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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3 , Vol. 42 >Issue 1: 228 - 24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0337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A perspective of residential form differentiation

  • LIU Weiping , 1, 2 ,
  • WEI Chaof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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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2. Institute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4-06

  Accepted date: 2022-10-25

  Online published: 202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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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the foundation of guiding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ng rural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 theory. Residential form i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residential space form, life form and cultural for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ial form, it would be helpful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ir regional differences. Following the logic of 'phenomenon description - mechanism analysis - typical area comparison', this study tak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land' and 'human-human' relationships.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ial form and its action mechanism on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were constructed, and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typical areas in Sichuan Basin and Jitai Basin of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residential form is a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factor derived from the macro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both of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human-land' and 'human-human' relationship. The residential from has relatively strong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compared to the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Particularly, the residential culture form provides fundamental path and endogenous mechanism for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can be deemed as the result of spatial interpretation and diffusion of residential culture forms in rural territory.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and accidental events could lead to substantial changes in residential forms, further inducing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Fa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recommend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residential form,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ir declining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 paths induc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of rural settlement governance strateg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se researches w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the differentiated schemes of rural settlement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residential form; human-land relationship; regional differenc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Cite this article

LIU Weiping , WEI Chaofu .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A perspective of residential form differenti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 42(1) : 228 -244 . DOI: 10.11821/dlyj020220337

1 引言

中国乡村聚落长期依赖于小农经济且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悠久的农耕文明史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演化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是区域历史、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外部主体和要素的介入使得自然村落正经历多尺度和多维度的剧烈重构过程。在近年来土地政策创新的推动下，不少地区实施“合村并居”“迁村并点”等居住集聚化举措，在实践中引发农户生计转型、生活方式转变、社会融入和村落传统文化传承、治理转型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究其原因，不少实践对传统乡村聚落的多元价值、地域分异和演化规律认识不足，导致对其发展趋势和调控策略把握不准，难以实现乡村聚落的有效重构和内涵式发展。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地域特征受到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1⇓⇓-4]，从多学科综合视角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客观规律对于引导当前村落重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范式由聚焦人地关系向兼顾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多维属性转变。早期的研究强调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人-地”关系或“人-自然”关系的空间表达[5]。二战以后，工业进步和城市发展引发地理学者们对“城镇景观”研究的日益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聚落模式及其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逐渐成为地理学界的共识[5]。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聚落地理学领域的“区位”研究推动“人-地”关系视角转向“人-人”关系视角[6]，同时引致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人文社会化转变。随着“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视角的融入，学界逐渐关注社会形态、心理因素和人为决策等因素对聚落形态和结构的影响[7]，注重乡村演变和重构过程中物质空间与社会或社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物质、自然及社会关系和行为等要素的控制和协调[8]。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等新思潮不断涌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人文社会化发展趋势[7,9]。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研究尺度和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人地关系理论的指引下，地理学界在乡村聚落的地域类型[10]、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11⇓-13]、结构与功能转型[11,14,15]、空心村及其重构策略[16,17]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人本理念的推广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引发地理学研究逐渐由偏向物质层面转向兼顾物质、社会、文化、治理等复合属性，地理学同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逐渐受到重视。在实证研究方面，诸多学者从地理环境[10,14,18]、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19,20]等视角探讨了特定地域乡村聚落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在理论层面，学者们从乡村空间系统[21]、传统人地关系论[22,23]、弹性理论[24]、韧性理论[25]等视角，探析了乡村聚落物质、社会、经济、文化及治理等多层面的本质内涵、演化路径及重构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聚落研究提出了更加综合化和精细化的要求。然而，当前聚落地理学研究对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动态演化规律的关注还有待深化。这种现状可能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社会文化形态同质化的特定地区，对比研究的匮乏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地域壁垒”;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将聚落斑块作为“均质实体”的研究倾向阻碍了对聚落人文要素和微观机理的洞悉。居住形态研究常见于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具有空间、社会和文化等复合涵义。这一概念虽属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但尚鲜见于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研究中。本研究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着眼于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显著地域性，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视角阐释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地域分异的成因，据此构建居住形态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四川盆地和江西吉泰盆地为对照区展开实证研究。研究成果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地域分异的本质及演化规律的深层逻辑，为理解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乡村聚落重构实践逻辑乃至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2 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的内涵辨析

2.1 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的内涵

“居住形态”是具有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属性的综合概念，其源头可追溯至16世纪末英法建筑学界的风土建筑形态研究。至20世纪中叶，相关研究逐步拓展到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及生态学等领域，推动从单体建筑到整体聚落景观以及从建筑实体到居住文化的延伸，并在二战后共同完成了从狭义实体建筑形态到广义居住形态的拓展[26]。居住形态是居住的主体（社会系统）与客体（居住空间）在长期相互作用中积淀的居住空间形式和居住生活方式，兼具物质属性和精神涵义，其本质是由人的关切和选择赋予的[27]。从层次结构上，居住空间形式是建筑以及周围环境的综合，一般分为住屋单体、住屋群体、聚落整体三个层面;居住生活方式是指人类发生在居住空间的生活样式的综合，分为家庭、邻里和社区生活三类[28]11。可见，居住形态以居住空间为基础，强调主体基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互动形成的同自然、物质环境、社群之间的关系和同自身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27]。因此，居住形态包括多层次的空间形态和生活形态（含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及其衍生的文化形态，分别表征居住的空间组织、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29]（表1）。
表1 居住形态的主要内涵

Tab. 1 The main connotations of the residential form

空间-社会单元 空间形态 生活形态 文化形态
住屋单体-家庭 建筑风格、建筑朝向、建筑结构 生活方式、亲密关系、生产模式 个体、家庭或社群的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准则
住屋群体-邻里 住屋秩序、邻里空间、邻接程度 日常社会互动、交换行为、合作关系
聚落整体-社区 居住边界、聚落形状、聚落规模 组织形式、权力结构、非正式制度、公共秩序
乡村聚落格局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乡村聚落分布、规模和形状的综合静态表征（表2）。乡村聚落的形状属于聚落单元尺度的个体化特征，是聚落内部房屋空间展布的外显。在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常见的聚落形状包括团状、块状、带状、环状等，这些丰富的聚落形状往往缘于某种生态要素的刚性限制、人们对自然风险的规避，或者某种特定的文化风俗等。比如，在江汉平原，人们为躲避洪水的侵袭，主要择居于地势稍高的墩台和长冈[30];黄土高原沟壑区乡村聚落呈现与地形地貌相适应的塬面型、梁塬型、沟坡型、川道型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形态[28]41-44。相较而言，地理学对乡村聚落的分布和规模更为关注，通常以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聚落斑块为研究对象。从分散和集聚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度量聚落质心的空间集聚程度或密集程度来表征聚落的分布情况，常见的指标包括平均最近邻指数和斑块密度;同时，也可以用所有聚落规模绝对值的集中趋势和分异程度来度量聚落的规模特征，常见的指标有规模均值、变异系数、相对香农熵等。
表2 乡村聚落格局的涵义、指标与关联因素

Tab. 2 The meaning, indicator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空间格局维度 涵义 常用度量指标 直接关联变量
分布 聚落单元的质心在地域空间的散布程度 平均最近邻指数、斑块密度等 生态格局、地形地貌、土地开发难度、开发程度
规模 聚落单元的人口规模以及聚落间规模差异 规模均值、变异系数、相对香农熵 耕地连片度、土壤沃度、社会结构
形状 聚落单元的几何形状 分形维数、形状指数 生态环境、耕作制度、文化风俗
乡村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之间存在区别和关联。就尺度而言，乡村聚落格局是居住形态的宏观表象。在物质空间层面，聚落格局重点关注聚落斑块单元或斑块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居住形态则将构成乡村聚落斑块内的房屋作为基本单元，并延伸至房屋群体和聚落整体。更重要的是，居住形态直面人的生活世界，设施、房屋和村落被视为社会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的媒介或载体[31]，且强调基于生活世界和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和精神涵义。本质上，乡村聚落格局侧重土地利用组态的空间表观，而居住形态则强调一种关于居住空间和居住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机制。两者关注的空间尺度密切相接，在涵义上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

2.2 解析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两个关键视角

当我们试图对现存乡村聚落格局特征进行归因时，极易受到复杂的时空因素和丰富的地域分异的困扰。为了便于分析，假设特定范围内的人口规模既定，即人口密度维持某个特定值，乡村聚落的密度和规模均值就具有了特定的反比例函数关系，两者的不同组合理论上可以造就出无数种乡村聚落格局。乡村聚落分布特征反映的是既定范围内哪些位置适合建立居住点，而乡村聚落的规模特征反映的是既定规模的人口在这些潜在居住点的实际集聚趋势。在自然经济模式下，潜在的居住点通常是由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产生直接限制的自然因子决定的，包括生态格局、地形地貌、土地开发难度、开发程度等（表2）。在居住点数量和规模均值确定的情况下，规模的分异程度则与特定范围内生存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直接相关，例如耕地连片度、土壤沃度差异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如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等社会性力量。因此，乡村聚落格局是特定乡村地域“人-地”耦合系统中土地利用状态和社会形态的表征[32]。然而，这种基于截面资料的静态分析仅能够探寻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关联因子，而对演化规律的探究则需要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开展动态的分析，并将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纳入统一的解释框架。
从动态角度来看，特定地域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包含人地互动和社会建构两个相互叠加的关键过程，两者本质上分别体现了地理学关切的“人-地”关系和社会学关切的“人-人”关系的发展。
（1）“人-地”关系视角。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聚落演化是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体现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小农经济模式下，人地耦合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从自然状态或人为改造的土地上获得的产出。因此，人地关系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演化实则是“人-地-业”的动态均衡。鉴于农业的核心地位及土地密集的产业特征[33,34]，传统村落或居民点散落于广阔的农业景观，形成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融合的土地经营模式，折射出乡村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小农经济主导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取决于耕地的空间分布，由此形成聚落与耕地的不同空间组态。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土地利用方式、格局和强度的改变必然导致乡村聚落格局的适应性变化，并内含于宏观的土地利用转型趋势中（图1）。因此，与耕地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等直接关联的因素均可间接地影响乡村聚落格局。在农业文明初期（图1的I阶段），受地形地貌、海拔、坡度、坡向、气候、作物类型、水土资源、自然灾害等环境因素的支撑或限制，乡村聚落格局的主要演化趋势是与土地垦殖相协同的拓展和增殖，呈现出一定的聚落空间布局和形态分异[35]。土地垦殖和耕作、土壤改良和培肥等技术进步以及外源作物的引入、交通条件改善等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关的要素革新刺激了人口自然增长和土地利用进一步密集化，同时推动人口向更广阔的丘陵山地区域扩散（图1的Ⅱ阶段）。
图1 不同土地利用阶段的乡村聚落格局示意

注：该图依据文献[36]绘制。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land use stages

（2）“人-人”关系视角。如果仅考虑土地的产出，乡村聚落格局在耕作需要的“胁迫”下必然趋于同质化的空间散布且规模较小，这与聚落形态的现实多样性不符。显然，仅从土地利用角度难以对传统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化规律做出全面解释。隐含于人地系统的“人-人”关系是导致乡村聚落多样化的另一股无形而重要的力量。在农耕文明早期，定居式村庄已成为地球上最常见的社会组织模式[37]83（图1的I阶段）。在疆域持续开拓以及农耕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迁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耕村落日益壮大和扩张，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逐渐强化（图1的II阶段）。原有村落的人口增长驱动聚落规模扩大，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文化形态得到强化。这一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等自然经济日益兴旺，村落社会经济活动的多元化促进了以物质交换为主要功能的乡村集镇体系的形成。伴随而来的劳动分工、经济多元化、商品化及社会分化催生了大型定居式的社会群落——“城镇”的逐渐萌芽，同时产生了协调和管控社群的政治组织——国家[37]89。立足“人-人”关系角度，宏观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众多因素，诸如政治制度、防御需要、社群结构乃至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因素均可通过影响个体乃至群体的行为对依赖于土地的乡村聚落施以变革的力量。
综上，在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等外部环境因素支撑或重塑下，基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形成的两股相互交织的力量共同驱动人地系统的时空动态演化，勾画出包括传统聚落景观在内的“地-地”关系演化的总体趋势。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传统乡村聚落总体上呈现“拓展/增殖→扩散/壮大”的演化轨迹，其主要驱动力涵盖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人口增长、社群组织化和国家力量介入等，本质上反映出乡村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变化及其带来的聚落空间和功能演化。这两种视角的交错可在国内外诸多长时间尺度研究中清晰地观察到，如秦汉以来传统聚落分散和集聚的空间演变规律[38]、基于宗族视角的南北方乡村聚居差异[39]、史前中美洲聚落散聚形态的变化[3]、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聚落形态演化[40]、殖民时期美国农村社区的空间散聚形态更迭[41]等研究。这些基于大量史料的研究既强调了超脱乡村地域的经济、政治、制度环境变迁的影响，也鲜明地印证了在地化的生存需要或传统农作以及社会性力量分别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施加的“离散”和“聚合”效应。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推动了土地利用集约化进程，人类社会逐渐摆脱乡村地域空间和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人口加速向城镇迁徙和集聚;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则经历着与农业文明发展时期相逆的“收缩”过程，市场经济、交通升级以及城乡融合等系统性力量驱动乡村人口逐渐向优势区位“集聚”（图1的III阶段）。

3 居住形态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

3.1 乡村聚落格局的地域分异

乡村聚落是在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长期适应和改造中形成的具有物质、社会和经济等多重属性的综合体。而现存乡村聚落的显著地域性清晰地表明大部分地区的乡村聚落不会遵循图1所示的发展规律线性地演进。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的本底差异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移民或殖民等偶发因素，特定地区的乡村聚落自开发初期就可能遭受外力作用并偏离一般发展趋势，从而形成当前各种“变异”的乡村聚落景观。在工业化到来之前，中国乡村已普遍面临剧烈的人地矛盾，各地也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乡村聚落格局。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学者从多维视角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村落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弗里德曼关于中国东南村落的宗族研究[42]1-8、费孝通对长江下游个案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研究[43]24-29、施坚雅对四川盆地农村社会结构和集镇体系的研究[44]、黄宗智和杜赞奇对华北村落组织、文化和经济变迁的研究[45,46]等。这些成果的集合生动地描绘出乡村聚落在发展历史、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多样化，为村落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经验资料和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但由于缺乏有效对话和整合，这些聚焦特定地域的研究成果在彼时未形成对中国丰富地域性的统一解释，也未引起学界对乡村聚落区域差异的深入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以及大尺度空间数据的可获得性促进了聚落地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学者们在乡村聚落类型、结构、功能、格局演变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乡村聚落格局研究大多以特定地域典型样区的聚落斑块或体系的若干空间截面资料为基础，采用量化指标或空间统计方法进行描述，再结合回归分析和定性分析对乡村聚落格局及其演变过程进行阐释。但这种研究范式倾向于将乡村聚落视为均质实体，不可避免地陷入空间“结构-功能”的思维，而不易觉察内生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聚落本身的作用。与这种倾向并存的是区域比较研究的匮乏，进而妨碍对乡村聚落的本源回溯及统一解释。例如，四川盆地丘陵山区的乡村聚落呈现高度分散格局，同属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也具有相似的分散性，而与之地形相似的江南丘陵区却呈现迥异的集聚形态[20]，这与“平原地区适合大规模聚居而崎岖的地形导致聚落分散”的经验认识相悖;华北平原、华南地区、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聚落虽均呈团块集聚形态，但其形成过程及内部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却有着明显的差别。此外，部分基于多截面资料的动态研究对乡村聚落演化过程的刻画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囿于历史空间数据的缺乏，依然难以对乡村聚落在较长历史进程中的演化规律做出客观解释。总之，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研究，社会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性、隐蔽性的内生因素难免被边缘化，由此也就阻碍了对地域间乡村聚落本质差异的探索。
近年来，乡村聚落的地域差异引起了一些社会学领域学者的密切关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贺雪峰基于前人的成果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从村庄社会结构视角将中国主要区域的村庄划分为三类，即南方地区的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的分裂型村庄，以及中部地区的分散型村庄;并着重从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角度阐释了村庄结构差异的成因[47]。熊万胜也意识到地域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强调了社会学和聚落地理学视角融合的必要性，认为乡村聚落可视为一种生存或生活空间的社会性整合物[31];受齐美尔、吉登斯等人研究的启发，他提出基于生活、社会和系统的乡村聚落三重性解释框架，将乡村聚落演化的复杂过程归纳为生活空间营造、共同体形成和聚落间体系结构化过程。这些研究在考察乡村聚落本身及其地域性时，表现出对空间、社会和文化等多维视角的关切。然而，限于工具和方法论，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考究聚落格局演变所处地理环境和地缘关系差异的影响。
显然，立足单一学科立场难以形成对乡村聚落格局的全面认识。地理学侧重的物质空间形态、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结构以及人类学、历史学关注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对于认识乡村聚落的地域性及演化机制同等重要。然而，即使我们采用了综合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找到合适的空间尺度仍是非常关键的，而现存乡村聚落格局的丰富地域性使得研究者难以设定统一的研究尺度。作为一种内嵌于乡村聚落的概念，“居住形态”可能提供了兼具复合性和包容性的微观视角，有助于洞察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本质差异和构建乡村聚落演化的底层逻辑。

3.2 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

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构成要素上，房屋、家庭分别是构成乡村聚落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基本居住单元，聚落内部房屋的空间组态及其承载的多层次社会经济关系造就出多样的居住形态，进而汇聚成宏观层面相对应的乡村聚落格局。居住形态形成于乡村聚落发展中的多维建构过程，也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人-地”关系视角主要关注居住主体的土地利用方式、强度、效率以及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从“人-地”关系出发，地质地貌、气候、水文、资源禀赋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居住空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11]。同时，特定生产模式的功能需求是农户居住空间乃至聚落空间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人-人”关系视角则主要考察家庭内部、邻里及聚落内的社会经济联系及其与外部聚落单元之间的互动特征，关注对居住形态产生重塑作用的内源性因子，包括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等。在“人-地”关系的支撑下，“人-人”关系通过影响居住家庭、邻里或群体的社会互动，从而孕育出意识层面的文化形态[21]，包括生活习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图2）。因此，居住形态的形成是基于基本居住单元的物质空间、社会结构和乡土文化的多层次、多维度建构过程。
图2 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的作用机制

Fig.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forms and its effect mechanism on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在居住空间和居住生活的相互联系和制约过程中，乡村居住形态逐渐积淀为特定的文化形态，从而深刻影响人们的择居行为、社交空间和生产习惯，并驱动包括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在内的“地-地”关系演化，进而影响乡村聚落格局的发展路径（图2）。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特定地域的居住空间形态与生活形态因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非均衡性必然呈现一定的差异，并诱发宏观层面的乡村聚落形态、分布和规模的结构性分异。简言之，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或社会发展阶段下，特定或相似的居住形态往往会生成不同的乡村聚落格局。与居住空间形态和居住生活形态相比，作为精神内核的居住文化形态通过影响人们的土地利用策略和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乃至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路径产生更为深远的作用。换言之，居住文化形态为乡村聚落空间秩序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现实依据或深层逻辑，这可在通过人口迁移或地缘联系从而实现跨区域的居住形态传播和扩散的案例中得到印证[48,49]。
在中国农耕文明时期，尽管农业生产力逐渐发展，但乡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模式，人地关系的总体稳定易于促成地域居住文化形态的成型，后者为乡村聚落增殖和扩展提供稳定的内在机制及路径遵循。在给定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地域居住形态一般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机制和路径也相对稳定。然而，居住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外部重大偶发事件（如移民、战争、自然灾害、流行病等）及其发生阶段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种植制度等因素可能引发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剧变，并诱发居住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改变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路径（图2）。
总之，居住形态具有较强的空间尺度伸缩性和多维综合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如同内嵌于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结构基因”。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则可视为该“结构基因”空间解译和表达的连续过程，乡村聚落格局呈现出较强的时空变异性。因此，乡村聚落格局是聚落“本原”的表象，而居住形态是接近聚落“本原”且兼具物质空间、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复合概念，有助于促进聚落本体与复杂动态现象之间关联的系统解释。

4 典型区域对比：散居和聚居形态下传统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过程

4.1 两种典型居住形态的特征与涵义

本文选取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盆地和江南丘陵区的吉泰盆地分别作为地缘散居形态和血缘聚居形态的典型样区。2017—2018年，笔者在四川盆地的重庆市合川区和江西省吉泰盆地的泰和县开展了典型乡村聚落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图3a、图3b分别为两个样区乡村聚落的局部示意。在房屋层面，散居形态表现为房屋布局松散、排列无序、朝向不一，但结构相对均一;而聚居形态下的房屋布局则趋于紧凑、排列有序，内部空间的功能和结构分异明显，房屋与宗祠、道路和水塘等要素邻接紧密（表3）。在聚落层面，林盘是四川盆地特有的传统乡村聚落景观，一般由几户或十余户农户共同居住，建筑风格多为合院式且建成时间相对较早，多分布在旱坡地与水田的相接处;在林盘周边散落着相当数量的独栋房屋，建造时间较晚。在江西省泰和县，村落规模则普遍较大但规模分异显著，村落的空间边界清晰。
图3 两种居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局部示意

注：数据来源于两个样本村2010年的土地利用测绘资料（比例尺1:2000）。

Fig. 3 Local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forms and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表3 传统散居与聚居形态的空间特征及涵义

Tab. 3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dispersed and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forms

居住
形态		 空间形态 主要内涵
房屋层面 聚落层面 土地利用策略 社会文化形态
散居
 布局松散，排列无序，结构均一 规模较小，边界模糊，斑块密度大 劳动高度密集化，追求土地产出最大 地缘关系主导，社会原子化，商品意识强
聚居
 布局紧凑，排列有序，结构分异 规模较大，边界清晰，斑块密度小 追求土地产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化程度高，宗法意识强
两种居住形态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土地利用和社会结构方面。尽管劳动密集化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突出共性，但散居折射出更尖锐的人地矛盾，集中表现为土地资源的稀缺和劳动力投入的高度密集化;聚居形态下的人地矛盾则相对缓和，家庭单元趋于追求土地产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通过两地的样本村统计发现，合川区村域垦殖率普遍高达75%左右，旱地占比甚至超过了水田;而泰和县村域垦殖率均值仅约为40%，且以水田为主。从两地的农户调查结果来看，两种居住形态所蕴含的社会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别。合川区273个样本居民点的住户数介于1~57户之间，均值仅为7.6户;聚落单元内的姓氏较为复杂，姓氏数介于1~19个，均值为3.4，仅约40%的受访者表示与所在聚落的其他农户有血缘关系。而泰和县208个样本村落的调查结果显示，村落单元的住户数介于6~508户之间，平均住户约为69户;聚落单元内的姓氏结构较为单一，姓氏数介于1~8个，均值为2.4个，约76%的受访者表示与所在聚落的其他住户存在血缘关系。
据此，散居形态体现的是以土地高效利用为导向的松散地缘社会关系，蕴含着更深刻的“个人主义”;聚居形态则蕴含着土地利用和血缘关系的权衡，聚落内部具有血缘聚合力、组织化和集体性、封闭性的特征。相较而言，散居形态下的血缘关系边缘化蕴含着社群成员内部团结和互惠行为的弱化[50]，社会结构趋于原子化，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包容度并有助于人口流动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55]。总之，两种形态的差异可归结于家庭单元权衡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后采取的不同土地利用策略和社会联结方式，并孕育和固化地域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表3）。两种居住形态下的乡村聚落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下文试图探索两地居住形态的形成环境，进而分析两地乡村聚落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机制。

4.2 散居形态下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过程

在四川盆地，不论丘陵山地区还是平原地区，传统农村居民点均呈现出“空间散布且密度大”和“规模小而均匀”的高度分散格局。通过测算，重庆市合川区居民点密度达32个/km2，平均间距约95 m，且分布趋于弥漫态;居民点平均规模仅为0.24 hm2，且居民点规模分异较小。四川盆地具有优越的水土资源条件，是中国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该地区现有乡村聚落的高度分散性与当地宜耕的土壤、明末的持续战乱和清初的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以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在大移民初期，清政府推行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垦殖和插占政策以及对新垦土地所有权的保护为移民定居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环境，加之政府免赋税、发放生产资料等激励政策，有效地提升了新入移民的垦殖积极性[51]。此外，四川盆地广泛分布的紫红色砂岩和页岩极易风化，形成了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的紫色土[52,53]。各地移民带来的耕作技术、优越的土壤条件与同时期土豆、玉米、甘薯等旱作物的引入叠加，使得广阔的陡坡旱地也得到快速开发，并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增长[51]。
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下，以耕作为主要目标的分散定居和垦殖活动的不断拓展、相互促进，推动地缘关系主导的原子化社会形态逐渐形成。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散居形态一旦形成，便会对乡村聚落演变构成深刻的路径依赖。经过清朝的开发和发展，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结束，四川盆地的乡村聚落始终维持着高度分散的总体格局。20世纪40年代，地理学家施雅风、杨纫章、杨利普等对四川盆地的细致考察发现，不论是川西平原还是川东丘陵区，彼时的乡村聚落均以与耕地高度融合的典型分散“院落”为主[54,55]。由此，在散居形态的作用下，乡村地域步入土地垦殖拓展和居住分散化相协同的发展路径，形成和固化了微型居民点密集而均匀散布的空间格局（图4）。
图4 散居和聚居形态下传统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示意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evolution under concentrated and dispersed residential forms

4.3 聚居形态下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过程

中国华南地区（如江西、福建、广东等）的乡村聚落普遍呈现出聚族而居且边界清晰的空间特征。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村落密度仅约为5个/km2，村落的平均间距达175 m，但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的态势;从规模来看，泰和县村落平均规模达0.89 hm2，且村落间存在明显的规模分异。华南地区的人口格局和社会文化形态与晋代以来汉人不断南迁和长期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有直接关系[39]。经过晋朝至唐朝的持续开发，江西省吉泰盆地已成为农业发达、社会稳定的地区，同时孕育出典型的宗族文化。该地在北方移民迁入后遭受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相对较少，村落由此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为血缘聚居形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人地矛盾相对缓和的环境中，土地垦殖活动与人口的自然增长同步进行，乡村聚落持续内向扩展和外向增殖。同时，在较少受到华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地域空间的开发往往是由肥沃的河滩地、谷地逐渐向周边丘陵山地自然推进的;越早形成的聚落由于占据优越生存资源而容易进一步壮大，而后期形成的聚落则发展较为缓慢。此外，地质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垦殖和定居活动的蔓延。吉泰盆地以肥沃的红壤为主，但成土过程较紫色土更慢，充沛的降雨冲刷使得山地土壤向相对低洼的谷地堆积，导致坡地的土壤相对瘠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垦殖活动的空间扩展。
宗族文化的延续是该地区聚居形态和集聚型村落格局的深层原因。随着宋朝以后宗法观念向民间普及，该地区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血缘社会和宗族文化。聚居形态与宗族文化相伴而生，不同宗族社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宗族通过内部组织维护本族或本村落的利益和资源，优质的耕地以及相对不宜开发的山林作为族产受到宗族组织的保护，加之“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和风水观念，因此固化了生存资源的占用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在既有生态空间的开发和定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人口增长的压力多通过远距离外迁的方式进行缓解，因此吉泰盆地乃至江西省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移民的重要迁出地之一，并通过移民实现居住文化的传播和移植，特别是对周边地区的聚居形态和聚落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在血缘聚居形态作用下，吉泰盆地的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分为“非均衡生存资源的渐次开发”和“宗族社群强弱分化”两个关键过程，促成“分布集聚、规模分异”的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固化（图4）。

5 结论与展望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着眼于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和“人-人”关系视角阐释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地域分异的成因，据此构建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四川盆地和江西吉泰盆地为对照展开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居住形态与乡村聚落格局之间存在空间尺度密切相接、涵义上互为表里的关联。乡村聚落格局侧重聚落斑块的形态和聚落斑块间的空间组合，是乡村社会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外显;居住形态关注聚落单元内部的多层次空间形态，但更强调基于居住空间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互动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衍生的文化形态。居住形态是蕴含于乡村聚落格局的结构性因子，立足居住形态视角有助于洞察乡村聚落地域差异的本质和构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深层逻辑。
（2）居住形态衍生于乡村聚落演化的多维建构过程，两者均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传统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包括基于“人-地”关系的生存资源利用和基于“人-人”关系的社会建构两个关键过程，居住形态的形成源于聚落内部的居住空间和主体居住生活的相互联系和制约过程。居住形态具有较强的空间尺度伸缩性和多维综合性，同时具有相对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
（3）居住文化形态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提供了路径遵循和内在机制，后者可视为既有居住文化形态在乡村地域空间的解译和扩散过程。在给定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居住文化形态深刻影响着主体的土地利用策略和居住决策，进而影响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路径。生产力水平变化及偶发性事件可能引发“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剧烈变化，从而导致居住形态的实质性变革以及乡村聚落格局发展路径的改变。两个典型区的比较发现，地缘散居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以土地密集化经营为导向的居住文化，诱导乡村聚落的弥漫性扩散和增殖过程;而血缘聚居形态则是寻求生态、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内向型文化形态，抑制聚落的无序增殖，并驱动聚落间规模的分化。

5.2 研究展望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要求“统筹城镇和村庄布局，科学确定村庄分类”，同时强调“总结推广村民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项目的有效做法。”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聚落转型发展应基于“县城-乡镇-村落”协同建设方案，重视在镇域、村落（社区）尺度的重构实践中采取与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相匹配的组织架构和实施路径。特定地区传统乡村聚落的形成、演化和重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和系统过程，与乡村聚落的空间、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复合属性紧密关联。因此，未来仍需在强化不同地域乡村聚落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基础上，探讨传统乡村聚落的多尺度运行机制、城镇化阶段的衰退性演化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重构或治理路径的本质差异。作为多学科融合的微观概念，居住形态为上述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性视角和逻辑起点。
首先，通过系统研究探索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其在城镇化背景下的演化特征。本文关注的仅仅是具有显著差异的两类代表性区域的低阶聚落，需要重视更广泛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以整合不同地域乡村聚落体系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经典中心地理论是探索乡村聚落层级体系经典理论，然而，该理论将居住者默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未能囊括低阶聚落的空间特征（如分布、规模和间距）及其所蕴含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多样性。考虑到居住单元（房屋和家庭）在聚落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其空间特征及社会文化内涵的特异性应纳入区域聚落体系的解析框架中。因此，应重视居住形态视角，自下而上揭示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分异的深层逻辑，并探索传统乡村聚落、村镇体系等空间尺度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构建特定地域传统乡村聚落体系的运行机制，据此深入探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的演化特征。
其次，应重视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结构演变和功能转型研究。乡村转型涉及到乡村人口的空间收缩和回流、农村建设用地的供需调配以及乡村产业、公共资源规划和空间治理等一系列联动过程，而乡村聚落体系的优化是科学引导上述关键过程的抓手。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住形态呈现分散向适度集聚过渡的总体趋势，不同地域村落与集镇体系的协同演变仍然较少受到关注，相关实践的复杂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仍不清晰。未来应该重视从居住空间、村落（社区）、村镇体系等多空间尺度探究城镇化视角下乡村聚落的衰退演化机制，据此以乡村生活、社会整合、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等要素协同转变为切入点探究乡村聚落体系乃至城乡聚落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转型过程;借鉴和整合自组织理论、弹性理论和韧性理论等理论精髓，构建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适应、转型和发展的理论路径，形成指导“合村并居”、易地搬迁、城乡聚落体系规划等实践的理论依据。这些研究对于构建生态文明导向的人地关系再耦合机制和城乡聚落空间结构模型至关重要（图1的IV阶段）。
第三，应关注乡村聚落重构全过程的治理机制。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下，乡村聚落的改造过程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外部环境因子和不同类型聚落本身的空间特征、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等内生要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乡村聚落的物质属性以及与之耦合的社会文化特征不仅会影响其重构方式、潜力和方向等，也不可避免地对村落重构或整理的集体行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村落重构实践中呈现的多样化治理结构和机制值得广泛和深入探究。另一方面，村落空间重构后的治理也应该受到重视。随着政府、社会资本以及消费群体的进入，新型村落（社区）的后续发展依赖于地方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内生组织、农户、新乡贤等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学界应重视就地改造型村落、新型聚居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点等不同形态聚落治理机制的系统研究。乡村聚落的治理结构与土地利用、社会形态和文化内涵是相互耦合和关联的，立足居住形态视角对于理解相关政策措施执行的差异化和制定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助于丰富新时代村落治理转型的理论体系。

真诚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框架优化、逻辑梳理、理论构建及核心概念界定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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