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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3 , Vol. 42 >Issue 8: 2211 - 222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21299

Articles

Motility and viscosity: Spatial practices of road travel on Sichuan-Tibet Highway

  • WANG Xueji , 1 ,
  • YUE Dingyi 1 ,
  • SUN Jiuxia , 2, 3, 4
Expand
  • 1. Joint Institute of Ningb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Anger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1,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 3.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4.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reater Bay Area Humanities Commun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1-07

  Accepted date: 2023-02-24

  Online published: 2023-08-08

Fold

Abstract

Road travel, represented by Sichuan-Tibet Highway trip, has become a popular non-institutionalized and post-modern travel method. Road travel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mass tourism because of its long-term and large-scale mobility practice,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tourism research that focuses more on tourism destination. Taking Sichuan-Tibet Highway as a cas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 of mobile ethnography and integrated the framework of “motility-viscos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theory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ractic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oad travel on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The study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obility practices of Sichuan-Tibet Highway road travel are the result of travelers' coordination of the key elements of their motility, including “access”, “competence” and “appropri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not only assumes the function of a channel,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mobility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of travelers by multiple materialities. Road travel mobilities are comprehensive skill practices involving multiple mobility technologies such as automobiles, bicycles and so on, which not only enable the traveler's body to move through space, but also shape the rhythm of movement and the way how specific places and landscapes are perceived and experienced. In addition, for long-term travel in large-scale spaces, travelers' planning and mobility willingness are crucial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travel can be comple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oring practic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obstacle viscosity”, “landscape viscosity” and “relationship viscosity” of the road, and present a variety of form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expa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orings during travel. Moorings are not necessarily negative. The alternating cycle of “mobility, mooring and re-mobility” constitutes the common structure of road travel pattern, but it also shows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traveler's mobility dynamics and road viscosity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the traveler's spatial practices-road viscosity respectively acts on different and key factors of motility, thus shaping the diverse purposes and representation of mobility/mooring practices and their mutual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integrate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motility-viscosity”, expanding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f “viscosity” and trying to buil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attempt comparing to the use of a single concept in analyzing mobility practice in the past. The study reveale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 space and traveler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tourism mobility practices. It reflect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vel channels and journey in tourism research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road travel; mobility practices; motility; viscosity; Sichuan-Tibet Highwa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ueji , YUE Dingyi , SUN Jiuxia . Motility and viscosity: Spatial practices of road travel on Sichuan-Tibet Highwa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 42(8) : 2211 -2224 . DOI: 10.11821/dlyj020221299

1 引言

在现代旅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个性化的小众旅行层出不穷，诸如骑行、背包、搭车等旅行方式备受青睐，并表现出非工具理性的特征[1,2]。川藏公路上的道路旅行便是其中的典型。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川藏公路在国家意识、地方发展和媒体传播等多重话语的建构下成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随之成为众多青年群体的“旅行梦想”之地[3]。川藏公路旅行者是以追求道路空间中的流动性体验为核心特征的各类人群，包括在路上徒步、搭车，以及以自行车、摩托车和自驾车为交通工具的旅行者[4]。于他们而言，在路上的旅途比目的地更加重要[5]，走走停停的旅行充满了后现代的开放与自由。
与旅游活动主要发生在目的地空间中的大众旅游不同，道路旅行更多的旅行时间及高峰体验发生在道路空间流动的过程中。川藏公路穿越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密布的地形复杂且独特，使得路上的旅行者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和付出更多艰辛，旅行体验是非效率且非舒适的[2]，有悖于大众旅游中的“行游比”原则[6]，对更为关注目的地的传统旅游研究提出了挑战。因此，道路旅行作为一种道路空间中长时间、大尺度且充满挑战的流动是如何被实践的，道路空间如何参与并塑造旅行者的流动实践等问题值得探索。
近年来，流动性成为理解不同社会与空间情境中的旅游及其过程的重要理论视角[7]，突破以往研究大多假定旅游活动和体验发生在目的地的局限，将旅游通道视为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也即是说，流动不再只是游客到达异地的一种途径，人们在旅游通道中遭遇的偶然性也是旅游体验的重要部分[8,9]。新范式同时强调旅游研究需要关注旅行者的流动得以发生的载体，如交通工具及其依托的通道、泊系系统等基础设施和空间[10]。而这些物质载体如何支持旅行者流动的发生并塑造其流动过程等问题需要探讨。聚焦到本研究所关注的道路旅行中，即是要探讨道路旅行者如何与川藏公路发生互动，进而塑造其特殊的流动性实践。基于此，本文基于流动性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尝试整合“流动力-粘滞性”理论框架，剖析川藏公路旅行的空间实践过程，以期更好地理解道路旅行的实践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2.1 流动性：旅游研究的新范式与视角

随着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和发展[11]，旅游被视作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而非日常生活实践以外的边缘方面[12]，以往旅游研究的静态性与边界性面临挑战[13]。流动性挑战了传统的旅游研究中诸如家与离家、东道主与游客、惯常与非惯常等部分常识性的二元概念[14]，重新定义了旅游中的人地关系[15]，旅行也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在此基础上，旅游研究的对象与问题不应局限于目的地和客源地，而应重新认识旅游通道作为旅游系统关键部分的重要性[16]，它既是旅游者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进行移动的空间载体，也成为旅游者参观的“地方”和塑造旅游体验的核心[17]。突破对相对固定的场所和时间的关注[18]，以动态视角对旅游过程中的时空流动展开研究[19]。
新范式不仅关注流动本身，也强调那些支撑流动性得以发生的静止和固着[20,21]。正如John Urry指出，复杂流动性系统必然受到“不动”状态的人、物和空间设施的支持[22]。静止或固着性充当了流动的推动者，如公路之于汽车。流动和静止是一种辩证关系，相对静止为相对流动提供了一种系泊的条件。对流动系统和基础设施停泊系统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流动性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15]。为此，Tim Cresswell提出了“流动-静止-继续流动”的结构来理解复杂的流动性系统和现象，并强调将导致静止的因素及静止产生的意义纳入到流动性研究的范畴中[23]。静止发生的状态是多样化的，如David Bissell等介绍了有关主动静止形式的研究，指出人们总渴望在流动的世界中寻找“静止”的空间（如家）作为心灵的港湾与地方[24]。被动的静止则是如滞留等被困住的情况，如Phillip Vanini对渡轮及其依赖的沿海社区的研究发现，静止往往是由于流动必须通过某些基础设施和网络而产生的。也有一些静止是因为基础设施的损坏而产生的[25]。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临时静止，有时可能会产生政治的或诗意的效果[26]。在新范式中，流动与静止的关系是相辅相承的，二者既可以相互转化，又各自饱含意义，“流动-静止-再流动”的循环辩证构成了流动性实践的基本结构。
流动性作为旅游研究的新视角[27,28]，使得由旅游通道所构筑的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空间关系被凸显，流动成为一种与地方互动的方式和重要的旅游体验[29]。本研究所关注的道路旅行，是一种模糊了目的地与旅途的特殊的旅游流动，旅行者热衷于体验在路上的非效率且非舒适的流动过程，是一种“非理性”的旅游流动[30]。道路旅行是发生在旅游语境中的，且在道路空间中的特殊流动现象，区别于西方社会早期中产阶级青年道路漫游[31,32]和去“道路”语境的背包旅行。以流动性为根本特征的道路旅行中，道路空间成为旅行者可能参观和体验的“地方”[17,33]。因此，本研究区别于以往旅游研究聚焦于目的地空间中讨论旅游者的空间实践及其与地方的关系，转而将目光转向旅游通道，关注旅游者在道路空间中的流动过程，审视流动性影响下的旅游者空间行为与实践。

2.2 “流动力-粘滞性”分析框架

流动力（motility）概念最早被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用来形容流动的能力，是流动性重要的衍生概念。Vincent Kaufmann将流动力定义为“物品、信息和人等实体在社会和地理空间中流动的能力，或实体根据自身环境分配资源获得社会和物理流动的能力”[34]。流动力包含了现存的或者潜在的流动能力，这些能力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下，可通过不同方式被实现和产生不同的效果。个人流动力则受到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因素影响，比如人的体能、定居或流动的渴望、现代运输技术与通讯系统及其可行性、工作地点的时空限制等。
Kaufmann进一步将流动力分解为3组要素：可达性（access）、能力（competence）和应用（appropriation）[35]。其中，“可达性”强调外部环境与条件的支持和限制，是实现流动所需的可选择的设备、工具和服务等。在道路旅行中，公路本身便是可达性的重要表征，因此，分析道路空间的可达性对探讨旅行者流动的产生尤为关键。“能力”是流动主体利用外部可达性的能力，包括身体能力、流动必须获得的技能等，如身体在有限制的情境下可流动的客观能力，驾照等与流动规则和规章有关的技能，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等。能力是多方面的，决定着流动主体能否实现流动以及流动的距离和速度等。“应用”是指流动主体如何评估可达性和使用能力，通常受到流动主体的价值观、需要、习惯等因素影响，他们根据实际可达性及自身能力作出行动，流动计划和欲望是其重要表征方式[36]，也是流动产生的前提。可达性、能力和应用决定着流动主体的流动潜能能否转化为流动实践，通常涉及某种妥协、协商或管理。Kaufmann将这种协商或妥协描绘为个人抱负、生活风格和人格特质之间的某种平衡。流动不会自动发生，而是一种管理过程，涉及对流动性限制的对抗。因此，人们制定出各种策略来对付约束和限制，并将流动力转变为流动[37]。
与流动力相对应的，“粘滞性（viscosity）”的概念作为流动性范式额外的工具被提出[13,38]，Catherine Doherty结合Kaufmann的流动力概念将其进行发展，意指流动的结构性背景导致的障碍或影响，强调了其在促进和抑制主体流动力方面的作用，用以分析那些流动受限的情况[39]。Doherty认为，流动性不仅受到可达性、流动主体自身的能力和应用的综合影响，而且必须根据客观环境是否具有粘滞性而定夺。粘滞性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侵蚀或提高流动主体的流动力。其价值在于将粘滞性与流动力区分开来，在不排除“它们复杂纠缠”的情况下，将二者作为同一复杂系统的部分来讨论，进而可以解释不同主体的流动与固着能够在同一结构或系统中并存而不矛盾的情况[39]。Laurie Parsons和Sabina Lawreniuk使用粘滞性的概念对骑行者的研究表明，粘滞性不仅影响低流动性的个体，也影响高流动性的个体[40]。
因此，流动力和粘滞性为理解和分析同一系统中不同主体的流动与静止是如何发生的提供了理论基础。本研究尝试整合“流动力-粘滞性”分析框架（图1），将其应用于理解道路旅行流动的空间实践特征，剖析旅行者如何在与道路空间的互动中运用和协调“流动力”与“粘滞性”以塑造其特殊的旅行节奏和模式。研究透过道路旅行的空间实践问题讨论流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如何影响旅游流动模式的结构特征，有助于理解旅行者的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状态是如何转化的，进而在流动性和旅游研究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图1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3 流动的田野：川藏公路上的民族志

社会科学的“流动转向”引发学者反思既有的方法论能否科学准确地进行流动性问题研究，并催生了流动性研究方法的创新[41]。民族志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以追求对流动性的探索和认知具有更大的敏感性[42]。传统民族志从单一地点的深入调查走向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以及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起流动、待在一起、一起观察的流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43]，从而获得更直接、更清晰和更精确的理解。本研究即是采用流动民族志作为研究策略，结合多点民族志考察道路旅行的空间实践。
本研究关注的是川藏公路上的道路旅行。川藏公路是国道G318线的成都至拉萨段（图2），东起成都衣冠庙，西止拉萨市川藏公路纪念碑，全长约2155 km，是连接内地与西藏之间最为重要的通道。公路自东向西需要翻越12座海拔4000 m以上的高山垭口，路况险峻且通行难度大，但因为公路两旁密集分布着绝美的高品质自然景观和独特的藏地文化景观，公路也被称为“最美国道”。如今，川藏公路旅行备受欢迎，且有着徒步、骑行、摩旅、自驾等多样化的旅行方式。然而所有的方式均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其中徒步旅行需两月有余，骑行需20余天，徒搭大多需半月左右，摩旅和自驾则需一周左右。
图2 案例地川藏公路区位示意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Loca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研究者在2015—2022年间对川藏公路旅行开展持续性跟踪调查，前后共计6次前往川藏公路及其沿线节点调研，调研时间总计超120天。调研期间，以道路旅行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川藏公路旅行，并不断变换流动方式，采用驾驶摩托车、背包徒步、搭车等方式，与多类型的旅行者在某个时间段或某段旅程中一同流动，采用访谈、参与式体验和情境观察的方法，收集旅行者的旅行行为、体验等方面信息，并以此为据书写民族志文本。同时，选取公路的关键性节点（如成都、理塘、鲁朗、拉萨等）进行多点民族志研究，并以田野笔记、照片和非正式访谈等方式收集与道路旅行相关的信息。
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访谈共25人，访谈时间均在40分钟以上。此外，研究者共撰写田野日志38篇，记录旅行过程中的感受和所见所闻所思。通过搜集旅行者在旅行后的游记等网络文本作为分析数据。调研过程中，路上客栈的墙壁上、道路上（界碑、里程碑等）大量的涂鸦文字也同样作为本研究的重要素材。调研行程及关键受访者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被访者信息

Tab.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

编号 年龄 性别 旅行方式 行程/
田野点		 编号 年龄 性别 旅行方式 行程/田野点
ZC 27 男 摩托车旅行 成都-理塘 XE 28 男 摩托车旅行 理塘
XJ 25 男 摩托车旅行 雅安-理塘 YJ 26 男 自行车旅行 拉萨
JL 22 男 摩托车旅行 理塘-鲁朗 HQ 26 男 自行车旅行 拉萨
JE 20 女 徒搭旅行 鲁朗-拉萨 HD 18 男 自行车旅行 拉萨
CE 22 男 徒搭旅行 鲁朗-拉萨 WX 26 女 自行车旅行 拉萨
JW 25 男 自行车旅行 成都 GB 30 女 摩托车旅行 拉萨
AJ 24 男 自行车旅行 成都 YX 26 男 徒步旅行 拉萨
MM 28 女 徒搭旅行 成都 YF 27 女 徒步旅行 拉萨
LX 22 男 自行车旅行 理塘 LL 23 男 徒步旅行 拉萨
DC 23 男 自行车旅行 理塘 YY 37 女 徒搭旅行 拉萨
JK 28 男 徒搭旅行 理塘 CK 24 男 自驾旅行 拉萨
ZF 23 女 徒搭旅行 理塘 YQ 22 女 自驾旅行 拉萨
FG 30 男 自驾旅行 理塘

4 流动与静止的循环：道路旅行的空间实践

4.1 流动实践：旅行者流动力的协商与转化

流动是道路旅行的常态，川藏公路旅行者以追求道路空间中的流动体验为核心特征[4]，旅行者出发后便进入在路上的流动状态。流动实践是旅行者流动力协商与转化的结果，既是旅行者消弭空间距离的工具，也是身体与情感等复杂体验的生产方式。

4.1.1 可达性：物质空间作为中介

川藏公路的物质空间是旅行者流动力中可达性的核心载体。公路承担着旅游系统中通道的空间结构功能，既为旅行者的流动提供物质支持，并借助其节点、海拔、景观等多元物质性影响其实践过程与体验。正如路学研究认为道路因打破自然和地理阻隔而被视为建立社会和物质联系的工具，支持和塑造了流动性[44]。
川藏公路的可用和畅通是道路旅行者可达性的基础。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要道和著名的旅游公路，国家和地方一直致力于川藏公路的安全保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川藏公路世界级滑坡群102滑坡群和通麦至105道班段的整治改建，被公认为西藏公路建设史上的“难中难”。2012年，102隧道、通麦大桥和迫龙沟特大桥之间的桥隧相连彻底改变了该路段的“咽喉”顽疾。此外，老虎嘴、高尔寺、剪子弯等众多隧道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公路的通达性和舒适性，也因此强化了旅行者的可达性和流动的持续性。
与此同时，道路空间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开放性和组合性空间，包含公路本身和公路的节点空间，而节点在塑造旅行者流动中也有着特定的功能与意义。考察旅行者的可达性如何塑造流动实践，那些为旅行者提供吃、住、补给等服务的加油站、旅舍、餐馆、超市、村落等节点空间不可忽视，它们的存在实现了对旅行者长时间流动实践的支撑和辅助。如果将川藏公路旅行视作一场个人或群体主演的公路电影，节点便构成了推动情节发展或人物与事件展演的空间场所。如今，川藏公路旅行中能够提供多元服务的地方逐渐增多，如2011年川藏公路上的83家旅舍联合成立的“517318接待站®联盟”，为旅行者提供住宿、餐饮和救援等服务。各接待站年平均接待服务人次在3万人次以上，重要节点接待站接待人数超过10万人次。因此，公路为旅行者的流动提供了空间中介，支持和引导旅行者的流动实践。

4.1.2 能力：流动的技术与经验

川藏公路两千多公里的旅行路途遥远且需要翻山越岭，盘山路的曲折迂回与爬山的反复对旅行者的精神和身体都是巨大的考验，因此，旅行者流动的技术与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需要借助交通工具的骑行、摩旅和自驾，还是徒搭和徒步，都需要旅行者具备相应的“技术”。如研究者采用的摩旅，驾驶技术和驾驶证是摩托车旅行得以成行的前提。川藏公路旅途上多次遇到边防和交通安全检查，持有驾驶证是必要的通行条件。因此，研究者先学习了如何驾驶摩托车并考取驾驶证，在出发前反复练习“点火启动、握紧离合、加1档、慢慢松离合同时加油、起步后换挡”等一系列驾驶动作。尽管如此，仍然由于技术不成熟而在旅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影响了旅行行程。
骑行作为人力和机械合作实现流动的旅行方式，骑行技术也有着重要影响。骑自行车本身并不难，但在川藏公路骑行与日常休闲骑行有很大不同。即使是骑车爱好者也会在行前加强适应性训练，如骑行者YJ所说：“平时就喜欢骑车，经常从泰山骑去莲花山，出发前专门跑到天烛峰路练习了一个星期上下坡，这里爬坡多，跟我们平时的地形不太一样，需要准备”。面对川藏公路复杂的路况，如何在上坡时踩踏，如何在下坡时控制车速，如何调整档位等技巧十分重要。恰当的技术不仅是获得良好体验的手段，也能增加完成川藏公路骑行的可能。
即使是无需操作交通工具的徒步和徒搭，旅行者流动的“能力”同样重要。徒步实际是川藏公路上难度最高的旅行方式，在曲折的高海拔公路上背包负重行走，经历缺水缺粮、风吹日晒、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用脚量路无疑是对身体和毅力的挑战，而旅行者徒步的经验和节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不确定性最高的徒搭而言，如何能够更快速的搭车同样需要方法，这些方法涉及性别、身体、语言等要素的互动和展演，如公认的最佳搭车组合是一男一女作伴，女性因为高亲和力与低威胁性而相较男生更容易成功搭车，就像JK所说：“女生本身就是搭车的技巧”；有着身背旅行包、手拄登山杖的典型徒搭者装扮的人更容易搭到车，暗含徒搭者与被搭车车主之间基于外在形象确认的互动。
旅行者流动的技术与经验是其流动力中“能力”的重要要素，因而对道路旅行流动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旅行方式因其流动工具等的差异，旅行者所需的“能力”各不相同。道路旅行中的流动实际上是一种涉及驾驶、骑行、行走等多种流动技术的综合性技能实践。

4.1.3 应用：流动的意愿与计划

旅行者长时间和持续性流动得以实现，需要其对可达性和流动能力进行评估，从而明确流动意愿并制定流动计划，将流动力转化为流动实践。对旅行者而言，川藏公路是一条通往西藏的朝圣之路。正如骑行者JW在谈到骑行动机时所说：“很早之前就非常好奇，非常向往，总觉的很神秘。自己了解的和听别人讲述的多了，就会更加想来，就当是圆自己一个梦想”。旅行梦想塑造了旅行者强烈的流动意愿，旅行成了为梦想而做的努力。
旅行者做出评估和决策后会收集信息，参考前人的经验制定旅行计划。正如受访者LX所说：“我从寒假就开始准备，大概准备了半年的时间，出发前从看攻略开始，一点点整理自己的路书，从一辆简单的自行车开始慢慢的添买装备”。2008年网络上开始出现的《川藏骑行·波尔攻略》，是其作者“波尔”根据前人和本人的骑行经验整理而成，逐渐成为骑行川藏公路最重要的指南。该指南每年都会更新，内容涉及川藏线概述、路况消息、危险路段、藏区禁忌、行程计划、衣食住行、装备清单等三十几项内容。按照波尔攻略给出的行程和计划，在不遇外力阻碍的情况下骑完全程需要25天左右，其中包含在康定、理塘和波密的3天休整。受访者AJ便是严格按照攻略规划骑行，途中无搭车也并未遇到道路塌方。骑行流动模式是一种“打卡式”的定点流动，基本不会偏离公路，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合自己和车队的速度，有规律和有恰当频率的骑行更容易坚持骑完全程。攻略是道路旅行者的旅行计划和路书，其价值在于让旅行者能够获取足够信息并相对自主和自由的完成旅行。

4.2 静止实践：道路空间的多元粘滞性表达

道路既可以增强事物的流动性，也可能导致静止和固着性[45]，这在川藏公路旅行中也有明显体现。川藏公路道路空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生产了“障碍”“景观”和“关系”三种不同类型的粘滞性，进而塑造旅行者空间实践中多元的静止状态与体验。

4.2.1 障碍粘滞性：被动减速

公路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物理特性（高原、崎岖、灾害等）制造了复杂的障碍粘滞性，对旅行者的空间流动产生影响。公路常因地质灾害或修路导致石渣路、涉水路等糟糕的路况；地处高原，因气压低氧气稀薄而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极端天气变化多端，旅行者时常在暴晒、暴雨、冰雹……的循环中穿梭，这都构成了影响旅行流动速度与节奏的障碍粘滞性。
尤其是，川藏公路的环境脆弱性高，公路沿线的物理暴露程度大且危险性大[46]，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在沿线分布集中、活动频繁且暴发规模大，仅西藏境内的公路沿线就有341条各种类型的泥石流沟谷。每年的旅行高峰期同时进入雨季，路上随时可能会遇到暴雨导致的滑坡、泥石流及塌方。调研期间，研究者遇到多次类似情况，如雅安天全火夹沟等多处塌方导致道路中断，芒康县境内发生连续强降雨导致海通沟路段发生99处泥石流和塌方灾害，上千旅行者遇阻被困。直至道路断通18天后，该路段才全部抢通。一位遭遇此次道路塌方的骑友“云雾散去晴满天”写道：“七月二四，巴塘芒康，三一八道，大小中雨，从早到晚。澜沧江水，如同猛兽，撕裂路基，冲跨路面。高山巨石，滚滚而下，瞬间封路。塌方碎石，处处可见。我之通过，提心吊胆，不被挨砸，全凭运气。就在前日，一车落沟，瞬间无影。修路工曰，我之五年，未遇此水。咋日大树今日无踪，呜呼天路西藏318，说古时蜀道之难，谁知今日你更险”。频发的自然灾害常常造成道路断通，这种障碍粘滞性造成旅行者被动的停滞，旅行中断或放弃原来旅行计划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研究者在理塘的见闻：“来自聊城大学和山东建筑大学的四名大学生，骑车到理塘才知道路断了，无奈之下只能放弃骑车，将自行车打包寄走，回康定坐飞机去拉萨。队长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出发前曾在网络上众筹经费，曾信誓旦旦定要带着小伙伴和别人的支持征服川藏线。无奈天不遂人愿。队长说很对不起小伙伴和那些资助自己的人，不知道下次是否还有这样的决心和机会”（摘自田野笔记）。障碍粘滞性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被动静止，旅行者会因此选择绕行或改变交通方式，这就形成了道路粘滞性对旅行者流动模式的改变与重塑。

4.2.2 景观粘滞性：主动停留

川藏公路沿线自然景观壮丽秀美，藏地人文风情独特，形成了一条高密度分布着高质量景观的廊道。2006年，《中国国家地理》第10期以“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为主题全面呈现G318国道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评价其为“带状的世界级景观长廊”，认为“中国高品质的景观集中呈现于其两旁或周边的大道，是一条能够代表中国自然景观水准、体现中国山水之美的大道”[47]。
从景观数量来看，公路沿线分布着百余个自然和人文景观，均位于公路两侧30 km范围内，道路景观丰富度和景观吸引力极高，每一处都值得旅行者停留。在路上的流动本身就伴随着对路上景观的观看和体验，像受访者ZF在旅行日记中写到：“这是最美的一路，穿越阴云下最原始的高山牧区。无数隧道，无数草场，无数藏居，无数许愿堆。在卡子拉山4718米的山顶，看着很厚的云，稀薄的呼吸里夹杂着碎雨”。描述了其在路上的景观体验。这些“流动的景观”或许没有引发旅行者的长时间停留，但也依然让旅行者放慢速度或短暂驻足，而那些道路的附属景观则进一步强化了“景观粘滞性”，引发旅行者更长时间的主动停留。如许多人正是因为理塘周边的毛垭大草原、格聂神山和长青春科尔寺等闻名遐迩的景观选择在理塘停留。受访者ZF在理塘停留数日便是为了去格聂徒步，并等待即将在毛垭大草原举办的国际赛马节。类似的例子还有如旅行者驻留新都桥前往塔公草原、驻留天全前往牛背山、驻留林芝前往巴松措等。由此，川藏公路本体空间中“流动的景观”和附属空间的景观吸引物共同构成了道路的景观叙事，生产了一种“景观粘滞性”，进而塑造了旅行者或长或短的主动停留，建构着旅行者流动与静止的实践和多元的景观体验。

4.2.3 关系粘滞性：不确定性驻留

旅行者在流动中不断与川藏公路上的节点、地方、人群和事物等相遇和互动，构建着人与地方的联系和人与人的交往，旅行者的流动性实践成为生产和塑造新的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48]。道路节点不仅是道路旅行的标志，也因为旅行者的停泊而被融入了丰富的故事和情感。沿途的旅舍便是旅行者互动交往、分享经验与故事、不断生产道路旅行文化的地方。这些旅舍，无论是空间设计、装饰风格还是提供的服务，都有着浓厚的与公路有关的旅行文化特色。住宿以设施相对简单的多人间为主，填充着藏式元素的公共空间，房间和走廊的墙上都是旅行者涂鸦……这些旅舍成为了带有道路旅行文化标签的地方，旅行者在这里停留并与本地人、其他旅行者发生互动，就像研究者在田野笔记中记述的那样：“在青旅的二楼上，一群旅行到此的人在玩游戏……大家互不认识，只是因为共同的空间和共同的游戏，玩了很久也没有散意。玩游戏成了青旅中认识朋友拉近关系的好方法”。旅舍中的互动构成了旅行者在路上的重要体验，如受访者YY在旅行日记中写到：“很喜欢这种放得开的跟住客打成一片的老板，他们的热情让你会有一种自然的熟悉感。出门在外，熟悉感是十分难得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愈发的熟悉起来，聊过往经历，谈困惑迷茫”。互动让旅行中的漂泊感和孤独感得到了纾解，这种关系的延续甚至成为改变旅行者行程的重要力量，像受访者CE所说：“理塘的夏天（青年旅舍）给我一种想要留下来的感觉，所以不管后面的行程，就想多住几天”。研究者在理塘调研时住宿在青年旅舍，常有人临时决定多住几日，也常有与客栈老板相识的旅行者路过理塘停留。
作为东道主的旅舍经营者是道路旅行中必然会遇到的群体，他们与旅舍共同构成了旅行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川藏公路旅行者热衷于青旅一类的旅舍，不仅住宿价格实惠，更因为这些住宿空间实际上构成了旅行世界中无数个有着旅行文化标签的“微空间”，充满了主客和旅行者之间的互助、分享等社会交往，正如受访者YX讲到：“大家都是这种状态，没有事业背景，也没有利益纷争。大家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我愿意跟大家聊天，也不怕你们笑话，这些年的伤心事实在太多了……讲讲这些事情心里也舒畅”。旅行者和东道主使用“熟悉的陌生人”的相处方式塑造了一个彼此舒适的空间，类似于奥登堡的“第三地”（the third place）[49]，这种开放的空间是旅行者可以暂时停留的地方。流动的人与静止的人混杂在一起，沉积和叠加不同类群的人书写的“空间故事”成为吸引旅行者停下的要素。反过来，社会交往及其所表征的旅行文化共同建构道路旅行者的身份和道路节点空间的意义，使得节点成为关系生产的空间，形成了某种“关系粘滞性”，为旅行者随机性的或者在计划外的不确定性驻留提供了更多可能，而停留与静止则成为道路从“流动空间”走向“有意义的地方”的基础[33]。

4.3 交替循环：旅行者流动力与道路粘滞性的互动

在路上的流动和节点空间的静止都是道路旅行者的常态，静止是旅行中某个阶段连续流动后的必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静止，往往都是为了更好地流动。因此，流动与静止的交替循环构成了道路旅行者的空间实践模式，不同类型的旅行者流动有着相似的结构一致性，即“流动-静止-再流动”动态循环，流动与静止实践是相辅相承的。这一实践模式正是对Cresswell提出的流动性框架的印证，强调流动与静止的相对性，二者均是流动性实践的重要方面，需要关注其影响因素和产生的意义[23]。
“流动-静止-再流动”是道路旅行空间实践的相似结构，也存在诸多变化和差异。比如，静止的引致因素多样导致不同的静止状态、时间和体验。静止后的“再流动”也有分异，再次出发时的身体、情绪和心态受到静止时的身心体验影响，“再流动”有时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有时可能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毅力，如在道路塌方后，路况变得更加未知和危险，“再流动”便意味着更多的冒险。此外，流动也有快慢、远近之分。这意味着道路旅行空间实践模式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流动力-粘滞性”的相互作用关系能够为道路旅行空间实践的发生机制提供解释。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旅行者流动力的可达性、能力和应用共同塑造了其在道路空间中的流动实践。而各类静止实践的发生则与道路粘滞性相关。当不同的粘滞性与流动力的关键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时，旅行者的空间实践相应产生不同的状态结果，即当旅行者流动力中的关键要素得到满足时，旅行者将处于流动或再流动的状态，而当流动力中的关键要素受到来自粘滞性的作用时，将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不同类型的静止状态。
具体而言，川藏公路的障碍粘滞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旅行者的可达性，即影响了旅行者对道路空间及其流通性的使用，公路的整体路况限制了旅行者的流动速度，即使是自驾、摩旅的旅行者也不能像在平原地区宽敞的公路或高速公路上一样急速流动，使得道路旅行成为一种相对慢速的旅行，而道路损毁和断通则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旅行者对公路的使用，使得旅行者被迫停滞。同时，公路的通行条件变差增加旅行者流动的难度，进而要求更高的流动技能，即是说障碍粘滞性降低了旅行者原本所具有的流动技能应实现的流动效能，对像研究者一样因路况而受伤的旅行者而言，障碍粘滞性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甚至剥夺了流动的能力。而从川藏公路旅行整体来看，完成旅行全程常常被视为旅行者“流动能力的增长”，意味着一种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的获得[50]。此外，障碍粘滞性也会对旅行者的流动意愿产生影响，像遇到多次泥石流的受访者JW所说：“刚一出发就遇到了连续降雨，然后天全火夹沟、磨房沟还有新沟接连塌方全都遇到了，这才刚刚开始，后面可咋搞，今年雨水特别多，路况就更危险，前面还不知道遇到什么，你想想都可能会放弃”。因此，障碍粘滞性对旅行者流动力的影响是多面向的，是降低旅行者流动力转化为流动实践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塑造旅行者被动慢速与静止的关键要素。
道路的景观粘滞性与关系粘滞性对旅行者的流动力有着相似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均降低了旅行者的流动意愿，促使旅行者由流动的状态转变为在特定地方“相对静止”的观看、活动与体验。因此，景观粘滞性和关系粘滞性生产的是一种主动的静止。然而，两种粘滞性对旅行者流动意愿的减弱具有时空特定性，即作用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从整体来看，两种粘滞性在某种意义上又对旅行者的流动具有正向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对道路旅行者构成了一种前行的吸引力，这也促使旅行者空间实践中“静止”向“再流动”的转化。

5 结论与讨论

备受关注的川藏公路道路旅行在新的旅行文化生产与旅行时尚创造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关注道路旅行的流动性空间实践是如何在旅行者与公路的互动中发生的。基于流动性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构建“流动力-粘滞性”分析框架，剖析道路旅行的空间实践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川藏公路旅行的流动实践是旅行者通过协调其流动力的可达性、能力与应用等关键要素的结果。其中，川藏公路不仅承担着通道的空间结构功能，同时借助多元物质性影响旅行者的流动实践与体验。道路旅行流动是一种涉及驾驶、骑行、行走等多种流动技术的综合性技能实践，不仅将旅行者的身体穿越空间实现位移，而且塑造了流动的节奏以及特定的地方和景观被感知与体验的方式。此外，对于大尺度空间中的长时间旅行，旅行者的计划和流动意愿至关重要，决定着旅行是否能够得以完成。
静止与流动共同构成道路旅行者的空间实践，静止实践主要受到道路粘滞性的影响。道路粘滞性有障碍粘滞性、景观粘滞性和关系粘滞性等多元表达，旅行者的静止实践也因此有着被动减速、主动停留、不确定性驻留等多种形式，并被赋予了不同的实践意义，这拓展了以往对于旅行中停泊意义的理解[51]。静止不必然是负面的，“流动-静止-再流动”的无序循环构成了道路旅行者流动模式的共性结构，但同时表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旅行者流动力与道路粘滞性的互动为旅行者空间实践的发生机制提供了解释，道路粘滞性分别作用于流动力的不同关键因素，塑造旅行者空间实践模式中多元目的与表征的流动/静止实践及其转化。以往对道路旅行的研究探讨了不同类型旅行者的流动性体验[1,5]、社会关系[48]及流动的多重意义[3,4,31]等，而本研究则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解读旅行者在路上的空间实践，有助于深化对道路旅行行为特征及其影响的认识，进一步将道路旅行纳入流动性理论转向的研究范畴中，揭示了道路空间对于旅游流动的重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道路粘滞性对不同类型的旅行者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道路旅行者并非均质的群体，而是在流动的交通方式、旅行动机、流动力、旅行计划时间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其在处理道路粘滞性的作用时有显著的不同。比如，旅行者的技术和经验等流动能力不同，他们在面对障碍粘滞性的负面影响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应对结果是不同的；徒步、骑行和自驾旅行者在面对道路损毁等障碍粘滞性时表现出不同的灵活性，被动停留的时间和体验有显著差异；时间自由的辞职旅行者与利用工作休假的旅行者面对景观粘滞性和关系粘滞性时表现也不同。此外，尽管川藏公路上的道路旅行者以青年群体为主，如追求刺激的大学生和面临就业调整的青年人，但也有少部分面临中年危机或享受退休生活的中老年群体，以及父母带着青少年子女等等[4]，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差异同样使得其在旅行心理、流动能力及其流动与静止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构建“流动力-粘滞性”框架更多的是在一般性层面尝试分析旅行者的空间实践规律，对于背后的差异化和个体化特征需要更为具体的讨论，未来亦可尝试借助“流动力-粘滞性”框架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以形成对道路旅行者及其流动规律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本研究创新性整合了“流动力-粘滞性”分析框架，对“粘滞性”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拓展并尝试构建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突破以往仅用单一概念分析流动性实践问题的有益尝试，对话新的流动性范式所强调的“流动/静止”二元辩证关系[22]，呼应了学者们对“旅游中的流动实践不应是附带的目标，而应该也必然要真正成为问题”的呼吁[52,53]，丰富了新流动性范式下对于旅游通道的相关研究。此外，研究进一步启发旅游目的地开发实践，长距离道路型或线路型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管理需要关注旅行者流动与静止的双重需求，在保障大尺度空间流通的同时，在适当的地方构建和设计多功能的节点空间，考虑景观与节点的联动性，为旅行者的自由选择提供更多支持。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专家对本文优化文献综述的内容与结构、深化理论分析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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