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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3 , Vol. 42 >Issue 4: 1130 - 1145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0874

Academic Review

Theoretical focu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 YUAN Zhenjie , 1, 2, 3 ,
  • YE Weiqiang 1 ,
  • ZHU Hong 1, 2, 3 ,
  • HUANG Jian , 1, 2, 3
Expand
  • 1.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8-17

  Revised date: 2022-12-08

  Online published: 2023-04-13

Fold

Abstract

Varying mobility landscapes formed by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make mobilitie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odern social life.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mobilities appeared earlier in English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and research framework of mobilities studi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broad consensus. Therefore, it is key to sort 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trends, theoretical disputes and controversial arguments of the mobilities theories as so to trace the common theoretical focus in relation to mobilities paradigm. Research on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mobilities theor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key question on new mobilities theories proposed by John Urry,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structure of “ontology-medium/mechanism-process/influenc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five key theoretical focuses in current literature: (1)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and stillness; (2) mobility and place-making; (3) mobility and social equality; (4) mobility technology/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ement/limitation of mobility; (5) mobility and freedom. As a supplement to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this article tries to summarize the five main theoretical focuses of the new mobilities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research prospects based on China's mobility landscape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bilitie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Key words： mobilities;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research progress

Cite this article

YUAN Zhenjie , YE Weiqiang , ZHU Hong , HUANG Jian . Theoretical focu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 42(4) : 1130 -1145 . DOI: 10.11821/dlyj020220874

1 引言

空间理论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演变而不断演变更新。进入21世纪以来，新移动范式 （new mobilities paradigm）也称为移动转向（the mobilities turn）引起了国内外人文地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1,2]。学者呼吁关注移动的关系网络、移动的过程、体验和权力问题等[3]。当前国内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仍主要处于理论引介阶段[3,4]。同时，随着“流动中国”社会景观的兴起，学界有关基于中国国情和经验推动本土理论建构的呼声也越发强烈[1⇓-3]。本文以移动性理论焦点为视角，尝试在国内外快速发展的移动性研究中，批判性地总结和归纳当前移动性研究的主要理论争议，以期为架构更贴合中国实际且能与英语世界移动性研究对话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性的文献反思。
英语世界较早对移动性（move/moving/movement/mobility）进行探讨[5,6]，中国学者也对系列核心概念展开讨论[7]，并指出movement和mobility同源，均缘起于对空间移动的研究。Moving指的是移动中的状态和过程；move是移动的动作，与静止（static）相对。Move, moving, movement, mobility构成了人文地理学对移动性研究的类型集。然而至今，新移动范式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一直处于建设过程中[8]。因此，依循理论争论，追溯纷繁复杂观点背后的共同理论逻辑，成为认识当前移动性理论动向的关键。其次，虽然移动性理论发轫于社会学，但对人文地理学在内的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外移动性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尝试对从空间转向到移动性转向的理论源流和发展作出辨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世界移动性研究现今的主要理论焦点，同时回顾国内相关研究，尝试对其中共同学术焦点进行解读和剖析，为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动性研究提供参证。

2 理论发展背景：从空间转向到移动性转向

2.1 空间转向

Sheller认为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起源于法国[9]，以Lefebvre于1974年出版的《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为标志[10]。美国学者Soja则认为空间转向是以一系列空间研究的成果出版为标志的[11]。除Lefebvre之外，还包括Castells的《The Urban Question》和Foucault的《Of Other Spaces》等经典空间理论著作[12,13]。虽然学者们的评判标准不同，但都足以体现空间转向哲学基础之深厚。社会理论家认为当代社会的空间特性被严重忽视。具有空间转向意识的先锋思想家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空间不是一个被动的、空无的容器[10]。如Massey的《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等一系列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工作推动了空间关系分析的出现[14]，强调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和“一直在建设中”[15]。
空间研究与全球政治经济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出现了大量奠基性的研究成果，并在社会科学领域刮起空间转向之风。在此转向中，空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空间不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空间展演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16]。于是，空间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实践形成的，具有多重社会互动、价值和文化的符号意义的集合体。在此新认识下，空间转向逐渐在空间理论家的工作中生根，推动了对于地方、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公正空间等相关领域的研究[17,18]。

2.2 移动性转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空间理论开始关注“移动、循环和流动（mobility, circulation, and mobilities）”，并对各种移动现象越来越重视。如Castells的《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问世，就强调“流”和“网络”对建构和理解空间的重要性[19]。Swyngedouw等政治地理学家则认为有关全球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移动现象本身所蕴含的复杂“权力几何”关系[20]。Bauman在《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一书中指出“流动上升到最令人垂涎的价值首位……流动的自由，永远是一种稀缺且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为后现代时代人的主要分层因素”[21]。在2000年，Bauman的《Liquid Modernity》[22]和Urry的《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3]两本著作更让移动性概念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虽然Bauman和Urry二位出发点不同，但都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提出从动态、异质的视角理解各种层出不穷的（后）现代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时空体验和现象的重要性。
目前，“mobility”一词应翻译为“移动性”还是“流动性”在学界中还存在争论。朱璇等结合已有文献和现实语境，认为“liquidity”一词既有“液体”的意思，也有“流动的”意思，且Bauman撰写的《Liquid Modernity》就是想借用“liquid”一词所蕴含的“流体及其液态性”的概念来说明现代性的特征：即以时间（液体）去溶解（或改造）空间（固形物）[22]。而Urry主张的“mobilities paradigm”更加关注的是现代性背景下的有形和无形的“移动”，他的关注点在于移动中社会、政治、文化等关联属性，更多意指其中的空间过程和内涵[23]。在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空间。因此，朱璇等认为“mobility”一词翻译为移动性更为合适[8]。而在2020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译丛》一书中[24]，“移动性”已成为了官方译法。
Urry的研究历程可进一步说明移动性转向是如何在空间转向的讨论中产生的。Gregory和Urry等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一书从社会学和地理学角度揭示了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25]。Urry在此影响下进一步探讨了人们进入和离开地方的休闲迁移问题，并出版了知名著作《The Tourist Gaze》[26]。随后，Lash与Urry合作出版了《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社会学家开始展开对多种移动及其空间结构展开分析，包括知识、信息、劳工、文化及旅游等类型的移动[27]。正如Gregory和Urry所认为，空间是“一组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容器或实体本身[25]。这种解释促生了Urry“移动社会学”和“超越社会的社会学”的思想[28]。
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移动转向的思想源于空间转向理论所奠定的对于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再认知。传统社会科学受到静止主义（sedentarism）的影响，这种静止主义把有限的和真实的地方、地区和国家定位为人类身份和经验的基础，也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这种静态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充分研究在各种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推动下，人、信息、媒介是如何移动的，以及这些可视和不可视的移动是如何组织和构建社会生活的[5]。随着社会学界对静止主义的批判反思，移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在悄然变化，除了正视移动本身所具有的产生和重构时空景观的能力之外，学界对移动过程本身也形成了更加深刻的认识。Cresswell认为移动性和运动的关系与地方和位置的关系一致，移动性除了象征客观物理运动过程之外，还涉及表征和实践的复合关系[29]。移动性从单纯链接A和B两点的杠杆结构转变成能够串联微观个体实践到宏观社会活动，以及个体情感表征到权力博弈等话题的交叉复合结构。
在Stiglitz称之为“咆哮的（19）90年代（roaring nineties）”中[30]，许多学者开始探索移动性，以便对不断涌现的现实现象进行理论化。2003年，第一届“Alternative Mobility Futures”会议在兰开斯特（Lancaster）举行。2004年，Urry和Sheller成立创建了兰开斯特大学移动性研究中心。2006年，由Hannam、Sheller和Urry担任编辑的期刊Mobilities开始出版。以上会议、机构和期刊学术平台都在强调跨学科、复合视角和多方法的重要性，在探索移动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起到关键作用。正如Hannam等所言，移动性的概念既包括人员、物品、资本和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动，也包括日常交通的局部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物质的移动[31]。而移动性研究又广泛涉及移民、文化、地方、空间、权力等研究议题，研究领域横跨社会学、文化研究、地理学、移民研究、旅游和交通研究[5]。因而，移动性研究对象和话题的丰富性在造就了多样化的移动性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地理学与移动性理论在相互借鉴和对话中彼此成就发展。如Cresswell在《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一书中将移动性概念引入文化地理研究之中，彰显了地理学家对于移动性转向的关注和贡献[32]。
总体而言，尽管英语世界对于移动性理论的关注较早，但该理论还在不停地借助不同学科的对话和融合，以及基于不同区域和地方的应用和创新，实现持续的迭代和更新。同时，移动性理论的多样化突出，但统一性尚弱，普适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尚未达成，移动性理论在不同理论焦点引导下仍处于不断自我突破和发展的进程之中。

2.3 文献回顾框架：移动性的“本质本体-媒介机制-过程影响”

文章基于Urry提出的移动性关键问题，即“移动如何成为可能，以及移动产生何种后果?”，构建理论焦点的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这一关键提问至少隐含3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是移动?二是移动如何发生?三是移动的发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因而，理解什么是移动的本质和本体（理论焦点一：如何理解迁移/运动和停留/静止的关系?），理解移动发生的媒介和机制（理论焦点二：新移动技术/基础设施的介入，是增强还是减弱了移动性?），以及理解移动对于人、地以及社会所构成的影响（即理论焦点三：移动性如何塑造地方意义?理论焦点四：移动性如何与社会公平问题相关?理论焦点五：移动性增强是否意味着人能拥有更广泛的移动自由?）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

3 文献来源

人文地理学英语文献中有关移动性的文章数量较为丰富，以Web of Science的社会科学索引为数据库，以“new mobilities”为限定主题索引，设置类别为“Geography”和“Sociology”，截至2021年12月共搜索到2025篇文献（图1），其中归属地理学的文献达1408篇。国外学者对移动性的研究主题和内容进行了探讨[1,2,7]，实证研究围绕移动性与公平[33]、权力（利）[34]、管治与管制[35]、关系网络[36]、日常生活[37]、身体体验与情感[38]等关系展开。本文将以上关键研究主题，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融入上述“本质本体-媒介机制-过程影响”分析框架中进行阐述。
图1 中英文新移动范式研究刊文的按年变化情况

Fig. 1 Chang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n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文献平台（CNKI）为数据库，分别以“新流动范式”和“新移动范式”为“篇关摘”进行索引，截至2021年12月共搜索到19篇文章，发现目前国内已有部分综述文献介绍了移动性研究的主要议题和观点，并指出中国学者需要结合中国案例来拓宽移动性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议题广度[1,2]。而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工作集中在社会、文化和旅游地理学领域，研究议题多为探讨旅行过程中的具身化体验[39⇓-41]。
总体来看，虽然目前中国地理学对移动性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理论的批判性引介和理论建构工作依然紧需，表现之一为有关移动性的实证研究逐渐百花齐放，但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系统性梳理和本土化反思。鉴此，本文聚焦近年来移动性研究的理论焦点，特别是展现现有研究中共同的理论关注及其中的矛盾和统一关系，以期助力国内移动性研究的理论建构。

4 国外移动性研究的理论焦点

4.1 如何理解迁移/运动和停留/静止的关系?

迁移/运动和停留/静止的辩证关系在移动性研究领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推拉模型对传统迁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不少学者关注构建A与B两地之间的推拉力关系。模型重点关注在“迁移前”这一特定时刻中A与B两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共同作用机制，比如交通学家、社会学家对人类迁移行为因果模型的探讨[42]。随后受行为主义的影响，有学者把个体决策引入等式，并将其进一步概念化，认为个体的决策行为系由成本效应和社会经济指标所决定。这种决策方法以经济理性个体为基础，围绕目标、策略和限制要素开展的决策过程成为解开迁移运作机制的密码[43]。
有研究批判性地指出，传统迁移研究虽然关注到了迁出地和迁入地对迁移决策的共同影响，但是大多局限于迁移前的决策过程，对于迁移全链条的反复性、连续性和迁入迁出地的复杂关联性的关注尚且不足，特别是将迁移和静止两种状态看成是独立和分离的，而非整体和连续的。移动性视角下，学者们重新定义了移动过程中运动和静止的关系[44⇓-46]。Moret关注在荷兰获得定居权的索马里移民的迁移行为，认为移民迁移前、中、后的“静止”和“停留”状态都是迁移行为的组成部分，共同形成了迁移的链条和全过程[44]。Zhang以中国返乡农民工为例，强调了迁移和静止是伴随过程，即迁移行为是由移动性和静止性（stillness）共同构成的[45]。移动性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立足点是反驳把迁移和静止视为相互独立过程，迁移总是受到移动和静止两种作用力的影响。比如Zhang认为农民工连续的迁移行为虽然会受到迁入地工作环境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迁出地家乡各种因素（如家庭经济、家人特殊需求、地方文化风俗和亲属健康等）对决策的重复性和持续性作用；在这种运动和静止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新的因素（如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对家乡经济环境的改变）对迁移决策产生影响[45]。此外，Schapendonk等以西非境内流动矿工和在欧洲的西非流动工人为例，揭示了这些工人受到社会关系网络、政策干预、经济因素的多重作用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目的地和迁移的轨迹。研究指出，在迁移链条中，原籍地的各种要素对个体的迁移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持续的；在移动性视角下，迁移决策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动态性，迁移行为一方面受到迁入和迁出地的共同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迁移和停留、运动和静止等辩证关系的共同作用[46]。
关于移和留、动和静关系的探讨现在还在继续，不断丰富和发展移动性理论。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更快更全面地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信息，空间的边界也因人、物、信息、知识的移动而不断地被打破、模糊和重构。有学者呼吁未来研究应该要用一种动态性、关联性、网络化的思维方式考察移动的现象和行为，以便在愈加复杂、动态变化的世界中（如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全球大流行病深刻影响移动性的特殊背景），更好地理解运动和静止间所蕴含的矛盾和统一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刻认识人、事、物、理念等的移动内涵和全过程。

4.2 新移动技术/基础设施的介入，是增强还是减弱了移动性?

新型移动技术与移动性之间的关系长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当前全球大流行病影响下，大量新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的研发、生产和使用，尝试去弥补人与人的空间隔离和不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使得新移动技术/基础设施的介入是增强还是减弱了移动性这一问题更具时代意义和重要性。
Urry认为，汽车意味着移动性增强、社会互动可以更为直接，以至于“人类通过（汽车这种）移动实现居住和社会互动”[6]。从工业社会开始，伴随着各种移动技术和移动基础设施的迭代更新，人、物、资本、信息的移动能力（速度、距离、频率）不断得到增强。Battarra等通过对意大利11个大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移动系统运行良好的城市中，信息通信技术是提高系统效率的一种手段[47]。Strandell也认为，青少年可以通过手机与父母保持联系，与父母进行风险协商，减轻父母对孩子的担忧，从而扩大了青少年活动的空间边界[48]。Hannam等指出组成现代机场的技术系统，促进了全球的“时空压缩”，使每天几百万人的航空旅行成为可能[49]。
然而，新移动技术的出现也可能带来个体移动性的降低，随着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线学习、在线旅游及在线办公成为了可能。许多政府、银行、医院、商店都借助网络应用程序提供网上办事、商品配送服务。《中国青少年在线学习白皮书2021》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范围内在线教育渗透率和在线办公用户规模都呈现出爆发性的增长[50]。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减少人的物理移动，但这并不意味了移动性从此减弱。新技术只是改变了移动的形式和内涵。虽然物理的移动暂时减弱，但在线模式的实现依赖于互联网中信息和观念的高速移动。
这种“让人少跑，让数据多跑”的新型移动方式，对于改造人地关系的强大动力不容小觑。Bayne等人对爱丁堡大学校外网络课程的研究发现，虽然许多学生没有在真正的爱丁堡大学的校园上学，但是互联网通过把教师、课程、知识等信息连接在一起，让许多学生产生置身于学校的感觉[51]。Bjarnason等指出，从政策的效果来看，允许师范学生在家乡接受远程教育的安排是增加农村和偏远地区合格教师供应的最有效途径，这说明了远程教育技术具有减弱教师群体城乡流动的作用[52]。
新技术的介入是增强、还是减弱了移动性目前还难以形成定论，但是不可否认新技术在加快信息、知识的传播速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压缩了时空，有时甚至打破了空间和边界的限制。新技术赋予了人们更多移动和静止的选择，人们可以依赖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技术移动得更快，迁移得更远，也可以仰仗于5G、平板电脑等通信技术和媒介让自己在“不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学习、交流。人类个体的移动性增强还是减弱取决于其使用新技术的目的和方式，但是无论人类是变得更具移动性还是更加“静止”，都离不开背后人、信息、知识、资金等人与非人要素快速移动所构成的网络化和系统化的支撑。

4.3 移动性如何塑造地方意义?

移动具有强烈的空间关联性，离不开人与地方关系建构与重构。移动性视角下的地方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关乎移动性如何塑造地方意义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两种主要的观点：① 地方意义在稳定和静止中产生；② 地方意义在复杂的移动实践中产生。
不同于空间科学家的拓扑思维，段义孚对“点”进行了“感性”的探究。他认为地方是意义的中心，地方给予了人们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们的社交、生活和情感都是源于地方，同时也“成就”了地方[53]。因此，稳定性是产生地方意义的重要前提。
此外，段义孚还注意到，牧民可以将不同放牧点之间的路线或空间理解成地方，特别是当移动的路程本身（随着固定的游牧路线）在不断地重复之后，人的移动路线是具有独特的地方意义[53]。从这一点来看，人的流入或流出不仅不会对地方意义的形成造成破坏性影响，在不断重复移动中，移动者和移动实践让移动通道和临近的空间变成具有深刻意义的“地方”，即路线也可以与旅途的终点同样有意义[54]。
移动性理论关注移动路径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情感和价值意义，认可移动路径与尺度、网络、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复杂互嵌，是移动塑造地方意义的过程和机制[55]。Meir等发现以色列的31号公路对贝多因人（Bedouin）而言是具有地方意义的空间，人们不仅借助道路实现日常生产、通勤及贸易，而且通过道路来亲近周围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让路成为了土著文化系统的一部分[56]。Richards总结了全球化背景下三种青年旅行者（背包客、闪客和环球旅行者）在旅途中多元的文化和情感体验，认为体验移动成为了旅游目的之一[57]。Kulman等发现日常通勤移动的地方意义，比如儿童在往返学校的移动过程中对通勤时间、空间和城市环境等有丰富的情感体验[58]。由外及内，中国川藏国道318线、长江三峡、京九铁路、京杭大运河等关键交通通道和节点，均是承载大量移动实践的场景，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40,41]。
此外，移动性理论不仅关注人移动的重要性，同时关注信息、物质、事件等多要素的移动对地方意义的影响。如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菲律宾家政工人为例，McKay指出菲佣群体会在固定时间和空间聚集在一起，通过互相交流食物、家乡变化和菲佣人际信息等，将公共场所构建成为一个暂时的、流动的、具有跨地方意义的“菲律宾村”[59]。Morris指出旅馆是移动的一个节点，这一节点通过提供各种具有国际标准但又能体现本土特色的服务，可以为不同人群营造“家”的氛围和体验，推动了多尺度要素在旅馆这一地方上融合[60]。移民等群体借助一系列移动实践来塑造地方意义，在现代移动社会中实现了个人和集体的情感和身份再构[61,62]。
综上，尽管学界对“移动性如何塑造地方意义?”的探讨还在持续，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移动是塑造地方意义的关键”这一观点。在巨量移动的社会背景下，地方意义的塑造离不开个体在移动过程中产生情感、文化及社会体验，也离不开物质和信息等非人要素的自由组合。比如在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的年代，社区式的生活是塑造群体间共同价值观、文化符号的基础；而在交通发达、信息高度移动的现代社会，有共同爱好、价值观、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通过移动时而“聚”时而“散”，让空间的意义变得流动和复杂，从而移动成为了理解“空间”到“地方”内涵的变化的辩证视角。

4.4 移动性如何与社会公平问题相关?

移动性如何与权力（利）相关一直是学界关心的话题。一方面，学者认为移动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背后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正如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移动能力表征和承载了父权制、殖民主义和种族统治的历史。传统男性家庭、奴隶主、白人一般拥有更高的移动能力，象征着主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利）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学者认为个体移动是权力（利）的隐喻。如Massey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正在进行移动和沟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与之相关的控制位置[63]。普遍意义上看，社会中不同人的移动类型和内涵有很大差异。有些人可能负担得起移动，且能控制移动的选择、过程、方向及意义等，而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很可能缺乏这种权力、权利和能力。Massey认为，虽然飞机等移动基础设施可以产生时空压缩效应，但是其中的效益只属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很大一部分人无法使用这些交通工具[63]。
Massey认为移动能力不仅仅可以反映权力的差异，而且掌握这种能力的人可以把它转为社会优势，累积并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进而强化社会不平等和分歧[63]。对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撤离计划的研究指明，拥有小汽车的人在飓风中才有撤离的能力，而不具备快速移动工具的人们只能直面风灾的威胁[64]。Jackson则认为高速公路一方面将人聚集在一起并创造了一个可以互动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也将人分开了，临近公路和交通便利区域的“权贵阶级”有更多使用道路和发展的机会，而边缘的乡村地区则似乎越来越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排除在外[65]。此外，都市精英可以使用高层写字楼的快速直升电梯，从而避免与低层建筑拥挤的人流相遇，这种高层和低层移动能力的分裂，是权力和阶层的不平等关系的空间隐喻[66]。又如作为世界上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的巴西圣保罗，其富翁群体可以使用直升机通勤，避免了城市拥挤的交通环境，提高与其他人的连接性和速度。这种通勤方式通过绕过本地移动网络而增加自身的移动能力和速度[67]。甚至是机场这种看似权力扁平化的空间，拥有贵宾资格的旅客也拥有着可以快速值机的通道。这些社会现实意味着移动能力不仅暗含了权力（利）的大小，而掌握移动能力的人可以把它转为社会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已有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如Urry所言，有时那些拥有更多权力（利）和资源的人是希望能在纷繁变化中处之泰然、安然不动的，即在移动的社会中保持“稳定”也是一种权力（利）的体现[6]。比如在中国许多县城，拥有更多物质和社会网络资本的人群才有能力“留在老家”。许多经济条件差的人群因为本地工作机会较少只能外出务工，而当地的公务员、教师、富商群体大多不会发生移动。Kalir对中国赴以色列的劳工研究反映了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劳工才会结束继续在以色列的工作，返回家乡[68]。Zhang对中国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留在老家的行为是需要一定外部条件支持的，包括家庭经济实力以及自身掌握通勤工具的能力等[45]。
对于移动是否体现或强化社会不平等问题，Urry持有辩证和开放的态度[6]，即移动和不移动都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移动与权力的互动关系需要被放置在具体的、情景化的背景中来考虑，要通过移动的过程本身去理解其中所关联的权力和公平问题。但也需要注意到，处于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选择移动或者不移动的机会和主动权，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则往往处于被动。因此，研究不应着重归一化地为移动与权力（利）关系下定论。反之，研究重点应该关注如何通过强化对于移动或不移动决策、过程和影响的认识和理解，以服务社会公平和公正，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和体恤。

4.5 移动性增强是否意味着人能拥有更广泛的移动自由?

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移动性增强是否意味着人能拥有更广泛的移动自由（如身体、时间、空间意义上的自由）这一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一方面，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算力的有机结合，让机场、火车站等移动基础设施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运行。21世纪，世界移动的规模得到大大增强。似乎人们的移动更加自由、安全和高效。但有学者指出，移动增强并没有带给人们身体上更多的自由。Adey对机场监控系统、安检系统的研究说明人的移动是一直处于被监视、跟踪的状态中[69]。部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地区，人们的移动行为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可能被追溯。人的移动数据在顾及社会公共安全时可能被检查和公开。移动性的增强伴随着安全基础设施、手段及通信技术的进步。因此移动自由是相对的，人在享受移动便利的同时，可能会受到更强大和隐蔽的移动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的限制。新冠疫情期间，阳性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行为轨迹屡屡被公开而受到网络暴力，而受人诟病已久的“人肉搜索”及其伴随的网络攻击事件也是明证。
此外，学者认为虽然飞机、汽车的设计让人们能以更安全方式到达目的地，但也可能剥夺了个体与外界空间交流的权利。乘客的身体被“包裹”在舒适的座椅上，移动过程中丰富触觉感官体验变成了对扶手和座垫单一的体验[70]。但移动中介也可以增加个体与外界空间的联系。如滑板运动员通过滑板可以生动地感觉到空间的“垂直”“曲线”和“对称”等特性，使得他们与空间进行更加直接、多元的交流。滑板这种移动中介给予了运动员丰富的身体感官和情感体验，而与此同时空间也被运动员“赋予了生命”[71]。
另一方面，Harvey认为移动增强带来了更大规模的“距离摩擦”，这些摩擦会对国家主权、空间治理和管治带来许多挑战[72]。因此，移动性受制于许多主体的博弈方式。移动性和尺度、范围是相关的。移动增强似乎带来了更加严格的边界限制，比如边境管控以防止偷渡、非法滞留行为的出现。出入境政策、边境安全检查等移动管理制度成为国家间博弈的筹码，这对跨境留学、外交、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Ilcan在其主编的《Mobilities, Knowledge, and Social Justice》一书中指出，移动性与地理、政治以及知识边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问题又与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政府和安全制度及社会正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73]。Convertino对美墨边境一所大学进行了民族志研究，揭示了学生的日常跨境移动及跨国教育体验受到实体边境安检政策、安检效率的强烈影响[74]。这呼应了关于移动与自由、移动与国家政治等议题的探讨[74,75]。
可见，移动增强与个体自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人类看似得益于移动增强可以享受到时空压缩的福利。但现实中移动中介（如飞机、火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移动过程中个体与外界空间进行交流的可能。移动增强也对行政机构的监管工作以及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监管系统也随着技术进步变得愈加先进，这使得人在移动过程中身体的行为、移动空间的选择等可能正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限制。

5 结论与启示

见证、参与和体验移动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和公民不可避免且必不可少的生活日常。全球化和现代化共同驱动所形成的丰富的移动景观使得移动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体趋势，时空压缩背景下出现生活节奏加快、文化多元化、社会差异和去差异化以及人际交互的虚拟化等现象，使得人与地方关系发生剧烈且深刻的变化，也给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和机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实证挑战。
从Urry提出的移动性关键问题出发，沿着移动性的“本质本体-媒介机制-过程影响”的分析框架，梳理移动性研究的五个主要理论焦点和框架（图2）。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理解移动性的前提是从本体上理清什么是移动，或者说移动在不同的社会可能会被理解和表征成多少种不同的状态（比如静止可能也是移动的一种状态）。其次，移动十分依赖不同的介质、媒介、技术、设施等实现位移的各类机制，不同的中介机制可能会影响移动的形式、状态及关联的系列要素，形成不同的移动景观和生态。再之，移动最终通过带动主体、要素与不同的地方系统发生互动，从而产生多维度的影响，推动地方转型和重构。以上主题式的文献回顾一方面体现了英语世界有关移动性研究的热度，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当前移动性研究的多样性和发展性，也凸显了持续认识和推动移动性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图2 移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Fig. 2 Research framework of mobilities studies

国内外先锋学者对未来移动性理论或实证研究进行了展望。如Sheller对Urry关于未来移动性研究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呼吁学者关注大尺度社会政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由石油、气候危机、边界管控等引起的现代社会和迁移和移动制度的时空重组，以及智能、绿色和共享交通的生活方式对城市街道和社区的空间重组等议题[9]。有研究倡导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要关注国内城乡、城市之间以及中微观尺度环境中的移动群体，同时倡导移动性研究需要多学科进行合作和交流[1]。有学者提出中国未来的移动性研究需要关注旅游视角和多元移动主体等设想[2]。受流行病影响的特殊社会背景下，需要更多考虑移动性与非移动性的辩证关系，从而对流行病所塑造的新的社会秩序有更好的理论解释力[4]。以上学科的思考和建议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为了更好地在国内外研究中找到对于中国相关研究的启示，本文通过进一步梳理以中国为研究区域的有关移动性研究的英文文献，发现中国案例的实证研究工作也对发展和深化移动性理论的5个理论焦点作出了一定贡献。例如，大量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实证研究反映了移动性与主权、领土和边界问题的复杂关联，为揭示移动增强与移动自由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中国经验[76,77]。Liu等通过关注中国跨境新移民的个体叙事，为理解跨国移动性如何塑造移民的家庭观念、认同感和与不同空间/地点的情感关系做出了研究补充[78]。在中国城市边缘群体的日常流动和生活方式移民的研究中，也可以挖掘出移动性和社会公平的话题[79,80]。由外及内，目前中文文献中，地理学、旅游等研究领域对移动性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工作也注意到了移动性理论焦点中有关迁移/运动和停留/静止、移动性与地方意义的议题[4,39,81]。但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建构研究较少，实证议题大多集中在探讨个体在移动过程中的身体、情感体验和价值表征等较为局限的几个方面[41,42]。而且当前研究“就中国论中国，就案例论案例”的特征明显，参与世界移动性研究焦点讨论的意识和能力仍相对较弱。总之，虽然以中国为案例的实证研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对移动性理论焦点的独到见解，但目前中国案例的理论潜能还没有被充分发掘，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仍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一方面，本文认为流动中国所隐含的移动性与西方社会所普遍认识的移动性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图3）。其一是多驱动、多主体、多尺度历史过程。不同国家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迁移历史，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移动景观和惯性，也有不同的移动驱动力和观念。中国发展初期的制度性迁移呈现了很强的国家和集体驱动的移动模式，至今也是社会深刻记忆的一部分。而后中国经历了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未有的急剧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中国社会中移动的发生机制尤其多元且复杂。同时，中国有着与西方社会类似的，多样化的移动人和非人要素（如物、信息、理念、资本、个人气质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移动生态的巨系统。其二是跨跃性和普及性。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普遍循序渐进地经历了汽车、火车、航空等时代，但中国快速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移动介质、媒介、技术、设施等实现了区别于西方的跨越式发展。交叉错叠的移动介质把不同尺度上的要素相联通，在时空压缩的基础上，实现了尺度的交换和对话，产生了从小尺度地理单元到大尺度地理单元的复合性重构。
图3 “流动中国”背景下移动性研究的焦点

Fig. 3 The research themes of mobilities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China"

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固化严重不同，中国各级各类人群的移动性在普惠性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下，移动能力和意愿强。通过移动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中国移动性的重要特征和影响。
对应当前世界移动性研究的五大理论焦点，结合中国特色的移动景观和现实驱动，本文认为，从主体、要素、时间性、介质、尺度等方面出发，中国背景下移动性研究要素和焦点至少应包含以下5个方面：① 移动与停留的决策过程，如不同类型的人和群体如何决定移动?（对应研究焦点一）；② 多元移动介质与体验，如不同类型的移动介质和技术如何影响旅途体验?（对应研究焦点二）；③ 多元移动要素与地方，如不同移动类型如何塑造了地方系统?（对应研究焦点三）；④ 多元移动主体与权力，如不同类型主体如何围绕移动发生互动?（对应研究焦点四）；⑤ 多元移动尺度与网络，如移动实践和现象如何构建了不同尺度间要素的互动?（对应研究焦点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移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中国背景下的研究焦点，仅作为学科争鸣之探索性素材，以冀启发更多学科思考和融合，从而构建中国移动性研究学术共同体。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在移动性理论发展过程中，人文地理学者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学术贡献潜力[82]。有学者提出建立“移动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的学科呼吁，把研究重心从传统的交通视角，调整到关注“移动着的人和物”以及与地方互动的动态过程。特别是移动与空间、地方、尺度、网络、人地关系和地域系统等理论的耦合，不仅可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更加复杂、动态和关联的视角，也为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有关移动的空间格局、过程、机制和效应的考察工具和思想[83,84]。同时，“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如流行传染病和国际局部紧张的局势，树立了干预和管控移动的社会秩序和规范，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地方局部战争和冲突影响下形成的要素、观念和人的国际移动新规则，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点与点、线与线、面与面多层次区域联系和协同等，都是发展和延伸移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要背景。比如从移动性理论的视角出发，去探究高铁网络对区域间人们日常的影响、乡村交通可达性提高对村民幸福福祉的促进、小汽车在中国城乡的快速大幅度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出行能力的提升对移动性相关领域的新挑战等话题，都有待人文地理学家深入探研。以强化理论建构和对话的角度，未来需要进一步紧扣移动性研究的前沿学术焦点，通过参与争论点和争议点的对话，提升国际学术话语中“中国声音”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同时，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趋势明显，人文地理学应抓住学术机遇，做好学科内和外交叉，以实现学科知识外溢。此外，国际的理论对话和学术交叉的最终目标是展现中国移动社会背景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强化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的价值，塑造中国特色的新移动研究范式和框架。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论文评审中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使得本文在文献综述回顾逻辑、概念翻译与解释，以及行文表达等方面均得到优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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