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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4: 1107 - 112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280

Articles

Measuring impact of strategic coupling towards the pattern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LIU Yi , 1, 2 ,
  • ZHANG Yifan 3 ,
  • HUANG Kaixuan , 4 ,
  • CHEN Rui 5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17570, Singapore
  • 5.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aozhou Cultur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4-06

  Accepted date: 2021-09-01

  Online published: 2022-06-1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Fold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strategic coupling has addresse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trategic coupling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globalization. However, current studies are mainly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lack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ategic coupl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refore,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the enterprise and the reg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pattern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ategic coupling. This study also adopts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verify the impacts of strategic coupling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ll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have undergone industrial upgrading. However, there are some intra-regional divergence considering the patterns and extent of upgrading. Among these cities, Shenzhen has shown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upgrading, an overall regional upgrading. Guangzhou and Zhuhai have less-best upgrading, enterprise upgrading, which is followed by Dongguan with an upgrading related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the phenomenon of involution has not yet occurred in the PRD. Seco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patterns of strategic coupling affects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significantly. The production dependency o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y towards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influencing factors. Thir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trategic coupl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as changed apparently, which re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path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s that have higher dependency towards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other general foreign enterprises on industrial production have lower speed of upgrading. However, regions where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have higher technology have more prominent regional upgrading. Nevertheless, the influence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brought by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fostering regional upgrading have faded out. Overall, this paper helps to advanc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globalization. It also tentatively explores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Key words：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strategic coupl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Pearl River Delta

Cite this article

LIU Yi , ZHANG Yifan , HUANG Kaixuan , CHEN Rui . Measuring impact of strategic coupling towards the pattern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 41(4) : 1107 -1121 . DOI: 10.11821/dlyj020210280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经营活动得益于技术进步而逐渐突破地理空间的局限,形成跨区域的生产联系[1]。部分跨国企业为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生产,构成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2,3]。在GPN分析框架下,本土企业或政府通过有目的地协调、组织和安排区域资产（包括技术、生产资源和政策制度等）,与处于生产网络主导地位的跨国企业进行交换的过程被称为“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区域由此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获得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4,5]。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与GPN的战略耦合能否为区域经济带来有效的产业升级,是决定区域可持续发展乃至经济模式成败的关键。
产业升级研究是一个经典的话题,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来源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它通过企业的组织关系、权力大小和价值分配格局,解析落后地区参与全球化过程的产业升级难题与困境。但是,GVC理论仅关注企业内部组织,理论框架缺乏地理变量[6],也没有揭示后发区域如何利用地理优势与跨国企业展开周旋。虽然使用了大量的跨国贸易数据进行定量测度但基本均以国家为单位,对地理单元的尺度差异缺乏考虑,较少关注企业所嵌入的制度和本土环境等因素[7,8,9,10]。在定量测度上,现有研究对地理因素对产业升级的认识仍主要停留在将其与区域经济增长、创新等发展指标一视同仁的基础之上,虽然关注到了全球化下区域外部力量的显著影响,但对此开展的定量测度仍不充分。经济地理学家注意到产业升级的多主体和多尺度性[11],为产业升级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自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地理研究经历了从结构化视角到区域视角再到关系视角的演变,已经揭示了产业升级受到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的共同影响[12]。在近期的研究中,关系经济地理学派证实了区域产业升级与战略耦合的关系[12,13,14],指出在地理空间异质性的影响下,区位条件（如交通成本、资源禀赋等）、区域资产（包括制度环境、本土市场等）与全球竞争动态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的耦合模式,进而影响区域产业发展和升级。目前珠三角地区的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已有研究支撑[15,16,17],但是主要基于定性的案例探讨,对战略耦合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尚缺乏定量的测度。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基于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的发展经验,深入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战略耦合模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具体将开展两部分的研究,一方面揭示战略耦合影响下产业升级在区域和企业这两个尺度所形成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将根据战略耦合相关研究,选定能够代表战略耦合的合理指标,对产业升级与战略耦合的关系进行定量探讨,测度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试验区,在“先行一步”制度框架的支撑下,开启了中国嵌入全球经济体系新经济发展阶段[18]。这种有明确的资源配置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经济地理学家定义为区域经济与全球生产网路的战略耦合[4]。在随后的发展中,珠三角地区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耦合模式不断深化,从高度依附于香港地区的“前店后厂”和“三来一补”模式,逐渐转变为直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入耦合模式,同时朝着多产业的方向延伸,不仅与港澳两地形成了差异鲜明的发展路径,在珠三角内部也形成了显著的不同耦合模式[13]。珠三角的东岸以深圳、东莞为首的区域培育出较为被动的耦合模式,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对外资的较强依附,而以佛山、中山为代表的西岸则是相对主动的耦合模式,以本地资本为主导,但是增长速度较慢[12,19]。如佛山顺德的本土家电企业,最初通过与港台资企业合作而嵌入GPN,进而建立品牌并参与国内外市场,直接与全球领先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广州依托地缘优势和干预政策,与国外汽车集团组建合资公司并在本地开设总装厂,由此带动形成庞大的汽车产业集群[17,20]。在珠三角土壤上孕育发展的战略耦合为该区域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区域产业升级,也培育出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因此,珠三角案例地适宜支撑本文开展研究。

2 全球化下产业升级的空间动态与理论问题

在区域经济学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国家或区域改变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实现生产的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攀升,从而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21]。当前最为主流的研究产业升级空间动态的理论,是来自于经济社会学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该理论起源于世界体系理论,从交易成本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出发,通过揭示跨国企业对生产价值的分配,来解释全球产业经济迁移、扩张、分布等空间动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核心批判性贡献是指出：技术传播并非跨国产业转移的必然产物,而是深受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和管治模式所控制。跨国企业有可能为了维持生产效率和价值链稳定而为后发经济体（the latecomer economies）提供技术援助,从而帮助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但也会为了维护其领先地位而实施知识封锁,使落后地区保持依附状态,甚至使其进入技术锁定的发展陷阱。面对劣势,后发经济体可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对抗,但是收效有限[6,22-24]。这个派系的观点与公司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 of firms）和交易成本理论不谋而合,均认为跨国企业基本不可能分享其最有竞争力的知识,而被传递出去的指示往往是标准化的、成熟的、有利于自身提升效率的技术[25,26]。因此,价值链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对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不过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产业升级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理论,被国内外学者用于解析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产业发展动态[27,28,29,30,31,32,33,34]。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性缺乏探讨,忽略了不同地域空间下,制度和资源因素对价值链管治模式的影响,例如没有看到国家这个重要的行为体对产业升级活动的干预作用[35,36]。
产业升级话题在经济地理学中出现得较晚,早期的相关话题主要为产业空间重构和全球产业迁移。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全球化的空间性和经济活动的嵌入性（指经济活动受制于政治文化空间背景）。进入21世纪后,经济地理中的关系学派（the relational school）进一步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来解释全球产业动态,其核心分析变量有3个：全球生产网络竞争动态、跨国公司开展跨地区生产组织的能力、各地区的生产要素和制度环境[4,35]。该分析框架已被国内学者所重视,用于分析中国及东亚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在全球化作用下的演变机制[37,38,39]。在此分析框架的引导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产业集群、学习网络、区域创新、产业迁移和跨区域等相关话题对产业升级进行探讨[40,41,42,43,44]。这些研究均认可全球化为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带来了新机会,不过往往将该命题作为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对象,没有充分讨论不同的全球化模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关系视角下,产业升级受到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过程影响,而战略耦合的模式与耦合双方的权力关系,即议价能力有关[3]。刘逸提出了区域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这两个空间变量,构建出战略耦合的基本类型并阐述了不同耦合模式下的珠三角产业升级动态[5]。本地企业通过依附式、互惠式和吸收式耦合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在领先企业的带动下,通过知识吸收和研发投入以提升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此过程中掌握市场需求而发展自主品牌,由此实现产业升级[13]。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而对于战略耦合自身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缺乏定量测度。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耦合与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但是存在着三方面不足。
第一,产业升级的多尺度、多主体性已经受到广泛重视,但产业升级模式在地理尺度下的差异尚未能得到充分揭示。本土产业升级动态并非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治理模式或价值链自身属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干预力量影响[4,45]。跨国企业的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黏性,并受到根植于本土区域的综合因素（资源禀赋、制度环境等）影响,因而不同的区域背景下企业能够掌握不同的升级机遇[13,17]。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企业规模、产业增加值、进出口商品类目变化、资金周转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测度区域整体的产业升级水平[46,47,48,49,50],计算的维度相对单一,无法充分回应产业升级过程所具有的多尺度性和地域性。
第二,战略耦合本身缺乏量化研究。当前研究已经对战略耦合概念进行了理论化,阐述了战略耦合的基本类型和影响因素,并从线性描述向动态视角推进,完善了战略耦合过程的发生和演化路径[20,51-55]。但是目前战略耦合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对战略耦合自身的量化测度。
第三,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缺乏定量测度。GPN分析框架关注全球与本土空间生产关系的嵌入性,将本土产业演化动态置于全球化空间背景中[35]。作为GDP框架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战略耦合能够带来技术转移、市场需求,现有研究已经围绕战略耦合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展开阐述,如Yeung等基于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分析,归纳得到不同的耦合模式,用以解释东南亚和东亚的产业发展历程[3];刘逸将空间变量引入战略耦合分析的框架,将耦合模式优化为依附式、互惠式和吸收式耦合,并相应阐述各类耦合过程如何作用于本地产业升级[5]。但是当前对于战略耦合与产业升级的机制研究以理论阐述和案例实证为主,而定量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拟从关系地理学视角对珠三角产业升级模式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对战略耦合及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初次量化,探讨不同的战略耦合模式带来何种产业升级。

3 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模式的影响

3.1 分析框架的构建

现有产业升级模式的研究中,取得较多共识的是来自于Humphrey和Schmitz的产品、流程、功能和行业升级的四分类模式[9]。但是这个模式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隶属于产业经济学的企业间关系研究,适合于企业内部研究,而不适用于区域研究,例如区域整体技术升级无法涵盖在这个模式框架中;二是该分类难以开展量化测度,既没有符合常规产业经济统计口径的数据类型,也没有符合区域经济常规统计口径的数据类型,例如流程升级和功能升级通常只能通过案例或者专门开展问卷调查进行测度。相对于经典研究,国内对产业升级模式的研究也存在两种视角,要么探讨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要么研究区域层面的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例如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表征产业升级[56,57]。
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重新梳理产业升级的基本模式。本文认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变适合描绘企业层面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改变主要代表区域层面的升级,必须结合这两者,才能更为准确地识别出区域视角下的产业升级,否则有可能对区域发展的实质产生误判。需要说明的是,区别于配第-克拉克定理所述的“一二三产业演进”规律,本文探讨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升级,即制造业结构升级,包括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并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具体来说,企业效率优化,反映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及其在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构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产业结构优化,指行业部门不断朝着增加值和技术含量更高的方向演进,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本土企业离开原来的行业,进入新的收益更高的行业;二是外来高技术产业迁入区域,并替换本地产业。基于此,本研究围绕企业和区域这两个维度,结合全球化下战略耦合的理论情境,重新构建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得到四种模式（图1）。
图1 基于区域经济增长前提的产业升级类型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premis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第一,企业升级,即产业升级仅发生在企业内部,对应于GVC理论定义的前三种升级（产品、过程、功能升级）,而区域整体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这种发展动力较为稳定,也具有长期的竞争力。但是,其缺点是区域发展路径不可控,而且过程缓慢。这种升级可以来源于企业内生创新升级,也可以通过战略耦合,直接从全球生产网络中以技术授权引进、学习消化吸收、组织继承等方式来实现。通过战略耦合的方式往往具有更高的升级效率,但是能否发生升级取决于所耦合的另一方是否愿意让渡技术[58],例如在互惠式耦合中,这种升级便比较容易发生[12]。
第二,结构升级,即产业升级仅发生在区域层面,制造业部门整体结构向高级化发展,而企业内部未发生明显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高端制造业的迁入,并发生本土产业替换。在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环境下,这类产业升级的进程可能较快,但因缺乏本地生产水平的实质性提升,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可能面临高技术产业迁出的威胁。这种升级是战略耦合最常见的影响结果,特别是依附式或者被动耦合。其优点是可以快速带来区域整体经济的繁荣,缺点是本土企业未必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升级。珠三角过往四十余年的发展中,这种结构升级频繁发生,地方政府不仅主动引进外资企业入驻,甚至主动清出原有产业,以便提供足够的场地来迎接新产业入驻[13]。
第三,区域升级,即产业升级既发生在区域层面,也发生在企业内部,表现为区域整体演化式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发生了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价值链升级,并且出现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趋势,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生产能力和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共同优化。区域发展具有稳定的内生动力,并且能较好地把握区域发展路径,发展效率较高。这是战略耦合可以带来的最优的影响,一般发生在吸收式或者主动耦合模式中。一方面区域需要具备优质的资源吸引优质企业的入驻;另一方面,本土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学习和内生创新。在珠三角的案例中,华为、顺德家电企业都是这方面的典范[59]。
第四,内卷化,即区域和企业层面均未发生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要素投入的增加,即通过重复性劳动以实现资本积累,或通过产业规模成比例扩大而促进经济发展。这种发展较为缓慢,并且不稳定性较高,易受到全球生产网络动态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难以抵御企业迁移为区域发展带来的冲击,这种情形容易发生在战略耦合较为缺乏的地区。由于没有新技术、新企业的影响和带动,本土企业创新难度很大,效率较慢,区域政府只能通过加大要素投入来加快发展。其结果是虽然经济繁荣向上,但本质上产业升级没有显著发生。
在数据选取方面,对于企业层面的效率优化水平,现有研究采用了企业增加值进行衡量,其相对于企业利润等可以更加全面地衡量企业的产出[59]。本文参考这一指标,以企业平均增加值作为效率优化的评估依据,衡量各城市在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而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方法相对较少,现有研究没有通用的方法,本文根据统计年鉴的口径,选择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占比作为测度指标,相对来说,可判断出制造业部门的信息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根据2002年7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包含航天航空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3.2 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新阐释

根据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和企业平均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值,对1998—2018年珠三角各城市的产业升级进行测度,并分时段对1998—2008年、2009—2018年进行分别测度,以更好地呈现珠三角产业升级模式的变化（图2~图4）。
图2 1998—2018年珠三角产业升级测度结果

Fig. 2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ring 1998-2018

图3 1998—2008年珠三角产业升级测度结果

Fig. 3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ring 1998-2008

图4 2009—2018年珠三角产业升级测度结果

Fig. 4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ring 2009-2018

根据测度结果,1998—2018年间珠三角各城市均发生了区域升级。1998—2008年,佛山表现为结构升级,企业效率退步,产业结构出现小幅度优化,其余城市均为区域升级,企业效率和产业结构都提升;2009—2018年,东莞、江门、中山表现为区域升级,其余城市转变为企业升级,产业结构出现小幅度退步,但企业效率提升明显。其中,广州、佛山、肇庆的产业结构前十年出现小幅度升级,后十年有所退步,珠海、惠州、深圳三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在1998—2008年大幅提升,在2009—2018年小幅度退步。除了佛山在前十年出现了企业效率的退步,其余城市在1998—2018年间企业效率均稳定提升。
总体来看,深圳的企业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均为最高水平,企业平均增加值提升超过0.8亿元,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53%,是整个珠三角产业升级绩效最优的城市,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这一特征与学术研究、公众认知较为一致。其主要原因是深圳是珠三角最早发生战略耦合的城市,也是最快从依附式耦合走向合作耦合,再到吸收式耦合的城市[13]。
广州和珠海的升级模式,更接近于企业升级,表现在企业效率提升幅度较大,而结构变化较小。从战略耦合的角度上来看,广州虽然在过往二十余年,强行植入了汽车产业,并与全球汽车生产网络进行耦合,但是广州汽车产业在合资合作的模式下,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仍依附于丰田、本田和日产等外资企业,且缺乏具有实力的自有品牌[60,61];同时广州作为综合性省会城市,经济体量大,综合性强,因此产业结构未有大的变动和调整。而珠海的问题不在于综合性和经济体量大,而在于其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耦合处于较为边缘和从属的位置。珠海本土的高科技企业多为电器和电子零部件制造商,缺乏港资和来自多国的跨国资本的带动,虽然近年研发投入强度提升显著,但仅靠自身的努力和珠三角全球化带来的溢出效应维持经济增长仍不足够,反映为产业结构上未有大的变动,虽然经济体量不大,但是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12,61]。并且珠海由于城市和工业发展战略的失当而未把握住20世纪末期的国际产业转移机遇,错过了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行耦合的最佳时期,相较于深圳、广州等城市而言缺乏一轮原始资本积累[62]。
东莞的升级模式比较接近于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幅度仅次于深圳,达到46%,而产业效率提升幅度较小。东莞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依附式耦合发展加工贸易行业,为香港地区代工轻型消费品而嵌入全球生产网络。21世纪初期,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国际竞争加强的背景下,东莞大力推行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服装、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迁出[63,64];同时,经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优化,东莞承载了以台资为主导的电子产业转移,吸引大量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迁入[65,66]。东莞企业逐渐从服贸产业的低端供应商升级换代为电子产业的领先企业,成长为大型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创立自主品牌,从依附式耦合向互惠式耦合转变,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3]。
佛山、中山和江门的产业结构和企业效率优化水平均较低,其早年依托依附式耦合为主,并长期处于该位置,未发生明显的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生产效率的提升幅度也不突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佛山以陶瓷产业为代表的产业加工程度有所提升,但是国际研发设计市场依旧由欧洲占据,品牌营销方面以美国和日本占据主导,其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和从属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67]。佛山也曾经历大规模产业转移,其在2007年曾开展针对陶瓷产业的环境专项整治,八成企业因此搬迁或关闭[68];但是此举并未带来高技术产业的进驻,最终反映为产业结构优化幅度不大。中山早年通过为国外企业从事代工制造而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以灯饰企业为代表,从作坊式手工仿制制造起步,在依附式耦合模式下,产业核心技术对外依存程度较高,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制于公共服务资源的分散和滞后,影响本土区位优势的积累[69];金融危机之后,中山开始注重创新资源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依附式耦合向合作式耦合转变[70]。江门与中山情况相近,尚未完全走出依附式耦合,导致其产业升级停留在较低水平。肇庆和惠州的企业效率提升幅度在珠三角属于中等水平,其中惠州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产业结构提升,原因尚不明朗。

4 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测度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现有研究对于产业升级的测度主要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高效化两个方面入手,常见的指标包括Moore值、产业结构超前系数、非农业产值占比、二三产业产值之比等,但是上述方法主要是从三次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产业结构变化,与本文的产业升级内涵不符合。本文关注的产业升级体现为制造业企业在GPN中的嵌入位置由边缘向核心移动,这取决于各企业对资源的综合配置效能。因此本文借鉴王志勇等的经验做法[71],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产业升级总体效益的测度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区域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包括产业竞争力、企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表现,可以用于表示一个区域产业升级的整体效果。
根据Liu等的研究[17,19],区域的议价能力决定了战略耦合的模式以及耦合程度的深浅,在不同的耦合模式下,外资企业在区域出口和本地生产中的角色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反映为外资主导区域经济增长的力量强弱。本土企业一方面通过依附于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而获得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动态下把握领先企业技术外化的契机而推动自身实现技术和生产流程的升级。因此,本文通过出口、生产和技术三个维度衡量外资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对战略耦合的程度进行量化,并观测哪一个维度或者哪一种组合更能够捕捉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出口方面,本文选择了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各市出口额的比值,衡量出口对外依赖度,反映外资对于出口市场的主导强度;在生产方面,选择了港澳台资企业和除港澳台资外的一般外资企业总产出占各市所有企业总产出的比值,分别衡量生产对港澳台和对海外的依赖程度;在技术方面,构建了港澳台资技术领先指数和一般外资技术领先指数,分别衡量港澳台资企业和境外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各市平均水平的产出效率优势。通过出口和生产领域的外资主导份额,以及本地与外资企业产出效率的差距,综合反映战略耦合模式与程度的差异。同时,结合现有研究,选取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外商投资总额、企业平均增加值等指标作为产业升级的控制变量（表1）。
表1 变量基本信息

Tab. 1 Model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内容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产业升级		 Upgrade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市工业增加值与同年全体从业人员的平均人数的比值
解释变量：
战略耦合
Exp.r 出口依赖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与全市出口总额的比值
Out.f1 生产依赖-港澳台 港澳台资总产出与全市企业总产出的比值
Out.f2 生产依赖-一般外资 除港澳台资外的境外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出与全市企业总产出的比值
Tec.f1 技术领先-港澳台 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港澳台资企业的生产率与全市所有企业的生产率的比值,生产率以企业平均总产值表示
Tec.f2 技术领先-一般外资 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除港澳台资外的境外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与全市所有企业的生产率的比值,生产率以企业平均总产值表示
控制变量 Exp 出口规模 全市出口总额
CVA 企业平均增加值 全市工业增加值与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
GDP 地区生产总值 全市生产总值
FDI 外商投资总额 全市外商投资总额
本文选择1997—2019年广东省包含珠三角9个城市在内的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各市统计年鉴。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统计性描述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Upgrade 189 135459.07 107744.93 16461.00 621046.40
Exp.r 189 0.16 0.21 0.06 0.92
Out.f 1 189 0.42 0.13 0.02 0.89
Out.f 2 189 0.26 0.13 0.003 0.49
Tec.f 1 189 1.47 0.77 0.21 7.04
Tec.f 2 189 1.31 0.97 0.31 7.37
Exp 189 1797.75 424.37 0.87 3057.02
CVA 189 7.52 1.13 0.03 5.097
GDP 189 176.68 3788.97 75.49 26927.09
FDI 189 136698.70 134930.86 183.00 820301.00

4.2 模型设定与回归方法

在分析产业升级与战略耦合的关系时,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全员劳动生产率反映产业升级,分析其与耦合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关系,建立回归方程：
Up grad e it = β 0 + β 1 Exp . r it + β 2 Out . f 1 i t + β 3 Out . f 2 it + β 4 Tec . f 1 it + β 5 Tec . f 2 it + β 6 Ex p it + β 7 CV A it + β 8 GD P it + β 9 FD I it + ε i
式中：i表示地区（广东省21个地级市）;t表示时间（1997—2019年）;Upgradeit为被解释变量,以各个地区全员劳动生产率表示产业升级,考虑到自变量作用的时间滞后性,对其进行滞后二阶处理;Exp.rit、Out.f1it、Out.f2it、Tec.f1it、Tec.f2it为解释变量,分别为出口对外依赖度、生产对港澳台依赖度、生产对一般外资依赖度、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指数和一般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指数,反映各市企业战略耦合特征;其余变量为控制变量,包括出口规模Expit（以各地区每年出口总额表示）、企业平均增加值CVAit、地区生产总值GDPit以及外商投资总额FDIit,分别进行对数处理;β0为常数项,εi为误差项。

4.3 结果分析

拟合结果（表3）显示,1997—2019年间广东省生产对一般外资依赖度、生产对港澳台依赖度、港澳台资企业技术领先指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出口对外依赖度在5%水平上显著,一般外资企业技术领先指数因系数符号出现变化,在整体时间段上相关性不显著。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发现。第一,战略耦合总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较为显著,大多数耦合指标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出口对外依赖度与产业升级为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出口对外依附程度更高的耦合模式带来更弱的产业升级;生产对港澳台资和一般外资依赖度与产业升级分别为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说明依附于港澳台资进行生产的耦合模式也不利于产业升级,但与海外投资建立生产联系能够为产业升级创造一定机遇。第二,本次研究发现2008年是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重要转折点,在此前后,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个别耦合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1997—2007年而言,生产对港澳台依赖度、一般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指数和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指数均在1%水平上与产业升级显著相关,而出口对外依赖度、生产对一般外资依赖度与产业升级不显著相关。在2008年以后的十年间,生产对一般外资依赖度的显著性大幅增强,从不显著转变为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系数为正;生产对港澳台依赖度依然显著,但系数的负向绝对值增大;技术领先指数均保持显著,其中一般外资技术领先指数的系数由正转负,港澳台资技术领先指数的系数正向绝对值增大。这表明,依附于港澳台资进行工业生产的耦合模式对于本土产业升级的不利影响在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加剧,但是港澳台资企业相对本土企业在产出效率上的领先优势依然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具有正面作用,并且在金融危机之后其带动效果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港澳台资以外的一般外资企业在珠三角工业制造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其技术领先程度缩小,甚至转而成为本土产业升级的阻碍,与这类海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技术地位更为平等的合作式耦合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表3 产业升级与战略耦合模型拟合结果

Tab. 3 Model results

变量名称 变量内容 变量系数
1997—2019年 1997—2007年 2008—2019年
Exp.r 出口依赖 -0.2314** 0.0363 -0.2073
Out.f1 生产依赖-港澳台 -0.7619*** -0.5473*** -1.4928***
Out.f2 生产依赖-一般外资 0.6443*** 0.1413 1.1321***
Tec.f1 技术领先-港澳台 0.1387*** 0.0978*** 0.2287***
Tec.f2 技术领先-一般外资 -0.0165 0.0881*** -0.1206***
Exp 出口规模 -0.1010*** -0.0276*** -0.2351***
CVA 企业平均增加值 0.6226*** 0.6107*** 0.4230***
GDP 地区生产总值 0.3168*** 0.1774*** 0.4053***
FDI 外商投资总额 -0.0922*** -0.0671*** -0.0393*
样本量 412 189 181
调整后R2 0.8470 0.7113 0.718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构建产业升级类型的分析框架,探析了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第一,本文发现通过企业效率升级与区域结构升级的组合,可以很好地捕捉到产业升级在地理尺度上的差异,以及战略耦合对其影响的差异。在珠三角的案例中,各城市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其中深圳属于区域整体演化式升级,企业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均处于领先水平,广州和珠海接近于企业升级,东莞主要表现为结构升级,而佛山、中山和江门的产业升级总体表现较弱,各城市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可以较好地阐释不同产业升级模式的产生机制。第二,拟合结果显示,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影响,综合采用出口、生产和技术3个维度,可以较好地反映战略耦合的作用机制,相较而言,在生产和技术维度上,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能够得到更佳的捕捉效果。其中,生产对港澳台依赖度对产业升级而言是显著的不利因素,而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因素则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是珠三角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转折点,表现为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生产对港澳台依赖度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加剧,而港澳台资技术领先因素的积极作用增强;另一方面,生产对海外一般外资依赖度和产业升级的关系从不显著相关转变为显著促进,但是一般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影响则从促进变为抑制。
本研究的发现积极地推动了全球化下的产业升级理论进展。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均未能充分重视产业升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但是产业升级却是国家、区域乃至本土的经济主导者最为关切的议题之一。由于自身的理论缺位,地理学者在面对现实发展需求时,只能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加以运用来指导实际工作。本研究的开展,为完善经济地理的全球化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证实了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差异化的作用,并测度不同的耦合维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空间尺度视角的四类产业升级模式,并且在珠三角案例中得到较好的匹配和阐释。这种做法避免单一地从企业内部或区域整体来分析产业升级的类型,从而更好地把握产业升级的地理性和多尺度性,降低误判产业升级成果甚至误导产业发展历程的风险。这一实践有助于地理学更好地开展产业升级研究和研判,为区域发展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建议,构建属于地理学自身的产业升级理论,而不是一直停留GVC理论所构建的缺乏环境因素的产业升级模式之中。不仅如此,本研究通过量化测度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作用维度和影响程度,弥补了当前该领域过于倚重定性、案例研究的问题,通过三个维度的综合解析,深入揭示了不同主导力量对产业升级的塑造作用,对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化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理解产业升级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制定区域产业发展政策。
本研究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港澳台资与一般外资的影响差异,加深认识、正确引导两股不同的外来力量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第二,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产业经济政策需要重视在生产环节减少对港澳台资的过度依赖,同时积极引导港澳台资企业的先进生产技能向本土扩散。在引进外资以促进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同时,也要关注到外资技术领先条件在近年来对产业升级产生的不利影响,降低外资领先企业的技术控制对本土产业发展造成的潜在威胁。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结果分析、结论梳理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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