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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4 , Vol. 43 >Issue 7: 1735 - 174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0970

Article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 YANG Xunyi , 1 ,
  • ZHANG Xiaotong 2 ,
  • WANG Zh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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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2. School of History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31

  Accepted date: 2024-03-03

  Online published: 202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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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unsystematic and incomplete urban population statistics in modern China, it was difficult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urban geography in the past. In modern China, there were a great many of towns without demographic data. The primary issue in modern urban geography research is how to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dataset of population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cities lacking population statistics. The main data of this article is the "List of cadastral places in important towns and towns of various counties and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1940s. It is a set of high-precision data sources for urban land us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can be seen up to now. This study mainly used the measured urban land use data of 172 towns in this dataset, combined with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1949 to 1950 recorded in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1980s and 1990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se data, a judgment method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and urban land area in modern typical regions is obtained.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re was a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 of towns in Hunan and the land area of towns, but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urban area was relatively small.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province ranged from 6.19% to 7.23%, and the land urbanization rate was 0.04%. (3) During the period,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county seats in Hunan was generally around 25000 people/ km2, while that of towns was roughly around 28000 people/ km2. Compared with the relevant data in the Jiangnan regi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county seats in Hunan is slightly lower, while that of town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4) In the 1940s, the total urban area,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Huna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 but there was no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urbanization rate, and administrative level. (5) The technical route of using high-precision measured modern urban land to estimate urban population is feasible, but estimating urbanization rate using land urbanization rate will be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land; urb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modern urban cadastral map; correlation; Hunan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YANG Xunyi , ZHANG Xiaotong , WANG Zhe .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 43(7) : 1735 -1749 . DOI: 10.11821/dlyj020230970

1 引言

近代中国城镇人口缺乏系统、全面、科学的统计数据，一直是近代城镇地理研究的基础性难题。由于有城镇人口统计的城镇数量较少，样本量长期低于200个，仅占近代城镇总数的10%左右，使近代中国城镇地理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城镇体系分析或区域城镇化水平研究长期受限。如何给近代绝大部分没有人口统计的城镇，赋予一套较为科学的人口数据，是近代城镇地理研究需首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探讨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关系，最基础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密度。1935年的“胡焕庸线”开创了中国人口密度研究的先河[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全球[2]、国家[3]、市[4]、乡镇[5]等空间尺度讨论了人口分布。近年来历史时期的人口分布愈发受到学者关注[6]，出现如“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HYDE）、“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CPGIS）等成果。相较于现代地理学的人口密度研究，历史时期人口密度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仍欠缺城镇尺度的微观研究。
城镇人口密度研究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城镇人口数量，二是城镇用地面积。但历史时期这两个数据都较难获得。城镇人口数量方面，人口是衡量城镇化的有效指标，目前大多数研究是为了估算历史城镇化水平[7,8]。中国历史时期虽有详细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但统计口径是行政区划内的人口总数，单独记载城镇人口的数据非常少。所谓系统的城镇人口多是一种估计[9]477。为解决此问题，获取历史时期相对系统、覆盖面较广的城镇人口数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利用城镇的150多个属性构建数据库，对城镇人口进行分级、分类，推算各类城镇的人口[10]。但此类推算的结果并不可靠，曹树基就对此提出质疑[11]。
城镇用地面积方面，明清以来，官方频繁修志留下大量史志资料，何凡能等学者利用史志资料中有关城垣周长里数的资料，重建了清代本部18省的城镇用地面积，在利用历史资料重建城镇用地领域首开先河[12]。Liu等[13]、林忆南等[14]，则采取另外思路，使用现代土地利用格局去推测历史时期城镇用地规模。后来，万智巍等[15]、Xue等[16]认识到以城垣周长为基础数据可能会导致误差，遂用20世纪上半叶编制的大比例尺地形图，以城垣为标的物，借助GIS测量城池面积，计算城镇用地。江伟涛利用地形图对江南人口进行估算时，也注意到用城垣计算城镇面积，会因建成区的区别导致城镇人口密度差别较大，故做了分类讨论，并直接测量了无城墙城镇的建成区；此外，该文还证明了民国时期的地籍测量数据误差最小，最接近真实，并以句容为个案，利用地籍数据揭示了城垣内拥有一定比例的农用地与未利用地[17⇓-19]。
综上，以往研究存在以下问题：① 对城镇形态和规模的确定多依据城垣和经验进行判断，并非实测，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② 对城镇土地用途无法精确判断，笼统认为城垣内的土地都是建设用地而忽略除建筑用地、道路用地以外的土地用途存在，使城镇用地面积计算结果有偏差。③ 高精度研究只是个案，缺少大范围的研究。本文利用1940年代《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的实测地图所提供的目前学界所见较高精度的近代省域实测城镇用地数据，根据城镇具体形态，按照土地用途计算城镇用地面积。同时，以各县市20世纪80、90年代编纂的地方志中披露的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数量为基础，探讨民国城镇用地和城镇人口的关系。

2 数据来源与技术路线

本文所述湖南与今日的湖南范围一致，地理位置24°38'N~30°08'N，108°47'E~114°15'E，总面积204771 km2。1949年，湖南有2市、77县、104建制镇[20]10。本文研究对象为1947年编印的《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所载之2市、74县城、96市镇，共计172个。该数据也是《湖南省志·建设志·城乡建设》中1949年底全省城区面积和各县市镇区面积的根据[20]26-33。

2.1 数据来源

2.1.1 城镇用地数据来源

1947年湖南省地政局编辑出版的《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下文称《地籍一览图》），是本文城镇用地的数据来源。湖南省地政局负责全省土地管理，自1929年起着手全省的地籍测量。至1945年，全省地籍测量共施测基线8条，天文点6个，三角点3453个，干导线点409250个，交会点3048个，户地测量近49万hm2（735万亩），绘制各比例尺地图19409幅，地籍公布图46298幅，区地籍图50幅[21]。湖南省地政局依据前述大比例尺实测地籍原图，将全省各县市重要城镇缩绘为《地籍一览图》，比例尺范围在1:50000~1:1500。该图各城镇均按该城镇的范围测量。其图式采用当时中央测量机关统一图式，用黄色斑块表示房屋、绿色斑块表示河流、双线表示道路，并将政府、学校、祠堂、庙宇、教堂、桥梁、池塘、堤防、森林、田、园、坟、荒地、城墙、铁路、乡镇界用各类符号标出，为城镇用地的复原提供了数据基础。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基于地政局前期扎实的测量工作，《地籍一览图》所载各城镇均附有《面积统计表》，对该城镇的土地按1944年《地籍测量规则》[22]分为宅、田、林、矿、水、道、荒、沙、杂9种用地类型统计面积数和起数。根据《地籍一览图》和《面积统计表》可确定湖南各城镇的形态范围及土地用途。《面积统计表》是各项实测数据的汇总，实测数据是绘制《地籍一览图》的基础。由扎实的实测数据绘制的地籍图，在其他省份偶有所见，但根据实测地籍图缩绘而成、全省成体系的《地籍一览图》，目前仅此一份。比例尺越大，地图精度越高。《地籍一览图》中87.79%的地图比例尺都在1:10000以上，大于目前普遍可见的近代大比例尺（1:50000）军用地形图，实是近代较高精度的城镇用地实测数据。
图1 民国湖南城镇用地位序-规模

Fig. 1 Rank-size of urban land in Huna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2.1.2 城镇人口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80、90年代湖南各县市新修地方志，获取了2市、68县城、42市镇在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 1985—2000年，湖南各市、县（区）方志编纂机构共编纂地方志近200种，分别由湖南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等31家出版机构出版。上述地方志刊载了当地从远古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发展情况，部分地方志记录了当地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使用这套数据的原因是：① 民国时期湖南无全面的城镇人口统计，以往历史人口研究常用的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不理想。由于湖南“一普”前经历了土地改革，一批在城镇生活的人口返回农村，故“一普”数据无法反映民国湖南情况，并且“一普”分县城镇人口数据未公开。② 1949—1950年，公安机关通过户口登记掌握了全省人口数据，尤其是城镇人口数据。1949年底湖南省公安机关对城镇实行常住户口登记制度，至次年底全省各城镇普遍整顿街道门牌，登记户口，城镇居民发放户口簿[23]。譬如常宁县1949年11月对县城户口进行清查，1950年又对城关、松柏两镇进行户口登记[24]。澧县1950年完成津市、城关、新洲三镇的户口登记[25]。辰溪县1950年清查登记城关区户口[26]。根据人口史学家验证，1949—1953年间湖南公安机关掌握的人口数据相当精确[9]179。故1949—1950年的数据是衡量民国时期人口的最佳数据。③ 目前没有任何公开资料，集中将前述的公安机关统计的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按县市公开。本文另辟蹊径，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编纂的地方志，对1949—1950年的县城人口和个别市镇人口有所披露。本文据此汇总，获取了湖南112个城镇的城镇人口。
由于抗日战争给湖南造成过人口损失，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能否代表民国时期城镇人口，尚值得考察。根据人口史家的考订，湖南人口1911年为2372.35万人，1931年为2884.73万人，1936年为2829.37万人，1946年为2870万人，1949年为2986.69万人[9]177-179。从宏观上看，抗战前湖南人口的高点为1931年，1949年的人口同1931年基本相当，故其在整个民国时期有一定代表性。民国湖南只有长沙有较为连续的城镇人口统计。1933年长沙人口有39.56万人；1937年8月，因抗战大量人口内迁，人口激增至54.46万人；文夕大火后，大量人口疏散，人口降至最低点，仅12.75万人；抗战胜利后，由于大量人口复员，人口回升至42.16万人[27]。1949年人口38.34万人，符合民国时期一般情形下长沙的人口情况。此外，对广岛、长崎[28]和战后越南[29]的研究都表明，战争结束后，人口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到了战前状态，如前文所述，湖南也是如此。由于1949年距1945年抗战结束已有4年时间，且解放战争期间，湖南大部被和平解放，故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能反映民国时期湖南的城镇人口情况。

2.2 技术路线

2.2.1 城镇用地和城镇总面积的定义

城镇用地指城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土地，包括城镇建成区和规划控制区[30]220。但至1948年底全省仅有2市6县（镇）制定了规划[20]45，绝大部分城镇并无规划，故本文城镇用地只能计算城镇建成区。城镇建成区是城镇区域内实际建设的建筑集中连片区和部分郊区与城镇有密切联系的城镇基础设施用地[30]220，对应《面积统计表》，应是“宅、道”两类用地。故本文城镇用地按“宅、道”两类地之和计算。城镇总面积是《地籍一览图》中各城镇范围的总面积，对应《面积统计表》中9种用地面积之和。

2.2.2 《面积统计表》的一致性检查

附有《面积统计表》的地籍图，是近代地图史中极为罕见的孤例，有必要对统计表的数据与《地籍一览图》进行一致性检查，才能进行后续的使用。故本文也使用传统的地图数字化手段，获取《地籍一览图》绘制的宅类土地面积，并与《面积统计表》交叉比对。《地籍一览图》虽未标有经纬度坐标信息，但有标示距离的网格，以图中展示的地物信息（如道路、城墙、河流）为控制点，结合网格，与天地图卫星影像反复比对，在GIS软件中对169个城镇的地籍图进行配准。按其他学者对近代县城地籍图的研究，宅类土地除房屋外，还包括“基”等[18]。基于此，本文将图上标为“房屋”“基”“坪”的土地归为宅类土地，利用GIS软件绘出其范围，并统计其面积。结果显示，地籍图绘制的宅类土地面积同《面积统计表》的宅类土地面积的比值平均值为101.23%，中位数为101.49%，几乎一致。75.74%的城镇，两者的差值在20%以内，44.38%在10%以内。城镇总面积也呈类似的情况。故可认为《面积统计表》与《地籍一览图》图面数据相符，一致性较高。由于《面积统计表》是实测数字，而各城镇《地籍一览图》是由少则数十幅、多达数百幅的实测大比例尺地籍图缩绘而成，其中难免会有误差，且使用前述传统GIS手段也会增加城镇用地的测量误差。所以，《地籍一览图》所附《面积统计表》实是更为准确、难得的实测数据，故本文采用《面积统计表》中的数据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

2.2.3 城镇用地面积与城镇总面积复原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城镇用地面积并非城镇总面积。城镇用地是城镇建成区，是城镇总面积中的一部分，是《地籍一览图》和《面积统计表》中表示宅、道两类土地的面积。城镇总面积包含《地籍一览图》中的所有地块，是《面积统计表》的总面积。《地籍一览图》中的城镇范围可分三类：一类与行政区划一致，城镇即是行政区，如益阳、渌口；一类空间上跨越了行政区划，为数镇或乡的结合，如湘潭、醴陵；一类如传统社会，以城垣及周边的关厢地区作为城镇范围，如嘉禾、黔阳。无论为何种类型，出现在《地籍一览图》中，都代表时人对城镇范围的认识。计算可知湖南全省的城镇总面积为573.33 km2，总城镇用地为73.02 km2，城镇用地占比12.74%。其中长沙市、衡阳市测量的是市级行政区划面积，南岳市包含了部分衡山景区导致城镇总面积过大，极大地提高了城镇总面积的总量。将三者的数据剔除得出城镇总面积为166.98 km2，城镇用地为49.55 km2，城镇用地占比29.68%。

2.2.4 城垣面积的复原

本文也复原城垣面积，将其与前述城镇用地面积比较。将《地籍一览图》配准后，根据图上各城镇的城垣范围，绘出各城镇城垣的具体范围，并统计其面积。

2.2.5 位序-规模法则

位序-规模法则是城镇体系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理论，可以反映城镇规模和位序间的定量关系。本文引入位序-规模法则，基于民国湖南城镇用地讨论近代湖南城镇体系。公式如下：
P i = P 1 r i q
式中：Pi为所有城镇按城镇用地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镇的城镇用地；ri是第i位城镇的位序；P1为城镇体系中首位城镇的城镇用地；q是齐普夫指数，用于描述城镇用地和位序间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对此表达式两边分别取对数，可得：
l o g P i = l o g P 1 - q l o g r i
当q接近1时，说明城镇用地分布接近理想状态，整体较为均衡；当q>1时，说明该区域城镇用地分布较为集中，大城镇的城镇用地规模较大，小城镇的城镇用地还有待发育；当q<1时，说明该区域城镇用地分布相对分散，大城镇的城镇用地规模不很突出，小城镇的城镇用地相对较大。

3 民国湖南城镇用地分析

3.1 城垣与城镇用地的关系

以往研究中，城垣是判定城镇用地边界的重要指标，但根据《地籍一览图》来看，城垣对于城镇用地边界的判定存在较大误差，至少在本时期、本区域不适用。
首先，1940年代湖南保留完整城垣的城镇有39个，仅占22.67%，其中市、县城中有37个，占其总量的48.68%，市镇中有完整城垣者仅2个。有限的城垣数量，使依据城垣判定城镇用地边界的技术路线的科学性大大降低。
再者，在当时测绘实操中，城垣内的土地也未必会被认定为城镇总面积。譬如道县城，在《道县县城地籍一览图》中仅标记了道县城南部的城垣和城内土地，北部的城垣和土地面积则未做标记。而道县城的城墙在1949年后方才拆除，1940年代城墙仍保存相对完好。根据1939年和1965年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可知，道县城垣内南部是城镇街区，北部是空地。可见，《地籍一览图》否认城垣内北部空地为城镇，未纳入城镇总面积。
最后，根据本文计算，在《地籍一览图》中保留城垣的37个市、县城中，城镇用地与城垣面积相近的仅占27.03%。全省城镇用地占城垣面积的平均比例在140%。大部分市、县城的城镇用地面积都大于城垣面积。
总之，在1940年代的湖南，绝大多数城镇无城垣，城垣不具有代表性。在时人认识中城垣内的土地并不完全是城镇总面积。从实际面积测量看，城垣面积与大部分城镇用地相差甚远，也远小于城镇总面积。故城垣面积既不能是判定城镇总面积的标准，也不能是判定城镇用地的标准。判定城镇用地的标准只能是建成区的面积。

3.2 不同行政等级城镇的城镇用地特征分析

1913年湖南将清代的府、厅、州改置为县，1920年实行省县两级制。根据《市组织法》，1932—1933年设与县同级的长沙市、衡阳市。根据《县组织法》县下设区，区下编乡、镇，后扩并乡镇，撤销县辖区。至1948年，湖南有省辖市2个，县77个，乡镇1173个[31]。
1916年按清代府州治所、学额和田赋多寡，将全省各县分为三等。1931年湖南按《县组织法》依据人口、财赋、面积和其他特殊情形对各县赋分，按分将各县分为三等。1939年湖南省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将全省各县分为三等六级。民国时期的市、县、镇的划分是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行政区划的综合结果，治所是各行政区域发展的集中代表，故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划治所，实质是不同等级的城镇。如此湖南各城镇可分等讨论，如表1所示。
表1 1940年代湖南各级市、县、镇城镇总面积和城镇用地统计

Tab. 1 Statistics for total urban area and urban land of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 at all levels in Hunan in the 1940s

数量 城镇总面
积平均数（km2）		 城镇总面积
中位数
（km2）		 城镇用地
平均数
（km2）		 城镇用地
中位数
（km2）		 城镇用地/
城镇总面积
平均数（%）		 城镇用地/
城镇总面积
中位数（%）
市 2 160.35 11.45 8.58
一等县 24 3.39 2.49 0.95 0.79 36.11 32.77
二等县 27 1.21 0.79 0.36 0.31 41.63 38.00
三等县 23 0.60 0.32 0.25 0.20 54.70 60.21
市镇（除南岳市） 95 0.41 0.16 0.12 0.08 51.11 51.34

注：由于南岳市城镇总面积包含部分衡山景区，统计口径有异，故统计中剔除。

以1940年代的县市分等对各级市、县、镇进行分类统计。如表1所示：① 城镇总面积和城镇用地随城镇的行政级别变化，行政级别越高，其城镇总面积和城镇用地的面积相对越高。② 市、县、镇三级的城镇用地总体差距巨大，但在县城内部随着行政等级的降低，差距也在缩小。从平均城镇用地上看，市比一等县多10.50 km2，是其12.04倍；一等县比二等县多0.59 km2，是其2.61倍；二等县比三等县多0.11 km2，是其1.46倍；三等县比市镇多0.13 km2，是其2.07倍。虽然市到三等县的城镇用地差在缩小，但三等县同市镇的差比同二等县的差要大，县与市镇间存在较大差距。③ 城镇用地在城镇总面积中的占比随行政级别变化，行政级别越低，城镇用地的占比相对越高。

3.3 城镇用地的位序-规模特征

借用位序-规模法则观察民国湖南城镇用地的体系特征。如图1所示：① R值为0.94，拟合程度较高，说明民国湖南城镇用地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② q值为1.24，大于1，说明民国湖南城镇用地分布较为聚集，并非理想的均衡结构，城镇用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大城镇，中、小城镇的城镇用地规模较小。③ 基于拟合线，城镇用地分布可以分为三部：头部城镇有17个，占9.88%，其城镇用地占全省的57.95%。头部城镇的用地占比虽高，且以市和一等县为主，但整体在拟合线的下方，说明仍有发育空间，其首尾落差较大，两者相差14.10 km2。大部分城镇聚集在拟合线的中部，占比达63.37%，除头部县城外几乎所有的县城都集中在此。中部城镇整体在拟合线上方，数量虽多，但用地落差很小，仅0.73 km2，说明一等县外中部城镇的等级差异并不突出，这与二、三等县间平均城镇用地的缩小是相符的。尾部城镇都在拟合线下方，几乎都是市镇，空间上都位于湖区、山区等难以开发的地区，故呈迅速下坠的趋势，说明尾部城镇的城镇用地不仅狭小，且彼此间的差距明显。

3.4 城镇用地的空间分布

城镇用地的大小有明显的空间差别。长沙市和衡阳市为省辖市，城镇用地广大，是全省城镇用地的当然核心。由于两市权重太高，严重影响全省的核密度分析，故将两市抛开看（图2），湖南城镇用地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点。在地势相对平坦、城镇用地面积较大的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和洞庭湖区，城镇总面积也相对较大，但城镇用地在城镇总面积中的占比较低，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城镇建设。在四水上游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城镇总面积较小，导致城镇用地在城镇总面积中的占比很高，如桑植县城达99.14%，水口更是达100%。
图2 1940年代湖南除长沙市、衡阳市城镇用地核密度分布

Fig. 2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urban land in Hunan (excluding Changsha and Hengyang cities) in the 1940s

除极个别案例，清代的省城、府城都是所在区域（省、府）城镇用地面积最大的城镇。本文计算结果，省城、府城和县城的平均城镇用地面积为14.93 km2、1.29 km2和0.44 km2。前人研究与此有不同，何凡能认为[12]，省城（长沙）、府城、县城的平均城镇用地面积为4.62 km2、1.38 km2和0.32 km2。其中，省城的认知差别较大，原因是长沙旧城垣以内所有土地均已为城镇用地，且城垣外有大片土地已开发为城镇用地，仅用城垣推算城镇用地显然忽略了城垣外的城镇用地。府城1940年代面积会略小于清代，也是类似原因。如澧县、永顺等城垣内存在大量空地，城垣外的城镇用地不能完全填补。另一方面，以城周里数通过几何方法推算面积也会存在误差，如常德城周长为6.11 km，按几何方法算，若城为正圆形、正方形面积分别为为2.97 km2、2.34 km2，但常德城垣实际面积为1.48 km2，故按城垣推算的城镇用地面积可能会大于实际。

4 民国湖南城镇人口与城镇用地

4.1 不同行政等级城镇的城镇人口和人口密度

1940年代湖南城镇人口分布，与城镇行政级别有巨大关系。如表2所示：① 城镇人口随城镇行政等级改变，城镇行政等级越高，城镇人口数量越大。② 市、县城、镇间的城镇人口总体差异巨大，但随着行政等级降低，差距在缩小。长沙、衡阳两市的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总和的16.85%。一等甲级的平均城镇人口比一等乙级多39488人，是其3.16倍；而三等甲级的平均城镇人口仅比三等乙级多917人。③ 传统社会的行政治所对近代城镇人口仍有影响，总体上府治人口大于县治，县治大于市镇。府治一般是当地人口最大城镇，但部分区域重要商业市镇人口会超过府治，譬如湘西地区的洪江镇、津市的城镇人口都超过40000人，不仅超过其府治，也超过全省94.29%的县城。
表2 1940年代湖南各级市、县、镇城镇人口和城镇人口密度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of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 at all levels in Hunan in the 1940s

数量 城镇人口平
均数（人）		 城镇人口中
位数（人）		 城镇人口密度
平均数（人/km2）		 城镇人口密度
中位数（人/km2）
市 2 294263 25719
一等甲级 4 57759 62707 29813 29181
一等乙级 20 18271 17106 25890 25077
二等甲级 11 9565 10000 20628 19815
二等乙级 14 7790 7309 27750 25860
三等甲级 11 5261 4181 19138 18886
三等乙级 8 4345 3421 20134 20544
市镇 42 5969 3159 28986 24302
县城 68 13285 9149 23883 22042
清代府治 16 31398 15246 23124 24724
清代县治 53 11435 7873 24148 21388
城镇人口密度是观察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关系最为直观的指标，城镇人口密度高，说明人均占地面积少，土地承载人口量大。1940年代湖南城镇人口密度最大者为临泚口，为88788人/km2；最小者为普迹市，为4997人/km2。平均密度为25830人/km2，中位数为23175人/km2。
本文的城镇人口密度没有较为明显的按行政等级递减的特征，行政等级与人口密度间似乎无必然联系，城镇用地最大、城镇人口最多的市并非人口密度最大者，其人口密度较为接近平均城镇人口密度。二等甲级县县城、三级县县城的城镇人口密度基本相当。传统社会中的府治和县治的城镇人口密度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互有大小，两者差别不大。府治与县治的地理条件都较为优越，利于开发，人口密度都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两者出现人口规模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镇用地规模的差异。而城镇用地规模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社会的制度惯性使然。

4.2 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关系

将城镇用地、城镇人口、城镇总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线性相关性十分显著，R值为0.985（图3a）。城镇用地与城镇总面积、城镇总面积与城镇人口也具有较强线性相关性，R值分别为0.760和0.744（图3b、图3c），但两者都低于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说明两者的相关性不如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显著。
图3 1940年代湖南城镇用地、城镇人口与城镇总面积

Fig. 3 Total urban area,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Hunan in the 1940s

既然已经确认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之间有极强的线性相关，不同的城镇类型是否存在区别将值得分析，具体分为市、县城、市镇3类。由于市的数量太少，且密度一致故未进行讨论，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县城与市镇的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县城的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R值为0.870（图4a），市镇的则较低，R值为0.769（图4b）。县城的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
图4 1940年代湖南分类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

Fig. 4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land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Hunan in the 1940s

县城的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呈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且斜率与总的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斜率非常接近，与市的平均密度也较为接近。这说明市与县城都符合此线性关系。市与县城等治所城镇，地理条件优渥，位置重要，多是人类最早的聚落，有着较为充足的拓展空间，经过近千年的开发，在无现代工程设备的条件下，其城镇规模已臻成熟，城镇人口密度处于合理区间波动。
市镇的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的关系R值不仅低于县城，且斜率也远大于县城。其原因比较复杂：① 处于山区、湖区的大型商业市镇，较之上级治所开发较晚，只能选择更恶劣的地形地貌区域建镇，所以地形受限，导致城镇用地有限。但历史时期大量人口的聚集又使得人口密度较高，从而使斜率增大。典型如洪江市、津市，洪江市是湘西最大商埠，但“面积为地势所限，狭仄如带”[32]；津市是澧水流域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但其地前濒澧水，后靠后湖，限制了城镇的扩张。② 某些市镇人口数字的异常：南岳市的面积统计中包含了南岳乡，面积扩大，而人口为南岳镇人口，两者不适配；冷水滩面积较大，在1944年被日寇占领，遭到屠杀，直至1949年人口仍未完全恢复至全面抗战前的水平，故人口偏少，导致相关系数降低。

5 讨论

5.1 民国湖南城镇化率

根据城镇用地和城镇人口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本文计算了《地籍一览图》中未知城镇人口的60个城镇的城镇人口数据（表3），并借此推算了民国湖南的城镇化率。
表3 1940年代湖南部分城镇的城镇用地和城镇人口

Tab. 3 Urban land and urban population of some cities and towns in Hunan in the 1940s

城镇 城镇
用地（km2）		 城镇
人口（人）		 城镇 城镇
用地（km2）		 城镇
人口（人）		 城镇 城镇
用地（km2）		 城镇
人口（人）		 城镇 城镇
用地（km2）		 城镇
人口（人）
永明 0.12 2959 乌宿市 0.03 606 青树坪 0.07 1573 新市 0.11 2617
溆浦 0.24 5976 文明市 0.17 4069 桥江市 0.10 2263 官垱市 0.12 2843
新宁 0.38 9496 文明市 0.03 586 潘家墟 0.05 1006 谷水市 0.07 1687
麻阳 0.17 4306 王家渡 0.02 304 南岔市 0.02 373 高亭司 0.03 618
怀化 0.05 1060 王村 0.09 2049 码头市 0.03 552 高村市 0.16 3930
古丈 0.01 162 塘村墟 0.03 576 马底驿 0.03 642 甘棠坳 0.03 505
长铺市 0.06 1411 唐门口 0.03 568 龙潭市 0.15 3640 复兴场 0.02 373
长安营 0.02 289 潭湾市 0.06 1326 龙家寨 0.05 1002 汾市 0.03 711
寨前墟 0.02 254 松柏市 0.12 2893 六都寨 0.03 652 底庄市 0.13 3050
皂角市 0.04 924 泗汾 0.04 871 老晃县 0.07 1747 城陵矶 0.14 3331
洋溪市 0.10 2331 双江 0.08 1900 九溪城 0.09 2190 茶峒镇 0.15 3602
洋际市 0.06 1388 寿佛墟 0.02 222 界首市 0.06 1246 草尾镇 0.14 3438
夏塘市 0.03 551 石湾市 0.06 1287 吉洞坪 0.12 2922 播扬市 0.08 1839
西岩市 0.02 454 沙田墟 0.05 1180 回龙市 0.04 972 波洲街 0.02 436
五峰铺 0.07 1552 泉溪市 0.10 2471 湖口市 0.03 520 柏家坪 0.04 906
通过推算得出，民国湖南城镇人口为184.78万人。按1949年湖南总人口为2986.83万人[33]计算，湖南城镇化率为6.19%；按1947年湖南总人口为2555.79万人[34]计算，湖南城镇化率为7.23%。近代湖南城镇用地总面积为73.02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0.04%。土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间的差距较大，以土地城镇化率测算城镇化水平应谨慎。
城镇人口的空间分布有如下特征：①民国湖南城镇人口以长沙和衡阳两个省辖市为中心集中分布，此外湘资沅澧各流域都有人口集中分布的核心城镇（图5a）。② 城镇人口的多寡也随行政等级变化，行政等级越高，城镇人口越多，传统社会亦然。③ 城镇用地比城镇人口更集中在大城镇，分布更不均衡。
图5 1940年代湖南城镇人口、人口城镇化率核密度分析

Fig. 5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1940s

以1947年各县人口为准，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分布有如下特征：① 以长沙、常德为核心的湘东北区域、自沅陵至洪江市的沅江中游地区以及以郴县为核心的湘南地区为湖南省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图5b）。② 长沙的城镇化率最高，为29.06%，古丈城镇化率最低，仅0.25%，平均数为6.29%，中位数为4.61%，湖南各县市的城镇化率集中在2%~7%间。③ 城镇化率的高低未随行政等级变化，但传统社会中的府治城镇化率普遍较高，基本都是各区域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④ 沅江中上游地区虽然城镇人口不多，但该区域地形复杂，总人口较少，大量人口聚集在城镇，导致城镇化率较高，又因各县位置较近，导致核密度值较高。

5.2 与江南地区的比较

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具有典型性。根据前文，民国湖南县城的城镇用地人口密度约为25000人/km2，市镇的城镇用地人口密度约为28000人/km2，市镇人口密度略大于市、县。以往研究利用地形图估算江南城镇人口密度[17]，其县城、市镇的人口密度与本文计算结果存在差距。江南县城以10000人/km2以下者居多，占53.49%。与之相反，本文民国湖南人口密度在20000人/km2以上者高达县城总数的66.18%。
湖南县城的城镇用地人口密度大于江南，这似乎与历史常识不符。本文认为江南地区计算结果存在低估。技术路线上看，江南城镇地理研究多利用大比例尺地形图，以城垣为标的物界定城镇用地。以城垣为城镇用地标的物或存在弊端，即忽略了城垣内尚有大量空地，获取的城镇用地面积存在虚高，必然导致相应的人口密度的结果偏低。根据他人研究[17]，江南地区人口密度在20000人/km2以上者，城垣内空地极少，可视城垣内全都为城镇用地，与本文计算口径一致，具备与本文计算结果对比的科学性；在20000人/km2以下者，城垣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空地，而在10000人/km2以下者城垣内存在相当数量的空地，本文不再进行对比。最终来看，江南地区人口密度在20000人/km2以上的县城平均人口密度为28988.65人/km2[17]。由此，本文的湖南县城城镇人口密度略低于江南地区。
再考虑市镇的情况。江南无城墙的城镇都是市镇，其城镇用地就是建成区面积，这与本文城镇用地概念相符。此类江南市镇平均人口密度为18142.98人/km2[17]，与湖南省市镇的平均城镇用地人口密度在28000人/km2左右相距甚远。此结果还是与湖南地形相对复杂有关。江南地处平原地区，地形开阔，开发便利，其市镇城镇用地普遍大于湖南，人口密度维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湖南省以山地丘陵为主，在相对低缓的丘陵及山谷平原处，才能聚集人口，而市镇扩张受限，故人口密度较大。湖南省内的沅江、资江流域地形更为崎岖，人口密度大于地势平坦的湘江流域，和市镇人口密度大于市、县的原因也是如此。
因此，本文认为，近代城镇人口密度不仅取决于区域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当地的宏观地貌情形，毕竟近代中国的机械化水平较低，导致人们改造自然、拓展城镇发展空间的能力较为有限。

6 结论

本文利用1947年《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的各项数据和湖南各县市20世纪80、90年代编纂的地方志所载之1949年前后的城镇人口数据，获得了1940年代湖南城镇总面积、城镇用地面积和城镇人口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人口密度、城镇用地与城镇人口关系，讨论了城镇行政等级与城镇用地、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密度间的关系，并据此讨论近代湖南城镇人口分布与城镇化率。本文结论如下：
（1）从1940年代湖南城镇用地和城镇人口的回归结果来看，城镇人口数量同城镇用地面积高度正相关，同城镇总面积的相关性较弱。
（2）近代湖南的人口城镇化率在6.19%~7.23%间，土地城镇化率约0.04%。
（3）近代湖南，县城人口密度在25000人/km2左右，市镇人口密度在28000人/km2左右，市镇人口密度略大于上级的市、县。县城人口密度同江南相当，市镇人口密度显著大于江南。
（4）1940年代湖南城镇总面积、城镇用地、城镇人口的大小同城镇的行政级别呈正相关，行政级别越高，三者的数量相对越大。但城镇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同城镇行政等级无密切关系。
（5）从城镇用地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看，其散点分布偏离拟合回归曲线，尤其是头部城镇受限于湖南地形地貌的逼仄（相较江南），发展程度偏低。
（6）地理分布上，1940年代湖南城镇人口以长沙、衡阳为中心，各流域都有人口集中分布的核心城镇。综合来看，洞庭湖南岸和西岸的平原丘陵地区是1940年代全省城镇用地、城镇人口、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其空间分布也与当下湖南城镇人口分布较为类似。
（7）鉴于本文研究区域的近代城镇用地和城镇人口的强相关性，利用城镇用地估算城镇人口是一种可行的技术路线，但对历史城镇用地的基础数据要求较高。
（8）本文证明了以土地城镇化率为替代指标估算人口城镇化率的误差较大。由于城镇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聚集大量人口，其人口密度远高于非城镇地区，故用城镇用地估算城镇化率会显著低估。
最后，如何判定历史时期城镇用地是历史城镇地理研究中的关键难题。前人研究中普遍把城垣作为衡量城镇规模的指标。虽有研究者认识到利用城垣研究城镇用地的局限性，但如何判定城镇用地、建成区仍在探索。目前来看，使用民国时期编制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判定城镇用地，是一种可行的技术路线。之前学者[17]对无城墙城镇的人口密度的计算似乎证明了大比例尺地图中建成区面积的可靠性，但具体的情况仍需进一步讨论。本文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技术路线，即使用《地籍一览图》等地籍史料，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可以设想，如有类似的地籍史料，也可以将本文的技术路线推广到其他省份。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数据论证、结果分析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感谢李谷箫同学在本文数据整理中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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