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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ine and resilience of worker commun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s: Based on filtering theory

  • ZHANG Xinyi , 1 ,
  • ZHANG Min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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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of Human Geogra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1-01

  Accepted date: 2021-05-06

  Online published: 202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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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Abstract

Worker communities, as the living area of the work unit (danwei), had been suffering the physical and societal decline si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China. The resident replacement that high income groups moved out while lower groups moved in had taken place, which was called filtering. Worker communities should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to struggle over shocks and avoid declining. The filtering theory of community decline indicated that decline and filtering positively strengthen each other, which led to a downward spiral. However, the theory only focused on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community but ignored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s. For worker community which was adjacent to chemical factory, the shocks included not only gradual events such as creaking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emergencies such as industrial accidents. Given this, the study established a conceptual model of community decline, which integrated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s into the filtering theory. Taking N community as a case, which had been disconnected from the unit and encountered several chemical explosion accidents, this paper appli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terviews, text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decline and filter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community wa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mmunity: (1)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decline and filtering were both the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which includes the percep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mobility, and the result of action decision-making, including voice and exit. Positiv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promoted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which in turn influenced action decisions. The stronger the risk perception, the lower the level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loyalty, and the more the residents are likely to leave. Besides, rick experiences moderated the influence of risk perception on satisfa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on satisfaction. (2) For the external mechanisms, decline and filtering were affected by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 entire housing market, which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accident. Considering both gradual and sudden factors,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decl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decision making and it was a new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 decline research. Finally, aiming at enhanc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resist multiple shocks, this study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residents' community loyalty, and encouraging mor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Xinyi , ZHANG Min . The decline and resilience of worker commun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s: Based on filtering theor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 41(2) : 546 -561 . DOI: 10.11821/dlyj020210002

1 引言

经历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人社区成为下岗或失业人员的集中居住区[1]。由于缺乏维护,居住环境逐渐恶化,高社会经济能力的家庭不断搬离,低社会经济能力家庭不断进入,工人社区衰退加剧[2]。一些工人社区与大型工厂毗邻,其衰退不仅受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历史性中长周期因素的影响,重大突发性工业生产事故带来的瞬态冲击性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但是,既有研究对后者的探讨较少。此外,在当前建设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的迫切要求下,工人社区如何抵抗社会经济变迁与重大生产事故的双重扰动是不可回避的议题。
社区衰退是一个动态综合过程,包括空间、经济和社会多个维度及相互作用。如因设计和技术不良带来的物质空间衰退,缺乏维护资金导致空置率上升和管理品质下降带来的经济衰退,居民演替带来的贫困集聚、失业率犯罪率上升、行为失范等社会衰退[3]。社区衰退最直接的解释是由于居住的流动带来居民结构变化,即社会经济能力高阶层居民流出,社会经济能力低阶层居民流入[4]。围绕居住流动的原因和机制,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最早使用“进化”概念进行类比,提出城市生态学模型。霍伊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过滤”机制,指出社区衰退是存量住宅的老化及外围新住宅的建设共同作用对居民阶层过滤的结果[5]。邻里过滤一般是指较高收入群体为改善居住条件,迁往更高质量的新建社区,而较低收入群体迁入被前者腾退下来的住房的过程[5]。影响过滤的因素既包括房地产市场、国民经济等宏观因素[5,6],也包括家庭[5]、住房[5]、邻里属性[7,8]以及居民满意度、地方依恋等微观因素[9,10,11,12]。一般而言,过滤与社区衰退之间存在正向强化作用。一方面,社区过滤通过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置换,降低邻里社会经济水平,影响社区管理,强化社区衰退;另一方面,社区衰退造成邻里环境恶化,刺激中等收入家庭迁出,诱发更深层次的过滤。对于衰退与过滤互为因果的循环反馈机制[8],目前研究已达成共识,但对于过滤强化衰退、衰退诱发过滤的具体路径,尚缺乏有案例支撑的深度剖析。
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社区衰退并不总是连续平滑或线性过程,会受到灾害等“瞬态外来冲击”触发而发生显著变化[13]。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自然灾害对社区衰退的影响[14,15]。Alex Greer等通过对自然灾害影响家庭自愿搬迁的文献回顾,总结得到灾害前后的社区环境、邻里依恋、风险感知和人口特征等对家庭灾后搬迁决策产生影响[16]。家庭迁居是邻里过滤的基础,将重大事故对邻里过滤的触发纳入到社区衰退与邻里过滤的反馈机制中,可成为梳理重大事故对社区衰退影响机制的切入口。但是,重大生产事故等人为灾害在形成原因、社会影响等方面明显区别于自然灾害。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将重大生产事故带来的强社会影响纳入研究框架,以拓展既有研究所涵盖的灾害类型。
韧性被认为是区域抵御冲击扰动,避免陷入衰退的关键要素。概念上,韧性经历了从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到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再到演进韧性(evolutionary resilience)的修正完善,从追求平衡状态转向培育不断适应的学习与调整能力[17],从强调物理设施转向关注人的能动性,通过人与环境系统的反馈机制增强系统的适应力[18]。对于带来扰动的风险,由最初关注突发自然灾害,转向关注社区中长期“慢性燃烧”,如产业衰退、经济依赖、老龄化等[19],以及突发性人为灾害,如公共健康、环境污染等[18]。本研究所探讨的重大生产事故对工人社区衰退的影响,既具有突发性又具有“慢性燃烧”的特征,将研究从单一灾害视角转向综合视角,对多风险交织的相互影响,以及韧性对多重扰动的适应加以特别关注,为既有研究提供新的见解。
本研究选择南京市N社区为案例,分析工人社区衰退过程中“过滤”的触发和具体发生机制,及重大化工事故对机制的影响。N社区1982年作为J化工厂的单位社区组建完成,居住区距离化工厂生产装置最近处仅500 m,2010年起N社区与化工企业“脱钩”。2016年10月9日厂区发生爆燃事故,引起社区居民对安全问题的关注。目前,社区内大部分住房使用时间已接近40年,建筑质量和配套设施老化;60岁以上老人比例达50%,一半以上家庭不属于J化工厂职工;社区整体上经历了滤下过程,衰退明显。

2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本研究认为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循环反馈过程。在外因上,社区衰退引致房价或房租相对下降,吸引更低收入阶层迁入,新建的高品质住房吸引社区较高收入人群迁出,加剧邻里过滤;邻里过滤带来的社区人口降级,对市场资源的获取力下降,使社区陷入更深的衰退。在内因上,根据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理论[20],本研究选择满意度和忠诚度作为衰退与邻里过滤间相互增强的中介因素:社区衰退与邻里过滤的出现,通过社区物质环境/流动性感知影响社区满意度和忠诚度,社区衰退与邻里过滤持续的进程又是呼吁、迁居等行动决策累积的结果。其中,“呼吁”指试图改变,而不是逃避令人反感的事态,包括采取各种舆论动员与行动,是社区维持韧性的内在动因;忠诚度包括社区依恋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为了突出重大事故带来的突发性的强社会影响,本研究一方面在“环境感知”的基础上增加“风险感知”因素,另一方面利用多群组分析研究事故经历对机制的调节作用。概念模型中,满意度、忠诚度在环境感知和行动决策之间起中介作用,社区依恋正向影响满意度,此外,风险感知因素对行动决策、满意度和忠诚度均产生影响(图1)。
图1 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

Fig. 1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decline

2.1 环境感知

环境感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的知觉,即周围环境在大脑里形成整体印象的心理过程[21]。在社区衰退、邻里过滤的环境感知的基础上,人们产生行为决策,进而外化为行为举动[22]15,满意度、忠诚度在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20]。基于此,本研究的环境感知包括社区衰退带来的物质环境感知和邻里过滤带来的流动性感知。
2.1.1 物质环境感知 积极的物质环境感知有助于提高社区满意度、社区依恋和社会资本。当居民对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等环境感知较为积极时,居住满意度较高[10]。高密度和低标准的住房会降低社区依恋水平[23],美观的环境、绿地、便捷的交通、无污染、有秩序等会提高社区依恋水平[24,25]。个人感知环境变量对社会资本产生显著影响,整治社区环境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26]。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积极的环境感知对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1b:积极的环境感知对居民的社区依恋有正向影响;
H1c:积极的环境感知对居民的社会资本有正向影响。
2.1.2 流动性感知 社区高流动性不利于提高居住满意度、社区依恋和社会资本,并可能提高迁居意愿。Li等在广州的一项大规模家庭调查表明社区较少的人口流动与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恋、邻里熟悉和社区参与度都呈正相关[27]。冯健等研究发现社区原住民流出和外来人口流入带来的邻里过滤破坏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28]。此外,高住宅流转率本身也可能加大流动性,居民的搬家意愿与居民感知到社区流动频繁或没有“紧密的社区纽带”之间存在联系[29,30],高住房流转率可能导致社会资本的侵蚀[31]。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H2a:社区高流动性对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2b:社区高流动性对居民的社区依恋有负向影响;
H2c:社区高流动性对居民的社会资本有负向影响;
H2d:社区高流动性对居民的迁居意愿有正向影响。

2.2 行动决策

将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置于社区语境:居民的行动决策受到满意度和忠诚度两方面影响,满意度预测居民是否采取行动,忠诚度进一步预测居民采取迁居还是呼吁行为,忠诚度越高,呼吁的可能性更大。
2.2.1 迁居意愿 忠诚度和满意度是影响迁居意愿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证明居民的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直接联系[12],湛东升等指出满意度对迁居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0]。Manzo验证了社区依恋对居民迁居产生负面影响,社区依恋水平越低,居民对社区投入的感情越少,就越容易从社区搬走[11]。田小芳通过对农民迁移意愿的研究,指出关系型社会资本与迁移意愿呈反向关系[9]32-33。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b:较高的满意度对居民的迁居意愿有负向影响;
H4b:较高的社区依恋对居民的迁居意愿有负向影响;
H5b:较高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的迁居意愿有负向影响。
2.1.2 呼吁意愿 忠诚度激励人们发起积极呼吁行动[32,33],但较高的社区满意度在客观上意味着没有需要呼吁的事件。社区依恋与社区凝聚力对邻里控制能力有重要支撑作用[34],社区依恋促使居民更加愿意参与社区活动[33]。社会资本的侵蚀将导致社区的社会控制能力的侵蚀[31],对呼吁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较高的满意度对居民的呼吁意愿有负向影响;
H4a:较高的社区依恋对居民的呼吁意愿有正向影响;
H5a:较高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的呼吁意愿有正向影响。

2.3 社区依恋与满意度

依恋是地方与人相互作用形成的联结,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35]。Raymond的五维结构模型将地方依恋分为个人层面的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社区层面的社会关联,包括归属感和家庭关联,和环境层面的自然关联[36]。相关研究表明,社区感,即对社区的喜爱和依恋等情感,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社区感越高,满意度越高[37]。对此,本文假设如下:
H6:居民的社区依恋对其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2.4 风险感知

Slovic提出的风险感知心理计量学范式认为,风险感知主要由风险未知性和对风险的恐惧构成[38]。国内,侯光辉等通过对化工社区的扎根理论分析,概括得到居民风险感知的4个维度,即环境、健康、经济与声誉风险感知[35]。本文融合以上两个成果,将风险感知分为可能性,即对风险可能再次爆发的担忧;和风险后果的严重性,即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声誉风险。风险感知对地方依恋具有强负面影响,Li等对中国三峡库区滑坡危险地区的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发现,风险感知对地方依恋既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也通过社会纽带的中介作用对地方依恋产生间接但更显著的影响[39]。重大事故的发生以及对未来灾害风险的担忧也直接导致家庭迁居决策[40]。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a:强烈的风险感知对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H7b:强烈的风险感知对居民的社区依恋有负向影响;
H7c:强烈的风险感知对居民的社会资本有负向影响;
H7d:强烈的风险感知对居民的呼吁意愿有负向影响;
H7e:强烈的风险感知对居民的迁居意愿有正向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数据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辅以社区居民、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采取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于2019年4—7月在N社区进行社区安全状况预调查,期间进行了访谈和问卷发放,了解到N社区衰退现象明显,并且受到长期邻里过滤与重大突发事故的叠加影响;2020年3月至7月进行正式调研,3月加入社区微信群,在微信群内面向居民发放网络调查问卷,群内共有居民1189名,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收集问卷239份,其中有效问卷228份,问卷有效率为95.4%;以非参与式观察的形式,记录了居民对社区环境的态度,原住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争端摩擦等200余条聊天数据。

3.2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度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环境感知,包括物质环境感知与流动性感知,物质环境中基本设施指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教育、医疗、消费等设施,提升设施包括提升生活质量的文化、体育等设施,社区环境涵括绿化、卫生、空气、治安等;第二部分为居民的风险感知水平,从严重性和可能性两方面测度;第三部分为满意度;第四部分为忠诚度,包括社区依恋与社会资本;第五部分为居民的行动决策,包括呼吁意愿与迁居意愿(表1)。该部分变量的测量均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评估。
表1 各变量测量指标和参考来源

Tab. 1 Measurement and references of variables

变量 观测指标 赋值方式 参考来源
环境感知 物质环境 基本设施 很不满意=1;较不满意=2;一般=3;较为满意=4;很满意=5 林李月等[21];冯健等[28]
基于24项社区物质环境指标主成分分析
提升设施
社区环境
流动性 社区居民迁入迁出总体变化情况 稳定=1;较稳定=2;一般=3;变动较大=4;变动很大=5 Li等[27];Taylor[34]
社区搬入居民数量a 极少=1;较少=4;一般=3;较多=4,很多=5
社区搬出居民数量
社区中经常交往的朋友搬出数量
风险感知 严重性 对事故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的担忧 不担心=1;不太担心=2;一般=3;较为担心=4;非常担心=5 侯光辉等[35];Slovic[38]
对事故影响个人健康的担忧
对事故造成住房贬值的担忧
对事故影响社区声誉的担忧
可能性 对再次发生事故的担忧 赋值方式同上
满意度 满意度 近五年来感知到社区的变化 优化明显=1;略微优化=2;无变化=3;略微恶化=4;恶化明显=5 Dekker等[20]
预期的社区变化
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 很不满意=1;较不满意=2;一般=3;较为满意=4;很满意=5
对社区环境的满意度
忠诚度 社区依恋 自然联系 完全不符合=1;较不符合=2;一般=3;较为符合=4;完全符合=5 侯光辉等[35];Raymond等[36]
社会联系
地方依赖
地方认同
社会资本 嵌入感 赋值方式同上 Dekker等[20]
不信任感 完全符合=1;较为符合=2;一般=3;较不符合=4;完全不符合=5
行动决策 呼吁意愿 对居民破坏社区环境行为的干预 一定不干预=1;小概率干预=2;不确定=3;大概率干预=4;一定干预=5 虞佳丽[41]11-14
基于9项呼吁行动意愿的主成分分析
对社区外因素破坏社区环境行为的干预
迁居意愿 您曾经是否考虑过搬迁 没想过=1;想过几次=2;一般=3;经常想=4;一直想=5 夏云岭[22]20
您的预期搬迁行为 一定不搬=1;小概率搬迁=2;一般=3,大概率搬迁=4;一定搬迁=5

注:“社区搬入居民数量”后续因子载荷过低,删除。

3.3 样本概况

调查样本中,男女性别比例为56.6:43.4;年龄主要在25~44岁,以中青年为主;文化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为主。仅一半左右的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长超过十年,原住民流出较多;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曾在J化工厂工作过,接近一半的居民其家人目前或曾经在J化工厂工作。约有一半的家庭是“夫妇+小孩”核心家庭模式,家庭人均月收入以3000~5000元居多,整体收入水平一般。租赁住房比例为19.7%,大部分为自有房;住房类型以商品房与房改房为主,与单位社区历史有关(表2)。
表2 问卷样本的基本信息(N=228)

Tab. 2 The profile of survey samples (N=228)

属性 分类 比例(%) 属性 分类 比例(%)
性别 男性 56.6 家庭成员 独居 3.5
女性 43.4 夫妇 21.1
年龄 25岁以下 3.9 夫妇+小孩 49.1
25~44岁 60.5 独居+小孩 11.8
45~59岁 33.8 其他 14.5
60岁以上 1.8 家庭人均月收入 1000元以下 1.3
受教育水平 初中 16.7 1000~3000元 15.8
高中 33.8 3000~5000元 34.2
大专 30.3 5000~8000元 26.8
本科 17.1 8000元以上 21.9
研究生及以上 2.2 您的家人在或曾在J化工厂工作 44.7
居住年限 10年及以上 54.4 55.3
5~10年 20.2 住房产权 自有 80.3
2~5年 21.9 租赁 19.7
2年以内 3.5 住房类型 商品房 45.6
是否工作 85.1 房改房 36.8
14.9 福利房 14.0
您是否在或曾在J化工厂工作 32.5 其他 3.5
67.5

4 结果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6(>0.90),组合信度最低为0.581(>0.50)。根据吴明隆等建议的信度检验标准[42]52,数据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89(>0.8),Bartlett's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1921.769,Sig值为0.000,说明样本数据整体效度较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构效度通过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得到,X2/df为1.970(1~3),RMSEA为0.065(<0.08),CFI为0.838,IFI为0.840,说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好,结构效度通过检验。聚敛效度利用平均方差提取值(AVE)来衡量,反映各测量题项对潜变量测量的有效性。通常认为当AVE值大于0.50时表示该潜变量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但Fornell等也认为0.36~0.50是可以接受的门槛[43]。本研究中多数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表3)。
表3 概念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结果

Tab. 3 Goodness-of-fit index of concept model

基本维度 平均提取方差AVE 组合信度CR
基本设施 0.576 0.942
提升设施 0.627 0.91
其他环境 0.506 0.857
流动性 0.525 0.765
满意度 0.555 0.83
社区依恋 0.517 0.864
嵌入感 0.779 0.913
不信任感 0.598 0.81
风险感知 0.715 0.925
呼吁意愿 0.682 0.95
迁居意愿 0.408 0.577

4.2 概念模型检验

由于假设模型中环境感知、社会资本、社区依恋和呼吁意愿4个潜变量包含多个维度,且每个维度又涉及多个项目,对项目进行打包处理以减小误差。根据打包法的要求,在确保单维、同质的前提下,通过平衡打包法[44],将基本设施、提升设施、社区环境作为环境感知潜变量的新指标;将嵌入感、不信任感作为社会资本潜变量的新指标;将社区依恋、呼吁意愿通过因子负荷平衡分别打包为3个指标。
使用AMOS 24.0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指标接近理想状态;进一步对模型进行MI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卡方值由最初的701.252降为255.636,GFI、NFI、CFI等拟合度指标各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对样本数据能更好的拟合(表4);修正模型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157,RMSEA为0.026,达到理想数值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加入“是否工作的差异对呼吁意愿的影响”与“家庭组成的差异对迁居意愿的影响”两个控制变量,模型的拟合指标、卡方自由度比值与RMSEA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相比无明显变化,模型适配与拟合均达到理想要求,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后续将使用含控制变量的修正模型进行结构模型假设的检验。
表4 概念模型的拟合程度

Tab. 4 Fitting index of conceptual model

拟合指标 X2/df RMSEA GFI NFI IFI TLI CFI AIC
理想数值 1~3 <0.05适配良好 >0.9拟合良好,接近0.9可以接受 越小越好
原模型 1.636 0.053 0.877 0.903 0.960 0.952 0.959 558.675
修正模型
(不含控制变量)
1.157 0.026 0.916 0.938 0.991 0.989 0.991 413.636
修正模型
(含控制变量)
1.205 0.030 0.902 0.923 0.986 0.983 0.986 488.915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图2所示,初始假设H1a、H1b、H1c、H2a、H2b、H2d、H3a、H3b、H4a、H5a、H6、H7b、H7e得到验证。不支持的假设中,流动性和风险感知对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社会资本受居民居住时长影响较大。原住民以流动意愿较低、居住时间较长的中老年人为主,其社会资本固定,受影响小;新住民流动性强,居住时间短,因社区融入性不足,其社会资本水平未得到发展,本身较低。如居民反映,“家里小孩搬走了,我自己是退休职工,和老伴住在生活区……平常几个老朋友一起打打牌”;“拆迁的人来N社区就是一个过渡,都是租的房子”。忠诚度中社会资本、社区依恋对迁居意愿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居民面对危及生命安全的风险时,忠诚度也无法阻止居民迁居。风险感知对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对于较低收入居民,其向上过滤迁入N社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加之较低的房价,即使有一定的风险感知,生活满意度仍然较高。风险感知影响呼吁意愿的假设未通过检验,可能一是因为调查样本中有20%左右的租户,这部分人群由于预期居住时间短、社区归属感不足,呼吁意愿较低。部分租户表示,“我只是租房子,不参与社区事务”;同时因为工作难度大,居民对呼吁行动感到无能为力。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反映,“明年把社区房子卖了吧……这么大的厂,把它搬走太难了。”
表5 假设路径的标准化检验结果

Tab. 5 Standardized test results of hypothesized path

研究假设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t P 假设检验结果
H1a 环境感知→满意度 0.783 0.100 7.383 *** 支持
H1b 环境感知→社区依恋 0.465 0.099 5.793 *** 支持
H1c 环境感知→社会资本 0.864 0.092 7.247 *** 支持
H2a 流动性→满意度 -0.112 0.050 -2.061 0.039 支持
H2b 流动性→社区依恋 -0.152 0.085 -2.187 0.029 支持
H2c 流动性→社会资本 0.037 0.069 0.407 0.684 不支持
H2d 流动性→迁居意愿 0.401 0.161 3.115 0.002 支持
H3a 满意度→呼吁意愿 -0.311 0.251 -1.979 0.048 支持
H3b 满意度→迁居意愿 -0.92 0.351 -3.526 *** 支持
H4a 社区依恋→呼吁意愿 0.52 0.115 5.518 *** 支持
H4b 社区依恋→迁居意愿 0.113 0.153 0.764 0.445 不支持
H5a 社会资本→呼吁意愿 0.474 0.280 3.302 *** 支持
H5b 社会资本→迁居意愿 0.341 0.347 1.621 0.105 不支持
H6 社区依恋→满意度 0.132 0.051 1.979 0.048 支持
H7a 风险感知→满意度 -0.044 0.028 -0.849 0.396 不支持
H7b 风险感知→社区依恋 -0.157 0.049 -2.278 0.023 支持
H7c 风险感知→社会资本 0.047 0.043 0.482 0.630 不支持
H7d 风险感知→呼吁意愿 0.079 0.065 1.049 0.294 不支持
H7e 风险感知→迁居意愿 0.24 0.085 2.049 0.040 支持

注:***表示P<0.001。

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拟合结果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Fig. 2 Standardized fitting results of structural model

控制变量中是否工作对呼吁意愿影响显著(标准化系数为-0.2,P<0.001),家庭组成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不显著(P=0.12)。

4.3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检验事故经历对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前文全样本模型的基础上,使用AMOS软件的多群组分析功能(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several groups)对了解该爆炸事故的居民(N=181)与不了解该事故的居民(N=47)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并对路径系数进行差异性比较。
为检验结构路径系数恒等性的假设,设定结构系数相等模型(structural weights),限制两组模型中的结构路径系数相等。该模型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402,RMSEA为0.042,各拟合优度指标均大于或接近0.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进一步比较结构系数相等模型与基准模型(unconstrained)的卡方值差异,卡方值差异显著(delta-CMIN=54.575,delta-DF=37,P=0.031),因此无法接受事故知悉与否居民群组在衰退-过滤结构方程模型上各结构路径系数都相等的虚无假设,说明了解该爆炸事故与不了解该爆炸事故的两个居民群体的相关结构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事故知悉与否两个居民群体的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路径系数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利用“参数配对”来考察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是否存在差异。将模型中结构路径系数逐次限制相等,再和基准模型进行卡方差异检验,并运用临界比率值(CR)进行检验[45](如果CR值的绝对值大于1.96,则可解释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两组的系数值具有显著性差异”[45])。表6列出了分析结果,从中可见两组居民在H7a:风险感知到满意度(ΔX²=5.081,P=0.024,CR=-1.972)和H6:社区依恋到满意度(ΔX²=6.204,P=0.013,CR=2.007)两条结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表6 分组路路径系数和卡方差检验结果

Tab. 6 Results of multi-groups path coefficients and Chi-square test

研究
假设
结构路径 知悉
与否
结构路径
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卡方差检验 CR
Δdf ΔX² P
H1a 环境感知 满意度 0.723*** 1 0.021 0.885 -1.504
1.134**
H1b 环境感知 社区依恋 0.449*** 1 0.396 0.529 -0.385
0.611**
H1c 环境感知 社会资本 0.848*** 1 0.151 0.698 -0.125
0.730**
H2a 流动性 满意度 -0.092* 1 0.29 0.590 1.069
-0.285
H2b 流动性 社区依恋 -0.158** 1 0.004 0.950 0.007
-0.175
H2c 流动性 社会资本 0.047 1 1.663 0.197 0.606
-0.273
H2d 流动性 迁居意愿 0.411** 1 0.065 0.798 0.389
0.364
H3a 满意度 呼吁意愿 -0.208 1 1.835 0.176 1.026
-0.507
H3b 满意度 迁居意愿 -0.862** 1 1.815 0.178 0.850
-0.828*
H4a 社区依恋 呼吁意愿 0.547*** 1 0.001 0.976 0.217
0.461**
H4b 社区依恋 迁居意愿 0.235 1 1.182 0.277 1.344
-0.116
H5a 社会资本 呼吁意愿 0.411** 1 0.064 0.800 -0.315
0.378
H5b 社会资本 迁居意愿 0.092 1 4.888 0.027 -1.642
0.654**
H6 社区依恋 满意度 0.211** 1 6.204 0.013 2.007
-0.191
H7a 风险感知 满意度 -0.097* 1 5.081 0.024 -1.972
0.343
H7b 风险感知 社区依恋 -0.241*** 1 3.044 0.081 -1.657
0.220
H7c 风险感知 社会资本 -0.034 1 3.323 0.068 -1.418
0.576*
H7d 风险感知 呼吁意愿 0.124 1 3.087 0.079 1.581
-0.226
H7e 风险感知 迁居意愿 0.251* 1 0.314 0.575 0.388
0.035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01。

5 重大事故影响下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

5.1 社区衰退的内因及其过滤机制

5.1.1 渐进式衰退-过滤机制:衰退与过滤的自我反馈与相互强化 环境感知通过满意度、忠诚度等中介变量,影响行动决策。积极的物质环境感知显著提高了满意度、社区依恋和社会资本(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783、0.465、0.864)。对物质环境感知产生影响的因素中,社区绿化、卫生、治安状况等社区环境影响最大。社区流动性对中介变量满意度与社区依恋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12、-0.152),即社区迁入迁出越频繁,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与社区依恋越低;同时社区流动性也会直接影响居民迁居意愿(标准化系数为0.401),即感知到社区住户的频繁置换会增强居民自身的迁居意愿。影响社区流动性的因素中,原社区居民的迁出影响最大。
满意度、忠诚度对行动决策的影响中,满意度对呼吁意愿和迁居意愿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311,-0.920),印证了赫希曼提出的满意度对居民行动具有预测性的假设。忠诚度中社区依恋、社会资本均与呼吁意愿显著正相关(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52、0.474),即社区依恋与社会资本越强,呼吁意愿也相对更高;同时中介变量中,社区依恋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居民的居住满意度(标准化系数为0.132)。
社区衰退与过滤之间存在自我强化以及相互强化的螺旋式反馈作用。社区衰退通过居民物质环境感知,邻里过滤经由流动性感知,通过满意度、忠诚度等中介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迁居意愿与呼吁意愿,进而累积强化邻里过滤与社区衰退,基本验证假设。
5.1.2 重大事故影响下的衰退-过滤机制:纳入风险感知因素及事故经历的调节作用 将事故引发的居民风险感知作为自变量纳入衰退-过滤机制框架。风险感知影响中介变量,风险感知越强烈,社区依恋感越低(标准化系数为-0.157)。风险感知也直接影响迁居意愿,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居民迁居意愿越强烈(标准化系数为0.240),同时发挥过滤作用,较高收入阶层率先离开风险源。访谈中了解到,“这个小区,没钱人是大多数,有钱人都搬走了”。风险感知因素中健康风险、环境风险、对风险再次发生的担忧3个因子影响相对较大,经济风险与声誉风险影响相对较小。
居民对事故的知悉情况对衰退-过滤机制起重要的调节作用。对此次爆炸事故了解的居民,其风险感知对满意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97),中介因素社区依恋对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211),而对于不了解该爆炸事故的居民,两条路径均不显著。在社区衰退-过滤机制中,了解甚至经历该爆炸事故的群体其“风险感知-社区依恋-满意度”关系被强化。

5.2 社区衰退的外因及其过滤机制

社区衰退也并非在孤立的社区内部发生,社区衰退的发生基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重组。这些来自社区外部的影响因素被定义为社区衰退的外因。
5.2.1 加深社区衰退的外生因素 在住房市场日益自由、优质的背景下,N社区丧失优势,邻里过滤加深。计划经济时期,住房来源单一,基本由单位提供;随着单位制解体和住房市场化,住房选择日益自由且新建住房的环境和设施更具吸引力。住房市场促使高收入居民不断向外迁移,而N社区较低的房价也吸引了低收入居民迁入。有迁入的新住民提到,“我们不是J化工厂的员工,而是因为这里的低房价才搬到这里”;“我在这边做生意。租房租了十几年,还不是因为这边房价便宜。”
伴随低收入群体的迁入,行为失范、投资减少等致使社区进一步衰退。由于生活方式差异等问题,部分原住民认为新住民的失范行为破坏了社区环境。访谈中部分原住民反映,“我看以前N社区好的很……原来的住户是不会这样没素质的”;“就这几年附近拆迁户到厂里大面积买房子后,才开始有人随手扔垃圾、占用花坛种菜养鸡……”。社区投资减少也加剧了社区衰退,管理费用收集难度大,管理维护水平进一步降低,“破窗效应”下社区陷入恶性循环。居民反映,“看看我们小区规划,看看老人小孩的娱乐场地,看看我这里破破烂烂,怎么好意思请物业部门收取各项费用”。缺乏资金投入,也让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保洁、维修、安保等常规物业服务无从开展。
5.2.2 重大事故对外生因素的影响 事故爆发、环境污染等使得社区房价明显低于周边住房,处于区域房价的洼地。访谈中居民反映,“N社区为什么房价这么低,第一是J化工厂的污染排放,第二就是小区的环境不好”。化工爆炸事故的发生无疑对住房市场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冲击。
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构成了社区衰退-过滤机制(图3)。
图3 重大事故影响下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

Fig. 3 Filter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decl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rious accidents

6 结论与讨论致谢

为了剖析城市突发重大事故对社区衰退的影响,本研究以N社区为例,以化工爆炸事故为背景,基于社区衰退的过滤理论,建立重大事故影响下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的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结论如下:① 衰退与过滤相互反馈导致社区“慢性燃烧”,社区衰退与过滤既是环境感知的原因,又是行动决策的结果。居民的满意度与忠诚度作为环境感知和行动决策的中介变量推动循环。住房市场变化、低收入群体等构成推动衰退和过滤的外生因素。② 重大事故扰动带来衰退危害放大效应。一是基于风险感知,直接导致居民迁居,提前触发过滤机制,并对社区依恋带来负面影响,瓦解居民对社区的忠诚度,破坏社区社会关系;二是重大事故经历强化了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加深事故背景内化程度,了解事故的居民其风险感知对满意度、社区依恋对满意度的作用更强;三是重大事故对社区衰退的外生影响因素如房价等带来直接冲击。
如果说迁居累积推动邻里过滤,那么呼吁对于社区减缓衰退,遏制过滤发生就显得更加重要。呼吁反映了社区在应对干扰时,自发的管理和调控,是对于环境恶化的负向反馈,在不断地反馈过程中增强社区应对干扰的适应与调整能力,即韧性。破解社区陷入衰退-过滤的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呼吁行动的发起,而呼吁的发起依赖于忠诚度的培育。忠诚度越高,呼吁的可能性越大,通过增强居民的社会资本和社区依恋,有助于提升社区自身组织、功能协调、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46]。对于N社区,可以通过加强社区环境整治,增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来培养居民的社区忠诚度。在此过程中,应保护和传承工人社区的集体记忆和社区精神,同时注重缓解新居民与原住民之间的隔阂,促进新居民的社区融入。此外,还应当通过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包括物理设施保障、城市规划管控、应急救援机制等,减弱重大事故带来的危害放大效应,增强工人社区韧性。
本文是分析事故影响社区衰退机制的一项横断面研究,重大事故对社区衰退的影响程度随持续时间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历史跟踪研究进行补充。其次,事故严重程度、社区类型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另外,由于不同居民的居住历史、迁居前后环境变化以及预期居住时间等变量对居住满意度和呼吁行为等均有影响,研究如果纳入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可以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结果分析、社区衰退的过滤机制总结及对质性材料的讨论方面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1]
刘玉亭, 吴缚龙, 何深静, 等. 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 以南京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06, (6):1073-1082.

[ Liu Yuting, Wu Fulong, He Shenjing, et al. Typology,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6):1073-1082.] DOI: 10.3321/j.issn:1000-0585.2006.06.014.

DOI

[2]
塔娜, 柴彦威. 过滤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单位社区变化研究. 人文地理, 2010, 25(5):6-10.

[ Ta Na, Chai Yanwei. The study on neighborhood change of staff-living community: A perspective of filtering theory. Human Geography, 2010, 25(5):6-10.]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0.05.004.

DOI

[3]
Prak NL, Priemus H. A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postwar hou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6, 10(1):1-7. DOI: 10.1111/j.1468-2427.1986.tb00001.x.

DOI

[4]
Grigsby W, Baratz M, Galster G, et al. The dynamics of neighborhood change and decline. Progress in Planning, 1987, 28(1):1-76. DOI: 10.1016/0305-9006(87)90011-0.

DOI

[5]
塔娜, 柴彦威, 刘志林. 过滤理论的起源、概念及研究进展. 人文地理, 2011, 26(1):10-14, 159.

[ Ta Na, Chai Yanwei, Liu Zhilin. The origin, concept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filtering theory. Human Geography, 2011, 26(1):10-14, 159.],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1.01.017.

DOI

[6]
Sweeney J L. Commodity hierarchy model of rental housing market.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74, 1(3):288-323. DOI: 10.1016/0094-1190(74)90010-2.

DOI

[7]
Hipp JR. Neighborhood change from the bottom up: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new and prior residen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0, 86:20. DOI: 10.1016/j.ssresearch.2019.102372.

DOI

[8]
Kim J, Chung H, Blanco AG. The suburbanization of decline: Filtering, neighborhoods, and housing market dynamic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3, 35(4):435-450. DOI: 10.1111/j.1467-9906.2012.00641.x.

DOI

[9]
田小芳. 社会资本对农村移民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Tian Xiaofang.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s impact on migration wills of rural immigrants. Dalian: Master Dissertation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4: 32-33.]

[10]
湛东升, 孟斌, 张文忠.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地理研究, 2014, 33(2):336-348.

DOI

[ Zhan Dongsheng, Meng Bin, Zhang Wenzhong. A study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2):336-348.] DOI: 10.11821/dlyj201402012.

DOI

[11]
Manzo LC, Perkins DD. Finding common ground: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attachment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lanning.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06, 20(4):335-350. DOI: 10.1177/0885412205286160.

DOI

[12]
Otrachshenko V, Popova O. Life (dis)satisfaction and the intention to migrat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14, 48:40-49. DOI: 10.1016/j.socec.2013.09.008.

DOI

[13]
Galster G, Cutsinger J, Lim U. Are neighbourhoods self-stabilising? Exploring endogenous dynamics. Urban Studies, 2007, 44(1):167-185. DOI: 10.1080/00420980601023851.

DOI

[14]
Lee D. Neighborhood change induced by natural hazards.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7, 32(3):240-252. DOI: 10.1177/0885412217696945.

DOI

[15]
Zhang Y. Will natural disasters accelerate neighborhood decline? A discrete-time hazard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vacancy and abandonment before and after hurricane andrew in miami-dade county (1991-2000).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 Design, 2012, 39(6):1084-1104. DOI: 10.1068/b37121.

DOI

[16]
Greer A, Trainor J, McNeil S. Voluntary household reloc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Re-interpreting the empirical rec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 Disasters, 2019, 37(2), 197-226.

[17]
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2):48-54.

[ Shao Yiwen, Xu Jiang. Understanding urban resili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5, 30(2):48-54.] DOI: CNKI:SUN:GWCG.0.2015-02-009.

DOI

[18]
赵瑞东, 方创琳, 刘海猛. 城市韧性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0):1717-1731.

DOI

[ Zhao Ruidong, Fang Chuanglin, Liu Haimeng.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urban resilience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0):1717-1731.] DOI: 10.18306/dlkxjz.2020.10.011.

DOI

[19]
唐任伍, 郭文娟. 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 改革, 2018, (8):64-72.

[ Tang Renwu, Guo Wenjuan. The evolution resilience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logic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form, 2018, (8):64-72.] DOI: CNKI:SUN:REFO.0.2018-08-006.

DOI

[20]
Dekker K, Bolt G.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idents' responses to neighbourhood decline. European Urban Research Association (eUrA), 2007: 12-14.

[21]
林李月, 朱宇, 许丽芳. 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福州市的调查. 人文地理, 2016, 31(1):65-72.

[ Lin Liyue, Zhu Yu, Xu Lifang. Th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its effect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Fuzhou City. Human Geography, 2016, 31(1):65-7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6.01.009.

DOI

[22]
夏云岭. 千岛湖旅游地居民迁居意愿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15.

[ Xia Yunling.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tourist residents' relocation inten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at Qiandao Lake. Wuhu: Master Dissertation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2017: 15.]

[23]
Woolever C. A contextual approach to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Urban Studies, 1992, 29(1):99-116. DOI: 10.1080/00420989220080081.

DOI

[24]
Bonaiuto M, Breakwell GM, Cano I. Identity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threat: The effects of nationalism and local identity upon perception of beach pollu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6(3):157-175. DOI: 10.1002/(SICI)1099-1298(199608)6:3<157:AID-CASP367>3.0.CO;2-W.

DOI

[25]
Sugihara S, Evans G W. Place attachment and social support at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Behavior, 2000, 32(3):400-409. DOI: 10.1177/00139160021972586.

DOI

[26]
Wood L, Shannon T, Bulsara M, et al. The anatomy of the safe and social suburb: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safety. Health & Place, 2008, 14:15-31. DOI: 10.1016/j.healthplace.2007.04.004.

DOI

[27]
Li SM, Mao SQ, Du HM.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in guangzhou,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9, 51(3):761-780. DOI: 10.1177/0308518X18804828.

DOI

[28]
冯健, 林文盛.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2):159-170.

DOI

[ Feng Jian, Lin Wenshe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old town residents in Suzhou.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2):159-170.] DOI: 10.18306/dlkxjz.2017.02.003.

DOI

[29]
Clark WAV, Ledwith V. Mobility, housing stress, and neighborhood contexts: Evidence from Los Angel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6):1077-1093. DOI: 10.1068/a37254.

DOI

[30]
Lee BA, Oropesa RS, Kanan JW.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residential-mobility. Demography, 1994, 31(2):249-270. DOI: 10.2307/2061885.

DOI PMID

[31]
Morenoff JD, Sampson RJ, Raudenbush SW. Neighborhood inequality,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rban violence. Criminololgy, 2001, 39(3):517-559. DOI: 10.1111/j.1745-9125.2001.tb00932.x.

DOI

[32]
陈虎, 梅青, 王颖超, 等. 历史街区旅游意象对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性研究: 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2):106-116.

[ Chen Hu, Mei Qing, Wang Yingchao,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power about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from the destination image of historic block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12):106-116.] DOI: 10.12062/cpre.20170453.

DOI

[33]
Brown B, Perkins DD, Brown G.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3):259-271. DOI: 10.1016/S0272-4944(02)00117-2.

DOI

[34]
Taylor R B. Neighborhood responses to disorder and local attachments: The systemic model of attachment,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nd neighborhood use value. Sociological Forum, 1996, 11(1):41-74. DOI: 10.1007/BF02408301.

DOI

[35]
侯光辉, 陈通, 王颖, 等. 地方依恋、突发事件与风险的社会“变异”: 一个化工社区在“8·12”特大爆炸事故前后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5(2): 56- 68, 155-156.

[ Hou Guanghui, Chen Tong, Wang Ying, et al. Place attachment, emergency incident and social variation of risk: Changes of a chemical commun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8·12 large explosion accident.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8, 15(2): 56- 68, 155-156.] DOI: 10.16149/j.cnki.23-1523.2018.02.005.

DOI

[36]
Raymond CM, Brown G, Weber D.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nec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4):422-434. DOI: 10.1016/j.jenvp.2010.08.002.

DOI

[37]
Kutek SM, Turnbull D, Fairweather-Schmidt AK. Rural 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Evidence for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enhancing informal networks. Australian Journal of Rural Health, 2011, 19(1):20-26. DOI: 10.1111/j.1440-1584.2010.01172.x.

DOI

[38]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1987, 236(4799):280-285. DOI: 10.1126/science.3563507.

DOI PMID

[39]
Peng L, Lin L, Liu SQ, et al. Interaction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sense of place in disaster-prone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in China's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Natural Hazards, 2017, 85(2):777-792. DOI: 10.1007/s11069-016-2604-6.

DOI

[40]
Bukvic A, Owen G. Attitudes towards relocation following hurricane sandy: Should we stay or should we go?. Disasters, 2017, 41(1):101-123. DOI: 10.1111/disa.12186.

DOI

[41]
虞佳丽. 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11-14.

[ Yu Jiali.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Shanghai: Master Dissertation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11-14.]

[42]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 Wu Minglo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MOS.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52.]

[43]
Fornell C, Larcker D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39-50. DOI: 10.1177/002224378101800312.

DOI

[44]
吴艳, 温忠麟.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1859-1867.

[ Wu Yan, Wen Zhonglin.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19(12):1859-1867.] DOI: CNKI:SUN:XLXD.0.2011-12-017.

DOI

[45]
彭正霞, 陆根书. 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3, (5):57-65.

[ Peng Zhengxia, Lu Genshu.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alysis of multiple-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2013, (5):57-65.] DOI: CNKI:SUN:GDGJ.0.2013-05-008.

DOI

[46]
颜文涛, 卢江林. 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 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4):22-28.

[ Yan Wentao, Lu Jianglin. Two models for revitalizing village: Enlightenments under resilient perspectiv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7, 32(4):22-28.] DOI: 10.22217/upi.2017.127.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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