事实上,中、日、韩都已不同程度地与俄罗斯在北极油气资源开采领域展开了国际合作。

Fig. 5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Arctic development stakeholders

（2）北极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俄开发北极行为受到美国等部分国家抵制。北极事务方面,八个北极国家拥有天然的话语权,其中尤以北冰洋沿岸五国即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丹麦为最。但它们对北极开发的利益诉求存在很大差异（见表2）,有些北极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例如,在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方面,俄罗斯主张大部分东北海航道属于其内水,俄拥有管辖权;美国则强烈反对,认为“航行自由”适用于东北海航道。俄罗斯增加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加强对北极的控制,这引致美国强烈不满,不断组织盟国在北极海域进行军演,并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美国于2019年10月派出“唐纳德·库克”号导弹驱逐舰（DDG 75）对俄罗斯在北极的海上活动进行了“监测”,武力挑战俄罗斯管辖权的意图显而易见[23]。美国还将军事领域的对抗引入北极油气资源开发领域,渲染俄罗斯油气资源项目对北极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北极国家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方面也存在矛盾。北冰洋大陆架主权归属是北极国家争夺焦点之一。例如,2015年8月3日俄罗斯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提交的针对北冰洋中央区域的补正申请案引起了丹麦、加拿大、美国等具有利害关系的北极国家的不满[57]。北极各国在专属经济区范围划分上仍存在争议,即使在之前达成协议的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上也存在冲突[58]。北极地区大陆架划界既涉及国际法律问题,也涉及北冰洋中央洋底地质属性的技术认定等其他问题,短时间内难以最终解决[57]。
（3）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北极开发理念相对一致,分歧集中在实践标准上。在涉及到北极开发需要遵循的理念上,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表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见表2）。例如,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原住民利益保护,科学研究与考察等。在这些领域,无论是北极国家还是利益攸关方都持有基本一致的立场。具体实践中,各国却并未形成协调一致的实践标准和行为规范,从而产生了北极合作体系复杂化和开发行为无序化现象[59]。另外,在无害通过与自由航行、促进北极治理国际化方面,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
（4）中国深度参与俄罗斯北极开发,成为北极潜在环境风险的责任承担者。目前,北极圈内开采出的八成石油和九成天然气均来自俄罗斯[59]。中国是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开发的重要合作伙伴。例如,中国占股达到29.9%的俄罗斯亚马尔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俄罗斯最大的投资项目[59];俄希望借助此项目将其在国际液化气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4%增至2035年的20%[49]。中俄合作项目扮演着俄罗斯北极开发先行者的角色。国际社会对北极开发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担忧自然聚焦到这些项目上,它们成了北极开发潜在负面影响责任的主要承担者。随着中俄在北极开发合作的深入展开,西方有人渲染北极“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破坏北极环境[49,60]。
3.2.4 北极地缘政治是世界政治格局的缩影,中美大国博弈影响中俄北极合作国际舆论环境 北极理事会相关国家除中、俄外,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盟友。目前,在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中,中国的排序已经超越了俄罗斯,成为美国要全政府应对的战略竞争对手。手段上,美国打压围堵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看,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发生了国家需求重心后退现象。在大国博弈背景下,中美两国合作空间会经历较长时间的萎缩。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措施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这些效应逐步扩散出去,进而会影响到中欧、中日韩以及中俄之间的关系。
美国意图胁迫其盟友与中国“脱钩”,达到孤立和打压中国的目的。美国的此种举措在“5G”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公然劝说甚至威胁盟友弃用华为设备[61];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借口所谓“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四处游说兜售其名为“清洁网络”的计划,企图胁迫一些国家拼凑所谓“清洁国家联盟”,合伙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62];美国还采用动员建立国内国际“反华统一阵线”等手段来遏制中国[63]。在美国的胁迫下,欧洲、日韩都将面临“选边站队”的艰难抉择。其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早已经与美国的这些盟友结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的战略意图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看,中欧、中日、中韩国家需求曲线之间的关系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高度相似,若没有美国干涉因素,这些双边关系长期来看都属于合作优化型。以德国为例,2019年中国GDP是德国的2.9倍,近十年来中国GDP增长率高于德国5.7个百分点,中国国家需求曲线要领先于德国。因此,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中德合作空间会逐渐扩大。其实,将德国换成欧洲其他国家,或者换成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国,这个结论也仍然成立。在同中国交往时,这些国家的需求曲线很难被美国所改变,美国的外交干涉改变的是这些国家的影子需求曲线,即迫使其影子需求曲线上移,增加同中国交往的防范空间,使与中国的合作空间减小,从而间接实现打压中国的目的。但交往双方的合作空间并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的影子需求曲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缩小自己与上述国家之间的防范空间,来弥补交往对象国防范空间扩大带来的合作空间损失。如果中国应对措施得力,中国同欧洲、日、韩等国的合作空间未必会缩小。此判断同样适用于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
3.2.5 美国对俄政策调整空间不大,很难影响到中俄的政治互信和合作水平 中俄目前高水平的双边关系有西方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和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因素。现在美国将中国视作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政治精英有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同中国进行对抗的战略意图。此时,美国放松对俄罗斯的打压,转而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的可能性在迅速上升。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看,当前美俄之间“低水平合作高强度对抗”的局面主要是由两国将对方视为“敌人”的主观判断造成的。冷战结束后,华沙组织解体,俄罗斯向西方靠拢[64]。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给予俄罗斯应有的地位,反而通过“北约”东扩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寻根朔源,美国应该为美俄紧张关系的形成负主要责任。从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来看,俄美两国影子需求曲线与本国需求曲线之间有很大距离,即两国针对对方的防范空间很大,以至于两国潜在合作空间虽然很大但几乎无法转化为合作空间（见图4b）。图4b中,f31、f311、f41、f411分别表示美国当前需求曲线、美国当前影子需求曲线、俄罗斯当前需求曲线、俄罗斯当前影子需求曲线。从战略需求看,美国既然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那么就存在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减弱军事威慑力度的可能,从而将战略资源转移到对付中国的战略安排之中,以提高其战略胜算可能性（见图4d）。图4d中,f312、f412分别表示美国未来影子需求曲线、俄罗斯未来影子需求曲线。当位于下方的国家的影子需求曲线超过了位于上方的国家的影子需求曲线时,对于超出的部分而言,两国影子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可称为两国的冲突空间。图4b和图4d中的阴影部分为美俄两国的冲突空间。美国如果收缩防范空间,即将本国影子需求曲线上移,则美俄冲突空间就会大幅度缩小,两国的潜在合作空间立刻就能转化为现实的合作空间。
美国也存在用利益交换的方法诱使俄罗斯配合其战略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可能性。中国能够提供给俄罗斯的技术和资金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事实上,正是在美欧的联合制裁之下,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开发才失去了来自于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支撑,这也是中俄油气开发项目得以深入开展的背景条件。只要美欧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能源市场也能够满足俄罗斯的需求。考虑到目前俄罗斯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其对美国抛出的“诱饵”能够完全免疫的可能性并不大。中俄北极进一步深入合作有可能会遇到挫折。但经过数十年的博弈,俄美双方对彼此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认知,俄罗斯不可能甘心充当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工具。美国通过挑拨离间动摇中俄合作根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在近期俄罗斯应对“美国拉拢”的表现中可以看得出来。例如,2020年6月1日特朗普表示希望把俄罗斯等国邀请进来,将“过时的G7”机制扩容从而形成正式的G11或者G12机制;有学者指出此举意图在筹建围堵中国的“国际联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6月2日表示,美方提出的以扩大形式举行G7峰会的想法原则上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参与,无法保证普遍的代表性;俄罗斯在维护中俄政治互信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定力[65]。
综上所述,美国因素、生态环境保护、北极国家间的利益纠葛、北极开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中俄之间的政治互信水平是能够影响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空间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处理好上述问题对于提升中俄北极开发合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3 维持中俄北极合作良好态势的政策建议

3.3.1 美国是中俄北极合作发生变数的能动力量,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美国是影响中俄北极合作的潜在突变性影响因素,维持中俄北极合作的良好势头须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当前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美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越来越不适应的迹象,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分析,美国针对中国在国家需求的五个层面上都有所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迅速下降,从各个需求领域都表现出影子需求曲线向下向左移动的特征。安全上,美国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力量部署,强调中国威胁论[66];经济上,大打贸易战和科技战,渲染中美脱钩论[67];尊严层面,运用人权、自由等工具,指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68];归属方面,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孤立中国[65];福祉外溢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单向“惠及”几乎乏善可陈。
基于对霸权流失的恐惧,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绝不会善罢甘休,中国需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69]。面对美国粗暴无理的挑衅、干涉和攻击,中国需进行有理、有力和有节的应对：首先,扩大舆论宣传,深度揭发美国破坏“中美关系”行为的不良图谋;其次,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中美关系划下中方绝不妥协的红线;第三,针对美国核心利益关切展开谈判,消除美国精英层对权力流失的恐惧;第四,适时展现国防实力和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打消对方可能存在的通过冲突手段削弱竞争对手的冒险心理;第五,维持经济发展势头,尽快创造中美两国新的合作空间。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做好自己的事,维护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当中国综合实力超越美国,后者看到遏制围堵战略无法见效的情况下,相信美国也会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届时,美国阻挠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政策必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3.3.2 政治互信是中俄北极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加强双方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合作研究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 中俄北极合作项目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领土范围之内,俄方的态度对双方合作具有决定性影响。随着中国在俄罗斯北极油气开发领域的深度参与,俄境内少数媒体、社会精英、知识界也发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的声音[70]。如果再受到西方国家的挑拨离间,中俄北极合作极有可能遭受挫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变数,除了继续强化目前已经存在的高层互访、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战略安全等完备的各级别交往与合作机制外[71],中俄尚需加强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理论和实践的合作研究,以使中俄高水平政治互信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3.3.3 提高合作项目的透明度,向国际社会分享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原住民影响的相关数据 在北极相关的开发项目中,中俄在东北海航道和油气资源开发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这引致了国际社会对中俄北极合作潜在负面影响的“合理担忧”,成了“众矢之的”,但也显示了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一项突出优势,即因为双方是北极相关开发活动的先行者,所以拥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与开发项目相关的环境数据、社会经济影响数据。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俄北极开发项目的疑虑,中俄北极开发项目主体应该提高项目执行透明度;建议中国倡议、参与建设北极可持续发展信息平台,同国际社会分享数据,引领国际社会制定北极行为规则,并对其进行科学论证和完善。
3.3.4 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共同利益,维持与美国盟友的合作伙伴关系 西方国家渲染“北极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企图控制北极航道”等等,本质上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大战略在北极地缘政治中的映射。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视角进行审视,中国应该勇于面对挑战,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加强战略沟通,在对方增加与己方的防范空间的同时,缩小本国的防范空间,通过分享北极项目相关信息等措施开诚布公地应对国际社会的核心关切,则可以消除美方不实言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美国盟友转化为在北极开发中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伙伴。
3.3.5 作为非北极国家,中国应该坚持对北极事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将以重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定位来参与北极事务[51]。基于这一基本定位,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中国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将在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有所不为是指中国作为非北极国家应依据国际法来参与北极事务,不宜介入完全属于北极国家之间以及北极区域内部的事务。目前,北极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北极八国之间存在诸如海洋划界争端、航道的法律地位分歧等矛盾和问题,中国需要谨慎处理相关事务,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才能避免因卷入相关纷争而使己方北极利益受损。

4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术语体系来解释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内在机制。对全文所做的研究进行总结,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4.1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能够解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学派的核心观点

本研究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剖析了双边关系发展演变的细节,为人们理解大国博弈的过程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的范式。从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视角看,人类能否实现永久和平取决于能否构建出一套国际规则或机制防止“国家需求重心后退”。这相当于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关系紧张型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能够解释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情形;合作优化型和相对稳定型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与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非常接近。当大国竞争更多体现在谁的主张和行为更有“利他”成分时,人类终将构建出一套国际规则或制度体系,有效防止“国家需求重心后退”,从而规避战争实现永久和平。这本质上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4.2 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关注国际关系发生突变的规律性

需求是一种主观体验,意味着需求满足门槛具有主观性,它是相对的,不可能固定不变。需求满足门槛的相对性特点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关键因素。依据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双边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战争、贸易纠纷、外交碰撞等,都发生在国家需求曲线位置发生重叠交错的时候。提高政治互信水平可以有效推迟双边关系恶化的时间。依据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判断,综合实力强的国家是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其阻止后者发展的动机往往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是维护自己与国际地位相关联的国家利益,例如霸权国家遏制竞争对手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霸权利益。该理论能够为国际关系危机的预测和应急预案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4.3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能够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国家提供决策参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大国竞争,核心议题是权力、利益、战争。对于区域国家尤其是小国而言,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往需求相距非常遥远。很难想象这些小国会谋求世界秩序主导权,会在国际舞台上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奔走呼吁。但毫无疑问它们同样会有安全巩固、经济发展、尊严提升、归属强化,甚至福祉外溢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应用范围更广,可以为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针对本文的题目凝练、研究视角、内容详略、篇章结构、参考文献、数据支撑等方面所提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此文系第一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访学期间与其他作者合作完成,导师董锁成研究员给予悉心指导和热忱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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