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spect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doi:10.11821/dlyj020210835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2 , Vol. 41 >Issue 6: 1765 - 1777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10835

Academic Review

The prospect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WANG Fenglong ^,¹^,² ,
LIU Yungang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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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Geography & The Center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25

Accepted date: 2022-01-05

Online published: 2022-08-10

Fold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y mainly focus on exogenous theories from static perspectives based on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behavioral approach may make som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geography by strengthe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ical behavior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proposes some potential research topics in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mainly include political subject, political behavio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system/power relation and political emotion/attitude. Its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analysis of micro-mechanisms, the pursuit of testable law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subjective factor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behavioral 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havioral geography, emotional geograph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tudy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We further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in which decision space is a key to interpre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capability and cogni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r opportunities by geographical contexts and power relations. We call for mor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mor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uture resear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processes by investigating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political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mo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behaviors, and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legitimacy for various political actions based on manipulation of emotions and risk-related discourse.

Key words： behaviorism; political geography; behavioral politics; behavioral geography; emotional geographies; decision space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Fenglong , LIU Yungang . The prospect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 41(6) : 1765 -1777 . DOI: 10.11821/dlyj020210835

1 引言

目前,中国政治地理研究主要包括以引介西方理论和方法为主的外生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中名副其实（de facto）的政治地理研究及中国传统政治地理思想三大部分内容^[1]。其中,外生政治地理学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一系列学者先后引入西方政治地理学中的尺度^[2]和尺度政治^[3]、领域^[4]、空间生产^[5⇓-7]、治理术^[8,9]、选举地理^[10]和地缘政治准则^[11]等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并对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核心研究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12]。然而,这种过于依赖外来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导致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中原创理论较少^[13],存在学科内部范式割裂的问题^[14]和落入唯西方论、“西方主义”的风险^[15,16],也尚未形成有共识的学科理论框架^[17]和足够的跨学科影响^[18]。

为此,国内部分学者尝试跳出西方主流概念和理论之局限,提出一些能够反映中国特色、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如刘云刚等归纳提出的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19]和“地盘”概念^[20],胡志丁等提出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21],刘君德^[22]、周振鹤^[23]、王开泳^[24]、王丰龙^[25]等推动构建的行政区划理论体系,等等。不过,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同样面临两方面的局限：一是这些研究往往建立在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语境下,与西方已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相互独立,不易输出到西方学术圈或与之相互对话;二是,这些研究相对偏重采用归纳方法和宏观视角,不易形成能够加以证伪和演绎的命题,与西方多尺度的领域、边界、治理术等理论相比也不宜用于分析和解释微观的政治地理现象。

本文尝试基于行为主义范式,构建和推动一个此前国内外政治地理学尚未给予足够关注的新研究方向——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尽管政治地理学此前很少采用行为主义范式,但是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和行为地理学就已经兴起^[26,27];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和行为实验范式等的流行,行为科学作为一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快速发展壮大^[28,29],已归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行为的规律,并被广泛应用到公共政策等学科^[30]。为此,本文拟基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地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勾画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草图,旨在一方面强化对政治地理行为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政治地理过程和机理的经验解释,从而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都能为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一点“中国贡献”。

2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行为主义”（behaviorism）包含了心理学和哲学的一系列学说,且不同学说之间存在较大差异^[31]。总的来说,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主要形成于对内省主义（introspectionism）的批判,认为心灵是表现出某些行为模式的倾向或能力,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应该是行为而非意识,而行为主要源自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也强调立足实验方法分析心理问题。华生（John B. Watson）、斯金纳（Burrhus F. Skinner）和巴甫洛夫（Ivan Pavlov）等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哲学中的行为主义则主要基于对笛卡尔的心身二分法和语言学中的指称论的批判,认为人们无法获知他人的意识或心理体验,而行为作为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公开的、可观察的事物,能够弥补这种二元划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莱尔（Gilbert Ryle）、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本文在整合哲学和心理学对行为主义不同理解的基础上,采取Argent对行为地理学的界定思路^[32],将行为主义同时看作一种研究对象和分析视角。相应地,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既代表了对政治地理研究对象的扩展,也代表了政治地理学研究视角或方法的创新。本节将对这两点分别加以解释。

2.1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各类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空间格局及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从这一定义出发,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包括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和地理环境两大研究对象。其中,“政治主体”既包括政府等政治组织或机构,也包括各类群体和个人。“政治行为”包括国家的外交-军事战略和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政治精英的决策、公民的投票或政治参与、群体抗争乃至恐怖分子的自杀式攻击等。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主要关注与空间相关的政治行为,可分为以下两类：受地理背景或因素影响的传统政治行为（如选举、政治参与、政治决策）和针对地理空间的政治行为（如空间占领、划界、排斥）。“地理环境”泛指各类影响政治行为和过程的地理要素和对政治活动空间格局的地理表征,包含地理学中经常讨论的空间距离/邻近性、区位/地方、领域、尺度和各类自然环境要素（如海陆、矿产、水资源、土地等）及人文社会要素（如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的空间分布。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还涉及3个对政治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政治制度/权力关系、空间认知和政治情感/态度。政治制度或权力关系是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对于塑造政治行为和制定政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也应是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关注的重要方面。空间认知是地理环境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中介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比客观地理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更大。政治情感或政治态度则泛指对各类政治安排或事件的情感反应、支持程度及做出某些政治行为的倾向。实际上,根据俞可平等的理解^[33],政治行为本就包括人们内心的政治反应,如政治思想、态度、价值等。不过,为了防止对“行为”一词内涵的界定过于宽泛,本文主要将政治情感和态度作为对政治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素而非政治行为的一部分。

2.2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偏重对政治主体行为的微观机制分析,其研究视角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有较大区别。目前,国内外的政治地理研究或基于政治区/领域分析地缘政治结构或政治活动的空间格局和过程,或基于交互作用的视角考察地理环境对权力关系或政治进程的影响^[34]。现有研究主要立足结构主义视角——如世界体系框架^[35],更多从地缘结构或区域汇总层面分析政治活动的空间格局、时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国家是其最主要的分析单元^[36]。选举地理学是相对较接近行为视角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其讨论更多的是选区划分不公^[10]和选举结果的空间特征^[12]。个别政治地理教材虽然提及政治行为,但是其相关内容仍较为薄弱——如《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Geography》一书考察了领土行为、决策制定和投票行为^[37],但该书是编写的文集,内容不够深入系统;Muir的《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一书讲解了影响政治决策制定的地理因素^[38],但是相关的内容篇幅较短、略显陈旧;王正毅的《现代政治地理学》教材提及了“动态”和非国家“组织”,但是相关内容集中于行政区划设置、综合国力构成、民族分离运动和国际组织的委任或托管地区等^[39],较少关注微观的行为过程和影响因素。

与行为地理学^[40]类似,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更强调以下3个视角。① 微观个体视角。与传统的结构主义政治地理学相比,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更重视对政治主体的行为追踪和决策机制解释,剖析政治地理战略形成演变的微观过程。例如,行政区划调整不只是经济发展或社会需求推动下行政区边界或层级的重新划定,还是地方领导在综合评估行政区划调整利弊并与其他政治决策重要性对比的基础上、在征求专家意见和居民反馈后做出的政治决策,其实施进度和效果受一系列政治地理行为影响。类似地,地缘战略制定和边境管控不只是单纯的空间过程,也受领导人或战略研究者的思维与决策偏好、边防军的身份审查和巡逻活动、移民的跨境行为等影响。② 过程视角。正如麦金德在不同时期所划分的“心脏地带”范围不断变化^[41],所有的地缘格局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有地缘战略或区域治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十分重视各类政治地理过程或决策的形成演变过程,并强调从地理环境与政治主体动态交互的视角理解不同尺度的政治地理现象和问题。③ 主观视角。由于各类政治决策和地缘战略的制定主体是人,各种政治地理过程也是由“人”所推动形成的,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在解析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或决策的影响时,非常注重考虑人的认知、情感和动机等主观因素。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在具体研究中以定量方法和空间分析为主。一方面,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可以借鉴当前行为科学广泛采用的定量模型或行为实验等方法,基于统计分析、网络分析和多智能体模拟等定量方法,增强对地理环境影响的因果关系检验,形成一般性的、可检验的规律,推动政治地理学走向论证科学化和规律化,为制定政治地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也可以采用类似认知地图、时空活动路径等图像/空间分析方法,从而深入揭示人们在做出政治决策时参照的空间认知信息以及受到的地理环境限制。当然,为了更好地提炼行为规律、剖析行为决策过程,也可以结合运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其他方法。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讨论更具体的研究设计细节。

3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立足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在具体研究中,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政治学、心理学和地理学的其他子学科借鉴相关理论（图1）。具体而言,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部分政治哲学理论对于理解政治行为的发生机制、干预手段和合法性有所裨益;地理学中的行为地理学和情感地理学对于理解地理环境对各类行为和情感的形成有启发意义;心理学中关于认知、态度、偏好和情感等对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心理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对于理解情感在地理环境和政治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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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Fig. 1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3.1 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关于政治行为与权力合法性的研究

行为主义政治学萌芽于20世纪初,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注重以实际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并注重采用定量分析方法。Charles E. Merriam在1925年提出政治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政治行为^[42],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的形成^[33];Herbert Tingsten于1937年将“政治行为”一词引入政治学^[43];Oliver Garceau发表于1951年的文章^[44]被认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建立的宣言^[45]。此后,David Easton等归纳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脉络和信条^[26,46],并在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47]。行为主义政治学推动形成了与注重哲学、历史和法学研究方法的欧洲传统相对的美国传统^[48]和西方政治学三大元理论之一的“经验-分析”范式（其他两个为“本体-规范”和“辩证-批判”范式）^[49],也推动了政治学量化分析方法的发展^[50]。国内王沪宁、俞可平等介绍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要点和发展脉络^[33,51,52]。

行为主义政治学与传统的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界定有较大区别。政治哲学往往从制度、机构和治理目的等角度理解政治,更为关心“政体”设置及其合法性,尤其是公民的自由和福利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如柏拉图主要讨论管理国家的正义形式,认为哲学家是理想国合适的统治者^[53];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目的是让人实现美好的生活^[54];霍布斯^[55]、洛克^[56]和卢梭^[57]分别从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弥补自然状态的不足并保障人们的自由、提供比自然状态下更多自由和平等的前提出发,分别倡导利维坦式国家（必要的恶）、自由主义政府（有限治理）和社会契约型政府（忠于人民的公意）;福柯的“治理术”重点探讨治理理性和治理手段^[7⇓-9]。相比之下,行为主义视角下“政治”的内涵更侧重权力关系和公共决策。基于福柯对权力的微观角度理解^[58],政治不仅仅只是关于机构固有的（inscribed）法定权力,也包括各类主体间的权力关系^[35,59];美国政治科学则推动了从公共政策角度理解“政治”,关注政治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和公共参与^[60]。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乃至发展路径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一方面,行为主义政治学已经引入了很多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并对一系列政治学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可以通过增强对地理环境影响政治行为的解释,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可以借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尝试回应和解决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的相关反思和批判。

3.2 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和情感地理学等关于地理环境对行为和情感的影响

行为地理学研究人们对不同地理环境的行为和决策^[61],有时也指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理解行为与其所处空间的关系的地理学方法^[62]。行为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Golledge^[27]、Pred^[63]、Hagerstrand^[64]和Timmermans^[65]等先后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国内陈传康和柴彦威等先后介绍了行为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和研究进展^[61,62,66]。总的来说,行为地理学主要采取两种分析范式。一种范式侧重科学实证主义,主要尝试基于定量模型解释个人行为决策（decision making）或选择行为（choice behavior）^[67];另一种范式更侧重运用定性或图形方法来分析偏好、感受（perception）和认知（cognition）^[68],尝试理解人们如何及为何以其特有的方式感知环境、感知又如何影响实际的空间行为^[32]。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幸福感引入行为地理学,讨论幸福感对地理环境与个人行为关系的影响,形成了幸福地理学方向^[69⇓-71]。

行为地理学关于人的行为和决策的研究成果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显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很多行为分析的模型经过简单的变换和修改即可以用于分析投票、政治参与、政治支持等政治行为;行为地理学整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综合运用主客观数据的分析视角则对于构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方法论体系具有参考意义。不过,相比之下,行为地理学更关注个人或企业行为而政治地理学更关注群体或政治机构的行为,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在借鉴行为地理学成果时需要借助尺度理论、引入集体决策机制等因素,将个体层面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宏观尺度。这方面可以借鉴选举地理学的研究思路,通过将投票选举或政治支持等个体行为问题转换到汇总的选区尺度上,分析地方背景、选举信息传递、投资和移民流动等地理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72⇓⇓-75]}。此外,对政治机构等非人“主体”的行为调查面临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何者更有代表性的争议,对领导人的行为调查也存在很高的介入壁垒,因此有必要开发针对行为主义政治地理研究需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建模方法。

21世纪初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出现了“情感转向”并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情感地理学”研究方向^[76,77]。情感地理学主要考察情感生成的区位、情感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形成机制、以及情感表征的问题化^[78]。情感地理学研究集中在文化地理学领域^[79],少部分研究在政治地理学的背景下考察情感与政治地理的关系。其中,一些研究构建了“情感地缘政治”研究方向^[80,81],剖析了恐惧等情感对于提供地缘政治行动合法性的作用^[82]。如Toal分析了美国如何利用“9·11”事件所建构的“情感工程”来提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与反恐战争的合法性^[83];Gökarıksel等对土耳其三座城市居民的焦点小组调查也发现,土耳其居民在与叙利亚难民的日常遭遇中形成的恐惧、焦虑和同情等情感塑造着他们对难民的态度及其地缘政治观念^[84];程国宇等认为影视作品是唤醒与维持民族情感、生产地缘政治力量的重要方式,并分析了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电影中的情感地缘政治^[85]。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民族自豪感等对国家观念建构的影响。如Militz等在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和女性主义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民族主义（affective nationalism）概念,并基于对阿塞拜疆一户家庭的民族志调查揭示了人们在各类日常活动中对国家的仪式或节日的情感反应及情感对国家认同的影响^[86];Howell等基于媒体文本分析了“舒适感”（coziness）对于丹麦软实力的影响^[87]。此外,还有学者在情感治理术的框架下,分析了羞耻感对行为的塑造和情感对生命政治运行的影响^[88,89];González-Hidalgo则提出了情感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框架,指出情感在环境冲突和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90]。这些关于情感地理和政治关系的研究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揭示情感在地理环境和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和情感如何提供政治行动合法性等理论机制很有启发。

3.3 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关于政治行为的心理机制和政治目标设计的研究

心理学在解释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心理机制和分析政治制度或政治行为（如政治参与）对人们心理的影响等方面提供了众多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结果。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为理解外部刺激、感知、态度、偏好、意图和幸福感等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系列理论视角^[91⇓-93];大量研究考察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等的影响^[94⇓-96]。这里主要讨论政治心理学^[97,98]和幸福感研究的以下两方面成果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借鉴意义：一是情感等心理因素对政治行为（如投票、政治参与、抗争等）的解释机制。如一些研究考察了幸福感对投票^[99]和政治参与^[100,101]等行为的影响。不过,现有研究对于具体影响机制的解释还不够深入,研究发现也不一致——如Flavin等发现幸福感水平高的居民更容易参与政治活动^[100],而Sulemana等发现幸福感对投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101];二是居民幸福感等心理状态对于社会治理的指示作用。很多研究开始将幸福感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和评判治理效果的指标。如近年来不少研究指出了幸福感等主观指标相对于GDP等客观指标在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政策效果中的优势^[102,103]。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将幸福感等主观指标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目的所面临的伦理和公正性挑战^[104]。不同尺度上幸福感水平的度量方式和研究结论的差异^[95]使得如何将心理因素作为政策目的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进一步复杂化。

4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纲要

基于前述相关学科的已有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图2）。该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决策空间”的概念。决策空间指由个人能力和感知、客观地理环境和外界制度框架或权力关系共同决定的选择范围和选项集合。这一概念与行为科学^[105,106]和公共治理研究^[107]中的决策空间概念和行为地理学^[108,109]与社会隔离研究^[110,111]中的（潜在）活动空间等概念类似,一方面强调外界的地理环境和制度框架对个人选择的综合约束,另一方面借鉴行为地理学的“客观世界→认知过程→行为”的分析框架^[112,113],强调个人对地理环境和权力关系的个体化的感知和不完整的信息。决策空间决定了人们政治行为的可能性和知识基础;个人的情感和动机等主观因素决定了政治行为的内部动力;制度框架和权力关系则提供了政治行为的外部规则及“理由”。政治行为反过来又会对领土、边界、行政区划和自然环境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可以构建一系列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方向。限于篇幅,这里简要讨论3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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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Fig.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political geography

第一,构建理解地理环境影响政治行为的多尺度模型。其中,政治行为既包括个人尺度的投票、政治参与、抗争等,也包括群体尺度的政治运动和国家等机构的政治决策。借鉴已有的政治行为和行为地理学等相关研究,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理邻近、行为决策的领域范围和具体地理背景。如到达投票或公共空间的时空距离可能限制人们参与某些政治决策的可达性;选区内有色人种或移民的比例可能影响选民对不同政党的支持度;各类武器的投放成本和各个国家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地位会影响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尺度是构建地理环境影响政治行为模型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在分析中需要选取政治行为真正发生的地理尺度,防止因为政治过程的分析尺度与其实际发生的尺度错位而落入尺度陷阱^[71];另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整合微观个体的政治行为和群体/机构的政治行为的分析模型——通过对不同特征个体的累加、还是将具有不同国民人口经济特征的国家作为统一的行动者构建模型?如何解释不同尺度上模型拟合结果的差异乃至矛盾?

第二,揭示情感在地理环境与政治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借鉴行为地理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情感、态度、感知等主观因素在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尽管阿富汗与中国毗邻,也对新疆等地的安全造成挑战,但是在美国反恐话语建构等影响下,很多中国人对阿富汗的关注度不高、政治态度相对没有美国人负面。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基于社交媒体软件和个体的人格特征而针对性地推送不同信息、调动不同情绪,从而操纵大选结果。再如中国公民面对美国等对华为公司的打压所迸发出的民族主义情感,很可能提升了中国公民对于保卫南海和中印边界地区领土完整的支持态度和参与驳斥海外媒体塑造中国刻板印象等行动的积极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系统归纳地理环境对人们政治情感的塑造和影视作品及媒体话语等对于建构感知的地缘环境和地理邻近性等的影响,以便更好地解释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第三,理解政治行动合法性的建构策略。借鉴政治哲学、治理术和情感地理学等理论,有必要剖析构建政治地理行动合法性的手段和话语。其中,“风险”和“情感”是构建政治行动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无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还是“重视和关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新时代使命,都体现了情感是中国政府执政目标的重要构成要素。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反恐动员中对恐怖分子的威胁和人民的恐惧心理的放大还是西方部分国家通过放大“中国威胁”凝聚其国家认同、操纵选举结果,都表明对风险的策略性表征是各种地缘政治战略和公共政策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为此,有必要考察不同国家如何通过激发乃至操纵群体的各种情感和针对性地建构外界风险为其制定各类政治（地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检视和反思群体决策所面临的有限理性困境和公正性危机,从而为更合理地制定政治战略或公共政策提供突破方向。

当然,笔者列出的这些研究议题仅代表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部分内容,还有大量值得探索和拓展的方向。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作为一个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领域,能够从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其他学科汲取很多理论灵感、借鉴各类分析视角。不过,一方面,万变不离其宗——相关研究基本都能置于前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和拓展,只要回归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和行为在理解“地理环境-政治过程”关系中的作用,就能把握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核心。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弥补或修正了传统基于结构视角的政治地理研究,因此有潜力成为政治地理学中一个有特色的重要新兴方向。期待更多学者积极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第一届地理资源青年创新论坛（北京）与会专家和2021中国地理学会春季年会暨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政治地理分会场（西安）与会专家的评论和指正;在修改过程中,匿名评审专家对文章质量的提升和理论框架的扩充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建议。在此对这些专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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