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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3 , Vol. 42 >Issue 4: 1117 - 112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0952

Academic Review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Towards an advanced analytical framework

  • HU Xiaohui , 1, 2 ,
  • ZHANG Xuliang 3 ,
  • YANG Yu , 4, 5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Zhejiang Urban Governance Studies Center, Hangzhou 311021, China
  • 3. Center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 4.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5.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06

  Revised date: 2022-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3-04-13

Fol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of transitions”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which has been applied a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green technology emergence and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This has brought about an emerging research theme named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However, this research them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ong “concept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adopting” approach specializing in empirical examinations, lacking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 studies thus have been marginalized to the mainstream transition studies, which is not in favor of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ree geographical concepts, namely, contextual sensitivity, spatial embeddedness, and place-based agency, with 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TIS), and constructs an improv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better explain the mechanism differences in transitions among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ontexts. In so doing, an upd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formed, which not only fits the mainstream idea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but also closely reflects economic geographical questions. This framework highlights that: (1) Regional transition is a systematic process in which context, structure and agency interplay at multiple geographical scales. (2) The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are about the differences in degree, capacity, pathway and process of new socio-techno systems are socially embedded in existing regimes. (3) The objects of transitions are certain, and grounded, which is strongly linked with place-based agency who promote resource alignment and institutionization on the existing social-technological systems.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paper also offers an empirical illustration by adopting the upd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finanlly puts forward several research agendas for future's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TIS);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optim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HU Xiaohui , ZHANG Xuliang , YANG Yu .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Towards an advanced analytical framework[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 42(4) : 1117 -1129 . DOI: 10.11821/dlyj020220952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加剧，如何推动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型，如何构建可持续性的绿色发展路径已成为学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1,2]。长期以来，学者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实现转型的核心途径，但对技术的社会性关注不够。同时，因各地在发展阶段、特征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对转型概念的内涵界定存在一定模糊性。进入21世纪以来，“可持续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概念被提出，“转型”是指由技术、制度、行为主体、市场和基础设施等要素组成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al-technical system）转型。转型目的是为了摆脱以石化能源为驱动的社会-技术系统，形成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全新系统[3]。
可持续转型不是多要素糅合的概念大杂烩，亦不是政策术语。经十多年发展，可持续转型研究（即转型研究）对理解国家和区域如何构建绿色技术网络、能源支持系统和消费市场，产生了积极的科学指导意义[4]。在经济地理学中，探究新技术空间演化机制已成为核心议题[5⇓⇓-8]。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派（EEG）认为，新技术可诞生于“熊彼特式”突破创新，但社会-技术系统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多要素交互的长期复杂过程。为此，不少学者跳出广义达尔文主义和路径依赖理论，将区域可持续转型看成是一个社会-技术共演过程。认为转型不仅仅是新技术创新问题，而是涉及新社会-技术系统与旧社会-技术系统的深层次互动[9,10]。
为此，转型范式为探索地方产业/经济演化提供了新思路[5,11,12]。有学者提出了“转型地理”（geography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将是继“文化”“制度”“关系”和“演化”之后的新范式[13]。该范式跳出了以往“关注区域产业（或技术）路径”视角，将区域动态联系到更系统、更多尺度的“技术-社会-语境”因果关系构建中[14⇓-16]。然而，转型地理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比如，学者热衷借用转型概念或分析框架，直接用来解释经济地理问题，缺乏对范式适用性的深刻思考[10,17,18]。此外，受 EEG 影响，当前转型地理研究强调基于企业的“自下而上”转型机制，忽视了国家或全球层面“自上而下”作用，即对地理尺度、关系尺度和机制尺度的理解运用存在模糊性[19]。
这些问题不利于实证问题分析，可能会阻碍转型在经济地理学中的范式价值。为此，本文将地理学视角下的多尺度地理语境、地方能动性和社会嵌入性三大基本概念融入到主流转型分析框架中，以此优化转型地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际应用说明，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2 转型地理研究动态与瓶颈

2.1 研究脉络：从可持续转型到转型地理

转型研究探索变革性创新如何孕育、成长和扩散，以及它取代旧技术路径的机制。特别关注绿色技术对改变旧社会-技术系统的作用，强调由市场、用户习惯、基础设施、政策、制度与文化等各个要素组成的社会-技术体制转变[3,20,21]。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即MLP）是转型研究核心分析框架。Geels在2002年提出的利基、体制和远景概念，分别代表转型的微观创新动力（如新技术开发应用）、中观体制阻力（如旧社会-技术体制依赖）和宏观语境压力（如气候变化）[22]。其中，远景对利基和体制产生压力，产生机会窗口；利基通过机会窗口对体制产生影响，并推动其转型[23]。另一重要分析框架是技术创新系统（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即TIS）。TIS强调新技术所嵌入的社会系统构建[24]。TIS需有六大进程，分别是：新技术相关知识的开发与传播、新技术及其社会发展方向的引导、新技术试验的支持、新技术市场的构建、动用新技术发展的资源、以及新技术的社会环境营造[25]。
经二十余年，转型研究不断发展，有效解释了各类社会-技术系统转型机制问题。尽管如此，该研究仍有不足：理论多源于欧洲经验，形成了封闭自证的知识体系，其分析框架普适性有待考证[10,11,21]；过分强调行为主体和要素之间因果关联性，对两者所嵌入的地理环境缺乏重视，存在“去语境化”的特征，难以解释“转型为何在此地发生”这一问题[11,26]。部分经济地理学者逐渐意识到，转型研究需融入地理思维，并产生一些有价值思考[26,27]。比如，转型被认为是地理、制度和结构互动的结果[28]。地方新技术诞生是该技术相关资源在该地空间集聚和社会构建而成，强调用关系视角来理解其动力机制[18]。EEG学者强调区域新技术是在地方产业基础、劳动力技能和制度能力基础上演化而来，认为可持续转型也是如此，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容易出现在技术和制度相近的地方[5]。近期，利基、体制和远景概念被赋予更多地理空间观。比如，用跨国社会联系、全球创新系统和政策迁移等视角看待利基形成的地理规律，认为地方可持续转型可能同别国的地方转型实践、政策动态和创新网络组织息息相关[29⇓-31]。此外，更多学者就转型问题提出了若干经济地理学科学问题：如，转型为何发生此地而非它地?新技术与旧体制互动的空间机制是如何的?同一技术在不同地理语境下的诞生方式、成长过程和转型成效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随着地理概念和问题被纳入到转型研究中，转型地理研究开始受到主流转型学者的关注[5,13,17,32⇓-34]。

2.2 可持续转型与转型地理的视角差异

尽管地理概念被运用到研究中，但转型学者和地理学者对它们的理解不尽相同。表1列出了两者在“尺度”“地方”和“空间”概念上的理解差异。首先，转型研究认为尺度是分析单元，如国家、城市、区域和社区等；地理学者认为转型是多地理尺度的：行为主体、资源要素和制度支持不局限于某一地方，受到外部要素影响，如全球生产网络、国家法制架构、跨国约束性政策框架等[35⇓-37]。其次，转型研究认为地方是指转型发生的位置；转型地理则突出地方的社会构建性：转型不仅与地方技术特征有关，还与地方社会文化属性息息相关[17,38]。此外，地方转型并不孤立，而是嵌入在各种关系和结构中，受到诸如全球生产网络、国家政策和行业制度等影响[13,39,40]。最后，在转型研究中，空间是指利基空间，为创新实验的抽象载体；转型地理则关注转型的空间差异性，认为转型机制多样性是社会空间的地理差异造成的[17,41⇓-43]。
表1 可持续转型研究和转型地理研究的地理概念理解差异

Tab. 1 The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concepts between transitions studies and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概念理解 转型研究 转型地理研究
尺度 特定边界的抽象地域类型，或给定的分析单元。 社会构建的、多主体介入的、跨多地理尺度和制度边界的动态载体。
地方 涉及转型发生位置，是去语境化的。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和单元，但却忽视地方特性。 既是地理位置，又有具体内涵，指转型所涉及的个体、组织、物质、文化、历史和结构，及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地方特有语境。也受宏观语境影响，如社会观念、国家政策和文化特征等。
空间 新技术实验发展的保护空间或知识传播空间，多指理解转型的分析对象（如利基），不具备地理性。 强调转型空间差异问题，多指不同国家和区域语境下，转型过程、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出现不同，存在不同模式。

注：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3 转型地理研究的分析框架局限

转型地理也有自身范式上的局限：转型地理研究多在MLP和TIS视角上添加地理思考，缺乏理论和分析框架反思[44]。为明确转型地理分析框架问题，图1比较了MLP、TIS 和地理视角的概念特征、视角内涵和优缺点。阐述了三者在概念上的互补性。
图1 转型地理三大视角的比较总结

Fig. 1 Comparison of three main perspectives on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MLP提供了“微观行动-中观体制-宏观语境”三者因果互动的转型过程。其缺点在于：缺乏对语境的地理解读，忽视利基、体制和远景在多个地理尺度上的关联性。MLP常用于分析国家尺度下的转型，缺乏对城市、区域和社区尺度的关注[39,45]。这使得现有分析框架能相对普适地解释“转型如何发生”，但难以弄清“转型为何在此发生”[4,10]。TIS关注新技术扩散和发展的社会化过程。其不足在于：实证研究聚焦某地某体制转型，忽视了该体制转型与多地理尺度上其他TIS之间关系动态[46]。
地理视角含3个要点：① 语境敏感性。语境与“远景”有关，强调宏观语境为转型创造“空间机会”（何地有利于转型）和“时间机会”（何时有利于转型）。语境还反映了转型所涉及的，源自各个地理尺度的社会经济要素、条件和能力特征。时空机会不是语境本身带来的，而是能动者依据语境变化，通过行动并作用于特定地域所产生的[47]。② 空间嵌入性。转型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是具有落地性。转型是指利基及其TIS对特定地域社会空间进行嵌入的过程，比如，新技术获本地用户认可，形成本地市场[10,48]。空间嵌入性含两层意思：一是，利基和体制均嵌入在特定的地域社会系统中。二是，转型是新老社会-技术系统在某地进行社会空间融合的过程。③ 地方能动性。强调能动者在语境感知、行为能力、转型目标和方式上存在地方差异[17]。该思想聚焦区域转型过程中的地方属性和条件，是理解转型地理的核心[49,50]。

4 转型地理研究的分析框架优化

4.1 视角优化和新框架构建

综上，MLP、TIS 和地理视角之间存在互补性：均重视结构和能动性对转型的作用，与地方、尺度和空间概念紧密关联[47,51,52]。MLP和TIS认为转型是一个由技术创新推动的、有历史依赖的社会过程。前者强调语境、利基和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突出转型的系统能动性对新技术的社会构建。然而，前者缺乏对多尺度地理语境的深刻理解，后者则忽视地方和空间对转型对象和能动性的影响。
为此，本文将三视角融合，构建了一个优化的转型地理分析框架。该框架通过强调地理视角下的语境敏感性、空间嵌入性和地方能动性，优化了MLP视角的多地理尺度互动性和机制逻辑，且突出 TIS 下转型系统能动性的地方条件和社会空间性。远景带来语境变化，对体制、利基及其TIS产生压力（如图2中①、②和③）。体制、利基和TIS均嵌入于相应社会空间中，受到地方环境及其相关行动者的影响（如图2中④、⑤和⑥）。可见，转型地理研究的本质在于探索转型发生的地理机制和空间演化规律，是一个新技术如何克服特定旧体制所形成的社会空间阻碍和地方化问题，受到多地理尺度语境、要素、能动主体和结构的多重影响。
图2 优化后的转型地理分析框架

Fig. 2 An upd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转型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社会-技术系统，可以是在国家、区域、城市或社区视角下，能源、交通或某产业系统的转型。利基及其TIS构建可能并非基于本地，其涉及的行为主体、网络、资源和政策支持可以来自多个其他地理尺度。利基与体制互动有两种方式。一是，利基借助机会窗口进入特定地域的体制，通过社会空间嵌入，突破体制对利基的阻碍作用，对体制产生影响（如图2中⑦）。二是，利基逐步构建新技术所需的功能、资源、行动者网络和制度环境（如图2中⑧），形成了面向TIS构建的系统能动性（如图2中⑨），从而反过来促进利基成长（如图2中⑧）。当体制所产生的社会空间阻碍较小时，TIS也可直接影响体制（如图2中⑩）。
最后，体制发生转型并影响远景（如图2中⑪）。远景是多地理尺度的，可能包含了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发展态势和发展目标，也可涉及国际政治联盟架构下有关发展议题（如气候政策、碳减排目标等）。体制转型过程中会向上反馈作用于远景，远景的进一步变化会继续向下影响体制、利基、TIS及其互动关系（如图2中①、②和③），从而进一步影响转型。
本分析框架有5个核心原则：① 利基是连接 MLP、TIS 和地理视角的核心要素；转型可被认为是利基及其TIS与旧体制之间的社会空间适应过程，伴随着该旧体制“解锁”和“去合法化”（以及利基合法化）过程，也是“利基-体制-远景”互动的地方化过程。② 转型能动性、体制和TIS均受到远景的影响，远景变化是激发转型能动性和时空窗口打开的重要语境因素。③ 体制、利基和TIS的发展和互动均依赖于语境敏感性、空间嵌入性和地方能动性。④ 利基可以是多地理尺度的。不管是诞生于地方的利基，还是外部引进利基，均需要对某旧体制的社会空间进行嵌入，其构建的TIS需要充分与旧社会-技术系统进行互动，产生地方制度化过程，以此来推动特定地方的可持续转型。⑤ 区域转型的研究对象多指特定地域下新旧社会-技术体系的共演过程，反映了多地理尺度下“结构”和“能动性”对特定区域体制的影响[53]。不管何种类型的地区，如要促成可持续转型，都离不开基于地方的能动性。

4.2 分析框架的实际应用说明

为了体现该框架的实际应用性，本文将其运用到解释中国“个人交通社会-技术系统”转型案例上。“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就是“个人交通社会-技术系统”的可持续转型过程。根据本文构建的新分析框架，图3初步展示了个人交通体制的转型地理研究要点和分析过程。
图3 中国个人交通社会-技术系统的转型地理分析框架应用图

Fig. 3 Application of the upd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ographies of transitions on China's personal transportation social-technical system

首先，转型是指“电车体制”逐步替代“油车体制”。该转型不仅是传统产业结构（如油车产业上下游关系重构）及其产品体系的转变（如智能控制系统代替传统控制系统），还涉及基础设施（比如充电站取代加油站）、金融保险体系（比如贷款利率转变）、规制政策（电车购置税减免、绿牌通行不限制）、销售与维修（如换电服务取代维修服务）、文化观念与用户习惯（如驾驶操控习惯、娱乐生活方式等）等多个方面的转变。
其次，利基是电车技术创新和应用空间。包括了电车零部件技术创新、电池原材料技术、充电技术、智能/无人驾驶技术、车联网技术，还涉及行驶测试、市场需求、人才和制度创新等要素和行为空间。利基不单是企业行为的结果，其发展还受到远景的压力。远景压力可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双碳战略实施、全球技术创新趋势（如数字化平台、充电储能技术发展等），以及大型资本介入等。远景变化刺激电车利基的成长，促使各类行为主体、要素和资源向电车行业集聚，形成面向电车转型的系统能动性，以此嵌入并影响油车体制，推动其转型。在中国，这种能动性不仅包含“蔚来”“小鹏”“理想”等电车新势力，还来自于油车企业（通过“油改电”或发展全新电车品牌来介入利基）；同时，还涉及上下游企业（如锂电池、零部件、电子设备和芯片制造商等），以及政府、行业组织和风险资本所形成的集体行为。这些行为推动了电车TIS构建，包含企业创新创业、对电车进行知识开发、传播和愿景引导（比如，相比油车，电车低成本、可降碳和更智能，符合未来个人出行大趋势等）、智能驾驶等技术网络形成、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绿牌补贴等政策出台等。如图3所示，利基同时嵌入在“油车体制”和“电车TIS”中，形成了相互嵌套的竞争共演关系。从中国实际情况来说，油车企业已经介入利基，说明了电车利基已经形成了TIS，有效地嵌入到传统油车体制中。
最后，是转型地理研究的核心要点部分。① 远景释放出“自上而下”的转型压力，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对“发展电车”产生语境敏感。一是，不同地方在产业结构、人才基础、资源条件、发展目标和政府能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二是，企业家和资本会从电车相关产业链基础、供应链成本和市场潜力特征出发，对电车技术研发、生产测试和市场投放有差异性的区位选择。比如，蔚来之于合肥、特斯拉之于上海浦东，这些电车利基是多地理尺度能动者（企业家、官员等）对语境（宏观语境机会、地方特有的比较优势/能力）互动选择匹配的理性结果。② 电车利基发展是落地的，其成长和扩散更多依赖于基于地方的TIS构建过程。比如，杭州推出的“绿牌免摇号免限行”“绿牌停车优惠”等政策，使得消费者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出发，更容易接受电车；又如，不少城市实施的电车的士采购政策，创造了保护性利基市场；再如，南京江心洲对车联网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电车无人驾驶技术测试落地，产生了积极示范效应。这些案例说明利基成长和地方密切相关，转型是由地方构建推动的——即地方特有的社会空间与利基及其TIS的互动。③ 油车体制不是一个去语境化的转型对象，其不同程度地嵌入在地域社会空间中。油车体制和电车体制在技术上存在关联和重叠，但在社会系统上存在高度差异。在不同地域社会空间中，转型方式、机制和效应存在不同。比如，有些地方形成了绿色发展理念和相关制度保障（如海南推出的2025年燃油车退出市场政策），其油车体制就相对脆弱，电车利基就更容易嵌入发展，转型就在这些地方更激进快速；有些地方（如上海、沈阳等）因长期积累了车辆相关产业、技术、人才和市场的比较优势，油车体制和电车体制均适合发展，那么转型在这些地方就会更加漫长艰难。由此可见，转型的关键不是技术突破或运用，而是一个对地理语境敏感的多尺度社会空间适应过程。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气候环境系统剧烈变化的当下，中国也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双碳”目标压力下，如何推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及其相应社会体系建设，如何理解可持续转型的空间机制，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行地方转型试点政策，是当前经济地理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54]。然而，转型研究多聚焦欧洲，其分析框架存在局限性。此外，因经济地理学者热衷于借用转型分析框架来直接探究实证问题，缺乏足够理论反思。可持续转型研究和转型地理在理论思想上缺乏共识，不利于转型地理研究的长久发展和学科地位[18]。
基于此，本文将转型研究中的多层次视角（MLP）与技术创新系统（TIS）同地理学视角下的语境敏感性、空间嵌入性和地方能动性概念相结合，以此构建一套转型地理研究新分析框架。MLP、TIS和地理学视角的互补性有两点：① 强调转型发生的“地理语境-利基-体制”的因果关联性[34]；TIS 突出新技术成长和扩散是一个异质社会空间嵌入过程，该过程是落地的，涉及基于地方的系统能动性和体制转型[55]。② 地理视角可为MLP和TIS赋予地方、尺度和空间概念，揭示转型地理过程和逻辑。本文所提出的新分析框架提供了一种用于回答转型动力过程、机制和结果上的空间差异性问题。相比MLP和TIS框架，该框架能让研究更加聚焦多尺度-多过程-多主体介入的地方社会-技术体制，并将转型地理性理解为：多地理尺度嵌入下的“语境、能动性和结构”三者互动关系如何在特定地方形成和发展，以及地方能动性是如何参与这种互动关系，并如何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转型过程、机制和效应。
当前，中国转型地理研究还处在理论框架介绍的初期阶段。部分国内地理学者意识到中国具有自身特殊的可持续转型背景条件和发展逻辑，西方转型理论假设存在一定局限：① 中央政府在特定利基发展阶段（如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铁技术、无人驾驶技术、数字化平台、行业标准化等）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政策补贴、国企行为、行政规制、以及双碳和生态文明试点建设等能加速利基的地方试点和构建[6,56⇓-58]。② 地方社会语境对新技术应用和传播具有特殊作用。比如，有研究指出人际关系网络对新技术空间嵌入和传播起决定性作用，不同地方在地缘、亲缘、血缘、组织、文化和政治临近上均有不同属性的表现，使得绿色创新活动的动力机制会有地方显著差异[8]。③ 强调能动性的两面性作用。中国的能动性具有多元表现形式，不仅包含了地方企业（政府）领导力[59]，市场企业家精神[60]、政企战略联盟[6]、跨国公司技术网络构建者[61]、乡贤熟人和城乡两栖企业家网络等[10]。同时，中国的能动性受到“创新”和“守旧”正反两面压力，存在转型积极性和惰性共存现象。比如，当前新能源车所存在的“里程焦虑”“自燃自爆、自动驾驶失控”“充电难”“保险较油车贵”等负面知识被广泛传播和放大，这体现了利基本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同时也反映了油车体制（如石油价格系统、市场动态和技术创新等）对电车技术-社会系统发展的阻力能动性。此外，因不少传统社会-技术路径（比如煤电产业等）构建时间晚于西方，其市场需求所带来的报酬递增和增值效应仍旧明显，使得其转型具一定阻力；另一方面，因国家政策导向、市场活力和技术应用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转型又具有更多的绿色机会窗口，特别是对于传统体制尚未成熟的地区，更容易发展利基空间[62]。

5.2 展望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展望中国转型地理未来发展的3个研究方向：
（1）重视国家社会-制度语境的特殊性，以此作为区域可持续转型的研究起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劳资关系、央地关系、社会治理模式、市场模式等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63]。诸如，重视官本位、人际关系和政府决策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对转型技术选择和发展方向的理解，产生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转型路径、目标和机制[40,63]。此外，以地缘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视角去看待远景压力，重视可持续转型的国际语境、关系动态和动力机制，以此向下理解利基创新的根本逻辑和空间规律。
（2）中国转型地理研究应重视人的能动性。一方面，中国不少社会-技术系统构建历史较短，其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如西方国家那么成熟，影响转型的体制阻力可能较小，能动性作用则可能更大。未来研究可从地方领导力、制度和企业家精神等多个主体出发，比较不同语境下系统能动性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在特定地域发展、扩散和社会嵌入的[4,10,11]。
（3）研究与国家政策需求相联系。在“双碳”目标下，对绿色交通系统、新能源生产/消费系统、老工业区重构和低碳园区转型研究具有深刻意义。同时，对农村、欠发达地区或特殊类型地区（工矿城市、资源型城市、边远山区、民族地区、沿海岛屿、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等）社会-技术转型给予重视，对这些地区转型涉及的文化、宗教、技术和日常生活等要素给予更多地理意义。比如，探索为什么新能源电池产业能够在浙江长兴、福建宁德等三线城市发展崛起，为什么电车能够在广西柳州形成本地市场等问题；解释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如何发展绿色技术（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并得以推动区域可持续转型；聚焦环境脆弱地区、能源短缺区和生态功能区等敏感地区，分析其转型的绿色机会窗口创造机制及其能动性作用，关注这些转型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和社会公正问题等[64]。此外，增加对转型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比较研究，为转型地理的理论化提供中国经验和支撑证据[15,40,65]。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本文理论框架研究思路、视角融合建议、实际案例说明、结论梳理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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